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生活﹕曾經，我也考過會考……
【明報專訊】我有一個不算很熟的表弟，加起來見面不夠十次。他是加拿大出生的CBC，廣東話識聽識講，弊在唔識寫，普通話就更加普通過普通，今時今日的香港，兩文三語並駕齊驅，單憑一口標準又流利的英語想找份有前途的好工，殊不容易。兩年前他獨自回來找工作，我跟他說香港生活會愈來愈艱難，他當時聳聳肩，一副走瞧的樣子。兩年下來，他不但對港式生活有深切認識，更學會入鄉隨俗，在他那份朝九晚九的正職外，兼職幫補生計。
我本來不知道他身兼多職，直至端午節那天，他晨早打電話吵醒我﹕「表哥，我今日要出trip，但係我約一個女仔，臨時改唔到期，你可唔可以幫手？」聽到「女仔」兩個字，我當堂醒晒﹕「點幫手？」「佢係我student，後日考oral，我應承幫佢practice，我而家響機場，要入閘喇，唔該你表哥，buy you beer when I'm back！」我未及大聲嗌唔好，他已經收線，十秒後傳來短訊，列明時間地點人物電話。
會考只是人生一段小插曲
會考oral？別開玩笑了，對我來說，會考是侏羅紀的事。這麼多年後，我完全、絕對記不起讀了什麼考過什麼，倒還是記得那段日子過得如何忐忑，尤其放榜前後，坐立不安，患得患失，以為日後食粥食飯就看這張成績單，真係純情得交關。那時也有長輩開導，說你過後回望，不論考得好不好，會考都只是人生一段小小插曲，沒什麼大不了，對一個立志成為全家第一個上大學的後生仔，這些話說得再對，當時怎聽得入耳？現在回望，哈哈，雖不中亦不遠。What's the big deal？答案是No big deal。
既然沒什麼大不了，我去不去當替工都沒所謂，何我連oral考什麼、怎麼考都不知道！可憐我躺在上，輾轉反側，再難成眠。一小時後，重拾會考焦慮心情的我，在一家嘈到拆天的老麥，找到那個有三分像慳啦baby的女生Suki。
「呢度咁嘈點補習呀？」我示意她跟我走。我知道附近橫街有家咖啡店，她遠遠的跟在後頭，看來有點緊張——咦，她會不會擔心我是色狼？世風日下，壞人確實有不少，換了我是少女，我也會提防一個陌生男人吧。想到這裏，我不知怎地忽然意興闌珊。
「講真我十年無幫人補過習，Alex平時點補？」Suki說﹕「Alex幫我補數同埋Chem，英文我出去補，不過我想oral考好先煩佢，都係想熟習講多英文。」出去補？「補習天王呀。」顯然，Suki是一個很有動力和上進心的好學生，與其說我幫她補習，不如說她為我介紹了新世紀的會考攻略，我想像自己處身在一個四人小組，對兩個考官，講一個可能發夢都未諗過的題目——好彩，唔係我考。了解完畢，我們決定輪流出題目，由我先發球。我就地取材，問她對紀念屈原的看法。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now. Firstly, Mr. Wat was a patriotic poet in our country......」
我不能說Suki英語不好，雖然她不知屈原的英文名是Qu Yuan，她即場說得出愛國詩人，證明她詞彙不錯，但談了一會，我硬是覺得有點怪。
「為什麼無論我問什麼，你都一定先講I totally agree with you？明明你的答案同我一東一西。」
「啊，notes教，有時我可以講，Your point is interesting，我諗咁有禮貌卦。」聽到說係notes教時，我笑了出來。「即係話有條formula？」 「係呀，考官問完你問題，你要先講一分鐘嘛，咁就要首先thank you for your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那些問題，真係咁interesting？「得一分鐘，講埋呢唔等使開場白，會唔會好浪費呀？」其實我想講「廢」，話到嘴邊，又不忍心打擊notes在Suki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人人都係咁，你唔咁講唔得。」「點解唔得？一句I think開頭，單刀直入講多兩個points，會唔會更好？」
Suki搖頭說﹕「阿sir，唔係講多錯多咩？」明白了，我們的教育，說穿了不是那麼鼓勵我們有points，臨時臨急無搵講，邏輯混亂，會不會衰多兩錢？考那幾分鐘時間，真係唔講得笑。不過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任你熟讀台詞，如果字都唔識多個，臨場一刻，即刻知你得唔得。
「我有訂《南華早報》，間低重點，記熟熱門生字，譬如高鐵係express railway，政改係political reform，你估會唔會出呢政治化題目？」
金鐘英文係乜？
貼題目從來是我的弱項，我反而想考下Suki﹕「金鐘英文係乜？」Suki像被點了穴，良久說不出話﹕「乜會考呢咩？」
我聳肩說﹕「唔會卦。」Suki長長的鬆了一口氣。
臨走時，Suki說她還是很緊張，我叫她第二天記得看曾蔭權舌戰余若薇﹕「學下人辯論時眼神呀，風度，同人講，記得要望住人，唔好把口就講hello everybody，對眼就望住地板。」
回家路上，我想起了自己當中學生的日子。那時的時間為什麼特別悠長？每天放學先打一輪籃球，身水身汗回家時，書包夾住從學校訂的SCMP，但那份成寸厚的報紙，我究竟看過了多少？中學畢業後，我還有沒有看它？我不也跟我嘲諷的人一樣，學英文，學的是formula，最想得到的，不過是一個讓我在香港無往不利的生財工具。
說起來，當香港人真是折騰，以前經常聽到人說﹕「Sorry，我英文講得唔係咁好。」近年一樣sorry，只是主角換了普通話，總之要成為一個合格的香港人，就要不斷努力增值學黃金語言，語言跟文化和生活卻又真的分不開，香港地有誰不是三歲就學英文，又唔多覺我地真係咁bilingual囉，問題會不會是我們根本態度錯了？
有些內地人講英文，不也有口音，我不只一次聽到有人把today說成to die，笑。但在交流意見時，內地同胞很少會因為怕英語不好而不發言，反而學了十幾廿年英文的香港學生，一開口就是「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teresting views.」Interesting. 我想起Wincy，她大學畢業跟家人移民，她就是那些很緊張自己文法對不對的人，旁人沒留心的a, an, the，誰都不會介意的tenses，她都不會掉以輕心。兩年前她回來香港，整個人放鬆了，像變了另一個人。
「講出都笑死你。我因為自卑自己有香港口音，特登去報個accent reduction課程，聽住，係reduction，唔係elimination，時我無諗到，口音係歷史文化地理產物！笑人有口音其實好naive！好喇，第一堂真係跟個native學正音，點知第二堂，個老師病，臨急搵過個代課老師，係蒙古人！Well，下我登一聲成個醒晒，語言用溝通嘛，畀你講一口牛津口音英文又點話？如果個腦得堆草，咪仲得人笑！」
想到Wincy生動的語氣，我在小巴上笑了，這個可愛又自信的女子，不是沒有叫我心動，但我太懶了，不想維繫一段long感情。
唔，跟我同寫這專欄的不也叫Wincy？她和她的朋友經常鬼聲鬼氣，不知她又是怎樣的一個女子？
文 張小康
散工達人，在社會中下層持續橫向流動，深知上流莫問，只盼不用下沉。精神生活相對豐足，物質生活絕對困乏，唯化物慾為文，畫餅充飢，討好自己，普渡眾生。
網誌：http://cheungsiuhong.mysinablog.com
編輯 徐志堅
2010年6月20日 星期日
香港人的慾望（八）﹕這一片土地
香港人的慾望（八）﹕這一片土地
【明報專訊】一
這天晚上，導演先生帶我去粉嶺。他是本地某個土地關注組的成員，其他的組員都是80後。我們去參加在一個村民家裏舉行的小組會議，由於恆基要收村民的地，組員們計劃第二天去法院聽審的時候替村民抗議。
路上，收音機裏正播放余曾辯論，他問我剛才在家的時候有沒有看電視直播，我淡然地說，忘記看了。他微笑伸手調低收音機音量，一面說，香港人很關心政治，今天過來的路上車都見少，想必大家都在看電視。我說﹕「我最佩服特首先生每天早上起去教堂。」他說﹕「陳日君樞機說，願天主賜他智慧。」我噗嗤一笑﹕「難怪呢。」
時間尚早，我們去吃拉麵。他想起來說﹕「吃不吃得到還得看運氣。」那是一個日本師傅開的拉麵館，常常隨心所欲地關門放假，給食客的建議是「來之前先打個電話，免得白跑一趟。」小店就這樣開了十幾年竟然沒倒閉，導演先生每年去光顧幾次，看拉麵師傅的老婆肚子大了又下去，大了又下去，一家人從兩個變四個。我們在悠揚的爵士樂中吃麵，頭上纏條毛巾的拉麵師傅不煮麵的時候就出來坐在小店一角看書。
二
從麵館出來，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去村子後面散步。他聽河邊的蛙聲，說﹕「這裏起碼有三種不同的青蛙。」原來他以前拍過一個關於青蛙的紀錄片，有段時間天天蹲在草叢裏守候它們。「那小東西難拍得很，你拿電筒照它，它一動不動，可是你一動它就跳到老遠去。」他饒有興味地解說，頓一下，又不無珍惜地對我說﹕「想不到吧，香港其實還保留一片自然，有許多物種找找看也還能找得到。」我們隔河望不遠處燈火通明的屋苑大廈，而近處的一片黑暗寧靜就是已經被恆基收購得七七八八的農田和村落，我想到五年後我們站的這地方將變成幢幢公屋和商場——那些青蛙將跳到何處去？
走進簡陋的村民家，看到幾個年輕的面孔，互相打聲招呼就坐下開會。因為導演先生的緣故，大家雖然不知道我的來歷，對我也十分信任。兩個村民明天要去見官，臉上是看得出來的緊張和委屈。那會開得極沒有效率，屋裏薰蚊香，地上爬蜘蛛，年輕人討論第二天抗議現場將使用的道具，彼此開一下大學生之間的玩笑，而村民陳生一開口說話我就忍不住盯他嘴上那個缺牙的黑洞，無法想像這個老實巴交講話漏風的新界農民明天將如何站在灣仔法院裏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辯護。
開完會出來，我們去大埔吃甜品，他問我怎麼看這事，結果80後被我大潑冷水。我說﹕「業權都已經是恆基的了，還有什麼好說？就算想說什麼，你看今晚這個會，根本就沒指望。我看了一眼他們寫的那篇新聞稿，連格式都不整齊，還有好幾個錯別字。」說這話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律師上身」，面目可憎之餘，一點理想主義情懷也沒有。可是既然開了話匣子，索性一吐為快，我接說﹕「他們好像對法律程序缺乏了解，連陳生在法庭上可能一句話也沒機會說就被法官打發出來的情也預計不到；而在法庭外面的聲援行動，又不具體準備一下要對記者說的話，難道他們不知道，記者回去常常會因為採訪對象的發言太囉嗦沒條理，剪輯起來嫌麻煩就乾脆整段不用嗎？想發聲也得考慮一下怎樣說才能使人聽到並且聽得懂啊！」
他靜靜聽我批評完了，若有所思地說﹕「也許我和許多導演不一樣，我比較傻，願意費些工夫讓那些『不會說話』的人出現在我的鏡頭裏，給他們自己說話，哪怕效果出來沒那麼理想。我總是想，那些『會說話』的人，他們說話總會有人聽到，不用我特別去為他們做些什麼，而那些『不會說話』的人，才更需要我的工作。」
停一停，他繼續抱商量的語氣跟我說﹕「今晚你見到的這幾個80後，也許不似你平日見慣的那些搞社運的年輕人，可是這樣一個粉嶺小村，像陳巧文那樣的明星是不會來的。這些村民哪能和恆基作對，他們每逢收到律師信都會很害怕，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好好地突然就不讓種田了。而這幾個年輕人，不僅向村民解釋，為他們聲援，更堅持要做一個生態農業的實例出來，向政府證明香港農業值得保留，在本地當農民也能夠自力更生，而且他們的價值會獲得社區的尊重。下次我們找個周末過來，關注組為了讓普通市民了解農村，體驗農家樂，組織了一個義務導賞團，很好玩的。」
輪到我若有所思。
三
已和妻子分居年半的導演先生是個憂鬱內斂的中年男人，端午節那天請我吃午飯，算是我通過面試後，給我預告一下工作，但他大概是看了我的書有感而發，落座後便開始談他的中年危機。
「不要找藉口，什麼『中年危機』，我去年還『四分之一人生危機』呢，我整個人生都危機。」我絲毫不同情地說。
「可是我剛滿40歲沒幾天，視力就老花了，如今肚腩也出現了。」他彷彿想證明自己不是無病呻吟。
我很想回敬一句﹕「我現在眼睛也看不清，而肚腩從有記憶起就一直在那裏。」轉念一想，幹嘛和人家比試這個？於是狠狠吃了一大口悶飯。
後來，他開車順路送我回家，路上問我趕不趕時間，我說不趕，他就沒走獅子山隧道，而是帶我去了金山郊野公園看滿山亂跑的猴子，後來又去九龍水塘看彩虹（陰天當然什麼也沒看到）。
這是我頭一次回新界不走隧道，才發現原來上面有如此豐富的景致。那些猴子一點也不怕人，臉長得還不好看，許多猴媽媽帶小猴子，坐言起行很有家長風範。我心想，怎麼廣東猴子也是一副瘦小兇悍的模樣，估計給北方猴子碰見了要笑它們平胸。正想，一只打架的猴子在逃竄時重重地跳到車頂上，把我嚇一跳。
他把車開得極慢，遇到橫躺在馬路中央的猴子無賴（汝等想詐賠交通事故嗎？），小心地從旁邊繞過去，生怕打擾了人家的清靜。我慚愧地想，這車要是我在開，估計會按喇叭練下牠們的反應。
九龍水塘那邊據說只要是晴天就有彩虹看，但我發現那是一條死路，好奇地問﹕「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他說自己沒事就喜歡四處瞎逛，從不擔心迷路，且是那種時不時換一條路線去上班的人。他津津有味地談論這片可愛的土地，香港被他描繪得像個百寶箱，有心人只要去尋找，總會有意外的發現。
四
我寫了這麼幾期，當然明白，要談香港人的慾望，離不開金錢二字。我自己每天在上下班路上飽受「苓膏大姐」的尖叫折磨，以及「安信兄弟」的孿生轟炸，亦不是不了解本地生活可以有多煩悶。
然而，我從沒有停止過遇見像導演先生這樣的香港人，他們總是知道一些地方，有好吃的東西，好看的風景，好玩的人物。每當他們如數家珍地道給我聽，天真熱情地把我帶到那些寶貝面前，然後既得意又自豪地問我﹕「想不到吧？在香港還有這樣的地方呢！」我總會很感動。
我想，香港從來就不僅僅是金融和地產的天下，亦不屑於如此狹隘地定義自己的存在。否則，那些山林水塘、舊街老巷，大概早被糟蹋得像廣州似的了（可惡的亞運會！）。不僅如此，我更相信，一個地方只有如百寶箱一樣層次豐富，寬容時間風物的沉澱，才能夠孕育出溫柔良善的生活，使人愉快。我個人的野獸派風格，完全拜成長環境所賜，如今不經常回家，實為修身養性。
文 王雅雋 yayaisland@gmail.com
【明報專訊】一
這天晚上，導演先生帶我去粉嶺。他是本地某個土地關注組的成員，其他的組員都是80後。我們去參加在一個村民家裏舉行的小組會議，由於恆基要收村民的地，組員們計劃第二天去法院聽審的時候替村民抗議。
路上，收音機裏正播放余曾辯論，他問我剛才在家的時候有沒有看電視直播，我淡然地說，忘記看了。他微笑伸手調低收音機音量，一面說，香港人很關心政治，今天過來的路上車都見少，想必大家都在看電視。我說﹕「我最佩服特首先生每天早上起去教堂。」他說﹕「陳日君樞機說，願天主賜他智慧。」我噗嗤一笑﹕「難怪呢。」
時間尚早，我們去吃拉麵。他想起來說﹕「吃不吃得到還得看運氣。」那是一個日本師傅開的拉麵館，常常隨心所欲地關門放假，給食客的建議是「來之前先打個電話，免得白跑一趟。」小店就這樣開了十幾年竟然沒倒閉，導演先生每年去光顧幾次，看拉麵師傅的老婆肚子大了又下去，大了又下去，一家人從兩個變四個。我們在悠揚的爵士樂中吃麵，頭上纏條毛巾的拉麵師傅不煮麵的時候就出來坐在小店一角看書。
二
從麵館出來，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去村子後面散步。他聽河邊的蛙聲，說﹕「這裏起碼有三種不同的青蛙。」原來他以前拍過一個關於青蛙的紀錄片，有段時間天天蹲在草叢裏守候它們。「那小東西難拍得很，你拿電筒照它，它一動不動，可是你一動它就跳到老遠去。」他饒有興味地解說，頓一下，又不無珍惜地對我說﹕「想不到吧，香港其實還保留一片自然，有許多物種找找看也還能找得到。」我們隔河望不遠處燈火通明的屋苑大廈，而近處的一片黑暗寧靜就是已經被恆基收購得七七八八的農田和村落，我想到五年後我們站的這地方將變成幢幢公屋和商場——那些青蛙將跳到何處去？
走進簡陋的村民家，看到幾個年輕的面孔，互相打聲招呼就坐下開會。因為導演先生的緣故，大家雖然不知道我的來歷，對我也十分信任。兩個村民明天要去見官，臉上是看得出來的緊張和委屈。那會開得極沒有效率，屋裏薰蚊香，地上爬蜘蛛，年輕人討論第二天抗議現場將使用的道具，彼此開一下大學生之間的玩笑，而村民陳生一開口說話我就忍不住盯他嘴上那個缺牙的黑洞，無法想像這個老實巴交講話漏風的新界農民明天將如何站在灣仔法院裏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辯護。
開完會出來，我們去大埔吃甜品，他問我怎麼看這事，結果80後被我大潑冷水。我說﹕「業權都已經是恆基的了，還有什麼好說？就算想說什麼，你看今晚這個會，根本就沒指望。我看了一眼他們寫的那篇新聞稿，連格式都不整齊，還有好幾個錯別字。」說這話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律師上身」，面目可憎之餘，一點理想主義情懷也沒有。可是既然開了話匣子，索性一吐為快，我接說﹕「他們好像對法律程序缺乏了解，連陳生在法庭上可能一句話也沒機會說就被法官打發出來的情也預計不到；而在法庭外面的聲援行動，又不具體準備一下要對記者說的話，難道他們不知道，記者回去常常會因為採訪對象的發言太囉嗦沒條理，剪輯起來嫌麻煩就乾脆整段不用嗎？想發聲也得考慮一下怎樣說才能使人聽到並且聽得懂啊！」
他靜靜聽我批評完了，若有所思地說﹕「也許我和許多導演不一樣，我比較傻，願意費些工夫讓那些『不會說話』的人出現在我的鏡頭裏，給他們自己說話，哪怕效果出來沒那麼理想。我總是想，那些『會說話』的人，他們說話總會有人聽到，不用我特別去為他們做些什麼，而那些『不會說話』的人，才更需要我的工作。」
停一停，他繼續抱商量的語氣跟我說﹕「今晚你見到的這幾個80後，也許不似你平日見慣的那些搞社運的年輕人，可是這樣一個粉嶺小村，像陳巧文那樣的明星是不會來的。這些村民哪能和恆基作對，他們每逢收到律師信都會很害怕，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好好地突然就不讓種田了。而這幾個年輕人，不僅向村民解釋，為他們聲援，更堅持要做一個生態農業的實例出來，向政府證明香港農業值得保留，在本地當農民也能夠自力更生，而且他們的價值會獲得社區的尊重。下次我們找個周末過來，關注組為了讓普通市民了解農村，體驗農家樂，組織了一個義務導賞團，很好玩的。」
輪到我若有所思。
三
已和妻子分居年半的導演先生是個憂鬱內斂的中年男人，端午節那天請我吃午飯，算是我通過面試後，給我預告一下工作，但他大概是看了我的書有感而發，落座後便開始談他的中年危機。
「不要找藉口，什麼『中年危機』，我去年還『四分之一人生危機』呢，我整個人生都危機。」我絲毫不同情地說。
「可是我剛滿40歲沒幾天，視力就老花了，如今肚腩也出現了。」他彷彿想證明自己不是無病呻吟。
我很想回敬一句﹕「我現在眼睛也看不清，而肚腩從有記憶起就一直在那裏。」轉念一想，幹嘛和人家比試這個？於是狠狠吃了一大口悶飯。
後來，他開車順路送我回家，路上問我趕不趕時間，我說不趕，他就沒走獅子山隧道，而是帶我去了金山郊野公園看滿山亂跑的猴子，後來又去九龍水塘看彩虹（陰天當然什麼也沒看到）。
這是我頭一次回新界不走隧道，才發現原來上面有如此豐富的景致。那些猴子一點也不怕人，臉長得還不好看，許多猴媽媽帶小猴子，坐言起行很有家長風範。我心想，怎麼廣東猴子也是一副瘦小兇悍的模樣，估計給北方猴子碰見了要笑它們平胸。正想，一只打架的猴子在逃竄時重重地跳到車頂上，把我嚇一跳。
他把車開得極慢，遇到橫躺在馬路中央的猴子無賴（汝等想詐賠交通事故嗎？），小心地從旁邊繞過去，生怕打擾了人家的清靜。我慚愧地想，這車要是我在開，估計會按喇叭練下牠們的反應。
九龍水塘那邊據說只要是晴天就有彩虹看，但我發現那是一條死路，好奇地問﹕「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他說自己沒事就喜歡四處瞎逛，從不擔心迷路，且是那種時不時換一條路線去上班的人。他津津有味地談論這片可愛的土地，香港被他描繪得像個百寶箱，有心人只要去尋找，總會有意外的發現。
四
我寫了這麼幾期，當然明白，要談香港人的慾望，離不開金錢二字。我自己每天在上下班路上飽受「苓膏大姐」的尖叫折磨，以及「安信兄弟」的孿生轟炸，亦不是不了解本地生活可以有多煩悶。
然而，我從沒有停止過遇見像導演先生這樣的香港人，他們總是知道一些地方，有好吃的東西，好看的風景，好玩的人物。每當他們如數家珍地道給我聽，天真熱情地把我帶到那些寶貝面前，然後既得意又自豪地問我﹕「想不到吧？在香港還有這樣的地方呢！」我總會很感動。
我想，香港從來就不僅僅是金融和地產的天下，亦不屑於如此狹隘地定義自己的存在。否則，那些山林水塘、舊街老巷，大概早被糟蹋得像廣州似的了（可惡的亞運會！）。不僅如此，我更相信，一個地方只有如百寶箱一樣層次豐富，寬容時間風物的沉澱，才能夠孕育出溫柔良善的生活，使人愉快。我個人的野獸派風格，完全拜成長環境所賜，如今不經常回家，實為修身養性。
文 王雅雋 yayaisland@gmail.com
保育的空間政治
保育的空間政治
【明報專訊】「尖沙嘴山」的例子說明歷史往往比專家們察覺的更要複雜。歷史絕對不限於附屬於美輪美奐的「歷史建築物」上面的歷史，歷史更往往是主流社會不願提及，甚至肆意打壓的歷史。政府現時的保育措施集中在所謂「歷史建築物」方面，不但過於狹窄，而且在學理上忽視了平凡和日常生活層次上的事物。
石硤尾七層徙置大廈
既是第一代公屋，也是不少人憶苦思甜的事物。若從建築特色而言，這些以英國監獄作為藍本興建而成的公屋，其僅有的意義不過是說明當年的殖民政權如何以最小的代價解決火災災民無家可歸的問題；從建築特色而言，石硤尾的七層徒置大廈能說明的不過是英國殖民者的手段如何高明，但卻完全沒有觸及為什麼這些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居所會成為不少市民憶苦思甜的事物。
中環「永利街」
市建局聘請的專家們原本認為「永利街」的唐樓無甚建築特色，只須保留三幢作為點綴便足夠，其餘的九幢全部拆卸重建，後來卻突然改變初衷。《歲月神偷》這套在「永利街」取景的電影聰明地用了上一代香港市民，又或者是「四代香港人」這種講法裏的第一代，奮勇掙扎求存的事為背景。「永利街」的保育價值不在於什麼「歷史建築物」，而在於上一代市民印記在街道上的生活足。
