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衛﹕GDP有用嗎？
【明報專訊】大部分用「知識型」這個詞語的人，不但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對「增長」更是一無所知。
談論「知識型」前，先說說「增長」。西方國家在2008年前15年所得的經濟增長，因雷曼事件而瞬間消逝，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大家很容易便將矛頭指向用以量度經濟發展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毫無疑問，我們依賴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方法，實在非常愚蠢，所謂的「增長」可能根本不是「增長」，所謂的「增長」也未必是好的。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和英國首相卡梅倫對GDP的批評贏得不少讚賞。今年5月，卡梅倫要求英國民眾多關注「國民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而少擔心GDP，薩爾科齊更科學地成立了一個由著名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和Amartya Sen領導的委員會，挑戰「GDP盲目崇拜主義」（GDP fetishism）。去年9月薩爾科齊發布研究結果，並坦言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破壞大於它能創造的。他提醒我們，GDP不過是對市場活動的一種量算方法，並不能量度社會幸福感。
GDP不能量度社會幸福感
薩爾科齊和卡梅倫不過是新手而已。早於1968年，當時有望成為總統的羅拔‧甘乃迪（Robert Kennedy）被暗殺前3個月，他已公開批評「有太多東西GDP未能納入其中」。他說，「它沒有考慮到我們家人的健康、教育及他們從玩樂中所得的快樂」。他批評，污染性的行業、為應付更多意外和疾病而多加的救護車、為容納更多罪犯而興建的監獄、破壞的美國原始森林、核彈甚至是香煙廣告等，都能推高GDP。反之，GDP沒有計算媽媽在家中照顧家人的無償工作、家人照顧家中老人、孩子們的健康、優質的教育，或政府官員的誠實及其工作效率等。
不丹國王Jigme Singye Wangchuk甚至在1972年放棄採用GDP，並創造了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國民幸福指數）。不丹被稱為世上最與世隔絕的一個佛教國家，GNH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它不單量度市場活動，還力求科學地納入可持續發展、保護文化價值、保護天然環境及良好管治等因素。
若經濟增長可令活在飢餓中的人脫離貧窮，使政府能誠實和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務，讓我們晚上可與摰愛安心入眠，為社會消除疾病，使市民健康長壽，提供良好教育，提高市民的素養，懂得欣賞文化，以及有能配合工作需要的技能，這樣的增長才是有意義的。
當一個家庭決定買第3架車，或太太花4萬元買一個手袋時，當我們所住物業的價值由100萬升到400萬時，我們見到的真的是增長嗎？
知識型經濟增長的指標
所謂的「知識型經濟增長」，已跌入如何運用電腦科技、如何使政府花更多錢在科研的困局。全世界近數十年都努力地嘗試說明，多花費在科研上，跟經濟成功、更多創新或專利有莫大聯繫，但其實這些努力都並不成功，它們之間就是沒有直接的關連。
要達至知識型經濟增長，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指標：
．教育制度要使個人可勝任更高附加值的工作，使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
．創新，特別是能改善生活質素，或就未能解決的問題提供方案，如治癌方法；
．提高效益，讓生產時可減少資源使用、減少浪費、減少壓力、風險或延誤；
．培養求知慾，以提高人們處理和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發展能使資訊／知識有效傳遞及運用的系統。
也許當中最重要的是，這些措施能在生活中應用。知識型經濟增長及跟它息息相關的創新，不但對高科技工業十分重要，對日常生活如廢物處理、理髮甚至飲食業都同等重要。
經過一番討論和分析後，我們也許最終能得到真正值得追求的增長，這增長不會耗盡世界未來50年的資源或使冰山融化。我們需要領袖們知道什麼應該計算在增長中，而不是只顧如何計算增長。這才是真正的「知識型經濟增長」。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一書作者之一
2010年7月30日 星期五
潘小濤﹕為何國內撐粵語愈演愈烈？
潘小濤﹕為何國內撐粵語愈演愈烈？
【明報專訊】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月初向政府提案，要求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用普通話廣播，一石激起千重浪，觸發大規模捍衛粵語運動。數以千計年輕人（有說逾2萬人），湧到地鐵江南西站出口集會，力挺廣州話；而廣東的幹部、傳媒及文化界名人，甚至廣州電視台高層，也或明或暗的力撐廣州話。廣州人為何反應如此激烈？這場廣州的保衛粵語運動，實與香港近年連串保育事件，密不可分。
語言文字具有社會控制功能
語言文字，從來都不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對政權而言，它具有重要的社會控制功能，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組成。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曾有言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欲滅其國，先其史。」民間稍作改動，變成「欲滅其國，必先其史；欲誅其族，必先去其文化」。無論「史」，還是「文化」，都是一個族群集體回憶的主要載具，是其身分認同的泉源。因此，語言文字有深刻的政治烙印。香港70年代爭取中文合法地位的「中文運動」，就被詮釋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
建立政權後，推出新語言、新文化，同時重新修撰史書經典，目的不外乎再樹正統，炫耀新政權的蓋世功績、宣揚統治理念，並將各族群的集體記憶抹掉，古往今來，莫不如此。明朝修撰《永樂大典》、清朝花費大量精力編制《四庫全書》，秦始皇滅六國後，實施「書同文、車同軌」，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全面推廣國語，封殺台語等，都有這方面的需要。當然，統一文字語言，對政令通行大有助益，還可大量減省施政成本。
中共建政後，同樣制訂了標準普通話，以及簡體漢字，並在全國推廣。不過，這種「推廣」，是帶有強制性質的行政指令，而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其效率或殺傷力，非常驚人。過去幾十年，全國「推普」，除了講普通話的人口激增，其強烈的排他性也成就了它的「纍纍碩果」。
少數民族語言瀕危
年前，國內40多名語言學家，聯名緊急呼籲保護瀕危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因為全國56個民族中，已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有120多種，但每一到兩年就消失一種。2007年中，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資訊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曾表示：「目前中國會說滿語的人已經不到100人！」滿族逾千萬人口，只有不足100人會說滿語，能書寫滿文者，全國更不足20人。百年前的滿清皇朝，滿文滿語還是官方文字語言，今天竟淪落至此！這些民族語言的衰落、消失，雖有環境、語言本身生命力等因素，但北京當局的語言政策，也該有一份「功勞」。
80年代是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寬鬆時期，當時對新疆、西藏的宗教打壓力度最少，對少數民族的母語也比較寬容。而且，當時粵語隨香港電視劇及流行曲而大舉北伐，打下大片江山，當局對此也能容忍，而非今天那樣，連電視主持也禁講港台腔。近年，隨疆獨、藏獨轉趨活躍，北京的推普力度也不斷加強，甚至成為各級官員的政治任務。
廣州人深明，當局以政治力量去強推普通話的結果，意味粵語的生存空間很快會萎縮，最後變成「滿語」的翻版。他們對北京行政命令的威力，比香港人的體會深刻得多，危機感也大很多。而且，如果只是單純在廣州推廣普通話，大可增加一至多個普通話台，讓廣州電視台保留粵語頻道，這豈非兩全其美？但紀可光建議以普通話取代粵語廣播，則令人有無限的想像空間：今日是廣州電視台，他朝會也可以「推普」為名，禁止電子傳媒使用粵語，屆時粵語的消忘也就指日可待了。正是這份擔憂，促成捍衛粵語運動。
當然，廣州市民反應如此激烈，還有更切身的現實因素。廣州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到處都是新大樓、新屋苑，而舊建築早被拆得七七八八，舊社區也被得差不多了，今年初展開的廣州史上最大規模舊城改造，連最後一片集體記憶的淨土「西關一帶」，也不能倖免。大拆大建之後，廣州還是廣州嗎？廣州還剩下什麼呢？類似的拷問，香港的80後年輕人也曾悲鳴吶喊，更走上街頭，保衛天星碼頭、保護菜園村。
留住廣州文化 守護集體回憶
廣州城的消逝已無可挽回，而粵語也就成了留住廣州文化、守護集體回憶的孤燈殘燭、最後堡壘。此時此刻還不挺身而出？這種使命感、危機感，驅使廣州市民在強大專政壓力下，也不惜飛蛾撲火，燃燒自己去照亮南粵的大地，傳遞守衛粵語文化、傳承集體回憶的決心！
【明報專訊】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月初向政府提案，要求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用普通話廣播，一石激起千重浪，觸發大規模捍衛粵語運動。數以千計年輕人（有說逾2萬人），湧到地鐵江南西站出口集會，力挺廣州話；而廣東的幹部、傳媒及文化界名人，甚至廣州電視台高層，也或明或暗的力撐廣州話。廣州人為何反應如此激烈？這場廣州的保衛粵語運動，實與香港近年連串保育事件，密不可分。
語言文字具有社會控制功能
語言文字，從來都不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對政權而言，它具有重要的社會控制功能，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組成。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曾有言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欲滅其國，先其史。」民間稍作改動，變成「欲滅其國，必先其史；欲誅其族，必先去其文化」。無論「史」，還是「文化」，都是一個族群集體回憶的主要載具，是其身分認同的泉源。因此，語言文字有深刻的政治烙印。香港70年代爭取中文合法地位的「中文運動」，就被詮釋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
建立政權後，推出新語言、新文化，同時重新修撰史書經典，目的不外乎再樹正統，炫耀新政權的蓋世功績、宣揚統治理念，並將各族群的集體記憶抹掉，古往今來，莫不如此。明朝修撰《永樂大典》、清朝花費大量精力編制《四庫全書》，秦始皇滅六國後，實施「書同文、車同軌」，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全面推廣國語，封殺台語等，都有這方面的需要。當然，統一文字語言，對政令通行大有助益，還可大量減省施政成本。
中共建政後，同樣制訂了標準普通話，以及簡體漢字，並在全國推廣。不過，這種「推廣」，是帶有強制性質的行政指令，而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其效率或殺傷力，非常驚人。過去幾十年，全國「推普」，除了講普通話的人口激增，其強烈的排他性也成就了它的「纍纍碩果」。
少數民族語言瀕危
年前，國內40多名語言學家，聯名緊急呼籲保護瀕危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因為全國56個民族中，已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有120多種，但每一到兩年就消失一種。2007年中，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資訊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曾表示：「目前中國會說滿語的人已經不到100人！」滿族逾千萬人口，只有不足100人會說滿語，能書寫滿文者，全國更不足20人。百年前的滿清皇朝，滿文滿語還是官方文字語言，今天竟淪落至此！這些民族語言的衰落、消失，雖有環境、語言本身生命力等因素，但北京當局的語言政策，也該有一份「功勞」。
80年代是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寬鬆時期，當時對新疆、西藏的宗教打壓力度最少，對少數民族的母語也比較寬容。而且，當時粵語隨香港電視劇及流行曲而大舉北伐，打下大片江山，當局對此也能容忍，而非今天那樣，連電視主持也禁講港台腔。近年，隨疆獨、藏獨轉趨活躍，北京的推普力度也不斷加強，甚至成為各級官員的政治任務。
廣州人深明，當局以政治力量去強推普通話的結果，意味粵語的生存空間很快會萎縮，最後變成「滿語」的翻版。他們對北京行政命令的威力，比香港人的體會深刻得多，危機感也大很多。而且，如果只是單純在廣州推廣普通話，大可增加一至多個普通話台，讓廣州電視台保留粵語頻道，這豈非兩全其美？但紀可光建議以普通話取代粵語廣播，則令人有無限的想像空間：今日是廣州電視台，他朝會也可以「推普」為名，禁止電子傳媒使用粵語，屆時粵語的消忘也就指日可待了。正是這份擔憂，促成捍衛粵語運動。
當然，廣州市民反應如此激烈，還有更切身的現實因素。廣州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到處都是新大樓、新屋苑，而舊建築早被拆得七七八八，舊社區也被得差不多了，今年初展開的廣州史上最大規模舊城改造，連最後一片集體記憶的淨土「西關一帶」，也不能倖免。大拆大建之後，廣州還是廣州嗎？廣州還剩下什麼呢？類似的拷問，香港的80後年輕人也曾悲鳴吶喊，更走上街頭，保衛天星碼頭、保護菜園村。
留住廣州文化 守護集體回憶
廣州城的消逝已無可挽回，而粵語也就成了留住廣州文化、守護集體回憶的孤燈殘燭、最後堡壘。此時此刻還不挺身而出？這種使命感、危機感，驅使廣州市民在強大專政壓力下，也不惜飛蛾撲火，燃燒自己去照亮南粵的大地，傳遞守衛粵語文化、傳承集體回憶的決心！
揚弊記者竟遭全國通緝 地方官商勾結無法無天
揚弊記者竟遭全國通緝 地方官商勾結無法無天
【明報專訊】內地《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接連發表多篇報道，指浙江凱恩集團在上市過程中，涉嫌有不法行為，竟被遂昌縣公安局以「刑拘在逃人員」，發出全國通緝令。事態揭露後群情洶湧，迫於輿情，在麗水市公安局責成下，遂昌公安局撤銷對仇子明的刑事拘留，通緝令自然也無效。此事或許告一段落，仇子明倖免於難，但是內地若不採取措施保障輿論監督，一些地方當局、官商勾結打壓傳媒的情不會停止；內地若未能保護記者，使他們充分發揮輿論監督職能，則在地方惡勢力橫行、公權力又不受制約下，貪污腐敗、無法無天的勾當，將愈演愈烈。
凱恩高層與遂昌關係密切
上市種種問題公安不追查
仇子明的報道，指凱恩集團在上市過程中，涉嫌侵吞國有資產、通過他人偽造土地使用權、從上市公司套取資金等問題，據經濟觀察報社披露的〈情說明〉，事態由5月下旬開始，仇子明在採訪中遭到人身威脅，凱恩集團也曾嘗試給予仇子明一筆「封口費」，被仇子明拒絕。到本月27日，仇子明被凱恩集團所在地浙江麗水遂昌縣公安局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名，認定為刑拘在逃人員，並已向全國發出通緝令。
《經濟觀察報》的嚴正聲明，全力支持仇子明，並表示「在採訪過程中，相關當事人和記者多次受到利誘、威脅。對於有人試圖借助公權力壓倒輿論監督，威脅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我們表示強烈譴責」。該報要求國家新聞總署及中國記協採取維權行動，維護新聞工作者的正當採訪和報道權，保護新聞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事態昨日急轉直下，相信與《經濟觀察報》高調反擊有關，引起上級關注，於是有麗水市公安局「認定遂昌縣公安局對仇子明採取刑事拘留的決定不符合法定條件」的戲劇性發展。據內地法律專家認為，即使《經濟觀察報》記者在新聞報道中存在過失，也是職務行為，屬民事責任。事態演變至公權力介入，相信與凱恩集團和遂昌關係密切有關。凱恩集團的董事長王白浪離開學校後，1982年即到遂昌工作，畢生事業都與遂昌有關，與遂昌官場關係千絲萬縷，仇子明所報道，就是凱恩集團2004年上市時，包括國有資產轉移等一些不正常情。
王白浪如何促使遂昌公安局介入對付仇子明，應該徹查，麗水市公安局糾正遂昌公安局的決定，其實是指遂昌公安局違法任事，執法部門違法辦事，乃此事的實質；另外，仇子明報道凱恩集團改制過程中種種問題，已經涉嫌經濟犯罪。遂昌縣公安局對媒體所報道的經濟犯罪線索不立案調查，卻對報道違法犯罪問題的記者進行刑事追訴，完全是捨本逐末，是非顛倒。
仇子明暫時得以免遭逼害，但是他所揭露的凱恩集團涉嫌的問題，會否得到正視和處理，還在未知之數；至於記者執行公務，揭露不公平而陷身險境，內地法律專家認為，基於內地對新聞監督的權利、責任，缺乏法律界定，為一些人利用刑法中的極端條例解決問題，提供了條件。所以內地記者在履行揭露黑暗面、為民喉舌的天職，仍然舉步維艱。
這幾年，內地發生了多宗地方官員對輿論監督實行「報復性執法」的事件，包括：前年1月，遼寧一個縣的書記，認為遭到報章誹謗，親自到北京抓記者；前年12月，山西本原市杏花嶺區4名幹警到北京，把中央電視台一名女記者從家中連夜帶走；去年，河南靈寶警方跨省追捕在互聯網的發帖者等。這些事件，都曾經喧騰一時，但是公權力被輿論逼退之後，偃旗息鼓一段時間，在其他地方又會藉一些事態，死灰復燃。
這類報復性打壓，都披上「依法辦事」外衣，以「維護地方和部門形象」、「保護地方經濟發展」為由，借助公權力對付記者。至於公權力為何與地方惡勢力沆瀣一氣或為虎作倀，那是觸及貪污腐敗的深層原因。
除了公權力打壓，內地記者還有其他遭遇，例如近期的紫金礦業污泥事件，有兩名記者爆出紫金曾賄賂記者，要記者封口的所為，不知道事有湊巧抑或其他原因，這兩名記者的妻子都在同一日遇上車禍，性質都是其他車輛撞上他們妻子所駕駛汽車。雖然兩宗「意外」都無人受傷，但是巧合程度，使人盡多聯想。相對性命攸關的遭遇，記者日前採訪南京市舊塑膠廠化學品大爆炸事件，江蘇省委的官員大耍官威、阻撓記者直播的咄咄逼人口，算是小兒科了。
不遏止公權力「私有化」
「報復性執法」仍會發生
官員打壓輿論監督，其實正好說明輿論監督擊中其要害，而在打壓中，公安警察經常成為利益集團的打手、貪污腐敗的保護神。就遂昌公安局對付仇子明事件，內地有人形容為「是對媒體輿論監督權的公然施暴」，使人再一次體認，內地若未能加強制約公權力，未能有效控制執法者行使權力的裁量權，未能遏止公權力「私有化」，則「報復性執法」也就不可能杜絕。
保護輿論監督、保護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環節，若改革成功（當權者願意改革的話），不但是對付貪污腐敗的強大力量，內地許多深層次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
【明報專訊】內地《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接連發表多篇報道，指浙江凱恩集團在上市過程中，涉嫌有不法行為，竟被遂昌縣公安局以「刑拘在逃人員」，發出全國通緝令。事態揭露後群情洶湧，迫於輿情，在麗水市公安局責成下，遂昌公安局撤銷對仇子明的刑事拘留，通緝令自然也無效。此事或許告一段落，仇子明倖免於難，但是內地若不採取措施保障輿論監督，一些地方當局、官商勾結打壓傳媒的情不會停止；內地若未能保護記者，使他們充分發揮輿論監督職能，則在地方惡勢力橫行、公權力又不受制約下，貪污腐敗、無法無天的勾當，將愈演愈烈。
凱恩高層與遂昌關係密切
上市種種問題公安不追查
仇子明的報道，指凱恩集團在上市過程中，涉嫌侵吞國有資產、通過他人偽造土地使用權、從上市公司套取資金等問題，據經濟觀察報社披露的〈情說明〉，事態由5月下旬開始，仇子明在採訪中遭到人身威脅，凱恩集團也曾嘗試給予仇子明一筆「封口費」，被仇子明拒絕。到本月27日，仇子明被凱恩集團所在地浙江麗水遂昌縣公安局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名，認定為刑拘在逃人員，並已向全國發出通緝令。
《經濟觀察報》的嚴正聲明，全力支持仇子明，並表示「在採訪過程中，相關當事人和記者多次受到利誘、威脅。對於有人試圖借助公權力壓倒輿論監督，威脅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我們表示強烈譴責」。該報要求國家新聞總署及中國記協採取維權行動，維護新聞工作者的正當採訪和報道權，保護新聞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事態昨日急轉直下，相信與《經濟觀察報》高調反擊有關，引起上級關注，於是有麗水市公安局「認定遂昌縣公安局對仇子明採取刑事拘留的決定不符合法定條件」的戲劇性發展。據內地法律專家認為，即使《經濟觀察報》記者在新聞報道中存在過失，也是職務行為，屬民事責任。事態演變至公權力介入，相信與凱恩集團和遂昌關係密切有關。凱恩集團的董事長王白浪離開學校後，1982年即到遂昌工作，畢生事業都與遂昌有關，與遂昌官場關係千絲萬縷，仇子明所報道，就是凱恩集團2004年上市時，包括國有資產轉移等一些不正常情。
王白浪如何促使遂昌公安局介入對付仇子明，應該徹查，麗水市公安局糾正遂昌公安局的決定，其實是指遂昌公安局違法任事，執法部門違法辦事，乃此事的實質；另外，仇子明報道凱恩集團改制過程中種種問題，已經涉嫌經濟犯罪。遂昌縣公安局對媒體所報道的經濟犯罪線索不立案調查，卻對報道違法犯罪問題的記者進行刑事追訴，完全是捨本逐末，是非顛倒。
仇子明暫時得以免遭逼害，但是他所揭露的凱恩集團涉嫌的問題，會否得到正視和處理，還在未知之數；至於記者執行公務，揭露不公平而陷身險境，內地法律專家認為，基於內地對新聞監督的權利、責任，缺乏法律界定，為一些人利用刑法中的極端條例解決問題，提供了條件。所以內地記者在履行揭露黑暗面、為民喉舌的天職，仍然舉步維艱。
這幾年，內地發生了多宗地方官員對輿論監督實行「報復性執法」的事件，包括：前年1月，遼寧一個縣的書記，認為遭到報章誹謗，親自到北京抓記者；前年12月，山西本原市杏花嶺區4名幹警到北京，把中央電視台一名女記者從家中連夜帶走；去年，河南靈寶警方跨省追捕在互聯網的發帖者等。這些事件，都曾經喧騰一時，但是公權力被輿論逼退之後，偃旗息鼓一段時間，在其他地方又會藉一些事態，死灰復燃。
這類報復性打壓，都披上「依法辦事」外衣，以「維護地方和部門形象」、「保護地方經濟發展」為由，借助公權力對付記者。至於公權力為何與地方惡勢力沆瀣一氣或為虎作倀，那是觸及貪污腐敗的深層原因。
除了公權力打壓，內地記者還有其他遭遇，例如近期的紫金礦業污泥事件，有兩名記者爆出紫金曾賄賂記者，要記者封口的所為，不知道事有湊巧抑或其他原因，這兩名記者的妻子都在同一日遇上車禍，性質都是其他車輛撞上他們妻子所駕駛汽車。雖然兩宗「意外」都無人受傷，但是巧合程度，使人盡多聯想。相對性命攸關的遭遇，記者日前採訪南京市舊塑膠廠化學品大爆炸事件，江蘇省委的官員大耍官威、阻撓記者直播的咄咄逼人口，算是小兒科了。
不遏止公權力「私有化」
「報復性執法」仍會發生
官員打壓輿論監督，其實正好說明輿論監督擊中其要害，而在打壓中，公安警察經常成為利益集團的打手、貪污腐敗的保護神。就遂昌公安局對付仇子明事件，內地有人形容為「是對媒體輿論監督權的公然施暴」，使人再一次體認，內地若未能加強制約公權力，未能有效控制執法者行使權力的裁量權，未能遏止公權力「私有化」，則「報復性執法」也就不可能杜絕。
保護輿論監督、保護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環節，若改革成功（當權者願意改革的話），不但是對付貪污腐敗的強大力量，內地許多深層次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
2010年7月29日 星期四
鄉郊分裂之下的西灣保育難題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文字江湖 | By 陳景輝 2010-07-29
鄉郊分裂之下的西灣保育難題
有郊外勝景、香港後花園之稱的大浪西灣，悄悄被商人購入。開發計劃挖平了大片樹林，企圖引入高爾夫球場之類的「異物」，破壞生態和景觀，觸怒了港人。可是，政府束手無策。理由是，「工程」主要在「私人農地」而非郊野公園或官地範圍進行，其次， 「工程」大體沒有違反環境地政城規等政策條例，因而拿他沒辦法。問題是，為什麼此一距離郊野公園咫尺之遙的「土地」上可以進行如斯破壞性的「工程」？毗鄰而居的「鄉」（私人農地）和「郊」何以分裂了？
這完全是殖民地時代以來的政策性後果。雖說港督麥理浩於70 年代替我城保育了佔全港陸地面積40%的大片郊野，並將之規劃成公園，但同一時間卻種下了鄉郊二分的種子。其時，為了避免棘手的私人業權問題，郊野公園邊界的設定基本上就是不與私人鄉村（這地帶同樣佔陸地面積40%，其餘20%為市區）重疊。問題是，這種分割的考慮並非基於生態理由，而在如此劃分底下，兩幅原來渾然一體的土地，可以以天壤之別的方式發展。這就造成了具有香港特色的「鄉」和「郊」。（詳見收於《本土論述2009》，杜立基《城市與自然的和解》一文）
首先談談私人的鄉郊地帶。例如，西灣給剷平了的大片叢林，其生態價值如何，有什麼品種的花草樹木，棲身了何類動植生物，今天已無從得知。說穿了，私人鄉郊及農地的生態價值根本從未納入政策視野範圍。正如菜園村被強拆，或新界農地常見的廢置車場、電子產品回收站一樣，豐饒的自然在缺乏認識和約束下不斷遭蠶食。
如果說這是鄉民「見錢眼開」，則未免簡化。先看看西灣村的故事，據村長自述，同一片土地原來是種禾、養豬和打魚，跟郊野自然融為一體，但自70 年代萬宜水庫築建之後，農耕用的水源被截，而鄉村內又缺乏如公共醫療等基本建設，農村漸漸凋蔽（西灣村的經驗在香港農業史絕非孤例）。這又呼應了本地農業滑入下坡的歷程。80 年代以來，內地的廉價農產物大量輸入，農民營生困難。殖民政府沒有保育鄉郊生活、本地食物安全的長遠視野，大量耕地注定無人駕駛，不是遭致破壞，就是經年閒置。如果像西灣村的農地般，棲身在香港十大勝景的範圍內，情則牽一髮動全身，如果不是後患無窮的話。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便清楚明了殖民統治下郊野公園觀念的本質了。所謂郊野公園，其實和「人」的日常生活不相關。從一開始，郊野公園的規劃和發明就側重於「野」，而非「鄉」。可以想像一番，一個遠道而來、拿著行山手杖的英國殖民者如何酷愛「自然」，這份酷愛又如何惠及了殖民地自然環境及其生物多樣性的保存，但這個「自然」到底是缺乏風俗和鄉民的。這得出了一種弔詭，一方面鄉土農地備受破壞而政府陷於消極被動，但另一方面郊野公園卻受到法例積極性的保護。但無論如何，也不能以一句「私人農地」說了算，這根本是政策問題。
西灣一役告訴我們，此一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自然」觀念已經過時。因為，一個豐盛的生態環境，既要在乎「郊」，也要重視「鄉」，並使之結合。無疑，這次運動是一次良機，鼓勵營役港人嘗試走出侷促城市：超越中小學秋季大旅行式「去郊野公園燒烤」的層次，真正學懂欣賞香港郊外的美麗景致和體驗自然的豐饒。更重要是，重拾和鼓勵鄉土生活的觀念，像菜園村的搬村計劃般，鼓勵耕往合一的生活模式（遺憾是現階段毀了別人家園的政府卻在技術細節上百般刁難）。到底，鄉郊的復合，既是在自然空間之中找回人的生活軌，也是喚回人類沉睡的自然本性：你我都是天地萬物之一環且棲居其間呢。
文∕陳景輝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文字江湖 | By 陳景輝 2010-07-29
鄉郊分裂之下的西灣保育難題
有郊外勝景、香港後花園之稱的大浪西灣，悄悄被商人購入。開發計劃挖平了大片樹林，企圖引入高爾夫球場之類的「異物」，破壞生態和景觀，觸怒了港人。可是，政府束手無策。理由是，「工程」主要在「私人農地」而非郊野公園或官地範圍進行，其次， 「工程」大體沒有違反環境地政城規等政策條例，因而拿他沒辦法。問題是，為什麼此一距離郊野公園咫尺之遙的「土地」上可以進行如斯破壞性的「工程」？毗鄰而居的「鄉」（私人農地）和「郊」何以分裂了？
這完全是殖民地時代以來的政策性後果。雖說港督麥理浩於70 年代替我城保育了佔全港陸地面積40%的大片郊野，並將之規劃成公園，但同一時間卻種下了鄉郊二分的種子。其時，為了避免棘手的私人業權問題，郊野公園邊界的設定基本上就是不與私人鄉村（這地帶同樣佔陸地面積40%，其餘20%為市區）重疊。問題是，這種分割的考慮並非基於生態理由，而在如此劃分底下，兩幅原來渾然一體的土地，可以以天壤之別的方式發展。這就造成了具有香港特色的「鄉」和「郊」。（詳見收於《本土論述2009》，杜立基《城市與自然的和解》一文）
首先談談私人的鄉郊地帶。例如，西灣給剷平了的大片叢林，其生態價值如何，有什麼品種的花草樹木，棲身了何類動植生物，今天已無從得知。說穿了，私人鄉郊及農地的生態價值根本從未納入政策視野範圍。正如菜園村被強拆，或新界農地常見的廢置車場、電子產品回收站一樣，豐饒的自然在缺乏認識和約束下不斷遭蠶食。
如果說這是鄉民「見錢眼開」，則未免簡化。先看看西灣村的故事，據村長自述，同一片土地原來是種禾、養豬和打魚，跟郊野自然融為一體，但自70 年代萬宜水庫築建之後，農耕用的水源被截，而鄉村內又缺乏如公共醫療等基本建設，農村漸漸凋蔽（西灣村的經驗在香港農業史絕非孤例）。這又呼應了本地農業滑入下坡的歷程。80 年代以來，內地的廉價農產物大量輸入，農民營生困難。殖民政府沒有保育鄉郊生活、本地食物安全的長遠視野，大量耕地注定無人駕駛，不是遭致破壞，就是經年閒置。如果像西灣村的農地般，棲身在香港十大勝景的範圍內，情則牽一髮動全身，如果不是後患無窮的話。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便清楚明了殖民統治下郊野公園觀念的本質了。所謂郊野公園，其實和「人」的日常生活不相關。從一開始，郊野公園的規劃和發明就側重於「野」，而非「鄉」。可以想像一番，一個遠道而來、拿著行山手杖的英國殖民者如何酷愛「自然」，這份酷愛又如何惠及了殖民地自然環境及其生物多樣性的保存，但這個「自然」到底是缺乏風俗和鄉民的。這得出了一種弔詭，一方面鄉土農地備受破壞而政府陷於消極被動，但另一方面郊野公園卻受到法例積極性的保護。但無論如何，也不能以一句「私人農地」說了算，這根本是政策問題。
西灣一役告訴我們，此一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自然」觀念已經過時。因為，一個豐盛的生態環境，既要在乎「郊」，也要重視「鄉」，並使之結合。無疑，這次運動是一次良機，鼓勵營役港人嘗試走出侷促城市：超越中小學秋季大旅行式「去郊野公園燒烤」的層次，真正學懂欣賞香港郊外的美麗景致和體驗自然的豐饒。更重要是，重拾和鼓勵鄉土生活的觀念，像菜園村的搬村計劃般，鼓勵耕往合一的生活模式（遺憾是現階段毀了別人家園的政府卻在技術細節上百般刁難）。到底，鄉郊的復合，既是在自然空間之中找回人的生活軌，也是喚回人類沉睡的自然本性：你我都是天地萬物之一環且棲居其間呢。
文∕陳景輝
防大浪西灣翻版 高危地擬納郊野公園
防大浪西灣翻版 高危地擬納郊野公園
【明報專訊】西貢大浪西灣事件，突顯郊野公園毗鄰地皮因沒有規劃，被發展商予取予攜的問題，漁護署昨透露，現時77幅鄰近郊野公園的土地中，有54幅就如大浪西灣般沒有分區計劃大綱圖，主要集中在西貢、大嶼山和船灣淡水湖附近。政府會檢視這些土地，從自然景觀和發展壓力方面找出高危名單，並研究是採用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方式，還是納入郊野公園土地方式去處理。
譚耀宗梁振英倡設基金保育
對於如何處理這些鄰近郊野公園的生態敏感地，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建議設立保育基金，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亦在報章撰文，建議成立「鄉郊保育信託基金」，參考英國「國家信託基金」的架構和管理方式。基金可接受私人捐贈土地，或運用基金款項收購或租賃需保育的土地。梁振英建議基金收入來自社會募捐、會員費、保育區景點的收費等。
環境局長邱騰華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表示，以公帑買地是否最好的方案需要討論，因問題「不是用錢可以完全解決」。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同一場合表明，會盡快向城規會提出制訂大浪西灣的發展審批地區圖，先限制業主構建新的建築物，然後在3年內經過諮詢後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但她強調，即使製了圖，也不代表能滿足環保團體和保育團體的所有訴求，因製圖只是規管發展用途，不是凍結發展，城規會在諮詢後會定出哪些用途可獲准許。
或盡快制訂發展圖則
規劃署長梁焯輝坦言，無法要求業主將大浪西灣回復舊貌，因一旦刊憲作發展審批地區圖，會進行土地用途調查，「現有用途，挖了兩個池，清了草等，都會成為一個現狀，做圖時無能力恢復做圖前的現狀」。
議員關心政策上如何防止類似有自然景觀價值的土地被發展，漁護署長黃志光透露，毗鄰郊野公園的土地有77幅，當中23幅現時已有分區計劃大綱圖，但54幅則沒有規劃圖規定。「有些地方很偏遠，人煙罕至，車又去不到，地勢不適宜發展。」他表明會在內部檢視哪些有較大發展壓力，以及自然景觀上有需要處理，未來會列出名單討論。
邱騰華則透露，處理這些土地會循雙線進行，一是研究能否將之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二是以制訂發展圖則的方式處理。
【明報專訊】西貢大浪西灣事件，突顯郊野公園毗鄰地皮因沒有規劃，被發展商予取予攜的問題，漁護署昨透露，現時77幅鄰近郊野公園的土地中，有54幅就如大浪西灣般沒有分區計劃大綱圖，主要集中在西貢、大嶼山和船灣淡水湖附近。政府會檢視這些土地，從自然景觀和發展壓力方面找出高危名單，並研究是採用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方式，還是納入郊野公園土地方式去處理。
譚耀宗梁振英倡設基金保育
對於如何處理這些鄰近郊野公園的生態敏感地，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建議設立保育基金，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亦在報章撰文，建議成立「鄉郊保育信託基金」，參考英國「國家信託基金」的架構和管理方式。基金可接受私人捐贈土地，或運用基金款項收購或租賃需保育的土地。梁振英建議基金收入來自社會募捐、會員費、保育區景點的收費等。
環境局長邱騰華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表示，以公帑買地是否最好的方案需要討論，因問題「不是用錢可以完全解決」。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同一場合表明，會盡快向城規會提出制訂大浪西灣的發展審批地區圖，先限制業主構建新的建築物，然後在3年內經過諮詢後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但她強調，即使製了圖，也不代表能滿足環保團體和保育團體的所有訴求，因製圖只是規管發展用途，不是凍結發展，城規會在諮詢後會定出哪些用途可獲准許。
或盡快制訂發展圖則
規劃署長梁焯輝坦言，無法要求業主將大浪西灣回復舊貌，因一旦刊憲作發展審批地區圖，會進行土地用途調查，「現有用途，挖了兩個池，清了草等，都會成為一個現狀，做圖時無能力恢復做圖前的現狀」。
議員關心政策上如何防止類似有自然景觀價值的土地被發展，漁護署長黃志光透露，毗鄰郊野公園的土地有77幅，當中23幅現時已有分區計劃大綱圖，但54幅則沒有規劃圖規定。「有些地方很偏遠，人煙罕至，車又去不到，地勢不適宜發展。」他表明會在內部檢視哪些有較大發展壓力，以及自然景觀上有需要處理，未來會列出名單討論。
邱騰華則透露，處理這些土地會循雙線進行，一是研究能否將之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二是以制訂發展圖則的方式處理。
發展商豪宅瞄準內地客 樓市泡沫中產更難置業
發展商豪宅瞄準內地客 樓市泡沫中產更難置業
【明報專訊】本報今日有三則與房地產有關的新聞報道，一是聶歌信山豪宅用地拍賣售出，二是居屋貨尾攪珠，三是本月初策略發展委員會討論資助市民自置居所的情。這三件事，表面上無直接關係，箇中情其實反映了環繞房地產的一些現象和問題，說明新樓趨向豪宅化；若持續下去，夾心階層置業難將更加突顯。有關情，值得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官員思考和設法對應。
聶歌信山土地以104億元成交，雖然未達市場估計上限的115億元，但是每呎樓面地價仍然高達32,014元，與附近樓盤呎價未到2萬元比較，再一次出現「麵粉貴過麵包」，說明發展商看好後市。連同建築成本、利息支出和利潤，他日發展商賣樓時，呎價超逾4萬元是合理預期，一些特色單位或如發展商透露將興建一些獨立屋，呎價直叩10萬元大關也不出奇。「天匯」分層呎價超過7萬元的單位，最終撻訂，致使這個世界紀錄落空，聶歌信山這批豪宅發售時，有望替香港創出貨真價實的呎價世界紀錄了。
發展商一窩蜂建豪宅
要關注中小單位會否短缺
近期坊間傳聞，發展商瞄準內地客的強大購買力，將集中興建豪宅，以吸引內地客來港置業投資。從一些具體情，這個傳聞有可尋。首先，根據最新數據，內地客已佔本港一手樓成交總額兩成多，較去年同期增加7.2個百分點；其次，發展商對於競投豪宅用地趨之若鶩，去年底拍賣的大埔白石角豪宅土地、上月何文田前山谷道土地和今次的聶歌信山土地，成交呎價都持續上升，分別是白石角7,200元、前山谷道12,539元，到昨日聶歌信山超過3萬元。雖然3幅土地情不同，難以直接比較，但是平均呎價逐浪推高，卻是事實。
反觀今年5月拍賣的東涌土地，並非豪宅用地，競投氣氛不熱熾，成交價與市場預期相差較大。情顯示發展商鍾情豪宅，冷落中小型樓宇市場。
政府主動推售的前山谷道和聶歌信山土地，已為庫房帶來213億元，超過預算案預期今年有關土地收入的數額（169億元）。但是政府不能只看財政收入，必須檢視發展商專攻豪宅市場的取態，對中小型樓宇供應會否造成什麼影響。聶歌信山土地以高價成交，日前有發展商勾出九龍塘義德道的豪宅用地拍賣，發展商的信息很清楚了，他們埋首發展豪宅；如何使中小型樓宇供應不致斷層，是政府要面對的議題。
被稱為「末代居屋」的3219個居屋貨尾單位，共有3.9萬份入表申請，超額認購約11倍。這批居屋昨日攪珠，今次「一鋪清袋」之後，若政府決定不復建居屋或不推出政策協助夾心階層置業，則在新樓盤呎價動輒「萬萬聲」的今日，夾心階層將難以擺脫居住困境。去年10月施政報告之後，曾蔭權說高價豪宅與中小型樓宇無關，而樓市現狀，已經證明曾蔭權的論斷脫離現實。曾蔭權在港土生土長、長期在政府高層掌握機要，對樓市的認知和現實竟然有如斯巨大落差，實在使人驚訝。
今時今日，一些地區的中小型樓宇，呎價逼近或已超過1997年，連樓齡19年的樂富富強苑，有單位的成交呎價已經超過5600元，這樣的價格，並非一般夾心階層所能負擔。樓市炒風熾熱，泡沫形成，以樓市規律，目前僅是泡沫形成之始，按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所說「資產泡沫一旦形成，它自身會產生極大動力，要抑制將會很難」，樓市新一波狂潮，揭開帷幕。過去一段日子，政府的土地政策未能切合需要，助長了樓市泡沫，現在就算政府採取什麼措施，也難以抑制泡沫脹大下去，事實上，以曾蔭權政府一貫認為採取措施就會「推」樓市的思維，相信也不會有什麼動作。
策發委員贊成復建居屋
逆耳之言曾蔭權要反思
不過，縱使樓市潮起潮落，周而復始，夾心階層的居住問題，始終不變。1978年，前朝港英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政策，歷年來賣出超過30萬個單位，這個政策，不但使夾心階層安居有望，也成為整體社會一股強大穩定力量，試想想，設若沒有居屋政策，香港社會居住問題的惡劣程度，更加難以想像。這次曾蔭權政府，面對夾心階層置業難所形成的巨大壓力，也得靠居屋政策的「餘蔭」暫時紓緩。所以，從歷史和現實而言，居屋政策都顯現其強大的生命力。
本月初，策發會曾經討論復建居屋政策，據知當日39名委員與會，身兼策發會主席的曾蔭權也有出席，超過20名委員發言，其中逾半贊成復建居屋。一貫被認為維護發展商利益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地產及建造界代表石禮謙，也表示他個人認為有限度復建居屋與私人市場並無衝突，可為夾心階層提供置業機會，使他們對社會有歸屬感，促進社會和諧。
不過，官員在交代會內討論情時，只重「意見分歧」，卻未透露發言委員多贊成復建居屋。另外，曾蔭權被引述在會上多次強調土地供應短缺，他的說法，與政府現在進行的資助市民置業諮詢，提出復建居屋會否佔用興建私人樓土地的問題，如出一轍。其實，只要政府有長遠規劃，居屋和私樓的土地根本就不是問題，這在過去30多年已經證明了。
曾蔭權反對復建居屋，在官場已屬公開秘密，不過，策發會委員由曾蔭權委任，這個以政府「自己友」為主、由政府控制的諮詢組織，發言委員當曾蔭權面前，都表達應該復建居屋的意見，逆耳之言，值得曾蔭權反思。
我們認為復建居屋，應該超越周期資產泡沫、而是放在長遠穩定的房屋政策來考慮。曾蔭權最終如何抉擇，相信他在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會有所交代。我們要指出的是：30多年來歷經驗證，居屋政策給香港帶來好處，未見壞處，若曾蔭權最終否決復建居屋，他需要提出居屋政策害慘香港的真實理據，而非單憑個人好惡來決定涉及千家萬戶的政策。
歡迎回應
【明報專訊】本報今日有三則與房地產有關的新聞報道，一是聶歌信山豪宅用地拍賣售出，二是居屋貨尾攪珠，三是本月初策略發展委員會討論資助市民自置居所的情。這三件事，表面上無直接關係，箇中情其實反映了環繞房地產的一些現象和問題，說明新樓趨向豪宅化；若持續下去，夾心階層置業難將更加突顯。有關情，值得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官員思考和設法對應。
聶歌信山土地以104億元成交，雖然未達市場估計上限的115億元，但是每呎樓面地價仍然高達32,014元，與附近樓盤呎價未到2萬元比較，再一次出現「麵粉貴過麵包」，說明發展商看好後市。連同建築成本、利息支出和利潤，他日發展商賣樓時，呎價超逾4萬元是合理預期，一些特色單位或如發展商透露將興建一些獨立屋，呎價直叩10萬元大關也不出奇。「天匯」分層呎價超過7萬元的單位，最終撻訂，致使這個世界紀錄落空，聶歌信山這批豪宅發售時，有望替香港創出貨真價實的呎價世界紀錄了。
發展商一窩蜂建豪宅
要關注中小單位會否短缺
近期坊間傳聞，發展商瞄準內地客的強大購買力，將集中興建豪宅，以吸引內地客來港置業投資。從一些具體情，這個傳聞有可尋。首先，根據最新數據，內地客已佔本港一手樓成交總額兩成多，較去年同期增加7.2個百分點；其次，發展商對於競投豪宅用地趨之若鶩，去年底拍賣的大埔白石角豪宅土地、上月何文田前山谷道土地和今次的聶歌信山土地，成交呎價都持續上升，分別是白石角7,200元、前山谷道12,539元，到昨日聶歌信山超過3萬元。雖然3幅土地情不同，難以直接比較，但是平均呎價逐浪推高，卻是事實。
反觀今年5月拍賣的東涌土地，並非豪宅用地，競投氣氛不熱熾，成交價與市場預期相差較大。情顯示發展商鍾情豪宅，冷落中小型樓宇市場。
政府主動推售的前山谷道和聶歌信山土地，已為庫房帶來213億元，超過預算案預期今年有關土地收入的數額（169億元）。但是政府不能只看財政收入，必須檢視發展商專攻豪宅市場的取態，對中小型樓宇供應會否造成什麼影響。聶歌信山土地以高價成交，日前有發展商勾出九龍塘義德道的豪宅用地拍賣，發展商的信息很清楚了，他們埋首發展豪宅；如何使中小型樓宇供應不致斷層，是政府要面對的議題。
被稱為「末代居屋」的3219個居屋貨尾單位，共有3.9萬份入表申請，超額認購約11倍。這批居屋昨日攪珠，今次「一鋪清袋」之後，若政府決定不復建居屋或不推出政策協助夾心階層置業，則在新樓盤呎價動輒「萬萬聲」的今日，夾心階層將難以擺脫居住困境。去年10月施政報告之後，曾蔭權說高價豪宅與中小型樓宇無關，而樓市現狀，已經證明曾蔭權的論斷脫離現實。曾蔭權在港土生土長、長期在政府高層掌握機要，對樓市的認知和現實竟然有如斯巨大落差，實在使人驚訝。
今時今日，一些地區的中小型樓宇，呎價逼近或已超過1997年，連樓齡19年的樂富富強苑，有單位的成交呎價已經超過5600元，這樣的價格，並非一般夾心階層所能負擔。樓市炒風熾熱，泡沫形成，以樓市規律，目前僅是泡沫形成之始，按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所說「資產泡沫一旦形成，它自身會產生極大動力，要抑制將會很難」，樓市新一波狂潮，揭開帷幕。過去一段日子，政府的土地政策未能切合需要，助長了樓市泡沫，現在就算政府採取什麼措施，也難以抑制泡沫脹大下去，事實上，以曾蔭權政府一貫認為採取措施就會「推」樓市的思維，相信也不會有什麼動作。
策發委員贊成復建居屋
逆耳之言曾蔭權要反思
不過，縱使樓市潮起潮落，周而復始，夾心階層的居住問題，始終不變。1978年，前朝港英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政策，歷年來賣出超過30萬個單位，這個政策，不但使夾心階層安居有望，也成為整體社會一股強大穩定力量，試想想，設若沒有居屋政策，香港社會居住問題的惡劣程度，更加難以想像。這次曾蔭權政府，面對夾心階層置業難所形成的巨大壓力，也得靠居屋政策的「餘蔭」暫時紓緩。所以，從歷史和現實而言，居屋政策都顯現其強大的生命力。
本月初，策發會曾經討論復建居屋政策，據知當日39名委員與會，身兼策發會主席的曾蔭權也有出席，超過20名委員發言，其中逾半贊成復建居屋。一貫被認為維護發展商利益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地產及建造界代表石禮謙，也表示他個人認為有限度復建居屋與私人市場並無衝突，可為夾心階層提供置業機會，使他們對社會有歸屬感，促進社會和諧。
不過，官員在交代會內討論情時，只重「意見分歧」，卻未透露發言委員多贊成復建居屋。另外，曾蔭權被引述在會上多次強調土地供應短缺，他的說法，與政府現在進行的資助市民置業諮詢，提出復建居屋會否佔用興建私人樓土地的問題，如出一轍。其實，只要政府有長遠規劃，居屋和私樓的土地根本就不是問題，這在過去30多年已經證明了。
曾蔭權反對復建居屋，在官場已屬公開秘密，不過，策發會委員由曾蔭權委任，這個以政府「自己友」為主、由政府控制的諮詢組織，發言委員當曾蔭權面前，都表達應該復建居屋的意見，逆耳之言，值得曾蔭權反思。
我們認為復建居屋，應該超越周期資產泡沫、而是放在長遠穩定的房屋政策來考慮。曾蔭權最終如何抉擇，相信他在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會有所交代。我們要指出的是：30多年來歷經驗證，居屋政策給香港帶來好處，未見壞處，若曾蔭權最終否決復建居屋，他需要提出居屋政策害慘香港的真實理據，而非單憑個人好惡來決定涉及千家萬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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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文﹕人民幣離岸業務 要重視金融安全
蘇偉文﹕人民幣離岸業務 要重視金融安全
【明報專訊】上星期人民銀行和金管局簽訂備忘錄，容許香港企業除了貿易結算外，還可儲存人民幣，而且也准許跨行人民幣轉帳，這代表了香港人民幣業務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而這兩個鬆綁措施，對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有正面作用；然而香港在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的路上不會是一片坦途。
從正面看，這兩個新安排有利人民幣在港的存量增加，因為容許企業在貿易結算外擁有人民幣，即表示在港的人民幣不需要一定回流內地，停留在港的人民幣在數量上定會增加。以目前香港的港元貨幣供應量3萬多億港元來估算，一個有苗頭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人民幣存量起碼要有當地貨幣的十分之一，而且是要常久地保持在這數額上。目前香港人民幣存款有大約900億，這表示香港要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人民幣存量起碼要有3000億才合格，所以現時的人民幣存量仍未足夠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新措施有利香港積存人民幣，相信人民幣存量會大幅增加，雖然距離3000億的指標還遠，而且和上海在人民幣存款上的差距仍是相當巨大，但香港已是境外人民幣存量最多的市場，對日後人民幣離岸業務自然有正面作用。
人民幣銀行同業拆息雛形漸現
其次，容許跨行人民幣轉帳，即意味人民幣產品的出現，現時新措施推出後，即有金融機構推出人民幣保單和人民幣的掛存款，當然，人民幣產品多元化有利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但其實有更大的含意我們需要注意─跨行人民幣轉帳即表示在香港可以進行銀行同業拆放，人民幣在港的銀行同業拆息雛形漸現。
現時香港銀行擁有人民幣後，會存入中國銀行進行結算，銀行的利潤不高，但容許跨行轉帳後，香港銀行同業可以拆放人民幣，人民幣頭寸的利潤便會提高，而且這個由香港銀行拆放人民幣的市場，可以將人民幣的利率自由化，對人民幣利率的定價有影響作用。更重要的是，銀行同業拆息是眾多銀團貸款和金融工具的定價指標，倫敦作為傲視全球的環球金融中心，其中一項絕對優勢便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該拆息是環球金融工具的定價指標，也繁衍了倫敦在環球金融市場上的霸權地位。
從這個思路出發，當人民幣的金融產品豐富起來時，人民幣利率的定價權，將是各個環球金融中心的兵家必爭之地，假使香港正在雛形的人民幣銀行同業拆放市場可以成長，香港便可穩奪這個金融橋頭堡，這對香港金融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說到這裏，好像前路一片光明，但正如本文開頭所言，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不會毫無障礙。對內地來說，人民幣離岸業務是有其風險，尤其是擔心人民幣離岸價格會反過來影響內地，對內地金融安全構成風險，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的記憶猶新，而最近的次按危機更是令人不安，所以當容許香港在人民幣業務有突破時，也扶助上海的人民幣離岸業務，內地的取態很明顯：就是擔心在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時會失控，需要上海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來平衡。
不能只顧自己賺錢
對香港來說，這說明了我們不能只從自己的好處想，不能只顧自己業務發展，不能只顧自己賺錢，也要從大局想。所以香港要成功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首要明白內地的考慮，特別是如何保持內地的金融安全，才容易在人民幣離岸業務上事半功倍。
作者是香港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 候任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明報專訊】上星期人民銀行和金管局簽訂備忘錄，容許香港企業除了貿易結算外，還可儲存人民幣，而且也准許跨行人民幣轉帳，這代表了香港人民幣業務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而這兩個鬆綁措施，對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有正面作用；然而香港在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的路上不會是一片坦途。
從正面看，這兩個新安排有利人民幣在港的存量增加，因為容許企業在貿易結算外擁有人民幣，即表示在港的人民幣不需要一定回流內地，停留在港的人民幣在數量上定會增加。以目前香港的港元貨幣供應量3萬多億港元來估算，一個有苗頭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人民幣存量起碼要有當地貨幣的十分之一，而且是要常久地保持在這數額上。目前香港人民幣存款有大約900億，這表示香港要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人民幣存量起碼要有3000億才合格，所以現時的人民幣存量仍未足夠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新措施有利香港積存人民幣，相信人民幣存量會大幅增加，雖然距離3000億的指標還遠，而且和上海在人民幣存款上的差距仍是相當巨大，但香港已是境外人民幣存量最多的市場，對日後人民幣離岸業務自然有正面作用。
人民幣銀行同業拆息雛形漸現
其次，容許跨行人民幣轉帳，即意味人民幣產品的出現，現時新措施推出後，即有金融機構推出人民幣保單和人民幣的掛存款，當然，人民幣產品多元化有利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但其實有更大的含意我們需要注意─跨行人民幣轉帳即表示在香港可以進行銀行同業拆放，人民幣在港的銀行同業拆息雛形漸現。
現時香港銀行擁有人民幣後，會存入中國銀行進行結算，銀行的利潤不高，但容許跨行轉帳後，香港銀行同業可以拆放人民幣，人民幣頭寸的利潤便會提高，而且這個由香港銀行拆放人民幣的市場，可以將人民幣的利率自由化，對人民幣利率的定價有影響作用。更重要的是，銀行同業拆息是眾多銀團貸款和金融工具的定價指標，倫敦作為傲視全球的環球金融中心，其中一項絕對優勢便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該拆息是環球金融工具的定價指標，也繁衍了倫敦在環球金融市場上的霸權地位。
從這個思路出發，當人民幣的金融產品豐富起來時，人民幣利率的定價權，將是各個環球金融中心的兵家必爭之地，假使香港正在雛形的人民幣銀行同業拆放市場可以成長，香港便可穩奪這個金融橋頭堡，這對香港金融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說到這裏，好像前路一片光明，但正如本文開頭所言，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不會毫無障礙。對內地來說，人民幣離岸業務是有其風險，尤其是擔心人民幣離岸價格會反過來影響內地，對內地金融安全構成風險，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的記憶猶新，而最近的次按危機更是令人不安，所以當容許香港在人民幣業務有突破時，也扶助上海的人民幣離岸業務，內地的取態很明顯：就是擔心在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時會失控，需要上海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來平衡。
不能只顧自己賺錢
對香港來說，這說明了我們不能只從自己的好處想，不能只顧自己業務發展，不能只顧自己賺錢，也要從大局想。所以香港要成功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首要明白內地的考慮，特別是如何保持內地的金融安全，才容易在人民幣離岸業務上事半功倍。
作者是香港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 候任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2010年7月28日 星期三
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明報
B14 | MP+觀點 | 公共政策評析 | By 張炳良 2010-07-28
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在7 月17 日的一期特稿中，《經濟學人》評論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法，由此引伸至惋惜香港自由市場日受侵蝕， 並慨嘆「偉大經濟實驗」（remarkableeconomic experiment）的終結。
香港在上世紀80 年代受人矚目的發展模式─持續經濟增長、低稅制、好福利，曾被自由市場派學者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古典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基本法》起草時也刻意要把港式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主義）維持不變。
實情是， 70 年代末財政司夏鼎基（PhilipHaddon-Cave）創立「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時，主要是對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所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作出修正，以彈性看待不干預主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基於社會考慮和維持公平而作出干預行動。故在「不干預主義」前冠以「積極」字眼。
