安裕周記﹕古道照顏色
【明報專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翌日，起了個大早把所有印刷傳媒翻個底朝天。興許是早就消化獲獎消息，倒過來可以刨根究柢在周六清晨半線日光半線陰霾下把文字和圖片一點一滴吸收淨盡。有一張新聞照片是令人動容的，那是美聯社照片，七個漢子在北京街上，手裏持紙片，上面寫「慶祝劉曉波獲諾獎」。
對於應不應該在這階段慶祝劉曉波獲獎，抑或是待劉曉波出獄時再同慶功，這是階段性的不同而實質並無二樣。當然，從歷史長河的深邃視野來說應該是到胡佳譚作人都出來後慶祝也不遲。然而早報上的照片實在讓人感慨良多，清瘦的劉曉波刮光頭的劉霞還有北京街頭的七條漢子——當我們在冷氣間坐在電視機電腦前討論慶祝批評並對各種策略指指點點，劉先生和那七個人的身體力行更值得欽佩。因為在一個講幾句話不止要坐破牢底還要砍頭的國度來說，這些人真的不怕死，是的，他們真的不怕死。
中國的讀書人也許在今天的iPhone世代而言似乎迂腐了一點也過時了一點，可是當我們想起不到一百年前的今天，準確來說是九十九年前的今天，我們的祖輩仍是蓄長辮紮小腳不敢僭越犯上，就不得不感謝那些不怕死的人。一百年前，華爾街已經存在並有效運作；一百年前，英國已經君主立憲多時；也是一百年前，中國人民的頭顱可以像切菜那樣一整排一整排嚓嚓砍下來。人們以為，當推翻封建王朝共和來臨再及其後的共和國誕生，國人的腦袋可以不像切菜那樣切下。原來善良的人們搞錯了，人頭雖然保住，但身體卻給五馬車裂那樣東一塊西一塊。劉曉波沒有判死，這是中共可以振振有詞向外邊世界說的事實，可是，劉曉波的腦袋瓜呢，劉曉波的手腳呢，腦關在北京，手腳在遼寧。這便是我的祖國。
人頭關北京 手腳在遼寧
這些年，像劉曉波那樣具知名度或沒有知名度的異見人士捱打被扣坐牢不知凡幾，我手上有一份中國在獄異見者名單的其中一部分，我念幾個名字出來讓大家聽聽﹕何德普，徐偉，靳海科，陳道軍，羅勇泉，孫林，黃琦，齊崇懷，呂耿松，郭飛熊，黃金秋，鄭貽春，李國宏，許坤，毛恒鳳，張金鳳，劉永根，黃曉敏，左曉環，楊春林，張榮亮，黃相微，李建峰，李信濤，林順安，李旺陽，趙東民，唐林，黃偉，郭永豐……這些人是誰，海外根本沒幾個人認識甚至聽過。我是從在扣坐牢良心犯名錄找到的。相對於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胡佳，這些良心犯即將永遠湮沒於十三億人的汪洋大海，成為刑事犯的其中一人。直到刑滿出獄，從此找不到工作，天天被跟蹤監視直至死去。
生活在香港的大部分巿民，很難明白這些人為什麼面對如狼似虎的軍警特務還要出來示威抗議，其實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不是更好嗎。持這種犬儒態度大不乏人。到了譚作人判刑那天，香港電視觀眾看到令人熱血沸騰的一幕﹕幾個異見人士當警察面前拉開橫額示威，那是明知而作把自己送進監牢。但那些人頭也不回就做了。那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頭髮長長的漢子被塞進七座位汽車時，喉嚨有點發抖，血液往頭頂衝﹕好樣的中國人民。我想起了抗戰年代的舊照片，身上只有大刀，堆積如山的屍體。沒有前仆後繼的勇士，沒有以身殉國的氣慨，今天我們的母語大概不是德語便是日語，尋且要像李登輝那樣改一個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
我近年發現香港與一河之隔的祖國出現同化和異化。同化，是說我們開始處處從當權者角度看問題，小焉是和諧社會，把不同聲音歸納為反對社會穩定這一塊；大焉是人格突變後的朝北望。我本來打算翻資料找例子，一眼瞥到周六報上一個再沒有更貼切的人辦﹕劉江華。劉先生敢字當頭，完全跟中央口徑，說他暫看不到劉曉波有什麼貢獻。言下之意，也就是諾貝爾和平獎送錯了人。我猜，劉江華想說的便是這些潛台詞。劉江華從港同盟轉到民建聯後官運一帆風順，如今高任行政會議成員，是特區的領導人，講起話來有大國風範，這是活生生的同化實例。至於異化，便是香港的讀書人相對於大陸上的讀書人異化，更精準地理解，是香港的讀書人變成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香港讀書人不爭氣，早些時政制爭論，一幫人為賢者諱站到當權者那邊去，還巧言令色說那是務實主義抬頭。我不知作何回應，當內地讀書人冒死推動民主，明知不可為而強行為之，香港的卻丟城棄陣自投中共懷抱。星期五晚上我邊看劉曉波的電視新聞邊在想，這些念過幾年書的人今天不會出來回應劉曉波獲得和平獎了，原因不言自明﹕他們知自己不配。
談劉曉波 他們不配
這到底是為了什麼，讀書人一河之隔竟是兩個模樣，莫非應了橘踰淮而北為枳之說，這只能起古人地下而問之了。也許是的，時日久矣，任何物質都敵不住時光沖刷，何人格。不過，話得說回來，如果這僅僅是人格的異化也還算了，畢竟現實世界金銀財帛地位飯碗缺一不可，我最怕的是對真理的意淫。那是仗知識販賣者身分對真理上下其手，中國文化裏對知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膜拜，只道是學富五車，只要張開嘴巴旁人必就心悅誠服。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這種風氣難免日益遠颺，本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可是偏有一些叫賣知識的，當街販賣這些滲水吹氣的A貨真理，還大言炎炎說這些是貨真價實的物事。讀書人的獨立人格，在這場買賣裏化成裊裊輕煙。
劉曉波的政見說不上新穎，但人們敬佩他鍥而不捨的道德勇氣。共產中國之下，某些知識分子的氣節大卸八塊，然而更多具生命力讀書人精神卻令人訝然地留傳下來。到底中國（包括香港）的讀書人出了什麼事，竟然南轅北轍得這麼令人失笑莞爾，這是一樁很有意思的事，莫非讀書人真的要到生死臨頭國破家亡才會說真話？抑或是讀書人膝關節缺鈣而不能站直？這要從歷史裏找先例。我馬上想到的是哲學家馮友蘭。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回國後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他於三十年代撰寫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和四十年代於美國編寫的《中國哲學簡史》，是東西方的中國哲學入門必讀。
新中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馮友蘭十月五日寫信給毛澤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老毛回以「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自始馮友蘭由一介讀書人變成政治掮客。此後，每次政治運動，馮友蘭必定跟風，他批過林彪也批過孔子，一九七五年，他在《論孔丘》一書中自認批孔「是最大的幸福」。不旋踵，他委身江青，四人幫失勢，他被隔離檢查。馮友蘭的道路在我們有限的記憶裏很熟悉，是的，中國的讀書人不少便是像他那樣向老毛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芳」之輩。因此，人們對今天一些港內港外讀書人所說所為感到光怪陸離不應感到奇怪，因為早已有之，只是於今尤烈。
中國讀書人的於今尤烈