保育是不折不扣的空間政治，保育不但要把市建局和發展商垂涎三尺的地方爭回來，更要重新詮釋空間的意義。保育其實是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三元空間論的重要元素，保育首先要突顯城市空間的公共性。列斐伏爾所說的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一種被壓制的空間，被壓制的往往是城市空間的公共性。
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是不折不扣的公共空間，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抗爭也恰好是為了保衛當中的公共性。表徵空間必定印記豐富的抗爭事，也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們不斷引述和引用的空間。天星和皇后碼頭固然成了表徵空間，石硤尾的七層徙置大廈以至永利街何嘗不是表徵空間？後二者的表徵意義不在於那種生活艱苦但毫無怨言的所謂香港精神，而在於胼手胝足、負隅頑抗的抗爭精神。菜園村這條由非原居民建起來的農村同樣表達了勞苦大眾面對生活表現的頑強，菜園村面臨清拆，但「菜園村生活館」卻已建成，菜園村也會另建新村。這一切固然充滿象徵意義，是名副其實的表徵空間。
感知空間vs.構思空間
不過空間政治不僅限於象徵意義的層面，更直接指涉感知空間（perceived space）和構思空間（conceived space）二者的角力，近年的市區重建便恰好是這種角力的一種表現。土瓜灣塌樓的事件清楚說明市區重建重的不是重建有潛在危險的樓宇，而是重建整個市區，改造市區的面貌。從空間政治的角度而言，市區重建其實是把一套在辦公室裏構思的空間加諸在原本是由不同的社群在日常生活的情下，憑一己的觀察和感知（perception）而營造出來的空間。利東街變成「喜帖街」，旺角的康樂道成為「雀仔街」以至菜園村的出現都是由於不同的社群以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建成的，而興建的過程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實踐（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而已，完全出於自發，雖然毫不起眼，更不會有奠基儀式，但卻體現民主參與。永利街的昔日生活印記也是這種日常生活實踐，石硤尾的七層徙置大廈亦何嘗不是。恰好是徙置大廈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以自己的感知轉化了一種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住屋，成了不少人憶苦思甜的事物。
保育的空間政治恰好是要保育不斷被構思空間侵蝕和扼殺的感知空間，保育的空間政治因而要重新詮釋空間的意義。每當市建局宣布新的重建項目時，必定會把計劃說得天花龍鳳，例如說重建後的觀塘裕民坊將會變成市區中最綠化的地方。每項重建計劃必定會有一些可以用作宣傳的賣點，所有構思的空間在構思時會順便構思相關的賣點，感知的空間則由於是日常生活實踐中建成的，是人們生活所需，根本不需要任何賣點。感知空間和構思空間二者的角力亦因而漸漸變得實力懸殊，碰巧曾蔭權的班子推行一套不能自圓其說的保育政策，保育變成介入空間政治的必經之路，介入的途徑更可以是訴說香港的勞苦大眾怎樣將殖民者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七層大廈轉化成適合居住的事。
【明報專訊】「尖沙嘴山」的例子說明歷史往往比專家們察覺的更要複雜。歷史絕對不限於附屬於美輪美奐的「歷史建築物」上面的歷史，歷史更往往是主流社會不願提及，甚至肆意打壓的歷史。政府現時的保育措施集中在所謂「歷史建築物」方面，不但過於狹窄，而且在學理上忽視了平凡和日常生活層次上的事物。
石硤尾七層徙置大廈
既是第一代公屋，也是不少人憶苦思甜的事物。若從建築特色而言，這些以英國監獄作為藍本興建而成的公屋，其僅有的意義不過是說明當年的殖民政權如何以最小的代價解決火災災民無家可歸的問題；從建築特色而言，石硤尾的七層徒置大廈能說明的不過是英國殖民者的手段如何高明，但卻完全沒有觸及為什麼這些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居所會成為不少市民憶苦思甜的事物。
中環「永利街」
市建局聘請的專家們原本認為「永利街」的唐樓無甚建築特色，只須保留三幢作為點綴便足夠，其餘的九幢全部拆卸重建，後來卻突然改變初衷。《歲月神偷》這套在「永利街」取景的電影聰明地用了上一代香港市民，又或者是「四代香港人」這種講法裏的第一代，奮勇掙扎求存的事為背景。「永利街」的保育價值不在於什麼「歷史建築物」，而在於上一代市民印記在街道上的生活足。
保育是不折不扣的空間政治，保育不但要把市建局和發展商垂涎三尺的地方爭回來，更要重新詮釋空間的意義。保育其實是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三元空間論的重要元素，保育首先要突顯城市空間的公共性。列斐伏爾所說的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一種被壓制的空間，被壓制的往往是城市空間的公共性。
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是不折不扣的公共空間，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抗爭也恰好是為了保衛當中的公共性。表徵空間必定印記豐富的抗爭事，也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們不斷引述和引用的空間。天星和皇后碼頭固然成了表徵空間，石硤尾的七層徙置大廈以至永利街何嘗不是表徵空間？後二者的表徵意義不在於那種生活艱苦但毫無怨言的所謂香港精神，而在於胼手胝足、負隅頑抗的抗爭精神。菜園村這條由非原居民建起來的農村同樣表達了勞苦大眾面對生活表現的頑強，菜園村面臨清拆，但「菜園村生活館」卻已建成，菜園村也會另建新村。這一切固然充滿象徵意義，是名副其實的表徵空間。
感知空間vs.構思空間
不過空間政治不僅限於象徵意義的層面，更直接指涉感知空間（perceived space）和構思空間（conceived space）二者的角力，近年的市區重建便恰好是這種角力的一種表現。土瓜灣塌樓的事件清楚說明市區重建重的不是重建有潛在危險的樓宇，而是重建整個市區，改造市區的面貌。從空間政治的角度而言，市區重建其實是把一套在辦公室裏構思的空間加諸在原本是由不同的社群在日常生活的情下，憑一己的觀察和感知（perception）而營造出來的空間。利東街變成「喜帖街」，旺角的康樂道成為「雀仔街」以至菜園村的出現都是由於不同的社群以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建成的，而興建的過程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實踐（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而已，完全出於自發，雖然毫不起眼，更不會有奠基儀式，但卻體現民主參與。永利街的昔日生活印記也是這種日常生活實踐，石硤尾的七層徙置大廈亦何嘗不是。恰好是徙置大廈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以自己的感知轉化了一種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住屋，成了不少人憶苦思甜的事物。
保育的空間政治恰好是要保育不斷被構思空間侵蝕和扼殺的感知空間，保育的空間政治因而要重新詮釋空間的意義。每當市建局宣布新的重建項目時，必定會把計劃說得天花龍鳳，例如說重建後的觀塘裕民坊將會變成市區中最綠化的地方。每項重建計劃必定會有一些可以用作宣傳的賣點，所有構思的空間在構思時會順便構思相關的賣點，感知的空間則由於是日常生活實踐中建成的，是人們生活所需，根本不需要任何賣點。感知空間和構思空間二者的角力亦因而漸漸變得實力懸殊，碰巧曾蔭權的班子推行一套不能自圓其說的保育政策，保育變成介入空間政治的必經之路，介入的途徑更可以是訴說香港的勞苦大眾怎樣將殖民者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七層大廈轉化成適合居住的事。
重寫香港﹕再思 我城的保育
重寫香港﹕再思 我城的保育
【明報專訊】「活化歷史建築物」似乎已成了一條保育方程式，
繼中環街市、政府總部和美利大廈之後，屬二級歷史建築物的灣仔警署將被活化。
發展局的最新計劃是把灣仔警署連同毗鄰謝斐道警察宿舍的土地一併作酒店、
商業及社區文化發展用途；警署會原址保留，宿舍則可拆卸作商業發展。
消息公布後，個別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勸告政府汲取前水警總部改成高檔古蹟酒店的教訓，
本地一份報章引述該名成員說﹕「唔好做到妹仔大過主人婆。」
位於尖沙嘴的前水警總部由發展商長實集團於2003投得發展權，在隨後的六年裏，
前水警總部周圍被圍上圍板，路過的途人只知道圍板內工程進行中，
但對於中標的長實打算怎樣「活化」前水警總部卻一無所知。
當「活化」工程大功告成，拆下周圍的圍板後，
路過的人才赫然發現前水警總部原有的小山丘整個被剷平了，
山丘上種的百多棵七、八十年的老樹，除了倖免的18棵，全數被砍掉了。
一句話，面目全非。
雖然前水警總部位於尖沙嘴的中心，與文化中心更是一街之隔，但水警總部是辦公的地方，絕大多數市民都不曾踏足前水警總部，即使靠近一點也可能沒有。提到前水警總部，市民有的印象其實就是被長實剷平的山丘和山丘上茂盛的樹木。活化前水警總部，變成肆無忌憚地摧前水警總部周圍的環境，即使被曾蔭權認為「好打得」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也不能自圓其說，只能迴避。但個別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寄語政府汲取教訓的想法恐怕是一廂情願而已，2009/2010的《施政報告》高調宣布的「保育中環」的其中一個項目是「活化」美利大廈，所謂「活化」則是把美利大廈改裝成酒店。林鄭月娥不久前宣布，項目將於2011招標，標書會列明保留大廈外牆、高架橋和樹木等，但卻不會列出開放大廈予公眾人士的條款，所謂活化其實是私有化。自從2007/2008的《施政報告》把「活化」歷史建築物納入施政範圍後，專責此項政策的發展局似乎已掌握到一條「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方程式，就是透過招標，把香港的古舊建築物改建成酒店、食肆或購物商場等具經濟效益的設施。為了達到經濟效益，政府縱容發展商剷平前水警總部的山丘和砍掉百多棵老樹；改建的美利大廈則毋須向公眾開放，「活化」歷史建築物這項政策很大可能變成純粹是為香港的大集團提供多一條財路的生財工具。
活化不過是發揮經濟效益
2007/2008的《施政報告》把「活化」歷史建築物納入施政範圍時，煞有介事地說﹕「歷史建築物不應單單保存，而是應該活化」，活化的意思則是發揮歷史建築物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不過《施政報告》沒有說明經濟和社會效益之間孰輕孰重，更沒有說明遇經濟和社會效益之間出現牴觸時可以怎樣處理。曾蔭權的管治班子撰寫2007/2008《施政報告》時，不會不知道長實在前水警總部開山砍樹，不會不知道被「活化」後的前水警總部面目全非，令人慘不忍睹。撰寫2007/2008《施政報告》時，市建局在灣仔莊士敦道的「活化歷史建築物」的計劃更已大功告成；曾蔭權的管治班子至少有兩個現成的「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案例作為參考，而這兩個案例均清楚無誤的說明，所謂「活化歷史建築物」，能夠發揮的不過是建築物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方面不但無從說起，而且更成了反面教材。像前水警總部，長實開山砍樹，將原有的面貌摧後，自鳴得意地為他們的劣作取名「1881 Heritage」。把前水警總部的面目破壞殆盡，還大模廝樣地高舉文物承傳的旗幟，這種不知所謂、不堪入目的做法，背後的思維模式跟垃圾堆填區令人心曠神怡的思維模式沒有兩樣。不過後者是發展商為樓盤促銷的商業手法，相信沒有人會真的以為垃圾堆填區令人心曠神怡，一笑置之就是了；但「活化歷史建築物」好歹是政府在施政報告裏堂然皇之地宣布的政策，而且似乎已成了一條保育方程式，必須嚴肅對待和深入討論。
「古蹟私有化」
既然被「活化」的前水警總部成了「1881 Heritage」，而Heritage一般譯作文物或文化遺產，那麼首先要問的是什麼遺產，然後當然是誰是繼承人。後者的身分十分清楚，中了標的大集團便是繼承人。事實上，「1881 Heritage」正式開幕後便隨即發生市民在上址影相被保安人員驅趕的事件；碰巧被驅趕的是古物古蹟委員會的成員，事件引起報章廣泛報道，更有市民到場抗議「古蹟私有化」，誰是繼承人已清楚不過。至於是什麼遺產的問題則一言難盡，九七前的港英政府原本打算把整個前水警總部拆卸重建，幸得長春社等環保團體大力反對才得以保留。當年長春社大力反對的理由不單只在於前水警總部是富建築特色的歷史建築物，更在於水警總部所在的小山丘和山丘上的二百棵樹，長春社在1995提交政府的一份文件裏稱那個種了二百棵樹的小山丘為「尖沙嘴山」。即是說前水警總部的遺產除了建築物外，更包括被長實剷平的山丘和被砍掉的百多棵樹。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被長實剷平的「尖沙嘴山」比起那幾幢被「活化」成為酒店和商場的「歷史建築物」更重要。據網上的資料顯示，前水警總部所在的地點早於1842年設立了「九龍西1號炮台」，當時清朝剛割讓了香港島，九龍半島則還未割讓。尖沙嘴位處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嘴山」更有居高臨下的優勢，在「尖沙嘴山」設炮台當然是為了防範英國人。九龍半島也割讓後，清廷興建的炮台也告廢置，炮台的原址卻成了走私鴉片的基地。香港的歷史源於走私鴉片，除了英國人外，更有不少華人參與走私鴉片。香港開埠之後，走私鴉片有如香港的胎記，不但禁而不絕，而且憑走私鴉片搖身一變成為富商的透過各種慈善組織成了香港社會有頭有面的一群。這一段毫不光彩的香港歷史似乎無人願提，但卻是當年的港英政府為何選擇在「尖沙嘴山」興建水警總部的重要線索。選擇在曾是走私鴉片基地的地點興建水警總部，是否顯示打擊走私鴉片的決心？無論如何，前水警總部和走私鴉片這一歷史脈絡不能在被「活化」後的任何一幢「歷史建築物」裏見到，反而「尖沙嘴山」才足以讓人們明白前水警總部選址的因由。現在山丘剷去、樹木砍掉後卻掛上「1881 Heritage」的牌匾，除了作為大發展商宣示主權的碑石，根本沒有任何社會意義！
體會官商治港的嚴重
由市建局一手策劃的灣仔莊士敦道重建項目把昔日貧苦大眾典當個人物品的「和昌大押」改成有閒階級消費的高檔餐廳，餐廳取名為「The Pawn」。餐廳的命名無非是要突顯其主題餐廳的特質。從商業角度而言，把昔日小市民籌措緊急信貸的當舖「活化」成為賣弄當舖風情的主題餐廳「The Pawn」或許是一種商業噱頭，無可厚非。這種做法有如那些佈置得陰森恐怖的主題餐廳，後者對消費者的最大吸引在於客人體會陰森恐怖的環境之餘，依舊可以安心進食。「The Pawn」則因為它的前身確是家當舖，因而讓那些不知貧困為何物，從未嘗過典當度日辛酸滋味的高消費者安詳地、安樂地進食時，順便體會當舖的風貌。在發揮經濟效益方面，「和昌大押」被「活化」成「The Pawn」或許是成功的，但以小市民陷於困境時典當物品的當舖作賣點，未免有點兒那個，甚至是英文所說的bad taste。「1881 Heritage」和「The Pawn」這兩個「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案例或許都成功發揮原有建築物的經濟效益，建築物不但得到保留，還成功活化。問題是所謂成功活化僅限於經濟效益，說到社會效益，二者恐怕都是反面教材。「1881 Heritage」那種開山砍樹，在原址開闢商場以租出經營各式名牌商店，令到前水警總部四周環境面目全非的所謂活化，除了負責把關的官員外，社會上根本不會有人認同。「1881 Heritage」的唯一社會效益恐怕是讓市民再次體會官商結合治港的嚴重程度。至於「The Pawn」的社會效益則是讓市民明白，寄望市建局在重建時多注重文物保育無疑是與虎謀皮。
要保育就不能經濟掛帥
曾蔭權的管治班子在2007/2008的《施政報告》時，對「1881 Heritage」和「The Pawn」這兩項毫無社會效益可言的「活化」項目視若無睹，惺惺作態地把活化解釋為發揮建築物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對二者出現互相牴觸的可能卻完全沒有墨。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疏忽，未有提出「活化歷史建築物」這項政策之前，政府的高官還會說「要平衡保育和發展」；又或者像孫明揚那樣硬邦邦地說﹕「發展是硬道理」。曾蔭權的管治班子最擅長的是Spin，即提出一些只有口惠，但卻沒有實質意義的措施。「活化歷史建築物」其實不過是「發展是硬道理」的最新包裝，「美利大廈」會變成一幢不向公眾開放的酒店便無非是「發展是硬道理」的邏輯使然。經濟掛帥是香港社會一種內置的操作模式，它的優勢在於但凡涉及經濟的事情必定可以輕易而舉地列出大量有力的數字，令人不得不接受經濟掛帥的做法。據聞城規會原本反對長實開山砍樹的做法，但最後卻乖乖地任由長實剷平山丘和砍去百多棵茂盛的樹木，當中的原因恐怕是不過長實列舉的大堆經濟數字。論經濟效益或許要開山砍樹，但論社會效益，卻絕對不能開山砍樹。「1881 Heritage」是一個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犧牲社會效益的項目，然而不提保育尤可，要保育就不能經濟掛帥。從經濟效益的角度而言，用推土機把舊建築物一概拆卸，然後再興建全新的建築物的做法是最收效的，市建局硬將一條「無穿無爛」，社區網絡完整的「喜帖街」拆卸重建便是要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
前水警總部被列作法定古蹟，卻交由大地產商「活化」，結果令人慘不忍睹，但政府卻視若無睹，繼續以招標方式來「活化歷史建築物」。美利大廈「活化」後，除非到改裝後的酒店消費，市民會被拒諸門外。沒有能力消費的市民只能站在門外憑弔，瞻仰被「活化」的美利大廈的遺容。
文 馬國明
編輯 蔡曉彤
【明報專訊】「活化歷史建築物」似乎已成了一條保育方程式，
繼中環街市、政府總部和美利大廈之後，屬二級歷史建築物的灣仔警署將被活化。
發展局的最新計劃是把灣仔警署連同毗鄰謝斐道警察宿舍的土地一併作酒店、
商業及社區文化發展用途；警署會原址保留，宿舍則可拆卸作商業發展。
消息公布後，個別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勸告政府汲取前水警總部改成高檔古蹟酒店的教訓，
本地一份報章引述該名成員說﹕「唔好做到妹仔大過主人婆。」
位於尖沙嘴的前水警總部由發展商長實集團於2003投得發展權，在隨後的六年裏，
前水警總部周圍被圍上圍板，路過的途人只知道圍板內工程進行中，
但對於中標的長實打算怎樣「活化」前水警總部卻一無所知。
當「活化」工程大功告成，拆下周圍的圍板後，
路過的人才赫然發現前水警總部原有的小山丘整個被剷平了，
山丘上種的百多棵七、八十年的老樹，除了倖免的18棵，全數被砍掉了。
一句話，面目全非。
雖然前水警總部位於尖沙嘴的中心，與文化中心更是一街之隔，但水警總部是辦公的地方，絕大多數市民都不曾踏足前水警總部，即使靠近一點也可能沒有。提到前水警總部，市民有的印象其實就是被長實剷平的山丘和山丘上茂盛的樹木。活化前水警總部，變成肆無忌憚地摧前水警總部周圍的環境，即使被曾蔭權認為「好打得」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也不能自圓其說，只能迴避。但個別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寄語政府汲取教訓的想法恐怕是一廂情願而已，2009/2010的《施政報告》高調宣布的「保育中環」的其中一個項目是「活化」美利大廈，所謂「活化」則是把美利大廈改裝成酒店。林鄭月娥不久前宣布，項目將於2011招標，標書會列明保留大廈外牆、高架橋和樹木等，但卻不會列出開放大廈予公眾人士的條款，所謂活化其實是私有化。自從2007/2008的《施政報告》把「活化」歷史建築物納入施政範圍後，專責此項政策的發展局似乎已掌握到一條「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方程式，就是透過招標，把香港的古舊建築物改建成酒店、食肆或購物商場等具經濟效益的設施。為了達到經濟效益，政府縱容發展商剷平前水警總部的山丘和砍掉百多棵老樹；改建的美利大廈則毋須向公眾開放，「活化」歷史建築物這項政策很大可能變成純粹是為香港的大集團提供多一條財路的生財工具。
活化不過是發揮經濟效益