70 年代已開展干預性政策
早於70 年代，港英政府已在多個領域開展干預性政策，以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居屋計劃、興建過海隧道和地鐵、開發新市鎮、規管股票市場、成立工業等。70 年代末成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80 年代初曾短期接管幾間面臨倒閉的私營銀行。
若說自由市場或不干預主義受到衝擊，則這從夏鼎基時起，從來如此，而非回歸後才突見的新現象。唯一不同者，乃港英時代的干預主要由官僚改良主義帶動，而特區的干預則多受外來政治和經濟因素所驅使。
殖民地官僚回應社會上對福利和公共服務的訴求，視乎公共財政的能力而作出務實的介入，不受主義或意識形態所左右（故不是什麼左或右的路線問題）。晚期的殖民地政府在規管和規劃上日趨積極，立法也較多，彭定康時期更為明顯。由於主要依賴土地收益而非正常稅收去支持基建與社會服務的擴展，甚或作出稅務寬免，因而也種下稅基日窄及坊間所謂「地產霸權」的問題。
不干預模式至90 年代議會政治冒起，已走上無以為繼之路，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Hamish Macleod）曾撰文說：積極不干預主義「已屬過時」（outlivedits usefulness），須改行「共識資本主義」。97 回歸後，特區政制一方面確立工商專業利益體制化的功能選舉，另一方面進行普羅代議的地區選舉，兩者合起來反加強各界對政府派發與干預的壓力。而且，自由市場本身無法克服其道德風險，因而在民情之勢下，政府最終得接受進行最低工資及公平競爭的立法。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及近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港式資本主義的局限與脆弱──全球及區域競爭當前，香港若不實行經濟轉型，只會日益空洞化。
面對挑戰，香港不單要設法維持其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地位，更要有效地與大珠三角融合，使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腹地，這在在要求政府起帶動和協調作用。政府也須增加對教育、培訓和基建的投放，並不斷提升香港的規管質素和相關法規。去年，政府在原來的四大支柱行業外，更提出開拓新的六大產業，可見，儘管並無正式產業政策之形，但是產業政策之實已呼之欲出。問題反是：現行的政府體制和政策思維，是否具備條件去行產業政策？
毋須緬懷過去不干預主義神話
演變轉型，反映任何面對政治與經濟衝擊的政府，所必須作出的角色調整與策略回應，乃務實的表現。人們不用以什麼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視之（按照一些美國智庫的評比，香港仍位列自由市場之首），也毋須慨嘆什麼偉大實驗的終結，或緬懷過去被高度簡化去塑造的不干預主義神話。
香港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延續已與時代脫節的教條迷思，而在於如何解決其結構性矛盾，及回應內外新變數，以在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下，維持其獨特而有活力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這才是她在21 世紀中須進行的實驗！
B14 | MP+觀點 | 公共政策評析 | By 張炳良 2010-07-28
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在7 月17 日的一期特稿中，《經濟學人》評論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法，由此引伸至惋惜香港自由市場日受侵蝕， 並慨嘆「偉大經濟實驗」（remarkableeconomic experiment）的終結。
香港在上世紀80 年代受人矚目的發展模式─持續經濟增長、低稅制、好福利，曾被自由市場派學者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古典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基本法》起草時也刻意要把港式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主義）維持不變。
實情是， 70 年代末財政司夏鼎基（PhilipHaddon-Cave）創立「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時，主要是對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所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作出修正，以彈性看待不干預主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基於社會考慮和維持公平而作出干預行動。故在「不干預主義」前冠以「積極」字眼。
70 年代已開展干預性政策
早於70 年代，港英政府已在多個領域開展干預性政策，以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居屋計劃、興建過海隧道和地鐵、開發新市鎮、規管股票市場、成立工業等。70 年代末成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80 年代初曾短期接管幾間面臨倒閉的私營銀行。
若說自由市場或不干預主義受到衝擊，則這從夏鼎基時起，從來如此，而非回歸後才突見的新現象。唯一不同者，乃港英時代的干預主要由官僚改良主義帶動，而特區的干預則多受外來政治和經濟因素所驅使。
殖民地官僚回應社會上對福利和公共服務的訴求，視乎公共財政的能力而作出務實的介入，不受主義或意識形態所左右（故不是什麼左或右的路線問題）。晚期的殖民地政府在規管和規劃上日趨積極，立法也較多，彭定康時期更為明顯。由於主要依賴土地收益而非正常稅收去支持基建與社會服務的擴展，甚或作出稅務寬免，因而也種下稅基日窄及坊間所謂「地產霸權」的問題。
不干預模式至90 年代議會政治冒起，已走上無以為繼之路，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Hamish Macleod）曾撰文說：積極不干預主義「已屬過時」（outlivedits usefulness），須改行「共識資本主義」。97 回歸後，特區政制一方面確立工商專業利益體制化的功能選舉，另一方面進行普羅代議的地區選舉，兩者合起來反加強各界對政府派發與干預的壓力。而且，自由市場本身無法克服其道德風險，因而在民情之勢下，政府最終得接受進行最低工資及公平競爭的立法。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及近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港式資本主義的局限與脆弱──全球及區域競爭當前，香港若不實行經濟轉型，只會日益空洞化。
面對挑戰，香港不單要設法維持其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地位，更要有效地與大珠三角融合，使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腹地，這在在要求政府起帶動和協調作用。政府也須增加對教育、培訓和基建的投放，並不斷提升香港的規管質素和相關法規。去年，政府在原來的四大支柱行業外，更提出開拓新的六大產業，可見，儘管並無正式產業政策之形，但是產業政策之實已呼之欲出。問題反是：現行的政府體制和政策思維，是否具備條件去行產業政策？
毋須緬懷過去不干預主義神話
演變轉型，反映任何面對政治與經濟衝擊的政府，所必須作出的角色調整與策略回應，乃務實的表現。人們不用以什麼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視之（按照一些美國智庫的評比，香港仍位列自由市場之首），也毋須慨嘆什麼偉大實驗的終結，或緬懷過去被高度簡化去塑造的不干預主義神話。
香港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延續已與時代脫節的教條迷思，而在於如何解決其結構性矛盾，及回應內外新變數，以在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下，維持其獨特而有活力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這才是她在21 世紀中須進行的實驗！
大浪西灣放肆想
明報
B10 | MP+觀點 | By 朱凱迪 2010-07-27
大浪西灣放肆想
大浪西灣被富豪蹂躪，犯眾憎，連平時有條不紊的斯文評論人都放下分析習慣，大罵唔理係私人地定政府地，總之唔可以變成咁！7 萬人的facebook 群組嚇得新地主「停工溝通」。如此直率的民憤，是天星碼頭被拆以來的第一次，機會難得，讓我們擺離「市場大晒、業權大晒」的主流意識形態，讓思想放肆一下。
放肆想一：不求人，市民自行組織復修大浪西灣
我對facebook 又愛又恨，它確實令每個個人都可輕易地表達看法，迅速凝聚支持，但它也製造了無數的「armchair activist」，複雜一點、時間長一點的組織工作都被邊緣化，而且養成了只管罵人，自己卻不用落手做的風氣。長春社的老友對記者說，會要求新地主保證不破壞大浪西灣的美景，並復修受破壞地皮。第一個要求令人對香港環團相當失望，這個人已經把西灣破壞了一次，現在的目標怎可能是「求他不破壞第二次」，而不是「阻止他再碰西灣」。第二個要求得到不少和應，但我放肆地想，與其求「破壞王」和政府復修，由市民自己動員起來復修西灣，不是更顯力量和決心嗎？當然，一轉念，把責任上身，一大堆問題就出現：誰做？如何做？要不要錢？這些是難關，也是民間社會的學習機會──學習動植物生態、學習與村民和專業人士合作、學習籌錢等等。7 萬facebook 人，當中100 人認真「落水」肯定能把事情做好，這也是對「破壞王」最直接的宣示：市民已經重奪西灣。
放肆想二：民間土地基金，護養新界農地
香港令人懨悶，左翼改革∕革命搞唔成、自由主義代議民主又搞唔成、只准學大陸搞威權資本主義，特權階級壟斷橫行。結果，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發展出來，以資本搞保育的改良式政策，香港幾乎沒有一樣學得到。陸恭蕙主持的思匯政策研究所早在2002 年發表的香港生態保育報告﹝註一﹞，就詳列出外國資本主義社會在生態保育上五花八門的手段：包括「分區規劃」（zoning）、「可交易發展權」（tradable development rights）、「換地」（landswaps） 、「土地保育協議」（conservationeasement）、「土地基金」（land trust）等等。但是香港這個「遍地黃金」的城市，至今居然連一個像樣的「保育土地基金」（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資助、功能是籌錢買入和管理值得保育土地）也沒有，沒有「保育土地基金」，就算有地主希望交出土地作保育，也沒有一個有公信力的機構去合作。結果是，大浪西灣這個無價的地方，居然1600 萬就被買下做私竇。趁現在民憤沸騰，香港環團若能把握時機牽頭成立「保育土地基金」，向「破壞王」買回西灣土地，一定會有極多市民支持，風氣一開，新界農地除了給大發展商收購等建豪宅外，就多一條保育的出路。
放肆想三：突破保育爭議中的城鄉對立
富豪私有化郊野美景犯眾憎，新界原居民經常被視為合謀人，為主流社會所不屑。簡炳墀多年前的「趕雀論」到現在還有人記得，但新界原居民記住的，卻是過去一百年向殖民地政府據理力爭、保障鄉民發展利益的抗爭歷史。無論是起水塘、起新市鎮、還是近年有關環境法例，他們都認為是為了市區人而被迫犧牲，至今走上與發展商合作搞地產的路，更是沒辦法下的順理成章。另一邊廂，自從港督麥理浩「點石成金」，於1977 年將水塘集水區加上其他荒僻的官地變成法定的郊野公園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重視生態環境的「城市人山友」（當中有很多搬進原居民村落居住）。當年為了避開爭議，私人農地和將會發展丁屋的鄉村範圍都剔除在郊野公園之外，導致了杜立基規劃師所說的「鄉村和郊野的割裂」〔註二〕，這種割裂產生了上述兩套截然不同的心態，也在今日的保育爭議中不斷發酵。
香港的法定郊野公園佔全港面積約40%，另外大部分為私人擁有的鄉村和農地亦佔了約40%，這後面的40%，正是現今幾乎所有保育爭議的焦點，包括這次西灣私有化事件。城市保育人vs 鄉村原居民的角力，是香港特有的殖民地遺產，這場角力最近因菜園村和新界東北「非原居民」農民的抗爭而出現了新的形勢。我放肆地想，會不會有更多城市保育人趁西灣事件，開始更整全地認識新界，並以重新彌合「鄉村和郊野」為奮鬥目標。要鄉郊生態得以維持，我們必須和新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社群一道，建立可持續發展社區的想像，並且具體地協助村民重新建立與郊野共融的經濟模式，讓村民能在地產商資本以外看到出路。
唯有贏得社區，並且協助社區，新界生態保育才有可能做到。最近有人替西灣村民翻舊帳，指政府缺乏支援導致鄉村衰落，最後令村民不得不賣地自保。這種認識只是起步，問題是在7 萬facebook 群中，有誰願意投入時間心力，將衰落的西灣社區恢復過來，成為視保育為己任的新社區？
放肆想四：這城市仍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很快， 「維護產權」的說法又會佔了輿論上風，說若果我們容許西灣事件再鬧下去，將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破壞金融中心的信譽，到時資金就會湧到什麼也可以買的中國大陸。我放肆地想， 「市民自發復修西灣計劃」到時候已經企穩陣腳，以實踐證明這個城市仍然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註一： 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live/upload/files/200201_NaturalHeritage.pdf註二：見杜立基在《本土論述2009》內的文章〈城市與自然的和解：香港郊野公園──殖民地遺產的貢獻與局限〉
朱凱迪
B10 | MP+觀點 | By 朱凱迪 2010-07-27
大浪西灣放肆想
大浪西灣被富豪蹂躪，犯眾憎，連平時有條不紊的斯文評論人都放下分析習慣，大罵唔理係私人地定政府地，總之唔可以變成咁！7 萬人的facebook 群組嚇得新地主「停工溝通」。如此直率的民憤，是天星碼頭被拆以來的第一次，機會難得，讓我們擺離「市場大晒、業權大晒」的主流意識形態，讓思想放肆一下。
放肆想一：不求人，市民自行組織復修大浪西灣
我對facebook 又愛又恨，它確實令每個個人都可輕易地表達看法，迅速凝聚支持，但它也製造了無數的「armchair activist」，複雜一點、時間長一點的組織工作都被邊緣化，而且養成了只管罵人，自己卻不用落手做的風氣。長春社的老友對記者說，會要求新地主保證不破壞大浪西灣的美景，並復修受破壞地皮。第一個要求令人對香港環團相當失望，這個人已經把西灣破壞了一次，現在的目標怎可能是「求他不破壞第二次」，而不是「阻止他再碰西灣」。第二個要求得到不少和應，但我放肆地想，與其求「破壞王」和政府復修，由市民自己動員起來復修西灣，不是更顯力量和決心嗎？當然，一轉念，把責任上身，一大堆問題就出現：誰做？如何做？要不要錢？這些是難關，也是民間社會的學習機會──學習動植物生態、學習與村民和專業人士合作、學習籌錢等等。7 萬facebook 人，當中100 人認真「落水」肯定能把事情做好，這也是對「破壞王」最直接的宣示：市民已經重奪西灣。
放肆想二：民間土地基金，護養新界農地
香港令人懨悶，左翼改革∕革命搞唔成、自由主義代議民主又搞唔成、只准學大陸搞威權資本主義，特權階級壟斷橫行。結果，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發展出來，以資本搞保育的改良式政策，香港幾乎沒有一樣學得到。陸恭蕙主持的思匯政策研究所早在2002 年發表的香港生態保育報告﹝註一﹞，就詳列出外國資本主義社會在生態保育上五花八門的手段：包括「分區規劃」（zoning）、「可交易發展權」（tradable development rights）、「換地」（landswaps） 、「土地保育協議」（conservationeasement）、「土地基金」（land trust）等等。但是香港這個「遍地黃金」的城市，至今居然連一個像樣的「保育土地基金」（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資助、功能是籌錢買入和管理值得保育土地）也沒有，沒有「保育土地基金」，就算有地主希望交出土地作保育，也沒有一個有公信力的機構去合作。結果是，大浪西灣這個無價的地方，居然1600 萬就被買下做私竇。趁現在民憤沸騰，香港環團若能把握時機牽頭成立「保育土地基金」，向「破壞王」買回西灣土地，一定會有極多市民支持，風氣一開，新界農地除了給大發展商收購等建豪宅外，就多一條保育的出路。
放肆想三：突破保育爭議中的城鄉對立
富豪私有化郊野美景犯眾憎，新界原居民經常被視為合謀人，為主流社會所不屑。簡炳墀多年前的「趕雀論」到現在還有人記得，但新界原居民記住的，卻是過去一百年向殖民地政府據理力爭、保障鄉民發展利益的抗爭歷史。無論是起水塘、起新市鎮、還是近年有關環境法例，他們都認為是為了市區人而被迫犧牲，至今走上與發展商合作搞地產的路，更是沒辦法下的順理成章。另一邊廂，自從港督麥理浩「點石成金」，於1977 年將水塘集水區加上其他荒僻的官地變成法定的郊野公園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重視生態環境的「城市人山友」（當中有很多搬進原居民村落居住）。當年為了避開爭議，私人農地和將會發展丁屋的鄉村範圍都剔除在郊野公園之外，導致了杜立基規劃師所說的「鄉村和郊野的割裂」〔註二〕，這種割裂產生了上述兩套截然不同的心態，也在今日的保育爭議中不斷發酵。
香港的法定郊野公園佔全港面積約40%，另外大部分為私人擁有的鄉村和農地亦佔了約40%，這後面的40%，正是現今幾乎所有保育爭議的焦點，包括這次西灣私有化事件。城市保育人vs 鄉村原居民的角力，是香港特有的殖民地遺產，這場角力最近因菜園村和新界東北「非原居民」農民的抗爭而出現了新的形勢。我放肆地想，會不會有更多城市保育人趁西灣事件，開始更整全地認識新界，並以重新彌合「鄉村和郊野」為奮鬥目標。要鄉郊生態得以維持，我們必須和新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社群一道，建立可持續發展社區的想像，並且具體地協助村民重新建立與郊野共融的經濟模式，讓村民能在地產商資本以外看到出路。
唯有贏得社區，並且協助社區，新界生態保育才有可能做到。最近有人替西灣村民翻舊帳，指政府缺乏支援導致鄉村衰落，最後令村民不得不賣地自保。這種認識只是起步，問題是在7 萬facebook 群中，有誰願意投入時間心力，將衰落的西灣社區恢復過來，成為視保育為己任的新社區？
放肆想四：這城市仍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很快， 「維護產權」的說法又會佔了輿論上風，說若果我們容許西灣事件再鬧下去，將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破壞金融中心的信譽，到時資金就會湧到什麼也可以買的中國大陸。我放肆地想， 「市民自發復修西灣計劃」到時候已經企穩陣腳，以實踐證明這個城市仍然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註一： 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live/upload/files/200201_NaturalHeritage.pdf註二：見杜立基在《本土論述2009》內的文章〈城市與自然的和解：香港郊野公園──殖民地遺產的貢獻與局限〉
朱凱迪
2010年7月26日 星期一
人行憂離岸人民幣過快發展 研究局長撐滬掌人幣定價權
人行憂離岸人民幣過快發展
研究局長撐滬掌人幣定價權 2010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上周中央與香港簽訂的人民幣補充協議，本港金融界解讀為，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將邁向新台階。然而正當本地歡欣熱鬧之時，上海這個人民幣的實際中心，卻未有鬆懈。人民銀行官員昨日更力撐上海，呼籲上海金融市場要掌握人民幣的定價權，以免將來離岸人民幣市場增長過快，反過來蓋過了上海「在岸」人民幣市場。
香港與上海分別分工人民幣「離岸、在岸」中心之說，源於上海副市長屠光紹上周的表述，這位曾擔任中國證監會副會長的資深金融界人士稱，香港未來將是人民幣的離岸中心，與上海這個在岸中心，成互補之勢。
香港力爭人幣離岸中心多時
雖然上海表明歡迎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建設，並聲言支持，然而，內地金融界始終對離岸中心的發展抱謹慎態度。彭博通訊社昨日即引述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建華，在上海財經大學一個研討會上的發言稱，「應積極發展上海的外匯交易市場，以配合人民幣海外使用的擴張」。他指出，為配合上海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國策，內地應增加人民幣的兌換能力，同時，上海應成為人民幣的全球定價中心，以應對離岸市場的競爭。
張建華解釋，離岸人民幣市場正急速發展，若上海最終未能掌握人民幣的定價權，離岸人民幣市場將有可能反過來影響人民幣的在岸價，導致人民幣匯價受制於人。
雖然本港的人民幣離岸業務，現時僅為零星發展，最近才獲中央放開企業人民幣帳戶，開始稍見起色，但上海卻已未雨綢繆要作應對。
除了屠光紹聲言要穩做的在岸中心外，即使對離岸業務，上海亦未言完全放棄。早前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主任蘇寧曾稱，人行還在研究能否在上海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市場。
上海未棄人幣離岸業務
有駐上海的外資銀行主管亦稱，上海對離岸業務不離不棄，尤其上海於去年已上報中央，將在洋山保稅港區拓展離岸金融區試點，負責其事的官員亦透露，「考慮目前的情和發展水平，洋山保稅區的金融試點，將會是參考新加坡的『內外分離型』離岸金融模式。」雖然至今上海的方案還在敲定細節，同時初步以美元金融業務為主。但將來會否增加人民幣的離岸業務，則至今未有當地官員否認。
(明報記者楊曦報道)
研究局長撐滬掌人幣定價權 2010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上周中央與香港簽訂的人民幣補充協議，本港金融界解讀為，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將邁向新台階。然而正當本地歡欣熱鬧之時，上海這個人民幣的實際中心，卻未有鬆懈。人民銀行官員昨日更力撐上海，呼籲上海金融市場要掌握人民幣的定價權，以免將來離岸人民幣市場增長過快，反過來蓋過了上海「在岸」人民幣市場。
香港與上海分別分工人民幣「離岸、在岸」中心之說，源於上海副市長屠光紹上周的表述，這位曾擔任中國證監會副會長的資深金融界人士稱，香港未來將是人民幣的離岸中心，與上海這個在岸中心，成互補之勢。
香港力爭人幣離岸中心多時
雖然上海表明歡迎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建設，並聲言支持，然而，內地金融界始終對離岸中心的發展抱謹慎態度。彭博通訊社昨日即引述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建華，在上海財經大學一個研討會上的發言稱，「應積極發展上海的外匯交易市場，以配合人民幣海外使用的擴張」。他指出，為配合上海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國策，內地應增加人民幣的兌換能力，同時，上海應成為人民幣的全球定價中心，以應對離岸市場的競爭。
張建華解釋，離岸人民幣市場正急速發展，若上海最終未能掌握人民幣的定價權，離岸人民幣市場將有可能反過來影響人民幣的在岸價，導致人民幣匯價受制於人。
雖然本港的人民幣離岸業務，現時僅為零星發展，最近才獲中央放開企業人民幣帳戶，開始稍見起色，但上海卻已未雨綢繆要作應對。
除了屠光紹聲言要穩做的在岸中心外，即使對離岸業務，上海亦未言完全放棄。早前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主任蘇寧曾稱，人行還在研究能否在上海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市場。
上海未棄人幣離岸業務
有駐上海的外資銀行主管亦稱，上海對離岸業務不離不棄，尤其上海於去年已上報中央，將在洋山保稅港區拓展離岸金融區試點，負責其事的官員亦透露，「考慮目前的情和發展水平，洋山保稅區的金融試點，將會是參考新加坡的『內外分離型』離岸金融模式。」雖然至今上海的方案還在敲定細節，同時初步以美元金融業務為主。但將來會否增加人民幣的離岸業務，則至今未有當地官員否認。
(明報記者楊曦報道)
許寶強﹕為什麼政治行動和公共爭議仍然重要？
許寶強﹕為什麼政治行動和公共爭議仍然重要？
【明報專訊】分歧在什麼地方？
政改之後，「泛民」分裂已成定局，如何理解所謂「兩條不同路線」的分歧？
根據一些流行的說法，泛民分裂主要是基於溫和vs激進的不同政治取態，表現為爭取談判妥協vs結集群眾運動的兩種相異路向。然而，我們其實很難界定，要求市民公投表達意願與禁止他人使用粗言比較，哪種做法更溫和；也不容易判定公開包圍立會相較暗地急促妥協通過影響深遠的法案，誰更激進。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治路線」僅僅以是否使用粗口、圍會、公投、妥協來劃分，恐怕仍然難以讓人理解「泛民」的基本分歧。
借用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概念，本文嘗試論證，政改爭論所呈現的兩條主要政治路線，其實就是信任公共政治與懷疑民眾行動之間的分歧。或換一種說法，雙方的矛盾在於：是否願意接受公眾參與的政治行動的不確定和不可逆轉性質，還是希望追求由政府或政黨代理製作、相對確定的管治路徑和藍圖。
政治、行動與反政治
要釐清政治路線的分歧，恐怕必須首先界定什麼是「政治」。在《阿倫特為什麼重要》一書中，作者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阿倫特的學生）指出，阿倫特把政治界定為「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討論、說服、決定具體行為並且付諸實踐」（中譯本，頁57，下只標示頁數）。循這角度，政治並非是由上而下的管治，也不只是爭取選舉的形式和議席，或等同於發起群眾運動。相反，政治是一個容讓大眾都能以不同形式參與的開放過程，而非少數人或政黨為追逐私利或尋求理想的目標（如穩定和秩序），「為民請命」地去替代公眾談判妥協。一句話，政治就是在公共領域中的言說和行動。
阿倫特所指的（政治）行動，並不等同示威或衝擊，或各種不斷重複的行為，而是「意味去創新、去開始……發動某件事」（《人的境》，頁139）。行動並不僅僅是指做一些實際的事情，也同時包含了進行思考、論述、爭議等言說行為。阿倫特指出，很多行動其實都是透過言說的方式進行的。不過，倘若我們僅以目的來肯定任何手段，那麼言說很可能會變成為政治化妝的空話（同上，頁140，142）。
行動所產生的後果往往不能預知，也無法逆轉。行動更在乎於過程，開放、對話、交流的過程，而非不可確定的後果。阿倫特認為，（政治）行動的過程，就像基礎科學家的研究一樣，參與者往往在做的時候並不知道在做些什麼，因為科學研究和行動一樣，「結局都始終是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的」（同上，頁179-181）。
對阿倫特來說，人類的複數性（human plurality）「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條件」（頁2）。所謂人類的複數性，是指人類難以完全離群獨居，因此無法避免與他人交往和一起生活。然而，複數的人群並不是同一種類的相加，而是存在無限的差異——每個人一生下來就與他人有別。因此，要生活在一起，便需要透過「行動」和「言語」互動，當中少不免出現爭議和相互批判，以至於激烈的辯論。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往往並不能預先確定，甚至會出現與預期目標相反、不可挽救的局面，但這正是複數的人類的生存基本境。
阿倫特進一步指出，面對（政治）行動的不確定和不可逆轉性質，從古希臘到當代社會的政治哲學思潮中，往往存在十分強烈的輕視行動的傾向。對確定和秩序的追求，使政治哲學逐漸轉向強調精密的計算，以尋找能最快達至政治目的或創造路徑依賴的藍圖。於是，當代的政治也就慢慢變成了重利益成敗效果的算術，相對輕視政治互動的過程，甚至把原屬於公共領域的政治行動，轉化為像市場買賣般的交易消費行為，又或變成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形象裝扮的技術權謀，以至作為謀生手段的「做好份工」。
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使以不能確定、不可逆轉的「行動」為基礎的政治的消失，令積極以言論和行動介入公共領域的民眾不再活躍，使能彰顯多元觀點的爭議、批判、對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鼓吹順從和盲信的政府管治和政黨代理，儘管這些嘗試為民請命和精心計算的路徑依賴政治藍圖，除了肯定會產生一種反公共參與的（政治）行動的效果外，結局仍然是無法確定的。正如揚—布魯爾簡潔地指出，在計算取代了判斷之時，也就意味人們正逐漸遠離公共的政治（頁109）。
政治算術不是判斷 缺乏爭議變得無思
什麼是（政治）判斷？揚—布魯爾引述阿倫特的觀點，提出「判斷」就是意味我們能夠引用別人的視角去思考和觀察。如果我們在考察社會時，能夠考慮眾多不同的觀點立場，那麼的作出的判斷，就能夠更有代表性。因此，好的（政治）判斷除了應該確認他人的存在、關顧他們的取態，並嘗試爭取他們的支持外，也應同時不斷反思質疑自己的想法，依據新的經驗或透過參與公共的論爭，修正之前的判斷（頁115-6，123）。因此，（政治）判斷的重點，並不在於是否在實踐中證明能夠爭取更多「民選」議席，而是在過程中曾否開放地關顧和吸納社會上大多數人（包括社會運動的群眾）的不同想法和立場。換句話說，政治判斷更多是一種人與人、政府（或黨）與黨、政府（或黨）與群眾運動的倫理關係，而非現實的議席得失、黨派私利等計算考量。
缺乏（政治）判斷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變得「無思」（thoughtless）。對阿倫特來說，「無思」是指「沒頭沒腦的鹵莽、無可救藥的迷惘，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阿倫特為什麼重要》，頁4），「無思」是「內心對話的缺失」，也就是無法聽到異議的聲音，或「對關於可能產生的錯誤行為的反對之聲置若罔聞」（同上，頁131）。無思的表現，包括了繼續使用被掏空了內涵的舊概念，望文生義地的重複陳腔濫調，或以政治謊言和空話取代歷史分析和判斷，或簡單地採用不合適的歷史例子進行類比，例如看見妥協就想到曼德拉和華里沙。
脫離現實的類比無助思考現狀
脫離現實社會脈絡的類比，顯然無助我們思考香港政治的歷史與現狀。如果我們真的想了解南非曼德拉或波蘭團結工運的經驗，並作為香港政改的參照，也許需首先分析，曼德拉任總統後成立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什麼仍然要求在解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的歷史創傷的過程中，必須回顧過去、追究責任，以「披露恐怖、劣績、痛苦、墮落和真相」，從而尋求作惡者的承認和受害者的寬恕；又如果我們真的想了解團結工會在波蘭走向民主的鬥爭和妥協過程中的經驗，恐怕不能無視知識分子與工會（群眾）運動的緊密關係，以至為何聯盟會在華里沙於90年代走政黨化道路之後解體（《阿倫特為什麼重要》，頁82）。
寬恕與承諾
「無思」這個被阿倫特稱為「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徵」的狀態，自然歸因於缺乏一個能夠鼓勵人們爭辯、對話的公共領域，也和我們長久以來對不確定、不可逆的政治行動（和言說）的懷疑相關。而「要把行動從它所開啟的過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預見性中解救出來」，需要依賴同樣蘊藏於行動之內的「寬恕」和「承諾」這兩種潛能──寬恕可以抹去過去的行為，承諾則可以在「不確定的海洋上（未來）建造一些安全的島嶼」（《人的境》，頁184）。
生活於社群內的個體需要和能夠寬恕，因為我們經常會在日常生活中犯錯，作為行動者，我們往往不能預知實際上做了些什麼事情。在這不確定和無法逆轉的情下，只有寬恕才可以讓人放下重擔，從「無知狀下所做的一切中解脫出來，使生活得以繼續下去」（同上，頁187）。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承諾」，因為在嘗試走向一個共同確認的目標時，複數的人群只能靠相互間有約束力的承諾，才能夠協同地行動（act in concert）。政治過程中的突然轉或強調完全自主、反對約束的行為，往往會破壞行動必須依靠的承諾，無法為不確定的未來奠下安全的保障。阿倫特總結，寬恕與承諾都是行動的道德（倫理）守則，從中產生出對公共政治的信心和希望。
良好的政治需要一個有助澄清事實、改善判斷的公共領域，或鼓勵公眾積極參與行動的環境。儘管政治行動和思想爭議難以產生確定的保證，過程中也必然會犯錯，而且無法逆轉，但除非我們願意接受由一人或少數特權擁有者操控代理的極權社會，否則，這些不確定的言說和行動，包括群眾運動和公共爭議，恐怕都是人類的複數性境下難以避免的政治過程。由於我們無法（也不應）擺脫不確定和不可逆轉的（政治）行動，恐怕只能接受阿倫特的建議，學習以「寬恕」和「承諾」與它共處。
■延伸閱讀
書名：《阿倫特為什麼重要》（Why Arendt Matters）
作者：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書名：《人的境》（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ition）
作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分歧在什麼地方？
政改之後，「泛民」分裂已成定局，如何理解所謂「兩條不同路線」的分歧？
根據一些流行的說法，泛民分裂主要是基於溫和vs激進的不同政治取態，表現為爭取談判妥協vs結集群眾運動的兩種相異路向。然而，我們其實很難界定，要求市民公投表達意願與禁止他人使用粗言比較，哪種做法更溫和；也不容易判定公開包圍立會相較暗地急促妥協通過影響深遠的法案，誰更激進。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治路線」僅僅以是否使用粗口、圍會、公投、妥協來劃分，恐怕仍然難以讓人理解「泛民」的基本分歧。
借用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概念，本文嘗試論證，政改爭論所呈現的兩條主要政治路線，其實就是信任公共政治與懷疑民眾行動之間的分歧。或換一種說法，雙方的矛盾在於：是否願意接受公眾參與的政治行動的不確定和不可逆轉性質，還是希望追求由政府或政黨代理製作、相對確定的管治路徑和藍圖。
政治、行動與反政治
要釐清政治路線的分歧，恐怕必須首先界定什麼是「政治」。在《阿倫特為什麼重要》一書中，作者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阿倫特的學生）指出，阿倫特把政治界定為「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討論、說服、決定具體行為並且付諸實踐」（中譯本，頁57，下只標示頁數）。循這角度，政治並非是由上而下的管治，也不只是爭取選舉的形式和議席，或等同於發起群眾運動。相反，政治是一個容讓大眾都能以不同形式參與的開放過程，而非少數人或政黨為追逐私利或尋求理想的目標（如穩定和秩序），「為民請命」地去替代公眾談判妥協。一句話，政治就是在公共領域中的言說和行動。
阿倫特所指的（政治）行動，並不等同示威或衝擊，或各種不斷重複的行為，而是「意味去創新、去開始……發動某件事」（《人的境》，頁139）。行動並不僅僅是指做一些實際的事情，也同時包含了進行思考、論述、爭議等言說行為。阿倫特指出，很多行動其實都是透過言說的方式進行的。不過，倘若我們僅以目的來肯定任何手段，那麼言說很可能會變成為政治化妝的空話（同上，頁140，142）。
行動所產生的後果往往不能預知，也無法逆轉。行動更在乎於過程，開放、對話、交流的過程，而非不可確定的後果。阿倫特認為，（政治）行動的過程，就像基礎科學家的研究一樣，參與者往往在做的時候並不知道在做些什麼，因為科學研究和行動一樣，「結局都始終是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的」（同上，頁179-181）。
對阿倫特來說，人類的複數性（human plurality）「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條件」（頁2）。所謂人類的複數性，是指人類難以完全離群獨居，因此無法避免與他人交往和一起生活。然而，複數的人群並不是同一種類的相加，而是存在無限的差異——每個人一生下來就與他人有別。因此，要生活在一起，便需要透過「行動」和「言語」互動，當中少不免出現爭議和相互批判，以至於激烈的辯論。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往往並不能預先確定，甚至會出現與預期目標相反、不可挽救的局面，但這正是複數的人類的生存基本境。
阿倫特進一步指出，面對（政治）行動的不確定和不可逆轉性質，從古希臘到當代社會的政治哲學思潮中，往往存在十分強烈的輕視行動的傾向。對確定和秩序的追求，使政治哲學逐漸轉向強調精密的計算，以尋找能最快達至政治目的或創造路徑依賴的藍圖。於是，當代的政治也就慢慢變成了重利益成敗效果的算術，相對輕視政治互動的過程，甚至把原屬於公共領域的政治行動，轉化為像市場買賣般的交易消費行為，又或變成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形象裝扮的技術權謀，以至作為謀生手段的「做好份工」。
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使以不能確定、不可逆轉的「行動」為基礎的政治的消失，令積極以言論和行動介入公共領域的民眾不再活躍，使能彰顯多元觀點的爭議、批判、對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鼓吹順從和盲信的政府管治和政黨代理，儘管這些嘗試為民請命和精心計算的路徑依賴政治藍圖，除了肯定會產生一種反公共參與的（政治）行動的效果外，結局仍然是無法確定的。正如揚—布魯爾簡潔地指出，在計算取代了判斷之時，也就意味人們正逐漸遠離公共的政治（頁109）。
政治算術不是判斷 缺乏爭議變得無思
什麼是（政治）判斷？揚—布魯爾引述阿倫特的觀點，提出「判斷」就是意味我們能夠引用別人的視角去思考和觀察。如果我們在考察社會時，能夠考慮眾多不同的觀點立場，那麼的作出的判斷，就能夠更有代表性。因此，好的（政治）判斷除了應該確認他人的存在、關顧他們的取態，並嘗試爭取他們的支持外，也應同時不斷反思質疑自己的想法，依據新的經驗或透過參與公共的論爭，修正之前的判斷（頁115-6，123）。因此，（政治）判斷的重點，並不在於是否在實踐中證明能夠爭取更多「民選」議席，而是在過程中曾否開放地關顧和吸納社會上大多數人（包括社會運動的群眾）的不同想法和立場。換句話說，政治判斷更多是一種人與人、政府（或黨）與黨、政府（或黨）與群眾運動的倫理關係，而非現實的議席得失、黨派私利等計算考量。
缺乏（政治）判斷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變得「無思」（thoughtless）。對阿倫特來說，「無思」是指「沒頭沒腦的鹵莽、無可救藥的迷惘，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阿倫特為什麼重要》，頁4），「無思」是「內心對話的缺失」，也就是無法聽到異議的聲音，或「對關於可能產生的錯誤行為的反對之聲置若罔聞」（同上，頁131）。無思的表現，包括了繼續使用被掏空了內涵的舊概念，望文生義地的重複陳腔濫調，或以政治謊言和空話取代歷史分析和判斷，或簡單地採用不合適的歷史例子進行類比，例如看見妥協就想到曼德拉和華里沙。
脫離現實的類比無助思考現狀
脫離現實社會脈絡的類比，顯然無助我們思考香港政治的歷史與現狀。如果我們真的想了解南非曼德拉或波蘭團結工運的經驗，並作為香港政改的參照，也許需首先分析，曼德拉任總統後成立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什麼仍然要求在解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的歷史創傷的過程中，必須回顧過去、追究責任，以「披露恐怖、劣績、痛苦、墮落和真相」，從而尋求作惡者的承認和受害者的寬恕；又如果我們真的想了解團結工會在波蘭走向民主的鬥爭和妥協過程中的經驗，恐怕不能無視知識分子與工會（群眾）運動的緊密關係，以至為何聯盟會在華里沙於90年代走政黨化道路之後解體（《阿倫特為什麼重要》，頁82）。
寬恕與承諾
「無思」這個被阿倫特稱為「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徵」的狀態，自然歸因於缺乏一個能夠鼓勵人們爭辯、對話的公共領域，也和我們長久以來對不確定、不可逆的政治行動（和言說）的懷疑相關。而「要把行動從它所開啟的過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預見性中解救出來」，需要依賴同樣蘊藏於行動之內的「寬恕」和「承諾」這兩種潛能──寬恕可以抹去過去的行為，承諾則可以在「不確定的海洋上（未來）建造一些安全的島嶼」（《人的境》，頁184）。
生活於社群內的個體需要和能夠寬恕，因為我們經常會在日常生活中犯錯，作為行動者，我們往往不能預知實際上做了些什麼事情。在這不確定和無法逆轉的情下，只有寬恕才可以讓人放下重擔，從「無知狀下所做的一切中解脫出來，使生活得以繼續下去」（同上，頁187）。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承諾」，因為在嘗試走向一個共同確認的目標時，複數的人群只能靠相互間有約束力的承諾，才能夠協同地行動（act in concert）。政治過程中的突然轉或強調完全自主、反對約束的行為，往往會破壞行動必須依靠的承諾，無法為不確定的未來奠下安全的保障。阿倫特總結，寬恕與承諾都是行動的道德（倫理）守則，從中產生出對公共政治的信心和希望。
良好的政治需要一個有助澄清事實、改善判斷的公共領域，或鼓勵公眾積極參與行動的環境。儘管政治行動和思想爭議難以產生確定的保證，過程中也必然會犯錯，而且無法逆轉，但除非我們願意接受由一人或少數特權擁有者操控代理的極權社會，否則，這些不確定的言說和行動，包括群眾運動和公共爭議，恐怕都是人類的複數性境下難以避免的政治過程。由於我們無法（也不應）擺脫不確定和不可逆轉的（政治）行動，恐怕只能接受阿倫特的建議，學習以「寬恕」和「承諾」與它共處。
■延伸閱讀
書名：《阿倫特為什麼重要》（Why Arendt Matters）
作者：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書名：《人的境》（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ition）
作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0年7月25日 星期日
投資新手穩陣之選 人幣定存 收息博升值
明報
B06 | 理財 | 零息下的投資．系列 | By 郭子威 龍彩霞 2010-07-23
投資新手穩陣之選 人幣定存 收息博升值
人民幣業務清算協議修訂一出，本港銀行隨即推出逾10 隻人民幣投資及保障產品應市，數量多得令投資者眼花撩亂。要是閣下是投資新手，手頭沒有任何人民幣投資，大可乾脆選擇最穩陣的人民幣定存，取得約1.4 厘至1.8 厘存款年利率，兼博取人民幣升值的潛力。
本周二起，本港人民幣產品一窩蜂出現，綜合過去3 日的資料，產品大致可分為三類：定期存款、掛結構存款及儲蓄保險，當中以定期存款最為大眾熟悉，投資風險亦最低。匯豐（0005）、中銀（2388）、渣打（2888）及中信銀行國際正推出年期介乎3 個月至12 個月的人幣定存推廣，只要存入新資金或以現有戶口資金兌換成人民幣，便可享額外年利率優惠。以12 個月存款期為例，匯豐卓越客戶存款50 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可享優惠年利率1.41 厘；中銀一般客戶存入至少5 萬元，亦可獲1.38厘；存10 萬元入渣打，則可獲1.4 厘年息；中信銀行國際出手最闊綽，以1.8 厘高息吸客，但入場門檻亦最高，須至少20 萬元資金。
年息達1.8厘較前倍增
當然，目前內地銀行1 年期定存仍高企於2.25 厘水平，港銀提供的1.4 至1.8 厘「高息」根本算不上什麼，但與銀行早陣子1 年期牌價平均約0.7 厘至0.8 厘相比，回報已高出近倍。對於資產不多、未能親身到內地銀行開設戶口的小投資者來說，回報算不俗。
晉裕資產管理分析員黃文傑認為，人民幣定存是捕捉人民幣升值潛力的最低風險投資，雖說存款期普遍較短，投資者或須作多次續存，但由於內地應先於美國（本港）加息，續存時所獲得的息率亦有望逐步增加。
以往本港投資者接觸的結構性產品，多以港元或美元計價，而且未必保本，近日才面世的人民幣掛結構存款，則是產品的存款貨幣統統轉為人民幣，兼百分百保本，發行商包括匯豐、恒生及渣打。與一般結構性產品相同，這批人民幣掛存款的潛在回報，取決於掛資產的走勢。
細看三行合共5 隻產品的條款，只有匯豐的其中一隻存款回報與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掛，餘下4 隻則與3 個月美元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IBOR）、歐元兌美元、澳元兌美元等拆息及外幣匯率掛。因此，投資者不要單純地以為，只要人民幣匯率反覆趨升，其所投資的掛存款定必取得可觀回報，部分情下，人民幣僅扮演存款貨幣的角色。
結構性掛存款 回報無保證
事實上，結構性掛存款的回報沒有保證，到期時回報隨時比普遍人幣定存還要低。以匯豐人民幣掛（美元兌人民幣）結構存款為例，若1 年後到期時，人民幣兌美元未能升至6.668 或以上水平（按昨天收市價計須人幣須升值1.6％），投資者只能取回100%本金，沒有任何額外回報。若能達至上述的匯兌水平，就能有1.47 厘回報，此產品相對好處是入場費較低，只需4.5 萬元，但弱點是息率相對較低。既然回報牽涉多一重變數，投資者宜捨難取易，乾脆選擇人幣定存。
另一方面，本地銀行及保險公司亦爭相推出人民幣保單，例如周三交銀便伙拍中壽（2628）推出10 年儲蓄保險計劃，而且條款頗為吸引，投保人只需供款5 年（年繳最低1.7 萬元起，視乎投保額而定），10 年保單期滿後便可獲年複合保證回報約2.8 厘，另加紅利利率至少2 厘。
人幣保單回報高 惟鎖資期長
論投資風險，儲蓄保險難以跟定存及結構性存款直接比較，始終前者面對的最大風險是承保保險公司倒閉，後兩者則緣自銀行倒閉的風險，而且儲蓄保險提供保證回報部分（見另文），結構性存款則不然。
按年回報計算，儲蓄保險一般比定存及結構性存款高，但投入的資金（保費）亦較高，保障期普遍長達5 至10年，意味投保人要有心理準備，資金將被鎖死一段較長時間。除非閣下有大量閒資，在未來一段長時間亦無資金需要，否則儲蓄保險未必是合適的投資對象。
撰文：郭子威、龍彩霞
B06 | 理財 | 零息下的投資．系列 | By 郭子威 龍彩霞 2010-07-23
投資新手穩陣之選 人幣定存 收息博升值
人民幣業務清算協議修訂一出，本港銀行隨即推出逾10 隻人民幣投資及保障產品應市，數量多得令投資者眼花撩亂。要是閣下是投資新手，手頭沒有任何人民幣投資，大可乾脆選擇最穩陣的人民幣定存，取得約1.4 厘至1.8 厘存款年利率，兼博取人民幣升值的潛力。
本周二起，本港人民幣產品一窩蜂出現，綜合過去3 日的資料，產品大致可分為三類：定期存款、掛結構存款及儲蓄保險，當中以定期存款最為大眾熟悉，投資風險亦最低。匯豐（0005）、中銀（2388）、渣打（2888）及中信銀行國際正推出年期介乎3 個月至12 個月的人幣定存推廣，只要存入新資金或以現有戶口資金兌換成人民幣，便可享額外年利率優惠。以12 個月存款期為例，匯豐卓越客戶存款50 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可享優惠年利率1.41 厘；中銀一般客戶存入至少5 萬元，亦可獲1.38厘；存10 萬元入渣打，則可獲1.4 厘年息；中信銀行國際出手最闊綽，以1.8 厘高息吸客，但入場門檻亦最高，須至少20 萬元資金。
年息達1.8厘較前倍增
當然，目前內地銀行1 年期定存仍高企於2.25 厘水平，港銀提供的1.4 至1.8 厘「高息」根本算不上什麼，但與銀行早陣子1 年期牌價平均約0.7 厘至0.8 厘相比，回報已高出近倍。對於資產不多、未能親身到內地銀行開設戶口的小投資者來說，回報算不俗。
晉裕資產管理分析員黃文傑認為，人民幣定存是捕捉人民幣升值潛力的最低風險投資，雖說存款期普遍較短，投資者或須作多次續存，但由於內地應先於美國（本港）加息，續存時所獲得的息率亦有望逐步增加。
以往本港投資者接觸的結構性產品，多以港元或美元計價，而且未必保本，近日才面世的人民幣掛結構存款，則是產品的存款貨幣統統轉為人民幣，兼百分百保本，發行商包括匯豐、恒生及渣打。與一般結構性產品相同，這批人民幣掛存款的潛在回報，取決於掛資產的走勢。
細看三行合共5 隻產品的條款，只有匯豐的其中一隻存款回報與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掛，餘下4 隻則與3 個月美元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IBOR）、歐元兌美元、澳元兌美元等拆息及外幣匯率掛。因此，投資者不要單純地以為，只要人民幣匯率反覆趨升，其所投資的掛存款定必取得可觀回報，部分情下，人民幣僅扮演存款貨幣的角色。
結構性掛存款 回報無保證
事實上，結構性掛存款的回報沒有保證，到期時回報隨時比普遍人幣定存還要低。以匯豐人民幣掛（美元兌人民幣）結構存款為例，若1 年後到期時，人民幣兌美元未能升至6.668 或以上水平（按昨天收市價計須人幣須升值1.6％），投資者只能取回100%本金，沒有任何額外回報。若能達至上述的匯兌水平，就能有1.47 厘回報，此產品相對好處是入場費較低，只需4.5 萬元，但弱點是息率相對較低。既然回報牽涉多一重變數，投資者宜捨難取易，乾脆選擇人幣定存。
另一方面，本地銀行及保險公司亦爭相推出人民幣保單，例如周三交銀便伙拍中壽（2628）推出10 年儲蓄保險計劃，而且條款頗為吸引，投保人只需供款5 年（年繳最低1.7 萬元起，視乎投保額而定），10 年保單期滿後便可獲年複合保證回報約2.8 厘，另加紅利利率至少2 厘。
人幣保單回報高 惟鎖資期長
論投資風險，儲蓄保險難以跟定存及結構性存款直接比較，始終前者面對的最大風險是承保保險公司倒閉，後兩者則緣自銀行倒閉的風險，而且儲蓄保險提供保證回報部分（見另文），結構性存款則不然。
按年回報計算，儲蓄保險一般比定存及結構性存款高，但投入的資金（保費）亦較高，保障期普遍長達5 至10年，意味投保人要有心理準備，資金將被鎖死一段較長時間。除非閣下有大量閒資，在未來一段長時間亦無資金需要，否則儲蓄保險未必是合適的投資對象。
撰文：郭子威、龍彩霞
民主黨日後可以怎樣叫價？
明報
A31 | MP+觀點 | By 孔誥烽 2010-07-23
民主黨日後可以怎樣叫價？
我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對政改通過後所謂溫和與激進民主派之間的爭論，開始感到不耐煩。激進派批判區議會改良方案，卻沒有解釋為何他們不早點批評方案，到最近才發難。妥協派更離譜，一直牛頭不搭馬嘴，在口德問題上糾纏。我真的很想問：如果在整個爭論過程中，從沒有人講粗口和出言不遜，民主黨是否便會投反對票？如果不是的話，便請你們回歸正題。若你們真的很重視口德，大可找謝志峰辦一節城市論壇，討論一下「市民應否講粗口」，益智又健康，但拜託不要再跟政改爭論綑綁了。
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是區議會改良方案對我們繼續爭取真普選，是有利還是有害？支持者指方案能造成「路徑依賴」，增加立法會民主派議席的比例，讓民主派在下次政改立法中享有更大否決權和議價能力。因此改良方案的一小步，幫我們打通了一條通往真普選的路徑。
路徑依賴理論有不同版本，其中一派強調微小改變能引起連鎖反應，造成不可逆轉大變的機制，通常在強勢體制消失的混沌時期（如東歐共產政權剛倒下的頭幾年）才能生效，應用在今日香港，頗為牽強。其他主流的路徑依賴論，則主要是指在一個階段內的路徑選擇，會影響下一階段制度變化的軌。但影響下一階段變化，有別於動變化。例如有學者研究不同拉美國家當年在西班牙帝國內部的經濟定位與制度變遷，怎樣導致這些國家在非殖化後發展路徑的差異。但拉美的非殖化，乃源自一時的世界大氣候與各國內部的政治力量對比，與殖民時期的制度選擇無關。
北京擔心群眾力量進一步壯大
回到政改。若民主派能在改良方案下擴大立會版圖，鞏固否決權，真能一步一步將我們引向真普選嗎？回顧這次政改歷程，最初不少人都研判北京對方案通過與否無所謂，後來也得到一些消息人士證實。最後北京卻表現出希望方案獲通過，並作出讓步。這個改變，肯定不是因為民主派由始至終都擁有的否決權，而是因為北京擔心由反高鐵到公投累積起來的群眾力量會進一步壯大。
增加下屆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席，不會讓通向真普選之路更平坦。但民主黨放棄要求真普選與廢除功能組別承諾，以交換中央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卻為將來北京一旦決定在港履行普選承諾時，準備好一條由現存功能組別提名，再由全民直選的「民主化」路徑。這才是改良方案的路徑依賴效果。這更與中央只提選舉權而不提提名、參選權的最新普選定義，及不斷有人重申普選與功能組別沒有衝突的論調，十分合。
放棄底線下一次怎樣叫價？
最大問題是，民主黨這次忽然放棄「退無可退、缺一不可」的底線，在下一次政改談判時，他們還可以怎樣叫價？跟對手說他們這次是真的堅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然後說「這是真的退無可退的底線，缺一不可」嗎？不是不可以說，但我真的很擔心，談判的另一方會有人忍不住當場笑出來。如果對方還價，說北京唯一可作的讓步，是一次過讓所有現存功能組別提名候選人供市民直選，民主黨可以怎樣招架？說他們會為了堅守原則而不收貨嗎？既然今天可以為了增加少許「民主成分」而放棄原則底線，到時為何又可以為了同樣的原則底線，放棄看起來更大幅度的「民主成分」增長？
當然，區議會改良方案的確比區議員互選的原方案好，起碼增加了全港選民的參與。不少人認為「有數要放落袋先」，因此民主黨接受方案可以理解。我也同意這種觀點，所以認為通過方案比不通過好。但通過方案，也有很多不同方式。
如果你追求富家女被其家人反對，家丁拿出5 萬元打發你走，要你以後不要再來，你可以很社民連地拒絕拿錢，然後把那家丁罵個狗血淋頭，鬧到被人抬走。你也可以恭恭敬敬地接過5 萬元，然後感激涕零，爬離開。雖然你還可以到處跟人說，富家女家人賞你5 萬大元，是階段性勝利，但你已經尊嚴掃地，以後也再沒顏面繼續追富家女了。
但我相信不少港式蠱惑仔，都不會選擇以上兩途，而會帶一個很周星馳的不屑眼神，從家丁手上把錢搶過來，然後往地上吐一口痰，大搖大擺地離開，臨出門還回頭拋下一句： 「咪以為你有錢好巴閉，你睇住啦！」最後錢照袋，富家女照追，也沒喪失尊嚴。
民主黨接受5 萬元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接受得難看、後患無窮。得知阿爺可以讓步同意改良方案時，民主黨大可提出要拿到他們全部9 票，除改良方案外還要加上在法案引言寫明2017/2020 真普選承諾。後者絕非天馬行空，而是曾有建制派大老提出的北京可行妥協方式。阿爺答應當然最好，如果不答應，民主黨則可讓黨團自由投票，給他三幾票勉強通過方案便夠了。夠膽的話還可以在投票前夕跳草裙舞，作勢反覆，然後打電話給中間人，說是做戲而已，不用當真。民主黨又何必老老實實地奉上九（八）票，讓法案無驚無險、風風光光地閃電通過呢？
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在重大議案如醫療改革的表決中，也會容許黨員不跟大隊投票。若這次民主黨只鬆動三幾票讓方案僅僅通過，他們便可以既享用方案的好處，又可以讓投反對票的黨員繼續在道德高地（至少在山腰）爭取真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不用像現在一樣，全黨綑綁在一起，從高地向神秘的深淵一躍而下。
露盡目中無群眾老底
民主黨或者擔心跟阿爺玩，可能會破壞以後的溝通。但北京願意跟民主黨溝通，最後肯讓半步，是因為欣賞在密室裏的民主黨夠理性、務實、乖巧，抑或是因為害怕密室外的公投派與80 後聲勢日壯？大家應該心裏有數。只要群眾力量繼續增長，又何懼溝通無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台政改好戲，讓一些黨派露盡戇直和目中無群眾的老底。群眾看在眼裏，以後總算可以帶眼投票。雖然有人平白浪費了大好形勢，將好事變壞事，但這次政改，還是再次證明了群眾力量的確可以帶來改變，迫使北京作出當初所有人都認為沒可能的讓步。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政治與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書名：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Development: SpanishAmerica in ComparativePerspective
孔誥烽
作者：Michel Dobry
書名：Democratic and CapitalistTransitions in EasternEurope: Lessons for theSocial Sciences.