或曰，有人念洋書多了，背棄了中國讀書人風骨，這是以偏概全。英語裏有一句話叫A Man for All Seasons，這也是五十年代BBC電台一齣宮幃廣播劇的名字，內容是說十六世紀亨利八世的大臣莫爾（Thomas More），公開反對亨利八世再娶，結果落得被燒死的下場。事隔四百年，莫爾獲得梵蒂岡封聖，終告平反。以今天的道德標準而論，莫爾確有一點點食古不化，但敢於犯龍顏的精神卻是極為了不起。A Man for All Seasons後來在六十年代拍成電影，當年在港上映，戲名譯為《日月精忠》，個人認為稍偏原意，精忠在中國文化裏可以理解為愚忠；但若解說是對一己原則的精忠或會說得過去，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劉曉波從判囚到獲得諾貝爾獎，中間百轉千迴千山萬水，我們從旁置喙說三道四實屬不近人情。然而，從事件析出的晨鐘暮鼓，劉先生和內地一眾異見人士的無畏無懼，那是在大悲裏面的猶喜。畢竟，中共治國六十年，我們還能保有讀書人的天地有正氣，不致被共產文化荼毒，這是一樁喜事。然而正如銀幣的另一面，我們看到另一些讀書人的人格淪喪委身強權。歷史是一面鏡子，罡烈秋風折射出來的是劉曉波的清臞面容劉霞的鎮定從容；八百年前，文天祥的「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應該就是這麼回事。
文 安 裕
2010年10月9日 星期六
周日話題﹕和平崛起，先要和平獎崛起
周日話題﹕和平崛起，先要和平獎崛起
【明報專訊】這幾年來筆者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為什麼中國在這幾年出現了「大國崛起」的論述之後，這個論述很快就給轉換為「和平崛起」之說？再者，「和平」既不是出自共產黨的馬列信條，也不是中共政權歷來行事的德性，那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號，究竟又有沒有落實的方略？
究竟「和平崛起」的說法是指崛起中的大國也喜愛和平，叫其他國家放心？還是想指，和平是一國在邁向成為大國路途上的一個可行（甚至必要）的策略？
要中國說自己當了大國也不去侵略他國，懂得口口聲聲維護世界和平，其實並不困難。而事實上，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國家，不論大小，基於各種原因都不會無端主動與鄰國尋釁。所以，大國也愛和平，其實只是一堆空洞的廢話。
但是，如果「和平崛起」指的是，「和平」乃是一個成為大國的策略，那便是一套視野高遠，滿是玄妙的「和平主義」。
中國在過往一段日子，屢次收集各種具指標性的「大國象徵」，所向披靡。從奧運，到世博，到太空船上月球。「大國」的姿態充足，然而卻沒有任何指標性的東西，可以和「和平」扣上關係。
不過，這些問題在劉曉波奪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似乎露了箇中的玄機。一個中國，至今已產生了兩個「和平獎」的得主，中國不可謂不是「和平獎大國」。
「和平崛起」之路大抵是由積累「和平獎」而來的。
達賴這一筆可以暫時不說，但說到劉曉波這一面「和平獎」，你不可能忽略中國當局刻意而具戰略性的栽培「和平獎」得主的曲線貢獻。它只是比較迂迴，但實質上與刻意栽培奧運金牌選手沒有兩樣。
劉曉波是任何經歷過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那一代人都不會陌生的人物，他在民運進入泥潭的後期階段，毅然從美國回來，投身運動。六四之後一直進出監牢，在當日各方戰友紛紛棄守轉軑，「重新做人」，改換角色之際，他仍一如既往，為人權、民主奔走呼號。他的過人之處是﹕「不出國，堅持在地鬥爭」。可惜，這樣一位敢於逆流而上的人物，在當今犬儒當道的世代，只會落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不斷被孤立的困局。
零八憲章 不存厚望
的而且確，就算是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零八憲章》運動，當它推出之際，人們普遍都不存過高期望。激進者嫌它過分溫和，已被「溫和」「河蟹」掉的，嫌它還是死心不息地激進。運動推出一年，老實說對「奧運後」中國的大局可說不見任何影響。筆者雖然也是較早參與網上聯署的一位默默的簽署者。對於這場運動的前景，心底也是頗為悲觀。
直至○九年，即六四二十年紀念前後，方才見香港人廣泛關注《零八憲章》，六月下旬中國當局再次逮捕劉曉波，才激起一股多年罕見的要求釋放異見者運動的高潮，釀成今日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的結果。平情而論，劉曉波逆流而上，擇善固執，力抗犬儒世道，慢慢感動了數代人，獲獎乃實至名歸。但觀乎時勢，他雖然坐了好幾次牢，但沒有共產黨送他一程，這項諾貝爾獎也會和中國人緣慳一面。
今日諾貝爾和平獎，頗有一種古代冊封聖人的宗教味道。中國人的大國情意結，也往往曲折地顯現為一種「諾貝爾獎」的情意結。每年望眼欲穿的時刻，都放在諾貝爾獎公布的前夕，為華人華裔拿諾貝爾獎而高興。而要證明中國文明可以配稱大國，即非有聖人輩出的事配合不可。中國近年來的大國崛起之說，又往往向咱家的孔老先生招魂，不少「新左派」的有知識之士還大耍概念戲法，謂這是有中國特色的「通三統」說，認為孔老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可以匯通的三個傳統。那麼，一個經過如此「辯證統一」融匯各家於儒學正道之上的「崛起大國」，又何能不去拿取國際證明，證明浸染了儒家文化的中國，不是一個聖人輩出的國度呢？
達賴封聖，於今劉曉波又封聖，洽好證明了中國聖人多的是。
一個國家出產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得主，都只能證明那個國家科技文明的水平，但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和所謂「軟實力」，就只能以「和平獎」這種變相「封聖」的數字來顯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至今出了只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不謂多，還有急起直追的餘地。所以，筆者特別同意司徒華的意見，諾貝爾和平獎每年都應頒給中國人，以大大增強我國的「軟實力」。而為了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家更應集思廣益，再闖高峰，明年有望三連冠。
其中一個加快中國積累諾貝爾和平獎的熱門，自是溫家寶莫屬。因為溫家寶不但辭色溫婉，有聖人之相，更是言必民主自由，死而後已，更有侍從趙紫陽的往績，與西方媒體頗能結緣，有感人之姿，故人稱「影帝」。只可惜在相位多年，聖人之言教甚多，卻少有增進中國人權民主的實績為憑，近日更高言要大力鼓吹民主，所追求者竟與《零八憲章》內容所述無大差異。
溫總曉波 互易其位
溫總身在其位，其聖人之教竟如無權之曉波，實有時空錯位之嘆。故明年中國爭取下一個和平獎的最佳策略，乃是促成溫家寶和劉曉波互易其位。溫總去錦州坐牢，換劉曉波出獄自由行，那怕只是對換位置一周一月，當能感召天下，德威遠播，令四海奔服。儒教和平主義（Confucian Pacifism）就立即展現為一種新的人類文明標尺。你要辯解說明，那當然是一種上下結合非西方反現代的現代性，走出西方文化霸權的後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這項辯難遊說的功夫，自是各路心儀儒教與社會主義為國寶的通三統新左派學人的神聖責任，非他們莫屬。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儒道本相通。故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獄的劉曉波一朝獲獎，將中國映照出畢竟是和南非、緬甸同一級數的國家，有得有失。但如果溫家寶與劉曉波互易其位，實乃堯舜襌讓精神的現代轉化，陰陽互易，運轉乾坤的天地玄機，為「和平崛起」大業推進一大步。
一個文明就是這樣挽救回來的。
所以，在劉曉波獲取又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時刻，我們應該高瞻遠矚地推動；另一個華人再下一城，拿下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如果奧巴馬可以毫無往績地就可以拿去年的和平獎，我們就應把握當前諾貝爾和平獎以獎項來推動變革的大潮流，奧巴馬能做得到，溫家寶為什麼不能做到？
Yes, we can !