2007/2008的《施政報告》把「活化」歷史建築物納入施政範圍時，煞有介事地說﹕「歷史建築物不應單單保存，而是應該活化」，活化的意思則是發揮歷史建築物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不過《施政報告》沒有說明經濟和社會效益之間孰輕孰重，更沒有說明遇經濟和社會效益之間出現牴觸時可以怎樣處理。曾蔭權的管治班子撰寫2007/2008《施政報告》時，不會不知道長實在前水警總部開山砍樹，不會不知道被「活化」後的前水警總部面目全非，令人慘不忍睹。撰寫2007/2008《施政報告》時，市建局在灣仔莊士敦道的「活化歷史建築物」的計劃更已大功告成；曾蔭權的管治班子至少有兩個現成的「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案例作為參考，而這兩個案例均清楚無誤的說明，所謂「活化歷史建築物」，能夠發揮的不過是建築物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方面不但無從說起，而且更成了反面教材。像前水警總部，長實開山砍樹，將原有的面貌摧後，自鳴得意地為他們的劣作取名「1881 Heritage」。把前水警總部的面目破壞殆盡，還大模廝樣地高舉文物承傳的旗幟，這種不知所謂、不堪入目的做法，背後的思維模式跟垃圾堆填區令人心曠神怡的思維模式沒有兩樣。不過後者是發展商為樓盤促銷的商業手法，相信沒有人會真的以為垃圾堆填區令人心曠神怡，一笑置之就是了；但「活化歷史建築物」好歹是政府在施政報告裏堂然皇之地宣布的政策，而且似乎已成了一條保育方程式，必須嚴肅對待和深入討論。
「古蹟私有化」
既然被「活化」的前水警總部成了「1881 Heritage」，而Heritage一般譯作文物或文化遺產，那麼首先要問的是什麼遺產，然後當然是誰是繼承人。後者的身分十分清楚，中了標的大集團便是繼承人。事實上，「1881 Heritage」正式開幕後便隨即發生市民在上址影相被保安人員驅趕的事件；碰巧被驅趕的是古物古蹟委員會的成員，事件引起報章廣泛報道，更有市民到場抗議「古蹟私有化」，誰是繼承人已清楚不過。至於是什麼遺產的問題則一言難盡，九七前的港英政府原本打算把整個前水警總部拆卸重建，幸得長春社等環保團體大力反對才得以保留。當年長春社大力反對的理由不單只在於前水警總部是富建築特色的歷史建築物，更在於水警總部所在的小山丘和山丘上的二百棵樹，長春社在1995提交政府的一份文件裏稱那個種了二百棵樹的小山丘為「尖沙嘴山」。即是說前水警總部的遺產除了建築物外，更包括被長實剷平的山丘和被砍掉的百多棵樹。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被長實剷平的「尖沙嘴山」比起那幾幢被「活化」成為酒店和商場的「歷史建築物」更重要。據網上的資料顯示，前水警總部所在的地點早於1842年設立了「九龍西1號炮台」，當時清朝剛割讓了香港島，九龍半島則還未割讓。尖沙嘴位處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嘴山」更有居高臨下的優勢，在「尖沙嘴山」設炮台當然是為了防範英國人。九龍半島也割讓後，清廷興建的炮台也告廢置，炮台的原址卻成了走私鴉片的基地。香港的歷史源於走私鴉片，除了英國人外，更有不少華人參與走私鴉片。香港開埠之後，走私鴉片有如香港的胎記，不但禁而不絕，而且憑走私鴉片搖身一變成為富商的透過各種慈善組織成了香港社會有頭有面的一群。這一段毫不光彩的香港歷史似乎無人願提，但卻是當年的港英政府為何選擇在「尖沙嘴山」興建水警總部的重要線索。選擇在曾是走私鴉片基地的地點興建水警總部，是否顯示打擊走私鴉片的決心？無論如何，前水警總部和走私鴉片這一歷史脈絡不能在被「活化」後的任何一幢「歷史建築物」裏見到，反而「尖沙嘴山」才足以讓人們明白前水警總部選址的因由。現在山丘剷去、樹木砍掉後卻掛上「1881 Heritage」的牌匾，除了作為大發展商宣示主權的碑石，根本沒有任何社會意義！
體會官商治港的嚴重
由市建局一手策劃的灣仔莊士敦道重建項目把昔日貧苦大眾典當個人物品的「和昌大押」改成有閒階級消費的高檔餐廳，餐廳取名為「The Pawn」。餐廳的命名無非是要突顯其主題餐廳的特質。從商業角度而言，把昔日小市民籌措緊急信貸的當舖「活化」成為賣弄當舖風情的主題餐廳「The Pawn」或許是一種商業噱頭，無可厚非。這種做法有如那些佈置得陰森恐怖的主題餐廳，後者對消費者的最大吸引在於客人體會陰森恐怖的環境之餘，依舊可以安心進食。「The Pawn」則因為它的前身確是家當舖，因而讓那些不知貧困為何物，從未嘗過典當度日辛酸滋味的高消費者安詳地、安樂地進食時，順便體會當舖的風貌。在發揮經濟效益方面，「和昌大押」被「活化」成「The Pawn」或許是成功的，但以小市民陷於困境時典當物品的當舖作賣點，未免有點兒那個，甚至是英文所說的bad taste。「1881 Heritage」和「The Pawn」這兩個「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案例或許都成功發揮原有建築物的經濟效益，建築物不但得到保留，還成功活化。問題是所謂成功活化僅限於經濟效益，說到社會效益，二者恐怕都是反面教材。「1881 Heritage」那種開山砍樹，在原址開闢商場以租出經營各式名牌商店，令到前水警總部四周環境面目全非的所謂活化，除了負責把關的官員外，社會上根本不會有人認同。「1881 Heritage」的唯一社會效益恐怕是讓市民再次體會官商結合治港的嚴重程度。至於「The Pawn」的社會效益則是讓市民明白，寄望市建局在重建時多注重文物保育無疑是與虎謀皮。
要保育就不能經濟掛帥
曾蔭權的管治班子在2007/2008的《施政報告》時，對「1881 Heritage」和「The Pawn」這兩項毫無社會效益可言的「活化」項目視若無睹，惺惺作態地把活化解釋為發揮建築物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對二者出現互相牴觸的可能卻完全沒有墨。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疏忽，未有提出「活化歷史建築物」這項政策之前，政府的高官還會說「要平衡保育和發展」；又或者像孫明揚那樣硬邦邦地說﹕「發展是硬道理」。曾蔭權的管治班子最擅長的是Spin，即提出一些只有口惠，但卻沒有實質意義的措施。「活化歷史建築物」其實不過是「發展是硬道理」的最新包裝，「美利大廈」會變成一幢不向公眾開放的酒店便無非是「發展是硬道理」的邏輯使然。經濟掛帥是香港社會一種內置的操作模式，它的優勢在於但凡涉及經濟的事情必定可以輕易而舉地列出大量有力的數字，令人不得不接受經濟掛帥的做法。據聞城規會原本反對長實開山砍樹的做法，但最後卻乖乖地任由長實剷平山丘和砍去百多棵茂盛的樹木，當中的原因恐怕是不過長實列舉的大堆經濟數字。論經濟效益或許要開山砍樹，但論社會效益，卻絕對不能開山砍樹。「1881 Heritage」是一個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犧牲社會效益的項目，然而不提保育尤可，要保育就不能經濟掛帥。從經濟效益的角度而言，用推土機把舊建築物一概拆卸，然後再興建全新的建築物的做法是最收效的，市建局硬將一條「無穿無爛」，社區網絡完整的「喜帖街」拆卸重建便是要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
前水警總部被列作法定古蹟，卻交由大地產商「活化」，結果令人慘不忍睹，但政府卻視若無睹，繼續以招標方式來「活化歷史建築物」。美利大廈「活化」後，除非到改裝後的酒店消費，市民會被拒諸門外。沒有能力消費的市民只能站在門外憑弔，瞻仰被「活化」的美利大廈的遺容。
文 馬國明
編輯 蔡曉彤
安裕周記﹕輸也別輸得窩囊
安裕周記﹕輸也別輸得窩囊
【明報專訊】看世界盃不是在大學教書上課，不必政治中立，毋須客觀公正，各人頭上一片天，巴西阿根廷德國英格蘭意大利法國荷蘭列強擁躉多得滿山滿谷，我無意說捧強隊便是跟紅頂白，不過往往輸波的也有另一番風采。那天熬夜看北韓對巴西，翌日網民幾乎眾口一詞說北韓，忘了巴西才是勝方，鄭大世肯定在賽後十二小時的網上搜尋率高於卡卡和法比安奴總和。球賽如人生如政治，有人贏有人輸，關鍵是輸的不一定要像角色安排那樣輸得窩囊，可以很優雅地輸，有的時候，比起勝得窩囊的來得漂亮，也服眾。
過去一個星期，從香港政壇到南非球場的天人交戰讓人悟出輸了也是精采這條大道理。西方眼中的北韓有千百個不是，極權好鬥貪威識食走精面，可是卻有一大批活在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的朝鮮僑民對她死心塌地。世界盃一炮而紅的鄭大世是生於日本名古屋的朝鮮裔，對巴西開賽前唱國歌那一刻眼淚直流。我那時還不知道這人來自關西名城，因為在金日成主體思想教育下的運動員，見國旗飄動聽國歌悠揚而激動流淚屬慣見之事，可是鄭大世是吃新潟米長大的新人類，卻心甘情願被編成極權同路人，輸波無問題，至緊要活得精彩。
不要寸進假承諾要尊嚴
活得精彩？是，活得精彩，他們要的不是人生裏的寸進，不是虛假的承諾，要的是另一種東西，尊嚴，儘管尊嚴不可以當飯吃無法當水飲更不能以此作為與中央溝通的入場券。在日朝鮮人有幾百萬，由於日本的移民法是一套極其嚴苛的法律，且日本大和民族排他性強，從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到八十年代日圓所到之處所向無敵的長谷川慶太郎的《再見亞細亞》，日本從不把亞洲人放眼內。若干年前，有機會向周佳榮教授討教日本的亞洲觀，這位歷史系教授說得精準，「日本語裏的亞洲，其含意不包括日本」。日本是從上而下看亞洲，那種優越感是哈日族不一定吃得消的傲慢。中國人社會崇尚黃金及隨此而來的特權，可朝鮮人卻倔強得令人把他們喚作高麗棒子；雖然都是用筷子吃飯，卻是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觀。
當哈日族僕僕風塵奔走於六本木代官山原宿新宿之間，在日朝鮮人卻不以當日本人為榮。雖然也有因吃飯問題只得在屋簷下低頭而過，雖然也有在日朝鮮人在社會獲得肯定，像演員松慶子和作家梁日石，但更多的在日本朝鮮人心向平壤。日本是在北韓以外最大的親北韓族群所在地，聲名顯赫的「朝總」便是他們的領銜機關，在今天我們以為只有從中國吉林才能進入朝鮮的時候，其實早在上世紀已有定期輪船從日本直駛北韓，帶去平壤當局求之若渴的美元外匯。這不純粹是日朝政見之爭，而是一場民族迫害的結果。日本皇民統治朝鮮五十年，朝鮮人民永誌不忘那段歲月——李朝大臣接受日本監管，漢城《皇城日報》翌日頭版只有七個大字，「是日也，放聲大哭」，這種專打奸賊的文化，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演變狠批朴正熙總統的《五賊詩》。跆拳道二十四個套路，以反日仁人志士為名的便有至少五套，從粉碎豐臣秀吉侵略的李舜臣，到刺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乃至十四世紀抗日英雄金德齡，以此相對的是日本統治者只許五戶人共用一柄菜刀。
或曰，今時今日，再講阿爺一代舊事無甚意思。也許在善於遺忘歷史的一些人眼中，向前看勝於向後看，可是朝鮮民族就是不會忘記那一段文化摧殘。在已經進入互聯網年代多時的現代世界，北韓表面上是與世所遺，孤獨留在二戰前的歷史屏障，然而北韓以及在日朝鮮人卻對此甘之如飴，這是為了拱衛金家政權千秋萬代，抑或別的，這只能起金日成於地下才能得知。不過，當五十年代韓戰後北韓成為日美南韓包圍的中心，當歷史強鄰環伺的地緣政治是永遠格局，北韓孤身走上只要尊嚴的道路。
一場足球的勝負帶來的意涵是可以有多重解說，我是從失敗一方角度來看的。香港近些年有幾句用濫了的四字詞，那是電台的年度唱片頒獎禮頻頻出現的，除了「實至名歸」這錦上添花之語，還有便是安慰獎式的「雖敗猶榮」，在那些星光熠熠的場合，這是讓輸家容易下台的解穢之語，我這裏所說的是拚到最後一分鐘的雖敗不辱。這些精神，以前香港是有的，足球場上的南華，永不放棄的尹志強，衝刺到最後一秒的張子慧，人們從失敗的一方身上看到勝方付之厥如的身影。球場以外，五十七萬明知投了票也不會改變大局的巿民，他們是這場以數字點算比併的敗方，卻是一己以及香港民主發展歷程中的勝方。無他，他們曾經對自己的信念執著地認真，這在今天來說，是一樁極不容易的事。
連北韓也比不上
我們的文化只有成王敗寇的弱肉強食邏輯，沒有欣賞失敗的哲理，這是一種缺失。有人會說我是輸打贏要﹕你那十七點一的投票率還撐來幹嗎？五十七萬比起全港人口七百萬全廣東省人口八千萬全國人口十三億，半個零頭也不到，光是用小數點後四捨五入就把這五十七萬攆到爪哇國去了。我完全同意算術上這五十七萬的意義，那是絕對比不上全港全省全國的人口，但我總不能夠因為另一邊人多就縮說「您老哪個時候行個好，高抬貴手讓小的自個玩玩」了吧？這太不能夠作為一個人的資格，連鐵幕後餓殍遍野的北韓也比不上，實在太窩囊也太不知所謂。
文 安 裕
【明報專訊】看世界盃不是在大學教書上課，不必政治中立，毋須客觀公正，各人頭上一片天，巴西阿根廷德國英格蘭意大利法國荷蘭列強擁躉多得滿山滿谷，我無意說捧強隊便是跟紅頂白，不過往往輸波的也有另一番風采。那天熬夜看北韓對巴西，翌日網民幾乎眾口一詞說北韓，忘了巴西才是勝方，鄭大世肯定在賽後十二小時的網上搜尋率高於卡卡和法比安奴總和。球賽如人生如政治，有人贏有人輸，關鍵是輸的不一定要像角色安排那樣輸得窩囊，可以很優雅地輸，有的時候，比起勝得窩囊的來得漂亮，也服眾。
過去一個星期，從香港政壇到南非球場的天人交戰讓人悟出輸了也是精采這條大道理。西方眼中的北韓有千百個不是，極權好鬥貪威識食走精面，可是卻有一大批活在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的朝鮮僑民對她死心塌地。世界盃一炮而紅的鄭大世是生於日本名古屋的朝鮮裔，對巴西開賽前唱國歌那一刻眼淚直流。我那時還不知道這人來自關西名城，因為在金日成主體思想教育下的運動員，見國旗飄動聽國歌悠揚而激動流淚屬慣見之事，可是鄭大世是吃新潟米長大的新人類，卻心甘情願被編成極權同路人，輸波無問題，至緊要活得精彩。
不要寸進假承諾要尊嚴
活得精彩？是，活得精彩，他們要的不是人生裏的寸進，不是虛假的承諾，要的是另一種東西，尊嚴，儘管尊嚴不可以當飯吃無法當水飲更不能以此作為與中央溝通的入場券。在日朝鮮人有幾百萬，由於日本的移民法是一套極其嚴苛的法律，且日本大和民族排他性強，從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到八十年代日圓所到之處所向無敵的長谷川慶太郎的《再見亞細亞》，日本從不把亞洲人放眼內。若干年前，有機會向周佳榮教授討教日本的亞洲觀，這位歷史系教授說得精準，「日本語裏的亞洲，其含意不包括日本」。日本是從上而下看亞洲，那種優越感是哈日族不一定吃得消的傲慢。中國人社會崇尚黃金及隨此而來的特權，可朝鮮人卻倔強得令人把他們喚作高麗棒子；雖然都是用筷子吃飯，卻是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觀。
當哈日族僕僕風塵奔走於六本木代官山原宿新宿之間，在日朝鮮人卻不以當日本人為榮。雖然也有因吃飯問題只得在屋簷下低頭而過，雖然也有在日朝鮮人在社會獲得肯定，像演員松慶子和作家梁日石，但更多的在日本朝鮮人心向平壤。日本是在北韓以外最大的親北韓族群所在地，聲名顯赫的「朝總」便是他們的領銜機關，在今天我們以為只有從中國吉林才能進入朝鮮的時候，其實早在上世紀已有定期輪船從日本直駛北韓，帶去平壤當局求之若渴的美元外匯。這不純粹是日朝政見之爭，而是一場民族迫害的結果。日本皇民統治朝鮮五十年，朝鮮人民永誌不忘那段歲月——李朝大臣接受日本監管，漢城《皇城日報》翌日頭版只有七個大字，「是日也，放聲大哭」，這種專打奸賊的文化，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演變狠批朴正熙總統的《五賊詩》。跆拳道二十四個套路，以反日仁人志士為名的便有至少五套，從粉碎豐臣秀吉侵略的李舜臣，到刺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乃至十四世紀抗日英雄金德齡，以此相對的是日本統治者只許五戶人共用一柄菜刀。
或曰，今時今日，再講阿爺一代舊事無甚意思。也許在善於遺忘歷史的一些人眼中，向前看勝於向後看，可是朝鮮民族就是不會忘記那一段文化摧殘。在已經進入互聯網年代多時的現代世界，北韓表面上是與世所遺，孤獨留在二戰前的歷史屏障，然而北韓以及在日朝鮮人卻對此甘之如飴，這是為了拱衛金家政權千秋萬代，抑或別的，這只能起金日成於地下才能得知。不過，當五十年代韓戰後北韓成為日美南韓包圍的中心，當歷史強鄰環伺的地緣政治是永遠格局，北韓孤身走上只要尊嚴的道路。
一場足球的勝負帶來的意涵是可以有多重解說，我是從失敗一方角度來看的。香港近些年有幾句用濫了的四字詞，那是電台的年度唱片頒獎禮頻頻出現的，除了「實至名歸」這錦上添花之語，還有便是安慰獎式的「雖敗猶榮」，在那些星光熠熠的場合，這是讓輸家容易下台的解穢之語，我這裏所說的是拚到最後一分鐘的雖敗不辱。這些精神，以前香港是有的，足球場上的南華，永不放棄的尹志強，衝刺到最後一秒的張子慧，人們從失敗的一方身上看到勝方付之厥如的身影。球場以外，五十七萬明知投了票也不會改變大局的巿民，他們是這場以數字點算比併的敗方，卻是一己以及香港民主發展歷程中的勝方。無他，他們曾經對自己的信念執著地認真，這在今天來說，是一樁極不容易的事。
連北韓也比不上
我們的文化只有成王敗寇的弱肉強食邏輯，沒有欣賞失敗的哲理，這是一種缺失。有人會說我是輸打贏要﹕你那十七點一的投票率還撐來幹嗎？五十七萬比起全港人口七百萬全廣東省人口八千萬全國人口十三億，半個零頭也不到，光是用小數點後四捨五入就把這五十七萬攆到爪哇國去了。我完全同意算術上這五十七萬的意義，那是絕對比不上全港全省全國的人口，但我總不能夠因為另一邊人多就縮說「您老哪個時候行個好，高抬貴手讓小的自個玩玩」了吧？這太不能夠作為一個人的資格，連鐵幕後餓殍遍野的北韓也比不上，實在太窩囊也太不知所謂。
文 安 裕
周日話題﹕「虛擬民主」的最後探戈
周日話題﹕「虛擬民主」的最後探戈
【明報專訊】余曾的世紀大辯，坊間熱鬧一天。無論它展露出「道理」與「歪理」的對比是如何懸殊，不夠廿四小時，人們都只知道，勝出的總是「歪理」。
「歪理」之勝，乃在於決定事情的不是幕前的真理，而是幕後的交易。「真理一小時」是一個小小的「真理假期」，對認真者有所交代。這種交代，也是「起錨騷」表演的一部分，何在一個沒有判別是非能力的世界，將「真理」解讀成「辯才」，辯論就成了安撫認真者的代用品。
筆者以前用過「虛擬自由主義」去解釋香港近三十年的政治。其始作俑者就是引入這些「西式自由民主」代用品的彭定康。從去餅舖食蛋撻，到每次發表施政報告後，都會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都是以改變香港「政治文化」為名，被大力吹捧歌頌。做騷變成親民、親民靠近民主，漸次做騷也成為港式「民主代用品文化」的必要部分。
民主代用品
殖民末代，主權更替在即，對那些「民主代用品」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以假亂真也好，假戲真做也好，糊裏糊塗就完成過渡。畢竟，基本法上還是寫上莊嚴承諾，希望寄託於過渡後的將來。那是終極，那是彼岸。一切皆為平穩過渡。
不過，歷史證明，一切都從未有「過渡」過。
余曾之辯當中，最令筆者吃驚的是曾蔭權竟然有此一早已預備的提問。他問﹕「香港立法會已有一百六十七年歷史，功能組別亦有四分之一世紀，若要突然改變，你知道難處嗎？ 」
余若薇的回答針對功能組別竟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紀還存在的荒謬，但是忘了駁斥他前面更可怕的說法。
莫說他忘了「立法會」只是回歸後的產物（前稱「立法局」，中間還用「臨時立法會」中斷以明示分隔）這種「政治不正確」，就是他以一百四十多年的殖民歷史，再次壓在「後殖民時代」理應反映和體現香港民意的最高機關之上，就足以顯示他還是活在自己為奴奉主卻又光榮快樂的殖民年代，同時也要廣大市民認同自己還是活在這裏就是特權歧視，「你吹我唔脹」的殖民年代。
不過的而且確，立法機關只為特權而設的這種特質，在這一百六十七年來確是一脈相承。曾蔭權在無恥之中也官式地坦承了這個事實。問題就在於，殖民時代香港人只是「虛擬」一下西式自由、「虛擬」一下議會民主，但難道「去殖」之後的香港人，最最了不起的還是以各式「民主代用品」自慰一下？除了發明各種做騷公關、政治化裝，還要挖空心思去幫忙指鹿為馬嗎？
以前讀書，真不太明白啟蒙時期為什麼要「民主」與「理性」一起提倡，也不太明白，孔子本是宣揚「仁愛」，但為什麼也要堅持「必也正名乎」。今天卻徹徹底底明白，權力的基礎正是語詞的迷幻術，你想要解除這種幻術的控制，就是要鼓起勇氣，「叫一隻葵扇做葵扇」（call a spade a spade）。
「原則」只是叫價
最近關於政改方案的爭論和普選聯/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就是典型的語詞迷幻術的狂歡節。字辭浮泛，引喻失義。昨天他說三條原則談判，缺一不可，絕不退讓，今天他說，原則達不到，所以只提一個「要求」，「原則」沒有放棄，將來會繼續爭取。「原則」原來只是叫價，「不退讓」原來是指將來，缺一不可原來只是叫價的策略。背景音樂就奏起「起錨頌」﹕破冰得來不易、不能一步到位、單講原則，不懂妥協的是失敗主義，空喊「民主偉哥」……
在這場連A是不是等如A都搞不清楚的所謂「理性」推論中，千言萬語，滿天星斗的假設推演，（偽）理性選擇背後，其實都只是想證明六八年「巴黎風暴」後最簡單不過的一句明言﹕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若你打不過他們，就加入他們吧！）
在這場迷幻式的「民主代用品」推銷展演中，沒有什麼可以比 「民主成分」 這個詞更奸狡的了，它令你忘記民主其實歸根究柢是一種「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充分及不可剝奪的權利。可是，在大小政客們朗朗上口的不知不覺間，「民主成分」就變成一個尺度去量度真實，比較方案。這真是布希亞（Baudrillard）翻生都會驚嘆的「虛擬民主」。
不過，不要以為這是孤立現象。最近一本新書《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陳錦榮John Erni教授就探討過國際人權運動在最近被新自由主義貍貓換太子的大問題。在新的跨國主權體系中，新自由主義將人權話語與世貿組織等的貿易話語相混，權利被交易。一旦我們都有「人權成分」、「尊嚴成分」、「法治成分」……這些奇怪卻又聽起來疑似「務實」的術語，這一系列論述所源起的話語權都會液化掉（liquidified）……一杯混了三聚氰胺的奶，它的主要 「成分」還是奶，他們說，只要你把它的成分「溝淡」一點就可以了。