A31 | MP+觀點 | By 孔誥烽 2010-07-23
民主黨日後可以怎樣叫價？
我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對政改通過後所謂溫和與激進民主派之間的爭論，開始感到不耐煩。激進派批判區議會改良方案，卻沒有解釋為何他們不早點批評方案，到最近才發難。妥協派更離譜，一直牛頭不搭馬嘴，在口德問題上糾纏。我真的很想問：如果在整個爭論過程中，從沒有人講粗口和出言不遜，民主黨是否便會投反對票？如果不是的話，便請你們回歸正題。若你們真的很重視口德，大可找謝志峰辦一節城市論壇，討論一下「市民應否講粗口」，益智又健康，但拜託不要再跟政改爭論綑綁了。
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是區議會改良方案對我們繼續爭取真普選，是有利還是有害？支持者指方案能造成「路徑依賴」，增加立法會民主派議席的比例，讓民主派在下次政改立法中享有更大否決權和議價能力。因此改良方案的一小步，幫我們打通了一條通往真普選的路徑。
路徑依賴理論有不同版本，其中一派強調微小改變能引起連鎖反應，造成不可逆轉大變的機制，通常在強勢體制消失的混沌時期（如東歐共產政權剛倒下的頭幾年）才能生效，應用在今日香港，頗為牽強。其他主流的路徑依賴論，則主要是指在一個階段內的路徑選擇，會影響下一階段制度變化的軌。但影響下一階段變化，有別於動變化。例如有學者研究不同拉美國家當年在西班牙帝國內部的經濟定位與制度變遷，怎樣導致這些國家在非殖化後發展路徑的差異。但拉美的非殖化，乃源自一時的世界大氣候與各國內部的政治力量對比，與殖民時期的制度選擇無關。
北京擔心群眾力量進一步壯大
回到政改。若民主派能在改良方案下擴大立會版圖，鞏固否決權，真能一步一步將我們引向真普選嗎？回顧這次政改歷程，最初不少人都研判北京對方案通過與否無所謂，後來也得到一些消息人士證實。最後北京卻表現出希望方案獲通過，並作出讓步。這個改變，肯定不是因為民主派由始至終都擁有的否決權，而是因為北京擔心由反高鐵到公投累積起來的群眾力量會進一步壯大。
增加下屆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席，不會讓通向真普選之路更平坦。但民主黨放棄要求真普選與廢除功能組別承諾，以交換中央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卻為將來北京一旦決定在港履行普選承諾時，準備好一條由現存功能組別提名，再由全民直選的「民主化」路徑。這才是改良方案的路徑依賴效果。這更與中央只提選舉權而不提提名、參選權的最新普選定義，及不斷有人重申普選與功能組別沒有衝突的論調，十分合。
放棄底線下一次怎樣叫價？
最大問題是，民主黨這次忽然放棄「退無可退、缺一不可」的底線，在下一次政改談判時，他們還可以怎樣叫價？跟對手說他們這次是真的堅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然後說「這是真的退無可退的底線，缺一不可」嗎？不是不可以說，但我真的很擔心，談判的另一方會有人忍不住當場笑出來。如果對方還價，說北京唯一可作的讓步，是一次過讓所有現存功能組別提名候選人供市民直選，民主黨可以怎樣招架？說他們會為了堅守原則而不收貨嗎？既然今天可以為了增加少許「民主成分」而放棄原則底線，到時為何又可以為了同樣的原則底線，放棄看起來更大幅度的「民主成分」增長？
當然，區議會改良方案的確比區議員互選的原方案好，起碼增加了全港選民的參與。不少人認為「有數要放落袋先」，因此民主黨接受方案可以理解。我也同意這種觀點，所以認為通過方案比不通過好。但通過方案，也有很多不同方式。
如果你追求富家女被其家人反對，家丁拿出5 萬元打發你走，要你以後不要再來，你可以很社民連地拒絕拿錢，然後把那家丁罵個狗血淋頭，鬧到被人抬走。你也可以恭恭敬敬地接過5 萬元，然後感激涕零，爬離開。雖然你還可以到處跟人說，富家女家人賞你5 萬大元，是階段性勝利，但你已經尊嚴掃地，以後也再沒顏面繼續追富家女了。
但我相信不少港式蠱惑仔，都不會選擇以上兩途，而會帶一個很周星馳的不屑眼神，從家丁手上把錢搶過來，然後往地上吐一口痰，大搖大擺地離開，臨出門還回頭拋下一句： 「咪以為你有錢好巴閉，你睇住啦！」最後錢照袋，富家女照追，也沒喪失尊嚴。
民主黨接受5 萬元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接受得難看、後患無窮。得知阿爺可以讓步同意改良方案時，民主黨大可提出要拿到他們全部9 票，除改良方案外還要加上在法案引言寫明2017/2020 真普選承諾。後者絕非天馬行空，而是曾有建制派大老提出的北京可行妥協方式。阿爺答應當然最好，如果不答應，民主黨則可讓黨團自由投票，給他三幾票勉強通過方案便夠了。夠膽的話還可以在投票前夕跳草裙舞，作勢反覆，然後打電話給中間人，說是做戲而已，不用當真。民主黨又何必老老實實地奉上九（八）票，讓法案無驚無險、風風光光地閃電通過呢？
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在重大議案如醫療改革的表決中，也會容許黨員不跟大隊投票。若這次民主黨只鬆動三幾票讓方案僅僅通過，他們便可以既享用方案的好處，又可以讓投反對票的黨員繼續在道德高地（至少在山腰）爭取真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不用像現在一樣，全黨綑綁在一起，從高地向神秘的深淵一躍而下。
露盡目中無群眾老底
民主黨或者擔心跟阿爺玩，可能會破壞以後的溝通。但北京願意跟民主黨溝通，最後肯讓半步，是因為欣賞在密室裏的民主黨夠理性、務實、乖巧，抑或是因為害怕密室外的公投派與80 後聲勢日壯？大家應該心裏有數。只要群眾力量繼續增長，又何懼溝通無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台政改好戲，讓一些黨派露盡戇直和目中無群眾的老底。群眾看在眼裏，以後總算可以帶眼投票。雖然有人平白浪費了大好形勢，將好事變壞事，但這次政改，還是再次證明了群眾力量的確可以帶來改變，迫使北京作出當初所有人都認為沒可能的讓步。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政治與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書名：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Development: SpanishAmerica in ComparativePerspective
孔誥烽
作者：Michel Dobry
書名：Democratic and CapitalistTransitions in EasternEurope: Lessons for theSocial Sciences.
搶救大浪西灣的緊急對策
明報
A31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7-23
搶救大浪西灣的緊急對策
被譽為香港十大勝景之首的西貢大浪西灣，一幅臨海的叢木被人挖掘剷平。據報道，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已購入10 萬呎土地，並正進行工程，林木被剷平，引起全城嘩然。
負責處理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為了補救在上周末仍然對事件懵然不知的窘態，馬上率部門到現場視察，但在會見環保團體後只表示，希望土地業權人，尊重公眾保育該幅土地的意願；若有任何侵佔官地的行為，政府會有措施跟進。這樣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究竟是但求脫身的官僚自保行徑，還是有權不用、官商關照的說詞？事實上，大浪灣面對發展威脅，並非始自今天；政府應對這種「突襲式破壞」亦早有前科，手中握有尚方寶劍。用與不用，只是存乎一心。
尚方寶劍備而不用
13 年前，已經有地產商對大浪灣的發展虎視眈眈。政府為了保護大浪灣，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在沒有事先諮詢的情下，於1997 年4 月10 日，當時的港督彭定康根據城規條例第3(1)(b)條的規定，指示城市規劃委員會為大浪灣地區擬備一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涵蓋約50 公頃土地。1997 年5 月2 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5 條的規定，將大浪灣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憲，把大部分地區劃為「保護區」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只留下約7 公頃的土地作「鄉村式發展」用途。從當天起，區內所有發展均被凍結，任何違背規劃意圖的計劃，都必須事先取得城規會批准，否則即屬違法。
今天政府官員樂此不疲地解釋：由於現正飽受摧殘的大浪西灣，並沒有納入當時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後來訂立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以大家只好袖手旁觀。他們忘記向公眾說明，1991 年立法局修訂城規條例，賦予政府緊急頒布「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權力，有效期3 年（3年內須由更詳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正是為了應付今天這種突發事件。
搶救景觀須爭分奪秒
特首有權馬上指示城規會，為大浪西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鑑於該地段的景觀價值和鄰近西灣海灘，規劃署有充足理據，把它劃訂為「海岸保護區」，使任何農業用途以外的發展，均須先經城規會審批才能進行。「海岸保護區」的另一好處，是區內的發展亦受環評條例監管。在1997 年，城規會為大浪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時，從港督拍板到刊憲共需22天。現今的形勢比當年更嚴峻，發展商顯然明白如何鑽空子，因為根據法例，政府無法不承認在刊憲前已經發生的既成事實。魯連城宣布暫停工程，只是地產商慣用的緩兵之計，過往深涌以「免費高爾夫球場」為幌子，伺機而動，是屢見不鮮的例子。因此，政府必須爭分奪秒，在下周五城規會會議時通過刊憲的決議。
特區政府對手上擁有的這把尚方寶劍，理應瞭如指掌：1997 年處理大浪灣圖則的官員黃婉湘，今天已經貴為規劃署副署長。正值危難之際，負責自然保育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玩失憶」，負責規劃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玩失蹤」，是何道理？歸根究柢，大浪西灣失守，不僅是新界土地淪陷的冰山一角，更是政府四大政策失誤的總爆發。
政策失誤新界淪陷
其一、自然保育政策實施5 年來胎死腹中，12 個具高生態價值的優先保育地段，至今一個也沒有落實，對於大浪西灣這一類具有高景觀價值的地段，更完全沒有納入保育之列。
其二、城鄉規劃政策自1991 年修例後，已經實施了20 年，但很多鄉郊地段，仍然未有制訂法定圖則，一直停留在「無王管」階段，結果只是方便了財雄勢大的發展商「搵數」。
其三、郊野公園政策實施了35 年，在公園範圍內仍然有不少一塊塊零散的私人地段，政府不管理、不收購、亦不提供任何令村民足以可持續發展的支援；這種鴕鳥政策，等同在郊野公園內埋藏了計時炸彈，破壞力難以估量。
其四、自回歸後一直厚待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變相為地產商提供了收購丁權，以發展丁屋為名，迫使城規會改變土地用途，入侵鄉郊的機會；此政策一天不改， 「先破壞、後發展」的案例便禁之不絕。
大浪西灣的傷痛，是兩年前景賢里被當眾剝皮的「新界版」。當時林鄭月娥在事發三天內把景賢里宣布為暫定古蹟，提供保護，但事後拒絕修訂過時的文物保育政策。今天負責的兩位局長，沒有半點危機感，正在任由傷口擴大，更遑論站出來承認四大政策失誤，虛心改正。
如此體制、如此厚顏。香港人自己不用腳保衛大浪灣，不動手替政府做手術，行嗎？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A31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7-23
搶救大浪西灣的緊急對策
被譽為香港十大勝景之首的西貢大浪西灣，一幅臨海的叢木被人挖掘剷平。據報道，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已購入10 萬呎土地，並正進行工程，林木被剷平，引起全城嘩然。
負責處理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為了補救在上周末仍然對事件懵然不知的窘態，馬上率部門到現場視察，但在會見環保團體後只表示，希望土地業權人，尊重公眾保育該幅土地的意願；若有任何侵佔官地的行為，政府會有措施跟進。這樣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究竟是但求脫身的官僚自保行徑，還是有權不用、官商關照的說詞？事實上，大浪灣面對發展威脅，並非始自今天；政府應對這種「突襲式破壞」亦早有前科，手中握有尚方寶劍。用與不用，只是存乎一心。
尚方寶劍備而不用
13 年前，已經有地產商對大浪灣的發展虎視眈眈。政府為了保護大浪灣，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在沒有事先諮詢的情下，於1997 年4 月10 日，當時的港督彭定康根據城規條例第3(1)(b)條的規定，指示城市規劃委員會為大浪灣地區擬備一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涵蓋約50 公頃土地。1997 年5 月2 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5 條的規定，將大浪灣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憲，把大部分地區劃為「保護區」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只留下約7 公頃的土地作「鄉村式發展」用途。從當天起，區內所有發展均被凍結，任何違背規劃意圖的計劃，都必須事先取得城規會批准，否則即屬違法。
今天政府官員樂此不疲地解釋：由於現正飽受摧殘的大浪西灣，並沒有納入當時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後來訂立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以大家只好袖手旁觀。他們忘記向公眾說明，1991 年立法局修訂城規條例，賦予政府緊急頒布「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權力，有效期3 年（3年內須由更詳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正是為了應付今天這種突發事件。
搶救景觀須爭分奪秒
特首有權馬上指示城規會，為大浪西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鑑於該地段的景觀價值和鄰近西灣海灘，規劃署有充足理據，把它劃訂為「海岸保護區」，使任何農業用途以外的發展，均須先經城規會審批才能進行。「海岸保護區」的另一好處，是區內的發展亦受環評條例監管。在1997 年，城規會為大浪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時，從港督拍板到刊憲共需22天。現今的形勢比當年更嚴峻，發展商顯然明白如何鑽空子，因為根據法例，政府無法不承認在刊憲前已經發生的既成事實。魯連城宣布暫停工程，只是地產商慣用的緩兵之計，過往深涌以「免費高爾夫球場」為幌子，伺機而動，是屢見不鮮的例子。因此，政府必須爭分奪秒，在下周五城規會會議時通過刊憲的決議。
特區政府對手上擁有的這把尚方寶劍，理應瞭如指掌：1997 年處理大浪灣圖則的官員黃婉湘，今天已經貴為規劃署副署長。正值危難之際，負責自然保育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玩失憶」，負責規劃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玩失蹤」，是何道理？歸根究柢，大浪西灣失守，不僅是新界土地淪陷的冰山一角，更是政府四大政策失誤的總爆發。
政策失誤新界淪陷
其一、自然保育政策實施5 年來胎死腹中，12 個具高生態價值的優先保育地段，至今一個也沒有落實，對於大浪西灣這一類具有高景觀價值的地段，更完全沒有納入保育之列。
其二、城鄉規劃政策自1991 年修例後，已經實施了20 年，但很多鄉郊地段，仍然未有制訂法定圖則，一直停留在「無王管」階段，結果只是方便了財雄勢大的發展商「搵數」。
其三、郊野公園政策實施了35 年，在公園範圍內仍然有不少一塊塊零散的私人地段，政府不管理、不收購、亦不提供任何令村民足以可持續發展的支援；這種鴕鳥政策，等同在郊野公園內埋藏了計時炸彈，破壞力難以估量。
其四、自回歸後一直厚待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變相為地產商提供了收購丁權，以發展丁屋為名，迫使城規會改變土地用途，入侵鄉郊的機會；此政策一天不改， 「先破壞、後發展」的案例便禁之不絕。
大浪西灣的傷痛，是兩年前景賢里被當眾剝皮的「新界版」。當時林鄭月娥在事發三天內把景賢里宣布為暫定古蹟，提供保護，但事後拒絕修訂過時的文物保育政策。今天負責的兩位局長，沒有半點危機感，正在任由傷口擴大，更遑論站出來承認四大政策失誤，虛心改正。
如此體制、如此厚顏。香港人自己不用腳保衛大浪灣，不動手替政府做手術，行嗎？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ECFA關係兩岸，影響多邊
明報
A09 | 法庭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7-23
ECFA關係兩岸，影響多邊
港貨在大陸受歡迎，但部分港貨進入大陸，仍然要付關稅，因此不少香港人以「螞蟻搬家」方式，每次帶小量貨從香港到深圳，每日來回多次，以此謀生。據報章報道，每日來回羅湖口岸的水客有500 至600 人。這些水客和水客僱主做的，就是避免繳付關稅。
香港水客的帶貨到內地的規模，很形象地說明關稅和減免關稅的重要性。自2006 年起，所有符合香港和內地雙方已商定的CEPA 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均可享零關稅進入內地，這些產品可以名正言順、免關稅、大批量而不必「螞蟻搬家」的進入內地市場。貨物貿易以外，CEPA 的優惠，還有服務貿易和投資便利化。CEPA 的主體文件於2003 年6 月29 日簽署，基本性質是自由貿易協議，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中國國家主體與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之間的協議，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三大範疇。最近兩岸簽訂的ECFA 的基本意義也如此。
ECFA 對台商有利日韓要求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兩岸最近簽署ECFA，既標誌兩岸關係的重大發展，也應該受到已享有CEPA 優惠的香港的重視。ECFA 對香港的意義有兩層：一是亞太地區，以至世界各地，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和投資，會因應ECFA 的簽署出現新的變化；二是台灣ECFA 和香港CEPA 的直接互動關係。先簡單地說後者。
ECFA 附件四訂明：大陸方面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中，有部分優惠措施，開放水平高於CEPA。中央政府同意該些措施同時適用於港澳。商務部建議：由內地與香港CEPA 聯合指導委員會雙方的召集人（姜增偉副部長和曾俊華司長），通過換文的形式將措施納入今年簽署的《CEPA 補充協議七》，並與ECFA 同時實施。商務部也表示：ECFA 措施的實施日期有待確定，但初步認為，如果ECFA 措施的實施日期早於《CEPA 補充協議七》原定實施日期（即2011 年1 月1 日），優於CEPA 目前開放水平的措施可與ECFA 同時實施。相反，如ECFA 措施的實施日期遲於2011 年1 月1 日，則考慮讓相關措施於2011 年1 月1 日與其他《CEPA 補充協議七》措施一起實施，這是香港通過ECFA 取得優於目前CEPA 優惠措施的部分。
立法會出入口界議員黃定光早前撰文，指出香港有必要重新思考在兩岸三地經濟關係中的新角色和新定位，說明了業界對新形勢的初步評估。
在香港以外，ECFA 也深受國際社會重視。據台灣的「經濟部」估計，早收清單中，有近兩成的出口， 「威脅」到日本與韓國在大陸的產業，規模達23 億美元。《日本經濟新聞》也指出：ECFA 將對在大陸市場的台商有利。日本和韓國已加快要求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6 月26 日，韓國總統李明博在加拿大舉行的G20 會議上，有報道指他曾向胡錦濤主席直接表示： 「我們也必需加速和中國完成FTA（自由貿易協定）」，並期待2012 年中韓的貿易量可以達到2000 億美元、2015 年達到3000 億美元的目標。
韓國的處境和期望完全可以理解。韓國是亞洲的其中一個經濟大國和外貿大國，產業結構有相當部分和台灣重疊，韓國和中國簽訂FTA 的目標，是既想有所得，也避免落後於人。
2003 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韓兩國早在2004 年就開始了兩個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的研究，韓國一直把與中國簽訂FTA 當作工作重點，但據說美國方面對此有所不滿，韓國政府才把韓美FTA 談判提在韓中FTA 談判之前。
過去，韓國是第一個同時與美國、歐盟與東盟洽談FTA 的國家，此外，也積極與中國和日本構思成立東亞共同體，若是這些國家的FTA 都能有成果，韓國會有企圖成為亞洲國家中自由貿易的樞紐。東盟十國簽訂FTA後，更多的亞洲經濟體之間也陸續簽訂了FTA，或展開有關談判亞洲地區經濟逐漸整合的趨勢更為明顯。從側面看，我們也可以看到亞洲貿易自由化的大趨勢，以及各亞洲各國在這個方向的重大努力。從這裏開始想，我們就會想到香港社會（不僅是單打獨鬥的商人，是整個社會）的應對和重新部署的需要。
談過對兩岸貿易、中韓貿易、和其他中外貿易的規模和前景，回頭看香港和台灣。台灣是香港的第四大貿易夥伴，2009 年港台貿易總額為2300 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4.5%，在亞洲地區當中，台灣更是香港第三大貿易夥伴，排在中國內地和日本之後。根據台灣的統計，2009 年，香港是台灣的第四大貿易伙伴，排在中國內地、日本和美國之後；也是第二大出口市場。
2010 年頭4 個月，中國內地與台灣經香港進行的轉口貿易總值666 億港元，佔內地對台灣進口總值的近20%。
眼台灣在「大中華經濟圈」的發展須研究長遠的發展戰略
台灣島內深綠勢力大力反對ECFA，但兩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完成有關談判，說明雙方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說明ECFA 在雙方眼中的重要性。這重要性固然有政治考量，但有更大的經濟考量，這點從台灣工商界的雀躍可見一斑。台灣方面，無論是官方或半官方機構，無論是學研界或企業界，眼點都是台灣未來在整個「大中華經濟圈」的發展，以及這個經濟圈在亞太和世界經濟的作用和地位，這些都是長遠的發展戰略問題，需要用心研究。
在ECFA 之後，香港如何掌握新機遇，如何做好調整，充分評估，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努力研究和推動的工作。過去，香港對台灣問題、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包括對ECFA 等重大協議的興趣和認知水平不足，與問題的重要性不對稱，我們要改變目前這種心態，要做好香港內部的調查研究，更要加強和內地及台灣之間，三方的協調和配合。
【從台灣的ECFA 看香港的CEPA 之二】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A09 | 法庭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7-23
ECFA關係兩岸，影響多邊
港貨在大陸受歡迎，但部分港貨進入大陸，仍然要付關稅，因此不少香港人以「螞蟻搬家」方式，每次帶小量貨從香港到深圳，每日來回多次，以此謀生。據報章報道，每日來回羅湖口岸的水客有500 至600 人。這些水客和水客僱主做的，就是避免繳付關稅。
香港水客的帶貨到內地的規模，很形象地說明關稅和減免關稅的重要性。自2006 年起，所有符合香港和內地雙方已商定的CEPA 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均可享零關稅進入內地，這些產品可以名正言順、免關稅、大批量而不必「螞蟻搬家」的進入內地市場。貨物貿易以外，CEPA 的優惠，還有服務貿易和投資便利化。CEPA 的主體文件於2003 年6 月29 日簽署，基本性質是自由貿易協議，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中國國家主體與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之間的協議，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三大範疇。最近兩岸簽訂的ECFA 的基本意義也如此。
ECFA 對台商有利日韓要求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兩岸最近簽署ECFA，既標誌兩岸關係的重大發展，也應該受到已享有CEPA 優惠的香港的重視。ECFA 對香港的意義有兩層：一是亞太地區，以至世界各地，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和投資，會因應ECFA 的簽署出現新的變化；二是台灣ECFA 和香港CEPA 的直接互動關係。先簡單地說後者。
ECFA 附件四訂明：大陸方面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中，有部分優惠措施，開放水平高於CEPA。中央政府同意該些措施同時適用於港澳。商務部建議：由內地與香港CEPA 聯合指導委員會雙方的召集人（姜增偉副部長和曾俊華司長），通過換文的形式將措施納入今年簽署的《CEPA 補充協議七》，並與ECFA 同時實施。商務部也表示：ECFA 措施的實施日期有待確定，但初步認為，如果ECFA 措施的實施日期早於《CEPA 補充協議七》原定實施日期（即2011 年1 月1 日），優於CEPA 目前開放水平的措施可與ECFA 同時實施。相反，如ECFA 措施的實施日期遲於2011 年1 月1 日，則考慮讓相關措施於2011 年1 月1 日與其他《CEPA 補充協議七》措施一起實施，這是香港通過ECFA 取得優於目前CEPA 優惠措施的部分。
立法會出入口界議員黃定光早前撰文，指出香港有必要重新思考在兩岸三地經濟關係中的新角色和新定位，說明了業界對新形勢的初步評估。
在香港以外，ECFA 也深受國際社會重視。據台灣的「經濟部」估計，早收清單中，有近兩成的出口， 「威脅」到日本與韓國在大陸的產業，規模達23 億美元。《日本經濟新聞》也指出：ECFA 將對在大陸市場的台商有利。日本和韓國已加快要求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6 月26 日，韓國總統李明博在加拿大舉行的G20 會議上，有報道指他曾向胡錦濤主席直接表示： 「我們也必需加速和中國完成FTA（自由貿易協定）」，並期待2012 年中韓的貿易量可以達到2000 億美元、2015 年達到3000 億美元的目標。
韓國的處境和期望完全可以理解。韓國是亞洲的其中一個經濟大國和外貿大國，產業結構有相當部分和台灣重疊，韓國和中國簽訂FTA 的目標，是既想有所得，也避免落後於人。
2003 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韓兩國早在2004 年就開始了兩個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的研究，韓國一直把與中國簽訂FTA 當作工作重點，但據說美國方面對此有所不滿，韓國政府才把韓美FTA 談判提在韓中FTA 談判之前。
過去，韓國是第一個同時與美國、歐盟與東盟洽談FTA 的國家，此外，也積極與中國和日本構思成立東亞共同體，若是這些國家的FTA 都能有成果，韓國會有企圖成為亞洲國家中自由貿易的樞紐。東盟十國簽訂FTA後，更多的亞洲經濟體之間也陸續簽訂了FTA，或展開有關談判亞洲地區經濟逐漸整合的趨勢更為明顯。從側面看，我們也可以看到亞洲貿易自由化的大趨勢，以及各亞洲各國在這個方向的重大努力。從這裏開始想，我們就會想到香港社會（不僅是單打獨鬥的商人，是整個社會）的應對和重新部署的需要。
談過對兩岸貿易、中韓貿易、和其他中外貿易的規模和前景，回頭看香港和台灣。台灣是香港的第四大貿易夥伴，2009 年港台貿易總額為2300 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4.5%，在亞洲地區當中，台灣更是香港第三大貿易夥伴，排在中國內地和日本之後。根據台灣的統計，2009 年，香港是台灣的第四大貿易伙伴，排在中國內地、日本和美國之後；也是第二大出口市場。
2010 年頭4 個月，中國內地與台灣經香港進行的轉口貿易總值666 億港元，佔內地對台灣進口總值的近20%。
眼台灣在「大中華經濟圈」的發展須研究長遠的發展戰略
台灣島內深綠勢力大力反對ECFA，但兩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完成有關談判，說明雙方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說明ECFA 在雙方眼中的重要性。這重要性固然有政治考量，但有更大的經濟考量，這點從台灣工商界的雀躍可見一斑。台灣方面，無論是官方或半官方機構，無論是學研界或企業界，眼點都是台灣未來在整個「大中華經濟圈」的發展，以及這個經濟圈在亞太和世界經濟的作用和地位，這些都是長遠的發展戰略問題，需要用心研究。
在ECFA 之後，香港如何掌握新機遇，如何做好調整，充分評估，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努力研究和推動的工作。過去，香港對台灣問題、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包括對ECFA 等重大協議的興趣和認知水平不足，與問題的重要性不對稱，我們要改變目前這種心態，要做好香港內部的調查研究，更要加強和內地及台灣之間，三方的協調和配合。
【從台灣的ECFA 看香港的CEPA 之二】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人幣企業戶口剛出籠 瞬即搶客 券商開專戶 引北水炒港股
明報
B02 | 經濟 | 財經頭條 | By 楊曦 2010-07-24
人幣企業戶口剛出籠 瞬即搶客 券商開專戶 引北水炒港股
【明報記者楊曦報道】內地「北水」炒港股將更簡便。上周修訂的人民幣清算協議，允許企業開設無兌換限制的人民幣帳戶，有本地中資證券行迅速行事，由即日起，接受投資者以人民幣開設證券戶口「炒」港股。方法是投資者將人民幣存入證券行在本港銀行開立的人民幣專戶，由證券行兌換成港幣買賣股票（流程見圖）。
雖然有關舉措，僅是免卻了內地投資者自行兌換人民幣的麻煩，但市場人士指出，未來更多便利的投資方式， 將吸引更多「北水南來」。
券商代辦省客戶兌港元麻煩現時買賣港股仍然是港幣結算，因此所謂開設人民幣證券帳戶，依然是要兌換成港幣方能買賣股票。剛上市不久，率先推出人民幣證券戶口的國泰君安國際（1788），行政總裁閻鋒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稱，推出有關業務，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方便內地投資客， 「不少客戶都持有大量人民幣現金，他們不用先兌換成港幣，可以直接在我們這裏開戶炒股」。
整個流程其實相當簡單，國泰君安國際透過清算協議的新規定，先在中銀香港（2388）開設人民幣企業專戶，投資者在國泰君安國際開戶後， 即可直接將人民幣存入專戶，由國泰君安國際託管。當投資者有意買賣港股時，必須先由國泰君安代勞兌換成港幣，匯率將以當時銀行提供的牌價為準。之後若賣出股份，可按投資者意願，重新把套現資金兌換成人民幣。
沽貨後可兌回人幣自由存取
本報昨日致電國泰君安國際的經紀部查詢，有經紀稱，投資者無論向專戶存入或取出人民幣金額，都沒有限制， 「你即使拿100 萬元現金過來都沒有問題， 我們是企業帳戶，沒有上限的」。然而，這亦等於變相避開了個人每日2 萬元兌換限額的限制。同時，大額資金頻繁兌換，亦可能引起洗黑錢等的憂慮。
閻鋒解畫稱，投資者開設證券戶口時，該行已會作初步審核，同時按金管局的規定，銀行亦要監管資金的異動。金管局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稱，所有銀行帳戶包括證券公司開設的企業人民幣帳戶，都要受到反洗錢等法規監管，而證券行亦要受證監會反洗錢規定的管理。
國泰君安搶先海通光大研究對於國泰君安增加便利，招徠更多內地客投資港股，多家中資證券行都稱會積極考慮跟進，海通及光大都表明已在研究有關方法。不過，申銀萬國（香港）（0218）國際業務部總經理郭純則表示， 「這種服務的需求量很小的」。他解釋，本港居民個人持有人民幣款額不多，而內地個人所持人民幣資金很難自合法渠道進入香港。如今推出存人民幣買賣港股業務，宣傳意義多於實際需求。他認為，券商確實可自清算協議受益，但須待各種人民幣產品推出，目前只能算是過渡期。
無論如何，北水南來炒港股更方便，將更吸引人民幣資金流入，有本地證券行負責人透露，目前內地資金已佔港股成交逾一成，而且絕大部分集中炒味甚濃的三、四線股。
內地資金現時來港方式
官方途徑
在內地銀行兌換成外幣，再直接匯出本港帳戶
地下錢莊
透過內地的地下錢莊，在錢莊的內地戶口存入資金，錢莊從本港開設的銀行戶口，轉帳相應金額到客戶指定戶口
自攜過境
內地客直接攜帶人民幣現金來港，內地規定每次現金帶款不得多於8000 美元
B02 | 經濟 | 財經頭條 | By 楊曦 2010-07-24
人幣企業戶口剛出籠 瞬即搶客 券商開專戶 引北水炒港股
【明報記者楊曦報道】內地「北水」炒港股將更簡便。上周修訂的人民幣清算協議，允許企業開設無兌換限制的人民幣帳戶，有本地中資證券行迅速行事，由即日起，接受投資者以人民幣開設證券戶口「炒」港股。方法是投資者將人民幣存入證券行在本港銀行開立的人民幣專戶，由證券行兌換成港幣買賣股票（流程見圖）。
雖然有關舉措，僅是免卻了內地投資者自行兌換人民幣的麻煩，但市場人士指出，未來更多便利的投資方式， 將吸引更多「北水南來」。
券商代辦省客戶兌港元麻煩現時買賣港股仍然是港幣結算，因此所謂開設人民幣證券帳戶，依然是要兌換成港幣方能買賣股票。剛上市不久，率先推出人民幣證券戶口的國泰君安國際（1788），行政總裁閻鋒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稱，推出有關業務，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方便內地投資客， 「不少客戶都持有大量人民幣現金，他們不用先兌換成港幣，可以直接在我們這裏開戶炒股」。
整個流程其實相當簡單，國泰君安國際透過清算協議的新規定，先在中銀香港（2388）開設人民幣企業專戶，投資者在國泰君安國際開戶後， 即可直接將人民幣存入專戶，由國泰君安國際託管。當投資者有意買賣港股時，必須先由國泰君安代勞兌換成港幣，匯率將以當時銀行提供的牌價為準。之後若賣出股份，可按投資者意願，重新把套現資金兌換成人民幣。
沽貨後可兌回人幣自由存取
本報昨日致電國泰君安國際的經紀部查詢，有經紀稱，投資者無論向專戶存入或取出人民幣金額，都沒有限制， 「你即使拿100 萬元現金過來都沒有問題， 我們是企業帳戶，沒有上限的」。然而，這亦等於變相避開了個人每日2 萬元兌換限額的限制。同時，大額資金頻繁兌換，亦可能引起洗黑錢等的憂慮。
閻鋒解畫稱，投資者開設證券戶口時，該行已會作初步審核，同時按金管局的規定，銀行亦要監管資金的異動。金管局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稱，所有銀行帳戶包括證券公司開設的企業人民幣帳戶，都要受到反洗錢等法規監管，而證券行亦要受證監會反洗錢規定的管理。
國泰君安搶先海通光大研究對於國泰君安增加便利，招徠更多內地客投資港股，多家中資證券行都稱會積極考慮跟進，海通及光大都表明已在研究有關方法。不過，申銀萬國（香港）（0218）國際業務部總經理郭純則表示， 「這種服務的需求量很小的」。他解釋，本港居民個人持有人民幣款額不多，而內地個人所持人民幣資金很難自合法渠道進入香港。如今推出存人民幣買賣港股業務，宣傳意義多於實際需求。他認為，券商確實可自清算協議受益，但須待各種人民幣產品推出，目前只能算是過渡期。
無論如何，北水南來炒港股更方便，將更吸引人民幣資金流入，有本地證券行負責人透露，目前內地資金已佔港股成交逾一成，而且絕大部分集中炒味甚濃的三、四線股。
內地資金現時來港方式
官方途徑
在內地銀行兌換成外幣，再直接匯出本港帳戶
地下錢莊
透過內地的地下錢莊，在錢莊的內地戶口存入資金，錢莊從本港開設的銀行戶口，轉帳相應金額到客戶指定戶口
自攜過境
內地客直接攜帶人民幣現金來港，內地規定每次現金帶款不得多於8000 美元
普選路，需要新民主論述
明報
B13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方志恒 2010-07-24
普選路，需要新民主論述
政改通過後，民主派的路線鬥爭，仍未有平息象。民主派出現路線之爭，當中固然存在黨派利益計算，但亦反映一種客觀情緒：政改長期停滯，民主派支持者顯得焦躁，渴望找到新的路線，突破民主運動困局。兩條路線反映不同形勢判斷
現時民主派的兩條路線，實際上反映對政治形勢的兩套不同判斷：
第一種路線是「增加張力」，即公民黨及社民連的主張，認為民主運動應以群眾運動為主，並藉否決政改增加社會張力，把特區政府推向更嚴重的管治危機，以迫使北京作更大讓步。
另一種路線是「寸土必爭」，即普選聯及民主黨的主張，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普選難以一步到位，而且大多數巿民溫和理性，民主派沒有持續發動大型群眾運動的條件，因此應抓緊每個機會擴大民主空間。
對政治形勢的不同判斷，是路線之爭的深層原因。本來面對路線分歧，泛民兩大陣營應該來一場大辯論，向社會清晰交代各自的理念及論據，再讓巿民自行判斷。可惜，兩派都不重視論述工作，令一場攸關民主運動未來的辯論，最終演變成情緒謾罵人身攻擊：溫和派至今仍未提出一套完整論述，面對攻擊及質疑時，往往顯得左支右絀，從公投到政改表決，予人感覺是被形勢牽走，而不是真正邁向轉型之路；激進派的主張雖然甚具感染力，但實際上並未走出道德表述的舊路，更加未有充分論證，單靠他們的路線，如何能夠突破困局。
釐清民主運動的三大核心問題
政改之後，民主派要重整旗鼓，關鍵是透過理性討論，釐清三大核心問題。
第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政策」：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爭取民主？
一國兩制的格局，可見將來都會長期存在，民主派必須思考與北京的關係。民主派如何判斷現時的中國共產黨？雙方是否「勢不兩立」，任何與中央政府的對話，都等同於投降出賣？一國兩制之下，民主運動的進展最終取決於民主派與北京的互動，泛民需要反思「非黑即白」的二分思維，重新建立其「中國政策」。
第二個核心問題是「政治定位」：如何團結大多數港人壯大民主運動？
民主派有六成選票支持，民調亦顯示港人認同盡快普選。主流民意支持普選毋須爭議，但民主派支持者並非鐵板一塊，當中的政治光譜非常廣闊，有極端反共人士，有堅信道德力量、群眾運動的活躍分子，更有務實理性的「沉默大多數」。巿民怎樣看泛民的不同路線？有多少巿民支持對話談判？有多少巿民支持不斷抗爭？民主派不能只看到六成民意支持普選，卻不去客觀評估民主派支持者的多元光譜——民主派需要團結更多巿民，而不是令民主運動的支持基礎愈走愈窄。
第三個核心問題是「爭取策略」：如何結合「議會政治」、「社會運動」及「對話談判」三方面策略？這三種策略是互相對立，還是可以互相兼容？任何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革命激情的色彩，因為非如此無法動員群眾，並向當權者施加壓力。「社會運動」雖然不可或缺，但香港既然不存在全面革命的空間，民主派就不能單靠群眾運動，而必須配合「議會政治」及「對話談判」的多元爭取。
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政治領袖的責任，是對時局進行分析，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全面論述，鼓動、團結及帶領群眾實現政治理想。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政治運動都是由理念帶動。領袖的責任，是為運動提供方向指導及思考論述。」（A movement is led asmuch by the idea that symbolises it. The role of theleader is to guide and give direction and philosophicalunder-building to the movement.）
一直以來，香港民主派都忽略政治論述及理論建設，實際是迴避了各種關鍵問題，十年如一日只靠道德力量、民主口號維持表面團結。結果當政治形勢急劇變化，便掀開了泛民不同陣營的矛盾，令民主派由分歧走向分裂。民主派的當務之急，是全面辯論上述核心問題，嘗試整合一套新的主流論述，以重新凝聚各方力量，並作為未來民主運動的政治綱領。
政改之後，民主運動要重新上路，就由建立全新的政治論述開始。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副主席
B13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方志恒 2010-07-24
普選路，需要新民主論述
政改通過後，民主派的路線鬥爭，仍未有平息象。民主派出現路線之爭，當中固然存在黨派利益計算，但亦反映一種客觀情緒：政改長期停滯，民主派支持者顯得焦躁，渴望找到新的路線，突破民主運動困局。兩條路線反映不同形勢判斷
現時民主派的兩條路線，實際上反映對政治形勢的兩套不同判斷：
第一種路線是「增加張力」，即公民黨及社民連的主張，認為民主運動應以群眾運動為主，並藉否決政改增加社會張力，把特區政府推向更嚴重的管治危機，以迫使北京作更大讓步。
另一種路線是「寸土必爭」，即普選聯及民主黨的主張，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普選難以一步到位，而且大多數巿民溫和理性，民主派沒有持續發動大型群眾運動的條件，因此應抓緊每個機會擴大民主空間。
對政治形勢的不同判斷，是路線之爭的深層原因。本來面對路線分歧，泛民兩大陣營應該來一場大辯論，向社會清晰交代各自的理念及論據，再讓巿民自行判斷。可惜，兩派都不重視論述工作，令一場攸關民主運動未來的辯論，最終演變成情緒謾罵人身攻擊：溫和派至今仍未提出一套完整論述，面對攻擊及質疑時，往往顯得左支右絀，從公投到政改表決，予人感覺是被形勢牽走，而不是真正邁向轉型之路；激進派的主張雖然甚具感染力，但實際上並未走出道德表述的舊路，更加未有充分論證，單靠他們的路線，如何能夠突破困局。
釐清民主運動的三大核心問題
政改之後，民主派要重整旗鼓，關鍵是透過理性討論，釐清三大核心問題。
第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政策」：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爭取民主？
一國兩制的格局，可見將來都會長期存在，民主派必須思考與北京的關係。民主派如何判斷現時的中國共產黨？雙方是否「勢不兩立」，任何與中央政府的對話，都等同於投降出賣？一國兩制之下，民主運動的進展最終取決於民主派與北京的互動，泛民需要反思「非黑即白」的二分思維，重新建立其「中國政策」。
第二個核心問題是「政治定位」：如何團結大多數港人壯大民主運動？
民主派有六成選票支持，民調亦顯示港人認同盡快普選。主流民意支持普選毋須爭議，但民主派支持者並非鐵板一塊，當中的政治光譜非常廣闊，有極端反共人士，有堅信道德力量、群眾運動的活躍分子，更有務實理性的「沉默大多數」。巿民怎樣看泛民的不同路線？有多少巿民支持對話談判？有多少巿民支持不斷抗爭？民主派不能只看到六成民意支持普選，卻不去客觀評估民主派支持者的多元光譜——民主派需要團結更多巿民，而不是令民主運動的支持基礎愈走愈窄。
第三個核心問題是「爭取策略」：如何結合「議會政治」、「社會運動」及「對話談判」三方面策略？這三種策略是互相對立，還是可以互相兼容？任何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革命激情的色彩，因為非如此無法動員群眾，並向當權者施加壓力。「社會運動」雖然不可或缺，但香港既然不存在全面革命的空間，民主派就不能單靠群眾運動，而必須配合「議會政治」及「對話談判」的多元爭取。
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政治領袖的責任，是對時局進行分析，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全面論述，鼓動、團結及帶領群眾實現政治理想。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政治運動都是由理念帶動。領袖的責任，是為運動提供方向指導及思考論述。」（A movement is led asmuch by the idea that symbolises it. The role of theleader is to guide and give direction and philosophicalunder-building to the movement.）
一直以來，香港民主派都忽略政治論述及理論建設，實際是迴避了各種關鍵問題，十年如一日只靠道德力量、民主口號維持表面團結。結果當政治形勢急劇變化，便掀開了泛民不同陣營的矛盾，令民主派由分歧走向分裂。民主派的當務之急，是全面辯論上述核心問題，嘗試整合一套新的主流論述，以重新凝聚各方力量，並作為未來民主運動的政治綱領。
政改之後，民主運動要重新上路，就由建立全新的政治論述開始。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副主席
回購土地 徹底保育
明報
B13 | 觀點 | By 李少文 2010-07-24
回購土地 徹底保育
「透明而粼粼的波浪，如玻璃飾物破碎時的光輝般拍打過來。」這是漁護署在今年書展推出向日本人介紹本地行山徑的《香港阿爾卑斯山》一書對大浪西灣的形容。可惜近日商人魯連城在西灣後買下一片土地，而私人土地上的植被幾乎全被剷去，在麥理浩徑第二段可以清晰看見破壞情。書中第72 頁更有西灣未遭破壞時的照片，真不知漁護署如何向日本讀者解釋為何照片不符現實。
事件曝光後，facebook 上出現了關注事件的群組，行文之際，人數已突破了6.7 萬人。香港9 個環保團體也聯合向政府提出要求，即時作出規劃監管，阻止發展商作進一步發展。
我們口中的規劃發展，即是促請規劃署為西灣制定「發展審批地區圖」，發展商要改變土地用途，必須先向城規會申請。這不是日常用語，需要一點解釋。
香港的法定圖則包括「發展審批地區圖」和「分區計劃大綱圖」兩類。城規條例本來只適用在市區和新市鎮，最初也只有分區計劃大綱圖，規劃署在這些地方上無權執法，政府只是靠地契和建築條例控制發展。
現時城規條例在鄉郊也適用，全因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在82、83 年就農地在未經申請和補地價的情下作露天儲物場和政府對簿公堂，結果鄉議局勝訴，貨櫃場和儲物場在新界氾濫；政府90 年代在鄉議局的強烈反對下修改條例，發展審批地區圖就是那時的產物，在90 年內一口氣推出了30 份中期發展審批地區圖。這些發展審批地區圖有效期只有3 年，之後由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
交通不便所以沒規劃監管
由於發展審批地區圖最初只針對露天儲物場，因此政府只把他們認為有發展壓力的地方，即有車路到達的地區納入圖則範圍內，部分或全部被郊野公園圍繞的私人土地，如這次事件的大浪西灣土地，由於交通不便，所以一直沒有任何規劃監管。這決定在當時或許是對的，但香港政府的政策永遠追不上時代的發展，近年發展的途徑層出不窮，如政府提倡的所謂「綠色旅遊」使鄰接八仙嶺郊野公園的鎖羅盤遭大量砍樹；骨灰龕位不足使馬屎洲地質公園旁的水芒田上的植物盡。這兩個地方都是沒有發展審批地區圖覆蓋，因此只要不建屋，即使改變土地用途，政府能做的也不多。
魯先生的代表對我們說，魯先生很綠色，希望在西灣建有機農場。但把土地上的植披剷走，先破壞後發展，何綠色之有？我們也不能單靠地主的口頭承諾而放棄規劃上的監管，若日後土地易手，那又如何？
當然我們不是天真得以為只要有規劃管制，香港的鄉郊便可得保，看看上水河上鄉的非法倒泥事件便可知道。這也是我們環保團體提出購回土地的原因。購回土地只是簡單的說法，方法可以是成立保育基金或發展權轉移。
保護大浪灣已是第二役，2000 年公布的咸田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劃定約8 公頃土地以建可容納1000 人的房屋，環保團體自然群起反對。翻看舊報紙，當時的村民批評環保團體自私，不理村民的生活；至於保育等於侵擾私有產權，更是新保守派的口頭禪，政府袖手旁觀的擋箭牌。
收地保育可給業權人合理賠償
保育基金或發展權轉移正是回應這些批評，當政府收地作保育用途時，可以給業權人合理賠償；環保團體也沒有要求即時收回所有有保育價值的私人土地，而是先有規劃管制，再全面研究哪些土地值得用公帑收回。當然全部收回，花費也不是太多，但必須得社會大部分人認同。
私有產權是社會制度，需要公眾資源維持；土地價值亦然。如果不是以公帑成立西貢東郊野公園，保護了西灣的景觀，魯先生也不會在此買地。私有產權應該保障，但也不是為所欲為的護身符。
我們明白保育鄉郊殊不簡單，例如郊野公園附件很多原居民村，先要解決丁屋這複雜問題，收地才會較容易，這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但政府現在連檢討的意思也沒有，環境局長邱騰華更說西灣工程對景觀的影響不大，靠政府推動保育，有如緣木求魚。當然邱局長在吃海鮮時求得他的魚，但我希望他可以有時間多到郊野走走，對他的眼力一定有幫助。
作者是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
B13 | 觀點 | By 李少文 2010-07-24
回購土地 徹底保育
「透明而粼粼的波浪，如玻璃飾物破碎時的光輝般拍打過來。」這是漁護署在今年書展推出向日本人介紹本地行山徑的《香港阿爾卑斯山》一書對大浪西灣的形容。可惜近日商人魯連城在西灣後買下一片土地，而私人土地上的植被幾乎全被剷去，在麥理浩徑第二段可以清晰看見破壞情。書中第72 頁更有西灣未遭破壞時的照片，真不知漁護署如何向日本讀者解釋為何照片不符現實。
事件曝光後，facebook 上出現了關注事件的群組，行文之際，人數已突破了6.7 萬人。香港9 個環保團體也聯合向政府提出要求，即時作出規劃監管，阻止發展商作進一步發展。
我們口中的規劃發展，即是促請規劃署為西灣制定「發展審批地區圖」，發展商要改變土地用途，必須先向城規會申請。這不是日常用語，需要一點解釋。
香港的法定圖則包括「發展審批地區圖」和「分區計劃大綱圖」兩類。城規條例本來只適用在市區和新市鎮，最初也只有分區計劃大綱圖，規劃署在這些地方上無權執法，政府只是靠地契和建築條例控制發展。
現時城規條例在鄉郊也適用，全因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在82、83 年就農地在未經申請和補地價的情下作露天儲物場和政府對簿公堂，結果鄉議局勝訴，貨櫃場和儲物場在新界氾濫；政府90 年代在鄉議局的強烈反對下修改條例，發展審批地區圖就是那時的產物，在90 年內一口氣推出了30 份中期發展審批地區圖。這些發展審批地區圖有效期只有3 年，之後由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
交通不便所以沒規劃監管
由於發展審批地區圖最初只針對露天儲物場，因此政府只把他們認為有發展壓力的地方，即有車路到達的地區納入圖則範圍內，部分或全部被郊野公園圍繞的私人土地，如這次事件的大浪西灣土地，由於交通不便，所以一直沒有任何規劃監管。這決定在當時或許是對的，但香港政府的政策永遠追不上時代的發展，近年發展的途徑層出不窮，如政府提倡的所謂「綠色旅遊」使鄰接八仙嶺郊野公園的鎖羅盤遭大量砍樹；骨灰龕位不足使馬屎洲地質公園旁的水芒田上的植物盡。這兩個地方都是沒有發展審批地區圖覆蓋，因此只要不建屋，即使改變土地用途，政府能做的也不多。
魯先生的代表對我們說，魯先生很綠色，希望在西灣建有機農場。但把土地上的植披剷走，先破壞後發展，何綠色之有？我們也不能單靠地主的口頭承諾而放棄規劃上的監管，若日後土地易手，那又如何？
當然我們不是天真得以為只要有規劃管制，香港的鄉郊便可得保，看看上水河上鄉的非法倒泥事件便可知道。這也是我們環保團體提出購回土地的原因。購回土地只是簡單的說法，方法可以是成立保育基金或發展權轉移。
保護大浪灣已是第二役，2000 年公布的咸田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劃定約8 公頃土地以建可容納1000 人的房屋，環保團體自然群起反對。翻看舊報紙，當時的村民批評環保團體自私，不理村民的生活；至於保育等於侵擾私有產權，更是新保守派的口頭禪，政府袖手旁觀的擋箭牌。
收地保育可給業權人合理賠償
保育基金或發展權轉移正是回應這些批評，當政府收地作保育用途時，可以給業權人合理賠償；環保團體也沒有要求即時收回所有有保育價值的私人土地，而是先有規劃管制，再全面研究哪些土地值得用公帑收回。當然全部收回，花費也不是太多，但必須得社會大部分人認同。
私有產權是社會制度，需要公眾資源維持；土地價值亦然。如果不是以公帑成立西貢東郊野公園，保護了西灣的景觀，魯先生也不會在此買地。私有產權應該保障，但也不是為所欲為的護身符。
我們明白保育鄉郊殊不簡單，例如郊野公園附件很多原居民村，先要解決丁屋這複雜問題，收地才會較容易，這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但政府現在連檢討的意思也沒有，環境局長邱騰華更說西灣工程對景觀的影響不大，靠政府推動保育，有如緣木求魚。當然邱局長在吃海鮮時求得他的魚，但我希望他可以有時間多到郊野走走，對他的眼力一定有幫助。
作者是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
明星作家﹕閱讀韓寒 回歸說話的藝術
明星作家﹕閱讀韓寒
回歸說話的藝術
【明報專訊】我希望韓寒的書在香港大賣，台灣讀者也許不需要，他們有足夠強健的民主制度，以及不曾斷裂的中國文化傳統為基建。但是香港讀者要閱讀韓寒，不僅是對一個長得好看的上海男孩的好奇，而是從他這扇窗戶看過去，可以看見我們自己（中國人香港人）的處境。
閱讀韓寒，不能單看他的文章與為人，甚至要把他的讀者以至整個社會情境也納進討論範圍，才能看見他的位置、影響而至時代的亮光。
編按﹕韓寒襲港，鄰家男孩的裝容沒有一點殺傷力，沒半點慣見於香港精英的銳氣與高傲，而他魅力非凡。人們簇擁他，八卦他，關注他，向他示愛，像對待一個明星，他卻不把簇擁的人看成「粉絲」，「這說法有點負面，好像他們都不會用腦」，一位兩天裏全程近距離觀察的老前輩對他深表折服﹕他人好聰明，他那談吐，很多到我們這把年紀的都練不出來啊——這等由於我們身在「什麼都可以說的」香港，有幸親眼見識到了。
韓寒的成功毋庸致疑，新出版的雜誌《獨唱團》（英文取名Party，有人問點解，他說「我英語不好」）銷量已達八十萬，他的博客更新不常，點擊人次已超越四億。同樣，出生於斯洛文尼亞經歷共產政權的齊澤克，在中港知識界爆紅，影響力亦不容忽視。兩位明星級作者，或作家，今期「讀書版」一次過推介。
韓寒大受歡迎，可歸作三大因由﹕他的個人魅力、他所處社會的特殊狀態、傳媒（尤其西方媒體）對他的熱捧。每個因由還可以再仔細分析出條理，有根有據只是要說明﹕他不是爆紅，群眾不是盲目追捧他，甚至也不是泛泛之輩。起碼我認識不少內地傳媒「精英」就相當欣賞韓寒，從他的所言所行看見自己未能或無法抵達的勇氣與寬容。
許知遠那篇馳名的〈庸眾的勝利〉，被認為是傳統精英對韓寒開炮之作，其實也是冤枉了許知遠的苦心，許知遠只是想把矛盾重新指向社會的問題，情就如龍應台說應該多幾個韓寒而不是只有一個韓寒。然而，許知遠說喜歡韓寒的都是庸眾，未免觀察不夠精準，於是惹起反感，這種「精英自己畫地為牢」的做法是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通病。事實上，只要細心觀察，不管是網上言論還是民間的交流，可見韓寒的粉絲大部分質素極高，多數熱愛文藝，厭惡權威與紀律，追求社會公義與平等，他們的價值觀與韓寒接近，對於韓寒的文章也不是全盤接收，有獨立思考能力，有時甚至比韓寒還要敏感與尖銳，這些人的教育程度也高，比只念完高中的韓寒還要高，他們算不上「庸眾」，他們看過的世界與讀過的書不會比許知遠等人為少。
