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勤傳以「劈炮」要脅上位主席
匯控斥英報無稽 2010年9月23日
【明報專訊】匯豐控股(0005)下周決定新主席人選前夕，現任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欲掌主席帥印的野心，愈見呼之欲出。繼前日傳出紀勤十分積極角逐主席一職後，昨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紀勤威脅若不獲擢升為主席，隨時「劈炮」，離開匯控。另有報道指出，財務總監范智廉(Douglas Flint)或被「挖角」至英國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若全部成事，一時之間，匯控3大高層職位將懸空，是該集團近年極為罕有的人事大變動。
匯控對各種傳聞一直不作評論，但集團發言人昨晚向路透社表示，有關紀勤威脅辭職的報道，是無稽的(nonsense)，對紀勤和匯控都是一種冒犯(offensive)。
傳紀勤不滿外人或當主席
《金融時報》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紀勤上周在高層會議上，獲告知董事會還未準備擢升他為主席，他「感到不高興」(he was not happy)。紀勤尤其不滿，由前高盛總裁、現匯控非執行董事桑頓(John Thornton)超越他成為主席。這類高層權力爭奪戰，發生在傳統英資銀行如匯控的身上，相當罕見。匯控一貫傳統，是內部擢升行政總裁為主席，但此舉違反英國企業管治的原則，勢遭英國投資者群起反對。報道指出，若紀勤當真請辭，其行政總裁職位大有機會由投資銀行業務主管歐智華(Stuart Gulliver)接替。該報編輯Patrick Jenkins指出，個人理財業務主席霍嘉治(Sandy Flockhart)和范智廉，也是行政總裁的人選。
CEO人選包括歐智華霍嘉治
然而報道引述消息指，紀勤出名脾氣暴躁，因此未必會把一時之氣付諸實行。集團下周二將於上海舉行董事會會議，盛傳屆時將決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接班人。
葛霖本月初突然宣布將於年底離任，擔任英國貿易及投資國務大臣。外界對下任主席人選的揣測不斷，天天傳出新版本，除了桑頓為大熱主席人選，以及勞斯萊斯集團非執行主席駱耀文(Simon Robertson)外，昨日出現新名字，就是今年55歲、行事低調，僅每每於業績會闡述財務表現的范智廉。
但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范智廉或「過檔」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前日，該銀行突然宣布行政總裁Eric Daniels宣布明年退休，教市場意外。
所有接班方案皆有利弊
綜合英國報章分析形勢，匯控主席、行政總裁可能出現的組合，沒有一項完美方案，各有優劣(見圖)。若由桑頓擔任非執行主席，可符合英國企業管治傾向避免由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的精神，但盛傳活躍於美國和中國商、學兩界的桑頓，不願意長駐倫敦，未必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接受。另一折衷方案，是委任駱耀文暫代主席一職，直至物色到合適人選。
報道又指，集團內部從未認真考慮外聘主席。前行政總裁韋志誠及前亞太區主席艾爾敦等前匯控高層，都已表示不贊成委任非執行主席。但維權股東Eric Knight卻直言，正因為內部擢升主席的傳統，拖累匯控錯誤收購美國Household。
2010年9月22日 星期三
成名﹕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成名﹕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明報專訊】香港民主運動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5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
談判需依仗
龐大群眾動員力量支持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曾經歷談判，其後才達至民主轉型，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包括群眾動員力量，以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
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南非為例，謂它藉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逼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至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廣泛被排斥、被打壓群體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逼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後者不想看到國家政治、進而經濟持續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至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當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逼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
事實上，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不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現任美國總統顧問McFaul，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國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至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相反，要達至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民主黨及普選聯
忽略了群眾動員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至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普選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民主黨有代表指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普選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單不符事實，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
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有何代價？
從09年11月至今年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紓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便會有較大機會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港大7月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開支是浪費公帑，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
文章的附錄，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二之二】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明報專訊】香港民主運動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5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
談判需依仗
龐大群眾動員力量支持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曾經歷談判，其後才達至民主轉型，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包括群眾動員力量，以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
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南非為例，謂它藉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逼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至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廣泛被排斥、被打壓群體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逼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後者不想看到國家政治、進而經濟持續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至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當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逼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
事實上，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不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現任美國總統顧問McFaul，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國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至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相反，要達至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民主黨及普選聯
忽略了群眾動員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至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普選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民主黨有代表指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普選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單不符事實，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
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有何代價？
從09年11月至今年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紓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便會有較大機會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港大7月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開支是浪費公帑，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
文章的附錄，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二之二】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蔡子強﹕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蔡子強﹕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明報專訊】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明報專訊】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10年9月17日 星期五
香港要趕搭珠三角的快車 ／梁振英
香港要趕搭珠三角的快車 ／梁振英
【明報專訊】今天談珠三角在兩個方面的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兩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對香港人的生活，都有重大牽引作用。這兩個牽引作用，已經不是假設，而是在短期內會出現、實實在在的問題。
未來的30年，和過去的30年一樣，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珠三角，但香港人對珠三角的認識和興趣不足。不少中小學校組織學生到上海、北京遊學，興致勃勃，而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卻被認為沒有吸引力。在珠三角的香港工商專業界中，以工業界為主，這裏有歷史原因，商界和專業界一般以上海和北京作為首要的對象，因此香港經濟界對珠三角的認識，尤其對近年經濟結構變化的認識，並不全面。
