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衛﹕GDP有用嗎？

杜大衛﹕GDP有用嗎？


【明報專訊】大部分用「知識型」這個詞語的人，不但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對「增長」更是一無所知。


談論「知識型」前，先說說「增長」。西方國家在2008年前15年所得的經濟增長，因雷曼事件而瞬間消逝，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大家很容易便將矛頭指向用以量度經濟發展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毫無疑問，我們依賴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方法，實在非常愚蠢，所謂的「增長」可能根本不是「增長」，所謂的「增長」也未必是好的。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和英國首相卡梅倫對GDP的批評贏得不少讚賞。今年5月，卡梅倫要求英國民眾多關注「國民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而少擔心GDP，薩爾科齊更科學地成立了一個由著名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和Amartya Sen領導的委員會，挑戰「GDP盲目崇拜主義」（GDP fetishism）。去年9月薩爾科齊發布研究結果，並坦言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破壞大於它能創造的。他提醒我們，GDP不過是對市場活動的一種量算方法，並不能量度社會幸福感。


GDP不能量度社會幸福感


薩爾科齊和卡梅倫不過是新手而已。早於1968年，當時有望成為總統的羅拔‧甘乃迪（Robert Kennedy）被暗殺前3個月，他已公開批評「有太多東西GDP未能納入其中」。他說，「它沒有考慮到我們家人的健康、教育及他們從玩樂中所得的快樂」。他批評，污染性的行業、為應付更多意外和疾病而多加的救護車、為容納更多罪犯而興建的監獄、破壞的美國原始森林、核彈甚至是香煙廣告等，都能推高GDP。反之，GDP沒有計算媽媽在家中照顧家人的無償工作、家人照顧家中老人、孩子們的健康、優質的教育，或政府官員的誠實及其工作效率等。


不丹國王Jigme Singye Wangchuk甚至在1972年放棄採用GDP，並創造了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國民幸福指數）。不丹被稱為世上最與世隔絕的一個佛教國家，GNH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它不單量度市場活動，還力求科學地納入可持續發展、保護文化價值、保護天然環境及良好管治等因素。


若經濟增長可令活在飢餓中的人脫離貧窮，使政府能誠實和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務，讓我們晚上可與摰愛安心入眠，為社會消除疾病，使市民健康長壽，提供良好教育，提高市民的素養，懂得欣賞文化，以及有能配合工作需要的技能，這樣的增長才是有意義的。


當一個家庭決定買第3架車，或太太花4萬元買一個手袋時，當我們所住物業的價值由100萬升到400萬時，我們見到的真的是增長嗎？


知識型經濟增長的指標


所謂的「知識型經濟增長」，已跌入如何運用電腦科技、如何使政府花更多錢在科研的困局。全世界近數十年都努力地嘗試說明，多花費在科研上，跟經濟成功、更多創新或專利有莫大聯繫，但其實這些努力都並不成功，它們之間就是沒有直接的關連。


要達至知識型經濟增長，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指標：


．教育制度要使個人可勝任更高附加值的工作，使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


．創新，特別是能改善生活質素，或就未能解決的問題提供方案，如治癌方法；


．提高效益，讓生產時可減少資源使用、減少浪費、減少壓力、風險或延誤；


．培養求知慾，以提高人們處理和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發展能使資訊／知識有效傳遞及運用的系統。


也許當中最重要的是，這些措施能在生活中應用。知識型經濟增長及跟它息息相關的創新，不但對高科技工業十分重要，對日常生活如廢物處理、理髮甚至飲食業都同等重要。


經過一番討論和分析後，我們也許最終能得到真正值得追求的增長，這增長不會耗盡世界未來50年的資源或使冰山融化。我們需要領袖們知道什麼應該計算在增長中，而不是只顧如何計算增長。這才是真正的「知識型經濟增長」。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一書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