為什麼只有一個韓寒
而為什麼只有一個韓寒而不是更多韓寒，因為像他那樣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有文采有口才有討喜外形，暫時還真的只有他一個。這是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都看得見的事實，不必刻意迴避。長得不夠好那麼文章寫得很好也是會吸引大量讀者的，但兩者剛好兼得又怎能怪讀者「膚淺」呢，除非你也是「膚淺」得以為偶像/領袖魅力只靠外表。
於是我還是想回到韓寒的文字，來討論他的文章與語言魅力。
韓寒十七歲就出道，獲新概念作文比賽首獎冒起於中國文壇，後來放棄名牌大學的破格取錄，不讀大學，反而當上職業賽車手，自修文藝。首本小說《三重門》寫中國少年的校園見聞與日常心事，表面調侃嬉鬧，細讀下來，卻有《麥田捕手》式虛空與成長詰問，令我印象深刻。這樣的少年成名，最令人迷惑的且不是他的才華，而是他將如何繼續燃燒他的才華。
韓寒後來的確沉靜了一會兒，專注賽車事業，而且竟也幹出極佳成績，你只能歎說這小伙子做事還真有爆炸力。牛津大學出版社這本《飄移中國》，這「飄移」二字用得神妙，恰好對映他在賽車跑道上的飄移狀態，亦反照出他在公共評論領域包括對社會事務與國是的議論，他走鋼線的高超技巧。大家都心知肚明，官方所宣示的言論自由到底有多自由，一如韓寒所言，那也不過是在「安全環境裏狂歡，獲得意淫的勝利」，也就是說，都明知這舞台上大家都是演員，隨時就有幕後看不見的黑暗力量突然拉幕放狗把一切推倒，但內心強大而對世界有所期待的人才，會想如何把這台戲演到最好甚至把黑幕裏的人也拉到台前來與眾同樂，而不是撒手放棄或只顧攻擊別的演員研究誰的燈光不夠亮。
韓寒的雜文（通常發在博客上），用字犀利觀點獨到發言直接勇敢，很容易就抓網民的眼球引來瘋狂轉發，這些話不是別人不會說，但的確不及他說得漂亮。《飄移中國》一篇〈青春〉就好得令人流淚，當富士康的自殺數字大而密集得變成可疑的企業管理問題，同時也反映了這些中國螺絲釘人的存在處境，這篇文章無疑是我國二十一世紀的〈吶喊〉。文末一句﹕「多麼可悲的事情，本該在心中的熱血，它塗在地上。」這是中國八十後最有代表性的呼喚。它點出了許多「精英」、從群眾走向既得利益集團、從街頭走向建制、從反叛走向傳統、從獨立走向盲從的初衷。這番「熱血」（或是公義與良知），本來都在人們心中的，可是它如今往哪裏去了？
難得平靜無毛腔
韓寒的文字，最難得是平靜、語調自然、不慌不忙，他說話沒有半點「毛腔」，也沒有中央電視台式的起承轉合抑揚頓挫。諾貝爾文學獎德語作家耶內利克長期反省德語歷經屠猶浩劫後如何回復純真的可能，那麼，中文該如何在經過文革的語言暴力洗禮後還原它的中立性、平和、無戰鬥無革命無毛狀態？韓的文字，無可否認也有網絡流行文學的語調，久了自然衍生出它內在的邏輯與機制，但總體是乾淨、溫文、不卑不亢，而且有幽默感、不沉重的調侃能力。是的，中國文人大多活得沉重，文以載道任重道遠，難以不帶負擔地幽默與戲謔，終究寫不出英國人那種內斂厚重而不沾塵埃的幽默文章。韓寒的幽默雖云帶有大量自嘲、反諷，但拿捏準確，絕不悲情，這是他們那代人健康成長、銳意讓國家走向心理正常文明世界的一大力量之一。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坦然地不為文藝加諸不必要的負擔，不為人的言行定下嚴格規範，那就是一個令人由衷喜歡與尊敬的民族。
韓寒評論時也鮮少運用學術字詞與概念，我覺得也是相當可貴的。首先不是因為他沒有讀過大學而缺乏學術高度（他天資聰穎顯而易見，自學比大學更適合他），而是相對於一些所謂「精英行文」每必充斥學術套語以顯出權威與知識背景，能夠避開這些累贅而用淺白的文字與常識直接談論問題的核心，是現代中國最需要推廣的公民議事素質。而且我始終覺得，在諸多狡辯巧辭浮誇艱澀的當世，能心平氣和直觀問題才算具備看穿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必得借助大堆超時空學術理論來似是疑非論斷。（學術與理論對理解世界相當重要，但這與此文的討論無關，學術分子不必對號入座。）
更期待《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對比雜文的時效性、當下批判功能，韓寒的小說則反映了他的藝術觀，他對國家更深層的思考與期待。是的，我懷疑韓寒不是那麼悲觀，他某程度還是理想主義的，仍然相信文藝相信文字的力量能改變現實讓世界更美好。《他的國》是韓寒自稱到目前為止的最滿意作品，它有韓寒小說裏所有元素，也符合外界對這國家的年輕作家如何書寫「他的國」的想像，充滿能讓人共鳴的荒謬情節，該有的困惑與控訴也有了，甚至有革命英雄捷古華拉摩托車日記的流浪啟蒙世界色彩。但這本肯定不會是他最好的作品，反倒是他主編的《獨唱團》裏那部連載小說《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才更令人期待，從中可看見韓寒作為最優秀的八十後作家，對中國民間現實的觀察與思考能力，還有他日趨成熟與個人化的敘事魅力。
何他還年輕，才二十八歲，大國崛起之初。他有的是時間。
文 塵翎
圖 Chaucer K.C Wong
編輯 曾祥泰
回歸說話的藝術
【明報專訊】我希望韓寒的書在香港大賣，台灣讀者也許不需要，他們有足夠強健的民主制度，以及不曾斷裂的中國文化傳統為基建。但是香港讀者要閱讀韓寒，不僅是對一個長得好看的上海男孩的好奇，而是從他這扇窗戶看過去，可以看見我們自己（中國人香港人）的處境。
閱讀韓寒，不能單看他的文章與為人，甚至要把他的讀者以至整個社會情境也納進討論範圍，才能看見他的位置、影響而至時代的亮光。
編按﹕韓寒襲港，鄰家男孩的裝容沒有一點殺傷力，沒半點慣見於香港精英的銳氣與高傲，而他魅力非凡。人們簇擁他，八卦他，關注他，向他示愛，像對待一個明星，他卻不把簇擁的人看成「粉絲」，「這說法有點負面，好像他們都不會用腦」，一位兩天裏全程近距離觀察的老前輩對他深表折服﹕他人好聰明，他那談吐，很多到我們這把年紀的都練不出來啊——這等由於我們身在「什麼都可以說的」香港，有幸親眼見識到了。
韓寒的成功毋庸致疑，新出版的雜誌《獨唱團》（英文取名Party，有人問點解，他說「我英語不好」）銷量已達八十萬，他的博客更新不常，點擊人次已超越四億。同樣，出生於斯洛文尼亞經歷共產政權的齊澤克，在中港知識界爆紅，影響力亦不容忽視。兩位明星級作者，或作家，今期「讀書版」一次過推介。
韓寒大受歡迎，可歸作三大因由﹕他的個人魅力、他所處社會的特殊狀態、傳媒（尤其西方媒體）對他的熱捧。每個因由還可以再仔細分析出條理，有根有據只是要說明﹕他不是爆紅，群眾不是盲目追捧他，甚至也不是泛泛之輩。起碼我認識不少內地傳媒「精英」就相當欣賞韓寒，從他的所言所行看見自己未能或無法抵達的勇氣與寬容。
許知遠那篇馳名的〈庸眾的勝利〉，被認為是傳統精英對韓寒開炮之作，其實也是冤枉了許知遠的苦心，許知遠只是想把矛盾重新指向社會的問題，情就如龍應台說應該多幾個韓寒而不是只有一個韓寒。然而，許知遠說喜歡韓寒的都是庸眾，未免觀察不夠精準，於是惹起反感，這種「精英自己畫地為牢」的做法是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通病。事實上，只要細心觀察，不管是網上言論還是民間的交流，可見韓寒的粉絲大部分質素極高，多數熱愛文藝，厭惡權威與紀律，追求社會公義與平等，他們的價值觀與韓寒接近，對於韓寒的文章也不是全盤接收，有獨立思考能力，有時甚至比韓寒還要敏感與尖銳，這些人的教育程度也高，比只念完高中的韓寒還要高，他們算不上「庸眾」，他們看過的世界與讀過的書不會比許知遠等人為少。
為什麼只有一個韓寒
而為什麼只有一個韓寒而不是更多韓寒，因為像他那樣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有文采有口才有討喜外形，暫時還真的只有他一個。這是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都看得見的事實，不必刻意迴避。長得不夠好那麼文章寫得很好也是會吸引大量讀者的，但兩者剛好兼得又怎能怪讀者「膚淺」呢，除非你也是「膚淺」得以為偶像/領袖魅力只靠外表。
於是我還是想回到韓寒的文字，來討論他的文章與語言魅力。
韓寒十七歲就出道，獲新概念作文比賽首獎冒起於中國文壇，後來放棄名牌大學的破格取錄，不讀大學，反而當上職業賽車手，自修文藝。首本小說《三重門》寫中國少年的校園見聞與日常心事，表面調侃嬉鬧，細讀下來，卻有《麥田捕手》式虛空與成長詰問，令我印象深刻。這樣的少年成名，最令人迷惑的且不是他的才華，而是他將如何繼續燃燒他的才華。
韓寒後來的確沉靜了一會兒，專注賽車事業，而且竟也幹出極佳成績，你只能歎說這小伙子做事還真有爆炸力。牛津大學出版社這本《飄移中國》，這「飄移」二字用得神妙，恰好對映他在賽車跑道上的飄移狀態，亦反照出他在公共評論領域包括對社會事務與國是的議論，他走鋼線的高超技巧。大家都心知肚明，官方所宣示的言論自由到底有多自由，一如韓寒所言，那也不過是在「安全環境裏狂歡，獲得意淫的勝利」，也就是說，都明知這舞台上大家都是演員，隨時就有幕後看不見的黑暗力量突然拉幕放狗把一切推倒，但內心強大而對世界有所期待的人才，會想如何把這台戲演到最好甚至把黑幕裏的人也拉到台前來與眾同樂，而不是撒手放棄或只顧攻擊別的演員研究誰的燈光不夠亮。
韓寒的雜文（通常發在博客上），用字犀利觀點獨到發言直接勇敢，很容易就抓網民的眼球引來瘋狂轉發，這些話不是別人不會說，但的確不及他說得漂亮。《飄移中國》一篇〈青春〉就好得令人流淚，當富士康的自殺數字大而密集得變成可疑的企業管理問題，同時也反映了這些中國螺絲釘人的存在處境，這篇文章無疑是我國二十一世紀的〈吶喊〉。文末一句﹕「多麼可悲的事情，本該在心中的熱血，它塗在地上。」這是中國八十後最有代表性的呼喚。它點出了許多「精英」、從群眾走向既得利益集團、從街頭走向建制、從反叛走向傳統、從獨立走向盲從的初衷。這番「熱血」（或是公義與良知），本來都在人們心中的，可是它如今往哪裏去了？
難得平靜無毛腔
韓寒的文字，最難得是平靜、語調自然、不慌不忙，他說話沒有半點「毛腔」，也沒有中央電視台式的起承轉合抑揚頓挫。諾貝爾文學獎德語作家耶內利克長期反省德語歷經屠猶浩劫後如何回復純真的可能，那麼，中文該如何在經過文革的語言暴力洗禮後還原它的中立性、平和、無戰鬥無革命無毛狀態？韓的文字，無可否認也有網絡流行文學的語調，久了自然衍生出它內在的邏輯與機制，但總體是乾淨、溫文、不卑不亢，而且有幽默感、不沉重的調侃能力。是的，中國文人大多活得沉重，文以載道任重道遠，難以不帶負擔地幽默與戲謔，終究寫不出英國人那種內斂厚重而不沾塵埃的幽默文章。韓寒的幽默雖云帶有大量自嘲、反諷，但拿捏準確，絕不悲情，這是他們那代人健康成長、銳意讓國家走向心理正常文明世界的一大力量之一。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坦然地不為文藝加諸不必要的負擔，不為人的言行定下嚴格規範，那就是一個令人由衷喜歡與尊敬的民族。
韓寒評論時也鮮少運用學術字詞與概念，我覺得也是相當可貴的。首先不是因為他沒有讀過大學而缺乏學術高度（他天資聰穎顯而易見，自學比大學更適合他），而是相對於一些所謂「精英行文」每必充斥學術套語以顯出權威與知識背景，能夠避開這些累贅而用淺白的文字與常識直接談論問題的核心，是現代中國最需要推廣的公民議事素質。而且我始終覺得，在諸多狡辯巧辭浮誇艱澀的當世，能心平氣和直觀問題才算具備看穿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必得借助大堆超時空學術理論來似是疑非論斷。（學術與理論對理解世界相當重要，但這與此文的討論無關，學術分子不必對號入座。）
更期待《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對比雜文的時效性、當下批判功能，韓寒的小說則反映了他的藝術觀，他對國家更深層的思考與期待。是的，我懷疑韓寒不是那麼悲觀，他某程度還是理想主義的，仍然相信文藝相信文字的力量能改變現實讓世界更美好。《他的國》是韓寒自稱到目前為止的最滿意作品，它有韓寒小說裏所有元素，也符合外界對這國家的年輕作家如何書寫「他的國」的想像，充滿能讓人共鳴的荒謬情節，該有的困惑與控訴也有了，甚至有革命英雄捷古華拉摩托車日記的流浪啟蒙世界色彩。但這本肯定不會是他最好的作品，反倒是他主編的《獨唱團》裏那部連載小說《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才更令人期待，從中可看見韓寒作為最優秀的八十後作家，對中國民間現實的觀察與思考能力，還有他日趨成熟與個人化的敘事魅力。
何他還年輕，才二十八歲，大國崛起之初。他有的是時間。
文 塵翎
圖 Chaucer K.C Wong
編輯 曾祥泰
政改之後﹕何時變天﹖如何變天﹖── 群眾運動的邏輯
政改之後﹕何時變天﹖如何變天﹖── 群眾運動的邏輯
【明報專訊】六月二十三日，在民主黨支持下，政府的政改方案通過已成定局的時候，立法會外淒風苦雨。整個晚上我最深刻的，不是政黨之間互相指罵，而是八十後反特權的青年在司令台發出的一句既絕望、但又似充滿希望的吶喊﹕「這件事已經充分證明，政黨、民意代表已經不可靠，我們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我們要直接民主，不要代議民主。」
不要代表 依靠人民
好一句「不要代表，依靠人民！」在這個時候，喊出這句話，既是憤怒和絕望中唯一的自我慰藉，但也是最堅實可靠的最後原則。馬克思早就說過，代議民主並不可靠，因為當人民放棄了自己說話的權利，選出代表替自己說話的時候，就是人民怠墮的開始，而當人民剛放下鬥爭的武器的時候，這些民意代表就會隨時出賣他們，人民又要有重新拿起武器的準備。如今在冷雨淒風的立法會外細味馬克思這些話，可謂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
然而，直接民主，談何容易？依靠人民力量，何其飄渺？固然，從反廿三條到反高鐵，人民群眾是運動的主力，政黨只能跟在後面（尤其民主黨）；然而，公投一役又告訴我們，大部分人民其實是怠墮、冷漠、無知、市儈、犬儒，真正有政治醒覺，又有抗爭意志的永遠是少數。大家也不用驚訝，也不用沮喪，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古今中外，舉世皆然，只不過搞運動的依靠人民的擁戴，才不敢說出這些得罪人民的說話而已。
這種邏輯其實好不稀奇，因為無論是民主、獨裁、法西斯，任何形式政治或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夠維繫，其實都是建立在大部分人的被動、怠惰、習慣性的服從之上，就等如我們看到公園草地上看到「不准踐踏」的標誌，我們會自動自覺不踩上去，而不會去問「為什麼？」「誰說的？」「踩上去又怎麼樣？」「他有什麼資格叫我不要踐踏？」等等，因為人在服從之中，得到個人和社會的安全感，而只有非常時期，才會有大部分人開始質疑甚至反抗既有的社會秩序。這種情一出現，就已經到了有翻天覆地的轉變的時候，或我們說的「變天」。在九十年代，台灣政治風起雲湧，每次選舉時人民情緒高漲，個個開口閉口必談政治的時候，有一位台灣朋友興奮又自豪地對我說﹕「我看台灣這種政治熱，全世界都沒有，是不是？」我說﹕「你放心，多選兩屆就不會了。」果然，如今的台灣總統選舉，已經變成爛蘋果之戰。社會和群眾不能長時期出於運動的狀態，生活終歸要恢復平靜、平庸，這也是群眾運動恆常的規律。
那麼問題就歸結到一個﹕究竟改變什麼時候回來？人民什麼時候才會從被動變成主動、從少數變成多數、從服從變成反抗？又或用一句話﹕變天什麼時候發生？當然，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但有些規律是可以摸索的。（對不起，這裏講的不是民主黨講的「民主成分」「由量變到質變」的這種機械唯物論。）
何時變天 並不知道
我這次寫的《變天》，就剛好碰上習慣政治這個充滿熱情、沮喪、憤怒、瘋狂的仲夏，該劇設定在一個假想的國度，那裏貧富懸殊、政府殘暴，但變天什麼時候會發生，大家都不知道。其中有三句台詞，表達了這個戲的核心思想﹕
若要天變，先要人變。
人心思變，勢必變天。
但要人心思變，其實難過登天。
變天的第一鐵律是﹕必須要人心思變，因為無論客觀環境如何惡劣，但如果人民沒有反抗的心，怎樣殘暴惡劣的政權都可以長期維持（如北韓）。但又正如上面說，大部分人是冷漠被動的，所以要人心思變，更是難事。其中牽涉到政權和人民的互動，如果兩者直接對立，必然是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但在這直接對立發生之前，兩者互相摩擦互動，會產生一些中介，它可以是一些政客、民意代表、政治領袖、甚至是名人、貌似中立的公眾人物，他們的取態、舉動，會左右局勢的發展，而客觀形勢，又會反過來左右他們的決定，兩者處於有趣的辨證之中，而事情的發展，就往往圍繞這些中介發生。大家看看個政改中各個議員政客的表現，這點就十分清楚。
《變天》一劇，就以一個常說自己不懂政治的藝術家，扮演這個中介的角色，探討這種運動的辯證關係，以希臘悲劇的表演方式，把歌詠團變成變化無常的人民群眾，再加上布萊希特的表演元素，讓觀眾自己思考問題的答案。
到了七月底，政改一役已經塵埃落定，在咒罵和憤怒之後，身心疲憊之時，讓我們沉澱一下，看遠一點，看看香港以後的局勢、想想中國、想想歷史、想想自己。
《變天》演出資料﹕
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將出席七月三十日的演後座談會，與觀眾對談。
「天邊外劇團」網頁﹕
http://www.theatrehorizon.com/change.html
文 黃國鉅
【明報專訊】六月二十三日，在民主黨支持下，政府的政改方案通過已成定局的時候，立法會外淒風苦雨。整個晚上我最深刻的，不是政黨之間互相指罵，而是八十後反特權的青年在司令台發出的一句既絕望、但又似充滿希望的吶喊﹕「這件事已經充分證明，政黨、民意代表已經不可靠，我們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我們要直接民主，不要代議民主。」
不要代表 依靠人民
好一句「不要代表，依靠人民！」在這個時候，喊出這句話，既是憤怒和絕望中唯一的自我慰藉，但也是最堅實可靠的最後原則。馬克思早就說過，代議民主並不可靠，因為當人民放棄了自己說話的權利，選出代表替自己說話的時候，就是人民怠墮的開始，而當人民剛放下鬥爭的武器的時候，這些民意代表就會隨時出賣他們，人民又要有重新拿起武器的準備。如今在冷雨淒風的立法會外細味馬克思這些話，可謂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
然而，直接民主，談何容易？依靠人民力量，何其飄渺？固然，從反廿三條到反高鐵，人民群眾是運動的主力，政黨只能跟在後面（尤其民主黨）；然而，公投一役又告訴我們，大部分人民其實是怠墮、冷漠、無知、市儈、犬儒，真正有政治醒覺，又有抗爭意志的永遠是少數。大家也不用驚訝，也不用沮喪，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古今中外，舉世皆然，只不過搞運動的依靠人民的擁戴，才不敢說出這些得罪人民的說話而已。
這種邏輯其實好不稀奇，因為無論是民主、獨裁、法西斯，任何形式政治或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夠維繫，其實都是建立在大部分人的被動、怠惰、習慣性的服從之上，就等如我們看到公園草地上看到「不准踐踏」的標誌，我們會自動自覺不踩上去，而不會去問「為什麼？」「誰說的？」「踩上去又怎麼樣？」「他有什麼資格叫我不要踐踏？」等等，因為人在服從之中，得到個人和社會的安全感，而只有非常時期，才會有大部分人開始質疑甚至反抗既有的社會秩序。這種情一出現，就已經到了有翻天覆地的轉變的時候，或我們說的「變天」。在九十年代，台灣政治風起雲湧，每次選舉時人民情緒高漲，個個開口閉口必談政治的時候，有一位台灣朋友興奮又自豪地對我說﹕「我看台灣這種政治熱，全世界都沒有，是不是？」我說﹕「你放心，多選兩屆就不會了。」果然，如今的台灣總統選舉，已經變成爛蘋果之戰。社會和群眾不能長時期出於運動的狀態，生活終歸要恢復平靜、平庸，這也是群眾運動恆常的規律。
那麼問題就歸結到一個﹕究竟改變什麼時候回來？人民什麼時候才會從被動變成主動、從少數變成多數、從服從變成反抗？又或用一句話﹕變天什麼時候發生？當然，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但有些規律是可以摸索的。（對不起，這裏講的不是民主黨講的「民主成分」「由量變到質變」的這種機械唯物論。）
何時變天 並不知道
我這次寫的《變天》，就剛好碰上習慣政治這個充滿熱情、沮喪、憤怒、瘋狂的仲夏，該劇設定在一個假想的國度，那裏貧富懸殊、政府殘暴，但變天什麼時候會發生，大家都不知道。其中有三句台詞，表達了這個戲的核心思想﹕
若要天變，先要人變。
人心思變，勢必變天。
但要人心思變，其實難過登天。
變天的第一鐵律是﹕必須要人心思變，因為無論客觀環境如何惡劣，但如果人民沒有反抗的心，怎樣殘暴惡劣的政權都可以長期維持（如北韓）。但又正如上面說，大部分人是冷漠被動的，所以要人心思變，更是難事。其中牽涉到政權和人民的互動，如果兩者直接對立，必然是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但在這直接對立發生之前，兩者互相摩擦互動，會產生一些中介，它可以是一些政客、民意代表、政治領袖、甚至是名人、貌似中立的公眾人物，他們的取態、舉動，會左右局勢的發展，而客觀形勢，又會反過來左右他們的決定，兩者處於有趣的辨證之中，而事情的發展，就往往圍繞這些中介發生。大家看看個政改中各個議員政客的表現，這點就十分清楚。
《變天》一劇，就以一個常說自己不懂政治的藝術家，扮演這個中介的角色，探討這種運動的辯證關係，以希臘悲劇的表演方式，把歌詠團變成變化無常的人民群眾，再加上布萊希特的表演元素，讓觀眾自己思考問題的答案。
到了七月底，政改一役已經塵埃落定，在咒罵和憤怒之後，身心疲憊之時，讓我們沉澱一下，看遠一點，看看香港以後的局勢、想想中國、想想歷史、想想自己。
《變天》演出資料﹕
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將出席七月三十日的演後座談會，與觀眾對談。
「天邊外劇團」網頁﹕
http://www.theatrehorizon.com/change.html
文 黃國鉅
政改之後﹕小販拉香港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政改之後﹕小販拉香港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明報專訊】由「八八直選」開始，香港的民主運動便聚焦在立法會和特首選舉雙普選的議題上；泛民陣營中除了雙普選、平反六四和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三條議題意見一致，並且跟建制派壁壘分明之外，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能夠突顯民主派的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遺傳了殖民年代的骨質疏鬆症之外，在九七後更患上偏食症，變成一個單一議題的運動，可謂營養不良。
雙普選又可以被看成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太陽，而泛民這一極之鬆散的民主聯盟則一直環繞雙普選這個紅太陽而轉。在泛民中，民主黨的實力最雄厚，可以說是泛民的木星。政改一役中，民主黨突然在一夜間不但放棄了二○一二雙普選的競選承諾，連普選定義和普選路線圖也放棄了，只提出一個改良版的區議會方案。曾經投票支持民主黨的選民固然十分憤怒，感到被出賣；所有期望香港最終能達至雙普選的人除了錯愕、難以置信之外，更會感到苦悶和鬱結，因為民主黨的做法有如木星突然脫離了太陽系，木星固然不知去向，太陽系原有的「萬有引力」亦即時瓦解。但如果了解到香港民主運動既患了先天性骨質疏鬆和後天營養不良的症狀，民主黨的妥協在分析層次上其實有可尋。
民主黨既然認為群眾運動不管用，要達到雙普選唯有乞求北京恩賜。既然是恩賜，便不能討價還價，那怕北京作出些微的讓步也要立即下跪，叩頭謝恩。不過責罵民主黨於事無補，如果九七後民主運動患上營養不良症狀的診斷正確，那麼現在要做的便是馬上補充營養。在那個傳聞中人人毫無怨言，逆境自強，只有正能量，沒有負能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街頭隨處見到大排檔和賣熟食的流動小販；在那個年代只須像電影《花樣年華》的女主角張曼玉那樣，拿一個銻壺走到街上便能補充營養。今日大排檔所餘無幾，食環署對熟食小販採取零容忍，街上已不可能見到熟食小販；但要替營養不良的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卻必須召喚被趕絕的小販重返香港的街頭，而原因至少有五大點。
（一）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
地產霸權對社會的傷害罄竹難書（幸好剛出版了《地產霸權》一書），但這些年來泛民各團體除了偶爾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對地產霸權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雖然小販是社會的弱勢社群，小販的靈活經營卻可以避開地產霸權的掣肘。正如安徒在〈「中年危機」論政改〉所說，如果這一刻的民主運動有兩條路線，那麼一條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另一條則是「鞏固政權管治認受性為首要目的的民主」（《明報》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安徒十分厚道，沒有指名道姓說什麼人屬第二條路線，但留意近日事態的讀者必定可以自行判斷，倒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在實踐上除了普選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
普選之路原本已是關卡重重，現在民主黨竟然和當權者攜手，失驚無神推出一個不明不白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普選之路更加難走。不過普選無非是為了「促進社會權力均衡」，這些年來，小販一直在泛民眼前，但卻對各種打壓小販的措施無動於中。小販是弱勢社群，卻有能力跟地產霸權周旋；成功抗衡地產霸權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一大步，小販正好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香港的大地產商在特首選舉和功能團體選舉足輕重，普選一旦落實自可削弱地產商的影響力；但卑微的小販一樣可以運用靈活的游擊戰，令地產商坐立不安。去年便發生地產商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制個別小販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的範圍。雖然事件結果如何，未有見到報章報道，但已足以說明卑微的小販其實擁有極大的能耐，連大地產商也徒呼奈何。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絕不稀奇，也不神秘，但意義重大。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這群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是因為不明當中的重大意義，這也是小販足以為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二）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無非來自求生的意志，小販的求生方式是憑自己的眼光判斷城市空間裏有什麼地方適合自己發揮一己之所長。小販的眼光不一定對，但判斷對的便能在城市的一隅立足。
最早的城市研究者把城市看成是一種生態系統，雖然這是一種甚為粗糙的見解，但以生態學的觀點來分析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的作用卻甚有啟發。生態學認為在某生態系統裏，個別物種的作用至為關鍵；小販恰好是這種關鍵物種。深水鴨寮街曾經有很多地攤，除了買賣二手電器和電子零件的，還有一些是買賣古玩和精品的。不少收藏古玩和精品的人士定期到鴨寮街，雖然不一定買到心頭好，但到鴨寮街逛逛已是生活的習慣。他們知道很多像他們那樣的業餘收藏家，百年歸老之後，家人大多將那些收藏品整批拿到鴨寮街賣給地攤的小販。沒有小販便沒有古玩買賣的中介者，當然香港不會缺少經營古玩買賣的商人，但鴨寮街這種充滿庶民色彩的城市空間卻全靠一些小販，憑他們自己的眼光正確地判斷鴨寮街可以讓他們擺設地攤，買賣古玩和精品。同樣，大笪地、女人街等城市空間全是由小販開拓的。
小販是弱勢社群，又是政府花大筆公帑供養的小販掃蕩隊掃蕩的對象，但小販其實是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問題不只是忽視弱勢社群，更是忽視了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牽涉的空間政治。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跟空間政治沾不上邊，恰好在九七之後城市空間政治是地產霸權的主要的戰場，由重建到強拍；由「公共空間」的爭議到「活化歷史建築物」和「活化工廈」的措施都關乎空間政治，也關乎「明益地產商」的利益輸送，但過去十多年裏，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沒有觸及空間政治，只是獨沽一味爭取雙普選。
普選當然要爭取，但未有普選不表示要「繞埋雙手」，投閒置散；未有普選正好讓地產霸權發動全面的空間政治，不但小販遭殃，連所有市民都舉步維艱。「公共空間」原來毫無公共性，只可以進行一些「斷估唔會拉」的活動；「歷史建築物」活化即私有化；重建的結果是「士紳化」，升斗市民無法在市區立足。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未能介入，反觀卑微的小販卻敢於跟地產商周旋到底，這是卑微的小販已足以為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三） 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
（四） 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
（五） 本土文化的生母
鑑於篇幅所限，不能逐一說明以上三點；但提起小販，很多人立即會想到阻塞通道、亂拋垃圾、不衛生，甚至如食環署的宣傳那樣「損害市容」。恰好是這種「中產想像」，當民主運動提出要恢復流動小販發牌時，市民會譁然，民意會一面倒地反對。但群情洶湧的時候正好是教育和帶領群眾介入空間政治，抗衡地產霸權的契機。市民的「中產想像」其實就是地產霸權的一種表現，霸權（hegemony）又可譯作統識。霸權說的不是土豪劣紳橫行無忌的行徑，霸權根本就是一套統識，要人們相信事情必然是這樣或那樣子，沒有其他可能。地產霸權依恃的統識跟市民的「中產想像」異曲同工，互相呼應。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小販開拓的城市空間反而成了不堪入目的景觀（eye sore），政府高官和大財團的CEO關在冷氣房裏度橋構思出來的便是值得推崇的理想成市空間。
九七之後，豪宅之類的樓宇愈起愈多，而且遍布港九新界，無遠弗屆，除了因為地產商財雄勢大，更是因為市民的「中產價值」。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也會認同地產商興建的類豪宅就是他們心儀之選。這些年來，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忽視空間政治，對地產霸權不斷坐大置若罔聞，徹底暴露民主黨吃六四老本和「為民請命」模式的嚴重局限。
其實社會上早已有各路零星的人馬介入空間政治，奮勇地抗衡地產霸權；另一方面市民對地產霸權早有怨言，卻礙於上述「中產想像」，加入打壓小販的行列，變相幫助地產商除去唯一天敵。在政改中，民主黨那種沒有原則的妥協其實是抵受不了市民的「中產想像」，擔心市民對民主運動會漸漸失去信心，必須立即掙點成績沖喜。民主黨的妥協說明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小販正好是突破「中產想像」，拉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文 馬國明
編輯 曾祥泰
【明報專訊】由「八八直選」開始，香港的民主運動便聚焦在立法會和特首選舉雙普選的議題上；泛民陣營中除了雙普選、平反六四和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三條議題意見一致，並且跟建制派壁壘分明之外，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能夠突顯民主派的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遺傳了殖民年代的骨質疏鬆症之外，在九七後更患上偏食症，變成一個單一議題的運動，可謂營養不良。
雙普選又可以被看成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太陽，而泛民這一極之鬆散的民主聯盟則一直環繞雙普選這個紅太陽而轉。在泛民中，民主黨的實力最雄厚，可以說是泛民的木星。政改一役中，民主黨突然在一夜間不但放棄了二○一二雙普選的競選承諾，連普選定義和普選路線圖也放棄了，只提出一個改良版的區議會方案。曾經投票支持民主黨的選民固然十分憤怒，感到被出賣；所有期望香港最終能達至雙普選的人除了錯愕、難以置信之外，更會感到苦悶和鬱結，因為民主黨的做法有如木星突然脫離了太陽系，木星固然不知去向，太陽系原有的「萬有引力」亦即時瓦解。但如果了解到香港民主運動既患了先天性骨質疏鬆和後天營養不良的症狀，民主黨的妥協在分析層次上其實有可尋。
民主黨既然認為群眾運動不管用，要達到雙普選唯有乞求北京恩賜。既然是恩賜，便不能討價還價，那怕北京作出些微的讓步也要立即下跪，叩頭謝恩。不過責罵民主黨於事無補，如果九七後民主運動患上營養不良症狀的診斷正確，那麼現在要做的便是馬上補充營養。在那個傳聞中人人毫無怨言，逆境自強，只有正能量，沒有負能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街頭隨處見到大排檔和賣熟食的流動小販；在那個年代只須像電影《花樣年華》的女主角張曼玉那樣，拿一個銻壺走到街上便能補充營養。今日大排檔所餘無幾，食環署對熟食小販採取零容忍，街上已不可能見到熟食小販；但要替營養不良的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卻必須召喚被趕絕的小販重返香港的街頭，而原因至少有五大點。
（一）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
地產霸權對社會的傷害罄竹難書（幸好剛出版了《地產霸權》一書），但這些年來泛民各團體除了偶爾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對地產霸權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雖然小販是社會的弱勢社群，小販的靈活經營卻可以避開地產霸權的掣肘。正如安徒在〈「中年危機」論政改〉所說，如果這一刻的民主運動有兩條路線，那麼一條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另一條則是「鞏固政權管治認受性為首要目的的民主」（《明報》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安徒十分厚道，沒有指名道姓說什麼人屬第二條路線，但留意近日事態的讀者必定可以自行判斷，倒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在實踐上除了普選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
普選之路原本已是關卡重重，現在民主黨竟然和當權者攜手，失驚無神推出一個不明不白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普選之路更加難走。不過普選無非是為了「促進社會權力均衡」，這些年來，小販一直在泛民眼前，但卻對各種打壓小販的措施無動於中。小販是弱勢社群，卻有能力跟地產霸權周旋；成功抗衡地產霸權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一大步，小販正好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香港的大地產商在特首選舉和功能團體選舉足輕重，普選一旦落實自可削弱地產商的影響力；但卑微的小販一樣可以運用靈活的游擊戰，令地產商坐立不安。去年便發生地產商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制個別小販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的範圍。雖然事件結果如何，未有見到報章報道，但已足以說明卑微的小販其實擁有極大的能耐，連大地產商也徒呼奈何。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絕不稀奇，也不神秘，但意義重大。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這群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是因為不明當中的重大意義，這也是小販足以為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二）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無非來自求生的意志，小販的求生方式是憑自己的眼光判斷城市空間裏有什麼地方適合自己發揮一己之所長。小販的眼光不一定對，但判斷對的便能在城市的一隅立足。
最早的城市研究者把城市看成是一種生態系統，雖然這是一種甚為粗糙的見解，但以生態學的觀點來分析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的作用卻甚有啟發。生態學認為在某生態系統裏，個別物種的作用至為關鍵；小販恰好是這種關鍵物種。深水鴨寮街曾經有很多地攤，除了買賣二手電器和電子零件的，還有一些是買賣古玩和精品的。不少收藏古玩和精品的人士定期到鴨寮街，雖然不一定買到心頭好，但到鴨寮街逛逛已是生活的習慣。他們知道很多像他們那樣的業餘收藏家，百年歸老之後，家人大多將那些收藏品整批拿到鴨寮街賣給地攤的小販。沒有小販便沒有古玩買賣的中介者，當然香港不會缺少經營古玩買賣的商人，但鴨寮街這種充滿庶民色彩的城市空間卻全靠一些小販，憑他們自己的眼光正確地判斷鴨寮街可以讓他們擺設地攤，買賣古玩和精品。同樣，大笪地、女人街等城市空間全是由小販開拓的。
小販是弱勢社群，又是政府花大筆公帑供養的小販掃蕩隊掃蕩的對象，但小販其實是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問題不只是忽視弱勢社群，更是忽視了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牽涉的空間政治。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跟空間政治沾不上邊，恰好在九七之後城市空間政治是地產霸權的主要的戰場，由重建到強拍；由「公共空間」的爭議到「活化歷史建築物」和「活化工廈」的措施都關乎空間政治，也關乎「明益地產商」的利益輸送，但過去十多年裏，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沒有觸及空間政治，只是獨沽一味爭取雙普選。
普選當然要爭取，但未有普選不表示要「繞埋雙手」，投閒置散；未有普選正好讓地產霸權發動全面的空間政治，不但小販遭殃，連所有市民都舉步維艱。「公共空間」原來毫無公共性，只可以進行一些「斷估唔會拉」的活動；「歷史建築物」活化即私有化；重建的結果是「士紳化」，升斗市民無法在市區立足。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未能介入，反觀卑微的小販卻敢於跟地產商周旋到底，這是卑微的小販已足以為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三） 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
（四） 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
（五） 本土文化的生母
鑑於篇幅所限，不能逐一說明以上三點；但提起小販，很多人立即會想到阻塞通道、亂拋垃圾、不衛生，甚至如食環署的宣傳那樣「損害市容」。恰好是這種「中產想像」，當民主運動提出要恢復流動小販發牌時，市民會譁然，民意會一面倒地反對。但群情洶湧的時候正好是教育和帶領群眾介入空間政治，抗衡地產霸權的契機。市民的「中產想像」其實就是地產霸權的一種表現，霸權（hegemony）又可譯作統識。霸權說的不是土豪劣紳橫行無忌的行徑，霸權根本就是一套統識，要人們相信事情必然是這樣或那樣子，沒有其他可能。地產霸權依恃的統識跟市民的「中產想像」異曲同工，互相呼應。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小販開拓的城市空間反而成了不堪入目的景觀（eye sore），政府高官和大財團的CEO關在冷氣房裏度橋構思出來的便是值得推崇的理想成市空間。
九七之後，豪宅之類的樓宇愈起愈多，而且遍布港九新界，無遠弗屆，除了因為地產商財雄勢大，更是因為市民的「中產價值」。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也會認同地產商興建的類豪宅就是他們心儀之選。這些年來，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忽視空間政治，對地產霸權不斷坐大置若罔聞，徹底暴露民主黨吃六四老本和「為民請命」模式的嚴重局限。
其實社會上早已有各路零星的人馬介入空間政治，奮勇地抗衡地產霸權；另一方面市民對地產霸權早有怨言，卻礙於上述「中產想像」，加入打壓小販的行列，變相幫助地產商除去唯一天敵。在政改中，民主黨那種沒有原則的妥協其實是抵受不了市民的「中產想像」，擔心市民對民主運動會漸漸失去信心，必須立即掙點成績沖喜。民主黨的妥協說明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小販正好是突破「中產想像」，拉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文 馬國明
編輯 曾祥泰
「被浪漫」的大浪西灣
「被浪漫」的大浪西灣
【明報專訊】老老實實，大浪西灣，我只去過一次。那是十年前和大學同學一起去鹹田灣看千禧年的日出，回程的時候經過。記憶所及，是海旁的村屋和士多，和通往吹風坳的小路，還有在路上相當冒失地弄失了同學的一盞火水燈。
要作這個聲明，是因為大浪西灣上村村長黎恩申訴，指村民賣地給地產商是因為迫於無奈而非見錢開眼，希望公眾不要把矛頭指向他們。他說﹕「你們一年來一次，不會明白村民在這裏謀生的苦。」換句話說，我們這些在城市人在高喊保護大浪西灣之前，得先警惕自己是否把這個地方來得過於抽象。
在許多要求保護大浪西灣的討論當中，都暗示了這兒本來是個「最後的淨土」，只是當下城市發展要張牙舞爪大肆破壞。這種想法把大浪西灣變成了城市人嚮往自然的一個符號，而非一條有歷史、有生命的村莊；而在這個把少數純潔淨化的過程中，當地人原來並沒有發言的位置。我懷疑，如果我們沒有以當地環境和歷史為基礎，則無論是倡議大興土木還是原封不動，兩者說到底都只是某種城市人的主觀願望，背後只代表另一種的壓迫。
對鄉村生活想像過於浪漫的批判，在香港的社會學界其實不新鮮。回想當年本科時代拿起「香港社會」課的必讀書《誰的城市》，讀到孔誥烽的「千年的壓迫、千年的抵抗」談蜑民歷史，感覺有如當頭捧喝。當年許多有心人為了保衛大澳的文化遺產，常常把大澳描述為一個與世無爭的傳統社區，只因忽然而來的外界干預而風起雲湧。孔誥烽認為這種說法對保護大澳不單無益，甚至有害。
把鄉土對立於都會，把傳統對立於現代，其實正正就是現代主義的「鏡像倒影」，不單無助於打破既有的宰制，更反過來為我們的思考空間設限。試想想，把大浪西灣稱之為香港的「後花園」，不就剛好認同和強化了其邊緣位置了嗎？相對於把鄉郊浪漫化，我們要更理解他們的過去，理解他們的邊緣性如何在歷史中被不斷重構。
從大浪西灣的歷史出發，村長說農村的衰落得從數十年前興建萬宜水庫說起。引水道改變了溪水的流向，影響到農業的發展；而隨年輕人遷走而來的人口下降，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也相繼撤出。學校關門了，醫療隊也不來了，剩下來的空置村屋或者能滿足城市遊人獵奇探秘的慾望，在村民的眼中卻很可能是歲月蒼茫的見證。村民為了謀生曾經私辦旅舍予背包客，結果卻換來無牌經營的政府告票。大浪西灣的邊緣位置，並不是因為堆土機的來臨而忽然出現，而是數十年來的政府政策和公眾（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忽視所做成。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還要去聲討那些村民的話，也未免涼薄。
來到今天，大浪西灣獲發展商的垂青，周邊的環境因而受破壞。按友人陳景輝的分析，這正是公共政府當中「鄉」和「郊」兩個概念被分割所致。如是者，如果我們僅僅去談保護郊野，而拒絕甚至仇視任何形式的鄉村發展，豈非同樣犯上政府「鄉郊割裂」的毛病。到了政府又如市區重建一樣拋出「要在保護郊野和鄉村發展之間取得平衡」之類的偽命題時，我們還回應得了嗎？
再想下去，「新界」這個概念之所以存在，本來就是一系列歷史巧合和政治關係的產物，當中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和權力關係處處不同。在石崗菜園村的抗爭當中，我們學會了原居民村和非原居民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大浪西灣的例子當中，我們或可開始探究在眾多「認可鄉村」之間，也不是每一條村落也如某些元朗圍村一樣受重視。可幸的是近年來以認真探求新界歷史為基礎的社會抗爭已愈來愈見模範，粉嶺北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回應就是一例。
大浪西灣的出路為何，在沒有充分理解其邊緣性之前恐怕難以解答。然而從「鄉郊結合」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設想某種以有機耕作和生態旅遊為基礎的本土經濟，一方面扶持鄉村生活的永續再生，同時達到鄉村發展與保護郊野的目的。這種思路，我想總比要求「什麼也不准發生」，強迫老婆婆住在破落的房屋裏面來讓我們每年凝視一次，應該更為合情合理吧。
後記
上面的討論是為各關心大浪西灣的朋友寫的。但我怕那些局長、副局長看不明白，這兒補上另一個版本給你們。到了二○一二年，如果你們的新上司忽發奇想要你們在新界鄉郊大興土木，你不用和他談「自然作為一種社會論述」之類的抽象東西，而只需要告訴他任何聲稱「香港郊野公園太多」的說法無論客觀來說屬實與否，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也屬政治自殺，對提升親和力與民望無助。香港的土地供應固然要增加，但在向郊野公園動手之前，何不先要求解放軍交回空置軍營。香港特首有膽量向北京告駐港部隊的狀，無論結果成功與否，支持率保證即升十點。
文 梁啟智
【明報專訊】老老實實，大浪西灣，我只去過一次。那是十年前和大學同學一起去鹹田灣看千禧年的日出，回程的時候經過。記憶所及，是海旁的村屋和士多，和通往吹風坳的小路，還有在路上相當冒失地弄失了同學的一盞火水燈。
要作這個聲明，是因為大浪西灣上村村長黎恩申訴，指村民賣地給地產商是因為迫於無奈而非見錢開眼，希望公眾不要把矛頭指向他們。他說﹕「你們一年來一次，不會明白村民在這裏謀生的苦。」換句話說，我們這些在城市人在高喊保護大浪西灣之前，得先警惕自己是否把這個地方來得過於抽象。
在許多要求保護大浪西灣的討論當中，都暗示了這兒本來是個「最後的淨土」，只是當下城市發展要張牙舞爪大肆破壞。這種想法把大浪西灣變成了城市人嚮往自然的一個符號，而非一條有歷史、有生命的村莊；而在這個把少數純潔淨化的過程中，當地人原來並沒有發言的位置。我懷疑，如果我們沒有以當地環境和歷史為基礎，則無論是倡議大興土木還是原封不動，兩者說到底都只是某種城市人的主觀願望，背後只代表另一種的壓迫。
對鄉村生活想像過於浪漫的批判，在香港的社會學界其實不新鮮。回想當年本科時代拿起「香港社會」課的必讀書《誰的城市》，讀到孔誥烽的「千年的壓迫、千年的抵抗」談蜑民歷史，感覺有如當頭捧喝。當年許多有心人為了保衛大澳的文化遺產，常常把大澳描述為一個與世無爭的傳統社區，只因忽然而來的外界干預而風起雲湧。孔誥烽認為這種說法對保護大澳不單無益，甚至有害。
把鄉土對立於都會，把傳統對立於現代，其實正正就是現代主義的「鏡像倒影」，不單無助於打破既有的宰制，更反過來為我們的思考空間設限。試想想，把大浪西灣稱之為香港的「後花園」，不就剛好認同和強化了其邊緣位置了嗎？相對於把鄉郊浪漫化，我們要更理解他們的過去，理解他們的邊緣性如何在歷史中被不斷重構。
從大浪西灣的歷史出發，村長說農村的衰落得從數十年前興建萬宜水庫說起。引水道改變了溪水的流向，影響到農業的發展；而隨年輕人遷走而來的人口下降，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也相繼撤出。學校關門了，醫療隊也不來了，剩下來的空置村屋或者能滿足城市遊人獵奇探秘的慾望，在村民的眼中卻很可能是歲月蒼茫的見證。村民為了謀生曾經私辦旅舍予背包客，結果卻換來無牌經營的政府告票。大浪西灣的邊緣位置，並不是因為堆土機的來臨而忽然出現，而是數十年來的政府政策和公眾（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忽視所做成。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還要去聲討那些村民的話，也未免涼薄。
來到今天，大浪西灣獲發展商的垂青，周邊的環境因而受破壞。按友人陳景輝的分析，這正是公共政府當中「鄉」和「郊」兩個概念被分割所致。如是者，如果我們僅僅去談保護郊野，而拒絕甚至仇視任何形式的鄉村發展，豈非同樣犯上政府「鄉郊割裂」的毛病。到了政府又如市區重建一樣拋出「要在保護郊野和鄉村發展之間取得平衡」之類的偽命題時，我們還回應得了嗎？
再想下去，「新界」這個概念之所以存在，本來就是一系列歷史巧合和政治關係的產物，當中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和權力關係處處不同。在石崗菜園村的抗爭當中，我們學會了原居民村和非原居民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大浪西灣的例子當中，我們或可開始探究在眾多「認可鄉村」之間，也不是每一條村落也如某些元朗圍村一樣受重視。可幸的是近年來以認真探求新界歷史為基礎的社會抗爭已愈來愈見模範，粉嶺北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回應就是一例。
大浪西灣的出路為何，在沒有充分理解其邊緣性之前恐怕難以解答。然而從「鄉郊結合」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設想某種以有機耕作和生態旅遊為基礎的本土經濟，一方面扶持鄉村生活的永續再生，同時達到鄉村發展與保護郊野的目的。這種思路，我想總比要求「什麼也不准發生」，強迫老婆婆住在破落的房屋裏面來讓我們每年凝視一次，應該更為合情合理吧。
後記
上面的討論是為各關心大浪西灣的朋友寫的。但我怕那些局長、副局長看不明白，這兒補上另一個版本給你們。到了二○一二年，如果你們的新上司忽發奇想要你們在新界鄉郊大興土木，你不用和他談「自然作為一種社會論述」之類的抽象東西，而只需要告訴他任何聲稱「香港郊野公園太多」的說法無論客觀來說屬實與否，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也屬政治自殺，對提升親和力與民望無助。香港的土地供應固然要增加，但在向郊野公園動手之前，何不先要求解放軍交回空置軍營。香港特首有膽量向北京告駐港部隊的狀，無論結果成功與否，支持率保證即升十點。
文 梁啟智
脫下官服為南亞裔請命 社署前署長余志穩9月加入融樂會
脫下官服為南亞裔請命
社署前署長余志穩9月加入融樂會
【明報專訊】大角嘴一幢工廠大廈，近日有個瘦削身影經常進出，穿恤衫西褲拿公事包像個「Sales」，看真點，原來是退休一年的社會福利署前署長余志穩。跟隨余志穩穿過昏暗走廊推門進入的，是專門協助少數族裔機構——融樂會。脫下官紗的余志穩，9月將義務加入融樂會執行委員會，重點工作將是「掉轉槍頭」跟他的繼任官員講數，消除南亞裔居民的搵工障礙。他有感公務員會考中英文必須及格的入職門檻，會令南亞青年求職更難，遂建議政府帶頭放寬部分低技術工種的語文要求，例如即使會考中文科不及格，也可獲聘為郵差、司機、搬運工人等。
過去30年是中環常客，如今走到大角嘴，只因余志穩對少數族裔議題深感興趣。「我的曾祖父是英國人，來港做官時娶了中國籍老婆。」他的英文名是Stephen Fisher，「我唔知點解姓余，可能Fisher和魚、魚又跟余有關？」後來他到加拿大讀博士，論文研究當地華僑組織如何融合主流，結果發現開餐館的老華僑，下一代可以是醫生律師，只因兩個字：教育。
一手草擬《種族歧視條例》
1980年他回港入職政務官，至02年出任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一手草擬《種族歧視條例》，為立法工作跟不同膚色的香港人會面，深入接觸本港少數族裔。他記得有個巴基斯坦青年說：「我在香港出生成長，但香港唔係我屋企。」青年後來到巴基斯坦，以為回到真正故鄉，卻發現土地陌生荒涼。
他的腦海於是浮起少年時游走加拿大唐人街畫面：「中國青年濫藥、入幫會，都因為讀書唔成。」香港的南亞裔青年，同樣失學、失業，在灰色的社會角落吸毒、打架、犯罪，「南亞裔後代人數愈來愈多，如何令他們視香港為家？」
促政府放寬入職語文門檻
離開官場，余志穩暢所欲言分析，南亞裔青年按現行教育政策，學習兩文三語實有很大困難，「他們在家講故鄉方言，中文識聽識講唔識寫，英文要好努力學先識。」余志穩記得為官時，約6年前從巴基斯坦領事館取得數字顯示，105名參加會考青年當中，少於10人獲得14分及格成績，「多種語言是學習障礙。」
會考肥佬令求職路崎嶇，余志穩建議政府帶頭放寬公務員入職語文門檻，紓緩南亞青年失業問題：「郵差、司機、搬運等體力勞動工種，識睇識講中英文便可，沒必要將語文要求訂得太高吧？」他建議政府彈性為一些初級工種設定入職語文要求，而非一刀切式要中英文及格，以協助低下階層就業。「現時很多南亞裔青年當修路苦力、日曬雨淋，都是香港人不願做的工作。」
恐最低工資裁員 尋南亞裔開刀
余志穩又關注最低工資立法後，一旦觸發機構裁員，南亞裔會成為僱主開刀的頭號目標，求職亦有困難，希望政府能關注最弱勢，「如果有良好制度，最低工資長遠有助紓解貧困。」統計處2006年數字顯示，本港南亞裔人口達26萬，佔總人口3.8%。
明報記者 盧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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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前對手 入蚊型機構
【明報專訊】香港有眾多社福機構，余志穩為何選中融樂會？「我很欣賞王惠芬。」王惠芬就是融樂會創辦人，2001年成立機構至今不斷「點火」——用盡所有方法求見官員，希望改變對少數族裔不公平的政策。余志穩為官時就領教過王惠芬死纏難打的威力，王笑道：「全部高官都好憎我，除余志穩。」
余志穩一直希望退休做義工但有原則：「不會加入社署撥款資助機構，以免瓜田李下。」另一考慮，是他有感幫助兒童或長者的大機構招攬義工容易，「幫少數族裔，卻不是很多人願意。」退休後一天，王惠芬主動約余志穩食早餐，大膽問：「你有興趣幫我們嗎？」兩人一拍即合。
王說：「真沒想過他爽快答應，好多退休高官都加入有名機構，我們融樂會只是個蚊型組織。」王惠芬98年當外展社工，每天中午看見一班印巴裔小學生在球場邊「猜波」卻不落場，她問豆丁原因，「原來有人告訴他們：只有中國人才可用球場。」她更目睹青年大：「阿差，幾時輪到你玩，走開。」
王又發現很多南亞青年失學在街頭無所事事，「當年只有4間學校收南亞裔學生，排晒長龍。」她決心扶南亞青年一把，欲集北斗星伙伴力量，怎料同事說：「我係中國人，我只服務中國人。」身邊社工視而不見，王惠芬卻一意孤行：「我成為同事眼中釘，覺得我多管閒事、博出位，老細後來炒了我。」
「盼更多高官 似余志穩個心助弱勢」
失業後的晚上，她在公園遇上一名南亞青年父親，在她面前跪下求援：「王小姐，請你幫我個仔戒毒。」王惠芬於是醒覺：「香港，根本沒有人幫少數族裔。」
她創辦融樂會之初沒有支薪，「別人說我有精神病，又話我係富家女有從政野心。」其實她窮到，用爛紙片自製卡片、到垃圾房執辦公桌。她每天瘋狂去信各個政府部門，04年跟教統局說：「如果再不開放學位，我會引用人權法告你們。」最終成功迫使政府修訂政策，解決南亞青年失學問題。
王惠芬要做的還有很多，余志穩的出現為她打下強心針：「希望更多高官，好似余志穩一樣個心出來幫助弱勢。」
海下95幅地一次過易手合司馬文「舉報」發展藍圖
海下95幅地一次過易手合司馬文「舉報」發展藍圖