珠三角發展急促，不僅是經濟總量增長快，產業結構也出現急劇變化。這些增長和變化，都為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在短期內提供新的機會。
廣東省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具體措施包括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當中三個發展重點分別是：（一）臨海型重工業和化工業；（二）高新技術產業和（三）現代服務業。
發展臨海型重、化工業，就是利用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的合作機會，在沿海佈置大型以重工業、化工業為導向的工業項目。這類似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韓國在七八十年代建立臨海型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
廣東省積極推動大型石化項目，配合國家的「走出去」獲取能源的戰略。具體方法是國家與能源供應國簽訂穩定長期的石油供應合同，然後把石油運至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南面沿海的工廠加工，確保國家的長遠能源供應。現時廣東成功爭取到的合作項目包括與委內瑞拉合作的惠來石化煉油項目、與科威特合資的湛江煉化一體化項目。此外，還有已經建成的中海油與蜆殼公司在惠州大亞灣的合資項目。這些項目建成以後，廣東將成為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相媲美的世界級煉油和石化基地。
除了石化工程之外，國家在湛江建立新的寶鋼鋼鐵項目。中國現在已成為最大的鋼鐵生產國，產量佔全球的近四成。中央政府正努力整合產業，希望建立幾個大型的鋼鐵集團，以節約能源、推動環保，寶鋼這個項目正是配合國家「關小鋼廠，建大鋼廠」的發展戰略在廣東設立新的生產基地。
廣東省大型工程的另一亮點是汽車工業。現在三大日資汽車企業包括豐田、本田、日產都集中在珠三角佈置汽車生產工廠。有關項目帶動了上下游如汽車零部件工業的發展，形成龐大的產業群。
這些項目都是以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參與為主，與廣東省配合。香港在這些項目上的直接參與不多，但在上、下游的相關行業，香港應該全面研究如何配合和增加參與度，眼方向包括香港人日後的就業空間，香港高等教育的配合，以及香港所能提供種種的高端服務，包括利用香港良好法治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
廣東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也有不少亮點。尤其深圳在電子通訊、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相當突出，有不少的具代表性的中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包括華為、中興等世界級的通訊設備製造商，還有如IT產業的騰訊、新能源汽車的比亞迪公司等（這兩家公司的首腦獲邀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上發言），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
珠三角的交通基建發展也極快，一小時的大範圍都市生活圈逐漸形成。中國的軌道運輸發展一日千里，不僅網絡發展快，技術水平更不斷提升。中國現正建立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到2015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的時候，基本上中國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會由高速鐵路連接。對香港來說，有5條輻射全國的高速鐵路，包括北京—廣州—香港高鐵、廣州—貴陽—重慶高鐵、上海—深圳沿海高鐵、廣東西部沿海高鐵、廣州—南寧—昆明高鐵，基本上覆蓋整個泛珠三角的9個省份。屆時，從香港到北京的不停站車程只需約7個小時，從香港至中國最北省份黑龍江的省會哈爾濱也只需約12小時。可以想像一下，2015年某日的晚上9點，旅客從香港西九龍車站上車，在高速火車的臥鋪車廂裏休息一晚，清晨醒來到餐車吃早餐，早上9點鐘就可以到達北國冰城的哈爾濱。
除了全國高速鐵路網絡外，珠三角內部亦在修建城際的快速鐵路，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到2020年，2000多公里的城際鐵路修建完成後，基本上在珠三角內主要城市之間的車程只需一個小時。如果在內地居民往來香港的出入境政策上再有新的舉措，比如實行廣東省居民可以一簽多行來港的政策，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在內的一小時生活圈將暢通無阻。3年前，從元朗到蛇口的深圳灣大橋通車，兩地的邊檢制度出現一次大突破：香港的入境處和海關等人員在深圳那邊和大陸的邊檢人員執行「一地兩檢」。當珠三角的鐵路網逐步完成，硬件的效率愈來愈高，香港有沒有條件在香港這邊也實行「一地兩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如果在香港可以實行「一地兩檢」，香港的鐵路和大陸的鐵路連接起來的經濟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香港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可以在兩小時內來回，意義不限於旅行，更不限於方便港人北上。粵港之間的人流暢通，5000萬收入急升的人口就可以更便捷地來港使用港式服務和購物、休閒和消費，香港的市場規模將更為廣闊。
下周談「同城化」。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明報專訊】今天談珠三角在兩個方面的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兩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對香港人的生活，都有重大牽引作用。這兩個牽引作用，已經不是假設，而是在短期內會出現、實實在在的問題。
未來的30年，和過去的30年一樣，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珠三角，但香港人對珠三角的認識和興趣不足。不少中小學校組織學生到上海、北京遊學，興致勃勃，而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卻被認為沒有吸引力。在珠三角的香港工商專業界中，以工業界為主，這裏有歷史原因，商界和專業界一般以上海和北京作為首要的對象，因此香港經濟界對珠三角的認識，尤其對近年經濟結構變化的認識，並不全面。
珠三角發展急促，不僅是經濟總量增長快，產業結構也出現急劇變化。這些增長和變化，都為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在短期內提供新的機會。
廣東省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具體措施包括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當中三個發展重點分別是：（一）臨海型重工業和化工業；（二）高新技術產業和（三）現代服務業。
發展臨海型重、化工業，就是利用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的合作機會，在沿海佈置大型以重工業、化工業為導向的工業項目。這類似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韓國在七八十年代建立臨海型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
廣東省積極推動大型石化項目，配合國家的「走出去」獲取能源的戰略。具體方法是國家與能源供應國簽訂穩定長期的石油供應合同，然後把石油運至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南面沿海的工廠加工，確保國家的長遠能源供應。現時廣東成功爭取到的合作項目包括與委內瑞拉合作的惠來石化煉油項目、與科威特合資的湛江煉化一體化項目。此外，還有已經建成的中海油與蜆殼公司在惠州大亞灣的合資項目。這些項目建成以後，廣東將成為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相媲美的世界級煉油和石化基地。
除了石化工程之外，國家在湛江建立新的寶鋼鋼鐵項目。中國現在已成為最大的鋼鐵生產國，產量佔全球的近四成。中央政府正努力整合產業，希望建立幾個大型的鋼鐵集團，以節約能源、推動環保，寶鋼這個項目正是配合國家「關小鋼廠，建大鋼廠」的發展戰略在廣東設立新的生產基地。
廣東省大型工程的另一亮點是汽車工業。現在三大日資汽車企業包括豐田、本田、日產都集中在珠三角佈置汽車生產工廠。有關項目帶動了上下游如汽車零部件工業的發展，形成龐大的產業群。
這些項目都是以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參與為主，與廣東省配合。香港在這些項目上的直接參與不多，但在上、下游的相關行業，香港應該全面研究如何配合和增加參與度，眼方向包括香港人日後的就業空間，香港高等教育的配合，以及香港所能提供種種的高端服務，包括利用香港良好法治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
廣東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也有不少亮點。尤其深圳在電子通訊、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相當突出，有不少的具代表性的中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包括華為、中興等世界級的通訊設備製造商，還有如IT產業的騰訊、新能源汽車的比亞迪公司等（這兩家公司的首腦獲邀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上發言），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
珠三角的交通基建發展也極快，一小時的大範圍都市生活圈逐漸形成。中國的軌道運輸發展一日千里，不僅網絡發展快，技術水平更不斷提升。中國現正建立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到2015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的時候，基本上中國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會由高速鐵路連接。對香港來說，有5條輻射全國的高速鐵路，包括北京—廣州—香港高鐵、廣州—貴陽—重慶高鐵、上海—深圳沿海高鐵、廣東西部沿海高鐵、廣州—南寧—昆明高鐵，基本上覆蓋整個泛珠三角的9個省份。屆時，從香港到北京的不停站車程只需約7個小時，從香港至中國最北省份黑龍江的省會哈爾濱也只需約12小時。可以想像一下，2015年某日的晚上9點，旅客從香港西九龍車站上車，在高速火車的臥鋪車廂裏休息一晚，清晨醒來到餐車吃早餐，早上9點鐘就可以到達北國冰城的哈爾濱。
除了全國高速鐵路網絡外，珠三角內部亦在修建城際的快速鐵路，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到2020年，2000多公里的城際鐵路修建完成後，基本上在珠三角內主要城市之間的車程只需一個小時。如果在內地居民往來香港的出入境政策上再有新的舉措，比如實行廣東省居民可以一簽多行來港的政策，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在內的一小時生活圈將暢通無阻。3年前，從元朗到蛇口的深圳灣大橋通車，兩地的邊檢制度出現一次大突破：香港的入境處和海關等人員在深圳那邊和大陸的邊檢人員執行「一地兩檢」。當珠三角的鐵路網逐步完成，硬件的效率愈來愈高，香港有沒有條件在香港這邊也實行「一地兩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如果在香港可以實行「一地兩檢」，香港的鐵路和大陸的鐵路連接起來的經濟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香港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可以在兩小時內來回，意義不限於旅行，更不限於方便港人北上。粵港之間的人流暢通，5000萬收入急升的人口就可以更便捷地來港使用港式服務和購物、休閒和消費，香港的市場規模將更為廣闊。
下周談「同城化」。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2010年9月13日 星期一
九招十二式及三招十四式
什麼是「九招十二式」？
9招規管新盤銷售
1 發展商銷售樓花及一手現樓，都需要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售樓指引；
2 發展商在銷售現樓時，需要在樓盤內提供實地單位供公眾參觀；
3 單位成交後，發展商需在5日內公布，並需同時披露涉及發展商高層及直系親屬的交易；
4 示範單位需要符合一系列規格要求，包括必需提供至少一個間格、裝修用料以及附送的設備上，完全和交樓標準一致的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
5 首張價單必須要包括更多單位，小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下)需要提供最少30伙，或可供出售單位30%，兩者以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上)最少提供50個單位，或可供出售單位50%，兩者以較高為準；
6 將目前開售前24小時提供樓書的要求，提高至在開售前7日提供；
7 發展商在出售任何數目的單位給任何人士時，必須在3日前公布有關價單；
8 樓盤宣傳物品需清晰提供有關樓盤坐落的地點和地址的資料；