文 安 徒
【明報專訊】這幾年來筆者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為什麼中國在這幾年出現了「大國崛起」的論述之後，這個論述很快就給轉換為「和平崛起」之說？再者，「和平」既不是出自共產黨的馬列信條，也不是中共政權歷來行事的德性，那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號，究竟又有沒有落實的方略？
究竟「和平崛起」的說法是指崛起中的大國也喜愛和平，叫其他國家放心？還是想指，和平是一國在邁向成為大國路途上的一個可行（甚至必要）的策略？
要中國說自己當了大國也不去侵略他國，懂得口口聲聲維護世界和平，其實並不困難。而事實上，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國家，不論大小，基於各種原因都不會無端主動與鄰國尋釁。所以，大國也愛和平，其實只是一堆空洞的廢話。
但是，如果「和平崛起」指的是，「和平」乃是一個成為大國的策略，那便是一套視野高遠，滿是玄妙的「和平主義」。
中國在過往一段日子，屢次收集各種具指標性的「大國象徵」，所向披靡。從奧運，到世博，到太空船上月球。「大國」的姿態充足，然而卻沒有任何指標性的東西，可以和「和平」扣上關係。
不過，這些問題在劉曉波奪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似乎露了箇中的玄機。一個中國，至今已產生了兩個「和平獎」的得主，中國不可謂不是「和平獎大國」。
「和平崛起」之路大抵是由積累「和平獎」而來的。
達賴這一筆可以暫時不說，但說到劉曉波這一面「和平獎」，你不可能忽略中國當局刻意而具戰略性的栽培「和平獎」得主的曲線貢獻。它只是比較迂迴，但實質上與刻意栽培奧運金牌選手沒有兩樣。
劉曉波是任何經歷過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那一代人都不會陌生的人物，他在民運進入泥潭的後期階段，毅然從美國回來，投身運動。六四之後一直進出監牢，在當日各方戰友紛紛棄守轉軑，「重新做人」，改換角色之際，他仍一如既往，為人權、民主奔走呼號。他的過人之處是﹕「不出國，堅持在地鬥爭」。可惜，這樣一位敢於逆流而上的人物，在當今犬儒當道的世代，只會落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不斷被孤立的困局。
零八憲章 不存厚望
的而且確，就算是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零八憲章》運動，當它推出之際，人們普遍都不存過高期望。激進者嫌它過分溫和，已被「溫和」「河蟹」掉的，嫌它還是死心不息地激進。運動推出一年，老實說對「奧運後」中國的大局可說不見任何影響。筆者雖然也是較早參與網上聯署的一位默默的簽署者。對於這場運動的前景，心底也是頗為悲觀。
直至○九年，即六四二十年紀念前後，方才見香港人廣泛關注《零八憲章》，六月下旬中國當局再次逮捕劉曉波，才激起一股多年罕見的要求釋放異見者運動的高潮，釀成今日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的結果。平情而論，劉曉波逆流而上，擇善固執，力抗犬儒世道，慢慢感動了數代人，獲獎乃實至名歸。但觀乎時勢，他雖然坐了好幾次牢，但沒有共產黨送他一程，這項諾貝爾獎也會和中國人緣慳一面。
今日諾貝爾和平獎，頗有一種古代冊封聖人的宗教味道。中國人的大國情意結，也往往曲折地顯現為一種「諾貝爾獎」的情意結。每年望眼欲穿的時刻，都放在諾貝爾獎公布的前夕，為華人華裔拿諾貝爾獎而高興。而要證明中國文明可以配稱大國，即非有聖人輩出的事配合不可。中國近年來的大國崛起之說，又往往向咱家的孔老先生招魂，不少「新左派」的有知識之士還大耍概念戲法，謂這是有中國特色的「通三統」說，認為孔老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可以匯通的三個傳統。那麼，一個經過如此「辯證統一」融匯各家於儒學正道之上的「崛起大國」，又何能不去拿取國際證明，證明浸染了儒家文化的中國，不是一個聖人輩出的國度呢？
達賴封聖，於今劉曉波又封聖，洽好證明了中國聖人多的是。
一個國家出產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得主，都只能證明那個國家科技文明的水平，但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和所謂「軟實力」，就只能以「和平獎」這種變相「封聖」的數字來顯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至今出了只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不謂多，還有急起直追的餘地。所以，筆者特別同意司徒華的意見，諾貝爾和平獎每年都應頒給中國人，以大大增強我國的「軟實力」。而為了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家更應集思廣益，再闖高峰，明年有望三連冠。
其中一個加快中國積累諾貝爾和平獎的熱門，自是溫家寶莫屬。因為溫家寶不但辭色溫婉，有聖人之相，更是言必民主自由，死而後已，更有侍從趙紫陽的往績，與西方媒體頗能結緣，有感人之姿，故人稱「影帝」。只可惜在相位多年，聖人之言教甚多，卻少有增進中國人權民主的實績為憑，近日更高言要大力鼓吹民主，所追求者竟與《零八憲章》內容所述無大差異。
溫總曉波 互易其位
溫總身在其位，其聖人之教竟如無權之曉波，實有時空錯位之嘆。故明年中國爭取下一個和平獎的最佳策略，乃是促成溫家寶和劉曉波互易其位。溫總去錦州坐牢，換劉曉波出獄自由行，那怕只是對換位置一周一月，當能感召天下，德威遠播，令四海奔服。儒教和平主義（Confucian Pacifism）就立即展現為一種新的人類文明標尺。你要辯解說明，那當然是一種上下結合非西方反現代的現代性，走出西方文化霸權的後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這項辯難遊說的功夫，自是各路心儀儒教與社會主義為國寶的通三統新左派學人的神聖責任，非他們莫屬。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儒道本相通。故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獄的劉曉波一朝獲獎，將中國映照出畢竟是和南非、緬甸同一級數的國家，有得有失。但如果溫家寶與劉曉波互易其位，實乃堯舜襌讓精神的現代轉化，陰陽互易，運轉乾坤的天地玄機，為「和平崛起」大業推進一大步。
一個文明就是這樣挽救回來的。
所以，在劉曉波獲取又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時刻，我們應該高瞻遠矚地推動；另一個華人再下一城，拿下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如果奧巴馬可以毫無往績地就可以拿去年的和平獎，我們就應把握當前諾貝爾和平獎以獎項來推動變革的大潮流，奧巴馬能做得到，溫家寶為什麼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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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安 徒
2010年9月22日 星期三
紀勤傳以「劈炮」要脅上位主席
紀勤傳以「劈炮」要脅上位主席
匯控斥英報無稽 2010年9月23日
【明報專訊】匯豐控股(0005)下周決定新主席人選前夕，現任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欲掌主席帥印的野心，愈見呼之欲出。繼前日傳出紀勤十分積極角逐主席一職後，昨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紀勤威脅若不獲擢升為主席，隨時「劈炮」，離開匯控。另有報道指出，財務總監范智廉(Douglas Flint)或被「挖角」至英國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若全部成事，一時之間，匯控3大高層職位將懸空，是該集團近年極為罕有的人事大變動。
匯控對各種傳聞一直不作評論，但集團發言人昨晚向路透社表示，有關紀勤威脅辭職的報道，是無稽的(nonsense)，對紀勤和匯控都是一種冒犯(offensive)。
傳紀勤不滿外人或當主席
《金融時報》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紀勤上周在高層會議上，獲告知董事會還未準備擢升他為主席，他「感到不高興」(he was not happy)。紀勤尤其不滿，由前高盛總裁、現匯控非執行董事桑頓(John Thornton)超越他成為主席。這類高層權力爭奪戰，發生在傳統英資銀行如匯控的身上，相當罕見。匯控一貫傳統，是內部擢升行政總裁為主席，但此舉違反英國企業管治的原則，勢遭英國投資者群起反對。報道指出，若紀勤當真請辭，其行政總裁職位大有機會由投資銀行業務主管歐智華(Stuart Gulliver)接替。該報編輯Patrick Jenkins指出，個人理財業務主席霍嘉治(Sandy Flockhart)和范智廉，也是行政總裁的人選。
CEO人選包括歐智華霍嘉治
然而報道引述消息指，紀勤出名脾氣暴躁，因此未必會把一時之氣付諸實行。集團下周二將於上海舉行董事會會議，盛傳屆時將決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接班人。
葛霖本月初突然宣布將於年底離任，擔任英國貿易及投資國務大臣。外界對下任主席人選的揣測不斷，天天傳出新版本，除了桑頓為大熱主席人選，以及勞斯萊斯集團非執行主席駱耀文(Simon Robertson)外，昨日出現新名字，就是今年55歲、行事低調，僅每每於業績會闡述財務表現的范智廉。
但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范智廉或「過檔」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前日，該銀行突然宣布行政總裁Eric Daniels宣布明年退休，教市場意外。
所有接班方案皆有利弊
綜合英國報章分析形勢，匯控主席、行政總裁可能出現的組合，沒有一項完美方案，各有優劣(見圖)。若由桑頓擔任非執行主席，可符合英國企業管治傾向避免由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的精神，但盛傳活躍於美國和中國商、學兩界的桑頓，不願意長駐倫敦，未必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接受。另一折衷方案，是委任駱耀文暫代主席一職，直至物色到合適人選。
報道又指，集團內部從未認真考慮外聘主席。前行政總裁韋志誠及前亞太區主席艾爾敦等前匯控高層，都已表示不贊成委任非執行主席。但維權股東Eric Knight卻直言，正因為內部擢升主席的傳統，拖累匯控錯誤收購美國Household。
匯控斥英報無稽 2010年9月23日
【明報專訊】匯豐控股(0005)下周決定新主席人選前夕，現任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欲掌主席帥印的野心，愈見呼之欲出。繼前日傳出紀勤十分積極角逐主席一職後，昨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紀勤威脅若不獲擢升為主席，隨時「劈炮」，離開匯控。另有報道指出，財務總監范智廉(Douglas Flint)或被「挖角」至英國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若全部成事，一時之間，匯控3大高層職位將懸空，是該集團近年極為罕有的人事大變動。