【明報專訊】有「香港後花園」之稱西貢海下灣是市民浮潛和觀賞珊瑚的熱點，但這片世外桃源正面臨發展商大興土木的威脅。「創建香港」召集人司馬文前日揭發一間名為協寶發展有限公司，於今年1月中以1186萬元購入海下灣大片土地，擬建40多幢低密度獨立屋。本報昨翻查地政總署和稅務局的相關土地交易紀錄，證實協寶購入的海下灣地塊多達95幅，與司馬文獲取的發展計劃圖中擬建住宅的地理位置合（見圖）。
村民指有村民收錢做顧問
本報記者昨走訪海下村，亦從不願披露姓名的村民口中印證確有發展計劃，部分村民參與其中，希望將海下建成豪宅區。有村民批評政府不願出價收地，他們唯有把土地賣給發展商。地政總署發言人則回覆稱，大埔地政處尚未收到海下相關用地有建屋申請。
協寶發展有限公司今年1月14日以1186萬元向「祥運發展有限公司」購入海下灣大片土地，全屬新界283地段，共涉及95個地塊，平均每幅地售價為12.5萬元，位置與網上流傳的住宅發展計劃圖合。協寶唯一的董事是張俊華（譯音），他同時持有另外4間公司，這5間公司全部於去年才成立。本報記者昨曾到訪協寶的登記地址，惟上址卻是人力顧問公司，周末無人應門。
記者昨往海下灣觀察，現場所見，計劃發展的地方圍繞海下村，是一片綠油油的山坡，現時尚未被圍起，故一般遊人未必會知此處日後或有發展計劃。沿擬發展的地方走，除見大量林木，還會經過一個石灰，此石灰屬政府文物，原屬村民所有，但後來捐給政府，供行山客欣賞，暫未知文物會否受計劃影響。至於擬發展成運動設施的地方，現為一片紅樹林，故若發展計劃落實，這片紅樹林或有可能要剷去。
記者向海下村村民詢問有關發展計劃，大都三緘其口，只有部分租戶表明強烈反對，但指未有人計劃收購海下村的房屋。女村長更稱對計劃毫不知情，亦不願接受訪問。
怨政府不肯出錢買地
不過，一名不願上鏡的村民向記者表示，對計劃早已聽聞，並稱當中有村民參與，收錢擔任計劃顧問，但村民亦有游說發展商興建較低密度的住宅，避免過分發展。他批評政府未有為環保出力，又指發展商收地價錢其實頗低，估計政府如出價購地，價錢會高一半，「若政府肯買地，就不用興建住宅，可隨意用來作環保用途」，政府不應在有發展商買地後才干預。
司馬文表示，在西貢郊野公園附近，共有20幅未發展、又沒有「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私人土地，它們亦有可能像大浪西、海下灣被人買起發展。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認為，既然政府願花5000多萬元買下文化遺產甘棠第，為什麼不買屬自然遺產的大浪西灣？黎說，數年前曾粗略估算，現時有生態或景觀價值的土地約佔全港土地1％至2％，以農地價格計算，政府要購回所有土地約需500億元，「少過建高鐵」。
他表示，政府購回這些土地後，可持續發展，除有環境管理，亦可向一些打算繼續居住的居民提供支援，讓他們辦「B&B」民宿、士多。他又指政府應檢討包括丁屋等政策，因這讓許多不打算繼續居住的人轉賣建丁屋權利，成了發展商入侵鄉郊建屋的捷徑。
明報記者 張岳弢 梁琬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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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大興土木 梁振英﹕政府應跟進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昨日出席書展講座時表示，香港的美景是獨一無二，如一塊雙面繡般玲瓏剔透，對於近日接連爆出有商人購入大浪西灣、海下灣的土地，計劃大興土木，他認為特區政府須跟進，長遠社會要討論平衡業權與重要公共財產、自然景觀等問題。
梁振英認為，本港不少景觀、自然生態都是得天獨厚，如何做好土地發展計劃，以及維持生態景觀都值得社會討論。保護環境方面，梁振英稱停車熄匙很值得推行，又認為中國在發展道路上，不能跟隨美國模式發展，否則會將地球的天然資源用盡。
骨灰龕供應少 促各區顧及全港利益
另外，對於有聲音要求撤銷現時的生果金離境限制，梁振英認為在決定有關問題時，必須有全盤考慮，既要考慮本地不少長者是基於生活需到內地定居，亦不能忽視一旦撤銷限制，對本港造成的財政負擔，以及相關的政策漏洞。
特首曾蔭權早前要求各區在興建骨灰龕的問題上，不應「各家自掃門前雪」，梁振英認為，本港骨灰龕土地供應的確緊張，促請各區不要只從本區利益出發，應從全港利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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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店東期待豪宅助「升呢」
【明報專訊】在海下村經營士多的村民翁太，對發展商計劃表示期待，更稱居民大多會接受。她坦言，住在有錢人旁總比住在乞丐旁好，不但令村民升格，更能帶旺海下村，例如附近會興建更多高級食肆﹕「像外國一樣，有酒吧，有Starbucks。」看過記者手上的模擬豪宅圖後，翁太更心生羨慕嘆道：「這才是住人的房子！」
期待酒吧星巴克進駐
翁太打比喻，若附近興建的只是渡假屋，她便會反對﹕「經常有人在附近燒烤，有什麼好？」她又埋怨現時士多的對象只有學生﹕「他們經常嫌貴，10幾元一碗麵也要講價。」她希望海下灣發展成豪宅區後，士多的食物可以升格兼升價。
「有錢人出聲 就有錢保育」
對於有人指在海下灣興建豪宅或破壞環境，翁太便狠批講環保的人自私：「土地是別人的，不可能為了你說環保就不賣出去，要環保就叫他們自己住山洞吧！」
她相信將來的豪宅區居民更會愛惜自己住的地方，不會污染環境：「有錢人出句聲，就可以出錢保育。」
2010年7月21日 星期三
中央鬆綁 港銀行推年定息1.8 厘 人幣產品湧現 零息存款有救
明報
A02 | 要聞 | 頭條 2010-07-20
中央鬆綁 港銀行推年定息1.8 厘 人幣產品湧現 零息存款有救
【明報專訊】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管局，昨日如期就擴大人民幣業務簽署合作備忘錄，意味更多種類的人民幣投資產品有望在港面世，港人目前近乎零息的港元存款，也許會更快轉移到人民幣資產上。匯豐、渣打等大銀行率先推出「人民幣外匯掛存款」等結構性產品；更有銀行以高息吸納人民幣存款，中信銀行國際昨日推出年息可高達1.8 厘的1 年期人民幣定期存款，是目前本港最高的人民幣存款息率。
陳德霖：香港人民幣業務新里程碑
人民銀行與金管局昨就擴大人民幣業務簽署合作備忘錄，人行與本港人民幣業務清算行中銀香港，亦簽署新修訂的《香港銀行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說，有關修訂標誌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一個新的里程碑（見另文）。
新安排之下，可開戶及收取人民幣的企業，由原來指定7 個行業放寬至所有企業，不再有行業限制，而且無論大集團或中小企，兌換人民幣不設上限，又容許跨銀行及跨企業與個人帳戶的轉帳，為基金公司和證券行推出人民幣產品拆牆鬆綁；但個人帳戶每日兌換最多2 萬元人民幣的限制，仍未放寬（協議安排見表三）。
匯豐即日推人幣外匯掛存款
銀行和保險公司隨即搶閘推出人民幣產品，匯豐香港區總裁馬凱博說，該行全力爭取率先推出各種新設計的人民幣服務，搶佔先機。該行現有逾16萬綜合商業戶口已具備人民幣交易功能，即日推出人民幣外匯掛存款，卓越理財客戶存入新資金50 萬元人民幣，12 個月定期存款最高可享年利率1.41％（見表二）。
渣打銀行則推出保本形式的人民幣掛結構性投資產品，昨已有企業客戶買入。發言人表示，企業客戶的人民幣投資產品是度身訂做，回報、息率等視乎個別情，該行正研究向零售客戶銷售產品。
信銀：人幣存款年初至今增四成
中信銀行國際昨推出12 個月人民幣定期存款，若存入新資金50 萬元人民幣，息率高達1.8 厘，屬行內最高。執行副總裁劉月屏稱，該行人民幣存款由年初至今已增長四成，大部分由存款帶動，存款作為簡單的投資工具，期望可為該行帶來更多新客戶。
保險公司亦籌備推出人民幣結算的保險計劃。本港現有的所謂「人民幣保單」，實是以人民幣計價、以港元結算，而人民幣結算保單則由始至終都以人民幣計價及交收。中國人壽旗下的中壽海外，其市場策劃部副總經理殷樹森透露，本周將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及交收、10 年期人民幣儲蓄保險，保證回報率暫定逾2 厘，連同紅利，總回報率料約3厘。壽險總會主席朱永耀期望，保險資金將會有更多人民幣投資渠道，以配合設計出更高回報的保單。除中壽海，市場預料中銀人壽和匯豐保險，最有機會成首批合資格推出人民幣結算保單的保險商（見表一）。
中壽本周推出人幣交收儲蓄保險
除了存款和保險產品，投資股票的人民幣基金，待內地部門開綠燈後也有望出台。但英國保誠高級業務經理譚志雄指出，人民幣基金產品風險較高，保守投資者宜投資人民幣存款或保險；招商證券（香港）投資銀行業務董事總經理溫天納建議，進取投資者在人民幣資產組合中，存款和基金可各佔三至四成，餘下則投資保險，組合較平衡。
新推出或可能出現的人民幣產品
高息人民幣存款
最近銀行為搶人民幣存款，推出息率愈來愈高的人民幣定期存款，1年期存款息率介乎1 厘至1.8 厘，遠高於港元定存的最高0.5 厘
外幣掛人民幣存款
與澳元、歐元等外幣掛的結構性人民幣存款，估計息率回報高於普通人民幣定存
人民幣保單
支付人民幣並以人民幣計價的壽險保單，投保人既獲分紅，同時享受人民幣升值的回報
人民幣債券
支付人民幣並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投保人定期收取利息，又可享受人民幣升值的回報
人民幣基金
支付人民幣並以人民幣計價的基金，有待法規進一步開放始推出
協議新猷FAQ
問：什麼是人民幣《清算協議》？
答：人民銀行03 年委任中銀香港為本港人民幣清算行。當時人行與清算行簽訂《清算協議》，列明工作範疇及營運準則，其他參加行亦透過加入《清算協議》從事人民幣業務
問：《清算協議》昨日修訂了哪些內容？
答：（1）不同銀行之間的客戶可以進行資金轉撥， 以作各種用途， 例如購買財富管理產品；
（2）企業也可開立人民幣存款帳戶（原本只允個人開戶），兌換人民幣不設上限，企業之間亦可進行資金轉撥，而且不一定與貿易結算相關，意味基金公司、證券行等金融中介機構都可開戶，並推出人民幣金融產品
問：《清算協議》修訂對普通市民有何影響？
答：市民購買人民幣產品的選擇增多，銀行提供的人民幣存款息率將提高。銀行及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將可發行人民幣保單、外匯掛人民幣存款，日後甚至會有人民幣基金等多元化產品出現
問：個人兌換人民幣上限有否放寬？
答：沒有。個人每日兌換人民幣上限仍然不超過2 萬元人民幣，每日匯款往內地的8 萬元人民幣上限亦維持不變
人民幣與港人生活愈來愈接近
明報
A04 | 要聞 | 社評 2010-07-20
人民幣與港人生活愈來愈接近
金融管理局與中國人民銀行昨日簽署修訂《清算協議》，為人民幣業務在港愈趨普遍，揭開新一頁，不但將有更多人民幣產品讓市民投資，就促使本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也跨出重要一步。在人民幣自由兌換、邁向國際貨幣已呈不可逆轉之際，當局應該及早研究本港外匯基金增加人民幣資產，以因應實際需要。理論上若僱員同意
港企業可用人民幣出糧
修訂後的《清算協議》，有一個重大突破，就是不限行業，所有企業都可以在港開設人民幣戶口，兌換人民幣也不設上限；人民幣戶口可以實現跨行轉帳，企業戶口也可以轉帳至個人戶口。這個突破，理論上，一個在港企業，若有人民幣戶口，有足夠資金，徵得僱員同意，可以透過銀行自動轉帳給僱員發人民幣為薪金。目前在旅客雲集之處，個別商號樂意收人民幣，主要方便內地購物、消費，並從中賺匯率差價。由於日常使用人民幣仍然極其有限，故此， 「以人民幣出糧」還是較遙遠的事，不過，對於金融機構，《清算協議》所帶來突破，卻是商機所在。
《清算協議》修訂之前，在港人民幣不可轉帳，金融機構不能以中介人身分處理客戶的人民幣，以致無法提供人民幣投資產品的二手市場；修訂後，本港就有條件發展人民幣投資產品，未來可以像其他投資產品一樣，讓投資者自由在二手市場買賣。同出糧一樣，用人民幣在港買股票，可能還是較長遠的事，不過，預期一般基金、證券及保險金融機構，會啟動開發人民幣金融、投資產品，讓投資者的人民幣存款，有更多投資機會。所以，《清算協議》的修訂，將把人民幣業務平台推上新台階，近期，一些銀行對此已積極部署，相繼推出高息吸收更多人民幣存款，看來一場人民幣業務大戰，爭取市場份額的競爭，會在金融機構之間展開，進一步為本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厚實基礎。
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人民幣儼然成為升值的保證。不過，本港自2004 年獲准開辦人民幣業務以來，業務範疇有限，存款亦因每日2 萬元兌換上限，難以顯著增加，到今年5 月底，本港人民幣存款只有847 億元，與約33,000 億港元存款，比例甚低。有市場人士認為，本港人民幣業務要達到一個較具規模的比例，人民幣存款與本港存款的比例應增至約10%，以現行規模而言，即人民幣存款需達到約3,300 億元。
修訂後的《清算協議》，可以增加境外人民幣資金池的規模，不過，由於個人每日兌換上限並無放寬，只能寄望金融機構推出的人民幣產品具吸引力，促使市民加快增加人民幣存款作投資之用，資金池才可以較快增長。而兌換上限放寬之日，人民幣走出去也就更深化了。
中國的資本帳市場仍未開放，本港人民幣業務範疇漸次增加，乃國家所定下人民幣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進程的試點，本港要做的是配合政策，使人民幣在境外累積經驗。基於中國首要考慮金融安全，人民幣業務在港開展步伐，以港人的角度，無疑覺得較緩慢，但是回顧過去數年歷程，可以看到人民幣借助香港，一步一腳印走出去的足。
除了每日兌換上限2 萬元，去年7 月，本港獲准進行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至今年6 月，結算總額達236 億元人民幣，數字雖然不算多，但是處於上升趨勢，例如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預期，今年底前經香港進行的貿易結算金額，可累積至近千億元，未來5 年或增至數萬億元人民幣。另外，中央於去月已批准把跨境人民幣結算境內試點，擴大至20 個省份，境外試點亦會擴至所有國家，情顯示人民幣在境外的流量會逐步增加，如果本港在有關基建、交收、結算計價等各個範疇安排及操作得當，並改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問題，不但可以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累積經驗，也可以為本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逐步建立不可取代的地位。過程雖然漫長，但是到開花結果之日，香港在全球金融整體格局中，就有一席之地。
外匯基金組合
應納入人民幣資產
人民幣逐步邁向自由兌換，本港參與其事，特區政府對於人民幣必然成為國際貨幣，應該有所領會，然則，本港如何利用地位優勢，在人民幣升值中得到利益，是政府應該考慮的方向。例如截至5 月底，本港外匯基金總額約2.2 萬億港元，其中美元國債資產佔1457 億美元，基於聯繫匯率，本港有必要買美債，但是與本港各方面關係更重要的中國大陸，外匯基金的組合中，卻缺少人民幣計價的資產，使人感到有點奇怪。
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亮點，當市民都知道把港元轉為人民幣存款，收升值之利，或等待人民幣投資產品，以賺取更大回報之時，近水樓台的特區政府把人民幣資產納入為外匯基金組合，看來應該引入議事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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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社評
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地位更穩
《信報財經新聞》發表社評認為，「所謂離岸中心，是指香港和內地之間要建立一道防火牆，控制跨境資本流動規模，令中國可以在資本賬不開放的情況下，實現人民幣的部分國際化，使內地的市場在免受投機衝擊下，得到人民幣國際化的部分好處；目前中國對東西亞國家已出現逆差，符合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可以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成為國外居民的投資對象，這方面香港可以憑昨天的協議，大量推出不同的人民幣產品，吸引國外投資者購買；至於對順差國家來說，中國可以加大對外投資，增加人民幣的使用規模和流動性，以及增加人民幣海外貸款，促進人民幣在海外更廣泛地使用。日本就曾經向東南亞國家大量貸款，實現了日圓的國際化，中國早晚也會踏出這一步。配合人民幣走向國際，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將會更加鞏固，短期內其他內地城市對香港的威脅微乎其微。」
恆生銀行：
人民幣國際化商機大
恆生銀行發表的《經濟專題》指出，「人民幣逐步成為國際貨幣，將為本港金融業帶來巨大商機，情況類似50年代歐洲美元（eurodollar)為倫敦帶來的機遇。香港將會成為離岸人民幣流通最廣、人民幣產品最多元化的地區。增加人民幣在境外的流通，以作為貿易及金融產品的計價及結算單位、以及作為投資工具，將有助人民幣走向世界，最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過程亦將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長遠競爭力。」
中信銀行國際：
2020前香港將成人民幣離岸中心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兼中國業務首席經濟策略師廖群博士發表文章指出，「即使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香港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仍存在進一步增長的空間，而隨人民幣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香港人民幣業務的發展潛力將顯著增大。到2020年前人民幣完全可兌換時，全面成熟的人民幣業務已在香港成形，屆時香港會成為國際上公認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證券時報》署名文章
人民幣國際化尚需多項配套跟進
《證券時報》發表劉曉忠的文章表示，「境外離岸人民幣市場目前依舊處於探索起步階段，容量有限，至少目前尚難吸引境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頭寸的意願，從而也難以對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產生支撐。另一方面，在當前國內利率依然非市場化等情況下，境外離岸人民幣風險資產的管理面臨諸多困難。顯然，這意味即便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獲准籌建，能否有效吸引境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意願，推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還要取決於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
《香港經濟日報》社評
人民幣業務 小路轉高速公路
《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社評認為，「因清算協議修訂，打破過去人民幣資金缺乏出路的關鍵瓶頸；若業界能既快且穩地推出各種人民幣投資產品，便可鯨吸國際資金，催生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更多人民幣在港使用及匯聚，又將帶動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令本港人民幣業務駛上高速公路。要這條高速公路走得穩妥，香港須做好兩點，其一，業界要發揮創意，盡快推出各種人民幣投資產品，如保險、股票ETF，抑或其他衍生工具；其二，產品要顧及內地金融安全，不能在這條高速公路上瘋狂賽車，否則一旦危及內地，中央惟有封路，令高速公路重回小徑，於中港都是大折騰。」
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
有利兩地經貿合作
胡曉煉表示，「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在香港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今年上半年全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達到了706億元，其中香港所佔比重達到75%。香港銀行業完善的金融服務、高效的清算支付系統，以及與境外廣泛的貿易投資聯繫，使香港在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她說，兩個文件簽署後，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的溝通和合作會更加緊密。中銀香港將能更好履行人民幣清算行的職能。香港人民幣業務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有利於內地與本港的經貿合作。」
財華社：
新人民幣結算協議下投資機會更多
財華社研究部發表文章認為，「新簽署的《清算協議》乃國家所定下人民幣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進程的試點，不僅有更多人民幣產品讓港人投資，還將促使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在港的金融機構對此已經積極部署，相繼推出人民幣存款等各項業務，預期一般基金、證券及保險金融機構，會啟動開發人民幣金融、投資產品，讓投資者有更多投資機會。雖然人民幣距離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仍遙遠，但人民幣業務在港會日趨普遍。」
《星島日報》社評
人民幣邁向國際 港再上層樓
《星島日報》發表社評認為，「雖然中國透過貿易盈餘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作為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後盾，但是始終憂慮開放人民幣資本帳會招來國際大鱷炒作衝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防火牆』，正好擔任先行先試的角色，享有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超前優勢。……香港在人民幣業務上早先機，架設好了平台，須繼續擔任好這角色，為人民幣國際化作出貢獻，同時鞏固金融中心的地位，帶動經濟就業，並且為港人提供多元化的投資選擇。」
銀行公會主席洪丕正：
人民幣存款量增多有利推出人民幣產品
洪丕正接受採訪時表示，「本港人民幣清算安排修訂，可以令人民幣業務更具彈性及靈活性，任何企業獲准開設人民幣存款帳戶，將令本港人民幣存款量增多，有利銀行推出更多人民幣產品，包括債券、結構性存款及保險產品。」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本港的人民幣業務平台上新台階
陳德霖表示，「隨《清算協議》的修訂，本港銀行為金融機構開設人民幣賬戶和提供各類服務，不再存有限制，而個人和企業相互之間亦可透過銀行自己進行人民幣資金的支付和轉賬。他又預期，更多不同形式的人民幣金融中介活動陸續出台，將本港的人民幣業務平台推上一個新台階。」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
香港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理想地
任志剛接受採訪時認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擁有自由的市場環境，同時具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可以充分發展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幫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他補充，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有待深化推廣，只要處理好人民幣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的關係，離岸業務對在岸市場的衝擊就是可控的。」
財經評論員胡孟青：
須關注人民幣走出去的風險
胡孟青在《am730》發表文章認為，「隨人民幣投資產品、貿易融資、結算，以及協助客戶發債方面的需求，人民幣存款的供應，與之如何配對也是一個大課題，市場一旦同時出現一面倒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求過於供情況將有機會導致出現失衡，炒家會否有機可乘，將會成為必須關注的問題。」
財經評論員石鏡泉：
展示人民幣無限魅力
石鏡泉發表文章認為，「以前中央不許人民幣回流國內，是因為怕金融制度不完善，被熱錢流竄影響到民生，今時肯讓人民幣回流，一是反映國內已不怕熱錢流竄，又或是要人民幣國際化，就不能不承受熱錢流竄的風險。無論如何，今時人民幣可以在企業層面無上限兌換，已展示出無限魅力，會對港市場起刺激。」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
有內地業務港企最受惠
劉展灝接受訪問時認為，「人民幣業務限制進一步放寬，致力內銷的港企尤其受惠，除了交易結算更為便利，人民幣更可成為港商的儲備貨幣。」
■本報記者綜述
A04 | 要聞 | 社評 2010-07-20
人民幣與港人生活愈來愈接近
金融管理局與中國人民銀行昨日簽署修訂《清算協議》，為人民幣業務在港愈趨普遍，揭開新一頁，不但將有更多人民幣產品讓市民投資，就促使本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也跨出重要一步。在人民幣自由兌換、邁向國際貨幣已呈不可逆轉之際，當局應該及早研究本港外匯基金增加人民幣資產，以因應實際需要。理論上若僱員同意
港企業可用人民幣出糧
修訂後的《清算協議》，有一個重大突破，就是不限行業，所有企業都可以在港開設人民幣戶口，兌換人民幣也不設上限；人民幣戶口可以實現跨行轉帳，企業戶口也可以轉帳至個人戶口。這個突破，理論上，一個在港企業，若有人民幣戶口，有足夠資金，徵得僱員同意，可以透過銀行自動轉帳給僱員發人民幣為薪金。目前在旅客雲集之處，個別商號樂意收人民幣，主要方便內地購物、消費，並從中賺匯率差價。由於日常使用人民幣仍然極其有限，故此， 「以人民幣出糧」還是較遙遠的事，不過，對於金融機構，《清算協議》所帶來突破，卻是商機所在。
《清算協議》修訂之前，在港人民幣不可轉帳，金融機構不能以中介人身分處理客戶的人民幣，以致無法提供人民幣投資產品的二手市場；修訂後，本港就有條件發展人民幣投資產品，未來可以像其他投資產品一樣，讓投資者自由在二手市場買賣。同出糧一樣，用人民幣在港買股票，可能還是較長遠的事，不過，預期一般基金、證券及保險金融機構，會啟動開發人民幣金融、投資產品，讓投資者的人民幣存款，有更多投資機會。所以，《清算協議》的修訂，將把人民幣業務平台推上新台階，近期，一些銀行對此已積極部署，相繼推出高息吸收更多人民幣存款，看來一場人民幣業務大戰，爭取市場份額的競爭，會在金融機構之間展開，進一步為本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厚實基礎。
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人民幣儼然成為升值的保證。不過，本港自2004 年獲准開辦人民幣業務以來，業務範疇有限，存款亦因每日2 萬元兌換上限，難以顯著增加，到今年5 月底，本港人民幣存款只有847 億元，與約33,000 億港元存款，比例甚低。有市場人士認為，本港人民幣業務要達到一個較具規模的比例，人民幣存款與本港存款的比例應增至約10%，以現行規模而言，即人民幣存款需達到約3,300 億元。
修訂後的《清算協議》，可以增加境外人民幣資金池的規模，不過，由於個人每日兌換上限並無放寬，只能寄望金融機構推出的人民幣產品具吸引力，促使市民加快增加人民幣存款作投資之用，資金池才可以較快增長。而兌換上限放寬之日，人民幣走出去也就更深化了。
中國的資本帳市場仍未開放，本港人民幣業務範疇漸次增加，乃國家所定下人民幣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進程的試點，本港要做的是配合政策，使人民幣在境外累積經驗。基於中國首要考慮金融安全，人民幣業務在港開展步伐，以港人的角度，無疑覺得較緩慢，但是回顧過去數年歷程，可以看到人民幣借助香港，一步一腳印走出去的足。
除了每日兌換上限2 萬元，去年7 月，本港獲准進行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至今年6 月，結算總額達236 億元人民幣，數字雖然不算多，但是處於上升趨勢，例如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預期，今年底前經香港進行的貿易結算金額，可累積至近千億元，未來5 年或增至數萬億元人民幣。另外，中央於去月已批准把跨境人民幣結算境內試點，擴大至20 個省份，境外試點亦會擴至所有國家，情顯示人民幣在境外的流量會逐步增加，如果本港在有關基建、交收、結算計價等各個範疇安排及操作得當，並改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問題，不但可以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累積經驗，也可以為本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逐步建立不可取代的地位。過程雖然漫長，但是到開花結果之日，香港在全球金融整體格局中，就有一席之地。
外匯基金組合
應納入人民幣資產
人民幣逐步邁向自由兌換，本港參與其事，特區政府對於人民幣必然成為國際貨幣，應該有所領會，然則，本港如何利用地位優勢，在人民幣升值中得到利益，是政府應該考慮的方向。例如截至5 月底，本港外匯基金總額約2.2 萬億港元，其中美元國債資產佔1457 億美元，基於聯繫匯率，本港有必要買美債，但是與本港各方面關係更重要的中國大陸，外匯基金的組合中，卻缺少人民幣計價的資產，使人感到有點奇怪。
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亮點，當市民都知道把港元轉為人民幣存款，收升值之利，或等待人民幣投資產品，以賺取更大回報之時，近水樓台的特區政府把人民幣資產納入為外匯基金組合，看來應該引入議事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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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社評
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地位更穩
《信報財經新聞》發表社評認為，「所謂離岸中心，是指香港和內地之間要建立一道防火牆，控制跨境資本流動規模，令中國可以在資本賬不開放的情況下，實現人民幣的部分國際化，使內地的市場在免受投機衝擊下，得到人民幣國際化的部分好處；目前中國對東西亞國家已出現逆差，符合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可以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成為國外居民的投資對象，這方面香港可以憑昨天的協議，大量推出不同的人民幣產品，吸引國外投資者購買；至於對順差國家來說，中國可以加大對外投資，增加人民幣的使用規模和流動性，以及增加人民幣海外貸款，促進人民幣在海外更廣泛地使用。日本就曾經向東南亞國家大量貸款，實現了日圓的國際化，中國早晚也會踏出這一步。配合人民幣走向國際，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將會更加鞏固，短期內其他內地城市對香港的威脅微乎其微。」
恆生銀行：
人民幣國際化商機大
恆生銀行發表的《經濟專題》指出，「人民幣逐步成為國際貨幣，將為本港金融業帶來巨大商機，情況類似50年代歐洲美元（eurodollar)為倫敦帶來的機遇。香港將會成為離岸人民幣流通最廣、人民幣產品最多元化的地區。增加人民幣在境外的流通，以作為貿易及金融產品的計價及結算單位、以及作為投資工具，將有助人民幣走向世界，最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過程亦將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長遠競爭力。」
中信銀行國際：
2020前香港將成人民幣離岸中心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兼中國業務首席經濟策略師廖群博士發表文章指出，「即使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香港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仍存在進一步增長的空間，而隨人民幣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香港人民幣業務的發展潛力將顯著增大。到2020年前人民幣完全可兌換時，全面成熟的人民幣業務已在香港成形，屆時香港會成為國際上公認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證券時報》署名文章
人民幣國際化尚需多項配套跟進
《證券時報》發表劉曉忠的文章表示，「境外離岸人民幣市場目前依舊處於探索起步階段，容量有限，至少目前尚難吸引境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頭寸的意願，從而也難以對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產生支撐。另一方面，在當前國內利率依然非市場化等情況下，境外離岸人民幣風險資產的管理面臨諸多困難。顯然，這意味即便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獲准籌建，能否有效吸引境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意願，推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還要取決於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
《香港經濟日報》社評
人民幣業務 小路轉高速公路
《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社評認為，「因清算協議修訂，打破過去人民幣資金缺乏出路的關鍵瓶頸；若業界能既快且穩地推出各種人民幣投資產品，便可鯨吸國際資金，催生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更多人民幣在港使用及匯聚，又將帶動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令本港人民幣業務駛上高速公路。要這條高速公路走得穩妥，香港須做好兩點，其一，業界要發揮創意，盡快推出各種人民幣投資產品，如保險、股票ETF，抑或其他衍生工具；其二，產品要顧及內地金融安全，不能在這條高速公路上瘋狂賽車，否則一旦危及內地，中央惟有封路，令高速公路重回小徑，於中港都是大折騰。」
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
有利兩地經貿合作
胡曉煉表示，「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在香港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今年上半年全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達到了706億元，其中香港所佔比重達到75%。香港銀行業完善的金融服務、高效的清算支付系統，以及與境外廣泛的貿易投資聯繫，使香港在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她說，兩個文件簽署後，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的溝通和合作會更加緊密。中銀香港將能更好履行人民幣清算行的職能。香港人民幣業務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有利於內地與本港的經貿合作。」
財華社：
新人民幣結算協議下投資機會更多
財華社研究部發表文章認為，「新簽署的《清算協議》乃國家所定下人民幣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進程的試點，不僅有更多人民幣產品讓港人投資，還將促使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在港的金融機構對此已經積極部署，相繼推出人民幣存款等各項業務，預期一般基金、證券及保險金融機構，會啟動開發人民幣金融、投資產品，讓投資者有更多投資機會。雖然人民幣距離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仍遙遠，但人民幣業務在港會日趨普遍。」
《星島日報》社評
人民幣邁向國際 港再上層樓
《星島日報》發表社評認為，「雖然中國透過貿易盈餘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作為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後盾，但是始終憂慮開放人民幣資本帳會招來國際大鱷炒作衝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防火牆』，正好擔任先行先試的角色，享有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超前優勢。……香港在人民幣業務上早先機，架設好了平台，須繼續擔任好這角色，為人民幣國際化作出貢獻，同時鞏固金融中心的地位，帶動經濟就業，並且為港人提供多元化的投資選擇。」
銀行公會主席洪丕正：
人民幣存款量增多有利推出人民幣產品
洪丕正接受採訪時表示，「本港人民幣清算安排修訂，可以令人民幣業務更具彈性及靈活性，任何企業獲准開設人民幣存款帳戶，將令本港人民幣存款量增多，有利銀行推出更多人民幣產品，包括債券、結構性存款及保險產品。」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本港的人民幣業務平台上新台階
陳德霖表示，「隨《清算協議》的修訂，本港銀行為金融機構開設人民幣賬戶和提供各類服務，不再存有限制，而個人和企業相互之間亦可透過銀行自己進行人民幣資金的支付和轉賬。他又預期，更多不同形式的人民幣金融中介活動陸續出台，將本港的人民幣業務平台推上一個新台階。」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
香港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理想地
任志剛接受採訪時認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擁有自由的市場環境，同時具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可以充分發展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幫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他補充，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有待深化推廣，只要處理好人民幣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的關係，離岸業務對在岸市場的衝擊就是可控的。」
財經評論員胡孟青：
須關注人民幣走出去的風險
胡孟青在《am730》發表文章認為，「隨人民幣投資產品、貿易融資、結算，以及協助客戶發債方面的需求，人民幣存款的供應，與之如何配對也是一個大課題，市場一旦同時出現一面倒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求過於供情況將有機會導致出現失衡，炒家會否有機可乘，將會成為必須關注的問題。」
財經評論員石鏡泉：
展示人民幣無限魅力
石鏡泉發表文章認為，「以前中央不許人民幣回流國內，是因為怕金融制度不完善，被熱錢流竄影響到民生，今時肯讓人民幣回流，一是反映國內已不怕熱錢流竄，又或是要人民幣國際化，就不能不承受熱錢流竄的風險。無論如何，今時人民幣可以在企業層面無上限兌換，已展示出無限魅力，會對港市場起刺激。」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
有內地業務港企最受惠
劉展灝接受訪問時認為，「人民幣業務限制進一步放寬，致力內銷的港企尤其受惠，除了交易結算更為便利，人民幣更可成為港商的儲備貨幣。」
■本報記者綜述
美超低息恐維持幾年 港資產泡沫風險大
明報
A06 | 港聞 | 聞風筆動 | By 李先知 2010-07-20
美超低息恐維持幾年 港資產泡沫風險大
相信沒有多少港人會仔細研究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議息會議紀錄，但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中央銀行的議息取態，對全球經濟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香港當然不會例外。聯儲局剛公布的上月議息會議記錄附件，披露了多名與會成員原來認為，當前疲弱的美國經濟若要恢復「常態」，恐怕要好幾年。具體描述是「不多於五六年」。這意味美國目前的超低息環境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本已轉趨熾熱的香港樓市來說，明顯會有火上加油的效果。
聯儲局上周三晚發表的6 月份議息紀錄長達21 頁，很多記者只看前幾頁便寫稿。誰知一名好細心做新聞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從第12 頁、亦即紀錄中的附件裏，找到了一項極之重要的「美國經濟形勢評估」。這份題為〈經濟預測撮要〉的首頁透露了，聯儲局高層對美國經濟有如下的一段總形勢評估：
「（聯儲局公開委員會會議）與會者普遍預期，基於經濟滑坡嚴重，相信經濟要花上一段時間，才可重回長期軌。後者的特徵是產出增長率、就業率與通脹率均能持續，並符合與會者對聯儲局雙重使命（指維持經濟增長與低通脹）的理解。大多數與會者並預期，這個重回長期（經濟）軌的過程，需時應不多於5 至6 年。」
上述一段話的最後一句令外界猛然驚醒，最掌握美國金融經濟形勢的聯儲局最高層，原來正估算飽受金融海嘯衝擊的美國經濟要好幾年時間才能回復常態。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所謂「不多於5 至6 年」，其實是公關修辭，以減低事情對外界的衝擊，更準確的意思應是——美國經濟恐怕要5 年才能回復常態。換言之，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聯儲局會在一年半載內結束當前接近「零息」的狀態，令利息回復常態。
由於不少亞洲地區的貨幣，包括香港與中國在內，基本上都是跟美元走，因此當美國聯儲局長期維持超低息，亞洲地區的利息勢必會同步處於超低息的狀態。對於正逐步升溫的亞洲地區資產市場來說，這肯定會有火上加油的效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上周曾公開警告，處理資本湧入和因此而衍生的經濟過熱風險與信貸資產泡沫，已成為了亞洲國家當前的主要政策挑戰。卡恩明言，投資者目前投資於歐洲與日本等地的意欲極低，大量游資湧向新興市場， 「這在短期內會造成不穩，而若資金突然停止流入，同樣會帶來不穩」。
港人早已領教過實體經濟復蘇乏力、但資產價格卻升的弔詭現象。2003 年SARS 一役，令本港樓價大跌，更苦透了數以十萬計的負資產家庭。然而，維持了接近一年半的零息環境，看來已令香港人忘卻了泡沫歷史的慘痛教訓。
近月來炒買之風四起，昨日《明報》便報道了，鴨洲中產屋苑的一個車位已炒至接近100 萬。市區不少中產屋苑的做價更早已重拾1997 年的高峰。這回，更嚴峻的情是，內地資金也十分充裕，並有流向香港之勢。北京上月一場拍賣會上，一瓶陳年茅台便以103 萬元人民幣的天價成交，比底價高出7 倍。而在4 個月前，類似的拍價成交價還只是25 萬元。內地樓市屢壓不下，也正是因為流資太多之故。香港地產商當然看準了這個勢頭，正想方設法引導這些巨額閒資來港買樓。
泡沫形成之初大家都會很快樂，因為大家手上的資產都會天天漲價。問題是這些虛幻的價格遲早會調頭急速回落，並進而拖累整個社會。大家能不小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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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 港聞 | 聞風筆動 | By 李先知 2010-07-20
美超低息恐維持幾年 港資產泡沫風險大
相信沒有多少港人會仔細研究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議息會議紀錄，但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中央銀行的議息取態，對全球經濟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香港當然不會例外。聯儲局剛公布的上月議息會議記錄附件，披露了多名與會成員原來認為，當前疲弱的美國經濟若要恢復「常態」，恐怕要好幾年。具體描述是「不多於五六年」。這意味美國目前的超低息環境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本已轉趨熾熱的香港樓市來說，明顯會有火上加油的效果。
聯儲局上周三晚發表的6 月份議息紀錄長達21 頁，很多記者只看前幾頁便寫稿。誰知一名好細心做新聞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從第12 頁、亦即紀錄中的附件裏，找到了一項極之重要的「美國經濟形勢評估」。這份題為〈經濟預測撮要〉的首頁透露了，聯儲局高層對美國經濟有如下的一段總形勢評估：
「（聯儲局公開委員會會議）與會者普遍預期，基於經濟滑坡嚴重，相信經濟要花上一段時間，才可重回長期軌。後者的特徵是產出增長率、就業率與通脹率均能持續，並符合與會者對聯儲局雙重使命（指維持經濟增長與低通脹）的理解。大多數與會者並預期，這個重回長期（經濟）軌的過程，需時應不多於5 至6 年。」
上述一段話的最後一句令外界猛然驚醒，最掌握美國金融經濟形勢的聯儲局最高層，原來正估算飽受金融海嘯衝擊的美國經濟要好幾年時間才能回復常態。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所謂「不多於5 至6 年」，其實是公關修辭，以減低事情對外界的衝擊，更準確的意思應是——美國經濟恐怕要5 年才能回復常態。換言之，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聯儲局會在一年半載內結束當前接近「零息」的狀態，令利息回復常態。
由於不少亞洲地區的貨幣，包括香港與中國在內，基本上都是跟美元走，因此當美國聯儲局長期維持超低息，亞洲地區的利息勢必會同步處於超低息的狀態。對於正逐步升溫的亞洲地區資產市場來說，這肯定會有火上加油的效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上周曾公開警告，處理資本湧入和因此而衍生的經濟過熱風險與信貸資產泡沫，已成為了亞洲國家當前的主要政策挑戰。卡恩明言，投資者目前投資於歐洲與日本等地的意欲極低，大量游資湧向新興市場， 「這在短期內會造成不穩，而若資金突然停止流入，同樣會帶來不穩」。
港人早已領教過實體經濟復蘇乏力、但資產價格卻升的弔詭現象。2003 年SARS 一役，令本港樓價大跌，更苦透了數以十萬計的負資產家庭。然而，維持了接近一年半的零息環境，看來已令香港人忘卻了泡沫歷史的慘痛教訓。
近月來炒買之風四起，昨日《明報》便報道了，鴨洲中產屋苑的一個車位已炒至接近100 萬。市區不少中產屋苑的做價更早已重拾1997 年的高峰。這回，更嚴峻的情是，內地資金也十分充裕，並有流向香港之勢。北京上月一場拍賣會上，一瓶陳年茅台便以103 萬元人民幣的天價成交，比底價高出7 倍。而在4 個月前，類似的拍價成交價還只是25 萬元。內地樓市屢壓不下，也正是因為流資太多之故。香港地產商當然看準了這個勢頭，正想方設法引導這些巨額閒資來港買樓。
泡沫形成之初大家都會很快樂，因為大家手上的資產都會天天漲價。問題是這些虛幻的價格遲早會調頭急速回落，並進而拖累整個社會。大家能不小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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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上京求功能組免死 賈慶林聽罷不回應 余若薇斥「告御狀」
廠商會上京求功能組免死
賈慶林聽罷不回應 余若薇斥「告御狀」
【明報專訊】在泛民一致要求盡快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以落實雙普選之際，在立法會佔一席位的中華廠商聯合會，昨在北京拜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時，指功能組別有存在價值，不是直選議席可以取代，賈慶林未有作回應。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形容，廠商會這等於向中央「告御狀」，做法違反「一國兩制」。
廠商會訪京團一行60多人，昨日先後會見賈慶林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訪問團成員兼廠商會立法會議員林大輝昨晚接受本報查詢時說，廠商會向賈慶林反映功能組別在立法會的存在價值，包括可以平衡議會，以及直選不能取代功能組別的貢獻、功用等，並向賈慶林表明功能組別沒必要取消，但現時功能組別的選舉制度，就有優化的必要和作用。
反映意見：沒必要取消
據官方新華社報道，賈慶林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會見上指出，立法會最終表決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使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邁出實質步伐，是符合香港公眾的普遍願望，也是中央政府樂於看到的，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賈慶林又說，香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理好、建設好香港」。
林大輝說，賈慶林在功能組別的問題上，都是聽意見為主，未有就細節作出回應。他引述賈慶林充分肯定廠商會在經濟、民生的問題上的工作，又認為現時社會應集中精力處理社會民生等問題。他說，賈慶林寄語4點廠商會未來的發展，包括經濟發展、促進民主、改善民生以及促進和諧社會，又期望廠商會可加強與青少年溝通。
林大輝表示，無論是廠商會還是周波，大家都同意在政改方案通過後，可多放時間在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上，社會上太多爭拗也浪費了大家很多時間和精力，不能集中做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事。
引述賈慶林 需年輕人參與
林大輝引述賈慶林說，未來香港需要更多年輕人參與社會服務，包括工商業界及團體服務等。他解釋，希望通過舊有經驗，再加上年輕人的新思維，透過新舊交更，配合香港的新發展。林大輝說，年輕人是每個社會的將來，他們敢挑戰及具冒險精神，有前瞻性，有突破的思變，若社會能構建一個平台，讓年輕人有充分的渠道發聲及反映意見，有機會令他們變成有助社會進步的「正能量」，否則他們隨時會變「負能量」，不利社會和諧。
他又引述周波在會上提醒，希望他們多關心弱勢社群，樓價過高會影響這些人。
林大輝﹕周波盼多關心弱勢社群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可說關乎立法會能否達致普選的最關鍵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6月7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傳媒發表講話，談及功能組別問題時，承認社會就這問題「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並強調「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分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賈慶林聽罷不回應 余若薇斥「告御狀」
【明報專訊】在泛民一致要求盡快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以落實雙普選之際，在立法會佔一席位的中華廠商聯合會，昨在北京拜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時，指功能組別有存在價值，不是直選議席可以取代，賈慶林未有作回應。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形容，廠商會這等於向中央「告御狀」，做法違反「一國兩制」。
廠商會訪京團一行60多人，昨日先後會見賈慶林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訪問團成員兼廠商會立法會議員林大輝昨晚接受本報查詢時說，廠商會向賈慶林反映功能組別在立法會的存在價值，包括可以平衡議會，以及直選不能取代功能組別的貢獻、功用等，並向賈慶林表明功能組別沒必要取消，但現時功能組別的選舉制度，就有優化的必要和作用。
反映意見：沒必要取消
據官方新華社報道，賈慶林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會見上指出，立法會最終表決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使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邁出實質步伐，是符合香港公眾的普遍願望，也是中央政府樂於看到的，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賈慶林又說，香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理好、建設好香港」。
林大輝說，賈慶林在功能組別的問題上，都是聽意見為主，未有就細節作出回應。他引述賈慶林充分肯定廠商會在經濟、民生的問題上的工作，又認為現時社會應集中精力處理社會民生等問題。他說，賈慶林寄語4點廠商會未來的發展，包括經濟發展、促進民主、改善民生以及促進和諧社會，又期望廠商會可加強與青少年溝通。
林大輝表示，無論是廠商會還是周波，大家都同意在政改方案通過後，可多放時間在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上，社會上太多爭拗也浪費了大家很多時間和精力，不能集中做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事。
引述賈慶林 需年輕人參與
林大輝引述賈慶林說，未來香港需要更多年輕人參與社會服務，包括工商業界及團體服務等。他解釋，希望通過舊有經驗，再加上年輕人的新思維，透過新舊交更，配合香港的新發展。林大輝說，年輕人是每個社會的將來，他們敢挑戰及具冒險精神，有前瞻性，有突破的思變，若社會能構建一個平台，讓年輕人有充分的渠道發聲及反映意見，有機會令他們變成有助社會進步的「正能量」，否則他們隨時會變「負能量」，不利社會和諧。