9 發展商網頁需同步公布樓書和所有價單。
12式規管示範單位
1 示範單位的面積跟交樓標準要一致；
2 要展示示範單位的樓層及平面圖；
3 示範單位圍繞牆需為真實厚度；
4 至少要有一個交樓標準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若只有一個化妝示範單位，要有同一面積的「清水房」；若有一個以上化妝示範單位，其「清水房」面積要與其中一個化妝示範單位相若；
5 經過改動的化妝示範單位，要展示改裝的實線及非結構牆的厚度；
6 示範單位內的窗台、工作平台、露台；
7 示範單位要有實際樓底高度的天花板，天花板若矮過實樓要表明實樓樓底高度；
8 示範單位要有大門，無提供房門亦要提供門框，及要實線展示房門厚度；
9 示範單位要展示交樓時的建築材料、設備；
10 示範單位要列明那些是展示、那些是交樓時交付予買家的物品，如電器品牌；
11 「清水房」示範單位要有由發展商向地產建設商會認可人士簽發的證書，以證明其「清水房」的外牆厚度同交樓一樣，準買家若要求，要展示此文件；
12 容許參觀示範單位人士度呎。
------------------
【理財一周】表列港府「三招十四式」詳情
《環富通基金頻道》表列港府應對樓市炒風最新「三招十四式」詳情：
＊一﹒禁絕摸貨＊
１﹒地政總署將所有獲批預售的一手盤入伙前，不准以確認人方式轉讓，或辦理轉名手續
２﹒增加取消交易成本，沒收的定金金額由樓價５％，增至１０％
＊二﹒收緊按揭成數＊
３﹒１２００萬元以上物業按揭上限降至六成
４﹒非自住物業實施六成按揭上限
５﹒供樓款項佔借貸人入息比例劃一降至五成
６﹒銀行須為申謮人承受加息的能力進行壓力測試
７﹒按揭證券公司暫停接受逾九成按揭貸款申請
８﹒將現時按揭保險計劃九成或以下按揭貸款上限，由１２００萬元調低至７２０萬元
９﹒按揭保險計劃供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劃一為五成
＊三﹒增加土地供應＊
１０﹒主動推出３幅小型土地拍賣
１１﹒盡快重推港鐵（０００６６）南昌站上蓋招標
１２﹒下財政年度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提供超過９０００個單位
１３﹒計劃將２０公頃新界區工業及商貿地改為住宅發展
１４﹒加快啓德發展區基建，冀２０１５年前先推出４０００個單位
9招規管新盤銷售
1 發展商銷售樓花及一手現樓，都需要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售樓指引；
2 發展商在銷售現樓時，需要在樓盤內提供實地單位供公眾參觀；
3 單位成交後，發展商需在5日內公布，並需同時披露涉及發展商高層及直系親屬的交易；
4 示範單位需要符合一系列規格要求，包括必需提供至少一個間格、裝修用料以及附送的設備上，完全和交樓標準一致的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
5 首張價單必須要包括更多單位，小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下)需要提供最少30伙，或可供出售單位30%，兩者以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上)最少提供50個單位，或可供出售單位50%，兩者以較高為準；
6 將目前開售前24小時提供樓書的要求，提高至在開售前7日提供；
7 發展商在出售任何數目的單位給任何人士時，必須在3日前公布有關價單；
8 樓盤宣傳物品需清晰提供有關樓盤坐落的地點和地址的資料；
9 發展商網頁需同步公布樓書和所有價單。
12式規管示範單位
1 示範單位的面積跟交樓標準要一致；
2 要展示示範單位的樓層及平面圖；
3 示範單位圍繞牆需為真實厚度；
4 至少要有一個交樓標準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若只有一個化妝示範單位，要有同一面積的「清水房」；若有一個以上化妝示範單位，其「清水房」面積要與其中一個化妝示範單位相若；
5 經過改動的化妝示範單位，要展示改裝的實線及非結構牆的厚度；
6 示範單位內的窗台、工作平台、露台；
7 示範單位要有實際樓底高度的天花板，天花板若矮過實樓要表明實樓樓底高度；
8 示範單位要有大門，無提供房門亦要提供門框，及要實線展示房門厚度；
9 示範單位要展示交樓時的建築材料、設備；
10 示範單位要列明那些是展示、那些是交樓時交付予買家的物品，如電器品牌；
11 「清水房」示範單位要有由發展商向地產建設商會認可人士簽發的證書，以證明其「清水房」的外牆厚度同交樓一樣，準買家若要求，要展示此文件；
12 容許參觀示範單位人士度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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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一周】表列港府「三招十四式」詳情
《環富通基金頻道》表列港府應對樓市炒風最新「三招十四式」詳情：
＊一﹒禁絕摸貨＊
１﹒地政總署將所有獲批預售的一手盤入伙前，不准以確認人方式轉讓，或辦理轉名手續
２﹒增加取消交易成本，沒收的定金金額由樓價５％，增至１０％
＊二﹒收緊按揭成數＊
３﹒１２００萬元以上物業按揭上限降至六成
４﹒非自住物業實施六成按揭上限
５﹒供樓款項佔借貸人入息比例劃一降至五成
６﹒銀行須為申謮人承受加息的能力進行壓力測試
７﹒按揭證券公司暫停接受逾九成按揭貸款申請
８﹒將現時按揭保險計劃九成或以下按揭貸款上限，由１２００萬元調低至７２０萬元
９﹒按揭保險計劃供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劃一為五成
＊三﹒增加土地供應＊
１０﹒主動推出３幅小型土地拍賣
１１﹒盡快重推港鐵（０００６６）南昌站上蓋招標
１２﹒下財政年度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提供超過９０００個單位
１３﹒計劃將２０公頃新界區工業及商貿地改為住宅發展
１４﹒加快啓德發展區基建，冀２０１５年前先推出４０００個單位
2010年9月7日 星期二
張炳良﹕樓市脫韁，不能空談自由市場
張炳良﹕樓市脫韁，不能空談自由市場
【明報專訊】早前，我在電台節目中提出，若政府多項穩定樓市的措施都未能見效，而樓價持續急升，應研究是否限制境外買家。此說並非但求嘩眾民粹，我在發言時也清楚表示要小心「落藥」力度，以免樓市應聲倒下、民怨更為沸騰。我並非主張貿然限制，但政策思維總不應囿於任何教條。
在香港，干預市場向來屬政治不正確，不過，在關鍵時刻，採取果斷行動才能維護市場的正常運作；當然，應充分評估利害得失與風險。1998年，特區政府高調介入股市，擊退國際金融投機大鱷，乃一顯例。
財政司長曾俊華在8月13日公布針對樓市炒賣的新措施時，已明確指出「資產泡沫」（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風險不斷增加、暗藏危機。新加坡政府在8月30日公布買賣物業賣方印花稅及借貸按揭新措施，也因其樓市過熱，增加泡沫風險。
限制境外買家 不應視為洪水猛獸
「泡沫」乃經濟失衡現象——即脫離基本經濟現實（fundamentals）的買賣行為導致資產價格推高。當前，香港樓價急升，遠遠超越本地生產及工資增長，一般打工仔難以置業安居（連偏遠及中下價樓宇也漲價驚人），這樣政府豈能坐視不管？從來，房屋既是經濟（投資）問題，也是民生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若情惡化，而數據證明境外因素的確乃目前樓市如脫韁之馬的重要動因時，則仿效一些其他國家（如澳洲及新加坡）的做法，對境外買家實施限制——不論是以稅務手法或乾脆禁止購買中小型住宅單位——不應視為洪水猛獸、排除於研究之列。當然，我十分明白，限制措施存在執行上的技術問題（例如怎樣限制以本地註冊公司名義購置物業）、執行及遵守成本，並會一定程度上衝擊「自由市場」的形象，故必須慎思。
自由市場從來並非抽象的虛擬世界。香港屬全開放型的小規模經濟體系，加上貨幣與美元掛而實際失去利率政策自主權，使其對外自衛能力愈發脆弱，易受外來衝擊。但是，「自由」不應等同放棄經濟安全，世界上所有自由市場都有其安全底線（金融安全尤是）。全球化下國際資本和資金高度流動，易帶投機性，且各國持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大量「熱錢」流入，而香港亦日益與內地經濟融合，直接受內地經濟趨勢及宏調效應之影響，則我們的自由市場已今非昔比，進入另類未經考驗的汪洋大海了。
不應忽視深層產業不斷空洞化
目前超低利率的大環境正造就「次按」式的另一輪惡性循環，內房宏調也刺激內地資金流入，但香港的經濟不應沉醉於房地產泡沫的表面風光，忽視深層的產業不斷空洞化。房地產市場大跌，固然造成金融動盪及信心危機，非社會所能承受，人們猶記得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觸發房地產泡破，造成一大片負資產、經濟蕭條通縮的恐怖景象。但是，房地產急升（大型單位樓價已超越1997年的高，一些受歡迎的中價屋苑樓價也接近歷史高位），同樣不妙﹕一則滋長對過高住屋成本的社會怨氣；二則增加資產泡沫風險及另一次房地產危機的可能性。
國際趨勢大師大前研一上月在香港演講時便警告，香港正面對兩大危機﹕一為內地樓市泡沫破裂，二為內地資金轉移，隨時會發生。從香港角度言，不應過分依賴內地資金去維持房地產高企。香港樓市面對全國炒賣時（現時北京、上海等市也受房地產泡沫的威脅），則一個很少比例的內地投資和投機資金湧入，其經濟便可易軌——是步向繁榮還是泡沫，而繁榮的代價又是怎樣，值得社會和政府深思。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備受衝擊，絕非對國家整體有利！
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
從來市場由供求雙方因素主宰。在供應方面，特區政府固應增加住宅用地之供應（特別是中小型住宅用地）；勾地表制度之外，應實施進取的定期賣地。不過，仍得明白，土地在香港屬稀有之物﹕很多土地不是已劃入郊野公園便是受制於城市規劃和環保規定；而政府在稅基狹窄的公共財政現實下，仍視土地為重要收入來源，不願「賤賣」。若市場投機氣氛高漲，則什麼額外供地也會容易被市場消化。
需求方面，不單來自本港用家及新增家庭，更日益受外來買家炒家所左右。任何以民為本的政府，皆有責任回應本地市民在工資可負擔能力內置業安居的合理期望，以維持社會穩定。若「自由」市場未能滿足市民住屋需要，政府就須介入。以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就曾透過「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市民置居，成績斐然。
踏進2000年代，當時房地產崩盤導致特區政府終止居屋計劃，以圖救市，此舉無可厚非。不過，時移世易，我們的政策思維應與時俱進，於此置居日難之際，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以回應不合資格入住出租公屋的有限收入家庭的安居需要——而「居屋」比興建「中產出租公屋」在公帑使用上更合乎經濟效率原則。有建議以免息貸款或現金津貼協助市民在私人樓市首次置業，這可以研究，但是其風險是進一步推高樓價，與居屋的經濟槓桿效應不一樣。
【明報專訊】早前，我在電台節目中提出，若政府多項穩定樓市的措施都未能見效，而樓價持續急升，應研究是否限制境外買家。此說並非但求嘩眾民粹，我在發言時也清楚表示要小心「落藥」力度，以免樓市應聲倒下、民怨更為沸騰。我並非主張貿然限制，但政策思維總不應囿於任何教條。
在香港，干預市場向來屬政治不正確，不過，在關鍵時刻，採取果斷行動才能維護市場的正常運作；當然，應充分評估利害得失與風險。1998年，特區政府高調介入股市，擊退國際金融投機大鱷，乃一顯例。
財政司長曾俊華在8月13日公布針對樓市炒賣的新措施時，已明確指出「資產泡沫」（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風險不斷增加、暗藏危機。新加坡政府在8月30日公布買賣物業賣方印花稅及借貸按揭新措施，也因其樓市過熱，增加泡沫風險。
限制境外買家 不應視為洪水猛獸
「泡沫」乃經濟失衡現象——即脫離基本經濟現實（fundamentals）的買賣行為導致資產價格推高。當前，香港樓價急升，遠遠超越本地生產及工資增長，一般打工仔難以置業安居（連偏遠及中下價樓宇也漲價驚人），這樣政府豈能坐視不管？從來，房屋既是經濟（投資）問題，也是民生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若情惡化，而數據證明境外因素的確乃目前樓市如脫韁之馬的重要動因時，則仿效一些其他國家（如澳洲及新加坡）的做法，對境外買家實施限制——不論是以稅務手法或乾脆禁止購買中小型住宅單位——不應視為洪水猛獸、排除於研究之列。當然，我十分明白，限制措施存在執行上的技術問題（例如怎樣限制以本地註冊公司名義購置物業）、執行及遵守成本，並會一定程度上衝擊「自由市場」的形象，故必須慎思。
自由市場從來並非抽象的虛擬世界。香港屬全開放型的小規模經濟體系，加上貨幣與美元掛而實際失去利率政策自主權，使其對外自衛能力愈發脆弱，易受外來衝擊。但是，「自由」不應等同放棄經濟安全，世界上所有自由市場都有其安全底線（金融安全尤是）。全球化下國際資本和資金高度流動，易帶投機性，且各國持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大量「熱錢」流入，而香港亦日益與內地經濟融合，直接受內地經濟趨勢及宏調效應之影響，則我們的自由市場已今非昔比，進入另類未經考驗的汪洋大海了。
不應忽視深層產業不斷空洞化
目前超低利率的大環境正造就「次按」式的另一輪惡性循環，內房宏調也刺激內地資金流入，但香港的經濟不應沉醉於房地產泡沫的表面風光，忽視深層的產業不斷空洞化。房地產市場大跌，固然造成金融動盪及信心危機，非社會所能承受，人們猶記得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觸發房地產泡破，造成一大片負資產、經濟蕭條通縮的恐怖景象。但是，房地產急升（大型單位樓價已超越1997年的高，一些受歡迎的中價屋苑樓價也接近歷史高位），同樣不妙﹕一則滋長對過高住屋成本的社會怨氣；二則增加資產泡沫風險及另一次房地產危機的可能性。
國際趨勢大師大前研一上月在香港演講時便警告，香港正面對兩大危機﹕一為內地樓市泡沫破裂，二為內地資金轉移，隨時會發生。從香港角度言，不應過分依賴內地資金去維持房地產高企。香港樓市面對全國炒賣時（現時北京、上海等市也受房地產泡沫的威脅），則一個很少比例的內地投資和投機資金湧入，其經濟便可易軌——是步向繁榮還是泡沫，而繁榮的代價又是怎樣，值得社會和政府深思。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備受衝擊，絕非對國家整體有利！