匯控對各種傳聞一直不作評論，但集團發言人昨晚向路透社表示，有關紀勤威脅辭職的報道，是無稽的(nonsense)，對紀勤和匯控都是一種冒犯(offensive)。
傳紀勤不滿外人或當主席
《金融時報》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紀勤上周在高層會議上，獲告知董事會還未準備擢升他為主席，他「感到不高興」(he was not happy)。紀勤尤其不滿，由前高盛總裁、現匯控非執行董事桑頓(John Thornton)超越他成為主席。這類高層權力爭奪戰，發生在傳統英資銀行如匯控的身上，相當罕見。匯控一貫傳統，是內部擢升行政總裁為主席，但此舉違反英國企業管治的原則，勢遭英國投資者群起反對。報道指出，若紀勤當真請辭，其行政總裁職位大有機會由投資銀行業務主管歐智華(Stuart Gulliver)接替。該報編輯Patrick Jenkins指出，個人理財業務主席霍嘉治(Sandy Flockhart)和范智廉，也是行政總裁的人選。
CEO人選包括歐智華霍嘉治
然而報道引述消息指，紀勤出名脾氣暴躁，因此未必會把一時之氣付諸實行。集團下周二將於上海舉行董事會會議，盛傳屆時將決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接班人。
葛霖本月初突然宣布將於年底離任，擔任英國貿易及投資國務大臣。外界對下任主席人選的揣測不斷，天天傳出新版本，除了桑頓為大熱主席人選，以及勞斯萊斯集團非執行主席駱耀文(Simon Robertson)外，昨日出現新名字，就是今年55歲、行事低調，僅每每於業績會闡述財務表現的范智廉。
但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范智廉或「過檔」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前日，該銀行突然宣布行政總裁Eric Daniels宣布明年退休，教市場意外。
所有接班方案皆有利弊
綜合英國報章分析形勢，匯控主席、行政總裁可能出現的組合，沒有一項完美方案，各有優劣(見圖)。若由桑頓擔任非執行主席，可符合英國企業管治傾向避免由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的精神，但盛傳活躍於美國和中國商、學兩界的桑頓，不願意長駐倫敦，未必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接受。另一折衷方案，是委任駱耀文暫代主席一職，直至物色到合適人選。
報道又指，集團內部從未認真考慮外聘主席。前行政總裁韋志誠及前亞太區主席艾爾敦等前匯控高層，都已表示不贊成委任非執行主席。但維權股東Eric Knight卻直言，正因為內部擢升主席的傳統，拖累匯控錯誤收購美國Household。
成名﹕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成名﹕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明報專訊】香港民主運動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5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
談判需依仗
龐大群眾動員力量支持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曾經歷談判，其後才達至民主轉型，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包括群眾動員力量，以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
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南非為例，謂它藉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逼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至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廣泛被排斥、被打壓群體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逼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後者不想看到國家政治、進而經濟持續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至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當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逼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
事實上，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不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現任美國總統顧問McFaul，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國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至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相反，要達至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民主黨及普選聯
忽略了群眾動員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至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普選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民主黨有代表指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普選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單不符事實，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
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有何代價？
從09年11月至今年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紓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便會有較大機會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港大7月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開支是浪費公帑，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
文章的附錄，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二之二】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明報專訊】香港民主運動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5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
談判需依仗
龐大群眾動員力量支持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曾經歷談判，其後才達至民主轉型，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包括群眾動員力量，以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
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南非為例，謂它藉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逼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至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廣泛被排斥、被打壓群體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逼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後者不想看到國家政治、進而經濟持續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至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當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逼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
事實上，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不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現任美國總統顧問McFaul，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國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至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相反，要達至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民主黨及普選聯
忽略了群眾動員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至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普選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民主黨有代表指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普選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單不符事實，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
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有何代價？
從09年11月至今年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紓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便會有較大機會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港大7月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開支是浪費公帑，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