他又引述周波在會上提醒，希望他們多關心弱勢社群，樓價過高會影響這些人。
林大輝﹕周波盼多關心弱勢社群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可說關乎立法會能否達致普選的最關鍵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6月7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傳媒發表講話，談及功能組別問題時，承認社會就這問題「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並強調「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分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2010年7月18日 星期日
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釐定長遠目標策略
明報
B17 | MP+觀點 | By 蔡冠深 2010-07-15
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釐定長遠目標策略
香港政制發展已邁出重要的一步，有利營造社會和諧氣氛，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應把握良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增強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我們已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請其借鑑其他實行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法國等制訂中長期經濟規劃的經驗，凝聚社會各界對未來5 年發展的共識，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為香港經濟發展釐定長遠目標和策略。
有助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加快轉型
產業政策對推動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藉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深入明確闡釋本港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的發展策略。
目前，香港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旅遊、物流和專業服務）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六大優勢產業（教育、醫療、創新科技、檢測認證、環保和文化創意）則是香港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重要驅動力。特區政府已提出以「鞏固四大支柱產業、推動六大優勢產業」為香港未來產業發展的主導原則。在此基礎上，特區政府可進一步從宏觀角度釐定各主要產業的發展目標，以及對每個產業給予政策支持，並將這些產業政策納入「5 年發展方略」之內，確保四大支柱產業平穩發展，並進一步為六大優勢產業在內地和周邊國家及地區尋求更廣闊的市場，增強香港經濟轉型的驅動力。
有助深化香港內地經濟合作
香港與內地經濟已是密不可分，我們建議特區政府亦可透過深入研究和分析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角色、地位，相應地提出香港長遠發展目標和策略，藉此進一步深化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這些目標和策略對本港企業制訂投資和營運策略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有助他們善用香港相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優勢，把握內地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機遇，更好地將內地拓展為香港的經濟腹地。
香港的未來發展主要潛力之一，來自香港與內地各經濟區域的優勢互補、融合發展。因此，香港在制訂長遠發展規劃的過程中，必須關注周邊地區的發展規劃，透過制訂「5 年發展方略」，香港可與相關的內地省市進行互動交流、取長補短，在不同經濟領域內分工協調、錯位發展。
跨境基建對推動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至關重要，這些項目涉及香港與內地的環境、交通網絡對接、海關邊檢、防疫等綜合問題，需要特區政府與相關的內地各級政府進行長時間的溝通協調。建議特區政府可將香港未來的大型基建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策略納入「5 年發展方略」之中，盡早開展研究、諮詢及規劃工作，讓社會各界及早就此達成共識，既有利推行政策和開展工程項目，亦可加快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的溝通及協調。
盡早開始制訂
近年各界人士日益關注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尤其是在周邊國家和地區迅速發展中，香港如何就未來發展作出長遠規劃和定位。我在今年3 月向全國政協提交《關於國家「十二五」規劃香港長遠發展戰略的建議》的提案，獲得50 多位港區政協委員聯署支持，顯示香港各界期望藉國家草擬「十二五」規劃的契機，進一步推動香港經濟向前邁進。
事實上，特區政府相當重視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工作，早就「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工作進展，以及香港配合「十二五」規劃等事宜，與國家相關部委進行互訪及交流，並爭取將《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有關政策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
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可進一步開展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的工作。這個工作可以由政務司牽頭統籌有關政策局以及中央政策組來進行，並廣泛徵求香港商界、學界、智庫和各種民間團體的意見。制訂出來的各項具體發展方略由各政策局與業界配合執行落實。這樣可以為香港長遠發展釐定方向、目標和相應政策措施，配合國家的發展規劃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作者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會
B17 | MP+觀點 | By 蔡冠深 2010-07-15
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釐定長遠目標策略
香港政制發展已邁出重要的一步，有利營造社會和諧氣氛，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應把握良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增強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我們已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請其借鑑其他實行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法國等制訂中長期經濟規劃的經驗，凝聚社會各界對未來5 年發展的共識，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為香港經濟發展釐定長遠目標和策略。
有助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加快轉型
產業政策對推動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藉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深入明確闡釋本港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的發展策略。
目前，香港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旅遊、物流和專業服務）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六大優勢產業（教育、醫療、創新科技、檢測認證、環保和文化創意）則是香港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重要驅動力。特區政府已提出以「鞏固四大支柱產業、推動六大優勢產業」為香港未來產業發展的主導原則。在此基礎上，特區政府可進一步從宏觀角度釐定各主要產業的發展目標，以及對每個產業給予政策支持，並將這些產業政策納入「5 年發展方略」之內，確保四大支柱產業平穩發展，並進一步為六大優勢產業在內地和周邊國家及地區尋求更廣闊的市場，增強香港經濟轉型的驅動力。
有助深化香港內地經濟合作
香港與內地經濟已是密不可分，我們建議特區政府亦可透過深入研究和分析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角色、地位，相應地提出香港長遠發展目標和策略，藉此進一步深化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這些目標和策略對本港企業制訂投資和營運策略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有助他們善用香港相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優勢，把握內地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機遇，更好地將內地拓展為香港的經濟腹地。
香港的未來發展主要潛力之一，來自香港與內地各經濟區域的優勢互補、融合發展。因此，香港在制訂長遠發展規劃的過程中，必須關注周邊地區的發展規劃，透過制訂「5 年發展方略」，香港可與相關的內地省市進行互動交流、取長補短，在不同經濟領域內分工協調、錯位發展。
跨境基建對推動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至關重要，這些項目涉及香港與內地的環境、交通網絡對接、海關邊檢、防疫等綜合問題，需要特區政府與相關的內地各級政府進行長時間的溝通協調。建議特區政府可將香港未來的大型基建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策略納入「5 年發展方略」之中，盡早開展研究、諮詢及規劃工作，讓社會各界及早就此達成共識，既有利推行政策和開展工程項目，亦可加快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的溝通及協調。
盡早開始制訂
近年各界人士日益關注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尤其是在周邊國家和地區迅速發展中，香港如何就未來發展作出長遠規劃和定位。我在今年3 月向全國政協提交《關於國家「十二五」規劃香港長遠發展戰略的建議》的提案，獲得50 多位港區政協委員聯署支持，顯示香港各界期望藉國家草擬「十二五」規劃的契機，進一步推動香港經濟向前邁進。
事實上，特區政府相當重視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工作，早就「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工作進展，以及香港配合「十二五」規劃等事宜，與國家相關部委進行互訪及交流，並爭取將《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有關政策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
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可進一步開展制訂「香港5 年發展方略」的工作。這個工作可以由政務司牽頭統籌有關政策局以及中央政策組來進行，並廣泛徵求香港商界、學界、智庫和各種民間團體的意見。制訂出來的各項具體發展方略由各政策局與業界配合執行落實。這樣可以為香港長遠發展釐定方向、目標和相應政策措施，配合國家的發展規劃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作者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會
新選舉制度安排的蝴蝶效應
明報
B17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7-15
新選舉制度安排的蝴蝶效應
政改決議案在立法會通過後，很快便會進入本地立法階段，2012 年新的選舉制度安排，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出現怎樣的爭議？本文嘗試集中討論立法會那一部分，看看會出現哪些原初未必想到的「蝴蝶效應」。
直選特首的「試金石」
首先，最為矚目的，首推是擁有300 多萬選民基礎、新增的5 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
有人建議把5 個議席分配在5 個立法會選區，但此舉無疑太過偏幫民主派（愛國陣營只在九龍東稍有機會），亦讓制度變得太過架疊屋，因此把5 席集中在全港單一選區，較為合理。
民主黨這個改良版區議會方案，又被稱為「一人兩票」方案。在海外實行「兩票制」的國家，政黨通常都會把婦女、少數族裔、弱勢群體、專家學者等代表，放在全國政黨名單中參選，以保障這些在分區直選中欠缺地區實力的候選人，可以得到政黨效應庇蔭，坐享safe seat。
但在香港如今的獨特政治環境之下，卻可能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政治考慮，它可能對重量級政治明星，起到磁石般的作用。
超級區議會議席或成king-maker
首先，在2017 年普選特首的前提下，不少野心勃勃的重量級政治明星，都躍躍欲試，欲以這個「超級區議會議席」來「試票」，看看自己究竟有幾多全港性票源，為自己角逐普選特首，先作熱身。
第二，在特區政府民望低落的情下，以「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參選，不單可以隨時手握三四十萬票，來力壓特區政府官員，更可以以此成為自己「入閣」，自推薦作問責官員的政治資本。
因此， 「超級區議會議席」，隨時會有一番蝴蝶效應，成為特區政壇的king-maker。
有趣的是，現時一個爭議，就是若要參選這新增5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究竟本身需不需要是區議員？有人建議把之擴闊至「與區議會有實質聯繫的人士」，此舉當然符合現有功能組別的做法，但也有為前述那些重量級政治明星「預鋪後路」之嫌。要知道，或許有很多重量級政治明星，因為前述兩大原因，對於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躍躍欲試，但卻並不代表他們有興趣於2011 年先行參選區議會，要知道，立法會議員紆尊降貴參選區議會，並不代表十拿九穩，探囊取物，過往便出現過李華明、周梁淑怡等慘遭滑鐵盧的例子，畢竟「猛虎不及地頭蟲」。
社民連已經大義凜然的聲稱，會以「三不政策」來回應新增5 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即「不參選、不投票和不提名」。
公民黨會否投身「魔鬼」方案？
而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則曾經在《明報》撰文，說新方案存在至少3 隻「魔鬼」，分別是「政治分贓」、「易請難送」、「以假亂真」。我想，如今大家都會睜大眼睛，看看公民黨中人，最終又會否參選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投身他們口中的「魔鬼」方案？雖然分區直選部分，看似變化不大，只是增加了5 個議席，但一樣會有一定的蝴蝶效應。
重劃直選選區的蝴蝶效應
過去10 年，其實都陸續有人提出，應否把分區直選5 大選區重劃，原因是新界人口急劇增長，相反，九龍則人口增長放緩，如果選區分界維持不變，則新界東、西兩個選區，與九龍東、西兩個選區相比，不但在地理面積上，即使在人口及議席分配上，也會出現相距愈來愈懸殊的情。於是過往便傳出過，諸如把將軍澳及葵涌分別從新界東及新界西選區劃出，改劃入九龍東及九龍西選區的建議，縮窄彼此間人口差距。
今次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分區直選獲多加5 個議席，無疑將令問題更加突出。5 個議席，不一定想當然的每區增加一席，若按人口比例分配，隨時可能集中在新界，讓新界出現擁有10 個議席的超級大選區，與九龍只得四五個議席的小選區，形成懸殊對比。
於是近日再次傳出，把新界分拆成3 個選區的建議，除了原有的「新界東」和「新界西」之外，把北區從新界東，以及屯門、元朗、天水圍從新界西抽出，合併成新選區「新界北」。
但是在今天陰謀論充斥，爭拗不斷的香港社會，這類建議，一定會惹來激烈爭議，因為任何選區重劃，對各大政黨和候選人，影響也不會是中性的，部分會因此得益，部分則會因此受損。
首先，選區重劃，會把政黨和候選人的票倉切割，若然被瓜分至兩個不同選區，得票就會被嚴重攤薄。例如前述把新界分拆成3 個選區的建議，以北區和沙田作為票倉的民主黨黃成智，將首當其衝，被瓜分至兩個不同選區。
其次，選區較大，每區議席較多，對小政黨較為有利，因為只要拿較小百分比的得票，便可取得議席。例如對於一個拿10%得票率的小黨，如果選區大細被定於七至八席以上的大選區，它要穩得一席不是問題；但如果大細被定於約5 席的中選區，那麼它就捉襟見肘。所以如果選區重劃，棄「大」選區而取「中」選區，將直接打擊小黨如社民連的生存空間。
（後政改新局．系列之四．完）
（本專欄暫停，暑假後恢復）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B17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7-15
新選舉制度安排的蝴蝶效應
政改決議案在立法會通過後，很快便會進入本地立法階段，2012 年新的選舉制度安排，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出現怎樣的爭議？本文嘗試集中討論立法會那一部分，看看會出現哪些原初未必想到的「蝴蝶效應」。
直選特首的「試金石」
首先，最為矚目的，首推是擁有300 多萬選民基礎、新增的5 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
有人建議把5 個議席分配在5 個立法會選區，但此舉無疑太過偏幫民主派（愛國陣營只在九龍東稍有機會），亦讓制度變得太過架疊屋，因此把5 席集中在全港單一選區，較為合理。
民主黨這個改良版區議會方案，又被稱為「一人兩票」方案。在海外實行「兩票制」的國家，政黨通常都會把婦女、少數族裔、弱勢群體、專家學者等代表，放在全國政黨名單中參選，以保障這些在分區直選中欠缺地區實力的候選人，可以得到政黨效應庇蔭，坐享safe seat。
但在香港如今的獨特政治環境之下，卻可能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政治考慮，它可能對重量級政治明星，起到磁石般的作用。
超級區議會議席或成king-maker
首先，在2017 年普選特首的前提下，不少野心勃勃的重量級政治明星，都躍躍欲試，欲以這個「超級區議會議席」來「試票」，看看自己究竟有幾多全港性票源，為自己角逐普選特首，先作熱身。
第二，在特區政府民望低落的情下，以「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參選，不單可以隨時手握三四十萬票，來力壓特區政府官員，更可以以此成為自己「入閣」，自推薦作問責官員的政治資本。
因此， 「超級區議會議席」，隨時會有一番蝴蝶效應，成為特區政壇的king-maker。
有趣的是，現時一個爭議，就是若要參選這新增5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究竟本身需不需要是區議員？有人建議把之擴闊至「與區議會有實質聯繫的人士」，此舉當然符合現有功能組別的做法，但也有為前述那些重量級政治明星「預鋪後路」之嫌。要知道，或許有很多重量級政治明星，因為前述兩大原因，對於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躍躍欲試，但卻並不代表他們有興趣於2011 年先行參選區議會，要知道，立法會議員紆尊降貴參選區議會，並不代表十拿九穩，探囊取物，過往便出現過李華明、周梁淑怡等慘遭滑鐵盧的例子，畢竟「猛虎不及地頭蟲」。
社民連已經大義凜然的聲稱，會以「三不政策」來回應新增5 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即「不參選、不投票和不提名」。
公民黨會否投身「魔鬼」方案？
而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則曾經在《明報》撰文，說新方案存在至少3 隻「魔鬼」，分別是「政治分贓」、「易請難送」、「以假亂真」。我想，如今大家都會睜大眼睛，看看公民黨中人，最終又會否參選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投身他們口中的「魔鬼」方案？雖然分區直選部分，看似變化不大，只是增加了5 個議席，但一樣會有一定的蝴蝶效應。
重劃直選選區的蝴蝶效應
過去10 年，其實都陸續有人提出，應否把分區直選5 大選區重劃，原因是新界人口急劇增長，相反，九龍則人口增長放緩，如果選區分界維持不變，則新界東、西兩個選區，與九龍東、西兩個選區相比，不但在地理面積上，即使在人口及議席分配上，也會出現相距愈來愈懸殊的情。於是過往便傳出過，諸如把將軍澳及葵涌分別從新界東及新界西選區劃出，改劃入九龍東及九龍西選區的建議，縮窄彼此間人口差距。
今次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分區直選獲多加5 個議席，無疑將令問題更加突出。5 個議席，不一定想當然的每區增加一席，若按人口比例分配，隨時可能集中在新界，讓新界出現擁有10 個議席的超級大選區，與九龍只得四五個議席的小選區，形成懸殊對比。
於是近日再次傳出，把新界分拆成3 個選區的建議，除了原有的「新界東」和「新界西」之外，把北區從新界東，以及屯門、元朗、天水圍從新界西抽出，合併成新選區「新界北」。
但是在今天陰謀論充斥，爭拗不斷的香港社會，這類建議，一定會惹來激烈爭議，因為任何選區重劃，對各大政黨和候選人，影響也不會是中性的，部分會因此得益，部分則會因此受損。
首先，選區重劃，會把政黨和候選人的票倉切割，若然被瓜分至兩個不同選區，得票就會被嚴重攤薄。例如前述把新界分拆成3 個選區的建議，以北區和沙田作為票倉的民主黨黃成智，將首當其衝，被瓜分至兩個不同選區。
其次，選區較大，每區議席較多，對小政黨較為有利，因為只要拿較小百分比的得票，便可取得議席。例如對於一個拿10%得票率的小黨，如果選區大細被定於七至八席以上的大選區，它要穩得一席不是問題；但如果大細被定於約5 席的中選區，那麼它就捉襟見肘。所以如果選區重劃，棄「大」選區而取「中」選區，將直接打擊小黨如社民連的生存空間。
（後政改新局．系列之四．完）
（本專欄暫停，暑假後恢復）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楊立才吳玉仁：我們就是維權發電機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Fighting | By Lo 2010-07-15
楊立才吳玉仁：我們就是維權發電機
編按： 北京著名的藝術園區798 改裝重整， 一些藝術創作單位被無理逼遷，部分藝術家投入抗爭，拒絕遷出，竟惹來黑道分子和警察的暴力騷擾，黑白二道竟然透過不同的方式聯手合作，荒謬諷刺得像一齣都市黑色喜劇。身處北京的香港文化人阿Lo 採訪了兩位被毆打並拘捕的藝術家，聽聽他們的說法，看看公權力的黑暗。文、圖：Lo
「老羊」楊立才現在的感覺，有點像撞牆，雖然痛，但踏實。「你知道，撞牆，你要承擔痛苦。但，牆還是要撞，這是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希望有一天，這牆會消失，雖然希望不大。但如果不去撞，你就只能接受一個事實：在你前方，永遠有一道越來越強大的牆，而你只能一輩子活在牆內。」
7 月5 日，和老羊約在北京798 藝術區見面。他剛去完看守所，探望因他而被抓的藝術家吳玉仁。三十多天了，警察不單沒放人，還把吳玉仁「案件」移交到檢察院。這天，檢察院的批捕剛發，即是說，等待被審判。
一切，都從一台「維權」發電機說起。
斷水斷電逼遷
首先是年初， 008 藝術區和正陽藝術區被逼遷，斷水斷電，藝術家自備發電機供電。2 月21 日深夜，一幫黑社會拿棍和刀，闖進已被強拆得破爛的正陽藝術區，吳玉仁和劉懿從008 趕去支援，結果不少藝術家被砍傷。第二天，吳玉仁和坐輪椅的劉懿帶隊，一眾維權藝術家上長安街「閃電」遊行。艾未未和老羊，都在現場。後來，賠償談妥，事件就此了結，008 和正陽也消失。
然後是老羊在798 的「白糖罐」——這間推介中國獨立音樂的工作室，也是他五年來的家。5 月30日，老羊從玉樹回來沒幾天，即被798 物業管理公司斷電，他跟吳玉仁借了那台發電機。第二天下午，798物業的人帶著廿來個小伙子保安，把發電機搶走。老羊和吳玉仁到派出所報案，警察反把他倆拘留，受害人變為嫌疑犯， 禁止與家人聯絡。被指「妨礙警察執行職務」的老羊絕食四天，抗議警方毆打吳玉仁。拘留滿十天後，老羊被釋放。
回白糖罐第二天，老羊家被洗劫一空，剩下滿牆釘子和一隻馬桶。他堅持留守，不單因為這是最後防線，更因為仍被關押的吳玉仁。其間，過來聲援的，有好友也有不認識的大學政治系教授， 還有推特（Twitter）網友。6 月15 日，老羊終於被勸退撤離，因為大家實在擔心他的人身安全。他亦請到滕彪和溫海波兩位維權律師，嘗試透過法律途徑，起訴798 物業入室盜竊、非法侵佔私人財物等犯罪行為，並對被拘留十天的處罰提出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但此刻，最重要是設法營救吳玉仁。
潛規則：錢買人
老羊說，吳玉仁在派出所反對被不公正對待的態度比他更強硬，其實只是對底線的堅守。吳玉仁被警察蒙頭毆打，官方說法是吳玉仁襲警。
過去三十多天，老羊沒公開談論這事， 是因為吳玉仁家屬希望用「其他手段」解決。其他手段，就是所謂的「潛規則」。
「比如公安機關嚴打， 抓很多人，就是希望有人花錢買人。我叫它做『看守所GDP』，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潛規則，明碼實價的。」但花錢也未必能救人，還要看中間人有多少「勢力」。吳玉仁的助手，交上十萬，人還在裡面。「走後門」沒用，就走正式法律程序。這天，他和吳玉仁加拿大籍太太Karen、律師和艾未未去完派出所後商討營救方案。家屬也不再顧忌媒體報道可能帶來更壞的影響。因為他們都是光明磊落的。
官方滲透Twitter
這道牆內的抗爭與牆外的打壓，在中國由來已久。但近兩年，越演越烈，一觸即發，關鍵在於另一道大家嘗試翻越的「虛擬牆」。
「可以說，Twitter 是當下對付極權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把公民維權接連起來最有效的渠道。以前的維權是散點狀，他們之間互不知道，感到非常孤立。現在由於訊息的革命，這個人，雖然還是孤立，但他知道，在全中國有很多人跟自己一樣，在維權、在對抗暴力。那不再是一個人的抗爭。」
從現實到虛擬， 貓捉老鼠的較量，用老羊說法就是越來越驚心動魄，同時也在培養對手。當網絡使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逐漸成長時，國家也在升級，訊息革命同時帶來潛在危險。
「內地能控制的網站都已經被官方控制，透過這些網站去蒐集證據抓人。現在他們已經安排很多人滲透Twitter，在上面發表言論左右動向，造成更大的混亂。比如說，有人在推我的消息，但在後面加上句『打倒什麼』，在這樣的誤導下，將來可能就變成被誣害的證據。」
越來越沒章法
老羊覺得，現在的政府更沒自信更緊張，所用的手段越來越不高明也沒章法。以前，他們最多也是禁止演出、關閉展覽，不至於跟藝術家有太大衝突。現在，不單是禁，還想辦法抓人傷害人。6 月初宋莊藝術節，他們便抓了好幾個藝術家，還有人仍被關押，跟吳玉仁一樣，可能面臨判刑。但相比於無數沒發聲渠道沒被關注的被壓迫底層，藝術家維權，至少還能吸引一些媒體和社會的關注。
「這道牆，已經沒法修補，它不只出現一條裂縫，而是每個點都在承受壓力。每個點都讓它感到致命的威脅，因為每個點的破壞都可能造成全面的崩塌。現在避免它崩塌唯一可行的，就是放鬆這壓力，安撫被傷害的，通過恢復理性和公正來進行自我修復。這樣社會才不至付出太大的代價，但這似乎已經沒可能了。」
老羊形容自己只不過是大風浪海上的一條小船。在可以選擇下，認真選擇，努力嘗試去改變命運。他的兩個轉捩點，首先是離開遼寧貧窮的農村老家，2003 年跑到北京尋找搖滾的精神。然後是5.12，令他逐漸遠離與現實生活有很大落差的音樂——辦人權紀錄片放映活動、因譚作人而參與「公民調查」、在法院外聲援劉曉波、在網上發表不中聽的言論，自始走上被官方「關注」的不歸路。「當你面對這個國家的殘酷現實，你沒法假裝看不見聽不到，沒事一樣，每天還活得很快樂，這是我做不到的。」
因此老羊自去年開始被逼遷，已不是他和物業管理之間的事，而是牽涉到背後的「國保」對公民言論和權利主張的打壓，其實就是秘密警察打壓異見者。
現在不管這條路前面是什麼，他只期望，在過程中，把造成如此糟糕狀態的原因、把背後縱容隱藏的勢力，盡量曝光，讓人知道是什麼摧毀我們的生活、打壓我們的尊嚴。如果做到這些，已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了。維權之路如苦行，是不能期待有很快很直接的回報的。楊立才相關網站：
Twitter
twitter.com/yanglicai
相簿
picasaweb.google.com/sugarjar/798#網誌
www.bullogger.com/blogs/Yangjiapu/
6 月12 日楊立才從看守所出來後的錄像訪問：
www.youtube.com/watch?v=nlldoY9QgBI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Fighting | By Lo 2010-07-15
楊立才吳玉仁：我們就是維權發電機
編按： 北京著名的藝術園區798 改裝重整， 一些藝術創作單位被無理逼遷，部分藝術家投入抗爭，拒絕遷出，竟惹來黑道分子和警察的暴力騷擾，黑白二道竟然透過不同的方式聯手合作，荒謬諷刺得像一齣都市黑色喜劇。身處北京的香港文化人阿Lo 採訪了兩位被毆打並拘捕的藝術家，聽聽他們的說法，看看公權力的黑暗。文、圖：Lo
「老羊」楊立才現在的感覺，有點像撞牆，雖然痛，但踏實。「你知道，撞牆，你要承擔痛苦。但，牆還是要撞，這是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希望有一天，這牆會消失，雖然希望不大。但如果不去撞，你就只能接受一個事實：在你前方，永遠有一道越來越強大的牆，而你只能一輩子活在牆內。」
7 月5 日，和老羊約在北京798 藝術區見面。他剛去完看守所，探望因他而被抓的藝術家吳玉仁。三十多天了，警察不單沒放人，還把吳玉仁「案件」移交到檢察院。這天，檢察院的批捕剛發，即是說，等待被審判。
一切，都從一台「維權」發電機說起。
斷水斷電逼遷
首先是年初， 008 藝術區和正陽藝術區被逼遷，斷水斷電，藝術家自備發電機供電。2 月21 日深夜，一幫黑社會拿棍和刀，闖進已被強拆得破爛的正陽藝術區，吳玉仁和劉懿從008 趕去支援，結果不少藝術家被砍傷。第二天，吳玉仁和坐輪椅的劉懿帶隊，一眾維權藝術家上長安街「閃電」遊行。艾未未和老羊，都在現場。後來，賠償談妥，事件就此了結，008 和正陽也消失。
然後是老羊在798 的「白糖罐」——這間推介中國獨立音樂的工作室，也是他五年來的家。5 月30日，老羊從玉樹回來沒幾天，即被798 物業管理公司斷電，他跟吳玉仁借了那台發電機。第二天下午，798物業的人帶著廿來個小伙子保安，把發電機搶走。老羊和吳玉仁到派出所報案，警察反把他倆拘留，受害人變為嫌疑犯， 禁止與家人聯絡。被指「妨礙警察執行職務」的老羊絕食四天，抗議警方毆打吳玉仁。拘留滿十天後，老羊被釋放。
回白糖罐第二天，老羊家被洗劫一空，剩下滿牆釘子和一隻馬桶。他堅持留守，不單因為這是最後防線，更因為仍被關押的吳玉仁。其間，過來聲援的，有好友也有不認識的大學政治系教授， 還有推特（Twitter）網友。6 月15 日，老羊終於被勸退撤離，因為大家實在擔心他的人身安全。他亦請到滕彪和溫海波兩位維權律師，嘗試透過法律途徑，起訴798 物業入室盜竊、非法侵佔私人財物等犯罪行為，並對被拘留十天的處罰提出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但此刻，最重要是設法營救吳玉仁。
潛規則：錢買人
老羊說，吳玉仁在派出所反對被不公正對待的態度比他更強硬，其實只是對底線的堅守。吳玉仁被警察蒙頭毆打，官方說法是吳玉仁襲警。
過去三十多天，老羊沒公開談論這事， 是因為吳玉仁家屬希望用「其他手段」解決。其他手段，就是所謂的「潛規則」。
「比如公安機關嚴打， 抓很多人，就是希望有人花錢買人。我叫它做『看守所GDP』，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潛規則，明碼實價的。」但花錢也未必能救人，還要看中間人有多少「勢力」。吳玉仁的助手，交上十萬，人還在裡面。「走後門」沒用，就走正式法律程序。這天，他和吳玉仁加拿大籍太太Karen、律師和艾未未去完派出所後商討營救方案。家屬也不再顧忌媒體報道可能帶來更壞的影響。因為他們都是光明磊落的。
官方滲透Twitter
這道牆內的抗爭與牆外的打壓，在中國由來已久。但近兩年，越演越烈，一觸即發，關鍵在於另一道大家嘗試翻越的「虛擬牆」。
「可以說，Twitter 是當下對付極權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把公民維權接連起來最有效的渠道。以前的維權是散點狀，他們之間互不知道，感到非常孤立。現在由於訊息的革命，這個人，雖然還是孤立，但他知道，在全中國有很多人跟自己一樣，在維權、在對抗暴力。那不再是一個人的抗爭。」
從現實到虛擬， 貓捉老鼠的較量，用老羊說法就是越來越驚心動魄，同時也在培養對手。當網絡使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逐漸成長時，國家也在升級，訊息革命同時帶來潛在危險。
「內地能控制的網站都已經被官方控制，透過這些網站去蒐集證據抓人。現在他們已經安排很多人滲透Twitter，在上面發表言論左右動向，造成更大的混亂。比如說，有人在推我的消息，但在後面加上句『打倒什麼』，在這樣的誤導下，將來可能就變成被誣害的證據。」
越來越沒章法
老羊覺得，現在的政府更沒自信更緊張，所用的手段越來越不高明也沒章法。以前，他們最多也是禁止演出、關閉展覽，不至於跟藝術家有太大衝突。現在，不單是禁，還想辦法抓人傷害人。6 月初宋莊藝術節，他們便抓了好幾個藝術家，還有人仍被關押，跟吳玉仁一樣，可能面臨判刑。但相比於無數沒發聲渠道沒被關注的被壓迫底層，藝術家維權，至少還能吸引一些媒體和社會的關注。
「這道牆，已經沒法修補，它不只出現一條裂縫，而是每個點都在承受壓力。每個點都讓它感到致命的威脅，因為每個點的破壞都可能造成全面的崩塌。現在避免它崩塌唯一可行的，就是放鬆這壓力，安撫被傷害的，通過恢復理性和公正來進行自我修復。這樣社會才不至付出太大的代價，但這似乎已經沒可能了。」
老羊形容自己只不過是大風浪海上的一條小船。在可以選擇下，認真選擇，努力嘗試去改變命運。他的兩個轉捩點，首先是離開遼寧貧窮的農村老家，2003 年跑到北京尋找搖滾的精神。然後是5.12，令他逐漸遠離與現實生活有很大落差的音樂——辦人權紀錄片放映活動、因譚作人而參與「公民調查」、在法院外聲援劉曉波、在網上發表不中聽的言論，自始走上被官方「關注」的不歸路。「當你面對這個國家的殘酷現實，你沒法假裝看不見聽不到，沒事一樣，每天還活得很快樂，這是我做不到的。」
因此老羊自去年開始被逼遷，已不是他和物業管理之間的事，而是牽涉到背後的「國保」對公民言論和權利主張的打壓，其實就是秘密警察打壓異見者。
現在不管這條路前面是什麼，他只期望，在過程中，把造成如此糟糕狀態的原因、把背後縱容隱藏的勢力，盡量曝光，讓人知道是什麼摧毀我們的生活、打壓我們的尊嚴。如果做到這些，已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了。維權之路如苦行，是不能期待有很快很直接的回報的。楊立才相關網站：
twitter.com/yanglicai
相簿
picasaweb.google.com/sugarjar/798#網誌
www.bullogger.com/blogs/Yangjiapu/
6 月12 日楊立才從看守所出來後的錄像訪問：
www.youtube.com/watch?v=nlldoY9QgBI
中國世界工廠 已走向末路？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杜大衛 2010-07-16
中國世界工廠 已走向末路？
在「富士康危機」後，媒體報道珠三角地區數以千計製造商紛紛為找尋成本較低的地點，如越南，印尼或柬埔寨， 將生產線撤離珠三角。報道亦指勞動成本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都在破壞該地區得來不易的競爭優勢。這簡直是一派胡言。
先讓我作一個預測：在未來20 年或更長的時間，珠三角地區將繼續成為亞洲最大和最具競爭力的出口生產基地。有些公司會在越南和柬埔寨等地成立生產線，但這只是對策略及預防性的分散投資，並不會削弱珠三角地區製造業的強大競爭優勢。一些低價的生產如服裝和鞋類可能會較大規模地被轉移到其他地區，但這些生產不一定需要珠三角來做的。
我可以理解為何製造商威脅要遷出珠三角，他們只不過是希望盡量把人工支出壓低至其所希望的水平而已。我也明白媒體何以輕信這些威嚇的說法，畢竟，要找到一家正在要撤離珠三角的廠商作為實證真的不難，但這並未足以認為這威脅論是可信的。從經濟數據來看，我們不難認識到這論調是多麼可笑。
經濟數據仍存在優勢
首先，即使廠商真的想逃避珠三角地區的成本上升，珠三角地區的「吸引力」還是比其他亞洲區經濟體優勝。從宏觀角度來看，珠三角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接近5000 億美元，在亞洲，只有日本、韓國和印尼的國內生產總值比它高。越南和孟加拉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是珠三角地區的20％，柬埔寨更只是3％。
在珠三角地區，約有一半的經濟繫於製造業，在印尼只佔27％，越南和孟加拉更低於20％ 。在微觀層面，珠三角地區有大約3200 萬製造業工人，反之越南的製造業勞動人口只有600 萬，孟加拉和柬埔寨分別是500 萬和70 萬，即使是印尼也不過是1250 萬，不足珠三角的三分之一。
其次，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勞動力不但細小，技能水平亦有限，都主要集中在製造服裝、家具和鞋類。
這些產品佔越南對美國的出口的63％ ， 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出口有90％是服裝，即使在印尼，服裝和鞋類也不過是佔34％，反之橡膠、海鮮、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只稍低於總出口的四分之一。越南也許可以炫耀一番，例如，它出口到美國的鞋類產品數目自2006 年以來已上升了50％，但仍然只佔美國鞋類進口總額的5 至7.4%。反之，中國則已經佔據了美國鞋類進口市場總額的72 至76％。
第三，若有人因對通脹的憂慮而撤離珠三角，是極其愚蠢的。過去10 年， 越南的通脹一直都高達20％。
此外，還有一些極其重要又微妙的因素，令大量製造業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 高生產力——2008 年，珠三角地區工人的平均生產值估計超過2.2萬美元，越南和柬埔寨分別只有8000 和4000 美元；
● 高效率而可靠的物流基建設施，產品可快速從珠三角工廠送往港口；
● 將企業和工人技能集中起來的大規模產業集群；
● 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可作為現時出口貨物的最終銷售地。
即使記者能發現更多廠商撤出的證據，但區域性數據與廠商有規模地撤離的情是有矛盾的。今年首5個月，廣東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上升34％，而加工貿易（幾乎全是外資企業）也上漲了30％。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個月前發表的研究發現，在有計劃建立新廠的受訪公司中，有46％仍選擇在珠三角地區設廠。而選擇在其他地區設廠的亦大多偏向中國內陸省份， 特別是長三角地區，而不是東南亞。
對策略免懲罰性關稅
嘩眾取寵的報道往往忘記的是，香港製造商把廠房設於中國以外地方作為對策略，已有數十年。早於80 年代，香港廠商已看準機會把廠房搬到內地，那時候中國還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仍需每年爭取美國國會給予最惠國待遇地位以避免懲罰性關稅。由於美國政府經常改變原產地規則，以安撫美國紡織業和阻撓中國進口急增，很多香港成衣製造商認為若能在中國以外至少多設一個工廠，以符合美國產地來源要求是明智之舉。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今天的對策略和80 和90 年代不同。
簡單的事實是，珠三角已建立了一個在可靠性和成本效益上都令世界羨慕的龐大製造業集群，它經營的規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不能仿效的──除了印度，但或許要在遙遠的將來印度才能做到。
這使西方消費者要面對難受的現實：當中國的出口商已不能再年復年地降低成本，中國將不能像過去30 年間那樣為世界送來這些價格不斷向下的「通縮禮物（deflationarygifts）」。由於中國工人要求並且獲得更好的工資，加上人民幣變強，充斥在西方市場的大量中國製消費品價格必然上漲。
當然，好處是中國的消費市場將因中國工人的消費能力增強而迅速增長，但我估計這些消費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將是中國或東南亞的製造商。如果奧巴馬總統希望能促進美國的出口，他可能要考慮其他地方了。
杜大衛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 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A30 | MP+觀點 | By 杜大衛 2010-07-16
中國世界工廠 已走向末路？
在「富士康危機」後，媒體報道珠三角地區數以千計製造商紛紛為找尋成本較低的地點，如越南，印尼或柬埔寨， 將生產線撤離珠三角。報道亦指勞動成本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都在破壞該地區得來不易的競爭優勢。這簡直是一派胡言。
先讓我作一個預測：在未來20 年或更長的時間，珠三角地區將繼續成為亞洲最大和最具競爭力的出口生產基地。有些公司會在越南和柬埔寨等地成立生產線，但這只是對策略及預防性的分散投資，並不會削弱珠三角地區製造業的強大競爭優勢。一些低價的生產如服裝和鞋類可能會較大規模地被轉移到其他地區，但這些生產不一定需要珠三角來做的。
我可以理解為何製造商威脅要遷出珠三角，他們只不過是希望盡量把人工支出壓低至其所希望的水平而已。我也明白媒體何以輕信這些威嚇的說法，畢竟，要找到一家正在要撤離珠三角的廠商作為實證真的不難，但這並未足以認為這威脅論是可信的。從經濟數據來看，我們不難認識到這論調是多麼可笑。
經濟數據仍存在優勢
首先，即使廠商真的想逃避珠三角地區的成本上升，珠三角地區的「吸引力」還是比其他亞洲區經濟體優勝。從宏觀角度來看，珠三角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接近5000 億美元，在亞洲，只有日本、韓國和印尼的國內生產總值比它高。越南和孟加拉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是珠三角地區的20％，柬埔寨更只是3％。
在珠三角地區，約有一半的經濟繫於製造業，在印尼只佔27％，越南和孟加拉更低於20％ 。在微觀層面，珠三角地區有大約3200 萬製造業工人，反之越南的製造業勞動人口只有600 萬，孟加拉和柬埔寨分別是500 萬和70 萬，即使是印尼也不過是1250 萬，不足珠三角的三分之一。
其次，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勞動力不但細小，技能水平亦有限，都主要集中在製造服裝、家具和鞋類。
這些產品佔越南對美國的出口的63％ ， 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出口有90％是服裝，即使在印尼，服裝和鞋類也不過是佔34％，反之橡膠、海鮮、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只稍低於總出口的四分之一。越南也許可以炫耀一番，例如，它出口到美國的鞋類產品數目自2006 年以來已上升了50％，但仍然只佔美國鞋類進口總額的5 至7.4%。反之，中國則已經佔據了美國鞋類進口市場總額的72 至76％。
第三，若有人因對通脹的憂慮而撤離珠三角，是極其愚蠢的。過去10 年， 越南的通脹一直都高達20％。
此外，還有一些極其重要又微妙的因素，令大量製造業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 高生產力——2008 年，珠三角地區工人的平均生產值估計超過2.2萬美元，越南和柬埔寨分別只有8000 和4000 美元；
● 高效率而可靠的物流基建設施，產品可快速從珠三角工廠送往港口；
● 將企業和工人技能集中起來的大規模產業集群；
● 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可作為現時出口貨物的最終銷售地。
即使記者能發現更多廠商撤出的證據，但區域性數據與廠商有規模地撤離的情是有矛盾的。今年首5個月，廣東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上升34％，而加工貿易（幾乎全是外資企業）也上漲了30％。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個月前發表的研究發現，在有計劃建立新廠的受訪公司中，有46％仍選擇在珠三角地區設廠。而選擇在其他地區設廠的亦大多偏向中國內陸省份， 特別是長三角地區，而不是東南亞。
對策略免懲罰性關稅
嘩眾取寵的報道往往忘記的是，香港製造商把廠房設於中國以外地方作為對策略，已有數十年。早於80 年代，香港廠商已看準機會把廠房搬到內地，那時候中國還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仍需每年爭取美國國會給予最惠國待遇地位以避免懲罰性關稅。由於美國政府經常改變原產地規則，以安撫美國紡織業和阻撓中國進口急增，很多香港成衣製造商認為若能在中國以外至少多設一個工廠，以符合美國產地來源要求是明智之舉。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今天的對策略和80 和90 年代不同。
簡單的事實是，珠三角已建立了一個在可靠性和成本效益上都令世界羨慕的龐大製造業集群，它經營的規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不能仿效的──除了印度，但或許要在遙遠的將來印度才能做到。
這使西方消費者要面對難受的現實：當中國的出口商已不能再年復年地降低成本，中國將不能像過去30 年間那樣為世界送來這些價格不斷向下的「通縮禮物（deflationarygifts）」。由於中國工人要求並且獲得更好的工資，加上人民幣變強，充斥在西方市場的大量中國製消費品價格必然上漲。
當然，好處是中國的消費市場將因中國工人的消費能力增強而迅速增長，但我估計這些消費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將是中國或東南亞的製造商。如果奧巴馬總統希望能促進美國的出口，他可能要考慮其他地方了。
杜大衛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 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民主黨路線 如何判斷對錯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7-16
民主黨路線 如何判斷對錯
民主黨上周公開了政改談判過程的報告，增加透明度，促進理性討論，固然是一樁好事。對於關心民主發展的香港人來說，現在是放下情緒，冷靜判斷該黨路線對錯的重要時刻。市民判斷對錯，並非眼於個別政黨的得失興衰，而是為了決定下一步行動：如何讓民主在本土植根，如何讓香港在中國發展的大潮中擔當好獨特的歷史角色。
任何談判的成敗， 關鍵在於知己知彼，既要明白雙方目標的差距，更要明白雙方利害之所在。
中央政府在政改談判中有兩個路人皆見的目標：第一是繼續保持對香港政經決策的操控權；第二是避免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
政治覺醒是談判最大籌碼
香港市民要求落實雙普選，中央認為這與它要求全面操控的第一目標有矛盾，所以拋出2012 年政改方案，只是維持現狀的手段， 民主黨對此應瞭如指掌。因此，香港人爭取民主時必須讓中央明白，它的第一與第二目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要保持全面操控權，就必然使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而管治危機的成因，正在於市民愈來愈高的政治醒覺，難以容忍政治特權繼續壟斷下去。明乎此，便知道民主黨在談判桌上的唯一籌碼，不是手握立法會的9票，而是香港人的政治覺醒。
那麼，民主黨有沒有替香港人盡用籌碼，在民主路上踏出最大的一步？自去年底政改方案出台後，民意民情有重大變化。判定特區政府是否陷入管治危機，可以細看以下3 個分別反映市民從「疑慮」、「厭惡」到「憤怒」的指標。
第一個「疑慮指數」，是市民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是否滿意。不滿意的比例在97 年是41%，到了今年6 月初，比例急升至56%，為回歸以來之最，比起董建華下台前的53%還要高。第二個「厭惡指數」，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市民從今年5 月的55%急升至6 月的66%，也是回歸後新高。第三個是「憤怒指數」，贊成使用激烈手段抗議政府方案的市民在今年6 月達到15%，包括了15 萬成年男性市民（註一）。
求變呼聲創新高
這3 個指標全部在今年6 月上旬，即在5 區公投之後，升至最高點，六四21 周年晚會的人數亦同時創新高，這也是中央開始明白， 民主黨手上籌碼最強之時。偏偏在6 月13 日，何俊仁和劉慧卿主動宣布，原本堅持的3 個條件（包括中央保證落實真普選），可以退縮至一個（即區議會改良方案），民主黨便會投票支持政府。隨後在6 月17 日，余若薇在政改辯論中大勝曾蔭權，逾四成人表示更反對政改方案，民情進一步高漲。
翌日，中央明白大勢已去，指示曾蔭權在6 月19 日早上邀請何俊仁和張文光到禮賓府摸清虛實（註二）。
這是整個談判最關鍵的時刻，只要民主黨當時表明會多堅持4 天，23 日會不惜運用否決權反對政改方案，中央便要馬上思量屆時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的後果。中央明白， 這次衝激之大， 比起2003 年七一50 萬人上街，只會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若果民主黨在19 日能夠代表市民表明心， 便足以將「政改之球」踢回中央，由中央提出解決管治危機的方案，再交給市民決定是否可以接受。
可惜，民主黨中委在19 日當晚就決定「收貨」， 連延遲表決這些「自我保護」的附帶條件也不堅持。單從談判策略來說，為什麼民主黨正當手上的籌碼節節上升之際，卻在談判底線上節節退讓，實在令人費解。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民主黨人的誠信，因此最大的可能是談判時他們未能知己知彼，在關節眼上，高估了自己關起門的政治智慧，卻低估了香港人甘願為民主據理力爭的決心。
民意民情主宰大局
寄望民主黨領導層不要為了維護自己「永遠正確」的尊嚴，而把議會和談判路線視為爭取民主的重心，否則很可能削弱了眾多民主黨支持者理性抗爭的決心，恰好幫助中央在毫無代價的情下實現它的雙目標：即壟斷政治特權而又不會造成管治危機。市民難免擔心，假如一個民主派政黨平日聲嘶力竭地批評政府，但在當權者面對危機，到了非變革不可之際，卻甘願以小修小補的手段替它解圍，那麼這個政黨的路線又何異於維持現狀的建制派？
當然，民主前路的最終取捨還是在於人民。選民的堅持和抉擇，遠比個別政黨的得失重要。今次政改風雲的最大示，就是香港的民意民情，才是真正主宰大局的無形之手。中央政府的變調，無意中為每一個願意發聲的香港人，注入了爭取民主的強心針。
註一： 見香港浸會大學戴高禮教授「香港過渡期計劃」在2010 年6 月4 至14日期間進行的調查
http://www.hkbu.edu.hk.ezproxy.lb.polyu.edu.hk/~hktp/註二：見民主黨發表與特區和中央政府對話日程表http://www.dphk.org/
黎廣德
A30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7-16
民主黨路線 如何判斷對錯
民主黨上周公開了政改談判過程的報告，增加透明度，促進理性討論，固然是一樁好事。對於關心民主發展的香港人來說，現在是放下情緒，冷靜判斷該黨路線對錯的重要時刻。市民判斷對錯，並非眼於個別政黨的得失興衰，而是為了決定下一步行動：如何讓民主在本土植根，如何讓香港在中國發展的大潮中擔當好獨特的歷史角色。
任何談判的成敗， 關鍵在於知己知彼，既要明白雙方目標的差距，更要明白雙方利害之所在。
中央政府在政改談判中有兩個路人皆見的目標：第一是繼續保持對香港政經決策的操控權；第二是避免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
政治覺醒是談判最大籌碼
香港市民要求落實雙普選，中央認為這與它要求全面操控的第一目標有矛盾，所以拋出2012 年政改方案，只是維持現狀的手段， 民主黨對此應瞭如指掌。因此，香港人爭取民主時必須讓中央明白，它的第一與第二目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要保持全面操控權，就必然使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而管治危機的成因，正在於市民愈來愈高的政治醒覺，難以容忍政治特權繼續壟斷下去。明乎此，便知道民主黨在談判桌上的唯一籌碼，不是手握立法會的9票，而是香港人的政治覺醒。
那麼，民主黨有沒有替香港人盡用籌碼，在民主路上踏出最大的一步？自去年底政改方案出台後，民意民情有重大變化。判定特區政府是否陷入管治危機，可以細看以下3 個分別反映市民從「疑慮」、「厭惡」到「憤怒」的指標。
第一個「疑慮指數」，是市民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是否滿意。不滿意的比例在97 年是41%，到了今年6 月初，比例急升至56%，為回歸以來之最，比起董建華下台前的53%還要高。第二個「厭惡指數」，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市民從今年5 月的55%急升至6 月的66%，也是回歸後新高。第三個是「憤怒指數」，贊成使用激烈手段抗議政府方案的市民在今年6 月達到15%，包括了15 萬成年男性市民（註一）。
求變呼聲創新高
這3 個指標全部在今年6 月上旬，即在5 區公投之後，升至最高點，六四21 周年晚會的人數亦同時創新高，這也是中央開始明白， 民主黨手上籌碼最強之時。偏偏在6 月13 日，何俊仁和劉慧卿主動宣布，原本堅持的3 個條件（包括中央保證落實真普選），可以退縮至一個（即區議會改良方案），民主黨便會投票支持政府。隨後在6 月17 日，余若薇在政改辯論中大勝曾蔭權，逾四成人表示更反對政改方案，民情進一步高漲。