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
從來市場由供求雙方因素主宰。在供應方面，特區政府固應增加住宅用地之供應（特別是中小型住宅用地）；勾地表制度之外，應實施進取的定期賣地。不過，仍得明白，土地在香港屬稀有之物﹕很多土地不是已劃入郊野公園便是受制於城市規劃和環保規定；而政府在稅基狹窄的公共財政現實下，仍視土地為重要收入來源，不願「賤賣」。若市場投機氣氛高漲，則什麼額外供地也會容易被市場消化。
需求方面，不單來自本港用家及新增家庭，更日益受外來買家炒家所左右。任何以民為本的政府，皆有責任回應本地市民在工資可負擔能力內置業安居的合理期望，以維持社會穩定。若「自由」市場未能滿足市民住屋需要，政府就須介入。以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就曾透過「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市民置居，成績斐然。
踏進2000年代，當時房地產崩盤導致特區政府終止居屋計劃，以圖救市，此舉無可厚非。不過，時移世易，我們的政策思維應與時俱進，於此置居日難之際，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以回應不合資格入住出租公屋的有限收入家庭的安居需要——而「居屋」比興建「中產出租公屋」在公帑使用上更合乎經濟效率原則。有建議以免息貸款或現金津貼協助市民在私人樓市首次置業，這可以研究，但是其風險是進一步推高樓價，與居屋的經濟槓桿效應不一樣。
「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提出動用政府儲備扶貧，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政治發展。如果立法會主要政黨對社會政策的看法更加接近，特區政府就有條件制訂更多既為公眾所接受、又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的社會政策。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很快便已經否定動用儲備來扶貧。有些意見亦擔心動用儲備來扶貧並非善用公帑。本報社評以「開倉派米」來形容動用儲備扶貧，含意是動用儲備總有花光的一日，並非長久之計。
其實田北俊提出動用儲備來扶貧的說法不太嚴謹，因為確會帶來「並非長久之計」的擔憂，正所謂「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
其實現實情是特區政府不斷斂財，儲備由相等於政府大約一年的開支在短短幾年間增加到相等於兩年的開支。錢放在庫房而不作有用的使用，是另一種浪費。
問題是﹕「開倉派米」是否最好的使用儲備的方法。這點確實可以討論。
「扶貧」很多時予人的直覺印象就是增加綜援，或者各種各樣的現金補助。如果真的動用政府儲備這樣做，就真的有點兒像「開倉派米」。
可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香港的貧窮狀消滅得最快的一段時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當時除了引進了公共援助（即現時綜援的前身）外，還有免費教育的大幅度擴大（包括由6年免費教育延伸至9年免費教育及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所開辦學校增加大量經費）、公共醫療制度化並大幅擴充、10年公屋計劃及興建居屋、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等。
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扶貧策略是進步的社會政策，通過投資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消除階層性的先天性不平等，為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在不需擔憂生計的情下各展所長，努力學習和工作。社會發展是扶貧的前提。
踏入上世紀90年代，雖然有回歸後期的政治動盪，但社會發展沒有停步。因為即使已是跛腳鴨，港英政府也引進了大規模的公營醫療改革、大幅度擴充大學教育、增加投放於社會服務和保障的資源，及設立強積金制度。
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反而放緩。大學學位沒有增加；免費教育年期到最近才增加至12年；公營醫療系統沒有新發展；房屋計劃叫停；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既無長遠規劃，亦無增加承擔。
相反，過去10多年，政府有意識地引進「市場力量」來推動社會政策，包括私營醫療、私營教育、直資學校等。這些政策不是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只會令社會上各階層原有的資源落差不至被進步的公共政策所收窄。
回歸後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並非偶然，亦不單只因為表面上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政策由進步走向保守，由促進社會發展變成「鞏固」所謂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所以，香港確實需要面對貧窮問題，包括適當地增加社會保障以令受惠人士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香港更需要一個長遠的扶貧策略，就是用公共政策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義。香港應當有系統地檢視特區政府過去10多年盲目地把醫療、教育、房屋推向市場這個錯誤方向。不扭轉這個錯誤方向，單靠「開倉派米」確實解決不了問題。
執行進步的社會政策，政府的「倉」還是要開，但並不一定用來派米，而是用來作社會投資。高鐵工程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音，因為造價接近700億元。政府花這個錢在基本建設的資本投資面不改容，為何投資在社會發展之上卻如此吝嗇呢？
政府也曾經說過，預留500億元作為設立醫療融資制度的起動資金，但如果醫療融資制度只是把市民推向私營醫療，我們有信心這500億元能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嗎？如果我們向正在掙扎的公營醫療系統每年增加10％的投放，亦只不過是30多億元。未來15年間500億元為香港市民的健康所帶來的額外保障是實實在在的。
政府「開倉」投資於社會發展，肯定是用得其所，不單只有助解決貧窮問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維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在這方面，不單政府有責任，政黨也有責任。政黨要求政府「開倉」，不應只求「派米」，這是短期行為。有信念的政黨一定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政策，進步的政黨會要求把公共資源投資於社會發展之上。但願有心人向這個方向努力，堅持不懈！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提出動用政府儲備扶貧，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政治發展。如果立法會主要政黨對社會政策的看法更加接近，特區政府就有條件制訂更多既為公眾所接受、又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的社會政策。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很快便已經否定動用儲備來扶貧。有些意見亦擔心動用儲備來扶貧並非善用公帑。本報社評以「開倉派米」來形容動用儲備扶貧，含意是動用儲備總有花光的一日，並非長久之計。
其實田北俊提出動用儲備來扶貧的說法不太嚴謹，因為確會帶來「並非長久之計」的擔憂，正所謂「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
其實現實情是特區政府不斷斂財，儲備由相等於政府大約一年的開支在短短幾年間增加到相等於兩年的開支。錢放在庫房而不作有用的使用，是另一種浪費。
問題是﹕「開倉派米」是否最好的使用儲備的方法。這點確實可以討論。
「扶貧」很多時予人的直覺印象就是增加綜援，或者各種各樣的現金補助。如果真的動用政府儲備這樣做，就真的有點兒像「開倉派米」。
可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香港的貧窮狀消滅得最快的一段時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當時除了引進了公共援助（即現時綜援的前身）外，還有免費教育的大幅度擴大（包括由6年免費教育延伸至9年免費教育及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所開辦學校增加大量經費）、公共醫療制度化並大幅擴充、10年公屋計劃及興建居屋、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等。
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扶貧策略是進步的社會政策，通過投資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消除階層性的先天性不平等，為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在不需擔憂生計的情下各展所長，努力學習和工作。社會發展是扶貧的前提。
踏入上世紀90年代，雖然有回歸後期的政治動盪，但社會發展沒有停步。因為即使已是跛腳鴨，港英政府也引進了大規模的公營醫療改革、大幅度擴充大學教育、增加投放於社會服務和保障的資源，及設立強積金制度。
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反而放緩。大學學位沒有增加；免費教育年期到最近才增加至12年；公營醫療系統沒有新發展；房屋計劃叫停；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既無長遠規劃，亦無增加承擔。
相反，過去10多年，政府有意識地引進「市場力量」來推動社會政策，包括私營醫療、私營教育、直資學校等。這些政策不是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只會令社會上各階層原有的資源落差不至被進步的公共政策所收窄。
回歸後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並非偶然，亦不單只因為表面上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政策由進步走向保守，由促進社會發展變成「鞏固」所謂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所以，香港確實需要面對貧窮問題，包括適當地增加社會保障以令受惠人士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香港更需要一個長遠的扶貧策略，就是用公共政策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義。香港應當有系統地檢視特區政府過去10多年盲目地把醫療、教育、房屋推向市場這個錯誤方向。不扭轉這個錯誤方向，單靠「開倉派米」確實解決不了問題。
執行進步的社會政策，政府的「倉」還是要開，但並不一定用來派米，而是用來作社會投資。高鐵工程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音，因為造價接近700億元。政府花這個錢在基本建設的資本投資面不改容，為何投資在社會發展之上卻如此吝嗇呢？
政府也曾經說過，預留500億元作為設立醫療融資制度的起動資金，但如果醫療融資制度只是把市民推向私營醫療，我們有信心這500億元能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嗎？如果我們向正在掙扎的公營醫療系統每年增加10％的投放，亦只不過是30多億元。未來15年間500億元為香港市民的健康所帶來的額外保障是實實在在的。
政府「開倉」投資於社會發展，肯定是用得其所，不單只有助解決貧窮問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維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在這方面，不單政府有責任，政黨也有責任。政黨要求政府「開倉」，不應只求「派米」，這是短期行為。有信念的政黨一定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政策，進步的政黨會要求把公共資源投資於社會發展之上。但願有心人向這個方向努力，堅持不懈！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10年9月4日 星期六
周日話題﹕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周日話題﹕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明報專訊】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
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
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
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
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文 陳劍青 （作者為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插圖 吳浚匡
編輯 梁詠璋