一個花瓶可以改善廁所的氣氛，「溝淡」它作為廁所的感覺，「溝淡」廁所的臭味。如果擺一百個一千個花瓶，啟動「量變」，盛放芳香，有人就以為那裏慢慢「質變」為不是廁所，要以廁所為客廳……質變的怕是那人的腦袋和嗅覺神經。此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那又回到，究竟我們要不要寸土必爭？
其實誰會反對寸土必爭？將「寸土必爭」與「只講原則」打成二元對立，本身就是一個話語權液化失落的陷阱。真正的「寸土必爭」原則其實很簡單﹕「加議席」與「減特權」一定要同時並進。
如果你說反對「加議席」是恥食周粟的失敗主義，那麼為什麼對「減特權」失敗無動於中的又不是失敗主義呢？
反特權才是優先首要
在「加議席」與「反特權」之間，為什麼「寸土必爭反特權」不是優先首要，反是「寸土必爭爭議席」反而突然成為首要呢？誰人授權過誰人去將 「爭議席」 變成首要，「反特權」卻可以妥協呢？如果民主派在「反特權」問題上不去「寸土必爭」，他們不但失信於過去支持他們去「反特權」的人民，最嚴重的是在對手面前展示了底牌，令他們知道「這些人都只是要來爭議席」的。
眾所周知，如果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有一條認真而不是敷衍（或只是機會主義）的談判一翼的話，它就應該有長期、具認授性，而不是「割禾青」式的談判策略。那就應知道，這一回合的談判做法、態度，會影響及下一回合及以後的談判，這叫「路徑依賴」。這些代表民主運動去周旋談判的人，你想他們一開始就讓對手看到，他們背上刻一隻大黑豬，下寫﹕「這些人都只是要來爭議席的，所謂『反功能組別』、『反特權』都只是叫價，只要你灑一下他們就會放手」的嗎？
文 安 徒
編輯 曾祥泰
【明報專訊】余曾的世紀大辯，坊間熱鬧一天。無論它展露出「道理」與「歪理」的對比是如何懸殊，不夠廿四小時，人們都只知道，勝出的總是「歪理」。
「歪理」之勝，乃在於決定事情的不是幕前的真理，而是幕後的交易。「真理一小時」是一個小小的「真理假期」，對認真者有所交代。這種交代，也是「起錨騷」表演的一部分，何在一個沒有判別是非能力的世界，將「真理」解讀成「辯才」，辯論就成了安撫認真者的代用品。
筆者以前用過「虛擬自由主義」去解釋香港近三十年的政治。其始作俑者就是引入這些「西式自由民主」代用品的彭定康。從去餅舖食蛋撻，到每次發表施政報告後，都會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都是以改變香港「政治文化」為名，被大力吹捧歌頌。做騷變成親民、親民靠近民主，漸次做騷也成為港式「民主代用品文化」的必要部分。
民主代用品
殖民末代，主權更替在即，對那些「民主代用品」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以假亂真也好，假戲真做也好，糊裏糊塗就完成過渡。畢竟，基本法上還是寫上莊嚴承諾，希望寄託於過渡後的將來。那是終極，那是彼岸。一切皆為平穩過渡。
不過，歷史證明，一切都從未有「過渡」過。
余曾之辯當中，最令筆者吃驚的是曾蔭權竟然有此一早已預備的提問。他問﹕「香港立法會已有一百六十七年歷史，功能組別亦有四分之一世紀，若要突然改變，你知道難處嗎？ 」
余若薇的回答針對功能組別竟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紀還存在的荒謬，但是忘了駁斥他前面更可怕的說法。
莫說他忘了「立法會」只是回歸後的產物（前稱「立法局」，中間還用「臨時立法會」中斷以明示分隔）這種「政治不正確」，就是他以一百四十多年的殖民歷史，再次壓在「後殖民時代」理應反映和體現香港民意的最高機關之上，就足以顯示他還是活在自己為奴奉主卻又光榮快樂的殖民年代，同時也要廣大市民認同自己還是活在這裏就是特權歧視，「你吹我唔脹」的殖民年代。
不過的而且確，立法機關只為特權而設的這種特質，在這一百六十七年來確是一脈相承。曾蔭權在無恥之中也官式地坦承了這個事實。問題就在於，殖民時代香港人只是「虛擬」一下西式自由、「虛擬」一下議會民主，但難道「去殖」之後的香港人，最最了不起的還是以各式「民主代用品」自慰一下？除了發明各種做騷公關、政治化裝，還要挖空心思去幫忙指鹿為馬嗎？
以前讀書，真不太明白啟蒙時期為什麼要「民主」與「理性」一起提倡，也不太明白，孔子本是宣揚「仁愛」，但為什麼也要堅持「必也正名乎」。今天卻徹徹底底明白，權力的基礎正是語詞的迷幻術，你想要解除這種幻術的控制，就是要鼓起勇氣，「叫一隻葵扇做葵扇」（call a spade a spade）。
「原則」只是叫價
最近關於政改方案的爭論和普選聯/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就是典型的語詞迷幻術的狂歡節。字辭浮泛，引喻失義。昨天他說三條原則談判，缺一不可，絕不退讓，今天他說，原則達不到，所以只提一個「要求」，「原則」沒有放棄，將來會繼續爭取。「原則」原來只是叫價，「不退讓」原來是指將來，缺一不可原來只是叫價的策略。背景音樂就奏起「起錨頌」﹕破冰得來不易、不能一步到位、單講原則，不懂妥協的是失敗主義，空喊「民主偉哥」……
在這場連A是不是等如A都搞不清楚的所謂「理性」推論中，千言萬語，滿天星斗的假設推演，（偽）理性選擇背後，其實都只是想證明六八年「巴黎風暴」後最簡單不過的一句明言﹕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若你打不過他們，就加入他們吧！）
在這場迷幻式的「民主代用品」推銷展演中，沒有什麼可以比 「民主成分」 這個詞更奸狡的了，它令你忘記民主其實歸根究柢是一種「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充分及不可剝奪的權利。可是，在大小政客們朗朗上口的不知不覺間，「民主成分」就變成一個尺度去量度真實，比較方案。這真是布希亞（Baudrillard）翻生都會驚嘆的「虛擬民主」。
不過，不要以為這是孤立現象。最近一本新書《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陳錦榮John Erni教授就探討過國際人權運動在最近被新自由主義貍貓換太子的大問題。在新的跨國主權體系中，新自由主義將人權話語與世貿組織等的貿易話語相混，權利被交易。一旦我們都有「人權成分」、「尊嚴成分」、「法治成分」……這些奇怪卻又聽起來疑似「務實」的術語，這一系列論述所源起的話語權都會液化掉（liquidified）……一杯混了三聚氰胺的奶，它的主要 「成分」還是奶，他們說，只要你把它的成分「溝淡」一點就可以了。
一個花瓶可以改善廁所的氣氛，「溝淡」它作為廁所的感覺，「溝淡」廁所的臭味。如果擺一百個一千個花瓶，啟動「量變」，盛放芳香，有人就以為那裏慢慢「質變」為不是廁所，要以廁所為客廳……質變的怕是那人的腦袋和嗅覺神經。此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那又回到，究竟我們要不要寸土必爭？
其實誰會反對寸土必爭？將「寸土必爭」與「只講原則」打成二元對立，本身就是一個話語權液化失落的陷阱。真正的「寸土必爭」原則其實很簡單﹕「加議席」與「減特權」一定要同時並進。
如果你說反對「加議席」是恥食周粟的失敗主義，那麼為什麼對「減特權」失敗無動於中的又不是失敗主義呢？
反特權才是優先首要
在「加議席」與「反特權」之間，為什麼「寸土必爭反特權」不是優先首要，反是「寸土必爭爭議席」反而突然成為首要呢？誰人授權過誰人去將 「爭議席」 變成首要，「反特權」卻可以妥協呢？如果民主派在「反特權」問題上不去「寸土必爭」，他們不但失信於過去支持他們去「反特權」的人民，最嚴重的是在對手面前展示了底牌，令他們知道「這些人都只是要來爭議席」的。
眾所周知，如果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有一條認真而不是敷衍（或只是機會主義）的談判一翼的話，它就應該有長期、具認授性，而不是「割禾青」式的談判策略。那就應知道，這一回合的談判做法、態度，會影響及下一回合及以後的談判，這叫「路徑依賴」。這些代表民主運動去周旋談判的人，你想他們一開始就讓對手看到，他們背上刻一隻大黑豬，下寫﹕「這些人都只是要來爭議席的，所謂『反功能組別』、『反特權』都只是叫價，只要你灑一下他們就會放手」的嗎？
文 安 徒
編輯 曾祥泰
周日話題﹕曾蔭權敗在目中無人
周日話題﹕曾蔭權敗在目中無人
【明報專訊】有報紙社論將余曾之辯結果類比於巴西對朝鮮，
但曾蔭權真的像北韓那樣雖敗猶榮、感動萬千觀眾嗎？
不同的民意調查均指出，電視辯論令40%以上的人更反對政改。
這明明是德國對澳洲，一面倒。
比社民連更主觀的政府
曾蔭權的敗因不在辯才，而是其統治意識上的根本盲點。曾蔭權目中無人——他看不到人民。他在電視辯論裏反覆強調「現在只差幾票」，一再把政制的停滯歸罪於泛民2005年否決政改方案——這種話只對兩種人生效﹕一，本身就支持政改的人；二，搖擺膽怯的泛民。而對於一些本身不了解政改方案的人來說，這些指摘完全是一團不知所云的迷霧，不能令他們轉向支持政改。看曾讀稿、望鏡頭、address議員，甚至完場時疊稿的動作，根本是往年立法會答問大會的重播。曾先生只面向那些有票的立法會議員，以及支持者，還有就是向上頭交代「我有做，錯不在我」。他好像沒想到自己正面對不在現場的七百萬巿民，他其實需要說服那些反對者並向游離派說明方案。游離派巿民轉向反對方案，因為他們與反對派有相同感覺﹕覺得此人眼中根本沒有自己。
曾班子是完全不能從反對者的角度去想問題。究其欠缺客觀思維之程度——我們的政府其實比社民連更主觀。從這個角度來看，余若薇的優勝理由很明顯。對於政改方案的弱點、功能組別的萬惡，她能以確實充足的歷史、數據和例子為論據來說明，結合庶民的日常語言如眉精眼企，推銷員的鮮明形象比喻，沒有掉進律師和議員鑽研條例的迷陣。余的形象是優雅精英，不但有闊太或師奶式的會籍推銷比喻，甚至有「人民的抗爭才能帶來改變」的群眾領袖式語言。這是集體融匯的複合思維，糅合幾種不同陣營的理念，非余一人之力能致。
恃大多數 弄巧反拙
2007年特首選舉時，我和民陣的葉寶琳在太子吃飯，巧遇曾的宣傳花車。沒有任何準備，我們拋下筷子就跑出去，只相距數米，葉大叫「我冇請過你，我唔需要小圈子選的特首」，曾面容馬上僵硬，反唇相稽與葉短兵相接。面對面之衝突會帶動真實感受，連我都會反問自己，我這樣當面要一個人如此尷尬的理由何在，他是否真的deserve如此對待。今年曾為「起錨」落區，巿民的狙擊應該給了他一些嶄新感受吧，一個正常的人，回家時也會想想為何有人這樣激烈反對，想想如何令這些人支持自己吧？原來，我們的特首剛愎自用，眼、耳、心，都封了蜜蠟，不讓反對聲音進入。他只想盡快把反對者標籤為少數、暴力、激進、好出風頭，對一個朱紅唐裝貴婦他也要貼這標籤，像沒頭沒腦的機械。
其實曾每次宣稱自己代表大多數人時，都會導致「逆反的實現」﹕他說余是少數激進，余馬上贏他七比一；他在辯論上說完「大多數巿民支持政改方案」，政改的支持率翌日即首次跌破一半；他年前不是自稱代表整體香港巿民，說港人覺得經濟好就不用平反六四嗎，今年民意調查就顯示六成人支持平反六四。真不吝是點石成金！阿P的歌形容得好﹕「你任內最驕人成就／就係強化市民對民主要求」。曾蔭權其實是一個通俗的寓言，教訓世人一旦想自稱大多數來恃勢逞威，就會馬上暴露自己是少數並遭唾棄。
取消功能組別才是關鍵
我心目中辯論的真正勝負位，是余問及曾在網誌上所說「現有功能組別的選舉模式……將來2020年普選時不會再存在」， 她針對這句話中兜的小小圈子——當時只要曾斬釘截鐵地簡單承諾一句「到時不會再有功能組別」，他就贏了。但他就是始終不敢講這一句。所有的疑竇都得到證實﹕傾唔掂小圈子利益團體也好，中央不允許也好，總之有權勢者根本不想取消功能組別。1985以來，功能組別只有擴大，沒有減少。只是一個這樣合理的願望，都如此渺茫。不少巿民忍不住眼泛淚光。之所以連民主黨方案，也絕不是出路，因為它不是取消而是強化了功能組別。是的，我們寧願原地踏步，也不願行差踏錯。
文 鄧小樺
【明報專訊】有報紙社論將余曾之辯結果類比於巴西對朝鮮，
但曾蔭權真的像北韓那樣雖敗猶榮、感動萬千觀眾嗎？
不同的民意調查均指出，電視辯論令40%以上的人更反對政改。
這明明是德國對澳洲，一面倒。
比社民連更主觀的政府
曾蔭權的敗因不在辯才，而是其統治意識上的根本盲點。曾蔭權目中無人——他看不到人民。他在電視辯論裏反覆強調「現在只差幾票」，一再把政制的停滯歸罪於泛民2005年否決政改方案——這種話只對兩種人生效﹕一，本身就支持政改的人；二，搖擺膽怯的泛民。而對於一些本身不了解政改方案的人來說，這些指摘完全是一團不知所云的迷霧，不能令他們轉向支持政改。看曾讀稿、望鏡頭、address議員，甚至完場時疊稿的動作，根本是往年立法會答問大會的重播。曾先生只面向那些有票的立法會議員，以及支持者，還有就是向上頭交代「我有做，錯不在我」。他好像沒想到自己正面對不在現場的七百萬巿民，他其實需要說服那些反對者並向游離派說明方案。游離派巿民轉向反對方案，因為他們與反對派有相同感覺﹕覺得此人眼中根本沒有自己。
曾班子是完全不能從反對者的角度去想問題。究其欠缺客觀思維之程度——我們的政府其實比社民連更主觀。從這個角度來看，余若薇的優勝理由很明顯。對於政改方案的弱點、功能組別的萬惡，她能以確實充足的歷史、數據和例子為論據來說明，結合庶民的日常語言如眉精眼企，推銷員的鮮明形象比喻，沒有掉進律師和議員鑽研條例的迷陣。余的形象是優雅精英，不但有闊太或師奶式的會籍推銷比喻，甚至有「人民的抗爭才能帶來改變」的群眾領袖式語言。這是集體融匯的複合思維，糅合幾種不同陣營的理念，非余一人之力能致。
恃大多數 弄巧反拙
2007年特首選舉時，我和民陣的葉寶琳在太子吃飯，巧遇曾的宣傳花車。沒有任何準備，我們拋下筷子就跑出去，只相距數米，葉大叫「我冇請過你，我唔需要小圈子選的特首」，曾面容馬上僵硬，反唇相稽與葉短兵相接。面對面之衝突會帶動真實感受，連我都會反問自己，我這樣當面要一個人如此尷尬的理由何在，他是否真的deserve如此對待。今年曾為「起錨」落區，巿民的狙擊應該給了他一些嶄新感受吧，一個正常的人，回家時也會想想為何有人這樣激烈反對，想想如何令這些人支持自己吧？原來，我們的特首剛愎自用，眼、耳、心，都封了蜜蠟，不讓反對聲音進入。他只想盡快把反對者標籤為少數、暴力、激進、好出風頭，對一個朱紅唐裝貴婦他也要貼這標籤，像沒頭沒腦的機械。
其實曾每次宣稱自己代表大多數人時，都會導致「逆反的實現」﹕他說余是少數激進，余馬上贏他七比一；他在辯論上說完「大多數巿民支持政改方案」，政改的支持率翌日即首次跌破一半；他年前不是自稱代表整體香港巿民，說港人覺得經濟好就不用平反六四嗎，今年民意調查就顯示六成人支持平反六四。真不吝是點石成金！阿P的歌形容得好﹕「你任內最驕人成就／就係強化市民對民主要求」。曾蔭權其實是一個通俗的寓言，教訓世人一旦想自稱大多數來恃勢逞威，就會馬上暴露自己是少數並遭唾棄。
取消功能組別才是關鍵
我心目中辯論的真正勝負位，是余問及曾在網誌上所說「現有功能組別的選舉模式……將來2020年普選時不會再存在」， 她針對這句話中兜的小小圈子——當時只要曾斬釘截鐵地簡單承諾一句「到時不會再有功能組別」，他就贏了。但他就是始終不敢講這一句。所有的疑竇都得到證實﹕傾唔掂小圈子利益團體也好，中央不允許也好，總之有權勢者根本不想取消功能組別。1985以來，功能組別只有擴大，沒有減少。只是一個這樣合理的願望，都如此渺茫。不少巿民忍不住眼泛淚光。之所以連民主黨方案，也絕不是出路，因為它不是取消而是強化了功能組別。是的，我們寧願原地踏步，也不願行差踏錯。
文 鄧小樺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多謝你 咁大聲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多謝你 咁大聲
【明報專訊】「多謝你。」
「你多謝我乜？」
「多謝你咁大聲。」
在電視新聞中聽到這段周星馳式對話，
出自堂堂曾司長的口，笑不出來，有點悲涼。
那位被指大聲的市民受訪了，
是很熟悉卻又久違了的臉孔；
數天後，看到他的文章，是的，是戚本盛——
早在大學上莊時，已拜讀過他在《學苑》的文章。
自己畢業後執起教鞭，知道他是教協的中堅，
還記得一次他與羅范椒芬同台談教改，
羅范被批得體無完膚。
多年未見，原來戚老師今天培訓老師去，
part time是準教師的導師，正職呢？
竟是幼稚園的教師專業發展工作！
不過，火還是有的，
否則就沒有沙田大會堂外曾俊華的洋相了。
「那天和太太行過商場，見到大批警察嚴陣以待，太太立即意識到是高官落區，不如留步看看，當時我還說有乜好睇。等了十來分鐘，四周都是和我一樣行商場的市民，沒有政黨政團的人。不久，曾俊華被警員簇擁走來，我已不自覺地走到最前……」
「為什麼香港一個如此文明發達的地方，我們的政府這麼不濟事，他們落區之前不是應該準備好幾套板斧，回應市民的質詢，游說市民認同他們的方案？他們的spin doctor做了什麼？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也不難明白，高官面對質疑時的詞窮與輕佻，是貫徹始終的！曾蔭權說維園阿哥的「表演時間完了」，曾俊華揶揄翁志明老師的頭巾「很型」，我們看到的正是特權產生的官員傲慢，是政治化妝解決不了的本質。
政改方案交令立會前的周末，Facebook上收到戚本盛和另外兩位教協資深成員發給教育界選民的公開信，呼籲張文光反對政改方案；於是，也無可避免地談到了教協。
不理解教協接受民主黨方案
大家對教協都有一份情意結。在香港的教師工會運動、教育改革與發展，及至香港的社會運動及政制民主化路途，教協均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教協裏，有許多自己一直敬佩、信念清晰而意志堅定的前輩，像華叔、像張文光；但對於早前教協不認同「五區公投」，戚本盛坦言是「失望」的，雖然我留意到教協其實也早有呼籲老師參加補選投票，但他仍認為以教協的資源人力，可以投入的支援肯定不止於今天所見的動員方法（我的補充是﹕教協刊了516投票呼籲在教協報，電郵好像沒收到過）。戚本盛覺得對「五區公投」持不同的形勢分析和立場尚可有所包容，但對於教協接受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他就只能表示「不明白」和「不理解」了。這個建議與一直以來教協爭取2012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基本立場，實在妥協得太多，完全看不到建議的方案與未來取消功能組別有任何關係，根本是喪失了底線。當然，通過方案或者會換來未來進一步民主發展的契機，但一切都在密室中進行，即使他對教協的信任比政府要多，即使他相信普選聯諸公（包括了教協）正在忍辱負重，但實在不可以接受一個爭取民主的團體，竟會接受密室政治的操作方法。
「我真的不明白。」
從教協，談到教師。近日通識教師與政改似乎成了雙生兒！還是戚本盛心水清。
教師表態應該是教育的開始
「高官到學校推銷政改，吳老師翁老師兩把嘹亮的異議聲音均是通識老師，涉嫌強迫學生參加撐政改遊行的，又是打通識學習的幌子，於是社會大眾就把其他老師或學生對社會政治的關注及反應，都算到通識科頭上了。」
「不過，我反而關心老師引起了學生的關注後如何跟進。老師敢於公開表達自己的態度，固然是學生的好榜樣；贏得學生的掌聲，代表老師的立場得到學生認同。作為一個好老師，這個表態行為應該是一個教育過程的開始，回到課室必須與學生進一步討論分析，自己對政改的立場如何從客觀的事實與論證中總結得來，這才是全面的教育，否則就變成只借學校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地方。老師應有能力將兩者區分過來。」
我立即想到幾間中學因使用不同的方法，逼使老師及學生出席撐政改遊行，引起了社會的批評。當中的關鍵，不在於應否在中學引入政治事件的討論及讓學生建構立場，反而被「邀請」參與者是否有真正選擇。老師帶學生考察反高鐵集會，提出質疑的是部分社會人士，論點是「政治不中立」；然而，學生並沒有疑問，參與的學生都是自願的，因為在建立學生的學習動機、對事件的認知、實地考察的觀察焦點與技巧等各方面，老師早已下了不少工夫，才會得到如此正面的效果。相反，如果對一些相對政治敏感的活動，學校竟然沿用如動員學生賣旗、派人參加一些什麼開幕禮嘉年華等的行政指令方式，學生不明就裏，或是不願卻又難以拒絕參與，不滿聲音就來了。
「為什麼高官只揀中學去講政改？不明白。是否當年葉劉『深入』大學游說23條碰得一鼻子灰的失敗經驗太深刻呢？」
「或是政府以為中學的風險較低吧。」
「可能以後高官要落老人院宣傳才安心了。」
專業，是不可以妥協的
說到政府的政改宣傳，戚本盛用了「把火」來形容。
「政制向前走、起錨等等，都是一些抽象的比喻，但政改方案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呢？那些政制改變的內容代表了向前走呢？（我插嘴補充﹕反而許多人能實在地指出新方案『翻叮』了2005方案）討論政改方案，卻利用似是而非的比喻，把反對者予以道德譴責，實在是反智行為！」
不錯的，香港就一些最簡單的民主政制ABC，也因為政府的反智行徑和中央政府的具體干預，十多年來得不到進步及發展。簡單如普選定義，我們的政府及建制派的政黨，竟在中央首肯定義前，不亢一言，完全把世界其他廣泛採用的準則置之不理，這不正與通識教育科所強調觀點必須輔以論據、問題須多角度分析等背道而馳，於是，也就難怪通識老師最多聲音了。
學生看不到政府的無能嗎？當然不！於是，近日愈見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每愈下，就以余曾辯論為例，高下立見，因為學生確實看得到並聽得明余若薇的論證，反而學生對曾特首的印象就是﹕抹黑對手又迴避問題。年輕人反對政府的方案是必然的結果。
事情是有副作用的！這一代學生印象中的政府都是「奸」的，也是詞窮理虧的，於是不少較複雜的政策或理念原則也懶去了解及思考，反正反對政府是沒錯而又會贏得掌聲的，這對學生的通識學習，甚至知性成長是不健康的。再屈指一算﹕今天的高中學生，懂事時已是2003年高喊倒董的年代呢！
是的，自此，香港人在政治上已不大信得過我們的特區政府了。