翌日，中央明白大勢已去，指示曾蔭權在6 月19 日早上邀請何俊仁和張文光到禮賓府摸清虛實（註二）。
這是整個談判最關鍵的時刻，只要民主黨當時表明會多堅持4 天，23 日會不惜運用否決權反對政改方案，中央便要馬上思量屆時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的後果。中央明白， 這次衝激之大， 比起2003 年七一50 萬人上街，只會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若果民主黨在19 日能夠代表市民表明心， 便足以將「政改之球」踢回中央，由中央提出解決管治危機的方案，再交給市民決定是否可以接受。
可惜，民主黨中委在19 日當晚就決定「收貨」， 連延遲表決這些「自我保護」的附帶條件也不堅持。單從談判策略來說，為什麼民主黨正當手上的籌碼節節上升之際，卻在談判底線上節節退讓，實在令人費解。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民主黨人的誠信，因此最大的可能是談判時他們未能知己知彼，在關節眼上，高估了自己關起門的政治智慧，卻低估了香港人甘願為民主據理力爭的決心。
民意民情主宰大局
寄望民主黨領導層不要為了維護自己「永遠正確」的尊嚴，而把議會和談判路線視為爭取民主的重心，否則很可能削弱了眾多民主黨支持者理性抗爭的決心，恰好幫助中央在毫無代價的情下實現它的雙目標：即壟斷政治特權而又不會造成管治危機。市民難免擔心，假如一個民主派政黨平日聲嘶力竭地批評政府，但在當權者面對危機，到了非變革不可之際，卻甘願以小修小補的手段替它解圍，那麼這個政黨的路線又何異於維持現狀的建制派？
當然，民主前路的最終取捨還是在於人民。選民的堅持和抉擇，遠比個別政黨的得失重要。今次政改風雲的最大示，就是香港的民意民情，才是真正主宰大局的無形之手。中央政府的變調，無意中為每一個願意發聲的香港人，注入了爭取民主的強心針。
註一： 見香港浸會大學戴高禮教授「香港過渡期計劃」在2010 年6 月4 至14日期間進行的調查
http://www.hkbu.edu.hk.ezproxy.lb.polyu.edu.hk/~hktp/註二：見民主黨發表與特區和中央政府對話日程表http://www.dphk.org/
黎廣德
世界盃證明歐豬也會飛
明報
B13 | MP+觀點 | 評論摘譯 2010-07-17
世界盃證明歐豬也會飛
西班牙奪得世界盃，但西班牙的經濟仍是未見起色，有分析指出，奪冠後的樂觀情緒，也許有助西班牙人渡過難關。
英國《金融時報》7 月12 日評論版文章作者：Jose Ignacio Torreblanca（歐洲外交關係理事會馬德里辦公室主任）
贏得世界盃冠軍後，西班牙人可以暫時狂歡慶祝，把經濟危機拋諸腦後。
西班牙的經濟危危乎，失業率高達兩成，沒有任何複蘇跡象，在野黨也不能令人有信心。即使國家隊勝利，國民對西班牙的國家認同仍然薄弱，決賽前一晚，針對憲制法庭不利加泰隆尼亞自治的判決，數十萬加泰隆尼亞人在巴塞隆拿集會，高呼：「我們是另一國族，我們有權決定前途。」內憂還有外患，馬德里還要處理里斯本條約通過後與歐盟的衝突。
感謝上帝，水深火熱的西班牙時來運到贏得世界杯。當西班牙因理財不善被揶揄為歐豬，但西班牙隊的球藝贏得一致讚賞，球員也一改過往獨食踢法。西班牙近30 年來最自豪的一刻，就在隊員捧杯那一刻。
面對經濟轉型之痛
世界盃結束，西班牙往何處走？西班牙已意識到經濟發展要靠科研和創意，不能靠房地產和廉價借貸，這些道理知易行難，需要經歷轉型之痛，經濟才可以複蘇。為了避免西班牙步希臘後塵要靠國際施援手，以及避免被逐出歐元區，西班牙政府改弦易轍，落實全新的經濟政策，削減開支、增加稅收、改革勞工市場、削減公務員薪酬及退休金等。西班牙人明白苦口良藥的道理，落實這些措施無可避免。世界盃勝利有助人民樂觀一點面對逆境，西班牙世界盃第一仗敗給瑞士，但沒有自亂陣腳，最終成功奪標。世界盃教訓西班牙，無論挑戰有多艱難，只有不屈不撓才可以成功達到目標。只有這樣，西班牙這只歐豬才可以再起飛。
B13 | MP+觀點 | 評論摘譯 2010-07-17
世界盃證明歐豬也會飛
西班牙奪得世界盃，但西班牙的經濟仍是未見起色，有分析指出，奪冠後的樂觀情緒，也許有助西班牙人渡過難關。
英國《金融時報》7 月12 日評論版文章作者：Jose Ignacio Torreblanca（歐洲外交關係理事會馬德里辦公室主任）
贏得世界盃冠軍後，西班牙人可以暫時狂歡慶祝，把經濟危機拋諸腦後。
西班牙的經濟危危乎，失業率高達兩成，沒有任何複蘇跡象，在野黨也不能令人有信心。即使國家隊勝利，國民對西班牙的國家認同仍然薄弱，決賽前一晚，針對憲制法庭不利加泰隆尼亞自治的判決，數十萬加泰隆尼亞人在巴塞隆拿集會，高呼：「我們是另一國族，我們有權決定前途。」內憂還有外患，馬德里還要處理里斯本條約通過後與歐盟的衝突。
感謝上帝，水深火熱的西班牙時來運到贏得世界杯。當西班牙因理財不善被揶揄為歐豬，但西班牙隊的球藝贏得一致讚賞，球員也一改過往獨食踢法。西班牙近30 年來最自豪的一刻，就在隊員捧杯那一刻。
面對經濟轉型之痛
世界盃結束，西班牙往何處走？西班牙已意識到經濟發展要靠科研和創意，不能靠房地產和廉價借貸，這些道理知易行難，需要經歷轉型之痛，經濟才可以複蘇。為了避免西班牙步希臘後塵要靠國際施援手，以及避免被逐出歐元區，西班牙政府改弦易轍，落實全新的經濟政策，削減開支、增加稅收、改革勞工市場、削減公務員薪酬及退休金等。西班牙人明白苦口良藥的道理，落實這些措施無可避免。世界盃勝利有助人民樂觀一點面對逆境，西班牙世界盃第一仗敗給瑞士，但沒有自亂陣腳，最終成功奪標。世界盃教訓西班牙，無論挑戰有多艱難，只有不屈不撓才可以成功達到目標。只有這樣，西班牙這只歐豬才可以再起飛。
通識世博遊
明報
B13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7-17
通識世博遊
暑期將至，不少學校都舉辦了以世博為題的上海遊學團。「不出國門、走遍天下」的口號固然吸引，然而如果世博遊變成了學生競逐集齊各國展館印章的遊戲，則未免浪費這次難得的人文地理通識之旅。如能出發前先多作準備，到達後細心觀察，或能獲得一次相當不一樣的世博經歷。
教育者第一條要問的問題，是世博所表達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差距。能夠在世博架起展館，必須要有代表政府的許可和當地權貴的支持。展覽的內容，無可避免會代表某種價值的世界觀，內容固然要經過篩選和淨化。如是者，各國展館所代表的都不可能是該國的全像，而只可能是該國政府和權貴希望各國遊客看到的片面想像。
世博只是超級大賣場
放在這次上海世博的社會背景當中，不難發現許多展館的推介重點都有一個相同指導思想：如何打開中國的消費市場。牙買加展館推銷咖啡試飲，埃塞俄比亞展館促銷朱古力，阿富汗展館大賣手織地氈……每一個國家都嘗試把他們的貨品推銷予中國的中產階層，希望他們日後在百貨公司的貨架上看到來自智利的紅酒時，會記得曾經在上海世博的智利展館品嘗過。換句話說，上海世博其實是一個超級大賣場。
在上海世博販賣的不單只是貨品，還有思想。不同國家政權都有各自的立國理念，不少國家的展館都嘗試間接暗示或直接推介，當中又以委內瑞拉的展館最為明顯。展館入口第一牌展版的題目便旗幟鮮明地問： 「革命在21 世紀代表些什麼？」這條問題的背景，是現任總統查韋斯自1998 年當選以來，於委內瑞拉推行的各種社會改革。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展館處處見到「平等」、「團結」等的字句，和旁邊在推銷雪茄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古巴相映成趣。
各國爭相表現其「比較優勢」的同時，那些有事情不便明言的國家又怎麼辦？參觀那些所謂「失敗國家」的展館原來也相當有意思。以津巴布韋為例，穆加貝統治之下的政府陷入癱瘓，通貨膨脹以致經濟崩潰，食水供應和公共醫療等的基本生活需求早已無法保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上海世博的津巴布韋展館又如何？展板描繪該國是一個生態旅遊的世外桃源，老百姓面對的人道災難則隻字不題。
暫忘煩擾的主題公園
相對來說，蘇丹展館則「誠實」得多。西方國家批評中國因為自身投資和能源開採的利益，無視該國政府於達爾富爾等戰亂問題當中的角色，不願意聯同國際社會為其人道問題施加壓力。蘇丹來到上海世博參展，並沒有如津巴布韋一樣迴避問題，反而把停戰協訂放在展館的正中央。姑勿論展板的內容是否客觀，這做法相對來說也算是較「面對現實」。
要說到「失敗國家」最極端的例子，不得不提位於加勒比海聯合館內的海地展區。海地本來已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本年初的大地震更導致數以十萬計的傷亡，經濟和社會發展連同首都的總統府一起倒塌。面對如此浩劫，上海世博當局雖然聲稱會盡力協助海地「正常參展」，然而國難當前還要派員長駐海外推銷國土風情，也未免太過強人所難。
海地的例子，正正點出世博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的問題：無論展館內賣的是獸毛皮草還是絲織被巾，談的是山水風景還是歷史名勝，其實都隱含「明天會更好」這個基本假設。各國展館自我介紹時選擇隱惡揚善自是意料中事，然而背後對「必然進步」的想像卻更為值得深思。
從1851 年倫敦世博的機械展銷，到1964 年紐約世博的未來之旅，都假定了人類的未來只會變得愈來愈美好，展覽的內容就是要為我們揭示美好的將來。然而來到21 世紀，人類社會早已離開了那種盲目樂觀和自我崇拜的想像。我們心底裏都知道，在世博會當中看見的那些新科技和新發明，不會自動為我們解決氣候改變或者核武安全的問題，人類自己才是人類文明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如是者，相對於視世博會為世界的縮影，不如說世博會是一個讓遊人暫時忘記外面世界各種煩擾的主題公園，或者更為貼切。
B13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7-17
通識世博遊
暑期將至，不少學校都舉辦了以世博為題的上海遊學團。「不出國門、走遍天下」的口號固然吸引，然而如果世博遊變成了學生競逐集齊各國展館印章的遊戲，則未免浪費這次難得的人文地理通識之旅。如能出發前先多作準備，到達後細心觀察，或能獲得一次相當不一樣的世博經歷。
教育者第一條要問的問題，是世博所表達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差距。能夠在世博架起展館，必須要有代表政府的許可和當地權貴的支持。展覽的內容，無可避免會代表某種價值的世界觀，內容固然要經過篩選和淨化。如是者，各國展館所代表的都不可能是該國的全像，而只可能是該國政府和權貴希望各國遊客看到的片面想像。
世博只是超級大賣場
放在這次上海世博的社會背景當中，不難發現許多展館的推介重點都有一個相同指導思想：如何打開中國的消費市場。牙買加展館推銷咖啡試飲，埃塞俄比亞展館促銷朱古力，阿富汗展館大賣手織地氈……每一個國家都嘗試把他們的貨品推銷予中國的中產階層，希望他們日後在百貨公司的貨架上看到來自智利的紅酒時，會記得曾經在上海世博的智利展館品嘗過。換句話說，上海世博其實是一個超級大賣場。
在上海世博販賣的不單只是貨品，還有思想。不同國家政權都有各自的立國理念，不少國家的展館都嘗試間接暗示或直接推介，當中又以委內瑞拉的展館最為明顯。展館入口第一牌展版的題目便旗幟鮮明地問： 「革命在21 世紀代表些什麼？」這條問題的背景，是現任總統查韋斯自1998 年當選以來，於委內瑞拉推行的各種社會改革。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展館處處見到「平等」、「團結」等的字句，和旁邊在推銷雪茄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古巴相映成趣。
各國爭相表現其「比較優勢」的同時，那些有事情不便明言的國家又怎麼辦？參觀那些所謂「失敗國家」的展館原來也相當有意思。以津巴布韋為例，穆加貝統治之下的政府陷入癱瘓，通貨膨脹以致經濟崩潰，食水供應和公共醫療等的基本生活需求早已無法保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上海世博的津巴布韋展館又如何？展板描繪該國是一個生態旅遊的世外桃源，老百姓面對的人道災難則隻字不題。
暫忘煩擾的主題公園
相對來說，蘇丹展館則「誠實」得多。西方國家批評中國因為自身投資和能源開採的利益，無視該國政府於達爾富爾等戰亂問題當中的角色，不願意聯同國際社會為其人道問題施加壓力。蘇丹來到上海世博參展，並沒有如津巴布韋一樣迴避問題，反而把停戰協訂放在展館的正中央。姑勿論展板的內容是否客觀，這做法相對來說也算是較「面對現實」。
要說到「失敗國家」最極端的例子，不得不提位於加勒比海聯合館內的海地展區。海地本來已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本年初的大地震更導致數以十萬計的傷亡，經濟和社會發展連同首都的總統府一起倒塌。面對如此浩劫，上海世博當局雖然聲稱會盡力協助海地「正常參展」，然而國難當前還要派員長駐海外推銷國土風情，也未免太過強人所難。
海地的例子，正正點出世博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的問題：無論展館內賣的是獸毛皮草還是絲織被巾，談的是山水風景還是歷史名勝，其實都隱含「明天會更好」這個基本假設。各國展館自我介紹時選擇隱惡揚善自是意料中事，然而背後對「必然進步」的想像卻更為值得深思。
從1851 年倫敦世博的機械展銷，到1964 年紐約世博的未來之旅，都假定了人類的未來只會變得愈來愈美好，展覽的內容就是要為我們揭示美好的將來。然而來到21 世紀，人類社會早已離開了那種盲目樂觀和自我崇拜的想像。我們心底裏都知道，在世博會當中看見的那些新科技和新發明，不會自動為我們解決氣候改變或者核武安全的問題，人類自己才是人類文明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如是者，相對於視世博會為世界的縮影，不如說世博會是一個讓遊人暫時忘記外面世界各種煩擾的主題公園，或者更為貼切。
好大的官威呀，曾大人！
明報
B13 | MP+觀點 | 評論摘譯 | By 陳家祺 2010-07-17
好大的官威呀，曾大人！
剛過去的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又發生行政官員拒絕回答議員提問的情（曾蔭權以議員提問沒禮貌為擋箭牌）。看到新聞後，筆者不禁想起周星馳的《九品芝麻官》內一位公公（太監）的一句著名對白。雖然現在香港的公公應該是某（幾）位高官，但筆者仍很想對曾蔭權說一句：好大的官威呀，曾大人！
在批評議員不禮貌，然後得出「特首不答問題是對」的結論前，先讓我們重新審視行政官員回答議員提問的意義。
權力分立互相制衡
行政官員回答議員的問題，有管治上的重要性，並不能就長官意志而輕視。要了解此點，我們要明白權力分立和互相制衡的重要性。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講三權分立，要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機關有不同的權力，互相制衡，就是為了避免任何一方獨大，侵蝕人民的自由。特別是行政機關（包括有實權的總統、總理、首相、香港特首和他們的內閣官員等）手攬龐大的行政資源和權力，其他機關要有監察和抗衡的力量，以免行政專權的發生。
在民主國家內，不論政制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立法機關都有一定的力量去抗衡行政機關。極端一點說，美國的國會能通過彈劾議案而令總統或官員下台，英國國會也可以通過不信任動議令首相離職。同時，兩國的議員都可以提出能成為法律的法案，通過後如行政首長拒絕簽署，他則會面對政治和憲制責任。議員也可就一些政府行為作出調查，更有確認行政官員任命等權力。這些都可以防止行政機關坐大，避免有少數官員能控制眾多人民福祉的情。
口頭質詢的意義
回到香港，在《基本法》的限制下，立法會議員不但不能直接令行政官員下台，也沒權審視各司局長的任命，更因為《基本法》第74 條的規限，議員比起港英時代更難提出法案，逼令政府回應民意。在議員僅餘的資源下，他們對行政官員的提問就在制衡行政機關方面顯得更加重要。例如我們可以透過議員的提問得知政府是否有考慮實行某些政策、行政機關在處理重大事項（例如天匯事件）時的考慮因素和跟進行動等等。而在答問大會中曾蔭權拒絕回答的問題，更是有關香港政府在政制發展中的角色，牽涉到香港政府面對中國政府時的管治威信、港人治港是否真正得到落實。這些問題都關係到香港市民大眾的切身利益，怎能因為一句「議員不禮貌」就不作回應？
我們必須記：議員的提問和官員的回應，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個人行為，而是代表整個香港管治的運作。如果官員不滿意議員的態度，可以在回應時作出補充，而到最後如果這些行徑真的不為市民接受，作出懲罰的也不是這些官員，而是選民：他們自然不能在下次選舉重返議會。但無論議員的態度如何，官員都不能以此為由，逃避向立法會民意代表負責的責任。更何立法會的地區直選議員是透過民主選舉當選，行政長官卻是由不民主的程序產生，曾蔭權憑什麼不向議員作出回應？
議員的質問手法是有關行為的問題，卻與質問的本質無關。行政機關不斷以此為由，拒絕與立法會的民意代表合作，更多次威脅不再到立法會出席會議，只會進一步邊緣化自己與市民意願，令管治更加困難。筆者想對曾蔭權說一句：官威並不是透過向議員發脾氣而擺出來，而是透過真正的聽取民意、良好管治所產生。
作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B13 | MP+觀點 | 評論摘譯 | By 陳家祺 2010-07-17
好大的官威呀，曾大人！
剛過去的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又發生行政官員拒絕回答議員提問的情（曾蔭權以議員提問沒禮貌為擋箭牌）。看到新聞後，筆者不禁想起周星馳的《九品芝麻官》內一位公公（太監）的一句著名對白。雖然現在香港的公公應該是某（幾）位高官，但筆者仍很想對曾蔭權說一句：好大的官威呀，曾大人！
在批評議員不禮貌，然後得出「特首不答問題是對」的結論前，先讓我們重新審視行政官員回答議員提問的意義。
權力分立互相制衡
行政官員回答議員的問題，有管治上的重要性，並不能就長官意志而輕視。要了解此點，我們要明白權力分立和互相制衡的重要性。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講三權分立，要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機關有不同的權力，互相制衡，就是為了避免任何一方獨大，侵蝕人民的自由。特別是行政機關（包括有實權的總統、總理、首相、香港特首和他們的內閣官員等）手攬龐大的行政資源和權力，其他機關要有監察和抗衡的力量，以免行政專權的發生。
在民主國家內，不論政制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立法機關都有一定的力量去抗衡行政機關。極端一點說，美國的國會能通過彈劾議案而令總統或官員下台，英國國會也可以通過不信任動議令首相離職。同時，兩國的議員都可以提出能成為法律的法案，通過後如行政首長拒絕簽署，他則會面對政治和憲制責任。議員也可就一些政府行為作出調查，更有確認行政官員任命等權力。這些都可以防止行政機關坐大，避免有少數官員能控制眾多人民福祉的情。
口頭質詢的意義
回到香港，在《基本法》的限制下，立法會議員不但不能直接令行政官員下台，也沒權審視各司局長的任命，更因為《基本法》第74 條的規限，議員比起港英時代更難提出法案，逼令政府回應民意。在議員僅餘的資源下，他們對行政官員的提問就在制衡行政機關方面顯得更加重要。例如我們可以透過議員的提問得知政府是否有考慮實行某些政策、行政機關在處理重大事項（例如天匯事件）時的考慮因素和跟進行動等等。而在答問大會中曾蔭權拒絕回答的問題，更是有關香港政府在政制發展中的角色，牽涉到香港政府面對中國政府時的管治威信、港人治港是否真正得到落實。這些問題都關係到香港市民大眾的切身利益，怎能因為一句「議員不禮貌」就不作回應？
我們必須記：議員的提問和官員的回應，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個人行為，而是代表整個香港管治的運作。如果官員不滿意議員的態度，可以在回應時作出補充，而到最後如果這些行徑真的不為市民接受，作出懲罰的也不是這些官員，而是選民：他們自然不能在下次選舉重返議會。但無論議員的態度如何，官員都不能以此為由，逃避向立法會民意代表負責的責任。更何立法會的地區直選議員是透過民主選舉當選，行政長官卻是由不民主的程序產生，曾蔭權憑什麼不向議員作出回應？
議員的質問手法是有關行為的問題，卻與質問的本質無關。行政機關不斷以此為由，拒絕與立法會的民意代表合作，更多次威脅不再到立法會出席會議，只會進一步邊緣化自己與市民意願，令管治更加困難。筆者想對曾蔭權說一句：官威並不是透過向議員發脾氣而擺出來，而是透過真正的聽取民意、良好管治所產生。
作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恒隆主席房屋問題訪談
明報
B13 | MP+觀點 | 評論摘譯 2010-07-17
恒隆主席房屋問題訪談
恒隆地產主席陳宗較早前接受本港英文報章《南華早報》訪問（7 月15 日刊出），談及香港政治、法治及本土經濟等議題，其中談及香港房屋問題，值得讀者留意，現節譯如下：
陳宗在訪問中表示，香港並不需要資助房屋，他說： 「政府透過行政手段已可以推出很多措施……其中一個確保發展商興建低收入階層也可負擔的單位的方法，就是規定發展商要興建細單位，並禁止這些屋苑興建停車場及會所。」
對於政府與大商家合謀並加劇財富差距的指摘，陳宗為政府提出辯護： 「指政府偏幫商界是荒謬的，創造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有什麼錯？做生意的人創造了就業並且納了稅！」
他指出，香港人口質素的下降才是財富差距的一個主要原因。他說： 「有些人在香港沒有機會結婚，結果要到大陸去。結果，我們有了很多低學歷的人。由於他們的學歷低， 在香港也找不到工作。」
B13 | MP+觀點 | 評論摘譯 2010-07-17
恒隆主席房屋問題訪談
恒隆地產主席陳宗較早前接受本港英文報章《南華早報》訪問（7 月15 日刊出），談及香港政治、法治及本土經濟等議題，其中談及香港房屋問題，值得讀者留意，現節譯如下：
陳宗在訪問中表示，香港並不需要資助房屋，他說： 「政府透過行政手段已可以推出很多措施……其中一個確保發展商興建低收入階層也可負擔的單位的方法，就是規定發展商要興建細單位，並禁止這些屋苑興建停車場及會所。」
對於政府與大商家合謀並加劇財富差距的指摘，陳宗為政府提出辯護： 「指政府偏幫商界是荒謬的，創造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有什麼錯？做生意的人創造了就業並且納了稅！」
他指出，香港人口質素的下降才是財富差距的一個主要原因。他說： 「有些人在香港沒有機會結婚，結果要到大陸去。結果，我們有了很多低學歷的人。由於他們的學歷低， 在香港也找不到工作。」
通識世博遊
明報
B13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7-17
通識世博遊
暑期將至，不少學校都舉辦了以世博為題的上海遊學團。「不出國門、走遍天下」的口號固然吸引，然而如果世博遊變成了學生競逐集齊各國展館印章的遊戲，則未免浪費這次難得的人文地理通識之旅。如能出發前先多作準備，到達後細心觀察，或能獲得一次相當不一樣的世博經歷。
教育者第一條要問的問題，是世博所表達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差距。能夠在世博架起展館，必須要有代表政府的許可和當地權貴的支持。展覽的內容，無可避免會代表某種價值的世界觀，內容固然要經過篩選和淨化。如是者，各國展館所代表的都不可能是該國的全像，而只可能是該國政府和權貴希望各國遊客看到的片面想像。
世博只是超級大賣場
放在這次上海世博的社會背景當中，不難發現許多展館的推介重點都有一個相同指導思想：如何打開中國的消費市場。牙買加展館推銷咖啡試飲，埃塞俄比亞展館促銷朱古力，阿富汗展館大賣手織地氈……每一個國家都嘗試把他們的貨品推銷予中國的中產階層，希望他們日後在百貨公司的貨架上看到來自智利的紅酒時，會記得曾經在上海世博的智利展館品嘗過。換句話說，上海世博其實是一個超級大賣場。
在上海世博販賣的不單只是貨品，還有思想。不同國家政權都有各自的立國理念，不少國家的展館都嘗試間接暗示或直接推介，當中又以委內瑞拉的展館最為明顯。展館入口第一牌展版的題目便旗幟鮮明地問： 「革命在21 世紀代表些什麼？」這條問題的背景，是現任總統查韋斯自1998 年當選以來，於委內瑞拉推行的各種社會改革。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展館處處見到「平等」、「團結」等的字句，和旁邊在推銷雪茄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古巴相映成趣。
各國爭相表現其「比較優勢」的同時，那些有事情不便明言的國家又怎麼辦？參觀那些所謂「失敗國家」的展館原來也相當有意思。以津巴布韋為例，穆加貝統治之下的政府陷入癱瘓，通貨膨脹以致經濟崩潰，食水供應和公共醫療等的基本生活需求早已無法保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上海世博的津巴布韋展館又如何？展板描繪該國是一個生態旅遊的世外桃源，老百姓面對的人道災難則隻字不題。
暫忘煩擾的主題公園
相對來說，蘇丹展館則「誠實」得多。西方國家批評中國因為自身投資和能源開採的利益，無視該國政府於達爾富爾等戰亂問題當中的角色，不願意聯同國際社會為其人道問題施加壓力。蘇丹來到上海世博參展，並沒有如津巴布韋一樣迴避問題，反而把停戰協訂放在展館的正中央。姑勿論展板的內容是否客觀，這做法相對來說也算是較「面對現實」。
要說到「失敗國家」最極端的例子，不得不提位於加勒比海聯合館內的海地展區。海地本來已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本年初的大地震更導致數以十萬計的傷亡，經濟和社會發展連同首都的總統府一起倒塌。面對如此浩劫，上海世博當局雖然聲稱會盡力協助海地「正常參展」，然而國難當前還要派員長駐海外推銷國土風情，也未免太過強人所難。
海地的例子，正正點出世博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的問題：無論展館內賣的是獸毛皮草還是絲織被巾，談的是山水風景還是歷史名勝，其實都隱含「明天會更好」這個基本假設。各國展館自我介紹時選擇隱惡揚善自是意料中事，然而背後對「必然進步」的想像卻更為值得深思。
從1851 年倫敦世博的機械展銷，到1964 年紐約世博的未來之旅，都假定了人類的未來只會變得愈來愈美好，展覽的內容就是要為我們揭示美好的將來。然而來到21 世紀，人類社會早已離開了那種盲目樂觀和自我崇拜的想像。我們心底裏都知道，在世博會當中看見的那些新科技和新發明，不會自動為我們解決氣候改變或者核武安全的問題，人類自己才是人類文明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如是者，相對於視世博會為世界的縮影，不如說世博會是一個讓遊人暫時忘記外面世界各種煩擾的主題公園，或者更為貼切。
B13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7-17
通識世博遊
暑期將至，不少學校都舉辦了以世博為題的上海遊學團。「不出國門、走遍天下」的口號固然吸引，然而如果世博遊變成了學生競逐集齊各國展館印章的遊戲，則未免浪費這次難得的人文地理通識之旅。如能出發前先多作準備，到達後細心觀察，或能獲得一次相當不一樣的世博經歷。
教育者第一條要問的問題，是世博所表達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差距。能夠在世博架起展館，必須要有代表政府的許可和當地權貴的支持。展覽的內容，無可避免會代表某種價值的世界觀，內容固然要經過篩選和淨化。如是者，各國展館所代表的都不可能是該國的全像，而只可能是該國政府和權貴希望各國遊客看到的片面想像。
世博只是超級大賣場
放在這次上海世博的社會背景當中，不難發現許多展館的推介重點都有一個相同指導思想：如何打開中國的消費市場。牙買加展館推銷咖啡試飲，埃塞俄比亞展館促銷朱古力，阿富汗展館大賣手織地氈……每一個國家都嘗試把他們的貨品推銷予中國的中產階層，希望他們日後在百貨公司的貨架上看到來自智利的紅酒時，會記得曾經在上海世博的智利展館品嘗過。換句話說，上海世博其實是一個超級大賣場。
在上海世博販賣的不單只是貨品，還有思想。不同國家政權都有各自的立國理念，不少國家的展館都嘗試間接暗示或直接推介，當中又以委內瑞拉的展館最為明顯。展館入口第一牌展版的題目便旗幟鮮明地問： 「革命在21 世紀代表些什麼？」這條問題的背景，是現任總統查韋斯自1998 年當選以來，於委內瑞拉推行的各種社會改革。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展館處處見到「平等」、「團結」等的字句，和旁邊在推銷雪茄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古巴相映成趣。
各國爭相表現其「比較優勢」的同時，那些有事情不便明言的國家又怎麼辦？參觀那些所謂「失敗國家」的展館原來也相當有意思。以津巴布韋為例，穆加貝統治之下的政府陷入癱瘓，通貨膨脹以致經濟崩潰，食水供應和公共醫療等的基本生活需求早已無法保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上海世博的津巴布韋展館又如何？展板描繪該國是一個生態旅遊的世外桃源，老百姓面對的人道災難則隻字不題。
暫忘煩擾的主題公園
相對來說，蘇丹展館則「誠實」得多。西方國家批評中國因為自身投資和能源開採的利益，無視該國政府於達爾富爾等戰亂問題當中的角色，不願意聯同國際社會為其人道問題施加壓力。蘇丹來到上海世博參展，並沒有如津巴布韋一樣迴避問題，反而把停戰協訂放在展館的正中央。姑勿論展板的內容是否客觀，這做法相對來說也算是較「面對現實」。
要說到「失敗國家」最極端的例子，不得不提位於加勒比海聯合館內的海地展區。海地本來已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本年初的大地震更導致數以十萬計的傷亡，經濟和社會發展連同首都的總統府一起倒塌。面對如此浩劫，上海世博當局雖然聲稱會盡力協助海地「正常參展」，然而國難當前還要派員長駐海外推銷國土風情，也未免太過強人所難。
海地的例子，正正點出世博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的問題：無論展館內賣的是獸毛皮草還是絲織被巾，談的是山水風景還是歷史名勝，其實都隱含「明天會更好」這個基本假設。各國展館自我介紹時選擇隱惡揚善自是意料中事，然而背後對「必然進步」的想像卻更為值得深思。
從1851 年倫敦世博的機械展銷，到1964 年紐約世博的未來之旅，都假定了人類的未來只會變得愈來愈美好，展覽的內容就是要為我們揭示美好的將來。然而來到21 世紀，人類社會早已離開了那種盲目樂觀和自我崇拜的想像。我們心底裏都知道，在世博會當中看見的那些新科技和新發明，不會自動為我們解決氣候改變或者核武安全的問題，人類自己才是人類文明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如是者，相對於視世博會為世界的縮影，不如說世博會是一個讓遊人暫時忘記外面世界各種煩擾的主題公園，或者更為貼切。
各黨派喊價 平均28至30元 / 兩議員倒戈 保障工時條例獲保留
明報
A06 | 港聞 2010-07-16
各黨派喊價 平均28至30元
如無意外，立法會今天會通過《最低工資條例》的主體法例，而負責釐訂最低工資水平的委員會，會在下月底向特首曾蔭權提交建議最低工資水平，由後者拍板後，再以附屬法例形式提交立法會通過。留守最後一關的立法會，各政黨都陸續表態，泛民議員大致支持30 至33 元，最低為自由黨的24 元，換言之最低工資如訂在28 至30 元水平，最容易獲各方接受。
由於立法會將操控最低工資水平的「生殺大權」，本報昨向各大黨詢問，他們開價由24 元至35 元不等。其中勞聯李鳳英開價最高，達35 元，有工會背景的議員及社民連則要求33 元，民主黨、公民黨建議30 至33元。
建制派議員則由中間落墨，專業會議、五散人部分成員都建議28 至30 元；最低的為自由黨，建議不少於24 元。經濟動力未有表態，但林健鋒指總商會早前建議的是24 至26 元。民建聯亦拒絕表態。
自由黨反對「距離24 元太遠」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重申，若最終工資水平訂得太高，中小企未能負擔，同時會造成職位流失，導致很多打工仔失業，故若最終水平「距離24 元太遠」，將會反對。
另外，港台節目《議事論事》向各議員發信，詢問他們私人聘請的低技術工人時薪。部分議員回應稱，他們聘請的清潔員工時薪都逾30 元，其中公民黨梁家傑可封「良心僱主」，兼職清潔工時薪高達58 元（詳見表），而曾一度提出20 元最低工資的自由黨張宇人，則以未有時間為由，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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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議員倒戈 保障工時條例獲保留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多項議員提出的修訂，包括將留宿外傭納入條例的保障範圍等均全軍盡墨，而政府提出廢除《行業委員會條例》修訂，因會計界陳茂波及專業會議梁美芬分別投反對、棄權票，兩票之差而遭否決。勞工界認為這結果有象徵意義，即立法會認同政府有權為工人規限工時，為他們未來爭取最高工時立法作基礎。
陳茂波梁美芬一反對一棄權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指出，有關法例原意保障個別行業工人收入及工時，但法例訂立近70 年來從未應用，故最低工資立法後，毋須再保留。提出修訂要求保留條例的街工梁耀忠指出，條例雖是「古董」但應保留， 「單是等最低工資法例已等了33 年，不知再要等多久才可等到檢討工時的法例」。
公民黨吳靄儀議員質疑，政府建議廢除行業委員會條例的做法不符程序，因一般要廢除條例，應堂堂正正拿出來討論，而不是「唔覺意」加進有關最低工資條例的審議中。雖然梁耀忠的修訂遭否決，但政府的修訂亦因陳茂波及梁美芬「倒戈」，分別投反對及棄權票而遭否決。兩人解釋，認同行業委員會條例應廢除，不過不贊成政府廢除的手法。政府表示，早預料支持與反對票數相近，但未料到有議員臨時改變投票意向。
立法會昨日討論多項有關最低工資條例的修訂，議員提出的以基本底薪計算最低工資，將超時補水及佣金等收入剔出；醫學界梁家騮提出候召時間計入工時的修訂等，均因未能通過分組點票被否決。而晚上，約200 人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集會，他們在立法會對開的皇后像廣場觀看電視直播會議，聯盟不滿多項議員提出的修訂案都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大學生實習豁免獲通過
而政府提出的修訂，除了刪除行業委員會條例失敗外，其他建議包括將僱員所有收入及往返境外非慣常工作地點的交通時間，納入最低工資計算；容許工作少於59 天的大學實習生，可豁免最低工資立法保障等均獲通過，議員葉劉淑儀支持政府修訂，認為大學生的學習經驗更重要，民主黨黃成智及職工盟李卓人則擔心大學生會被剝削。
A06 | 港聞 2010-07-16
各黨派喊價 平均28至30元
如無意外，立法會今天會通過《最低工資條例》的主體法例，而負責釐訂最低工資水平的委員會，會在下月底向特首曾蔭權提交建議最低工資水平，由後者拍板後，再以附屬法例形式提交立法會通過。留守最後一關的立法會，各政黨都陸續表態，泛民議員大致支持30 至33 元，最低為自由黨的24 元，換言之最低工資如訂在28 至30 元水平，最容易獲各方接受。
由於立法會將操控最低工資水平的「生殺大權」，本報昨向各大黨詢問，他們開價由24 元至35 元不等。其中勞聯李鳳英開價最高，達35 元，有工會背景的議員及社民連則要求33 元，民主黨、公民黨建議30 至33元。
建制派議員則由中間落墨，專業會議、五散人部分成員都建議28 至30 元；最低的為自由黨，建議不少於24 元。經濟動力未有表態，但林健鋒指總商會早前建議的是24 至26 元。民建聯亦拒絕表態。
自由黨反對「距離24 元太遠」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重申，若最終工資水平訂得太高，中小企未能負擔，同時會造成職位流失，導致很多打工仔失業，故若最終水平「距離24 元太遠」，將會反對。
另外，港台節目《議事論事》向各議員發信，詢問他們私人聘請的低技術工人時薪。部分議員回應稱，他們聘請的清潔員工時薪都逾30 元，其中公民黨梁家傑可封「良心僱主」，兼職清潔工時薪高達58 元（詳見表），而曾一度提出20 元最低工資的自由黨張宇人，則以未有時間為由，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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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議員倒戈 保障工時條例獲保留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多項議員提出的修訂，包括將留宿外傭納入條例的保障範圍等均全軍盡墨，而政府提出廢除《行業委員會條例》修訂，因會計界陳茂波及專業會議梁美芬分別投反對、棄權票，兩票之差而遭否決。勞工界認為這結果有象徵意義，即立法會認同政府有權為工人規限工時，為他們未來爭取最高工時立法作基礎。
陳茂波梁美芬一反對一棄權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指出，有關法例原意保障個別行業工人收入及工時，但法例訂立近70 年來從未應用，故最低工資立法後，毋須再保留。提出修訂要求保留條例的街工梁耀忠指出，條例雖是「古董」但應保留， 「單是等最低工資法例已等了33 年，不知再要等多久才可等到檢討工時的法例」。
公民黨吳靄儀議員質疑，政府建議廢除行業委員會條例的做法不符程序，因一般要廢除條例，應堂堂正正拿出來討論，而不是「唔覺意」加進有關最低工資條例的審議中。雖然梁耀忠的修訂遭否決，但政府的修訂亦因陳茂波及梁美芬「倒戈」，分別投反對及棄權票而遭否決。兩人解釋，認同行業委員會條例應廢除，不過不贊成政府廢除的手法。政府表示，早預料支持與反對票數相近，但未料到有議員臨時改變投票意向。
立法會昨日討論多項有關最低工資條例的修訂，議員提出的以基本底薪計算最低工資，將超時補水及佣金等收入剔出；醫學界梁家騮提出候召時間計入工時的修訂等，均因未能通過分組點票被否決。而晚上，約200 人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集會，他們在立法會對開的皇后像廣場觀看電視直播會議，聯盟不滿多項議員提出的修訂案都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大學生實習豁免獲通過
而政府提出的修訂，除了刪除行業委員會條例失敗外，其他建議包括將僱員所有收入及往返境外非慣常工作地點的交通時間，納入最低工資計算；容許工作少於59 天的大學實習生，可豁免最低工資立法保障等均獲通過，議員葉劉淑儀支持政府修訂，認為大學生的學習經驗更重要，民主黨黃成智及職工盟李卓人則擔心大學生會被剝削。
黃宜弘：裁員潮莫怪商界
明報
A06 | 港聞 2010-07-16
黃宜弘：裁員潮莫怪商界
【明報專訊】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多名商界及功能界別議員反擊，指部分人為「選票」作出文革式批評，而曾在內地設廠的黃宜弘更稱，早前因為內地新增保障勞工的措施，結果他「忍痛」裁掉與他打天下的四五百名員工，他警告香港在最低工資立法後，若出現裁員潮，大家便不要怪商界，責任應在政府。
「內地立法後已裁四五百人」
昨日會議開始時，商界議員黃宜弘率先發言，指商界是無奈支持草案，他擔心最低工資導致裁員潮，指內地較早前訂立了保障勞工的法例，已令成千上萬珠三角工廠倒閉。黃宜弘稱，為減輕經營成本及生存，其工廠唯有採用自動化措施，同時辭退四五百名員工，他不希望同樣的事在香港發生，但指「若出現有關情，不要責怪我們（商界），責任應在於政府」。
梁劉柔芬：陳裕光反映憂慮完全正確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亦稱是無奈接受草案，指法例會影響飲食業百年日常營運方式（例如落場時間應否計算最低工資等），故行內定會出現更改合約潮，情會較當年推行強積金時嚴重，希望當局關注及加強宣傳。
支持草案的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在席間批評，不少建制派及商界議員，聲稱無奈支持草案，是習慣「保皇」，變成投票機器，難受尊重。
紡織及製衣界議員梁劉柔芬反擊說，部分議員及政黨為選票對工商界不分黑白批評；她批評公民黨亦有參選功能組別，但又同時批評功能組別，是「又食又拎」行為。余若薇指該黨一直爭取取消功能組別，要求梁收回言論。
梁劉柔芬亦為近日備受批評的大家樂主席陳裕光辯護，認為陳裕光反映公司憂慮最低工資水平是完全正確。保險界議員陳健波亦加入戰團，批評指摘功能組別議員的人，為了選票而批評其他人，形容有關風氣猶如文革，他指沒受最低工資直接影響的人，很容易站出來批評其他人，但希望大家關心真正受影響的商界。
立法會昨午二讀表決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時，53 票支持、1 票反對，最後獲得通過。唯一反對的是旅遊界代表謝偉俊，他不滿意有關條例是一刀切執行，當中仍有不少灰色地帶及漏洞未解決，對旅遊業界影響深遠，故提出反對。
A06 | 港聞 2010-07-16
黃宜弘：裁員潮莫怪商界
【明報專訊】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多名商界及功能界別議員反擊，指部分人為「選票」作出文革式批評，而曾在內地設廠的黃宜弘更稱，早前因為內地新增保障勞工的措施，結果他「忍痛」裁掉與他打天下的四五百名員工，他警告香港在最低工資立法後，若出現裁員潮，大家便不要怪商界，責任應在政府。
「內地立法後已裁四五百人」
昨日會議開始時，商界議員黃宜弘率先發言，指商界是無奈支持草案，他擔心最低工資導致裁員潮，指內地較早前訂立了保障勞工的法例，已令成千上萬珠三角工廠倒閉。黃宜弘稱，為減輕經營成本及生存，其工廠唯有採用自動化措施，同時辭退四五百名員工，他不希望同樣的事在香港發生，但指「若出現有關情，不要責怪我們（商界），責任應在於政府」。
梁劉柔芬：陳裕光反映憂慮完全正確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亦稱是無奈接受草案，指法例會影響飲食業百年日常營運方式（例如落場時間應否計算最低工資等），故行內定會出現更改合約潮，情會較當年推行強積金時嚴重，希望當局關注及加強宣傳。
支持草案的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在席間批評，不少建制派及商界議員，聲稱無奈支持草案，是習慣「保皇」，變成投票機器，難受尊重。
紡織及製衣界議員梁劉柔芬反擊說，部分議員及政黨為選票對工商界不分黑白批評；她批評公民黨亦有參選功能組別，但又同時批評功能組別，是「又食又拎」行為。余若薇指該黨一直爭取取消功能組別，要求梁收回言論。
梁劉柔芬亦為近日備受批評的大家樂主席陳裕光辯護，認為陳裕光反映公司憂慮最低工資水平是完全正確。保險界議員陳健波亦加入戰團，批評指摘功能組別議員的人，為了選票而批評其他人，形容有關風氣猶如文革，他指沒受最低工資直接影響的人，很容易站出來批評其他人，但希望大家關心真正受影響的商界。
立法會昨午二讀表決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時，53 票支持、1 票反對，最後獲得通過。唯一反對的是旅遊界代表謝偉俊，他不滿意有關條例是一刀切執行，當中仍有不少灰色地帶及漏洞未解決，對旅遊業界影響深遠，故提出反對。
歷史多偶然 梁愛詩自白轉調經過
明報
A06 | 港聞 | 聞風筆動 | By 李先知 2010-07-16
歷史多偶然 梁愛詩自白轉調經過
歷史的進程既有必然的客觀規律，也不時穿插偶發事件，一不留神，偶發事件隨時會令人走漏了一些歷史大趨勢，其影響可以很深遠的。最近才暫告一段落的本地政改風雲，便充滿這樣的例子，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長梁愛詩，在6 月17 日公開澄清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沒有違反人大常委會在2007 年底的決議，一改她在5 月27 日的否定立場，很多政圈中人都視之為中央轉，準備接納民主黨方案的第一個明確信號。
由於6 月17 日剛好又是曾特首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公開辯論政改的同一天，因此部分時事評論員遂把兩件事掛在一起分析表示，梁愛詩選擇在當天公開轉調，是為了讓中央在曾特首一旦敗給余若薇之後，可以有迴旋的空間。
然而，根據最新一期《亞洲週刊》專訪梁愛詩的報道，情並非如此，因梁愛詩選擇6 月17 日作澄清，背後原來是有其偶然性的。她說， 「我不是選擇在6 月17日公開發言的，而是很偶然的。17 日電視台的一位朋友給我電話，要求做訪問，我拒絕了。後來聊到民主黨的改良方案是不是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時，我解釋5月27 日（我）公開表態批評民主黨區議會方案違反人大決定時，並不知道他們的方案所謂五席一人一票直選，並不包括功能組別已有一票的選民，如果確是如此，他們的方案便不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那位朋友說這十分重要，我必須出來講清楚。我也覺得既然以前所講是不準確，我有責任澄清，所以同意做電話訪問錄音。之後我給他們補做訪問，也給另外一個電台做了訪問，所以新聞就播出了。
「我不知道中央跟特區政府決定的過程，也不知道民主黨跟他們談什麼。我（6 月）17 日講的，是我自己的意見，沒有諮詢任何人，我有責任澄清自己的說法。」她透露，自己是在6 月19 日才知道中央的最後決定。她又說， 「我因經常外出，並不了解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五席普選，並不包括已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在內。其實，許多人對此並不清楚。我知道這個情，就致電何俊仁議員（民主黨主席）求證。電話裏，獲得證實，因此認為他們的建議不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因為，這5 席不是百分百直選。如果已有35 席是地區直選，而35 席功能組別裏面也有5 席也是直選的話，就成30 比40 比率，地區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便不均等，所以我認為是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但後來過了兩天，我才知道民主黨的改良方案中，功能組別已經有票的選民就不能再投那5 席，所以這5 席就跟那其餘的35 席是不一樣的。由於選民的基礎不一樣，這就不會做成30比40 的比例。」
記者亦有追問這位能直達天庭的「中間人」：是次政改決定，是否由國家主席胡錦濤最後推翻了副主席習近平的決定，梁愛詩指出， 「流傳的故事許多都不是真的。因此，我在澄清聲明中最後強調，流傳的故事，眾說紛紜，多是揣測」。
看來，中南海在最後一刻急轉彎的過程，恐怕還要好一段時間才能真相大白。姑勿論如何，梁愛詩經已完成了一項重要的歷史任務——令21 年來斷絕交往的民主黨和中央代表能再次直接對話，為解開香港政局的一個重大死結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如她在訪問中所言： 「這場對話接觸是民主黨先主動提出的。我想當初他們（指民主黨）或許還以為我不會為他們轉達，也沒有想到我真的會專程到北京為他們轉達。」
如今回想，解開政局的困窘恐怕是香港歷史的必然，而梁愛詩的角色則恐怕是偶然的選擇了。
A06 | 港聞 | 聞風筆動 | By 李先知 2010-07-16
歷史多偶然 梁愛詩自白轉調經過
歷史的進程既有必然的客觀規律，也不時穿插偶發事件，一不留神，偶發事件隨時會令人走漏了一些歷史大趨勢，其影響可以很深遠的。最近才暫告一段落的本地政改風雲，便充滿這樣的例子，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長梁愛詩，在6 月17 日公開澄清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沒有違反人大常委會在2007 年底的決議，一改她在5 月27 日的否定立場，很多政圈中人都視之為中央轉，準備接納民主黨方案的第一個明確信號。
由於6 月17 日剛好又是曾特首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公開辯論政改的同一天，因此部分時事評論員遂把兩件事掛在一起分析表示，梁愛詩選擇在當天公開轉調，是為了讓中央在曾特首一旦敗給余若薇之後，可以有迴旋的空間。
然而，根據最新一期《亞洲週刊》專訪梁愛詩的報道，情並非如此，因梁愛詩選擇6 月17 日作澄清，背後原來是有其偶然性的。她說， 「我不是選擇在6 月17日公開發言的，而是很偶然的。17 日電視台的一位朋友給我電話，要求做訪問，我拒絕了。後來聊到民主黨的改良方案是不是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時，我解釋5月27 日（我）公開表態批評民主黨區議會方案違反人大決定時，並不知道他們的方案所謂五席一人一票直選，並不包括功能組別已有一票的選民，如果確是如此，他們的方案便不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那位朋友說這十分重要，我必須出來講清楚。我也覺得既然以前所講是不準確，我有責任澄清，所以同意做電話訪問錄音。之後我給他們補做訪問，也給另外一個電台做了訪問，所以新聞就播出了。
「我不知道中央跟特區政府決定的過程，也不知道民主黨跟他們談什麼。我（6 月）17 日講的，是我自己的意見，沒有諮詢任何人，我有責任澄清自己的說法。」她透露，自己是在6 月19 日才知道中央的最後決定。她又說， 「我因經常外出，並不了解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五席普選，並不包括已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在內。其實，許多人對此並不清楚。我知道這個情，就致電何俊仁議員（民主黨主席）求證。電話裏，獲得證實，因此認為他們的建議不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因為，這5 席不是百分百直選。如果已有35 席是地區直選，而35 席功能組別裏面也有5 席也是直選的話，就成30 比40 比率，地區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便不均等，所以我認為是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但後來過了兩天，我才知道民主黨的改良方案中，功能組別已經有票的選民就不能再投那5 席，所以這5 席就跟那其餘的35 席是不一樣的。由於選民的基礎不一樣，這就不會做成30比40 的比例。」
記者亦有追問這位能直達天庭的「中間人」：是次政改決定，是否由國家主席胡錦濤最後推翻了副主席習近平的決定，梁愛詩指出， 「流傳的故事許多都不是真的。因此，我在澄清聲明中最後強調，流傳的故事，眾說紛紜，多是揣測」。
看來，中南海在最後一刻急轉彎的過程，恐怕還要好一段時間才能真相大白。姑勿論如何，梁愛詩經已完成了一項重要的歷史任務——令21 年來斷絕交往的民主黨和中央代表能再次直接對話，為解開香港政局的一個重大死結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如她在訪問中所言： 「這場對話接觸是民主黨先主動提出的。我想當初他們（指民主黨）或許還以為我不會為他們轉達，也沒有想到我真的會專程到北京為他們轉達。」
如今回想，解開政局的困窘恐怕是香港歷史的必然，而梁愛詩的角色則恐怕是偶然的選擇了。
讀書﹕地產界打倒地產界
讀書﹕地產界打倒地產界
【明報專訊】「大市場小政府」、「自由經濟」、「自由市場」都是香港政治正確詞彙，不論什麼政策，商人、官員都會隨口用上一打半打這類空洞關鍵詞，並於最後硬生生補句「有關政策不違反市場經濟理念」為結論。
當然，自由與競爭是兩回事，大市場小政府更從來都是空話。特區政府是土地的唯一供應者，定期公開賣地保證土地供應，或是以不干預自由市場包裝，透過勾地表制度讓財團直接控制土地供應，這政策選擇本身實際就是一種高度干預。
再觀察社會實，我們生活中由超級市場到貨櫃碼頭、地產、電力、煤氣、巴士，都是由幾個本地財團壟斷，我們不見得有很大選擇的自由，至於財團間的價格競爭更乏善可陳。
坊間有關這種官商勾結結構的批評，主要來自年輕一代公民力量，其論述主要建基於生活觀察，礙於欠缺商業運作經驗，往往雖擊中時弊，卻欠缺細節及流於理論。而對土地制度政策及壟斷競爭問題有洞見的人士，則多是政府及商界中人，自然不願細談這方面的「心得」。結果傳媒充塞的不是商人官員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謬論，就是重人文價值社會公義，但欠缺產業調研的「八十後」宣言，兩者皆未能說服重利保守的中產市民。
潘慧嫻的《地產霸權》（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正好填補了這缺口。潘慧嫻曾任新鴻基地產創辦人郭得勝私人助理八年，其後加入嘉里建設，負責土地物業估價及收購，對香港土地制度政策運作十分熟悉，並從政策歷史及制度入手，剖析地產泡沫，及社會經濟持續不公的根源。
土地制度 競爭政策缺失
作者認為，今日香港最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及經濟問題，根源都在特區政府的「土地制度政策」及「壟斷競政策」缺失之上。而土地與稅收制度，正是社會不公義的溫﹕土地壟斷、地產泡沫、官商勾結、行業經濟過度集中、貧富懸殊……都可造成社會的不公義。除非土地與稅收制度徹底改革，否則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將難以解決，作者認為﹕只有民選政府才有能量推動這艱巨的改革。
九七年前港英政府以賣地為主要收入來源，土地收入佔政府總收入逾三成。採取高地價政策，也讓英國企業受惠於較低利得稅稅率。九七年後特區政府儘管信誓旦旦，時刻以「關注公眾利益」為口號，政策卻處處公然向財團輸送利益。例如未經公開招標便把數碼港地皮批予電訊盈科，其他例子有「孫九招」、西九項目單一招標、「紅灣半島」私人參與居屋事件，都反映政府官員對地產商曲意逢迎。
其中「孫九招」暫停定期公開拍賣土地，政府更把土地供應的時間、選址的控制權拱手相讓予地產財閥，原本暫時措施的勾地表制度，不經不覺已成了長期政策。雖然政府不承認，但事實上政府已在行高地價政策。比港英政府更涼薄的是，特區政府除了限制土地供應外，更停建了居屋。
近期大吹大擂的「九招十二式」，說穿了不過是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指引，而內容也不過是要求地產商以道德一點的手法售樓而己。打鑼打鼓把這些既不足也無力的指引說成「降溫措施」，實在愚民至極。
六大家族財閥
在各種壟斷經營權之下，市民被迫為日常必需品——住屋、管理費、食品、交通、燃氣、電力——支付過高價格。但政府不是為虎作倀協助財閥壟斷經營，就是採取被動「自由市場不干預」政策助長壟斷經營。中世紀政府靠攏地主，透過地主行使經濟權力勞役百姓。今日之差別只在於市民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領薪水，再被迫向財閥進貢。普通市民耗盡畢生積蓄以按揭槓杆買發水樓，每月還債供息，還要向發展商交管理費，到商場食肆快餐品用膳購物（租金直接或間接與營業額掛勾），燈油火蠟，衣食住行，月底你計計每月支付予那六大家族財閥的金額佔月入的比例，恐怕你會以為自己仍活在封建時代。
地價高企變相是一種間接稅，發展商基本都把地價全轉嫁置業人士，高地價重擔由購買私人樓的消費者承擔。地產財閥獲超高回報，並享受較低利得稅稅率；政府從賣地獲超額公帑，養活不斷膨脹，薪津偏高的公務員一族。
財閥政治影響力極大
地價高企，地皮面積龐大，地價非一般中小型發展商能承受，更使地產市場愈來愈寡頭壟斷（Oligopoly），地產財閥的政治影響力愈來愈大。 據《南華早報》報道，截止今年三月，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各法定及諮詢組織擔任共達五十六個職位，比九八年的十六個職位大幅增加。另外，六大地產商在八百人行政長官選委會中佔有不少席位，並對多個立法會功能組別極具影響力。換句話說，地產財閥不單有力影響行政長官人選，更能在分組點票中否決任何議員提案。
分配及限制土地供應，項目地積比率，補地價等決定，只由數名政府官員決策，欠缺透明度。政府似乎沒有從梁展文事件汲取教訓，局長級官員退休後，仍可尋找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工作，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根本沒有約束力。「識做」官員大搖大擺在退休後一邊領長俸，一邊到財閥的公司支薪。
高槓杆賭局貢獻在哪？