【明報專訊】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
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
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
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
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文 陳劍青 （作者為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插圖 吳浚匡
編輯 梁詠璋
2010年9月3日 星期五
否定田北俊建議 特首﹕儲備不可動
否定田北俊建議
特首﹕儲備不可動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在本報撰文狠批評政府「孤寒成性」，以致社會出現仇商情緒，商界「被屈食死貓」。自由黨人士透露，特首曾蔭權昨日與自由黨會面時，已一口否定田北俊的建議，認為政府的外匯儲備用以捍衛聯繫匯率，不可以動用，加上他擔心年底經濟轉差，政府有必要積穀防飢。
田北俊認有政治目的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曾蔭權對自由黨立法會議員表示，他不同意政府過去10年沒有做民生工作的說法，因很多資源已投放在教育、房屋等，而近兩年政府一直有針對低收入家庭的需要，提出紓困措施。曾蔭權提醒自由黨當今世界潮流是鼓勵企業多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田北俊的文章狠批政府不斷累積儲備，建議應以2.2萬億元的外匯儲備作投資，若每年有回報5%，便可用約1100億元扶貧。他昨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承認，文章有政治目的，希望增添市民對商界的好感，增加商界下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勝算﹕「市民會認為有工商界都關注民生，不是只顧講錢，我相信我們（商界）的認受性，到2012年商界參與選舉時，勝算會好些。」
劉健儀﹕田北俊不代表自由黨
但田北俊的建議不獲曾蔭權接納。該黨主席劉健儀、黨友張宇人和方剛昨就《施政報告》向曾蔭權提交建議。據悉，曾蔭權會上表明不同意田北俊的建議，指年底外圍經濟大有可能轉差，政府要有儲備應付不時之需，劉健儀與田北俊「劃清界線」，表明其建議並不代表自由黨。
會後，傳媒提問集中田北俊的言論，劉健儀大感不滿﹕「你們不斷『田生、田生』，田生是前主席，我今日是講自由黨，我不是嬲，但你們好像非是田生不可，那麼不如找他吧！不用找劉健儀，找劉健儀來幹什麼？」她認為，田北俊的觀點與自由黨分別不大，只不過他「講得盡一些」。
田北俊的弟弟、自由黨常委田北辰強調，劉健儀的想法與田北俊的倡議沒有分歧，因為自由黨近年針對施政報告所提的建議，都在呼籲政府「多使錢」，田北俊只是說「政府每年要盡用外匯基金的千億元收益」。
他透露，昨日本報刊登的田北俊文章，見報前，自由黨內部未有討論，劉健儀也是剛回港，相信她事前也沒有看過。
李國寶澄清﹕沒說支持
另外，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日前舉辦頒獎禮，本報記者於頒獎禮開始前，向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查詢，有關本港現時的外匯基金及庫房「水浸」，是否贊成政府從中抽出部分金錢用作扶貧時，未說明建議是由田北俊提出，李國寶當時簡單回應﹕「我贊成！我贊成！」及後未有機會詳細補充。李國寶昨向本報澄清，他當時並沒說支持田北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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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移民門檻
自由黨倡提至千萬
【明報專訊】針對樓宇炒賣成風，自由黨提出3招遏止樓宇再被炒高，包括把投資移民計劃的投資額增至1000萬元，其中置業門檻至少為650萬元，又建議禁止公司買家「摩貨」、把現時2000萬元以上豪宅不可延交稅款的規定，擴大至1200萬元或以上的物業。
自由黨昨就施政報告提出建議，其中為避免投資移民在港置業，會影響本港樓宇的市道，建議把投資移民的投資額門檻提升至1000萬元，而置業的涉及金額至少需650萬元或以上，若申請人單單透過買樓作投資移民，便意味他要購買1000萬元的豪宅。
倡禁公司買家「摩貨」
早前政府「出招」禁止一手樓花「摩貨」（以確認人身分轉售物業），自由黨認為應堵塞漏洞，同時禁止公司客「摩貨」。增加樓宇供應方面，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政府可重建位於元朗、觀塘、新蒲崗的空置工廈為住宅，興建「限呎和限發水樓」。
扶助弱勢方面，劉健儀認為現時不少低收入家庭不想被標籤，因而不想領取綜援，認為政府應把計劃改名，變成「工作獎勵計劃」，同時為不符申領綜援、但家庭收入過低的13.4萬個在職貧窮家庭，提供每月最多2500元的低收入生活補助，每年約需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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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匯基金扶貧 恐需修例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建議動用外匯基金部分收益來扶貧，即時掀起了兩大疑問。第一，會否削弱香港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第二，會否令政府一旦遇上收入銳減時，沒有餘糧可維持日常運作？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必先要明白外匯基金的組成與運作。
基金有負債 非全數可運用
外匯基金是根據《外匯基金條例》設立，開宗明義規定了「主要運用於財政司司長認為適當而直接或間接影響港幣匯價的目的，以及運用於其他附帶的目的」。因此，若要動用外匯基金款項來扶貧，第一步極可能要修改法例，否則很可能遇到法律挑戰。
接大家便要問﹕外匯基金究竟有多少錢可用？
負責管理外匯基金日常運作的金融管理局，每月都會公布外匯基金的「資產負債表」（見表）。直至今年6月底為止，外匯基金的總資產值一共有2.227萬億港元，但由於基金同時是有負債的，因此，不是全數資產都可長期任意運用，例如外匯基金發行的債券與票據，到期時便要償還的，單是這項負債已有6000多億元。另外，發鈔銀行發鈔時要繳付等值的美元，雖然給了金管局，但屬發鈔銀行所有。再者，從外匯基金的角度，政府撥給它管理的財政儲備當然也不屬它所有，故在外匯基金的帳目上，是以負債的形式出現。扣除所有負債，帳目上真的屬外匯基金擁有的資產，亦即所謂的「基金權益」（fund equity）僅為5303億港元。
儲備夠兩年開支 剛符國際要求
然而，上述會計帳目的鋪陳明顯不能反映政治現實，因為很難想像當真有大鱷來衝擊港元，作為外匯基金唯一擁有者的特區政府會通知金管局不能動用5000多億元財政儲備來捍衛聯繫匯率。換言之，外匯基金可以動用來捍衛聯繫匯率的「子彈」最少應有財政儲備和外匯基金「基金權益」的總和，亦即大約1.1萬億港元。同樣，一天外匯基金票據未到期，相關款項仍屬外匯基金所有，亦可動用。這樣一來，外匯基金可以動用的「子彈」，嚴格來說，應有1.6萬億至1.7萬億港元左右。後者已相當於香港最廣義貨幣供應量（M3）3.6萬億港元的47％，防禦能力應很強了。再加上國家所有的2萬億美元巨額儲備，很難想像有炒家會選擇香港下手。
至於政府應留多少財政儲備來應付一旦稅收大減時的不時之需，若援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年開支」指引，現時特區政府所有的5261億港元財政儲備，剛好達到這個要求，因以2011年度的經常開支，一年才是2500億左右。
明報記者
商界特權才是仇商根源 開倉派米只屬捨本逐末
商界特權才是仇商根源 開倉派米只屬捨本逐末
【明報專訊】昨日，田北俊在本報發表的文章，除了提及香港儲備太多，應將部分收益用作扶貧外，最重要一點是指庫房「水浸」，但政府卻「孤寒成性」，拒絕向民間「放水」，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市民矛頭直指商界，使反商情緒蔓延，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言下之意，政府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始作俑者，商界也是受害人。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過去數十年，包括港英治下時期，殖民地政府以特殊政策扶掖商家，市民都未有仇恨商人；香港人熱中營商創業，最愛炒樓炒股，對商界強人如高山仰止，只有崇敬之意，既不仇商，也無仇富之意。不過，近年香港確實流露出一些仇商情緒，這是連商界富豪也感受到的。這個仇商情緒有什麼內涵？可以說，市民仇的，是政府向地產商傾斜的土地政策，仇的是商界的壟斷日益嚴重，還有商界享有的政治特權，這才是仇商情緒的根源。如果這些不公平現象未有改善，如果商界不正視問題的癥結，即使不斷開倉派米，仇商情緒依然揮之不去。
惠及低下層可贏掌聲
諉過政府迴避問題核心
田北俊曾經透露，商界正計劃成立一個由多個財團斥資、委託他牽頭的商界扶貧基金，把由商界籌集得來的資金投放社區做善事，希望改善商界形象。如今，田北俊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批評政府「孤寒」，有理由相信這意見在商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可見仇商情緒已引起商界人士的關注。
田北俊的文章，雖然為低下階層出了一口氣，但卻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及商界的壟斷和特權。
有錢人在香港早已存在，過去富商鮮有被針對，城中富豪更是港人的偶像，是成功商人的象徵，是年輕人模仿學習的對象。近年富豪常被針對，動輒被指「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究其原因，應與近年土地政策嚴重向地產商傾斜有密切關係。
香港的基層生活困苦，但有綜援安全網，在這個層面的仇商情緒也許不嚴重；然而，中產人士近年感到社會階層流動放緩，而且可能一生淪為房奴，其仇商情緒更值得關注。
不少中產的心聲是，每天辛勞工作的收入，都無法追得上不斷升的樓價，政府卻一直未能有效增加土地供應，為什麼會是這樣？售貨員銷售抽油煙機誇大摩打轉速，被判入獄，但賣樓弄虛作假不但無罪，更可以賺個盆滿滿；十元八塊的商品，有警隊及海關專門招呼，價值百萬千萬過億的住宅單位，規管銷售手法的只得一紙指引，為什麼？政策明顯是向地產商傾斜，令到官商勾結的陰影揮之不去。
打工仔女勞碌整月，工資相當部分用作交租供樓，才換來斗室蝸居；不少人自食其力創業打拼，生意有起息，業主卻大幅加租，慘遭「分身家」。
沒有公平制度
派米於事無補
還有，市民日常生活很多必需品和公共服務，大多被財團壟斷；在政治舞台上，又有功能組別的特殊照顧，商界毋須經過普選洗禮、毋須向市民問責，代理人便可以長期霸佔議會席位，阻礙有利民生的法案。如此扭曲、向商界傾斜的政治經濟結構，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社會土壤，田北俊的文章，若能補上這一筆，其分析架構才會較完整。
開倉派米，令市民口袋多一點錢，或會令市民暫露笑容，令商界壓力少一點，但市民追求的，不是均富，是公平；不是結局均等，是機會均等。如果社會的競爭環境公平合理，港人不單不仇商、不仇富，富人更是強者、成功人士的象徵。相反，如果市場壟斷情不斷惡化，公平競爭愈行愈遠，政治特權依舊，開倉派米其實於事無補。
田北俊的文章為民請命，相信會贏得一些掌聲，不過，若然商界把仇商情緒的起因諉過政府，以為開倉派米就能解決，那是捨本逐末，迴避了問題的核心。
【政府被批守財奴、未善用儲備系列社評‧之二】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明報專訊】昨日，田北俊在本報發表的文章，除了提及香港儲備太多，應將部分收益用作扶貧外，最重要一點是指庫房「水浸」，但政府卻「孤寒成性」，拒絕向民間「放水」，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市民矛頭直指商界，使反商情緒蔓延，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言下之意，政府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始作俑者，商界也是受害人。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過去數十年，包括港英治下時期，殖民地政府以特殊政策扶掖商家，市民都未有仇恨商人；香港人熱中營商創業，最愛炒樓炒股，對商界強人如高山仰止，只有崇敬之意，既不仇商，也無仇富之意。不過，近年香港確實流露出一些仇商情緒，這是連商界富豪也感受到的。這個仇商情緒有什麼內涵？可以說，市民仇的，是政府向地產商傾斜的土地政策，仇的是商界的壟斷日益嚴重，還有商界享有的政治特權，這才是仇商情緒的根源。如果這些不公平現象未有改善，如果商界不正視問題的癥結，即使不斷開倉派米，仇商情緒依然揮之不去。
惠及低下層可贏掌聲
諉過政府迴避問題核心
田北俊曾經透露，商界正計劃成立一個由多個財團斥資、委託他牽頭的商界扶貧基金，把由商界籌集得來的資金投放社區做善事，希望改善商界形象。如今，田北俊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批評政府「孤寒」，有理由相信這意見在商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可見仇商情緒已引起商界人士的關注。
田北俊的文章，雖然為低下階層出了一口氣，但卻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及商界的壟斷和特權。
有錢人在香港早已存在，過去富商鮮有被針對，城中富豪更是港人的偶像，是成功商人的象徵，是年輕人模仿學習的對象。近年富豪常被針對，動輒被指「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究其原因，應與近年土地政策嚴重向地產商傾斜有密切關係。