文章的附錄，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二之二】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蔡子強﹕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蔡子強﹕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明報專訊】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明報專訊】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10年9月17日 星期五
香港要趕搭珠三角的快車 ／梁振英
香港要趕搭珠三角的快車 ／梁振英
【明報專訊】今天談珠三角在兩個方面的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兩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對香港人的生活，都有重大牽引作用。這兩個牽引作用，已經不是假設，而是在短期內會出現、實實在在的問題。
未來的30年，和過去的30年一樣，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珠三角，但香港人對珠三角的認識和興趣不足。不少中小學校組織學生到上海、北京遊學，興致勃勃，而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卻被認為沒有吸引力。在珠三角的香港工商專業界中，以工業界為主，這裏有歷史原因，商界和專業界一般以上海和北京作為首要的對象，因此香港經濟界對珠三角的認識，尤其對近年經濟結構變化的認識，並不全面。
珠三角發展急促，不僅是經濟總量增長快，產業結構也出現急劇變化。這些增長和變化，都為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在短期內提供新的機會。
廣東省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具體措施包括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當中三個發展重點分別是：（一）臨海型重工業和化工業；（二）高新技術產業和（三）現代服務業。
發展臨海型重、化工業，就是利用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的合作機會，在沿海佈置大型以重工業、化工業為導向的工業項目。這類似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韓國在七八十年代建立臨海型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
廣東省積極推動大型石化項目，配合國家的「走出去」獲取能源的戰略。具體方法是國家與能源供應國簽訂穩定長期的石油供應合同，然後把石油運至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南面沿海的工廠加工，確保國家的長遠能源供應。現時廣東成功爭取到的合作項目包括與委內瑞拉合作的惠來石化煉油項目、與科威特合資的湛江煉化一體化項目。此外，還有已經建成的中海油與蜆殼公司在惠州大亞灣的合資項目。這些項目建成以後，廣東將成為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相媲美的世界級煉油和石化基地。
除了石化工程之外，國家在湛江建立新的寶鋼鋼鐵項目。中國現在已成為最大的鋼鐵生產國，產量佔全球的近四成。中央政府正努力整合產業，希望建立幾個大型的鋼鐵集團，以節約能源、推動環保，寶鋼這個項目正是配合國家「關小鋼廠，建大鋼廠」的發展戰略在廣東設立新的生產基地。
廣東省大型工程的另一亮點是汽車工業。現在三大日資汽車企業包括豐田、本田、日產都集中在珠三角佈置汽車生產工廠。有關項目帶動了上下游如汽車零部件工業的發展，形成龐大的產業群。
這些項目都是以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參與為主，與廣東省配合。香港在這些項目上的直接參與不多，但在上、下游的相關行業，香港應該全面研究如何配合和增加參與度，眼方向包括香港人日後的就業空間，香港高等教育的配合，以及香港所能提供種種的高端服務，包括利用香港良好法治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
廣東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也有不少亮點。尤其深圳在電子通訊、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相當突出，有不少的具代表性的中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包括華為、中興等世界級的通訊設備製造商，還有如IT產業的騰訊、新能源汽車的比亞迪公司等（這兩家公司的首腦獲邀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上發言），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
珠三角的交通基建發展也極快，一小時的大範圍都市生活圈逐漸形成。中國的軌道運輸發展一日千里，不僅網絡發展快，技術水平更不斷提升。中國現正建立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到2015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的時候，基本上中國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會由高速鐵路連接。對香港來說，有5條輻射全國的高速鐵路，包括北京—廣州—香港高鐵、廣州—貴陽—重慶高鐵、上海—深圳沿海高鐵、廣東西部沿海高鐵、廣州—南寧—昆明高鐵，基本上覆蓋整個泛珠三角的9個省份。屆時，從香港到北京的不停站車程只需約7個小時，從香港至中國最北省份黑龍江的省會哈爾濱也只需約12小時。可以想像一下，2015年某日的晚上9點，旅客從香港西九龍車站上車，在高速火車的臥鋪車廂裏休息一晚，清晨醒來到餐車吃早餐，早上9點鐘就可以到達北國冰城的哈爾濱。
除了全國高速鐵路網絡外，珠三角內部亦在修建城際的快速鐵路，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到2020年，2000多公里的城際鐵路修建完成後，基本上在珠三角內主要城市之間的車程只需一個小時。如果在內地居民往來香港的出入境政策上再有新的舉措，比如實行廣東省居民可以一簽多行來港的政策，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在內的一小時生活圈將暢通無阻。3年前，從元朗到蛇口的深圳灣大橋通車，兩地的邊檢制度出現一次大突破：香港的入境處和海關等人員在深圳那邊和大陸的邊檢人員執行「一地兩檢」。當珠三角的鐵路網逐步完成，硬件的效率愈來愈高，香港有沒有條件在香港這邊也實行「一地兩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如果在香港可以實行「一地兩檢」，香港的鐵路和大陸的鐵路連接起來的經濟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香港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可以在兩小時內來回，意義不限於旅行，更不限於方便港人北上。粵港之間的人流暢通，5000萬收入急升的人口就可以更便捷地來港使用港式服務和購物、休閒和消費，香港的市場規模將更為廣闊。
下周談「同城化」。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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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天談珠三角在兩個方面的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兩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對香港人的生活，都有重大牽引作用。這兩個牽引作用，已經不是假設，而是在短期內會出現、實實在在的問題。
未來的30年，和過去的30年一樣，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珠三角，但香港人對珠三角的認識和興趣不足。不少中小學校組織學生到上海、北京遊學，興致勃勃，而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卻被認為沒有吸引力。在珠三角的香港工商專業界中，以工業界為主，這裏有歷史原因，商界和專業界一般以上海和北京作為首要的對象，因此香港經濟界對珠三角的認識，尤其對近年經濟結構變化的認識，並不全面。
珠三角發展急促，不僅是經濟總量增長快，產業結構也出現急劇變化。這些增長和變化，都為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在短期內提供新的機會。
廣東省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具體措施包括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當中三個發展重點分別是：（一）臨海型重工業和化工業；（二）高新技術產業和（三）現代服務業。
發展臨海型重、化工業，就是利用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的合作機會，在沿海佈置大型以重工業、化工業為導向的工業項目。這類似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韓國在七八十年代建立臨海型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
廣東省積極推動大型石化項目，配合國家的「走出去」獲取能源的戰略。具體方法是國家與能源供應國簽訂穩定長期的石油供應合同，然後把石油運至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南面沿海的工廠加工，確保國家的長遠能源供應。現時廣東成功爭取到的合作項目包括與委內瑞拉合作的惠來石化煉油項目、與科威特合資的湛江煉化一體化項目。此外，還有已經建成的中海油與蜆殼公司在惠州大亞灣的合資項目。這些項目建成以後，廣東將成為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相媲美的世界級煉油和石化基地。
除了石化工程之外，國家在湛江建立新的寶鋼鋼鐵項目。中國現在已成為最大的鋼鐵生產國，產量佔全球的近四成。中央政府正努力整合產業，希望建立幾個大型的鋼鐵集團，以節約能源、推動環保，寶鋼這個項目正是配合國家「關小鋼廠，建大鋼廠」的發展戰略在廣東設立新的生產基地。
廣東省大型工程的另一亮點是汽車工業。現在三大日資汽車企業包括豐田、本田、日產都集中在珠三角佈置汽車生產工廠。有關項目帶動了上下游如汽車零部件工業的發展，形成龐大的產業群。
這些項目都是以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參與為主，與廣東省配合。香港在這些項目上的直接參與不多，但在上、下游的相關行業，香港應該全面研究如何配合和增加參與度，眼方向包括香港人日後的就業空間，香港高等教育的配合，以及香港所能提供種種的高端服務，包括利用香港良好法治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