最後，我們談回了教育的專業。
「專業，是不可以妥協的。如果教師發覺到身處的環境，得到的資源，根本不足以進行有效的教學，以我們的專業判斷，是必須發聲、必須爭取的。但是，老師的聲音聽得不多。記得有一次我去講座，有一位老師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在學校裏工作總得妥協，老師認為需要而又可以妥協，是因為教學還是可以完成，相反爭拗爭持反而有機會犧牲了學習時間，又或者自己被『犧牲』了。我即時沒有再和他爭辯下去，但我會去問，在不足的資源、不利的環境下妥協了，不是沒有損失的，就像發生思覺失調學生輕生事件後，曾繁光醫生提出了精神科醫生應該要用三十分鐘才足以診斷一位病人，現在的緊絀資源令醫生只能有五分鐘，於是可能連看病人一眼的時間也沒有，怎能做到專業的診斷？這，正是專業需要發聲的地方。」
「多謝你咁大聲。」
一語成讖！
文 張銳輝
攝 朱永倫
編輯 梁詠璋
【明報專訊】「多謝你。」
「你多謝我乜？」
「多謝你咁大聲。」
在電視新聞中聽到這段周星馳式對話，
出自堂堂曾司長的口，笑不出來，有點悲涼。
那位被指大聲的市民受訪了，
是很熟悉卻又久違了的臉孔；
數天後，看到他的文章，是的，是戚本盛——
早在大學上莊時，已拜讀過他在《學苑》的文章。
自己畢業後執起教鞭，知道他是教協的中堅，
還記得一次他與羅范椒芬同台談教改，
羅范被批得體無完膚。
多年未見，原來戚老師今天培訓老師去，
part time是準教師的導師，正職呢？
竟是幼稚園的教師專業發展工作！
不過，火還是有的，
否則就沒有沙田大會堂外曾俊華的洋相了。
「那天和太太行過商場，見到大批警察嚴陣以待，太太立即意識到是高官落區，不如留步看看，當時我還說有乜好睇。等了十來分鐘，四周都是和我一樣行商場的市民，沒有政黨政團的人。不久，曾俊華被警員簇擁走來，我已不自覺地走到最前……」
「為什麼香港一個如此文明發達的地方，我們的政府這麼不濟事，他們落區之前不是應該準備好幾套板斧，回應市民的質詢，游說市民認同他們的方案？他們的spin doctor做了什麼？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也不難明白，高官面對質疑時的詞窮與輕佻，是貫徹始終的！曾蔭權說維園阿哥的「表演時間完了」，曾俊華揶揄翁志明老師的頭巾「很型」，我們看到的正是特權產生的官員傲慢，是政治化妝解決不了的本質。
政改方案交令立會前的周末，Facebook上收到戚本盛和另外兩位教協資深成員發給教育界選民的公開信，呼籲張文光反對政改方案；於是，也無可避免地談到了教協。
不理解教協接受民主黨方案
大家對教協都有一份情意結。在香港的教師工會運動、教育改革與發展，及至香港的社會運動及政制民主化路途，教協均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教協裏，有許多自己一直敬佩、信念清晰而意志堅定的前輩，像華叔、像張文光；但對於早前教協不認同「五區公投」，戚本盛坦言是「失望」的，雖然我留意到教協其實也早有呼籲老師參加補選投票，但他仍認為以教協的資源人力，可以投入的支援肯定不止於今天所見的動員方法（我的補充是﹕教協刊了516投票呼籲在教協報，電郵好像沒收到過）。戚本盛覺得對「五區公投」持不同的形勢分析和立場尚可有所包容，但對於教協接受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他就只能表示「不明白」和「不理解」了。這個建議與一直以來教協爭取2012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基本立場，實在妥協得太多，完全看不到建議的方案與未來取消功能組別有任何關係，根本是喪失了底線。當然，通過方案或者會換來未來進一步民主發展的契機，但一切都在密室中進行，即使他對教協的信任比政府要多，即使他相信普選聯諸公（包括了教協）正在忍辱負重，但實在不可以接受一個爭取民主的團體，竟會接受密室政治的操作方法。
「我真的不明白。」
從教協，談到教師。近日通識教師與政改似乎成了雙生兒！還是戚本盛心水清。
教師表態應該是教育的開始
「高官到學校推銷政改，吳老師翁老師兩把嘹亮的異議聲音均是通識老師，涉嫌強迫學生參加撐政改遊行的，又是打通識學習的幌子，於是社會大眾就把其他老師或學生對社會政治的關注及反應，都算到通識科頭上了。」
「不過，我反而關心老師引起了學生的關注後如何跟進。老師敢於公開表達自己的態度，固然是學生的好榜樣；贏得學生的掌聲，代表老師的立場得到學生認同。作為一個好老師，這個表態行為應該是一個教育過程的開始，回到課室必須與學生進一步討論分析，自己對政改的立場如何從客觀的事實與論證中總結得來，這才是全面的教育，否則就變成只借學校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地方。老師應有能力將兩者區分過來。」
我立即想到幾間中學因使用不同的方法，逼使老師及學生出席撐政改遊行，引起了社會的批評。當中的關鍵，不在於應否在中學引入政治事件的討論及讓學生建構立場，反而被「邀請」參與者是否有真正選擇。老師帶學生考察反高鐵集會，提出質疑的是部分社會人士，論點是「政治不中立」；然而，學生並沒有疑問，參與的學生都是自願的，因為在建立學生的學習動機、對事件的認知、實地考察的觀察焦點與技巧等各方面，老師早已下了不少工夫，才會得到如此正面的效果。相反，如果對一些相對政治敏感的活動，學校竟然沿用如動員學生賣旗、派人參加一些什麼開幕禮嘉年華等的行政指令方式，學生不明就裏，或是不願卻又難以拒絕參與，不滿聲音就來了。
「為什麼高官只揀中學去講政改？不明白。是否當年葉劉『深入』大學游說23條碰得一鼻子灰的失敗經驗太深刻呢？」
「或是政府以為中學的風險較低吧。」
「可能以後高官要落老人院宣傳才安心了。」
專業，是不可以妥協的
說到政府的政改宣傳，戚本盛用了「把火」來形容。
「政制向前走、起錨等等，都是一些抽象的比喻，但政改方案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呢？那些政制改變的內容代表了向前走呢？（我插嘴補充﹕反而許多人能實在地指出新方案『翻叮』了2005方案）討論政改方案，卻利用似是而非的比喻，把反對者予以道德譴責，實在是反智行為！」
不錯的，香港就一些最簡單的民主政制ABC，也因為政府的反智行徑和中央政府的具體干預，十多年來得不到進步及發展。簡單如普選定義，我們的政府及建制派的政黨，竟在中央首肯定義前，不亢一言，完全把世界其他廣泛採用的準則置之不理，這不正與通識教育科所強調觀點必須輔以論據、問題須多角度分析等背道而馳，於是，也就難怪通識老師最多聲音了。
學生看不到政府的無能嗎？當然不！於是，近日愈見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每愈下，就以余曾辯論為例，高下立見，因為學生確實看得到並聽得明余若薇的論證，反而學生對曾特首的印象就是﹕抹黑對手又迴避問題。年輕人反對政府的方案是必然的結果。
事情是有副作用的！這一代學生印象中的政府都是「奸」的，也是詞窮理虧的，於是不少較複雜的政策或理念原則也懶去了解及思考，反正反對政府是沒錯而又會贏得掌聲的，這對學生的通識學習，甚至知性成長是不健康的。再屈指一算﹕今天的高中學生，懂事時已是2003年高喊倒董的年代呢！
是的，自此，香港人在政治上已不大信得過我們的特區政府了。
最後，我們談回了教育的專業。
「專業，是不可以妥協的。如果教師發覺到身處的環境，得到的資源，根本不足以進行有效的教學，以我們的專業判斷，是必須發聲、必須爭取的。但是，老師的聲音聽得不多。記得有一次我去講座，有一位老師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在學校裏工作總得妥協，老師認為需要而又可以妥協，是因為教學還是可以完成，相反爭拗爭持反而有機會犧牲了學習時間，又或者自己被『犧牲』了。我即時沒有再和他爭辯下去，但我會去問，在不足的資源、不利的環境下妥協了，不是沒有損失的，就像發生思覺失調學生輕生事件後，曾繁光醫生提出了精神科醫生應該要用三十分鐘才足以診斷一位病人，現在的緊絀資源令醫生只能有五分鐘，於是可能連看病人一眼的時間也沒有，怎能做到專業的診斷？這，正是專業需要發聲的地方。」
「多謝你咁大聲。」
一語成讖！
文 張銳輝
攝 朱永倫
編輯 梁詠璋
2010年6月9日 星期三
唔駛出剪
唔駛出剪
1.6.10
維園良心 謝志峰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主持了《城市論壇》近十年的謝志峰，竟然出現第一 次心寒的感覺。
這天論壇，「曲線」討論類近補選的 議題，「維園阿哥」號召數百「紅衫仔」逼爆會場，結果創出《城市論壇》市民出席人數紀錄，約450。「……當日我真係驚出事，係第一次驚！觀眾進場時， 《Wall Street Journal》的記者正在訪問我，我看見那班年輕人進場時的狀態－－嘩！那種急切、盼望、希冀，恐怕佔不到座位的惶恐心情。憑一個記者的直覺，我立時叫 正在訪問我的《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先拍下這個千載難逢的Moving Shot，然後我問她：『你看到他們的神情嗎？』」
謝志峰說，當時他看到的，是數百對饑渴的眼神，他們在掠奪一個發言的機會、一個表達不滿的 宣洩途徑、一種希望政府聽到他們聲音的欲望！「我做了那麼多年論壇主持，在『五一六』那天才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眼神，才第一次感到可能出亂子。」幸而剛好三 十周年《城市論壇》這天大步檻過，紅衫仔沒有變成紅衫軍，只有慷慨激昂沒有流血衝突，謝志峰謝天謝地！
簡歷
1981年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加入《東方日報》當記者，1988年轉職「亞洲電視」新聞部，1989年被派往北京採訪學運， 是當年最後一位撤出天安門廣場的香港記者；隨後舉家移民加拿大，並曾先後在當地擔任《明報》加西版新聞部採訪主任及Fairchild TV溫哥華新聞總監。2002年回流，於「香港電台」電視部任職監製，擔任《城市論壇》監製及主持之外，還負責電視部的其他節目如《對策》及《左右紅藍綠》等監製工作。
田鼠是叉燒
膽子不算小的謝志峰，生於三面紅旗土地改革下的饑饉年代，幾歲人仔已天不怕地不怕跟田鼠拚個 你死我活。有次使用擒拿手活捉田鼠時，反遭田鼠咬着小手不放，雖然血流如泉，他仍忍痛擒住田鼠回家，着姊姊燒滾水淋向牠，然後清蒸飽肚。「被田鼠咬手指當 然痛，但當時，大家餓得失去知覺，一頭田鼠就等於一舊叉燒，你是我都不會放！」長大後當電視台記者，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逝世開始在北京採訪，直至最後一刻 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成為本港最後撤走的新聞記者，他沒想過畏懼。然而謝志峰承認，在選舉日去討論類近的議題，很容易激發起人們的情緒，若真的發生事故的 話。「我怎樣跟『香港電台』交代？這刻我忽然反問自己，為甚麼在今天我竟然會選這個議題、冒這險之前，我是否沒有考慮到，我有沒有控制全場的能力？台方交 付了這個責任給我，出了任何岔子，我便辜負『香港電台』對我的信任。」
那些年輕人
儘管「五一六」當日的立法會補選被普遍形容為泛民失敗的動作，謝志峰卻對當日在維園的年輕人的表現感到安慰。他認為今次年輕人們真的進步了，着他們不要發出噓聲，他 們就立即停止，他們雖然很勞嘈，但十分文明。「我從來沒聽過他們一句粗口，沒問候別人母親，沒身體接觸，就算發出噓聲都很有節制，噓一會便讓發言者繼續發 表，你叫佢地完全噓都唔噓就當然無可能！」謝志峰亦承認，此消彼長，昔日反英親共那批「維園阿伯」的光芒，已被這股爭取自由、民主的年輕氣勢完全蓋過了， 而且最近建制派還說要杯葛《城市論壇》。若要權衡這兩股針鋒相對的辯論勢力，建制派及政府一方，明顯給爭取自由民主的年輕們比下去，一方面很進步，另一方 面則極為倒退。「而這兩股拉扯的力量將何去何從呢？就要看下一步的發展，如果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搞不好的話，這些年輕人如果因此而憤懣起來的話，情緒就不 會像現時那樣平和，甚至可能像一九八九年那些年輕人一樣……
「一個年輕人為何畢業後到三十歲時還會感到前路茫茫？現在的官員真的好像完全不知道這些年輕的怒氣何在……。香港人GDP（國內生產總 值）平均為三萬美元，比世界很多地方都高，但住得最沒尊嚴的，就是香港。香港人為供樓捱生捱死，但那層樓就細得連轉身都不能，新加坡的公屋都成千呎！為何 我們要一直受着這些冤屈呢！好些人自己上了岸就說『這是活該的』，我們是否真的沒有土地呢？假的！我們的地產商賺少一半就是否沒有利潤呢？都是假的！這根 本是有人拿住土地資源，而要我們用另一種形式交稅，而這些錢呢，好不幸，不是交給政府，而是落入了那幾個大商家的口袋，而且有入無出……。曾蔭權不明白這 個道理嗎？不！問題是他沒能力改變，因為被政制牽着鼻子走！如果那些供樓的薪金用來交稅，政府再把錢投放回醫療及教育等社會褔利上……那時就不怕沒有少班 教學！問題核心就在政制。所以你也很難怪『維園阿哥』及『紅衫仔』們，辯論任何題目時，最終都是連繫到政制改革去。」
終極辯論中間人
特首曾蔭權邀請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辯論政改方案，特首的請柬申明主持由獨立人士擔當，輿論界眾 說紛紜，《新報》5月21日報道說問過有政黨背景的曾鈺成，他說自己「唔係咁公正！」，但他翌日又公開對着鏡頭說「我願意！」坊間都認為「獨立人士」原來 都是「欽點」。反之，謝志峰向來給公眾大義凜然的光明形象，若這個辯論會的主持人也由普選產生的話，他當選的機會應相當高。有人更認為這個辯論應設在《城 市論壇》舉行，當然，這提議無疑是個一廂情願的天方夜譚。其實謝志峰也常被「維園阿伯」投訴他偏袒「維園阿哥」及「紅衫仔」，雖說「公道自在人心」，謝志 峰每個星期天在維園內，仍然在堅守主持人的持平公正原則和自己的良心之間，竭力找取平衡點。
「第一，主持《城市論壇》要真真正正能把你個人的名利所求抽離。如果常想着要借這個節目去走 紅，去結交有勢力人事，要別人給面子的話，這便是個很危險的訊號。做主持人一定要老老實實，讓人發聲，你別要在這個平台上建立自己任何影響力，一定要有這 方面的忠誠！第二，是真正要開放心懷，尊重每一句由靈魂心底裏發出來的發言，阿伯雖然很無知，甚至是偏離事實，但如果那是他們堅信的由衷老實話，也得要尊 重。但不要給我看穿你在說謊，給我一眼看出來就不會尊重你！」
謝志峰說如能做到以上兩點，自然便能坦蕩蕩的面對一切言論。
良心有火
持平、公正，也不代表不能擁有自己的立場，謝志峰總在不知不覺間流露出其民主自由的思維。 「老實說，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有自己的價值取向，怎可能完全沒有立場。如果說沒有的，那個便是機械人。我當然有立場，我從來沒否認自己是民主派人士！我在 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成長，也曾在極權統治下生活過，怎會沒有這方面的判斷呢！最重要是，作為論壇的主持人，你怎樣把個人感情放到最低，讓別人有發言權，也 要易地而處，顧及各黨派的理念及立場。」
謝志峰所 說的這個立場有多堅定，看他有時不能自己便知一二，動人心魄是那次以論壇主持身分，糾正香港青年發展網絡召集人呂智偉所說的六四謬論，節目片段更在 YouTube點擊超過二十萬人次。謝志峰那次動了真火雖有違主持原則，但其正氣之言卻深得（網）民心，好些八十後更因而視他為偶像。「我為何火滾呢！因 他一直堅持說，當年工人及市民敢死隊肯定有帶武器，我初時已經很直接的以在場目擊者身分告訴他，我所見到的工人及市民敢死隊真是沒武器，很和平的，他們只 騎着單車就往前去。誰不知他還要繼續強詞奪理，話有外面的精神及品質支援，學運便變了質。大佬！佢根本完全沒有聽人說話，甚麼變質呢！學運即刻變了工運 嗎？愛國即刻變了賣國嗎？他明顯不是真真正正用個心出來討論的……我忍到最後最終也是忍無可忍，發了火。」謝志峰原名謝劍峰，長輩說「劍」太利，要改，沒 想到這個「志峰」發起火來，一樣銳不可擋。
十三億人一個論壇
《城市論壇》見證中英談判、中英 聯合聲明、六四、後過度期、回歸、七一等歷史大事，不經不覺，今年已是《論壇》三十周年，在謝志峰主持的這近五個年頭裏，有所謂「維園阿哥」的興起，而 「維園阿伯」似乎亦已完成了其歷史任務，有些可能老了走不動，有些可能都不在了，總之都淡出維園。謝志峰在主持台上親歷箇中蛻變，怎樣看這個論壇的前景 呢？「除了立法會外，這是另一個香港政治意見的交流場所、是一般市民和專家匯聚的地方，是一個可以同時容納政治光譜極左、極右和中間路線的地方、一個守舊 和前進的可以在此對談，如果做得好的話，會是一個很好的典範，若做得不好的話，便會是一個不斷累積怨恨的場所。這個言論平台看似簡單，但象徵意義很重要， 香港得一個，全中國十三億人口也是得這一個。」
發個五十年的夢
內地尤其沿岸一帶的觀眾，其實很 留意香港的情況，《城市論壇》製作部也常收到深圳觀眾寄來的電郵。但謝志峰認為當政者對這個滲透性極強的節目，總有點介心，不可能正式在國內播放吧！「中 央怎會不怕國內年輕人被維園『紅衫仔』這股風潮感染呢！」話雖如此，謝志峰也常常發一些春秋大夢，總想試試把《城市論壇》搬到澳門或深圳舉行，不過，澳門 或深圳的聯絡單位負責人就常回報這一句﹕「咪玩我啦，還未是時候！」在他而言，最終極的理想，當然是《城市論壇》能夠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言論平台。「到 了那時候，香港已經是一個既自由又民主的社會，這個平台，便可進入另一階段，就是要提高議政質素。」這個夢，當然還有一段頗長的日子要發，然而，對於中國 人的民主，謝志峰所發的又會是個噩夢還是甜夢？
「根據外國的經驗，任何地區的GDP超過三千美元，人們就會有餘閒去思想自己身處的這個社會應該怎樣發展。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慢慢浮現後，除了基本生 活外，他們亦會開始關心政府管治及子女教育等等問題。隨着經濟發展，這種力量定會愈來愈大，隨着中國繼續開放，出外修學或經商的人也會愈來愈多，長遠來說 我是樂觀的，這個『長遠』當然是指三、五十年。我堅信人是具有良知的，中央或各地方政府裏總有些具有良知的人，會認為這個社會應該怎樣走才算是合理、順 暢。而問題只是，到底這些人的力量有多大，而相對掣肘着的負面力量又有多大？當然也要看看大多數人的知識水平。若不認同（人有良知）這個基本信念，認定所 有人都是極惡的話，便很恐怖了，但似乎這並不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中國在一九一一年和一有四九年，就是分別出現兩種力量要推翻當時的腐敗。當然我不以 為一定要革命才會促使改變，但中國目前肯定要變的，對於台灣及香港，中國政府要知道需要『鬆』……因為最終可能就是這兩遍地方，給共產黨製造一個模範也說 不定！」
淌淚看家鄉
他說自己平時工作繁忙，光是準備主持每周《城市論壇》，查閱相關資料亦要花上十數小時，所 以平時沒有太多閒暇時間，工餘時除了與家人共聚外，大多數是用來看書，這也幾乎是他現時的唯一興趣。而他看的大多也是文學、歷史或哲學的書，近期常拿在手 邊的是《鄧小平文選》、《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及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等等。原來，他年輕時從沒想過要 當記者，其社會、自由、民主意識也不是與生俱來的。雖說孩童時代在國內經歷過慘烈大躍進，自言在饑荒中長大，他家境雖也清貧，但他是家中么子，萬千寵愛在 一身，那時全家僅有的穀糠也得全數讓給他享用。父母獲批准到香港定居，三姊弟中只能帶他一人同行。
從家鄉新張田村踏進資本主義社會，第一次吃燒豬肉的感覺對小謝志峰來說也不外如是，小時候的 他明顯沒有被資本主義那大杯酒大塊肉的物質生活荼毒。反而「在小學五年班時，家姐結婚，我與媽媽回到廣東四會，到達新張田村口時已日落西山，來接我們的親 戚還未出現，我便自告奮勇要走到故居叫他們出來幫忙。當我再要走過田陌，捨不得那隻皮鞋踩進泥濘去，把皮鞋先脫掉，毫不猶豫地一腳便踩下田地去。沒想過第 一下踩下土壤去，我雙眼立時淌起淚來－－那氣味、那濕度、那柔軟度，童年時那種泥土的感覺，由我腳底一直湧上我大腦，久違了的鄉間情懷完全呈現出來。我雖 然離開了那麼多年，但立即再次感覺到，那塊土地是屬於我的，我和這裏是血脈相連的，那時我一道走一道哭，像個遊子回到母親的懷抱般。」翌日早上，謝志峰在 村內走了一回，發覺「這裏就是我們的那條村嗎？怎會如此破舊，我小時候好像不是這樣的，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何我的故鄉與香港落差那麼大？」當時他也知道 是因為貧窮，但也摸不着頭腦，自己的國家，為何會窮到如此田地！關懷國家的情緒首度萌芽！
本來想做戲
謝志峰在中學時代對文學萌生興趣，且愛上了戲劇藝術。到了台灣升學時，本來很想繼續攻讀戲 劇，但遭到家人強烈反對，父母的傳統觀念很重，覺得梨園子弟沒出色，他們對此的結論是：「要讀你自己搵錢讀！」只有立即就範。那末，他便想想有哪些與戲劇 較為接近的科目：「當時見到有新聞系、有傳播系，那時電視新聞開始流行，我心想電視新聞，至少有部攝影機在拍攝，同戲劇有點相像。報讀以後才知道新聞在現 代社會及歷史中所擔當的角色，是如此重要，及後慢慢學習，加深了解後，也開始感覺到自己責無旁貸，一定要投入新聞工作。」結果，畢業至今近三十年，結婚、 生女、移民、回流，無論在香港或加拿大，無論由東方日報到亞視，由亞視到港台，他也從未離棄過新聞工作。
愈老愈怕死