香港的基層生活困苦，但有綜援安全網，在這個層面的仇商情緒也許不嚴重；然而，中產人士近年感到社會階層流動放緩，而且可能一生淪為房奴，其仇商情緒更值得關注。
不少中產的心聲是，每天辛勞工作的收入，都無法追得上不斷升的樓價，政府卻一直未能有效增加土地供應，為什麼會是這樣？售貨員銷售抽油煙機誇大摩打轉速，被判入獄，但賣樓弄虛作假不但無罪，更可以賺個盆滿滿；十元八塊的商品，有警隊及海關專門招呼，價值百萬千萬過億的住宅單位，規管銷售手法的只得一紙指引，為什麼？政策明顯是向地產商傾斜，令到官商勾結的陰影揮之不去。
打工仔女勞碌整月，工資相當部分用作交租供樓，才換來斗室蝸居；不少人自食其力創業打拼，生意有起息，業主卻大幅加租，慘遭「分身家」。
沒有公平制度
派米於事無補
還有，市民日常生活很多必需品和公共服務，大多被財團壟斷；在政治舞台上，又有功能組別的特殊照顧，商界毋須經過普選洗禮、毋須向市民問責，代理人便可以長期霸佔議會席位，阻礙有利民生的法案。如此扭曲、向商界傾斜的政治經濟結構，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社會土壤，田北俊的文章，若能補上這一筆，其分析架構才會較完整。
開倉派米，令市民口袋多一點錢，或會令市民暫露笑容，令商界壓力少一點，但市民追求的，不是均富，是公平；不是結局均等，是機會均等。如果社會的競爭環境公平合理，港人不單不仇商、不仇富，富人更是強者、成功人士的象徵。相反，如果市場壟斷情不斷惡化，公平競爭愈行愈遠，政治特權依舊，開倉派米其實於事無補。
田北俊的文章為民請命，相信會贏得一些掌聲，不過，若然商界把仇商情緒的起因諉過政府，以為開倉派米就能解決，那是捨本逐末，迴避了問題的核心。
【政府被批守財奴、未善用儲備系列社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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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濤﹕北京對人質事件的反應恰當嗎？
潘小濤﹕北京對人質事件的反應恰當嗎？
【明報專訊】八名港人客死異鄉，我們萬分悲痛心碎之餘，更對菲國總統的冷血、菲國警察的無能，感到無比憤怒。這個徹頭徹尾的人為悲劇，完全是槍手聯同菲國政府、菲警聯手製造的。在指摘菲律賓政府之餘，我們也應反思，北京當局在這次拯救人質事件中表現。
中國政府的表現，分為事發期間及事發之後。事發時，早上9時許發生挾持事件，據內地傳媒透露，至下午兩點多，中國使館人員趕抵現場；事發後，外長楊潔箎致電菲國外長，要求徹查事件及保證其他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發言人譴責槍手的暴行，但隻字未提菲國政府的無能表現；非官方消息則指出，中方無限期押後菲國副總統訪華的安排。
北京當局事後的反應，雖然過於軟弱，也無法回應香港市民的悲痛和憤慨，但相比之下，已遠優於事發期間的表現。中國外交部及駐菲大使館開始時都表現得「懶懶閒」，並沒即時向菲政府施以最大的外交壓力。
事發期間，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如何向菲國交涉？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國家主席辦公室等，可曾作出指示？在中國，只有領導人作出指示，變成一道政治動員令後，官僚系統才能有效的啟動起來，全力執行指示，應對長江大洪水、SARS危機、禽流感、四川大地震及舟曲泥石流慘劇等，莫不如此。這十多小時，未見有官方傳媒報道，胡錦濤作出批示，以及事發時及事後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向菲方施以最大壓力。
有人會說，對香港人這是天大的事，但對國家領導人而言只是小事一樁，為此致電菲國總統抗議及施壓，有點「小題大做」。然而，事後北京的反應，包括胡、溫及習近平致電慰問死難港人等，都說明北京當局並不認為這是小事。一個政府，竭盡所能的捍衛國民生命，才能贏得支持和信任，更何，若北京當局不惜代價的向菲國施壓，對方還會漫不經心處理危機嗎？設若被挾持的是美國遊客，菲國政府還會一而再的愚蠢地拒絕槍手的要求，並拘捕其弟弟去激怒他？
北京營救海外國民比以往積極
過去幾年，北京當局營救海外的中國公民，已遠比以往積極，撤僑行動更加果斷，每有中國公民在海外遇襲、被綁架，胡錦濤、溫家寶都作出批示。2005年1月，8名中國工人在伊拉克遭武裝分子綁架；2006年，3名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遇襲身亡；2007年，5名中國工程人員在尼日利亞被武裝分子挾持。胡錦濤都在這些事件後，指示外交部全力救人，或向這些國家施壓，全力緝兇。
相反，今次未見有報道指胡溫有發出全力救人的指示，北京當局與菲國交涉時的立場，也不強硬，特別是菲國政府表現如此窩囊、形同謀殺八名港客，北京當局卻不予聲討，僅譴責兇手，表現得有點畏首畏尾。這跟奧運火炬受阻、歐美各國接見達賴時的激烈反應相比，今次北京委實過於「仁慈」！為什麼？
我認為，這並非因為被挾持的是香港人，而是因為北京有外交上的顧慮。菲律賓雖國弱民窮，卻是東盟重要成員，戰略地位顯赫，北京在人質事件中沒狠批菲國政府，應有外交顧慮。
近日，北京在韓國「天安艦」事件及黃海、南中國海問題上，與韓國及東盟各國鬧得不可開交。月前在越南召開的東盟峰會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美國軍艦有權在南中國海自由進出的言論，並得到與會各國的支持，令聲明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中國，陷入孤立無援之境。美國近月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得到不少亞洲國支持，希望美國重返亞洲後，可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對美國人表現得最冷淡的竟是美國多年盟友菲律賓。在中國亟需亞洲朋友去抵制美國的重要時刻，環顧一眾海上鄰國，似乎僅剩菲律賓可供拉攏了。
因此，此時發生人質事件，權衡利弊，北京也就不可能作出「中斷兩國高層互訪」、「召回大使」等激烈反應了。
【明報專訊】八名港人客死異鄉，我們萬分悲痛心碎之餘，更對菲國總統的冷血、菲國警察的無能，感到無比憤怒。這個徹頭徹尾的人為悲劇，完全是槍手聯同菲國政府、菲警聯手製造的。在指摘菲律賓政府之餘，我們也應反思，北京當局在這次拯救人質事件中表現。
中國政府的表現，分為事發期間及事發之後。事發時，早上9時許發生挾持事件，據內地傳媒透露，至下午兩點多，中國使館人員趕抵現場；事發後，外長楊潔箎致電菲國外長，要求徹查事件及保證其他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發言人譴責槍手的暴行，但隻字未提菲國政府的無能表現；非官方消息則指出，中方無限期押後菲國副總統訪華的安排。
北京當局事後的反應，雖然過於軟弱，也無法回應香港市民的悲痛和憤慨，但相比之下，已遠優於事發期間的表現。中國外交部及駐菲大使館開始時都表現得「懶懶閒」，並沒即時向菲政府施以最大的外交壓力。
事發期間，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如何向菲國交涉？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國家主席辦公室等，可曾作出指示？在中國，只有領導人作出指示，變成一道政治動員令後，官僚系統才能有效的啟動起來，全力執行指示，應對長江大洪水、SARS危機、禽流感、四川大地震及舟曲泥石流慘劇等，莫不如此。這十多小時，未見有官方傳媒報道，胡錦濤作出批示，以及事發時及事後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向菲方施以最大壓力。
有人會說，對香港人這是天大的事，但對國家領導人而言只是小事一樁，為此致電菲國總統抗議及施壓，有點「小題大做」。然而，事後北京的反應，包括胡、溫及習近平致電慰問死難港人等，都說明北京當局並不認為這是小事。一個政府，竭盡所能的捍衛國民生命，才能贏得支持和信任，更何，若北京當局不惜代價的向菲國施壓，對方還會漫不經心處理危機嗎？設若被挾持的是美國遊客，菲國政府還會一而再的愚蠢地拒絕槍手的要求，並拘捕其弟弟去激怒他？
北京營救海外國民比以往積極
過去幾年，北京當局營救海外的中國公民，已遠比以往積極，撤僑行動更加果斷，每有中國公民在海外遇襲、被綁架，胡錦濤、溫家寶都作出批示。2005年1月，8名中國工人在伊拉克遭武裝分子綁架；2006年，3名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遇襲身亡；2007年，5名中國工程人員在尼日利亞被武裝分子挾持。胡錦濤都在這些事件後，指示外交部全力救人，或向這些國家施壓，全力緝兇。
相反，今次未見有報道指胡溫有發出全力救人的指示，北京當局與菲國交涉時的立場，也不強硬，特別是菲國政府表現如此窩囊、形同謀殺八名港客，北京當局卻不予聲討，僅譴責兇手，表現得有點畏首畏尾。這跟奧運火炬受阻、歐美各國接見達賴時的激烈反應相比，今次北京委實過於「仁慈」！為什麼？
我認為，這並非因為被挾持的是香港人，而是因為北京有外交上的顧慮。菲律賓雖國弱民窮，卻是東盟重要成員，戰略地位顯赫，北京在人質事件中沒狠批菲國政府，應有外交顧慮。
近日，北京在韓國「天安艦」事件及黃海、南中國海問題上，與韓國及東盟各國鬧得不可開交。月前在越南召開的東盟峰會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美國軍艦有權在南中國海自由進出的言論，並得到與會各國的支持，令聲明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中國，陷入孤立無援之境。美國近月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得到不少亞洲國支持，希望美國重返亞洲後，可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對美國人表現得最冷淡的竟是美國多年盟友菲律賓。在中國亟需亞洲朋友去抵制美國的重要時刻，環顧一眾海上鄰國，似乎僅剩菲律賓可供拉攏了。
因此，此時發生人質事件，權衡利弊，北京也就不可能作出「中斷兩國高層互訪」、「召回大使」等激烈反應了。
總結30年港深關係，規劃未來共同發展 ／梁振英
總結30年港深關係，規劃未來共同發展 ／梁振英
【明報專訊】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
1977年，經濟特區成立前3年，我第一次到深圳，當時是好奇過去走走看看。那時候的深圳僅是幾個小農村和小漁村，人口大概幾萬人，沒有公路，只有一條軍用巡邏路，沒有汽車，只有青年人用來接客的單車。
深圳變了
港深關係跟變了
30年後的深圳市，已經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地鐵、高速公路、貨櫃碼頭、機場、大學，一應俱全。常住人口約800萬，流動人口400萬，人均GDP在大陸城市中排名第一。深圳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不僅證明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同時也創造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速度。
深圳變了，港深關係跟變了。30年前的深圳和香港的關係是什麼？一是由於外國遊客不能隨便進入中國大陸，因此不少來港的西方遊客在新界的落馬洲眺望台遙望所謂「竹幕」後的中國，帶挈了落馬洲的小商販和陪遊客攝影的公公婆婆。香港同胞、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利用香港的羅湖口岸進入深圳，然後從深圳坐火車北上廣州，再從廣州的白雲機場乘飛機到中國其他城市，因此香港和深圳是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戶和中轉站。
商貿方面，中國大陸輸港的商品，包括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品，大多經深圳輸港。
30年前的港深關係，僅此而已。
30年後的今天，在世界眾多的城際關係當中，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是獨一無二的。理由有以下四個。
一是兩地的距離非常接近，從中環的金融中心到深圳的市中心，車程僅需一小時。
二是兩個城市的規模都很大，外國也有距離很接近的城市，但這些鄰近城市的規模沒有香港和深圳大。
三是兩地的資產價格（尤其是土地樓房價格），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差距極大。
最後一個，當然是香港和深圳分別屬於兩個不同制度的城市。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的中國公民可以憑回鄉證無限次進入深圳，但深圳居民不可以免簽證進入香港。港深之間屬於兩個不同的關稅區，深圳商品進入香港免稅，但部分香港商品進入深圳要納稅。香港居民可以在深圳工作，但深圳居民在香港工作必須有工作簽證，因此奔跑港深兩地的貨車司機只有香港居民，沒有深圳居民。
這些是港深關係中的大特點，也是積極因素，日後還可以調動利用。
港深之間在地理上僅是一河兩灣（深圳灣和大鵬灣）之隔，30年前，交通和手續極為不便，我到深圳講3小時課，就要在當地過夜。30年來，兩地之間的基本建設，尤其是口岸建設愈來愈多，愈來愈大，也愈來愈方便。30年前僅有一個羅湖口岸，今天多了文錦渡、沙頭角、深圳灣、蛇口等口岸。30年前只有鐵路相連，今天有公路、有直通巴士、有碼頭、有渡輪。兩城之間，每天幾十萬人穿梭往來。有不少港人常住在深圳，也有學童每天跨境來港上學，最近幾年也開始多了深圳居民來港購物。港深居民異地購物、消閒的人數愈來愈多，因為港深之間的時間距離愈來愈小。
這些變化，已經促成了港深的分工合作，例子之一是機場。30年前深圳沒有機場，今天深圳是大陸內陸航線的主要機場，而且成為香港人和經香港的旅客進出大陸二、三線城市的重要樞紐，香港沒有的航班，在深圳可以找到。另一方面，深圳居民進入香港，利用香港頻密的國際航線和航班出國，也愈來愈普及。
香港與深圳應利用差異
互借東風共同發展