廣東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也有不少亮點。尤其深圳在電子通訊、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相當突出，有不少的具代表性的中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包括華為、中興等世界級的通訊設備製造商，還有如IT產業的騰訊、新能源汽車的比亞迪公司等（這兩家公司的首腦獲邀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上發言），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
珠三角的交通基建發展也極快，一小時的大範圍都市生活圈逐漸形成。中國的軌道運輸發展一日千里，不僅網絡發展快，技術水平更不斷提升。中國現正建立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到2015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的時候，基本上中國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會由高速鐵路連接。對香港來說，有5條輻射全國的高速鐵路，包括北京—廣州—香港高鐵、廣州—貴陽—重慶高鐵、上海—深圳沿海高鐵、廣東西部沿海高鐵、廣州—南寧—昆明高鐵，基本上覆蓋整個泛珠三角的9個省份。屆時，從香港到北京的不停站車程只需約7個小時，從香港至中國最北省份黑龍江的省會哈爾濱也只需約12小時。可以想像一下，2015年某日的晚上9點，旅客從香港西九龍車站上車，在高速火車的臥鋪車廂裏休息一晚，清晨醒來到餐車吃早餐，早上9點鐘就可以到達北國冰城的哈爾濱。
除了全國高速鐵路網絡外，珠三角內部亦在修建城際的快速鐵路，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到2020年，2000多公里的城際鐵路修建完成後，基本上在珠三角內主要城市之間的車程只需一個小時。如果在內地居民往來香港的出入境政策上再有新的舉措，比如實行廣東省居民可以一簽多行來港的政策，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在內的一小時生活圈將暢通無阻。3年前，從元朗到蛇口的深圳灣大橋通車，兩地的邊檢制度出現一次大突破：香港的入境處和海關等人員在深圳那邊和大陸的邊檢人員執行「一地兩檢」。當珠三角的鐵路網逐步完成，硬件的效率愈來愈高，香港有沒有條件在香港這邊也實行「一地兩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如果在香港可以實行「一地兩檢」，香港的鐵路和大陸的鐵路連接起來的經濟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香港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可以在兩小時內來回，意義不限於旅行，更不限於方便港人北上。粵港之間的人流暢通，5000萬收入急升的人口就可以更便捷地來港使用港式服務和購物、休閒和消費，香港的市場規模將更為廣闊。
下周談「同城化」。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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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3日 星期一
九招十二式及三招十四式
什麼是「九招十二式」？
9招規管新盤銷售
1 發展商銷售樓花及一手現樓，都需要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售樓指引；
2 發展商在銷售現樓時，需要在樓盤內提供實地單位供公眾參觀；
3 單位成交後，發展商需在5日內公布，並需同時披露涉及發展商高層及直系親屬的交易；
4 示範單位需要符合一系列規格要求，包括必需提供至少一個間格、裝修用料以及附送的設備上，完全和交樓標準一致的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
5 首張價單必須要包括更多單位，小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下)需要提供最少30伙，或可供出售單位30%，兩者以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上)最少提供50個單位，或可供出售單位50%，兩者以較高為準；
6 將目前開售前24小時提供樓書的要求，提高至在開售前7日提供；
7 發展商在出售任何數目的單位給任何人士時，必須在3日前公布有關價單；
8 樓盤宣傳物品需清晰提供有關樓盤坐落的地點和地址的資料；
9 發展商網頁需同步公布樓書和所有價單。
12式規管示範單位
1 示範單位的面積跟交樓標準要一致；
2 要展示示範單位的樓層及平面圖；
3 示範單位圍繞牆需為真實厚度；
4 至少要有一個交樓標準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若只有一個化妝示範單位，要有同一面積的「清水房」；若有一個以上化妝示範單位，其「清水房」面積要與其中一個化妝示範單位相若；
5 經過改動的化妝示範單位，要展示改裝的實線及非結構牆的厚度；
6 示範單位內的窗台、工作平台、露台；
7 示範單位要有實際樓底高度的天花板，天花板若矮過實樓要表明實樓樓底高度；
8 示範單位要有大門，無提供房門亦要提供門框，及要實線展示房門厚度；
9 示範單位要展示交樓時的建築材料、設備；
10 示範單位要列明那些是展示、那些是交樓時交付予買家的物品，如電器品牌；
11 「清水房」示範單位要有由發展商向地產建設商會認可人士簽發的證書，以證明其「清水房」的外牆厚度同交樓一樣，準買家若要求，要展示此文件；
12 容許參觀示範單位人士度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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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一周】表列港府「三招十四式」詳情
《環富通基金頻道》表列港府應對樓市炒風最新「三招十四式」詳情：
＊一﹒禁絕摸貨＊
１﹒地政總署將所有獲批預售的一手盤入伙前，不准以確認人方式轉讓，或辦理轉名手續
２﹒增加取消交易成本，沒收的定金金額由樓價５％，增至１０％
＊二﹒收緊按揭成數＊
３﹒１２００萬元以上物業按揭上限降至六成
４﹒非自住物業實施六成按揭上限
５﹒供樓款項佔借貸人入息比例劃一降至五成
６﹒銀行須為申謮人承受加息的能力進行壓力測試
７﹒按揭證券公司暫停接受逾九成按揭貸款申請
８﹒將現時按揭保險計劃九成或以下按揭貸款上限，由１２００萬元調低至７２０萬元
９﹒按揭保險計劃供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劃一為五成
＊三﹒增加土地供應＊
１０﹒主動推出３幅小型土地拍賣
１１﹒盡快重推港鐵（０００６６）南昌站上蓋招標
１２﹒下財政年度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提供超過９０００個單位
１３﹒計劃將２０公頃新界區工業及商貿地改為住宅發展
１４﹒加快啓德發展區基建，冀２０１５年前先推出４０００個單位
9招規管新盤銷售
1 發展商銷售樓花及一手現樓，都需要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售樓指引；
2 發展商在銷售現樓時，需要在樓盤內提供實地單位供公眾參觀；
3 單位成交後，發展商需在5日內公布，並需同時披露涉及發展商高層及直系親屬的交易；
4 示範單位需要符合一系列規格要求，包括必需提供至少一個間格、裝修用料以及附送的設備上，完全和交樓標準一致的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
5 首張價單必須要包括更多單位，小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下)需要提供最少30伙，或可供出售單位30%，兩者以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上)最少提供50個單位，或可供出售單位50%，兩者以較高為準；
6 將目前開售前24小時提供樓書的要求，提高至在開售前7日提供；
7 發展商在出售任何數目的單位給任何人士時，必須在3日前公布有關價單；
8 樓盤宣傳物品需清晰提供有關樓盤坐落的地點和地址的資料；
9 發展商網頁需同步公布樓書和所有價單。
12式規管示範單位
1 示範單位的面積跟交樓標準要一致；
2 要展示示範單位的樓層及平面圖；
3 示範單位圍繞牆需為真實厚度；
4 至少要有一個交樓標準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若只有一個化妝示範單位，要有同一面積的「清水房」；若有一個以上化妝示範單位，其「清水房」面積要與其中一個化妝示範單位相若；
5 經過改動的化妝示範單位，要展示改裝的實線及非結構牆的厚度；
6 示範單位內的窗台、工作平台、露台；
7 示範單位要有實際樓底高度的天花板，天花板若矮過實樓要表明實樓樓底高度；
8 示範單位要有大門，無提供房門亦要提供門框，及要實線展示房門厚度；
9 示範單位要展示交樓時的建築材料、設備；
10 示範單位要列明那些是展示、那些是交樓時交付予買家的物品，如電器品牌；
11 「清水房」示範單位要有由發展商向地產建設商會認可人士簽發的證書，以證明其「清水房」的外牆厚度同交樓一樣，準買家若要求，要展示此文件；
12 容許參觀示範單位人士度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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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一周】表列港府「三招十四式」詳情
《環富通基金頻道》表列港府應對樓市炒風最新「三招十四式」詳情：
＊一﹒禁絕摸貨＊
１﹒地政總署將所有獲批預售的一手盤入伙前，不准以確認人方式轉讓，或辦理轉名手續
２﹒增加取消交易成本，沒收的定金金額由樓價５％，增至１０％
＊二﹒收緊按揭成數＊
３﹒１２００萬元以上物業按揭上限降至六成
４﹒非自住物業實施六成按揭上限
５﹒供樓款項佔借貸人入息比例劃一降至五成
６﹒銀行須為申謮人承受加息的能力進行壓力測試
７﹒按揭證券公司暫停接受逾九成按揭貸款申請
８﹒將現時按揭保險計劃九成或以下按揭貸款上限，由１２００萬元調低至７２０萬元
９﹒按揭保險計劃供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劃一為五成
＊三﹒增加土地供應＊
１０﹒主動推出３幅小型土地拍賣
１１﹒盡快重推港鐵（０００６６）南昌站上蓋招標
１２﹒下財政年度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提供超過９０００個單位
１３﹒計劃將２０公頃新界區工業及商貿地改為住宅發展
１４﹒加快啓德發展區基建，冀２０１５年前先推出４０００個單位
2010年9月7日 星期二
張炳良﹕樓市脫韁，不能空談自由市場
張炳良﹕樓市脫韁，不能空談自由市場
【明報專訊】早前，我在電台節目中提出，若政府多項穩定樓市的措施都未能見效，而樓價持續急升，應研究是否限制境外買家。此說並非但求嘩眾民粹，我在發言時也清楚表示要小心「落藥」力度，以免樓市應聲倒下、民怨更為沸騰。我並非主張貿然限制，但政策思維總不應囿於任何教條。