謝志峰說，時至今日他已沒能力抽身評價《論壇》的自己，也沒辦法說準這個主持人可以當多 久：「我中過兩次風，又好似未咁快死得。我女細老婆嫩，家庭壓力相當重，無份工就大鑊！同時心內又矛盾。做論壇日子久了，每天對着大量新聞及時事，在現場 指揮若定，人們會錯覺以為我好有方向，其實有時我對人生很多基本的問題仍是矇查查一片。到現在，我不知道人的社會是怎樣來的，亦不知道這個社會（包括自 己）今後會向哪個方向邁進。」五十五歲的謝志峰說年紀大了，愈來愈怕死，愈來愈想看清楚這世界會怎樣改變，也愈來愈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小女兒才十 歲，每夜都要抱着我睡，想看到她長大。這兩年特別會懷念老朋友老同學，會比以前主動約他們見面，一年吃一次飯也好，即使閒話家常也好，我也很珍惜。也希望 還可多讀幾年書，若體力還許可的話，我還希望背着背包到處走走看清這世界，做一些筆記，再用五年時間撰寫報導文學！離開前能做到這些也不錯！」
1.6.10
維園良心 謝志峰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主持了《城市論壇》近十年的謝志峰，竟然出現第一 次心寒的感覺。
這天論壇，「曲線」討論類近補選的 議題，「維園阿哥」號召數百「紅衫仔」逼爆會場，結果創出《城市論壇》市民出席人數紀錄，約450。「……當日我真係驚出事，係第一次驚！觀眾進場時， 《Wall Street Journal》的記者正在訪問我，我看見那班年輕人進場時的狀態－－嘩！那種急切、盼望、希冀，恐怕佔不到座位的惶恐心情。憑一個記者的直覺，我立時叫 正在訪問我的《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先拍下這個千載難逢的Moving Shot，然後我問她：『你看到他們的神情嗎？』」
謝志峰說，當時他看到的，是數百對饑渴的眼神，他們在掠奪一個發言的機會、一個表達不滿的 宣洩途徑、一種希望政府聽到他們聲音的欲望！「我做了那麼多年論壇主持，在『五一六』那天才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眼神，才第一次感到可能出亂子。」幸而剛好三 十周年《城市論壇》這天大步檻過，紅衫仔沒有變成紅衫軍，只有慷慨激昂沒有流血衝突，謝志峰謝天謝地！
簡歷
1981年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加入《東方日報》當記者，1988年轉職「亞洲電視」新聞部，1989年被派往北京採訪學運， 是當年最後一位撤出天安門廣場的香港記者；隨後舉家移民加拿大，並曾先後在當地擔任《明報》加西版新聞部採訪主任及Fairchild TV溫哥華新聞總監。2002年回流，於「香港電台」電視部任職監製，擔任《城市論壇》監製及主持之外，還負責電視部的其他節目如《對策》及《左右紅藍綠》等監製工作。
田鼠是叉燒
膽子不算小的謝志峰，生於三面紅旗土地改革下的饑饉年代，幾歲人仔已天不怕地不怕跟田鼠拚個 你死我活。有次使用擒拿手活捉田鼠時，反遭田鼠咬着小手不放，雖然血流如泉，他仍忍痛擒住田鼠回家，着姊姊燒滾水淋向牠，然後清蒸飽肚。「被田鼠咬手指當 然痛，但當時，大家餓得失去知覺，一頭田鼠就等於一舊叉燒，你是我都不會放！」長大後當電視台記者，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逝世開始在北京採訪，直至最後一刻 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成為本港最後撤走的新聞記者，他沒想過畏懼。然而謝志峰承認，在選舉日去討論類近的議題，很容易激發起人們的情緒，若真的發生事故的 話。「我怎樣跟『香港電台』交代？這刻我忽然反問自己，為甚麼在今天我竟然會選這個議題、冒這險之前，我是否沒有考慮到，我有沒有控制全場的能力？台方交 付了這個責任給我，出了任何岔子，我便辜負『香港電台』對我的信任。」
那些年輕人
儘管「五一六」當日的立法會補選被普遍形容為泛民失敗的動作，謝志峰卻對當日在維園的年輕人的表現感到安慰。他認為今次年輕人們真的進步了，着他們不要發出噓聲，他 們就立即停止，他們雖然很勞嘈，但十分文明。「我從來沒聽過他們一句粗口，沒問候別人母親，沒身體接觸，就算發出噓聲都很有節制，噓一會便讓發言者繼續發 表，你叫佢地完全噓都唔噓就當然無可能！」謝志峰亦承認，此消彼長，昔日反英親共那批「維園阿伯」的光芒，已被這股爭取自由、民主的年輕氣勢完全蓋過了， 而且最近建制派還說要杯葛《城市論壇》。若要權衡這兩股針鋒相對的辯論勢力，建制派及政府一方，明顯給爭取自由民主的年輕們比下去，一方面很進步，另一方 面則極為倒退。「而這兩股拉扯的力量將何去何從呢？就要看下一步的發展，如果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搞不好的話，這些年輕人如果因此而憤懣起來的話，情緒就不 會像現時那樣平和，甚至可能像一九八九年那些年輕人一樣……
「一個年輕人為何畢業後到三十歲時還會感到前路茫茫？現在的官員真的好像完全不知道這些年輕的怒氣何在……。香港人GDP（國內生產總 值）平均為三萬美元，比世界很多地方都高，但住得最沒尊嚴的，就是香港。香港人為供樓捱生捱死，但那層樓就細得連轉身都不能，新加坡的公屋都成千呎！為何 我們要一直受着這些冤屈呢！好些人自己上了岸就說『這是活該的』，我們是否真的沒有土地呢？假的！我們的地產商賺少一半就是否沒有利潤呢？都是假的！這根 本是有人拿住土地資源，而要我們用另一種形式交稅，而這些錢呢，好不幸，不是交給政府，而是落入了那幾個大商家的口袋，而且有入無出……。曾蔭權不明白這 個道理嗎？不！問題是他沒能力改變，因為被政制牽着鼻子走！如果那些供樓的薪金用來交稅，政府再把錢投放回醫療及教育等社會褔利上……那時就不怕沒有少班 教學！問題核心就在政制。所以你也很難怪『維園阿哥』及『紅衫仔』們，辯論任何題目時，最終都是連繫到政制改革去。」
終極辯論中間人
特首曾蔭權邀請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辯論政改方案，特首的請柬申明主持由獨立人士擔當，輿論界眾 說紛紜，《新報》5月21日報道說問過有政黨背景的曾鈺成，他說自己「唔係咁公正！」，但他翌日又公開對着鏡頭說「我願意！」坊間都認為「獨立人士」原來 都是「欽點」。反之，謝志峰向來給公眾大義凜然的光明形象，若這個辯論會的主持人也由普選產生的話，他當選的機會應相當高。有人更認為這個辯論應設在《城 市論壇》舉行，當然，這提議無疑是個一廂情願的天方夜譚。其實謝志峰也常被「維園阿伯」投訴他偏袒「維園阿哥」及「紅衫仔」，雖說「公道自在人心」，謝志 峰每個星期天在維園內，仍然在堅守主持人的持平公正原則和自己的良心之間，竭力找取平衡點。
「第一，主持《城市論壇》要真真正正能把你個人的名利所求抽離。如果常想着要借這個節目去走 紅，去結交有勢力人事，要別人給面子的話，這便是個很危險的訊號。做主持人一定要老老實實，讓人發聲，你別要在這個平台上建立自己任何影響力，一定要有這 方面的忠誠！第二，是真正要開放心懷，尊重每一句由靈魂心底裏發出來的發言，阿伯雖然很無知，甚至是偏離事實，但如果那是他們堅信的由衷老實話，也得要尊 重。但不要給我看穿你在說謊，給我一眼看出來就不會尊重你！」
謝志峰說如能做到以上兩點，自然便能坦蕩蕩的面對一切言論。
良心有火
持平、公正，也不代表不能擁有自己的立場，謝志峰總在不知不覺間流露出其民主自由的思維。 「老實說，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有自己的價值取向，怎可能完全沒有立場。如果說沒有的，那個便是機械人。我當然有立場，我從來沒否認自己是民主派人士！我在 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成長，也曾在極權統治下生活過，怎會沒有這方面的判斷呢！最重要是，作為論壇的主持人，你怎樣把個人感情放到最低，讓別人有發言權，也 要易地而處，顧及各黨派的理念及立場。」
謝志峰所 說的這個立場有多堅定，看他有時不能自己便知一二，動人心魄是那次以論壇主持身分，糾正香港青年發展網絡召集人呂智偉所說的六四謬論，節目片段更在 YouTube點擊超過二十萬人次。謝志峰那次動了真火雖有違主持原則，但其正氣之言卻深得（網）民心，好些八十後更因而視他為偶像。「我為何火滾呢！因 他一直堅持說，當年工人及市民敢死隊肯定有帶武器，我初時已經很直接的以在場目擊者身分告訴他，我所見到的工人及市民敢死隊真是沒武器，很和平的，他們只 騎着單車就往前去。誰不知他還要繼續強詞奪理，話有外面的精神及品質支援，學運便變了質。大佬！佢根本完全沒有聽人說話，甚麼變質呢！學運即刻變了工運 嗎？愛國即刻變了賣國嗎？他明顯不是真真正正用個心出來討論的……我忍到最後最終也是忍無可忍，發了火。」謝志峰原名謝劍峰，長輩說「劍」太利，要改，沒 想到這個「志峰」發起火來，一樣銳不可擋。
十三億人一個論壇
《城市論壇》見證中英談判、中英 聯合聲明、六四、後過度期、回歸、七一等歷史大事，不經不覺，今年已是《論壇》三十周年，在謝志峰主持的這近五個年頭裏，有所謂「維園阿哥」的興起，而 「維園阿伯」似乎亦已完成了其歷史任務，有些可能老了走不動，有些可能都不在了，總之都淡出維園。謝志峰在主持台上親歷箇中蛻變，怎樣看這個論壇的前景 呢？「除了立法會外，這是另一個香港政治意見的交流場所、是一般市民和專家匯聚的地方，是一個可以同時容納政治光譜極左、極右和中間路線的地方、一個守舊 和前進的可以在此對談，如果做得好的話，會是一個很好的典範，若做得不好的話，便會是一個不斷累積怨恨的場所。這個言論平台看似簡單，但象徵意義很重要， 香港得一個，全中國十三億人口也是得這一個。」
發個五十年的夢
內地尤其沿岸一帶的觀眾，其實很 留意香港的情況，《城市論壇》製作部也常收到深圳觀眾寄來的電郵。但謝志峰認為當政者對這個滲透性極強的節目，總有點介心，不可能正式在國內播放吧！「中 央怎會不怕國內年輕人被維園『紅衫仔』這股風潮感染呢！」話雖如此，謝志峰也常常發一些春秋大夢，總想試試把《城市論壇》搬到澳門或深圳舉行，不過，澳門 或深圳的聯絡單位負責人就常回報這一句﹕「咪玩我啦，還未是時候！」在他而言，最終極的理想，當然是《城市論壇》能夠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言論平台。「到 了那時候，香港已經是一個既自由又民主的社會，這個平台，便可進入另一階段，就是要提高議政質素。」這個夢，當然還有一段頗長的日子要發，然而，對於中國 人的民主，謝志峰所發的又會是個噩夢還是甜夢？
「根據外國的經驗，任何地區的GDP超過三千美元，人們就會有餘閒去思想自己身處的這個社會應該怎樣發展。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慢慢浮現後，除了基本生 活外，他們亦會開始關心政府管治及子女教育等等問題。隨着經濟發展，這種力量定會愈來愈大，隨着中國繼續開放，出外修學或經商的人也會愈來愈多，長遠來說 我是樂觀的，這個『長遠』當然是指三、五十年。我堅信人是具有良知的，中央或各地方政府裏總有些具有良知的人，會認為這個社會應該怎樣走才算是合理、順 暢。而問題只是，到底這些人的力量有多大，而相對掣肘着的負面力量又有多大？當然也要看看大多數人的知識水平。若不認同（人有良知）這個基本信念，認定所 有人都是極惡的話，便很恐怖了，但似乎這並不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中國在一九一一年和一有四九年，就是分別出現兩種力量要推翻當時的腐敗。當然我不以 為一定要革命才會促使改變，但中國目前肯定要變的，對於台灣及香港，中國政府要知道需要『鬆』……因為最終可能就是這兩遍地方，給共產黨製造一個模範也說 不定！」
淌淚看家鄉
他說自己平時工作繁忙，光是準備主持每周《城市論壇》，查閱相關資料亦要花上十數小時，所 以平時沒有太多閒暇時間，工餘時除了與家人共聚外，大多數是用來看書，這也幾乎是他現時的唯一興趣。而他看的大多也是文學、歷史或哲學的書，近期常拿在手 邊的是《鄧小平文選》、《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及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等等。原來，他年輕時從沒想過要 當記者，其社會、自由、民主意識也不是與生俱來的。雖說孩童時代在國內經歷過慘烈大躍進，自言在饑荒中長大，他家境雖也清貧，但他是家中么子，萬千寵愛在 一身，那時全家僅有的穀糠也得全數讓給他享用。父母獲批准到香港定居，三姊弟中只能帶他一人同行。
從家鄉新張田村踏進資本主義社會，第一次吃燒豬肉的感覺對小謝志峰來說也不外如是，小時候的 他明顯沒有被資本主義那大杯酒大塊肉的物質生活荼毒。反而「在小學五年班時，家姐結婚，我與媽媽回到廣東四會，到達新張田村口時已日落西山，來接我們的親 戚還未出現，我便自告奮勇要走到故居叫他們出來幫忙。當我再要走過田陌，捨不得那隻皮鞋踩進泥濘去，把皮鞋先脫掉，毫不猶豫地一腳便踩下田地去。沒想過第 一下踩下土壤去，我雙眼立時淌起淚來－－那氣味、那濕度、那柔軟度，童年時那種泥土的感覺，由我腳底一直湧上我大腦，久違了的鄉間情懷完全呈現出來。我雖 然離開了那麼多年，但立即再次感覺到，那塊土地是屬於我的，我和這裏是血脈相連的，那時我一道走一道哭，像個遊子回到母親的懷抱般。」翌日早上，謝志峰在 村內走了一回，發覺「這裏就是我們的那條村嗎？怎會如此破舊，我小時候好像不是這樣的，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何我的故鄉與香港落差那麼大？」當時他也知道 是因為貧窮，但也摸不着頭腦，自己的國家，為何會窮到如此田地！關懷國家的情緒首度萌芽！
本來想做戲
謝志峰在中學時代對文學萌生興趣，且愛上了戲劇藝術。到了台灣升學時，本來很想繼續攻讀戲 劇，但遭到家人強烈反對，父母的傳統觀念很重，覺得梨園子弟沒出色，他們對此的結論是：「要讀你自己搵錢讀！」只有立即就範。那末，他便想想有哪些與戲劇 較為接近的科目：「當時見到有新聞系、有傳播系，那時電視新聞開始流行，我心想電視新聞，至少有部攝影機在拍攝，同戲劇有點相像。報讀以後才知道新聞在現 代社會及歷史中所擔當的角色，是如此重要，及後慢慢學習，加深了解後，也開始感覺到自己責無旁貸，一定要投入新聞工作。」結果，畢業至今近三十年，結婚、 生女、移民、回流，無論在香港或加拿大，無論由東方日報到亞視，由亞視到港台，他也從未離棄過新聞工作。
愈老愈怕死
謝志峰說，時至今日他已沒能力抽身評價《論壇》的自己，也沒辦法說準這個主持人可以當多 久：「我中過兩次風，又好似未咁快死得。我女細老婆嫩，家庭壓力相當重，無份工就大鑊！同時心內又矛盾。做論壇日子久了，每天對着大量新聞及時事，在現場 指揮若定，人們會錯覺以為我好有方向，其實有時我對人生很多基本的問題仍是矇查查一片。到現在，我不知道人的社會是怎樣來的，亦不知道這個社會（包括自 己）今後會向哪個方向邁進。」五十五歲的謝志峰說年紀大了，愈來愈怕死，愈來愈想看清楚這世界會怎樣改變，也愈來愈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小女兒才十 歲，每夜都要抱着我睡，想看到她長大。這兩年特別會懷念老朋友老同學，會比以前主動約他們見面，一年吃一次飯也好，即使閒話家常也好，我也很珍惜。也希望 還可多讀幾年書，若體力還許可的話，我還希望背着背包到處走走看清這世界，做一些筆記，再用五年時間撰寫報導文學！離開前能做到這些也不錯！」
2010年6月6日 星期日
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明報
P04 | 重寫香港 | By 熊一豆 2010-06-06
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何謂「兒童」？這彷彿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作為一個於現代社會始出現的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y），
要對其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殊不容易，連慣常斬釘截鐵的法律條文，都在「兒童」的邊界線上顯得有點手忙腳亂。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 「疏忽照顧兒童」（屬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兒童」以十六歲以下來定義，
而「僱傭條例」下的「僱用兒童規例」則禁止僱用未滿十五歲的人。
換句話說，一個年滿十五歲的人可以進入職場工作謀生，但假若被發現獨自留守家中，
其家長或監護人則有可能面對「疏忽照顧兒童」的檢控。
文熊一豆
或許，兩條法例中介定兒童的年齡矛盾會被約化為技術層面的不完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此破綻正好反映了以年齡斷定「兒童」的任意性，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懷疑，十五歲（已可投身職場）與十六歲（始有自我照顧之能力），顯示了對「兒童」這個類別在想像上的落差。而事實上這種落差，仍時而以衝擊了法律的形式，於當今社會浮現。今年5 月又有家長因疏忽照顧兒童被判刑（刑期為監禁七日緩刑一年），事由被檢控的單親媽媽每月需離港公幹三周，期間留下十三歲的女兒與十一歲的兒子獨自在港生活。單親媽媽辯護時稱，十三歲女兒已長大、有能力照顧自己與弟弟，而裁判官則對她這種撫養子女的態度表示遺憾，認為其行為不容於社會。由此可見，法律背後，是裁判官與單親媽媽對一個十三歲個體的能力，在理解和想像上的差異。但其實，並不需要回溯遠古歷史，只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由十來歲的哥哥姐姐看顧弟妹仍然是很普遍的日常安排。那麼，這種家常安排，是經由怎樣的歷史軌，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不被社會所容」的行為呢？要追溯箇中變化，有必要先「回到」過去。
回到過去： 細路的生存
埋首港大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資料庫，讓我們貼近講述者的聲音，總能或多或少拼出一幅「兒童」尚未誕生的香港印象。在此，讓我於眾多類同的故事中引用一下胡先生的敘述。二戰結束，避難東莞的胡先生舉家回港，父母忙於謀生，故對九歲多的他說： 「你自己去搵學校喇，我唔得閒幫你搵。」於是，當年未滿十歲的胡先生，早上去派報紙賺錢，派完了就從荷李活道一直走到西營盤，自己找學校、自己報名去讀書。這個獨立的小身影，也使我想起李小龍飾演的細路祥。影片中，細路祥指比他高出大半個身位的工廠女工介紹道： 「呢個係我工友」。這個畫面，看在六十年後的觀眾眼裏，是引人發噱的，但於影片的語境中，卻屬常態。無論是當年不足十歲的胡先生，還是經創作再現的細路祥，都並非來自一個從成人世界劃分開去、備受保護的「兒童」族群，而是活躍於成人世界的「小大人」。彼時社會經濟環境構成的生存空間，要求他們必須學會獨立自理，學會於成人世界覓得自己的位置——儘管那可能是充斥欺負與剝削的——甚至成為家庭收入的來源之一。從現存的紀錄看，普遍而言， 「小大人」的家長不會被社會「遺憾」，而「小大人」則常被街坊稱讚為「生性」。
既然如此，把「小大人」並置當今割裂於成人世界但又處處需要成年人保護的「兒童」，即使前者並不構成一個可供回溯的起點，但不是也足以把「兒童」從想像的必然性中鬆綁？小孩（包括其被賦予的意義與能力），很大程度為特定歷史時空的內容建構而成：社會因應特定的經濟文化需要而對小孩衍生出不同的理解與想像，而這種想像亦會反過來介入現實，在小孩身上孕育或磨練出相對應的能力。那麼，為何當歷史一路走來， 「兒童」逐漸成為了當今社會唯一對小孩的想像與理解？
當然，如果我們的社會並沒有集體失憶，就不可能對上述「當代歷史」回應以無知的驚訝。只是，那個「過去」已被「現在」安穩地吸納（這又是否失憶的另一演繹？） 。「小大人」，或用更地道的方式稱為「細路」，與「兒童」之間，被連上了一條名為「發展與進步」的直線。立足於進步的今天而回望當年，「細路」自然成了懷舊無妨但回歸則免的（落後）過去。無可否認，從「細路」到「兒童」的確體現了社會對小孩權益關注度的提升；相對「細路」， 「兒童」成為獨立於成人世界的一個類別，享有專屬的各種權利，包括教育、社會福利等。用以保護「兒童」的各項條例亦愈見廣泛、細緻，童工法例被嚴格執行， 「兒童」的身體亦從體罰式管教中被拯救出來。簡言之， 「兒童」身心的各方面，從營養、個人衛生到家居安全到心理健康，都納入社會需要關注並予以保護的範疇。
港孩現象： 八成小學生不懂綁鞋帶
只不過，當這個「發展進步」一路發展下去，卻漸漸拖上了一條令人不安的尾巴——如今小孩普遍沒有自理能力，日常事務皆仰仗成人代辦解決。有論者將小孩自理能力下降與其他觀察所得的特徵，包括沒有責任感、對事情缺乏興趣等，統稱為「港孩」現象。近日亦有報章記者到九龍塘小學區訪問近二十名小四至小六（九歲至十二歲）的學生，發現當中僅約一半懂得戴表、扣鈕拉鏈及獨自睡覺，而八成不懂綁鞋帶、剪指甲及自行食有骨食物。當然，在此有必要下一個階級的註腳， 「港孩」現象於中產階層應較為普遍，但根據筆者訪問一些老師所得，類似情也同樣於基層家庭出現，分別只是程度而已。
由此再觀乎從「細路」到「兒童」的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備受保護」與「自理能力」此長彼消的圖像。不過，將兩者並置於同一縱軸的理解，未免忽略了箇中扣連於更廣泛社會效應的變化。筆者以為，從「細路」到「兒童」，其實是現代社會由經濟與文化互為定義的競爭力，對人之潛在能力進行的一次褒抑取捨；借用韋伯經典的板道員意象（switchman），那是從一條軌道切換至另一條軌道，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1978 年香港實施九年強制免費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切換點，但剛交叉開去的時候，舊有軌道仍在視線範圍之內，所以尚覺察不出什麼大不同，但行駛了相當時日，就終於到了風景全異的地步。時至今日，實用主義掛帥下，與現代接軌後的香港社會就像是個嚴重偏食者，獨沽一味只偏重發展其年幼成員的智性面向（maximizing the mind）以及配套的文化資本技能，忽略甚至壓抑小孩的其他潛能。