30年前，香港人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接觸，主要發生在深圳，香港人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和參與，也主要來自深圳。這裏面包括香港早年的小廠商，提紅白藍尼龍袋，帶半製成的成衣到深圳加工；也包括幾十名香港的專業人士，義務在深圳講課、做城市規劃，以至協助制定政策和發展策略；還有在1988年修改憲法，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之前，以深方出地，港方出建築費，然後港深兩方按一定比例分房的雛型房地產投資活動。改革開放後的工資制度改革、企業制度改革（包括工會和僱主方的關係）、聘用制度改革等，深圳都是試點，而香港進入深圳的企業，就是這些早期改革的主催者和實驗者。大陸其他省市的官員和居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市場經濟和港式意識形態的認識，也來自深圳。
2009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6萬億港元，深圳9000億港元，兩城合計，就與世界排名28的希臘的經濟規模相約。這樣規模龐大，近在咫尺，但是差異極大的「雙子城」，世界並無先例，也無可參考例子。港深之間如何加深合作，如何對「同城化」有共同理解，既是兩城未來發展的重要命題，也對世界經濟制度發展有特殊意義。
利用差異，互借東風，共同發展，是城市互補互動的新發展趨勢。港深合作的未來，重點是在「兩制」之間不斷創新，以進一步促進兩地更有機地合作發展。其中幾個重要部分，包括：（一）優化配置基建設施和聯繫；（二）人和貨更順暢流動；（三）產業互補不足；（四）人才合作。這些都值得深入的共同探討。
未來30年，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會變得怎樣？這是不少關心香港的朋友經常想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問得比較消極。我們不應該「猜」，而是應該主動的塑造未來的關係。我們應該問，港深關係在未來30年「應該」怎樣發展？
下周續談。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明報專訊】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
1977年，經濟特區成立前3年，我第一次到深圳，當時是好奇過去走走看看。那時候的深圳僅是幾個小農村和小漁村，人口大概幾萬人，沒有公路，只有一條軍用巡邏路，沒有汽車，只有青年人用來接客的單車。
深圳變了
港深關係跟變了
30年後的深圳市，已經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地鐵、高速公路、貨櫃碼頭、機場、大學，一應俱全。常住人口約800萬，流動人口400萬，人均GDP在大陸城市中排名第一。深圳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不僅證明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同時也創造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速度。
深圳變了，港深關係跟變了。30年前的深圳和香港的關係是什麼？一是由於外國遊客不能隨便進入中國大陸，因此不少來港的西方遊客在新界的落馬洲眺望台遙望所謂「竹幕」後的中國，帶挈了落馬洲的小商販和陪遊客攝影的公公婆婆。香港同胞、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利用香港的羅湖口岸進入深圳，然後從深圳坐火車北上廣州，再從廣州的白雲機場乘飛機到中國其他城市，因此香港和深圳是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戶和中轉站。
商貿方面，中國大陸輸港的商品，包括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品，大多經深圳輸港。
30年前的港深關係，僅此而已。
30年後的今天，在世界眾多的城際關係當中，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是獨一無二的。理由有以下四個。
一是兩地的距離非常接近，從中環的金融中心到深圳的市中心，車程僅需一小時。
二是兩個城市的規模都很大，外國也有距離很接近的城市，但這些鄰近城市的規模沒有香港和深圳大。
三是兩地的資產價格（尤其是土地樓房價格），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差距極大。
最後一個，當然是香港和深圳分別屬於兩個不同制度的城市。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的中國公民可以憑回鄉證無限次進入深圳，但深圳居民不可以免簽證進入香港。港深之間屬於兩個不同的關稅區，深圳商品進入香港免稅，但部分香港商品進入深圳要納稅。香港居民可以在深圳工作，但深圳居民在香港工作必須有工作簽證，因此奔跑港深兩地的貨車司機只有香港居民，沒有深圳居民。
這些是港深關係中的大特點，也是積極因素，日後還可以調動利用。
港深之間在地理上僅是一河兩灣（深圳灣和大鵬灣）之隔，30年前，交通和手續極為不便，我到深圳講3小時課，就要在當地過夜。30年來，兩地之間的基本建設，尤其是口岸建設愈來愈多，愈來愈大，也愈來愈方便。30年前僅有一個羅湖口岸，今天多了文錦渡、沙頭角、深圳灣、蛇口等口岸。30年前只有鐵路相連，今天有公路、有直通巴士、有碼頭、有渡輪。兩城之間，每天幾十萬人穿梭往來。有不少港人常住在深圳，也有學童每天跨境來港上學，最近幾年也開始多了深圳居民來港購物。港深居民異地購物、消閒的人數愈來愈多，因為港深之間的時間距離愈來愈小。
這些變化，已經促成了港深的分工合作，例子之一是機場。30年前深圳沒有機場，今天深圳是大陸內陸航線的主要機場，而且成為香港人和經香港的旅客進出大陸二、三線城市的重要樞紐，香港沒有的航班，在深圳可以找到。另一方面，深圳居民進入香港，利用香港頻密的國際航線和航班出國，也愈來愈普及。
香港與深圳應利用差異
互借東風共同發展
30年前，香港人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接觸，主要發生在深圳，香港人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和參與，也主要來自深圳。這裏面包括香港早年的小廠商，提紅白藍尼龍袋，帶半製成的成衣到深圳加工；也包括幾十名香港的專業人士，義務在深圳講課、做城市規劃，以至協助制定政策和發展策略；還有在1988年修改憲法，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之前，以深方出地，港方出建築費，然後港深兩方按一定比例分房的雛型房地產投資活動。改革開放後的工資制度改革、企業制度改革（包括工會和僱主方的關係）、聘用制度改革等，深圳都是試點，而香港進入深圳的企業，就是這些早期改革的主催者和實驗者。大陸其他省市的官員和居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市場經濟和港式意識形態的認識，也來自深圳。
2009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6萬億港元，深圳9000億港元，兩城合計，就與世界排名28的希臘的經濟規模相約。這樣規模龐大，近在咫尺，但是差異極大的「雙子城」，世界並無先例，也無可參考例子。港深之間如何加深合作，如何對「同城化」有共同理解，既是兩城未來發展的重要命題，也對世界經濟制度發展有特殊意義。
利用差異，互借東風，共同發展，是城市互補互動的新發展趨勢。港深合作的未來，重點是在「兩制」之間不斷創新，以進一步促進兩地更有機地合作發展。其中幾個重要部分，包括：（一）優化配置基建設施和聯繫；（二）人和貨更順暢流動；（三）產業互補不足；（四）人才合作。這些都值得深入的共同探討。
未來30年，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會變得怎樣？這是不少關心香港的朋友經常想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問得比較消極。我們不應該「猜」，而是應該主動的塑造未來的關係。我們應該問，港深關係在未來30年「應該」怎樣發展？
下周續談。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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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2.2萬億儲備再多無用 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
田北俊﹕2.2萬億儲備再多無用
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坐擁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財政儲備佔5099億），但700萬人生活水平是否定必具保障﹖我本周一於策發會提出，香港10年來儲備以倍數增長，但為何市民、尤其基層人士生活卻未見改善、甚至每愈下，政府理應善用儲備回饋市民。特區政府最不缺是錢，奈何墨守成規一代接一代做守財奴，庫房水浸卻對市民福祉錙銖必較，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冠絕發達地區。老無所依、基層收入市民窮困愁苦，民怨載道，庫房的數字再漂亮，對弱勢社群而言都是白雲在青天，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孤寒成性 理財不善
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需要較充裕外匯儲備穩定貨幣匯率，但目前水平是否過分龐大呢﹖香港回歸時外匯儲備6367億元，今年截至6月份已高見2.2萬億元，人均外匯儲備每人約28萬港元，人均之高全球僅次於新加坡。香港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額，除了追逐排名外，有何實際用途，還要累積至多少才算足夠呢﹖
另外，財政儲備的水平高企已跟前兩任財政司長的說法背道而馳。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曾宣稱足以應付12個月開支為儲備的適當水平，而現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的說法是﹕「應否繼續維持儲備於12個月政府開支總額，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儲備毋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到了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接任，便改口稱儲備「愈多愈好」。香港是一片福地，有中央政府支持，毋須支付外交及國防開支，又極少發生嚴重天災，現行財政儲備明顯已遠超於實際需要。外匯及財政儲備水浸，反映政府孤寒成性、理財不善之餘，更表露政府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不敢動用儲備發展社會、照顧弱勢，寧願留近身錢，保障自己任內經濟的穩定，以致儲備愈留愈多，甚至自我麻醉，形容此舉是為香港打穩經濟基礎。
政府靠嚇 誤導市民與我
「未雨綢繆、量入為出、積穀防饑、審慎理財……」政府將過分保守的理財原則包裝得冠冕堂皇，但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例必過分悲觀估錯，由特首曾蔭權當財政司長起，這個傳統至今未有改變，一直靠「造成財赤、沉重經濟負擔、加稅」等恫嚇來拒絕扶貧紓困。港人近10年經歷金融風暴、SARS疫症、金融海嘯等等，不論經濟順或逆境，財政及外匯儲備都逐年攀升（詳見表），直至儲備額翻一番，仍不敢「動分毫」。狼來了叫足10年，我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自由黨主席以來，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生派政黨對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不過回歸至今13年來，數字已說明一切，儲備近乎年年創高峰，揭破政府一直以靠嚇的方式誤導市民與我。
維持儲備於高水平的嚴重後遺症已出現了──政府「富」、民眾「貧」。取之於民理應盡快用之於民，外匯儲備每年投資回報受國際投資環境影響有高有低，不過本港巨額投資，回報相對穩定，過去10年只有2008年金融海嘯錄得虧蝕5.6%，其餘年份全部錄得正增長，由2001年0.7%至1998年12.1%。以過去10年數據作計，5年平均投資回報約為4.8%；10年平均約5%。以現時2.2萬億元儲備作計，不動用儲備的「本金」，只抽取5%回報，已高達1100億元。
落實扶貧委員會建議 每年只四五十億
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包括政府財政儲備5099億元，兩者集中於外匯基投資及管理。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下來而成的，其投資回報政府每年只入帳5%，其餘放回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可隨時從外匯基金中提走資金，以應付社會需要。2.2萬億外匯儲備撇除財政儲備，大約有1.7189萬億元，這部分的投資回報則長期滾存於外匯基金，永無止境，不斷膨脹，該筆每年產生的巨款卻與政府開支、市民生活沾不上邊。說到底外匯儲備、財政儲備，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只可惜絕大部分錢仍牢牢的放在口袋中，沒有提出來使用。不能用的錢，對社會而言只是一堆沒有實質意義的數字。
若政府盡量善用1100億元儲備回報持續改善民生，由於金額巨大，其社會效應必然很大，例如可大幅擴闊社會安全網，令更多人受惠。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的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各地區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和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工作誘因，讓他們自力更生等等，建議多達50項，每年只需多用40億至50億元，便可全面落實，金額相對於1100億只屬區區之數。