樓價瘋狂上升，就算今日沒有董建華也沒有八萬五，最終亦必然崩盤。升幅愈大，跌幅愈大，傷亡愈慘重。香港社會根深柢固地誤信「地產就是財富」，一個單位不只是安樂窩，而是一種儲蓄工具。其實，地產更像高槓杆的賭局，經濟環境逆轉，失業率急升，樓市泡沫爆破，一代人的財富便隨風而散。這便是高地價政策的代價。
通貨膨脹、資產泡沫、財富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哪裏？九七年樓價從高峰崩盤，轉眼已十三年光景。地產財閥積累多年超高回報，加上享受公共事業壟斷性現金流，泡沫爆破後只是一兩年回報率暫時降低。但當年四十歲的中產一族若未能在瘋狂的樓市炒賣及時脫身，這十三年的日子定感觸良多。
文 余省三
編輯 曾祥泰
伸延閱讀
【明報專訊】■周博 《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Asian Godfather：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 Joe Studwell）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by Leo F。 Goodstadt
■ 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1985 by Leo F。 Goodstadt
■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by Roger Nissim
【明報專訊】「大市場小政府」、「自由經濟」、「自由市場」都是香港政治正確詞彙，不論什麼政策，商人、官員都會隨口用上一打半打這類空洞關鍵詞，並於最後硬生生補句「有關政策不違反市場經濟理念」為結論。
當然，自由與競爭是兩回事，大市場小政府更從來都是空話。特區政府是土地的唯一供應者，定期公開賣地保證土地供應，或是以不干預自由市場包裝，透過勾地表制度讓財團直接控制土地供應，這政策選擇本身實際就是一種高度干預。
再觀察社會實，我們生活中由超級市場到貨櫃碼頭、地產、電力、煤氣、巴士，都是由幾個本地財團壟斷，我們不見得有很大選擇的自由，至於財團間的價格競爭更乏善可陳。
坊間有關這種官商勾結結構的批評，主要來自年輕一代公民力量，其論述主要建基於生活觀察，礙於欠缺商業運作經驗，往往雖擊中時弊，卻欠缺細節及流於理論。而對土地制度政策及壟斷競爭問題有洞見的人士，則多是政府及商界中人，自然不願細談這方面的「心得」。結果傳媒充塞的不是商人官員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謬論，就是重人文價值社會公義，但欠缺產業調研的「八十後」宣言，兩者皆未能說服重利保守的中產市民。
潘慧嫻的《地產霸權》（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正好填補了這缺口。潘慧嫻曾任新鴻基地產創辦人郭得勝私人助理八年，其後加入嘉里建設，負責土地物業估價及收購，對香港土地制度政策運作十分熟悉，並從政策歷史及制度入手，剖析地產泡沫，及社會經濟持續不公的根源。
土地制度 競爭政策缺失
作者認為，今日香港最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及經濟問題，根源都在特區政府的「土地制度政策」及「壟斷競政策」缺失之上。而土地與稅收制度，正是社會不公義的溫﹕土地壟斷、地產泡沫、官商勾結、行業經濟過度集中、貧富懸殊……都可造成社會的不公義。除非土地與稅收制度徹底改革，否則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將難以解決，作者認為﹕只有民選政府才有能量推動這艱巨的改革。
九七年前港英政府以賣地為主要收入來源，土地收入佔政府總收入逾三成。採取高地價政策，也讓英國企業受惠於較低利得稅稅率。九七年後特區政府儘管信誓旦旦，時刻以「關注公眾利益」為口號，政策卻處處公然向財團輸送利益。例如未經公開招標便把數碼港地皮批予電訊盈科，其他例子有「孫九招」、西九項目單一招標、「紅灣半島」私人參與居屋事件，都反映政府官員對地產商曲意逢迎。
其中「孫九招」暫停定期公開拍賣土地，政府更把土地供應的時間、選址的控制權拱手相讓予地產財閥，原本暫時措施的勾地表制度，不經不覺已成了長期政策。雖然政府不承認，但事實上政府已在行高地價政策。比港英政府更涼薄的是，特區政府除了限制土地供應外，更停建了居屋。
近期大吹大擂的「九招十二式」，說穿了不過是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指引，而內容也不過是要求地產商以道德一點的手法售樓而己。打鑼打鼓把這些既不足也無力的指引說成「降溫措施」，實在愚民至極。
六大家族財閥
在各種壟斷經營權之下，市民被迫為日常必需品——住屋、管理費、食品、交通、燃氣、電力——支付過高價格。但政府不是為虎作倀協助財閥壟斷經營，就是採取被動「自由市場不干預」政策助長壟斷經營。中世紀政府靠攏地主，透過地主行使經濟權力勞役百姓。今日之差別只在於市民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領薪水，再被迫向財閥進貢。普通市民耗盡畢生積蓄以按揭槓杆買發水樓，每月還債供息，還要向發展商交管理費，到商場食肆快餐品用膳購物（租金直接或間接與營業額掛勾），燈油火蠟，衣食住行，月底你計計每月支付予那六大家族財閥的金額佔月入的比例，恐怕你會以為自己仍活在封建時代。
地價高企變相是一種間接稅，發展商基本都把地價全轉嫁置業人士，高地價重擔由購買私人樓的消費者承擔。地產財閥獲超高回報，並享受較低利得稅稅率；政府從賣地獲超額公帑，養活不斷膨脹，薪津偏高的公務員一族。
財閥政治影響力極大
地價高企，地皮面積龐大，地價非一般中小型發展商能承受，更使地產市場愈來愈寡頭壟斷（Oligopoly），地產財閥的政治影響力愈來愈大。 據《南華早報》報道，截止今年三月，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各法定及諮詢組織擔任共達五十六個職位，比九八年的十六個職位大幅增加。另外，六大地產商在八百人行政長官選委會中佔有不少席位，並對多個立法會功能組別極具影響力。換句話說，地產財閥不單有力影響行政長官人選，更能在分組點票中否決任何議員提案。
分配及限制土地供應，項目地積比率，補地價等決定，只由數名政府官員決策，欠缺透明度。政府似乎沒有從梁展文事件汲取教訓，局長級官員退休後，仍可尋找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工作，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根本沒有約束力。「識做」官員大搖大擺在退休後一邊領長俸，一邊到財閥的公司支薪。
高槓杆賭局貢獻在哪？
樓價瘋狂上升，就算今日沒有董建華也沒有八萬五，最終亦必然崩盤。升幅愈大，跌幅愈大，傷亡愈慘重。香港社會根深柢固地誤信「地產就是財富」，一個單位不只是安樂窩，而是一種儲蓄工具。其實，地產更像高槓杆的賭局，經濟環境逆轉，失業率急升，樓市泡沫爆破，一代人的財富便隨風而散。這便是高地價政策的代價。
通貨膨脹、資產泡沫、財富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哪裏？九七年樓價從高峰崩盤，轉眼已十三年光景。地產財閥積累多年超高回報，加上享受公共事業壟斷性現金流，泡沫爆破後只是一兩年回報率暫時降低。但當年四十歲的中產一族若未能在瘋狂的樓市炒賣及時脫身，這十三年的日子定感觸良多。
文 余省三
編輯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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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周博 《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Asian Godfather：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 Joe Studwell）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by Leo F。 Goodstadt
■ 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1985 by Leo F。 Goodstadt
■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by Roger Nissim
安裕周記﹕中國人的一廂情願
安裕周記﹕中國人的一廂情願
【明報專訊】菅直人正式當上日本首相翌天，報上的消息說菅直人是「近代最親華的日本首相」，還說他拜相之後一星期內就會訪問中國。
對這條消息，我有極強的新鮮感﹕其一，我很想看看近代最親華的日本首相到底是什麼模樣，其二，菅直人如果上任後首個出訪國是中國，
東北亞的政治格局應該面臨韓戰六十年以來最大和最根本的巨變。結果，菅直人沒去中國，而是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參加G8及G20峰會。
至於親華，菅直人內閣發足之後的連串講話和動作，包括批評中國的艦艇駛經日本周邊公海，與善良的中國媒體早先的善意企盼出現巨大落差。
作為間中翻翻日本報章的我來說，是很有意思的閱讀樂趣。
菅直人是「最親華的首相」這些揣測不知從何而來，按道理說，一個國家的首相，最親的必然是本國，至於所謂親華親美親日親英，純粹是利益關係的表述，今天哪個國家給我多些利益，身子自然就會傾斜過去。比方說，二戰之後白面天王麥克阿瑟空降東京，替日本打造一個新國家，從憲法到棒球，日本都必須全盤接受並吞下。此後六十五年，日本一直跟美國屁股後面轉，華府要東京站死東京不敢坐死，唯一一次僭越美國的是田中角榮搶在美國前頭和中國建交。但那次只是順美國意旨的小範圍僭越，美國在一九七一年宣布尼克遜訪華前三小時才通知日本，造成日本外交史上的所謂「尼克遜震盪」，日本看到大勢所趨，才有膽扒在美國前面建交。
一腳踏兩船的政治考慮
日本的中國熱便是在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訪華後燒熱的，一直燒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不過，在這段時期的中日關係也說不上是日本最親華時期。寫出菅直人是最親華日揆的那位記者，如果要是中國記者的話，那是是極其simple and naive了。日本首相親華，極其量只有一個田中角榮，且田中也只是借中美和好的大勢賭一鋪，結果給他押中。之後三十八年間，只要中國領導人訪日，行程之一必是見田中後人，以前是田中太太，後來是女兒田中真紀子；新華社的報道必定用上「喝水不忘掘井人」這七個字，次次如是，屢試不爽。對於七十年代中日關係如膠似漆日子的日本首相後人，北京都以故人之子的規格表態。就以當年與田中角榮爭奪首相的福田赳夫來說，雖說福田親台灣，但上台後也到過北京，於是他的兒子福田康夫前些年當了首相之後，北京也是熱情洋溢。
問題是，日本政客不是傻瓜，以日本企業的四處出擊精神觀之，哪可能把注都押在北京身上，日本國會議員裏有個日中友好協會，這是開宗明義與北京友好的組織，大部分議員都是這個組織成員。但同一時間有個日華議員懇談會，這是與台灣友好的政治連結；令人莞爾的是，參加日中友好協會的議員，絕大多數是日華懇談會成員。這種一腳踏兩船的政治考慮有其歷史因素——和北京友好是利之所在，不過日本人比起香港的一些政黨早了四十年赤膊上陣，毋用忸怩作態；至於和台灣這只有二十來個建交國、又名中華民國的小島兩情相悅，則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緣故。日本議員不少是所謂二代甚至三代四代，即父執輩已是國會議員，選區傳承到兒孫現今這代。而他們祖輩在政壇初露頭角的時代，正是二戰結束後蔣介石以德報怨沒殺他幾十萬日人報仇雪恨的受益者。這種心存感恩的思想一代傳一代，解釋了為何有經濟動物之稱的日本人，會在中國崛起的年頭，冒北京大不韙去和台北小朝廷拉關係說家常的背景。
從日本議員對北京和台北的態度，應該很容易明白，日本不可能有最親華的首相；對中國友好是策略性的，為了這個目的，日本一些政客可謂「忍辱負重」，四年前安倍晉三接替小泉純一郎上台，安倍的外公是戰後首相岸信介。在戰後的日本台灣關係，岸信介是最重要的一人，他是戰時東條英機內閣大臣、二戰甲級戰犯，東京審判僥倖逃過死刑，人生經歷第二次起飛，在五十年代末擔任首相。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岸信介成立了蔣介石總統遺德表彰會，又在日本各地樹立蔣像蔣碑，以謝蔣不殺之恩。如此家族背景，但安倍晉三卻是中共口中推動中日關係的友好人士。無他，小泉純一郎因為參拜靖國神社搞砸中日關係，經貿有欠暢順，加上小布殊那時對北京開始友好，安倍只得粉墨登場上演一幕我愛北京天安門，上任伊始即跑一趟北京破冰。
美國肚子裏的蛔蟲
職是之故，日本的中國外交策略從來脫離不了美國，只有愈跟愈緊。菅直人也許心底對北京有善意，但今天的他可以嗎？過去兩個星期，美國和中國關係出現令人迷惘的格局，在人們認定美國一定吵翻天的香港政改問題上，一貫高唱民主人權的美國，其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對功能組別的苟延殘喘不予置評。楊先生是中國通，曾駐台灣，知道廣義上的中國民主是有兩面性，是台灣的全面擁抱，也是北京那種大國崛起式的零點零零一民主。美國佬厲害的是，他可以令到跟後面的那些人全部轉噤聲，日本英國這些十年前在香港問題上「說三道四」的全部吃了封喉烈藥。
奧巴馬的中國政策比起小布殊的胡搞硬來段數高多了，北京這刻應在盤算奧巴馬這個民主黨自由派打什麼主意。過去一個月，中美就美韓軍事演習暗地拳來腳往，美國傳出要調動駐日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去黃海參加軍演。黃海幾乎是中國東北門前那灘水，母艦若進黃海，應是韓戰以來第一次。黃海演習區直線距離北京五百公里，而「喬治華盛頓」號上的FA18大黃蜂戰鬥機活動半徑就一千公里，艦上的E2C預警機可以把整個華北東北都覆蓋在內。黃海面對京津唐海路出口，附近一帶是北海艦隊基地，核潛艇製造廠葫蘆島就在旁邊。我一直懷疑，早些時有報道說杭州蕭山機場因為「UFO」下令航機全部停止升降，實是和美軍飛機入侵領空有關。你會相信唯物主義的中共，會信膺從未見過的「UFO」？且，就是「UFO」，都是急來急走，沒有需要在杭州全面淨空，但從軍事上來說，只要淨空，雷達上仍在飛的必不是自己人，要打下來的話，目標清楚明確。
中美台下使勁，唯一浮面的是突然拒絕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起初有說是和軍售台灣有關，但大陸和台灣近期哥倆好得恨不得要同穿一條褲，北京哪會因那幾架直升機而嘔氣。要使性子的對像，台灣是擠不上邊，唯一只有美國。日本在旁邊看得清楚，「喬治華盛頓」號是駐紮日本的母艦，黃海東海都在電子戰技術高超的日本眼皮底下，菅直人哪會不知今天颳的是什麼風什麼雨。日本是美國肚子裏的蛔蟲，所以，今年五月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在中日韓三國峰會上，指名道姓提出只有中國的核武在增加，面對中國再三表示絕不先使用核武，岡田仍然一步不讓。日本對中國的取態，已從自民黨當家的偶爾炒作口頭上的中國威脅論，到了「友好」的民主黨上台把最敏感的核問題提出來。這是根本的變化，一切都因奧巴馬的對華策略可變性而起。
對於日本，中國一些人往往有美麗的幻想，我也同意今天絕大部分日本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但必須區分變成了日本政客的日本人民和真正的日本人民。我在日本時聽過一位台灣學長的一段話，這些年來常記於心。他說，初到日本念書，印象最深刻是日語裏的判斷句的否定式，他的忠告是，聽日本人說話，一定要聽完整句才會知道他們的原意，切莫過早下判斷。例子是﹕
田中生（田中不是學生），日語的表達方式是田中—學生—不是。你聽了三分之二就滿心歡喜跑了，獨獨遺漏了最關鍵但也是放到最後的否定式。寫出「菅直人是近代最親華的日本首相」的那位先生／女士，看來，日語學得不那麼地道。
文 安 裕
【明報專訊】菅直人正式當上日本首相翌天，報上的消息說菅直人是「近代最親華的日本首相」，還說他拜相之後一星期內就會訪問中國。
對這條消息，我有極強的新鮮感﹕其一，我很想看看近代最親華的日本首相到底是什麼模樣，其二，菅直人如果上任後首個出訪國是中國，
東北亞的政治格局應該面臨韓戰六十年以來最大和最根本的巨變。結果，菅直人沒去中國，而是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參加G8及G20峰會。
至於親華，菅直人內閣發足之後的連串講話和動作，包括批評中國的艦艇駛經日本周邊公海，與善良的中國媒體早先的善意企盼出現巨大落差。
作為間中翻翻日本報章的我來說，是很有意思的閱讀樂趣。
菅直人是「最親華的首相」這些揣測不知從何而來，按道理說，一個國家的首相，最親的必然是本國，至於所謂親華親美親日親英，純粹是利益關係的表述，今天哪個國家給我多些利益，身子自然就會傾斜過去。比方說，二戰之後白面天王麥克阿瑟空降東京，替日本打造一個新國家，從憲法到棒球，日本都必須全盤接受並吞下。此後六十五年，日本一直跟美國屁股後面轉，華府要東京站死東京不敢坐死，唯一一次僭越美國的是田中角榮搶在美國前頭和中國建交。但那次只是順美國意旨的小範圍僭越，美國在一九七一年宣布尼克遜訪華前三小時才通知日本，造成日本外交史上的所謂「尼克遜震盪」，日本看到大勢所趨，才有膽扒在美國前面建交。
一腳踏兩船的政治考慮
日本的中國熱便是在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訪華後燒熱的，一直燒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不過，在這段時期的中日關係也說不上是日本最親華時期。寫出菅直人是最親華日揆的那位記者，如果要是中國記者的話，那是是極其simple and naive了。日本首相親華，極其量只有一個田中角榮，且田中也只是借中美和好的大勢賭一鋪，結果給他押中。之後三十八年間，只要中國領導人訪日，行程之一必是見田中後人，以前是田中太太，後來是女兒田中真紀子；新華社的報道必定用上「喝水不忘掘井人」這七個字，次次如是，屢試不爽。對於七十年代中日關係如膠似漆日子的日本首相後人，北京都以故人之子的規格表態。就以當年與田中角榮爭奪首相的福田赳夫來說，雖說福田親台灣，但上台後也到過北京，於是他的兒子福田康夫前些年當了首相之後，北京也是熱情洋溢。
問題是，日本政客不是傻瓜，以日本企業的四處出擊精神觀之，哪可能把注都押在北京身上，日本國會議員裏有個日中友好協會，這是開宗明義與北京友好的組織，大部分議員都是這個組織成員。但同一時間有個日華議員懇談會，這是與台灣友好的政治連結；令人莞爾的是，參加日中友好協會的議員，絕大多數是日華懇談會成員。這種一腳踏兩船的政治考慮有其歷史因素——和北京友好是利之所在，不過日本人比起香港的一些政黨早了四十年赤膊上陣，毋用忸怩作態；至於和台灣這只有二十來個建交國、又名中華民國的小島兩情相悅，則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緣故。日本議員不少是所謂二代甚至三代四代，即父執輩已是國會議員，選區傳承到兒孫現今這代。而他們祖輩在政壇初露頭角的時代，正是二戰結束後蔣介石以德報怨沒殺他幾十萬日人報仇雪恨的受益者。這種心存感恩的思想一代傳一代，解釋了為何有經濟動物之稱的日本人，會在中國崛起的年頭，冒北京大不韙去和台北小朝廷拉關係說家常的背景。
從日本議員對北京和台北的態度，應該很容易明白，日本不可能有最親華的首相；對中國友好是策略性的，為了這個目的，日本一些政客可謂「忍辱負重」，四年前安倍晉三接替小泉純一郎上台，安倍的外公是戰後首相岸信介。在戰後的日本台灣關係，岸信介是最重要的一人，他是戰時東條英機內閣大臣、二戰甲級戰犯，東京審判僥倖逃過死刑，人生經歷第二次起飛，在五十年代末擔任首相。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岸信介成立了蔣介石總統遺德表彰會，又在日本各地樹立蔣像蔣碑，以謝蔣不殺之恩。如此家族背景，但安倍晉三卻是中共口中推動中日關係的友好人士。無他，小泉純一郎因為參拜靖國神社搞砸中日關係，經貿有欠暢順，加上小布殊那時對北京開始友好，安倍只得粉墨登場上演一幕我愛北京天安門，上任伊始即跑一趟北京破冰。
美國肚子裏的蛔蟲
職是之故，日本的中國外交策略從來脫離不了美國，只有愈跟愈緊。菅直人也許心底對北京有善意，但今天的他可以嗎？過去兩個星期，美國和中國關係出現令人迷惘的格局，在人們認定美國一定吵翻天的香港政改問題上，一貫高唱民主人權的美國，其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對功能組別的苟延殘喘不予置評。楊先生是中國通，曾駐台灣，知道廣義上的中國民主是有兩面性，是台灣的全面擁抱，也是北京那種大國崛起式的零點零零一民主。美國佬厲害的是，他可以令到跟後面的那些人全部轉噤聲，日本英國這些十年前在香港問題上「說三道四」的全部吃了封喉烈藥。
奧巴馬的中國政策比起小布殊的胡搞硬來段數高多了，北京這刻應在盤算奧巴馬這個民主黨自由派打什麼主意。過去一個月，中美就美韓軍事演習暗地拳來腳往，美國傳出要調動駐日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去黃海參加軍演。黃海幾乎是中國東北門前那灘水，母艦若進黃海，應是韓戰以來第一次。黃海演習區直線距離北京五百公里，而「喬治華盛頓」號上的FA18大黃蜂戰鬥機活動半徑就一千公里，艦上的E2C預警機可以把整個華北東北都覆蓋在內。黃海面對京津唐海路出口，附近一帶是北海艦隊基地，核潛艇製造廠葫蘆島就在旁邊。我一直懷疑，早些時有報道說杭州蕭山機場因為「UFO」下令航機全部停止升降，實是和美軍飛機入侵領空有關。你會相信唯物主義的中共，會信膺從未見過的「UFO」？且，就是「UFO」，都是急來急走，沒有需要在杭州全面淨空，但從軍事上來說，只要淨空，雷達上仍在飛的必不是自己人，要打下來的話，目標清楚明確。
中美台下使勁，唯一浮面的是突然拒絕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起初有說是和軍售台灣有關，但大陸和台灣近期哥倆好得恨不得要同穿一條褲，北京哪會因那幾架直升機而嘔氣。要使性子的對像，台灣是擠不上邊，唯一只有美國。日本在旁邊看得清楚，「喬治華盛頓」號是駐紮日本的母艦，黃海東海都在電子戰技術高超的日本眼皮底下，菅直人哪會不知今天颳的是什麼風什麼雨。日本是美國肚子裏的蛔蟲，所以，今年五月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在中日韓三國峰會上，指名道姓提出只有中國的核武在增加，面對中國再三表示絕不先使用核武，岡田仍然一步不讓。日本對中國的取態，已從自民黨當家的偶爾炒作口頭上的中國威脅論，到了「友好」的民主黨上台把最敏感的核問題提出來。這是根本的變化，一切都因奧巴馬的對華策略可變性而起。
對於日本，中國一些人往往有美麗的幻想，我也同意今天絕大部分日本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但必須區分變成了日本政客的日本人民和真正的日本人民。我在日本時聽過一位台灣學長的一段話，這些年來常記於心。他說，初到日本念書，印象最深刻是日語裏的判斷句的否定式，他的忠告是，聽日本人說話，一定要聽完整句才會知道他們的原意，切莫過早下判斷。例子是﹕
田中生（田中不是學生），日語的表達方式是田中—學生—不是。你聽了三分之二就滿心歡喜跑了，獨獨遺漏了最關鍵但也是放到最後的否定式。寫出「菅直人是近代最親華的日本首相」的那位先生／女士，看來，日語學得不那麼地道。
文 安 裕
政改之後﹕「政壇雷曼」與民主的道德經濟
政改之後﹕「政壇雷曼」與民主的道德經濟
【明報專訊】民主黨在政改角力的最後關頭，將談判條件三項曾經誓言缺一不可的底線，化約為一個改良過的區議會方案。
中央欣然接受，情急轉直下。政改方案結果通過了，卻引發出香港民主運動前所未見的大分裂。泛民主派陣營經此一役，已經差不多全面瓦解。
我們要開始習慣的，是未來沒有了「泛民」這一稱號的日子。但其實此事也來得並不突然，因為這大半年來，
由是否參與五區變相公投運動開始，任何人都可以看見，泛民政治人物之間已經不存在互信。
任何人高舉團結一致、槍口對外的口號，都無法制止這一場分裂發生。
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信守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其實非常駁雜。能夠在過去一段時期，還能維繫一個可以稱之為泛民的陣線，其實只有一個六四的道德綱領，和在政改中運用集體否決權來和中共及建制派討價還價，這可以說是定義泛民之為泛民的唯一標準。可是，對於在什麼情底下，泛民成員可以退出一個好像是唯一團結基礎的「否決權聯盟」其實從來沒有一致共識。在表面團結底下，可說各懷鬼胎，自有打算。
泛民團結幻象破滅
在去年底醞釀五區公投運動的日子，民主黨大力反對參加五區公投運動的理據，正是要小心維持一個有力的集體否決權，以爭取一個邁向真普選的路線圖。如今，路線圖落空，否決權棄而不用，也沒有招呼盟友半句。顯見，「泛民團結」的口號就算如何叫得震天價響，也只是有心人的美好投射。一面要團結，一面又要自由意志，所謂「泛民主派」連如何運用否決權的最低綱領也沒有，又何來一個屬於所謂「泛民主派」的統一戰線？
最終，團結幻象破滅，只換來一個自我安慰為有些兒「民主成分」的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你要人家相信這不是政客們自求擴大一黨一己參政空間的盤算，的確要搵鬼相信。
一些有良好意願的評論家希望從悲劇中看出喜劇，試圖用宏觀角度說服人們，這場分裂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因為溫和及激進的民主派從今可以分佔政治市場的不同部分，整體來說是拉闊了泛民的光譜。此等言論好像言之成理，可是卻不符香港現實，頗見一廂情願。
在一個本身具備了相對完整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地方，將政治過程看作市場交換本是無可厚非。政客提供不同政治取態，由選民自由選擇，眾聲喧嘩，本是常態。經典的美國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將這種政治形態視作多元主義政治，或曰多頭政體（polyarchy），箇中政黨只是多元利益團體進行利益整合的機制，沒有太大的意識形態包袱，或者差異極大的政治願景。在美國，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其實都是分佔左、中、右政治市場的政治企業，為各自樹立品牌，為不同偏好的選民提供自由選擇。
有負道德債務持有人
可是，正如筆者早前所指，香港的民主政治其實是晚殖民時期虛擬自由主義的引伸，先天地它就活動在一個並不完整的自由民主體制底下，用英式的自由主義掩蓋了殖民時代「精英吸納」、「賢人政治」和「為民請命」等公民社會不發達的印記。六四以來「道德政治資本」的忽然膨脹，令一代晚殖民土著精英向上流動的慾望，得以憑藉六四的道德資本捧起，養活了一代泛民政客。問題是二十年來，選民在這些泛民政客身上的道德投資，所形成的是一種長期的道德債務關係，而不是服務於一種短線圖利的利益交換。
香港的民主運動抗爭傳統，從來就不僅是短期利益交換的政治市場，而是道德性極強，以價值信仰為支撐的道德政治和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一如「三十會」的會計師龔耀輝最近在《信報》一篇文章所講﹕「昂山素姬與軍政府妥協的機會多的是，但她就是繼續死守，寸步不離緬甸。其間她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緬甸民主亦毫無寸進，但這份堅持就是最大力量。沒有任何寸進，其實反而力量更強，真正無為而有為。」他又談到香港的民主派說﹕「我們『錫身』不敢做的事情，他們敢做，犧牲事業、婚姻、前途，我們就以選票答謝他們。我們就是喜歡他們與中央『無得傾』，所以才相信他們會無畏無懼，頂得住政府的一些無理政策。」——這是何其精確的「道德會計」！
所以，民主黨一朝試圖改變經營策略，在那些長期道德債務持有人眼中，就如同賴債和不認數。劉慧卿之流在解釋自己的轉變時對過去那些反共的支持者所講的冷言冷語，簡直就形同向老顧客抱怨他們為什麼只喜歡舊貨，追不上潮流品味，對一間老字號來說，這豈不是自拆招牌？
事實上，民主黨的忽然改變路線，堪稱「政壇的雷曼事件」。七一大遊行有示威群眾以「民主黨及前線苦主大聯盟」自號，可見這是一宗別具一格，富本土特色的政治債務危機。不同的只是，雷曼苦主有人向銀行苦苦追纏，甚至在銀行撒賴不走、吐口水、小便，滋擾職員，外間還是以同情角度尊稱「苦主」，但政壇雷曼卻有全港一律聲調的報章社評撐腰，苦主們高聲抗議，卻被描述為「低於人類文明底線」。真是情何以堪？
剛愎自用的傲慢
筆者無意預測民主黨將自己由一個民主拒共老字號，急速自我改造成一個兼營投機炒賣，承包爛債講數的政治企業的最終後果，我只是想指出，今日民主黨人的忽然「務實」，禮讚「溝通」、「妥協」，實是對長期支持民主黨的老主顧們投注在自己身上那種樸素的道義感情嚴重漠視的結果，也是作為一批一生追逐選票和民調數字的政治人物，對民間抗爭力量深深的犬儒態度所致。
今日泛民終結，自六四以來一直帶領群眾的領袖告別了司令台，或者正是我們回顧與反思過去那些高叫民主口號的大大小小日子的時候。原來，那些站在萬頭攢動的群眾前頭，聲聲「堅持」、「誓死」，指揮若定的領袖們，雖然每次都呼籲人民參與、大眾發聲，可是，他們心底真話卻是認為：「群眾運動無助爭取民主」。那豈不證明了，他們從來只是相信，群眾是一批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群眾。他們的政治技巧是曉得「運動群眾」，可他們卻從不相信群眾應作為主體的「群眾運動」。
筆者這樣說來，並非鼓吹什麼群眾鬥爭的萬能論。反之，對於有人主張民主運動需要認真對待政改方案，甚至要和中共開展談判，筆者一直樂觀其成。因為就算國共相爭，就算美國侵略越南，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將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相結合根本就沒有什麼奇怪。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於，香港這幫泛民政客們，「談」和「打」竟是可以如此割裂。「談判以抗爭作支援，抗爭以談判作帶動」，這種辯證運動的常識今日竟然成為絕唱。原因不是政治智慧不足，而是深入骨髓的犬儒主義已經蠶食了政治抵抗運動所必需的倫理關係。
不可少的倫理關係
事實上，最近政壇的波詭雲譎當中，最令人心寒的，不是「談判」、「妥協」，甚至「出賣」，而是政客們吃了迷藥似的，在一種「勇氣的決斷」幻覺底下流露出來的那種剛愎自用的傲慢。這種傲慢，正是根源自香港晚殖民時期冒起的土著精英們，骨子裏對群眾主體地位的疏離與犬儒。正是這種書呆子式的傲慢，令他們可以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下，還要臉不紅、皮不跳地高談闊論什麼「波蘭經驗」、「南非經驗」，生吞活剝出一兩個談判偉大的和解場景，用來掩飾當前這場大分裂的窘態，甚至幻想自己突然是華里沙、曼德拉上身——彷彿這些各地真正的抗爭英雄付出一生所從事的複雜鬥爭，所得來的挫折、痛苦和經驗，都只是「條條血路皆通往談判」的明證，都只是我國偉大「河蟹社會」理論的註腳。這種誇誇其談的書生論政，又豈是「無知」二字所能盡說？
香港「泛民」陣營瓦解，實在死不足惜。可惜的只是，他們親手瓦解的，是過去二、三十年來，他們都有份建立的民主運動。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所摧的，正是一種強權壓境下民間社會自衛所必不可少的倫理關係。
（政改之後二之二）
文 安 徒
編輯 梁詠璋
【明報專訊】民主黨在政改角力的最後關頭，將談判條件三項曾經誓言缺一不可的底線，化約為一個改良過的區議會方案。
中央欣然接受，情急轉直下。政改方案結果通過了，卻引發出香港民主運動前所未見的大分裂。泛民主派陣營經此一役，已經差不多全面瓦解。
我們要開始習慣的，是未來沒有了「泛民」這一稱號的日子。但其實此事也來得並不突然，因為這大半年來，
由是否參與五區變相公投運動開始，任何人都可以看見，泛民政治人物之間已經不存在互信。
任何人高舉團結一致、槍口對外的口號，都無法制止這一場分裂發生。
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信守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其實非常駁雜。能夠在過去一段時期，還能維繫一個可以稱之為泛民的陣線，其實只有一個六四的道德綱領，和在政改中運用集體否決權來和中共及建制派討價還價，這可以說是定義泛民之為泛民的唯一標準。可是，對於在什麼情底下，泛民成員可以退出一個好像是唯一團結基礎的「否決權聯盟」其實從來沒有一致共識。在表面團結底下，可說各懷鬼胎，自有打算。
泛民團結幻象破滅
在去年底醞釀五區公投運動的日子，民主黨大力反對參加五區公投運動的理據，正是要小心維持一個有力的集體否決權，以爭取一個邁向真普選的路線圖。如今，路線圖落空，否決權棄而不用，也沒有招呼盟友半句。顯見，「泛民團結」的口號就算如何叫得震天價響，也只是有心人的美好投射。一面要團結，一面又要自由意志，所謂「泛民主派」連如何運用否決權的最低綱領也沒有，又何來一個屬於所謂「泛民主派」的統一戰線？
最終，團結幻象破滅，只換來一個自我安慰為有些兒「民主成分」的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你要人家相信這不是政客們自求擴大一黨一己參政空間的盤算，的確要搵鬼相信。
一些有良好意願的評論家希望從悲劇中看出喜劇，試圖用宏觀角度說服人們，這場分裂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因為溫和及激進的民主派從今可以分佔政治市場的不同部分，整體來說是拉闊了泛民的光譜。此等言論好像言之成理，可是卻不符香港現實，頗見一廂情願。
在一個本身具備了相對完整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地方，將政治過程看作市場交換本是無可厚非。政客提供不同政治取態，由選民自由選擇，眾聲喧嘩，本是常態。經典的美國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將這種政治形態視作多元主義政治，或曰多頭政體（polyarchy），箇中政黨只是多元利益團體進行利益整合的機制，沒有太大的意識形態包袱，或者差異極大的政治願景。在美國，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其實都是分佔左、中、右政治市場的政治企業，為各自樹立品牌，為不同偏好的選民提供自由選擇。
有負道德債務持有人
可是，正如筆者早前所指，香港的民主政治其實是晚殖民時期虛擬自由主義的引伸，先天地它就活動在一個並不完整的自由民主體制底下，用英式的自由主義掩蓋了殖民時代「精英吸納」、「賢人政治」和「為民請命」等公民社會不發達的印記。六四以來「道德政治資本」的忽然膨脹，令一代晚殖民土著精英向上流動的慾望，得以憑藉六四的道德資本捧起，養活了一代泛民政客。問題是二十年來，選民在這些泛民政客身上的道德投資，所形成的是一種長期的道德債務關係，而不是服務於一種短線圖利的利益交換。
香港的民主運動抗爭傳統，從來就不僅是短期利益交換的政治市場，而是道德性極強，以價值信仰為支撐的道德政治和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一如「三十會」的會計師龔耀輝最近在《信報》一篇文章所講﹕「昂山素姬與軍政府妥協的機會多的是，但她就是繼續死守，寸步不離緬甸。其間她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緬甸民主亦毫無寸進，但這份堅持就是最大力量。沒有任何寸進，其實反而力量更強，真正無為而有為。」他又談到香港的民主派說﹕「我們『錫身』不敢做的事情，他們敢做，犧牲事業、婚姻、前途，我們就以選票答謝他們。我們就是喜歡他們與中央『無得傾』，所以才相信他們會無畏無懼，頂得住政府的一些無理政策。」——這是何其精確的「道德會計」！
所以，民主黨一朝試圖改變經營策略，在那些長期道德債務持有人眼中，就如同賴債和不認數。劉慧卿之流在解釋自己的轉變時對過去那些反共的支持者所講的冷言冷語，簡直就形同向老顧客抱怨他們為什麼只喜歡舊貨，追不上潮流品味，對一間老字號來說，這豈不是自拆招牌？
事實上，民主黨的忽然改變路線，堪稱「政壇的雷曼事件」。七一大遊行有示威群眾以「民主黨及前線苦主大聯盟」自號，可見這是一宗別具一格，富本土特色的政治債務危機。不同的只是，雷曼苦主有人向銀行苦苦追纏，甚至在銀行撒賴不走、吐口水、小便，滋擾職員，外間還是以同情角度尊稱「苦主」，但政壇雷曼卻有全港一律聲調的報章社評撐腰，苦主們高聲抗議，卻被描述為「低於人類文明底線」。真是情何以堪？
剛愎自用的傲慢
筆者無意預測民主黨將自己由一個民主拒共老字號，急速自我改造成一個兼營投機炒賣，承包爛債講數的政治企業的最終後果，我只是想指出，今日民主黨人的忽然「務實」，禮讚「溝通」、「妥協」，實是對長期支持民主黨的老主顧們投注在自己身上那種樸素的道義感情嚴重漠視的結果，也是作為一批一生追逐選票和民調數字的政治人物，對民間抗爭力量深深的犬儒態度所致。
今日泛民終結，自六四以來一直帶領群眾的領袖告別了司令台，或者正是我們回顧與反思過去那些高叫民主口號的大大小小日子的時候。原來，那些站在萬頭攢動的群眾前頭，聲聲「堅持」、「誓死」，指揮若定的領袖們，雖然每次都呼籲人民參與、大眾發聲，可是，他們心底真話卻是認為：「群眾運動無助爭取民主」。那豈不證明了，他們從來只是相信，群眾是一批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群眾。他們的政治技巧是曉得「運動群眾」，可他們卻從不相信群眾應作為主體的「群眾運動」。
筆者這樣說來，並非鼓吹什麼群眾鬥爭的萬能論。反之，對於有人主張民主運動需要認真對待政改方案，甚至要和中共開展談判，筆者一直樂觀其成。因為就算國共相爭，就算美國侵略越南，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將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相結合根本就沒有什麼奇怪。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於，香港這幫泛民政客們，「談」和「打」竟是可以如此割裂。「談判以抗爭作支援，抗爭以談判作帶動」，這種辯證運動的常識今日竟然成為絕唱。原因不是政治智慧不足，而是深入骨髓的犬儒主義已經蠶食了政治抵抗運動所必需的倫理關係。
不可少的倫理關係
事實上，最近政壇的波詭雲譎當中，最令人心寒的，不是「談判」、「妥協」，甚至「出賣」，而是政客們吃了迷藥似的，在一種「勇氣的決斷」幻覺底下流露出來的那種剛愎自用的傲慢。這種傲慢，正是根源自香港晚殖民時期冒起的土著精英們，骨子裏對群眾主體地位的疏離與犬儒。正是這種書呆子式的傲慢，令他們可以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下，還要臉不紅、皮不跳地高談闊論什麼「波蘭經驗」、「南非經驗」，生吞活剝出一兩個談判偉大的和解場景，用來掩飾當前這場大分裂的窘態，甚至幻想自己突然是華里沙、曼德拉上身——彷彿這些各地真正的抗爭英雄付出一生所從事的複雜鬥爭，所得來的挫折、痛苦和經驗，都只是「條條血路皆通往談判」的明證，都只是我國偉大「河蟹社會」理論的註腳。這種誇誇其談的書生論政，又豈是「無知」二字所能盡說？
香港「泛民」陣營瓦解，實在死不足惜。可惜的只是，他們親手瓦解的，是過去二、三十年來，他們都有份建立的民主運動。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所摧的，正是一種強權壓境下民間社會自衛所必不可少的倫理關係。
（政改之後二之二）
文 安 徒
編輯 梁詠璋
重寫香港﹕粵語歌故事還該這樣說嗎？
重寫香港﹕粵語歌故事還該這樣說嗎？
【明報專訊】粵語流行曲肯定是香港重要的流行文化，只是，每次述到它的歷史，不管是早年還是近年的，往往都有成套慣性論述。以早年而言，是這一套﹕1974年電視歌《啼笑因緣》及電影歌曲《鬼馬雙星》與《雙星情歌》崛起，粵語流行曲從此橫空出世，威震天下。這套論述，還認為1974年以前並沒有所謂粵語流行曲，有的只是些改編自英文歌、國語歌或廣東小曲的粗鄙作品如《賭仔自嘆》、《飛哥跌落坑渠》。不管是史文鴻這樣對文化批評有許多獨到見解的學者，還是黃霑這樣來自流行曲界的博士論文作者，都承繼了這套論述。
然而，他們其實都並沒有較深入地去察看一下歷史的真象。
優雅作品曾生不逢時
黃霑在他的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第三章Ａ節的結尾寫道﹕「這本是很荒謬的現象，自己的母語，居然歧視？不過粵語時代曲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好像《哥仔靚》、《飛哥跌落坑渠》等一類歌曲，即使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開明眼光看，歌詞仍然有『難登大雅』之感，無論怎樣敝帚自珍，也不能改觀。」
很奇怪，黃霑竟忘了他在六十年代後期曾替粵語電影寫過歌，比如1968年2月3日上映的《青春玫瑰》，陳寶珠、胡楓主演的，他便以兼寫詞曲的方式寫了三首，俱由陳寶珠主唱，並出版過電影原聲唱片。論歌曲的風格，是頗優雅的，這說明，其實那時也有雅一點的粵語流行曲吧！而不光是「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
再早期一點，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初，邵氏曾成立粵語片部，捧出青春玉女林鳳，拍了十多部青春片及歌舞片。很少人記起，這批電影裏的粵語歌曲絕大部分是原創的，而作曲人卻是以寫國語時代曲著名的李厚襄和梁樂音。二人為林鳳寫的這些粵語歌，相信也曾有若干是流行過的，但現今尚掛在人們口頭的僅有一首《榴槤飄香》，奇怪的是人們總認為《榴槤飄香》屬粗俗之歌，也不知道作曲者乃是李厚襄。
李、梁二人這批粵語歌，優雅的不少，惜乎流傳不開。也許是心有不甘，梁樂音1960年為林鳳寫過一首《戀愛的真諦》，是電影《戀愛與貞操》的插曲，由於不流行，十二年後把同一曲調用到別處，成為無歌頌母愛的劇集《春暉》的主題音樂，知者倒比較多了。
相信使更多人意外的是，其實顧嘉煇在1960年代後期就至少曾替三部粵語電影創作過歌曲，三部影片分別是《情人的眼淚》（1966）、《多少柔情多少淚》（1967）、《春曉人歸時》（1968）。不過，要注意的是，顧嘉煇在這幾部粵語片裏寫的歌曲，都是用國語演唱的。是什麼原因，使我們對顧嘉煇這點往事一點記憶痕都沒有？而在粵語片裏置入國語歌，目的是什麼呢？這裏不無提高影片檔次的考慮吧？
筆者曾把以上現象稱為「傳俗不傳雅」，也就是說，1974年以前的粵語流行曲，我們只讓「俗」的流傳下來，「雅」的卻幾乎沒有哪首能流傳。
「傳俗不傳雅」的原因是複雜的，涉及文化霸權、身分認同以至階級階層的問題。抱歉的是，本文選擇從黃霑、李厚襄、梁樂音、顧嘉煇等，而不是王粵生、胡文森、羅寶生、潘焯等人來切入問題的討論，其實是在遷就大家的文化偏見，可能對將欲澄清的事情幫倒忙。
關於「傳俗不傳雅」的原因，限於篇幅，這裏略述其中一項﹕話語權操控。
1950至60年代的主流報刊以至文藝刊物，一般由哪些人操控話語權呢？遺憾是並沒有人做過基本的研究，這裏只能靠也許是武斷的印象來回答﹕南來的文人以及土生土長的飲殖民教育奶水長大的時代青年。南來文人以中原文化為正宗，方言文化即使雅的亦入不了他們的法眼；時代青年一般崇洋，看西片、聽歐西流行曲、讀尼采或阿多諾的論著等等，粵語歌即使有雅的，於他們而言也儼如透明之物。故此，當時的優雅粵語歌，絕對是生不逢時。
其時的粵語歌基本上只在草根階層裏流通。對他們而言，優雅的粵語歌是無可無不可，而最受他們歡迎的，當是那些通俗中又帶點小趣味的歌曲，就像上舉的《賭仔自嘆》、《飛哥跌落坑渠》。這些歌曲在草根階層流行起來後，上述那批話語權操控者亦會察覺到它們的存在，並常常以它們為例子去指摘粵語流行曲粗鄙。
誰的黃金時代？
從上述分析延伸，不難發現，香港人一直對粵語歌的論述與觀感都失之偏頗。近十多年的普遍論調，或批評時下歌曲粗鄙濫情，或哀嘆粵語歌已死，然後不忘懷緬過去，讚揚八、九十年代粵語歌之風光盛世，並尊許冠傑、顧嘉煇、黃霑等於1974年後的音樂風格為粵語歌之先驅。這些論調或許不算錯，但顯然並不全面。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形成這些觀感的原因。
我們早已遺忘1974年前粵語歌有雅俗並存的創作，原因除了前述的話語權操控，還有自七十年代中開始香港人身分認同與自我形象的轉變——既與廣東傳統和草根文化若即若離，又要展現中產、西化或東洋化的國際都市形象。於是，有粵曲小曲味的、用口語化粵語的，講草根階層語言的，都不符這種想像而被壓抑。唱片公司於八十年代更樂於大量採購歐美或日本歌曲的旋律。至今仍常有論者認為本地創作不足，推動原創是揠苗助長，卻忘記香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曲詞創作的傳統。論者更往往以「市場需要」壓抑對本土創意的鼓勵和包容。
七十年代中開始，跨國唱片企業與本地財團開始視粵語歌為一塊肥肉，投入大量資金，通過各種廣告行銷策略（當中自包括與媒體的「合作」，掌握話語權），至八十年代建立起龐大的粵語歌產業。從前當唱機還未普及，唱片尚不是大眾商品，歌曲的流行還得靠庶民傳唱。其後，唱片公司大規模生產偶像、音樂商品，追趕業績，事事以唱片銷量、演唱會票房為標準。回頭細想，廿多年來許多關於粵語歌的主流論述，原來都是由唱片公司所主導的。
不是嗎？今天常討論的焦點，往往是唱片市場比昔日萎縮多少，懷緬過去某某的專輯賣幾十萬張的盛世等。這些或許都是事實，但我們往往不自覺地跟隨唱片公司的角度討論粵語歌的興衰。於是，「七十年代起、八九十年代盛、千禧後衰」彷彿成了共識——但一如前述，我們既遺忘早期庶民如何流傳、創作人如何寫唱地道粵語歌，我們也容易忘記八九十年代很多「賣不到錢」的本土創作歌，也常忽略普羅聽眾除了是消費者也可以是流行音樂的意義生產者，他們之間傳唱、談論、改寫歌詞等過程往往可衍生更多意義。
唱片工業的衰亡不等同粵語歌的沒落。若武斷地認為流行曲總是今不如昔，其實忽略了唱片公司與媒體過往因追求短期利益而造成的後果（包括對創作人與歌手的制肘）。它們既可操控那些歌曲能接觸大眾的耳朵，也限制好些題材的歌曲在主流論述中出現。然而，賣得不多、媒體不報，難道就不重要嗎？
主流論述對一九七四年至九十年代中粵語歌的吹捧與眷戀，自有很多原因，歌曲與歌手的質素只是其一。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正是這種論述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及對香港的想像之間的關係。七十年代前的「廣東」、「庶民」傳統固然要先去之，因為香港人不願與「土氣」的大陸或「貧窮」形象有聯繫。許冠傑由住公屋到成為港大學生到成為巨星的奮鬥醒目仔形象，以及如梅艷芳等巨星的成功故事，則如黃霑所言，正是香港人最愛的「襤褸到金鏤」的典型。如果我們至今仍常常聽到香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八九十年代繁華富貴的故事，或香港人「肯博」就有出頭天的論調，那麼歌壇八十年代或浮誇或意氣風發的表象，怎會不讓香港人將自身形象投射，津津樂道，同時感嘆今不如昔？至於八九十年代歌壇的缺失，唱片公司當年「盡賺」策略種下的惡果，都往往被隱埋，一如香港社會八九十年代全速「發展」、「搵錢」以外的價值觀，都被擠壓到靠邊站。
總括來說，要重新思考香港流行音樂史，擺脫過往理所當然的偏頗觀點，起碼有兩個方向值得探討。其一是追本溯源，分析早期粵語歌如何被壓抑又如何在民眾間流傳，藉此思考粵語歌在歷史中錯失的種種可能。其二是需要跳出唱片公司和媒體設定的討論框架，既發掘被抹掉或瀕臨湮沒的故事，也探問粵語歌在不同脈絡下如何與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扣連。今天，民間改寫歌詞，為歌曲配以畫面再放上YouTube流傳等做法大行其道，個別歌曲更頗受大眾認同；同時，My Little Airport、林一峰等自作自唱的獨立音樂人擺脫傳統唱片公司的框框，寫與唱個人生活與我城的大小事，依然能在本地以至國內城市獲相當肯定。這些現象又豈能單從娛樂版、媒體年終頒獎禮與唱片公司大員的發言中看到？
畢竟，一個社群能夠唱自己的歌，唱出自己真正的聲音與情感，比賣出多少張專輯、多少張演唱會門票，或許更重要。
文 黃志華、陳銘匡
重新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什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策劃 許寶強
編輯 陳嘉文
【明報專訊】粵語流行曲肯定是香港重要的流行文化，只是，每次述到它的歷史，不管是早年還是近年的，往往都有成套慣性論述。以早年而言，是這一套﹕1974年電視歌《啼笑因緣》及電影歌曲《鬼馬雙星》與《雙星情歌》崛起，粵語流行曲從此橫空出世，威震天下。這套論述，還認為1974年以前並沒有所謂粵語流行曲，有的只是些改編自英文歌、國語歌或廣東小曲的粗鄙作品如《賭仔自嘆》、《飛哥跌落坑渠》。不管是史文鴻這樣對文化批評有許多獨到見解的學者，還是黃霑這樣來自流行曲界的博士論文作者，都承繼了這套論述。
然而，他們其實都並沒有較深入地去察看一下歷史的真象。
優雅作品曾生不逢時
黃霑在他的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第三章Ａ節的結尾寫道﹕「這本是很荒謬的現象，自己的母語，居然歧視？不過粵語時代曲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好像《哥仔靚》、《飛哥跌落坑渠》等一類歌曲，即使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開明眼光看，歌詞仍然有『難登大雅』之感，無論怎樣敝帚自珍，也不能改觀。」
很奇怪，黃霑竟忘了他在六十年代後期曾替粵語電影寫過歌，比如1968年2月3日上映的《青春玫瑰》，陳寶珠、胡楓主演的，他便以兼寫詞曲的方式寫了三首，俱由陳寶珠主唱，並出版過電影原聲唱片。論歌曲的風格，是頗優雅的，這說明，其實那時也有雅一點的粵語流行曲吧！而不光是「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
再早期一點，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初，邵氏曾成立粵語片部，捧出青春玉女林鳳，拍了十多部青春片及歌舞片。很少人記起，這批電影裏的粵語歌曲絕大部分是原創的，而作曲人卻是以寫國語時代曲著名的李厚襄和梁樂音。二人為林鳳寫的這些粵語歌，相信也曾有若干是流行過的，但現今尚掛在人們口頭的僅有一首《榴槤飄香》，奇怪的是人們總認為《榴槤飄香》屬粗俗之歌，也不知道作曲者乃是李厚襄。
李、梁二人這批粵語歌，優雅的不少，惜乎流傳不開。也許是心有不甘，梁樂音1960年為林鳳寫過一首《戀愛的真諦》，是電影《戀愛與貞操》的插曲，由於不流行，十二年後把同一曲調用到別處，成為無歌頌母愛的劇集《春暉》的主題音樂，知者倒比較多了。
相信使更多人意外的是，其實顧嘉煇在1960年代後期就至少曾替三部粵語電影創作過歌曲，三部影片分別是《情人的眼淚》（1966）、《多少柔情多少淚》（1967）、《春曉人歸時》（1968）。不過，要注意的是，顧嘉煇在這幾部粵語片裏寫的歌曲，都是用國語演唱的。是什麼原因，使我們對顧嘉煇這點往事一點記憶痕都沒有？而在粵語片裏置入國語歌，目的是什麼呢？這裏不無提高影片檔次的考慮吧？
筆者曾把以上現象稱為「傳俗不傳雅」，也就是說，1974年以前的粵語流行曲，我們只讓「俗」的流傳下來，「雅」的卻幾乎沒有哪首能流傳。
「傳俗不傳雅」的原因是複雜的，涉及文化霸權、身分認同以至階級階層的問題。抱歉的是，本文選擇從黃霑、李厚襄、梁樂音、顧嘉煇等，而不是王粵生、胡文森、羅寶生、潘焯等人來切入問題的討論，其實是在遷就大家的文化偏見，可能對將欲澄清的事情幫倒忙。
關於「傳俗不傳雅」的原因，限於篇幅，這裏略述其中一項﹕話語權操控。
1950至60年代的主流報刊以至文藝刊物，一般由哪些人操控話語權呢？遺憾是並沒有人做過基本的研究，這裏只能靠也許是武斷的印象來回答﹕南來的文人以及土生土長的飲殖民教育奶水長大的時代青年。南來文人以中原文化為正宗，方言文化即使雅的亦入不了他們的法眼；時代青年一般崇洋，看西片、聽歐西流行曲、讀尼采或阿多諾的論著等等，粵語歌即使有雅的，於他們而言也儼如透明之物。故此，當時的優雅粵語歌，絕對是生不逢時。
其時的粵語歌基本上只在草根階層裏流通。對他們而言，優雅的粵語歌是無可無不可，而最受他們歡迎的，當是那些通俗中又帶點小趣味的歌曲，就像上舉的《賭仔自嘆》、《飛哥跌落坑渠》。這些歌曲在草根階層流行起來後，上述那批話語權操控者亦會察覺到它們的存在，並常常以它們為例子去指摘粵語流行曲粗鄙。
誰的黃金時代？
從上述分析延伸，不難發現，香港人一直對粵語歌的論述與觀感都失之偏頗。近十多年的普遍論調，或批評時下歌曲粗鄙濫情，或哀嘆粵語歌已死，然後不忘懷緬過去，讚揚八、九十年代粵語歌之風光盛世，並尊許冠傑、顧嘉煇、黃霑等於1974年後的音樂風格為粵語歌之先驅。這些論調或許不算錯，但顯然並不全面。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形成這些觀感的原因。
我們早已遺忘1974年前粵語歌有雅俗並存的創作，原因除了前述的話語權操控，還有自七十年代中開始香港人身分認同與自我形象的轉變——既與廣東傳統和草根文化若即若離，又要展現中產、西化或東洋化的國際都市形象。於是，有粵曲小曲味的、用口語化粵語的，講草根階層語言的，都不符這種想像而被壓抑。唱片公司於八十年代更樂於大量採購歐美或日本歌曲的旋律。至今仍常有論者認為本地創作不足，推動原創是揠苗助長，卻忘記香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曲詞創作的傳統。論者更往往以「市場需要」壓抑對本土創意的鼓勵和包容。
七十年代中開始，跨國唱片企業與本地財團開始視粵語歌為一塊肥肉，投入大量資金，通過各種廣告行銷策略（當中自包括與媒體的「合作」，掌握話語權），至八十年代建立起龐大的粵語歌產業。從前當唱機還未普及，唱片尚不是大眾商品，歌曲的流行還得靠庶民傳唱。其後，唱片公司大規模生產偶像、音樂商品，追趕業績，事事以唱片銷量、演唱會票房為標準。回頭細想，廿多年來許多關於粵語歌的主流論述，原來都是由唱片公司所主導的。
不是嗎？今天常討論的焦點，往往是唱片市場比昔日萎縮多少，懷緬過去某某的專輯賣幾十萬張的盛世等。這些或許都是事實，但我們往往不自覺地跟隨唱片公司的角度討論粵語歌的興衰。於是，「七十年代起、八九十年代盛、千禧後衰」彷彿成了共識——但一如前述，我們既遺忘早期庶民如何流傳、創作人如何寫唱地道粵語歌，我們也容易忘記八九十年代很多「賣不到錢」的本土創作歌，也常忽略普羅聽眾除了是消費者也可以是流行音樂的意義生產者，他們之間傳唱、談論、改寫歌詞等過程往往可衍生更多意義。
唱片工業的衰亡不等同粵語歌的沒落。若武斷地認為流行曲總是今不如昔，其實忽略了唱片公司與媒體過往因追求短期利益而造成的後果（包括對創作人與歌手的制肘）。它們既可操控那些歌曲能接觸大眾的耳朵，也限制好些題材的歌曲在主流論述中出現。然而，賣得不多、媒體不報，難道就不重要嗎？
主流論述對一九七四年至九十年代中粵語歌的吹捧與眷戀，自有很多原因，歌曲與歌手的質素只是其一。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正是這種論述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及對香港的想像之間的關係。七十年代前的「廣東」、「庶民」傳統固然要先去之，因為香港人不願與「土氣」的大陸或「貧窮」形象有聯繫。許冠傑由住公屋到成為港大學生到成為巨星的奮鬥醒目仔形象，以及如梅艷芳等巨星的成功故事，則如黃霑所言，正是香港人最愛的「襤褸到金鏤」的典型。如果我們至今仍常常聽到香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八九十年代繁華富貴的故事，或香港人「肯博」就有出頭天的論調，那麼歌壇八十年代或浮誇或意氣風發的表象，怎會不讓香港人將自身形象投射，津津樂道，同時感嘆今不如昔？至於八九十年代歌壇的缺失，唱片公司當年「盡賺」策略種下的惡果，都往往被隱埋，一如香港社會八九十年代全速「發展」、「搵錢」以外的價值觀，都被擠壓到靠邊站。
總括來說，要重新思考香港流行音樂史，擺脫過往理所當然的偏頗觀點，起碼有兩個方向值得探討。其一是追本溯源，分析早期粵語歌如何被壓抑又如何在民眾間流傳，藉此思考粵語歌在歷史中錯失的種種可能。其二是需要跳出唱片公司和媒體設定的討論框架，既發掘被抹掉或瀕臨湮沒的故事，也探問粵語歌在不同脈絡下如何與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扣連。今天，民間改寫歌詞，為歌曲配以畫面再放上YouTube流傳等做法大行其道，個別歌曲更頗受大眾認同；同時，My Little Airport、林一峰等自作自唱的獨立音樂人擺脫傳統唱片公司的框框，寫與唱個人生活與我城的大小事，依然能在本地以至國內城市獲相當肯定。這些現象又豈能單從娛樂版、媒體年終頒獎禮與唱片公司大員的發言中看到？
畢竟，一個社群能夠唱自己的歌，唱出自己真正的聲音與情感，比賣出多少張專輯、多少張演唱會門票，或許更重要。
文 黃志華、陳銘匡
重新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什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策劃 許寶強
編輯 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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