臣服競爭力單向發展智能
從這個角度， 「保護兒童」的發展進步觀就顯現出了它的局限與選擇性。如果職場的體力勞動會被認為對兒童健康成長構成傷害（需要立法禁止），那麼為何日復日的不斷心智勞動不會同樣被視為過重的負荷，反而顯得理所當然？職場且有工時制度，但為何兒童做功課、溫書、補習卻沒有時間、空間的界限，無論在家在學校在興趣補習班都全天候活在「學習」的要求下？為何我們的社會斷定體罰是虐兒之一種，但卻可以容忍（若非鼓勵）書包過重對小孩腰脊造成的損害？
這一系列問題都顯示從「細路」到「兒童」是社會對其未來人力資源的重新定義， 「保護」的其中一種社會效應是資源調度，把小孩從零散、非單一的場所集中到劃一的教育制度，力發展單一面向的能力（簡言之，讀好書、考好試），並同時貶抑其他能力的發展。只不過這種選擇取捨在制度化的過程下，以進步的姿態獲得了合理性與必然性。而文章開頭引用的疏忽照顧兒童案例，也明顯反映了同樣的價值取捨。社會輿論與判辭並不會對小姐弟可以照顧自己的能力予以肯定（沒有證據顯示媽媽公幹期間，二人的生活出現了什麼問題），而只會強調弟弟的功課在媽媽離港期間大幅退步。在這種以maximizing the mind回應maximizing productivity 的文化與經濟互為因果下，毫無投資價值的自理能力自然會被擠出關注的範圍，正如一個媽媽回應前述記者訪問時答道： 「我完全唔覺得個女唔識綁鞋帶、唔識照顧自己係大問題，讀書叻咪得囉！」因此，無論是「保護兒童」的進，還是「自理能力」的退，當扣連於更廣泛的社會效應，即可見兩者並非單純的此長彼消，而是臣服於競爭力的變量因素。然而， 退的應不僅是「自理能力」，而是一整套在功利主義底下被排斥的生活知識，以及介入生活的行動能力。
長遠而言，一個嚴重「偏食」的社會是否真的能提升競爭力，實在令人存疑。不過，有一些效果卻是現在已很清楚浮現的。首先，是學校與家庭在角色上的交錯互滲。現代家庭毫無疑問是學校的延伸，小孩在家裏花費最多時間的活動就是溫書、做功課，連帶家長如今也被學校的制度吸納，忙於參加各類型的親子班、親子閱讀計劃、專題研習等等；一個不參與孩子功課的家長，往往即等同不負責任。反過來，學校則沒有選擇餘地必須承擔家庭忽略小孩自理能力的結果，肩負起照顧者的角色。筆者從與老師們的訪談得知，原來小一小二的學生需要老師或家長義工餵午飯、陪伴上廁所，並非是什麼新奇的事。這種角色交錯互滲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把家校綑綁一起成為一個超荷的壓力場。
基層孩子九年累積挫敗蒼白
另一「偏食」的社會效應，就是進一步削弱基層家庭兒童的發展可能。在一個仍然呈金字塔形篩選但卻日益強調家庭資源投入的競賽制度，基層家庭的小孩要勝出變得比以前更艱難，可是，無力玩也要玩，因為這個社會已不存在容許另一種（非讀書式）競爭力的空間，更甚者，根本連孕育其他潛能的空間就率先欠奉。印象尤深是一個任教於天水圍某小學的老師對我說： 「呢度學生，視野非常狹窄，好少有機會出九龍……呢度咩（配套設施）都冇，佢真係好鬼悶，屋企冇咩錢，就連一家人去飲茶都好少……星期六日就一家人坐梳化坐一日……（課程改革下的）做專題研習……個家長咪求其同佢剪報紙或雜誌，等佢交功課囉。」於是，在如今愈見推前的「起跑線」上，欠缺家庭資源支援的小孩，就在至少長達九年日復日的智性操練下，累積挫敗與蒼白的生活經驗。
所以，假若我們仍能輕易讚歎現在的「兒童」對比起舊時的「細路」是多幸福，那要不是把物質進步放得過大，就是無法看見寫在「兒童」身上的非物質重荷。這麼說，並不是要指向一個背反的答案，而是要指出那裏根本不存在一個可供安穩比較的時間縱軸。也只有先從直線式的進步發展觀中釋放出來，我們才有可能如實地面向小孩，所謂的，社會未來棟樑。
策劃許寶強
重新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什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P04 | 重寫香港 | By 熊一豆 2010-06-06
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何謂「兒童」？這彷彿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作為一個於現代社會始出現的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y），
要對其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殊不容易，連慣常斬釘截鐵的法律條文，都在「兒童」的邊界線上顯得有點手忙腳亂。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 「疏忽照顧兒童」（屬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兒童」以十六歲以下來定義，
而「僱傭條例」下的「僱用兒童規例」則禁止僱用未滿十五歲的人。
換句話說，一個年滿十五歲的人可以進入職場工作謀生，但假若被發現獨自留守家中，
其家長或監護人則有可能面對「疏忽照顧兒童」的檢控。
文熊一豆
或許，兩條法例中介定兒童的年齡矛盾會被約化為技術層面的不完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此破綻正好反映了以年齡斷定「兒童」的任意性，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懷疑，十五歲（已可投身職場）與十六歲（始有自我照顧之能力），顯示了對「兒童」這個類別在想像上的落差。而事實上這種落差，仍時而以衝擊了法律的形式，於當今社會浮現。今年5 月又有家長因疏忽照顧兒童被判刑（刑期為監禁七日緩刑一年），事由被檢控的單親媽媽每月需離港公幹三周，期間留下十三歲的女兒與十一歲的兒子獨自在港生活。單親媽媽辯護時稱，十三歲女兒已長大、有能力照顧自己與弟弟，而裁判官則對她這種撫養子女的態度表示遺憾，認為其行為不容於社會。由此可見，法律背後，是裁判官與單親媽媽對一個十三歲個體的能力，在理解和想像上的差異。但其實，並不需要回溯遠古歷史，只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由十來歲的哥哥姐姐看顧弟妹仍然是很普遍的日常安排。那麼，這種家常安排，是經由怎樣的歷史軌，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不被社會所容」的行為呢？要追溯箇中變化，有必要先「回到」過去。
回到過去： 細路的生存
埋首港大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資料庫，讓我們貼近講述者的聲音，總能或多或少拼出一幅「兒童」尚未誕生的香港印象。在此，讓我於眾多類同的故事中引用一下胡先生的敘述。二戰結束，避難東莞的胡先生舉家回港，父母忙於謀生，故對九歲多的他說： 「你自己去搵學校喇，我唔得閒幫你搵。」於是，當年未滿十歲的胡先生，早上去派報紙賺錢，派完了就從荷李活道一直走到西營盤，自己找學校、自己報名去讀書。這個獨立的小身影，也使我想起李小龍飾演的細路祥。影片中，細路祥指比他高出大半個身位的工廠女工介紹道： 「呢個係我工友」。這個畫面，看在六十年後的觀眾眼裏，是引人發噱的，但於影片的語境中，卻屬常態。無論是當年不足十歲的胡先生，還是經創作再現的細路祥，都並非來自一個從成人世界劃分開去、備受保護的「兒童」族群，而是活躍於成人世界的「小大人」。彼時社會經濟環境構成的生存空間，要求他們必須學會獨立自理，學會於成人世界覓得自己的位置——儘管那可能是充斥欺負與剝削的——甚至成為家庭收入的來源之一。從現存的紀錄看，普遍而言， 「小大人」的家長不會被社會「遺憾」，而「小大人」則常被街坊稱讚為「生性」。
既然如此，把「小大人」並置當今割裂於成人世界但又處處需要成年人保護的「兒童」，即使前者並不構成一個可供回溯的起點，但不是也足以把「兒童」從想像的必然性中鬆綁？小孩（包括其被賦予的意義與能力），很大程度為特定歷史時空的內容建構而成：社會因應特定的經濟文化需要而對小孩衍生出不同的理解與想像，而這種想像亦會反過來介入現實，在小孩身上孕育或磨練出相對應的能力。那麼，為何當歷史一路走來， 「兒童」逐漸成為了當今社會唯一對小孩的想像與理解？
當然，如果我們的社會並沒有集體失憶，就不可能對上述「當代歷史」回應以無知的驚訝。只是，那個「過去」已被「現在」安穩地吸納（這又是否失憶的另一演繹？） 。「小大人」，或用更地道的方式稱為「細路」，與「兒童」之間，被連上了一條名為「發展與進步」的直線。立足於進步的今天而回望當年，「細路」自然成了懷舊無妨但回歸則免的（落後）過去。無可否認，從「細路」到「兒童」的確體現了社會對小孩權益關注度的提升；相對「細路」， 「兒童」成為獨立於成人世界的一個類別，享有專屬的各種權利，包括教育、社會福利等。用以保護「兒童」的各項條例亦愈見廣泛、細緻，童工法例被嚴格執行， 「兒童」的身體亦從體罰式管教中被拯救出來。簡言之， 「兒童」身心的各方面，從營養、個人衛生到家居安全到心理健康，都納入社會需要關注並予以保護的範疇。
港孩現象： 八成小學生不懂綁鞋帶
只不過，當這個「發展進步」一路發展下去，卻漸漸拖上了一條令人不安的尾巴——如今小孩普遍沒有自理能力，日常事務皆仰仗成人代辦解決。有論者將小孩自理能力下降與其他觀察所得的特徵，包括沒有責任感、對事情缺乏興趣等，統稱為「港孩」現象。近日亦有報章記者到九龍塘小學區訪問近二十名小四至小六（九歲至十二歲）的學生，發現當中僅約一半懂得戴表、扣鈕拉鏈及獨自睡覺，而八成不懂綁鞋帶、剪指甲及自行食有骨食物。當然，在此有必要下一個階級的註腳， 「港孩」現象於中產階層應較為普遍，但根據筆者訪問一些老師所得，類似情也同樣於基層家庭出現，分別只是程度而已。
由此再觀乎從「細路」到「兒童」的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備受保護」與「自理能力」此長彼消的圖像。不過，將兩者並置於同一縱軸的理解，未免忽略了箇中扣連於更廣泛社會效應的變化。筆者以為，從「細路」到「兒童」，其實是現代社會由經濟與文化互為定義的競爭力，對人之潛在能力進行的一次褒抑取捨；借用韋伯經典的板道員意象（switchman），那是從一條軌道切換至另一條軌道，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1978 年香港實施九年強制免費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切換點，但剛交叉開去的時候，舊有軌道仍在視線範圍之內，所以尚覺察不出什麼大不同，但行駛了相當時日，就終於到了風景全異的地步。時至今日，實用主義掛帥下，與現代接軌後的香港社會就像是個嚴重偏食者，獨沽一味只偏重發展其年幼成員的智性面向（maximizing the mind）以及配套的文化資本技能，忽略甚至壓抑小孩的其他潛能。
臣服競爭力單向發展智能
從這個角度， 「保護兒童」的發展進步觀就顯現出了它的局限與選擇性。如果職場的體力勞動會被認為對兒童健康成長構成傷害（需要立法禁止），那麼為何日復日的不斷心智勞動不會同樣被視為過重的負荷，反而顯得理所當然？職場且有工時制度，但為何兒童做功課、溫書、補習卻沒有時間、空間的界限，無論在家在學校在興趣補習班都全天候活在「學習」的要求下？為何我們的社會斷定體罰是虐兒之一種，但卻可以容忍（若非鼓勵）書包過重對小孩腰脊造成的損害？
這一系列問題都顯示從「細路」到「兒童」是社會對其未來人力資源的重新定義， 「保護」的其中一種社會效應是資源調度，把小孩從零散、非單一的場所集中到劃一的教育制度，力發展單一面向的能力（簡言之，讀好書、考好試），並同時貶抑其他能力的發展。只不過這種選擇取捨在制度化的過程下，以進步的姿態獲得了合理性與必然性。而文章開頭引用的疏忽照顧兒童案例，也明顯反映了同樣的價值取捨。社會輿論與判辭並不會對小姐弟可以照顧自己的能力予以肯定（沒有證據顯示媽媽公幹期間，二人的生活出現了什麼問題），而只會強調弟弟的功課在媽媽離港期間大幅退步。在這種以maximizing the mind回應maximizing productivity 的文化與經濟互為因果下，毫無投資價值的自理能力自然會被擠出關注的範圍，正如一個媽媽回應前述記者訪問時答道： 「我完全唔覺得個女唔識綁鞋帶、唔識照顧自己係大問題，讀書叻咪得囉！」因此，無論是「保護兒童」的進，還是「自理能力」的退，當扣連於更廣泛的社會效應，即可見兩者並非單純的此長彼消，而是臣服於競爭力的變量因素。然而， 退的應不僅是「自理能力」，而是一整套在功利主義底下被排斥的生活知識，以及介入生活的行動能力。
長遠而言，一個嚴重「偏食」的社會是否真的能提升競爭力，實在令人存疑。不過，有一些效果卻是現在已很清楚浮現的。首先，是學校與家庭在角色上的交錯互滲。現代家庭毫無疑問是學校的延伸，小孩在家裏花費最多時間的活動就是溫書、做功課，連帶家長如今也被學校的制度吸納，忙於參加各類型的親子班、親子閱讀計劃、專題研習等等；一個不參與孩子功課的家長，往往即等同不負責任。反過來，學校則沒有選擇餘地必須承擔家庭忽略小孩自理能力的結果，肩負起照顧者的角色。筆者從與老師們的訪談得知，原來小一小二的學生需要老師或家長義工餵午飯、陪伴上廁所，並非是什麼新奇的事。這種角色交錯互滲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把家校綑綁一起成為一個超荷的壓力場。
基層孩子九年累積挫敗蒼白
另一「偏食」的社會效應，就是進一步削弱基層家庭兒童的發展可能。在一個仍然呈金字塔形篩選但卻日益強調家庭資源投入的競賽制度，基層家庭的小孩要勝出變得比以前更艱難，可是，無力玩也要玩，因為這個社會已不存在容許另一種（非讀書式）競爭力的空間，更甚者，根本連孕育其他潛能的空間就率先欠奉。印象尤深是一個任教於天水圍某小學的老師對我說： 「呢度學生，視野非常狹窄，好少有機會出九龍……呢度咩（配套設施）都冇，佢真係好鬼悶，屋企冇咩錢，就連一家人去飲茶都好少……星期六日就一家人坐梳化坐一日……（課程改革下的）做專題研習……個家長咪求其同佢剪報紙或雜誌，等佢交功課囉。」於是，在如今愈見推前的「起跑線」上，欠缺家庭資源支援的小孩，就在至少長達九年日復日的智性操練下，累積挫敗與蒼白的生活經驗。
所以，假若我們仍能輕易讚歎現在的「兒童」對比起舊時的「細路」是多幸福，那要不是把物質進步放得過大，就是無法看見寫在「兒童」身上的非物質重荷。這麼說，並不是要指向一個背反的答案，而是要指出那裏根本不存在一個可供安穩比較的時間縱軸。也只有先從直線式的進步發展觀中釋放出來，我們才有可能如實地面向小孩，所謂的，社會未來棟樑。
策劃許寶強
重新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什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中港價值觀衝突
明報
P02 | 潮爆中國 | By 李照興 2010-06-06
中港價值觀衝突
廣州白雲區的Rambo 「保衛家園」獨力與警隊槍戰。各小鎮的幼稚園殺手此起彼落。跳樓的人跳樓。
這些一概被稱為過激的反社會行為，可科學化或醫學化的單純解釋為個人精神問題。但串連起來，那又其實不是個人問題。
當問題得不到排解，怨氣無處釋放，上訪遭禁，言論被壓──中國的反社會動力只能通過兩種極端形式出現：一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反諷，就是說，是一種「輕」的發泄方式；
另一邊，訴諸暴力或自，也就是「重」的方式。當內地提起六四（也不用真的提，低調在msn 的頭像披上黑色便成，惹來人家提問：為什麼全黑色，還寫個「悼」字，悼什麼？）
現在差不多已有一普遍狀，就是愈來愈多人問你：為什麼你們香港人那麼緊？言下之意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原本最關事的，他們也不管了，你們這班人，是否煞有介事了一點點？那不過是香港人享受自由空氣過的一把道德癮，像說：我們香港人記得，你們則忘記了。
文李照興
只有少數真的來到維多利亞公園的人，才深切體會到那分情感與行動的真切性。那不是濫情，而只不過是找回最基本的一種自由的情感表達，同時通過感情來促進未來民主訴求。因為在那個本身才應該最關心這事的國度裏，這事被強迫遺忘了，任何表達的渠道被關閉了。壓制變成常態，去到大家都習以為常的階段。在這方面的歷史「教育」，我們遺憾的發現，教育效果還是相當成功的。雖然在許多接觸過的人當中，所表現的忘記，是一種刻意遺忘，還是不便表態──這個不易搞清，但有一點啟發是，通過六四，你原來不會看得清中國和中國人。就是因為這種思維的距離，有機會，你會更認識香港。沒有什麼難定義的香港價值，不是中環價值不一定是唯商公利。香港價值就體現在這些大小事件中。
事一：荒謬與反荒謬
「為了維護微博的良好氣氛，請大家不要在微博中討論和轉發不宜的話題。感謝大家的理解和愛護！」這是6 月3日內地人氣微博小秘書發放的指引，小秘書有三百七十多萬的粉絲。同期，服務亦暫時終止了在簽名上加獻花和蠟燭的符號選擇──對的，連網上含蓄表態，溫柔致敬都不容許，這實情是荒謬的極致體現。當然，真正去偵察內容，然後把「相關敏感」跟貼的特種部隊，背後更是人強馬壯。一般，敏感題材不宜話題，半個鐘至三個鐘之內一定逃不出法眼。以至一般博客或微博用家都不得不讚言：今晚開始，又要辛苦大家加班盯緊一點了。
這真是一種相當獨有的極權下的荒謬：正正因為要警告大家不要胡來，反而提醒了大家那想要強迫遺忘的事。就是說，它的不在反證了它的存在。一個博友在看到小秘書的指引，不忘轉彎抹角提醒一番：明天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有懷念大時代的眾星燭光演唱會，免費入場歡迎大家參加。（真難怪香港政府說與民主女神像相關的是娛樂活動牌照事項。）
單就這點，就可解釋為何陳冠中的《盛世》還是記錄這個荒誕時代的一個重要見證。它書中那全中國像失卻了一個月的比喻，仍是現在內地作家小說家不敢碰的材料。對於荒謬，普遍武器是同樣以荒謬還擊。
這裏的香港價值，體現於香港人習慣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而不需扭曲，要鑽洞子或擦邊球，或嬉笑怒罵或反諷調侃──這其實很累。中國的當代創作似乎已習慣不去認真責問歷史與現在的關係，訴諸小說創作尤甚。講到歷史，不是以「我是受害者」的姿態出現，就只能以嬉笑的方式反諷。今天的問題，真的和過往無關嗎？我們的出版有太多的懷舊，卻沒有多一點的追溯。追問那個年代發生過的大事，是如何影響今天。歷史原是連貫的，但中國社會卻只容得太多的片斷，好像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是另一個世界的事，又或者只是書中的傳說。中國當代作家只能用諸如虛無惡搞痞子玩世的方式來發泄關於當代的荒謬，沒有認認真真深刻地面對當代歷史及其延伸的責任與問題。我們已然度過了一整個輕輕如也的年代，一切調侃已化為濫調，是時候嚴肅一點沉重一點來認真看看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說到底，其實就是言論、思想與發表的自由。
事二：陳佑銘問題
當陳佑銘的死變成一種內地論界對香港的質疑，其家屬理性的即時反應說明了對於內地人而言，香港真正僅存的一點優勢：香港是個法治公正的地方，香港政府要對這有個公義交代──我想這句話對於香港而言是一個美好的讚詞──縱使讚詞源於悲劇。如果在內地（事實上我們都常看到這種新聞），連這一點尋求公義的信心也沒有了。不僅黑店與旅行社可聯通，就連店員跟公安亦可串通，就算去到法庭也不一定得到公正審理──這是內地普遍共識與對執法司法的不信任，才會引至形形式式的上訪、維權行動，弱勢者絕望後，吞得下那一口氣的，默默回到老鄉；吞不下的，可能引發精神毛病，最後壓力爆炸，訴諸暴力。又說到底，普通一個市民，不論遭遇什麼不平情，他對社會對政府，還是有基本的信任信心，一種公民的安全感。這就是另一面香港價值。
香港人保有香港價值的自我懷疑，在於發現香港價值不是中國價值。香港人懷抱的這種基因，它所造就的思想、言論，並不能影響大局。所有你可以在香港寫的正義而進步的觀點，就只限於這裏，久而久之，形成另一種的自我感覺良好，自我價值的高高在上。但對於整個中國而言，這些批判（如果能被看見的話）都像掉進大海一樣。以個人觀察，網絡上相對自由的意見，多限於情緒表達，或真的是零碎觀點，深刻有影響力的對社會改革的聲音，被重重關到真正主流以外──在中國，主流並不代表數量的多少，韓寒有足夠的民間影響力及多流量，但他仍不是主流。主流是國家體制中的一應直屬或附屬機關及企業，是他們在控制資源及輿論，製造出他們版本的中國價值。從六四到政改，其實是一場又一場價值觀的衝突。
P02 | 潮爆中國 | By 李照興 2010-06-06
中港價值觀衝突
廣州白雲區的Rambo 「保衛家園」獨力與警隊槍戰。各小鎮的幼稚園殺手此起彼落。跳樓的人跳樓。
這些一概被稱為過激的反社會行為，可科學化或醫學化的單純解釋為個人精神問題。但串連起來，那又其實不是個人問題。
當問題得不到排解，怨氣無處釋放，上訪遭禁，言論被壓──中國的反社會動力只能通過兩種極端形式出現：一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反諷，就是說，是一種「輕」的發泄方式；
另一邊，訴諸暴力或自，也就是「重」的方式。當內地提起六四（也不用真的提，低調在msn 的頭像披上黑色便成，惹來人家提問：為什麼全黑色，還寫個「悼」字，悼什麼？）
現在差不多已有一普遍狀，就是愈來愈多人問你：為什麼你們香港人那麼緊？言下之意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原本最關事的，他們也不管了，你們這班人，是否煞有介事了一點點？那不過是香港人享受自由空氣過的一把道德癮，像說：我們香港人記得，你們則忘記了。
文李照興