在香港，干預市場向來屬政治不正確，不過，在關鍵時刻，採取果斷行動才能維護市場的正常運作；當然，應充分評估利害得失與風險。1998年，特區政府高調介入股市，擊退國際金融投機大鱷，乃一顯例。
財政司長曾俊華在8月13日公布針對樓市炒賣的新措施時，已明確指出「資產泡沫」（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風險不斷增加、暗藏危機。新加坡政府在8月30日公布買賣物業賣方印花稅及借貸按揭新措施，也因其樓市過熱，增加泡沫風險。
限制境外買家 不應視為洪水猛獸
「泡沫」乃經濟失衡現象——即脫離基本經濟現實（fundamentals）的買賣行為導致資產價格推高。當前，香港樓價急升，遠遠超越本地生產及工資增長，一般打工仔難以置業安居（連偏遠及中下價樓宇也漲價驚人），這樣政府豈能坐視不管？從來，房屋既是經濟（投資）問題，也是民生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若情惡化，而數據證明境外因素的確乃目前樓市如脫韁之馬的重要動因時，則仿效一些其他國家（如澳洲及新加坡）的做法，對境外買家實施限制——不論是以稅務手法或乾脆禁止購買中小型住宅單位——不應視為洪水猛獸、排除於研究之列。當然，我十分明白，限制措施存在執行上的技術問題（例如怎樣限制以本地註冊公司名義購置物業）、執行及遵守成本，並會一定程度上衝擊「自由市場」的形象，故必須慎思。
自由市場從來並非抽象的虛擬世界。香港屬全開放型的小規模經濟體系，加上貨幣與美元掛而實際失去利率政策自主權，使其對外自衛能力愈發脆弱，易受外來衝擊。但是，「自由」不應等同放棄經濟安全，世界上所有自由市場都有其安全底線（金融安全尤是）。全球化下國際資本和資金高度流動，易帶投機性，且各國持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大量「熱錢」流入，而香港亦日益與內地經濟融合，直接受內地經濟趨勢及宏調效應之影響，則我們的自由市場已今非昔比，進入另類未經考驗的汪洋大海了。
不應忽視深層產業不斷空洞化
目前超低利率的大環境正造就「次按」式的另一輪惡性循環，內房宏調也刺激內地資金流入，但香港的經濟不應沉醉於房地產泡沫的表面風光，忽視深層的產業不斷空洞化。房地產市場大跌，固然造成金融動盪及信心危機，非社會所能承受，人們猶記得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觸發房地產泡破，造成一大片負資產、經濟蕭條通縮的恐怖景象。但是，房地產急升（大型單位樓價已超越1997年的高，一些受歡迎的中價屋苑樓價也接近歷史高位），同樣不妙﹕一則滋長對過高住屋成本的社會怨氣；二則增加資產泡沫風險及另一次房地產危機的可能性。
國際趨勢大師大前研一上月在香港演講時便警告，香港正面對兩大危機﹕一為內地樓市泡沫破裂，二為內地資金轉移，隨時會發生。從香港角度言，不應過分依賴內地資金去維持房地產高企。香港樓市面對全國炒賣時（現時北京、上海等市也受房地產泡沫的威脅），則一個很少比例的內地投資和投機資金湧入，其經濟便可易軌——是步向繁榮還是泡沫，而繁榮的代價又是怎樣，值得社會和政府深思。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備受衝擊，絕非對國家整體有利！
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
從來市場由供求雙方因素主宰。在供應方面，特區政府固應增加住宅用地之供應（特別是中小型住宅用地）；勾地表制度之外，應實施進取的定期賣地。不過，仍得明白，土地在香港屬稀有之物﹕很多土地不是已劃入郊野公園便是受制於城市規劃和環保規定；而政府在稅基狹窄的公共財政現實下，仍視土地為重要收入來源，不願「賤賣」。若市場投機氣氛高漲，則什麼額外供地也會容易被市場消化。
需求方面，不單來自本港用家及新增家庭，更日益受外來買家炒家所左右。任何以民為本的政府，皆有責任回應本地市民在工資可負擔能力內置業安居的合理期望，以維持社會穩定。若「自由」市場未能滿足市民住屋需要，政府就須介入。以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就曾透過「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市民置居，成績斐然。
踏進2000年代，當時房地產崩盤導致特區政府終止居屋計劃，以圖救市，此舉無可厚非。不過，時移世易，我們的政策思維應與時俱進，於此置居日難之際，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以回應不合資格入住出租公屋的有限收入家庭的安居需要——而「居屋」比興建「中產出租公屋」在公帑使用上更合乎經濟效率原則。有建議以免息貸款或現金津貼協助市民在私人樓市首次置業，這可以研究，但是其風險是進一步推高樓價，與居屋的經濟槓桿效應不一樣。
【明報專訊】早前，我在電台節目中提出，若政府多項穩定樓市的措施都未能見效，而樓價持續急升，應研究是否限制境外買家。此說並非但求嘩眾民粹，我在發言時也清楚表示要小心「落藥」力度，以免樓市應聲倒下、民怨更為沸騰。我並非主張貿然限制，但政策思維總不應囿於任何教條。
在香港，干預市場向來屬政治不正確，不過，在關鍵時刻，採取果斷行動才能維護市場的正常運作；當然，應充分評估利害得失與風險。1998年，特區政府高調介入股市，擊退國際金融投機大鱷，乃一顯例。
財政司長曾俊華在8月13日公布針對樓市炒賣的新措施時，已明確指出「資產泡沫」（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風險不斷增加、暗藏危機。新加坡政府在8月30日公布買賣物業賣方印花稅及借貸按揭新措施，也因其樓市過熱，增加泡沫風險。
限制境外買家 不應視為洪水猛獸
「泡沫」乃經濟失衡現象——即脫離基本經濟現實（fundamentals）的買賣行為導致資產價格推高。當前，香港樓價急升，遠遠超越本地生產及工資增長，一般打工仔難以置業安居（連偏遠及中下價樓宇也漲價驚人），這樣政府豈能坐視不管？從來，房屋既是經濟（投資）問題，也是民生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若情惡化，而數據證明境外因素的確乃目前樓市如脫韁之馬的重要動因時，則仿效一些其他國家（如澳洲及新加坡）的做法，對境外買家實施限制——不論是以稅務手法或乾脆禁止購買中小型住宅單位——不應視為洪水猛獸、排除於研究之列。當然，我十分明白，限制措施存在執行上的技術問題（例如怎樣限制以本地註冊公司名義購置物業）、執行及遵守成本，並會一定程度上衝擊「自由市場」的形象，故必須慎思。
自由市場從來並非抽象的虛擬世界。香港屬全開放型的小規模經濟體系，加上貨幣與美元掛而實際失去利率政策自主權，使其對外自衛能力愈發脆弱，易受外來衝擊。但是，「自由」不應等同放棄經濟安全，世界上所有自由市場都有其安全底線（金融安全尤是）。全球化下國際資本和資金高度流動，易帶投機性，且各國持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大量「熱錢」流入，而香港亦日益與內地經濟融合，直接受內地經濟趨勢及宏調效應之影響，則我們的自由市場已今非昔比，進入另類未經考驗的汪洋大海了。
不應忽視深層產業不斷空洞化
目前超低利率的大環境正造就「次按」式的另一輪惡性循環，內房宏調也刺激內地資金流入，但香港的經濟不應沉醉於房地產泡沫的表面風光，忽視深層的產業不斷空洞化。房地產市場大跌，固然造成金融動盪及信心危機，非社會所能承受，人們猶記得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觸發房地產泡破，造成一大片負資產、經濟蕭條通縮的恐怖景象。但是，房地產急升（大型單位樓價已超越1997年的高，一些受歡迎的中價屋苑樓價也接近歷史高位），同樣不妙﹕一則滋長對過高住屋成本的社會怨氣；二則增加資產泡沫風險及另一次房地產危機的可能性。
國際趨勢大師大前研一上月在香港演講時便警告，香港正面對兩大危機﹕一為內地樓市泡沫破裂，二為內地資金轉移，隨時會發生。從香港角度言，不應過分依賴內地資金去維持房地產高企。香港樓市面對全國炒賣時（現時北京、上海等市也受房地產泡沫的威脅），則一個很少比例的內地投資和投機資金湧入，其經濟便可易軌——是步向繁榮還是泡沫，而繁榮的代價又是怎樣，值得社會和政府深思。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備受衝擊，絕非對國家整體有利！
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
從來市場由供求雙方因素主宰。在供應方面，特區政府固應增加住宅用地之供應（特別是中小型住宅用地）；勾地表制度之外，應實施進取的定期賣地。不過，仍得明白，土地在香港屬稀有之物﹕很多土地不是已劃入郊野公園便是受制於城市規劃和環保規定；而政府在稅基狹窄的公共財政現實下，仍視土地為重要收入來源，不願「賤賣」。若市場投機氣氛高漲，則什麼額外供地也會容易被市場消化。
需求方面，不單來自本港用家及新增家庭，更日益受外來買家炒家所左右。任何以民為本的政府，皆有責任回應本地市民在工資可負擔能力內置業安居的合理期望，以維持社會穩定。若「自由」市場未能滿足市民住屋需要，政府就須介入。以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就曾透過「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市民置居，成績斐然。
踏進2000年代，當時房地產崩盤導致特區政府終止居屋計劃，以圖救市，此舉無可厚非。不過，時移世易，我們的政策思維應與時俱進，於此置居日難之際，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以回應不合資格入住出租公屋的有限收入家庭的安居需要——而「居屋」比興建「中產出租公屋」在公帑使用上更合乎經濟效率原則。有建議以免息貸款或現金津貼協助市民在私人樓市首次置業，這可以研究，但是其風險是進一步推高樓價，與居屋的經濟槓桿效應不一樣。
「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提出動用政府儲備扶貧，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政治發展。如果立法會主要政黨對社會政策的看法更加接近，特區政府就有條件制訂更多既為公眾所接受、又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的社會政策。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很快便已經否定動用儲備來扶貧。有些意見亦擔心動用儲備來扶貧並非善用公帑。本報社評以「開倉派米」來形容動用儲備扶貧，含意是動用儲備總有花光的一日，並非長久之計。
其實田北俊提出動用儲備來扶貧的說法不太嚴謹，因為確會帶來「並非長久之計」的擔憂，正所謂「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
其實現實情是特區政府不斷斂財，儲備由相等於政府大約一年的開支在短短幾年間增加到相等於兩年的開支。錢放在庫房而不作有用的使用，是另一種浪費。
問題是﹕「開倉派米」是否最好的使用儲備的方法。這點確實可以討論。
「扶貧」很多時予人的直覺印象就是增加綜援，或者各種各樣的現金補助。如果真的動用政府儲備這樣做，就真的有點兒像「開倉派米」。
可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香港的貧窮狀消滅得最快的一段時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當時除了引進了公共援助（即現時綜援的前身）外，還有免費教育的大幅度擴大（包括由6年免費教育延伸至9年免費教育及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所開辦學校增加大量經費）、公共醫療制度化並大幅擴充、10年公屋計劃及興建居屋、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等。