動用外匯儲備回報 不削弱捍衛聯匯能力
動用外匯儲備的回報，長遠只會減慢儲備增長速度，不會削弱外匯基金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因為按照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今年第一季，香港最廣義的貨幣供應量（M3）也不過約為3.6萬億元，換言之，外匯基金所有的「子彈」已相等於M3的61%，且現時全球經濟環境與97年已大為不同，香港有可觀經濟增長及強勢人民幣作為後盾，而外國經濟多見疲弱，香港遭狙擊的風險已遠低於97年回歸前後。
市民怨氣無處宣泄
責怪政府 也將不滿指向商界
商界克盡本分做生意，納稅、創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利用稅收去扶貧、改善弱勢社群市民的生活，本是應有之義。可惜政府只顧累積儲備，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市民無法享受經濟成果。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民怨氣無處宣泄，責怪政府之餘，也將不滿指向商界，漸形成一股反商情緒，商界被標籤為「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無良僱主」等等，我感覺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
仇商瀰漫下，商界的一舉一動都動輒得咎，在此必須先旨聲明，我提倡政府將儲備的投資回報回饋市民，出發點絕非為工商界爭取減利得稅，反之特首曾蔭權大可不兌現選舉承諾進一步削減利得稅，維持16.5%。不過，政府動用儲備除扶弱之外，也可協助香港的中下階層的納稅人士，中小企如小型快餐店、小商店可設利潤免稅額，利潤低於100萬元大可豁免，5萬多戶中小企即時受惠。打工仔的薪俸稅免稅額也應獲提高，特別讓中產階層可休養生息累積財富。
中小企利潤低於100萬可免稅
薪俸稅免稅額提高
現時提倡政府動用儲備還富於民，我並非追求一下子的大花筒，商界更非追求民粹而盲目派福利。政府福利制度必須取中庸之道，嚴防希臘或南歐多國過度福利開支，導致入不敷支陷入破產危機，但同時也要避免走向另一極端弱勢社群欠缺保障。香港目前的福利制度絕非「路有凍死骨」，但距離發達地區的標準仍相去甚遠。以我曾任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及扶貧委員會成員所見，政府絕大部分扶貧政策只會接納一筆過「派糖」，不願長遠承擔成為經常開支，孤寒性格發作，深怕覆水難收扶弱開支成為財政負擔，關注需長期協助的弱勢社群的例子如﹕資助全港有需要的傷殘人士購買電動輪椅，大概只花費1億元，政府都不願付出；又如低收入家庭學童開學1000元津貼，政府只肯逐年審批，拒絕列為每年的經常開支。
萬億身家超級富豪 一毛不拔的性格
香港弱勢社群被忽略的情嚴重，有時令人感匪夷所思。現時患白內障的長者輪候公立醫院做手術需輪候近3年，情猶如一位擁有萬億身家的超級富豪，但卻因一毛不拔的性格，任由家中的老人家承受瀕臨失明的痛苦，涼薄至此豈不令人扼腕？政府又怎可能接受為香港貢獻大半生的長者，輪候入資助安老院舍至少要3年，部分於等候期間過身。政府扶弱紓困不力，長者、傷殘等不獲照顧，連鎖反應下他們的家屬承受壓力愈見沉重，對政府充斥不滿，社會怨氣亦油然而生。
若政府有決心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社會安全網也會大幅擴張，但安全網再大、再密總有界限及漏洞，我與一班商界朋友構思籌辦新的扶貧基金，在公益金、馬會各慈善團體之外，盡量幫助政府安全網以外未被照顧的人士，但歸根究柢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並非商界。政府儲備水漲船高，基層市民生活不單沒有受惠，甚至每愈下，曾班子政府於餘下兩年任期堅持守財奴理財哲學極不可取。我相信，10年後論政府功過得失，沒有人會記得儲備金額何其富厚，但會記得政府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
作者為自由黨前主席
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坐擁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財政儲備佔5099億），但700萬人生活水平是否定必具保障﹖我本周一於策發會提出，香港10年來儲備以倍數增長，但為何市民、尤其基層人士生活卻未見改善、甚至每愈下，政府理應善用儲備回饋市民。特區政府最不缺是錢，奈何墨守成規一代接一代做守財奴，庫房水浸卻對市民福祉錙銖必較，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冠絕發達地區。老無所依、基層收入市民窮困愁苦，民怨載道，庫房的數字再漂亮，對弱勢社群而言都是白雲在青天，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孤寒成性 理財不善
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需要較充裕外匯儲備穩定貨幣匯率，但目前水平是否過分龐大呢﹖香港回歸時外匯儲備6367億元，今年截至6月份已高見2.2萬億元，人均外匯儲備每人約28萬港元，人均之高全球僅次於新加坡。香港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額，除了追逐排名外，有何實際用途，還要累積至多少才算足夠呢﹖
另外，財政儲備的水平高企已跟前兩任財政司長的說法背道而馳。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曾宣稱足以應付12個月開支為儲備的適當水平，而現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的說法是﹕「應否繼續維持儲備於12個月政府開支總額，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儲備毋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到了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接任，便改口稱儲備「愈多愈好」。香港是一片福地，有中央政府支持，毋須支付外交及國防開支，又極少發生嚴重天災，現行財政儲備明顯已遠超於實際需要。外匯及財政儲備水浸，反映政府孤寒成性、理財不善之餘，更表露政府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不敢動用儲備發展社會、照顧弱勢，寧願留近身錢，保障自己任內經濟的穩定，以致儲備愈留愈多，甚至自我麻醉，形容此舉是為香港打穩經濟基礎。
政府靠嚇 誤導市民與我
「未雨綢繆、量入為出、積穀防饑、審慎理財……」政府將過分保守的理財原則包裝得冠冕堂皇，但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例必過分悲觀估錯，由特首曾蔭權當財政司長起，這個傳統至今未有改變，一直靠「造成財赤、沉重經濟負擔、加稅」等恫嚇來拒絕扶貧紓困。港人近10年經歷金融風暴、SARS疫症、金融海嘯等等，不論經濟順或逆境，財政及外匯儲備都逐年攀升（詳見表），直至儲備額翻一番，仍不敢「動分毫」。狼來了叫足10年，我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自由黨主席以來，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生派政黨對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不過回歸至今13年來，數字已說明一切，儲備近乎年年創高峰，揭破政府一直以靠嚇的方式誤導市民與我。
維持儲備於高水平的嚴重後遺症已出現了──政府「富」、民眾「貧」。取之於民理應盡快用之於民，外匯儲備每年投資回報受國際投資環境影響有高有低，不過本港巨額投資，回報相對穩定，過去10年只有2008年金融海嘯錄得虧蝕5.6%，其餘年份全部錄得正增長，由2001年0.7%至1998年12.1%。以過去10年數據作計，5年平均投資回報約為4.8%；10年平均約5%。以現時2.2萬億元儲備作計，不動用儲備的「本金」，只抽取5%回報，已高達1100億元。
落實扶貧委員會建議 每年只四五十億
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包括政府財政儲備5099億元，兩者集中於外匯基投資及管理。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下來而成的，其投資回報政府每年只入帳5%，其餘放回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可隨時從外匯基金中提走資金，以應付社會需要。2.2萬億外匯儲備撇除財政儲備，大約有1.7189萬億元，這部分的投資回報則長期滾存於外匯基金，永無止境，不斷膨脹，該筆每年產生的巨款卻與政府開支、市民生活沾不上邊。說到底外匯儲備、財政儲備，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只可惜絕大部分錢仍牢牢的放在口袋中，沒有提出來使用。不能用的錢，對社會而言只是一堆沒有實質意義的數字。
若政府盡量善用1100億元儲備回報持續改善民生，由於金額巨大，其社會效應必然很大，例如可大幅擴闊社會安全網，令更多人受惠。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的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各地區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和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工作誘因，讓他們自力更生等等，建議多達50項，每年只需多用40億至50億元，便可全面落實，金額相對於1100億只屬區區之數。
動用外匯儲備回報 不削弱捍衛聯匯能力
動用外匯儲備的回報，長遠只會減慢儲備增長速度，不會削弱外匯基金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因為按照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今年第一季，香港最廣義的貨幣供應量（M3）也不過約為3.6萬億元，換言之，外匯基金所有的「子彈」已相等於M3的61%，且現時全球經濟環境與97年已大為不同，香港有可觀經濟增長及強勢人民幣作為後盾，而外國經濟多見疲弱，香港遭狙擊的風險已遠低於97年回歸前後。
市民怨氣無處宣泄
責怪政府 也將不滿指向商界
商界克盡本分做生意，納稅、創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利用稅收去扶貧、改善弱勢社群市民的生活，本是應有之義。可惜政府只顧累積儲備，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市民無法享受經濟成果。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民怨氣無處宣泄，責怪政府之餘，也將不滿指向商界，漸形成一股反商情緒，商界被標籤為「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無良僱主」等等，我感覺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
仇商瀰漫下，商界的一舉一動都動輒得咎，在此必須先旨聲明，我提倡政府將儲備的投資回報回饋市民，出發點絕非為工商界爭取減利得稅，反之特首曾蔭權大可不兌現選舉承諾進一步削減利得稅，維持16.5%。不過，政府動用儲備除扶弱之外，也可協助香港的中下階層的納稅人士，中小企如小型快餐店、小商店可設利潤免稅額，利潤低於100萬元大可豁免，5萬多戶中小企即時受惠。打工仔的薪俸稅免稅額也應獲提高，特別讓中產階層可休養生息累積財富。
中小企利潤低於100萬可免稅
薪俸稅免稅額提高
現時提倡政府動用儲備還富於民，我並非追求一下子的大花筒，商界更非追求民粹而盲目派福利。政府福利制度必須取中庸之道，嚴防希臘或南歐多國過度福利開支，導致入不敷支陷入破產危機，但同時也要避免走向另一極端弱勢社群欠缺保障。香港目前的福利制度絕非「路有凍死骨」，但距離發達地區的標準仍相去甚遠。以我曾任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及扶貧委員會成員所見，政府絕大部分扶貧政策只會接納一筆過「派糖」，不願長遠承擔成為經常開支，孤寒性格發作，深怕覆水難收扶弱開支成為財政負擔，關注需長期協助的弱勢社群的例子如﹕資助全港有需要的傷殘人士購買電動輪椅，大概只花費1億元，政府都不願付出；又如低收入家庭學童開學1000元津貼，政府只肯逐年審批，拒絕列為每年的經常開支。
萬億身家超級富豪 一毛不拔的性格
香港弱勢社群被忽略的情嚴重，有時令人感匪夷所思。現時患白內障的長者輪候公立醫院做手術需輪候近3年，情猶如一位擁有萬億身家的超級富豪，但卻因一毛不拔的性格，任由家中的老人家承受瀕臨失明的痛苦，涼薄至此豈不令人扼腕？政府又怎可能接受為香港貢獻大半生的長者，輪候入資助安老院舍至少要3年，部分於等候期間過身。政府扶弱紓困不力，長者、傷殘等不獲照顧，連鎖反應下他們的家屬承受壓力愈見沉重，對政府充斥不滿，社會怨氣亦油然而生。
若政府有決心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社會安全網也會大幅擴張，但安全網再大、再密總有界限及漏洞，我與一班商界朋友構思籌辦新的扶貧基金，在公益金、馬會各慈善團體之外，盡量幫助政府安全網以外未被照顧的人士，但歸根究柢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並非商界。政府儲備水漲船高，基層市民生活不單沒有受惠，甚至每愈下，曾班子政府於餘下兩年任期堅持守財奴理財哲學極不可取。我相信，10年後論政府功過得失，沒有人會記得儲備金額何其富厚，但會記得政府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
作者為自由黨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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