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扶貧策略是進步的社會政策，通過投資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消除階層性的先天性不平等，為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在不需擔憂生計的情下各展所長，努力學習和工作。社會發展是扶貧的前提。
踏入上世紀90年代，雖然有回歸後期的政治動盪，但社會發展沒有停步。因為即使已是跛腳鴨，港英政府也引進了大規模的公營醫療改革、大幅度擴充大學教育、增加投放於社會服務和保障的資源，及設立強積金制度。
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反而放緩。大學學位沒有增加；免費教育年期到最近才增加至12年；公營醫療系統沒有新發展；房屋計劃叫停；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既無長遠規劃，亦無增加承擔。
相反，過去10多年，政府有意識地引進「市場力量」來推動社會政策，包括私營醫療、私營教育、直資學校等。這些政策不是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只會令社會上各階層原有的資源落差不至被進步的公共政策所收窄。
回歸後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並非偶然，亦不單只因為表面上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政策由進步走向保守，由促進社會發展變成「鞏固」所謂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所以，香港確實需要面對貧窮問題，包括適當地增加社會保障以令受惠人士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香港更需要一個長遠的扶貧策略，就是用公共政策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義。香港應當有系統地檢視特區政府過去10多年盲目地把醫療、教育、房屋推向市場這個錯誤方向。不扭轉這個錯誤方向，單靠「開倉派米」確實解決不了問題。
執行進步的社會政策，政府的「倉」還是要開，但並不一定用來派米，而是用來作社會投資。高鐵工程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音，因為造價接近700億元。政府花這個錢在基本建設的資本投資面不改容，為何投資在社會發展之上卻如此吝嗇呢？
政府也曾經說過，預留500億元作為設立醫療融資制度的起動資金，但如果醫療融資制度只是把市民推向私營醫療，我們有信心這500億元能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嗎？如果我們向正在掙扎的公營醫療系統每年增加10％的投放，亦只不過是30多億元。未來15年間500億元為香港市民的健康所帶來的額外保障是實實在在的。
政府「開倉」投資於社會發展，肯定是用得其所，不單只有助解決貧窮問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維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在這方面，不單政府有責任，政黨也有責任。政黨要求政府「開倉」，不應只求「派米」，這是短期行為。有信念的政黨一定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政策，進步的政黨會要求把公共資源投資於社會發展之上。但願有心人向這個方向努力，堅持不懈！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提出動用政府儲備扶貧，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政治發展。如果立法會主要政黨對社會政策的看法更加接近，特區政府就有條件制訂更多既為公眾所接受、又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的社會政策。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很快便已經否定動用儲備來扶貧。有些意見亦擔心動用儲備來扶貧並非善用公帑。本報社評以「開倉派米」來形容動用儲備扶貧，含意是動用儲備總有花光的一日，並非長久之計。
其實田北俊提出動用儲備來扶貧的說法不太嚴謹，因為確會帶來「並非長久之計」的擔憂，正所謂「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
其實現實情是特區政府不斷斂財，儲備由相等於政府大約一年的開支在短短幾年間增加到相等於兩年的開支。錢放在庫房而不作有用的使用，是另一種浪費。
問題是﹕「開倉派米」是否最好的使用儲備的方法。這點確實可以討論。
「扶貧」很多時予人的直覺印象就是增加綜援，或者各種各樣的現金補助。如果真的動用政府儲備這樣做，就真的有點兒像「開倉派米」。
可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香港的貧窮狀消滅得最快的一段時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當時除了引進了公共援助（即現時綜援的前身）外，還有免費教育的大幅度擴大（包括由6年免費教育延伸至9年免費教育及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所開辦學校增加大量經費）、公共醫療制度化並大幅擴充、10年公屋計劃及興建居屋、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等。
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扶貧策略是進步的社會政策，通過投資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消除階層性的先天性不平等，為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在不需擔憂生計的情下各展所長，努力學習和工作。社會發展是扶貧的前提。
踏入上世紀90年代，雖然有回歸後期的政治動盪，但社會發展沒有停步。因為即使已是跛腳鴨，港英政府也引進了大規模的公營醫療改革、大幅度擴充大學教育、增加投放於社會服務和保障的資源，及設立強積金制度。
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反而放緩。大學學位沒有增加；免費教育年期到最近才增加至12年；公營醫療系統沒有新發展；房屋計劃叫停；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既無長遠規劃，亦無增加承擔。
相反，過去10多年，政府有意識地引進「市場力量」來推動社會政策，包括私營醫療、私營教育、直資學校等。這些政策不是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只會令社會上各階層原有的資源落差不至被進步的公共政策所收窄。
回歸後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並非偶然，亦不單只因為表面上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政策由進步走向保守，由促進社會發展變成「鞏固」所謂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所以，香港確實需要面對貧窮問題，包括適當地增加社會保障以令受惠人士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香港更需要一個長遠的扶貧策略，就是用公共政策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義。香港應當有系統地檢視特區政府過去10多年盲目地把醫療、教育、房屋推向市場這個錯誤方向。不扭轉這個錯誤方向，單靠「開倉派米」確實解決不了問題。
執行進步的社會政策，政府的「倉」還是要開，但並不一定用來派米，而是用來作社會投資。高鐵工程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音，因為造價接近700億元。政府花這個錢在基本建設的資本投資面不改容，為何投資在社會發展之上卻如此吝嗇呢？
政府也曾經說過，預留500億元作為設立醫療融資制度的起動資金，但如果醫療融資制度只是把市民推向私營醫療，我們有信心這500億元能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嗎？如果我們向正在掙扎的公營醫療系統每年增加10％的投放，亦只不過是30多億元。未來15年間500億元為香港市民的健康所帶來的額外保障是實實在在的。
政府「開倉」投資於社會發展，肯定是用得其所，不單只有助解決貧窮問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維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在這方面，不單政府有責任，政黨也有責任。政黨要求政府「開倉」，不應只求「派米」，這是短期行為。有信念的政黨一定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政策，進步的政黨會要求把公共資源投資於社會發展之上。但願有心人向這個方向努力，堅持不懈！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10年9月4日 星期六
周日話題﹕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周日話題﹕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明報專訊】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
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
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
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
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文 陳劍青 （作者為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插圖 吳浚匡
編輯 梁詠璋
【明報專訊】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
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
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
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
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文 陳劍青 （作者為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插圖 吳浚匡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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