只有少數真的來到維多利亞公園的人，才深切體會到那分情感與行動的真切性。那不是濫情，而只不過是找回最基本的一種自由的情感表達，同時通過感情來促進未來民主訴求。因為在那個本身才應該最關心這事的國度裏，這事被強迫遺忘了，任何表達的渠道被關閉了。壓制變成常態，去到大家都習以為常的階段。在這方面的歷史「教育」，我們遺憾的發現，教育效果還是相當成功的。雖然在許多接觸過的人當中，所表現的忘記，是一種刻意遺忘，還是不便表態──這個不易搞清，但有一點啟發是，通過六四，你原來不會看得清中國和中國人。就是因為這種思維的距離，有機會，你會更認識香港。沒有什麼難定義的香港價值，不是中環價值不一定是唯商公利。香港價值就體現在這些大小事件中。
事一：荒謬與反荒謬
「為了維護微博的良好氣氛，請大家不要在微博中討論和轉發不宜的話題。感謝大家的理解和愛護！」這是6 月3日內地人氣微博小秘書發放的指引，小秘書有三百七十多萬的粉絲。同期，服務亦暫時終止了在簽名上加獻花和蠟燭的符號選擇──對的，連網上含蓄表態，溫柔致敬都不容許，這實情是荒謬的極致體現。當然，真正去偵察內容，然後把「相關敏感」跟貼的特種部隊，背後更是人強馬壯。一般，敏感題材不宜話題，半個鐘至三個鐘之內一定逃不出法眼。以至一般博客或微博用家都不得不讚言：今晚開始，又要辛苦大家加班盯緊一點了。
這真是一種相當獨有的極權下的荒謬：正正因為要警告大家不要胡來，反而提醒了大家那想要強迫遺忘的事。就是說，它的不在反證了它的存在。一個博友在看到小秘書的指引，不忘轉彎抹角提醒一番：明天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有懷念大時代的眾星燭光演唱會，免費入場歡迎大家參加。（真難怪香港政府說與民主女神像相關的是娛樂活動牌照事項。）
單就這點，就可解釋為何陳冠中的《盛世》還是記錄這個荒誕時代的一個重要見證。它書中那全中國像失卻了一個月的比喻，仍是現在內地作家小說家不敢碰的材料。對於荒謬，普遍武器是同樣以荒謬還擊。
這裏的香港價值，體現於香港人習慣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而不需扭曲，要鑽洞子或擦邊球，或嬉笑怒罵或反諷調侃──這其實很累。中國的當代創作似乎已習慣不去認真責問歷史與現在的關係，訴諸小說創作尤甚。講到歷史，不是以「我是受害者」的姿態出現，就只能以嬉笑的方式反諷。今天的問題，真的和過往無關嗎？我們的出版有太多的懷舊，卻沒有多一點的追溯。追問那個年代發生過的大事，是如何影響今天。歷史原是連貫的，但中國社會卻只容得太多的片斷，好像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是另一個世界的事，又或者只是書中的傳說。中國當代作家只能用諸如虛無惡搞痞子玩世的方式來發泄關於當代的荒謬，沒有認認真真深刻地面對當代歷史及其延伸的責任與問題。我們已然度過了一整個輕輕如也的年代，一切調侃已化為濫調，是時候嚴肅一點沉重一點來認真看看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說到底，其實就是言論、思想與發表的自由。
事二：陳佑銘問題
當陳佑銘的死變成一種內地論界對香港的質疑，其家屬理性的即時反應說明了對於內地人而言，香港真正僅存的一點優勢：香港是個法治公正的地方，香港政府要對這有個公義交代──我想這句話對於香港而言是一個美好的讚詞──縱使讚詞源於悲劇。如果在內地（事實上我們都常看到這種新聞），連這一點尋求公義的信心也沒有了。不僅黑店與旅行社可聯通，就連店員跟公安亦可串通，就算去到法庭也不一定得到公正審理──這是內地普遍共識與對執法司法的不信任，才會引至形形式式的上訪、維權行動，弱勢者絕望後，吞得下那一口氣的，默默回到老鄉；吞不下的，可能引發精神毛病，最後壓力爆炸，訴諸暴力。又說到底，普通一個市民，不論遭遇什麼不平情，他對社會對政府，還是有基本的信任信心，一種公民的安全感。這就是另一面香港價值。
香港人保有香港價值的自我懷疑，在於發現香港價值不是中國價值。香港人懷抱的這種基因，它所造就的思想、言論，並不能影響大局。所有你可以在香港寫的正義而進步的觀點，就只限於這裏，久而久之，形成另一種的自我感覺良好，自我價值的高高在上。但對於整個中國而言，這些批判（如果能被看見的話）都像掉進大海一樣。以個人觀察，網絡上相對自由的意見，多限於情緒表達，或真的是零碎觀點，深刻有影響力的對社會改革的聲音，被重重關到真正主流以外──在中國，主流並不代表數量的多少，韓寒有足夠的民間影響力及多流量，但他仍不是主流。主流是國家體制中的一應直屬或附屬機關及企業，是他們在控制資源及輿論，製造出他們版本的中國價值。從六四到政改，其實是一場又一場價值觀的衝突。
「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明報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安徒 2010-06-06
「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又要下筆批評中大，難免尷尬，畢竟還是母校。但是這所「母校」近來的所作所為，已經令我等中大人感到非常陌生。為了拒絕學生在校園擺放一具雕像而搬出「政治中立」四個大字，如此理屈辭窮地回應，這所大學亦可謂接近自拆招牌的絕路。
高教領導人有辱斯文
可哀者，不是因為它被批評的餡媚權勢，而是它展露出這一批「高教領導人」的思想是何其混亂，已到達有辱斯文的地步。
大學之為大學的最高原則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
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正正是容納各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主張自由表達，互相理性辯論，溝通差異，以追求真理和共識。所以，思想自由的前提正好是鼓勵師生提出不同政治主張，勇於表達，而非迴避爭論，沒有態度。
新亞書院是中大的創校組成書院，它的校訓出自儒家思想的「誠明」。而儒家經典《中庸》對誠的解釋是：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政治、世局、社會沒有立場態度者，又如何能做到擇善而固執？
事實上，孔孟之道最討厭的其中一類人就是鄉愿。鄉愿指沒有是非觀念，事事刻意討好他人者。鄉愿永遠裝出老實的模樣，事事折中調和，沒有什麼主見，只會維維諾諾附和別人。孔子對鄉愿深惡痛絕，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也說：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
中文大學不高舉思想自由的大旗，不以促進學生表達政治見解，提供方便與機會發展成熟政治判斷能力為務，而口口聲聲以政治中立為尚，是否說明它今日已成為一所鄉愿大學？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說學生展示一具雕像，就要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中大校方公然宣示自己以政治角度考慮學生申請，但所依據的卻是沒有經大學社群公開辯論而達成的那謂「中立」/ 「不中立」的準則，這表明了中大當局恰好不是在實踐政治中立，而是政治性地行使一己的政治判斷。那問題就不是「政治不政治」，而是一種違反大學是理性開放，宏揚思想自由，尋求真理共識之地的「壞的政治」。
雕像館藉口低能
不過，更荒唐的竟是消息指有校方高層認為，此例一開，中大就不能拒絕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的雕像擺放，這會使中大成為一所雕像館。有網上的評論直斥這是低能，筆者也想不出理由不同意。因為，這是一種近年香港親建制的保守派不斷重複的滑坡歪理的最拙劣運用。而且，如果中大要忠於自己這套說法，那始作俑者應該是樹立唐君毅像的人，因為唐君毅生前毫不掩飾其反共立場，死後遺作也處處流露他的反共思想。當下中大校園內，親中商賈，愛國權貴的塑像、身影、名號卻也是四處可見，那為了貫徹政治中立，不左不右，為防各式政治立場的象徵物氾濫校園，那是否要來一場全校政治大審查，洗底以示政治中立？還是只許校方招徠權貴放火，不許學生良知點燈？
其實，今日中大校園早已是多元政治立場的象徵並存的地方，如果你在新亞尋得反共孔學偉人的痕，在崇基飯堂外的草地一角，你也會發覺那裏默默樹立左翼理想主義年代的一塊勞動光榮碑。兩者象徵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各異，但同時是各自時代的印證，歷史的印證，承載各自當年熱烘烘的真實政治。它們出現的時代都有各種政治見解的交鋒爭辯，那些正是中大本身所積聚的文化遺產，也是中大人自豪的一部分。
可是，在什麼時候你會想像，我們會進入一個年代，在沒有交鋒爭辯，沒有是非標準的舖陳闡述下，一頂「政治不中立」的帽子竟然從天而降。這難道不是要掉中大幾十年來在人文、文化領域所累積的聲譽和家當？
我要問，這是一個什麼年代？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各各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
而今日日益邁向勞斯萊斯化的中文大學，卻是一所恭逢盛世來臨，在盛世榮耀中翻波逐浪，卻忘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知識分子責任的盛世大學。
事實上，今次在中大校園所樹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其說是紀念六四屠殺廿一周年的標誌，不如說是翻開了新的一重意義，紀念中大永恒不滅的一種道高於師的抗議精神。這種精神在《新亞校刊》新八期內由唐君毅先生如此闡述：
「同學們固然當尊敬施教的先生，但是尊師必與道相連。道即是理想，師之尊，在其有道，能引導同學向道。故道尤高於師。而一切師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立於同一地位，當負同等責任，每人皆可以當仁不讓。只有在大家能重道而又能當仁不讓時，師友之關係以大公之道為媒介而聯絡，而後彼此之感情亦才有堅固的基礎，才可以長久。」
上述這段引文其實是再引自三十九年前新亞一位同學劉美美給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及師長的公開信。《中國學生周報》頭版報道，標題〈劉美美哭新亞〉，內容訴說學生深受新亞儒家教導，心深仰慕新亞人人歌頌的「新亞精神」，要同學同擔民族命運，民族前途。但在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前後，新亞的師長們卻明哲保身，寂然不動，光讓學生被捕被毆，校方卻保持沉默。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申請用校內「誠明堂」作為公開論壇場所都不批准。於是，在一片「新亞精神已死！」的批判聲中，劉美美發公開信與師長與校方對質。一時之間，〈哭新亞〉一文震動學壇，傳為佳話。
大學之不朽中大人的可愛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生於北京學生運動，針對的是強權專制政府，但廿一年後女神像在香港落戶中大的事件，卻同時是針對一貫都有明哲保身的鄉愿傳統，並日益向靠攏權勢方向滑動的大學校方。
「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中大人守持大學精神，代代不滅。二千人護送女神，再次編上一章。
將來在永久安放的女神像旁，如能同時在刻石誌上唐君毅以上道高於師的訓誨，及〈哭新亞〉的事蹟，那麼，這所大學四五十年來在苦難與盛世之間的跌宕與嘲弄，也不致全遭荒廢為散失的家當。
這是大學之不朽，也是中大人的可愛。
文安徒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安徒 2010-06-06
「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又要下筆批評中大，難免尷尬，畢竟還是母校。但是這所「母校」近來的所作所為，已經令我等中大人感到非常陌生。為了拒絕學生在校園擺放一具雕像而搬出「政治中立」四個大字，如此理屈辭窮地回應，這所大學亦可謂接近自拆招牌的絕路。
高教領導人有辱斯文
可哀者，不是因為它被批評的餡媚權勢，而是它展露出這一批「高教領導人」的思想是何其混亂，已到達有辱斯文的地步。
大學之為大學的最高原則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
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正正是容納各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主張自由表達，互相理性辯論，溝通差異，以追求真理和共識。所以，思想自由的前提正好是鼓勵師生提出不同政治主張，勇於表達，而非迴避爭論，沒有態度。
新亞書院是中大的創校組成書院，它的校訓出自儒家思想的「誠明」。而儒家經典《中庸》對誠的解釋是：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政治、世局、社會沒有立場態度者，又如何能做到擇善而固執？
事實上，孔孟之道最討厭的其中一類人就是鄉愿。鄉愿指沒有是非觀念，事事刻意討好他人者。鄉愿永遠裝出老實的模樣，事事折中調和，沒有什麼主見，只會維維諾諾附和別人。孔子對鄉愿深惡痛絕，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也說：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
中文大學不高舉思想自由的大旗，不以促進學生表達政治見解，提供方便與機會發展成熟政治判斷能力為務，而口口聲聲以政治中立為尚，是否說明它今日已成為一所鄉愿大學？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說學生展示一具雕像，就要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中大校方公然宣示自己以政治角度考慮學生申請，但所依據的卻是沒有經大學社群公開辯論而達成的那謂「中立」/ 「不中立」的準則，這表明了中大當局恰好不是在實踐政治中立，而是政治性地行使一己的政治判斷。那問題就不是「政治不政治」，而是一種違反大學是理性開放，宏揚思想自由，尋求真理共識之地的「壞的政治」。
雕像館藉口低能
不過，更荒唐的竟是消息指有校方高層認為，此例一開，中大就不能拒絕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的雕像擺放，這會使中大成為一所雕像館。有網上的評論直斥這是低能，筆者也想不出理由不同意。因為，這是一種近年香港親建制的保守派不斷重複的滑坡歪理的最拙劣運用。而且，如果中大要忠於自己這套說法，那始作俑者應該是樹立唐君毅像的人，因為唐君毅生前毫不掩飾其反共立場，死後遺作也處處流露他的反共思想。當下中大校園內，親中商賈，愛國權貴的塑像、身影、名號卻也是四處可見，那為了貫徹政治中立，不左不右，為防各式政治立場的象徵物氾濫校園，那是否要來一場全校政治大審查，洗底以示政治中立？還是只許校方招徠權貴放火，不許學生良知點燈？
其實，今日中大校園早已是多元政治立場的象徵並存的地方，如果你在新亞尋得反共孔學偉人的痕，在崇基飯堂外的草地一角，你也會發覺那裏默默樹立左翼理想主義年代的一塊勞動光榮碑。兩者象徵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各異，但同時是各自時代的印證，歷史的印證，承載各自當年熱烘烘的真實政治。它們出現的時代都有各種政治見解的交鋒爭辯，那些正是中大本身所積聚的文化遺產，也是中大人自豪的一部分。
可是，在什麼時候你會想像，我們會進入一個年代，在沒有交鋒爭辯，沒有是非標準的舖陳闡述下，一頂「政治不中立」的帽子竟然從天而降。這難道不是要掉中大幾十年來在人文、文化領域所累積的聲譽和家當？
我要問，這是一個什麼年代？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各各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
而今日日益邁向勞斯萊斯化的中文大學，卻是一所恭逢盛世來臨，在盛世榮耀中翻波逐浪，卻忘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知識分子責任的盛世大學。
事實上，今次在中大校園所樹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其說是紀念六四屠殺廿一周年的標誌，不如說是翻開了新的一重意義，紀念中大永恒不滅的一種道高於師的抗議精神。這種精神在《新亞校刊》新八期內由唐君毅先生如此闡述：
「同學們固然當尊敬施教的先生，但是尊師必與道相連。道即是理想，師之尊，在其有道，能引導同學向道。故道尤高於師。而一切師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立於同一地位，當負同等責任，每人皆可以當仁不讓。只有在大家能重道而又能當仁不讓時，師友之關係以大公之道為媒介而聯絡，而後彼此之感情亦才有堅固的基礎，才可以長久。」
上述這段引文其實是再引自三十九年前新亞一位同學劉美美給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及師長的公開信。《中國學生周報》頭版報道，標題〈劉美美哭新亞〉，內容訴說學生深受新亞儒家教導，心深仰慕新亞人人歌頌的「新亞精神」，要同學同擔民族命運，民族前途。但在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前後，新亞的師長們卻明哲保身，寂然不動，光讓學生被捕被毆，校方卻保持沉默。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申請用校內「誠明堂」作為公開論壇場所都不批准。於是，在一片「新亞精神已死！」的批判聲中，劉美美發公開信與師長與校方對質。一時之間，〈哭新亞〉一文震動學壇，傳為佳話。
大學之不朽中大人的可愛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生於北京學生運動，針對的是強權專制政府，但廿一年後女神像在香港落戶中大的事件，卻同時是針對一貫都有明哲保身的鄉愿傳統，並日益向靠攏權勢方向滑動的大學校方。
「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中大人守持大學精神，代代不滅。二千人護送女神，再次編上一章。
將來在永久安放的女神像旁，如能同時在刻石誌上唐君毅以上道高於師的訓誨，及〈哭新亞〉的事蹟，那麼，這所大學四五十年來在苦難與盛世之間的跌宕與嘲弄，也不致全遭荒廢為散失的家當。
這是大學之不朽，也是中大人的可愛。
文安徒
撐政改有津貼 每人200元
明報
A02 | 要聞 | 頭條 2010-06-06
撐政改有津貼 每人200元
政改方案極可能於本月內表決，工聯會會長鄭耀棠牽頭的「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將於本月19日舉行「為普選撐政改」集會遊行，為政改方案「起錨」造勢。大聯盟發起團體之一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向屬會發通告呼籲市民參與，其中香港泉州同鄉會疑為確保一定人數赴會，更向會員表示出席這項3小時活動後可獲200元「津貼膳食費」。
職工盟李卓人稱事件反映政改根本得不到市民支持，建制派才要利誘市民參與。他又嘲諷說，若大聯盟可公開招聘「遊行員工」，表明「工時短、工資高」，相信會吸引有意兼職的人士應徵。明報記者
鄭耀棠回覆本報查詢表示，本周將召開記者會公布撐政改活動詳情，他沒有聽聞泉州同鄉會向出席者發放200元津貼一事，「不知道轄下團體具體如何動員，我無法子知道」。
鄭耀棠﹕沒聽聞發放津貼
本報昨收到讀者洪先生報料，指香港泉州同鄉會轄下青年委員會透過電郵向會員表示，收到福建社團聯會通知，19日下午4時於維園舉行撐政改集會遊行，預計有數萬名市民響應，「歡迎各位理監事和會員鄉親扶老攜幼，邀約朋友，傭人皆可，踴躍參加。參加者會有津貼膳食費200元。報名者請於6月7日前交上姓名、聯絡電話登記報名」。
21歲的洪先生是福建泉州人，過去曾向同鄉會的青年委員會提供電郵，今次是首次收到有關資料。他對出席活動將有200元津貼感到驚訝，批評做法不恰當，「參加六四晚會都不會有錢收啦」。
本報記者昨致電泉州同鄉會，喬裝青委會成員詢問參加集會的安排，其中一名負責人表示，活動可帶同朋友出席，但需事前報名，包括提交姓名及電話號碼，自稱為該會秘書的負責人向記者解釋活動「係要搵個聲勢支持曾蔭權、支持香港政府的政改」。
泉州同鄉會負責人﹕
係要搵個聲勢支持曾蔭權
該負責人說：「活動4點至7點，出席者有津貼、車馬費200元，是給你們搭車出席活動和買個飯盒的，你要報名，現時可以向我提供資料。」她又說﹕「19號去到會有人登記，活動後屬會會統一發放（200元）。」記者致電同鄉會電話，與在黃頁上找到「香港泉州同鄉會有限公司」的聯絡方法相同。
記者又致電青年委員會負責人查詢報名詳情，對方直認撐政改活動有報名一事，至於如何收取200元津貼，對方欲言又止，說要稍後回覆。至昨晚，記者致電查問青委會副主任施華君有關出席集會可獲津貼一事，他說「不知道」，又指發放200元津貼「不是屬會做的」。
李卓人﹕做法扭曲活動原意
職工盟李卓人批評，同鄉會以200元利誘市民參與，做法是扭曲活動原意，「搵錢收買遊行人士，就算幾萬人參與，出來都只是為200元、有錢派」，早前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收集160萬支持政改簽名，若政改方案真的有這麼多人支持，根本毋須出錢請人。
---------------------------------
明報
A02 | 要聞 2010-06-06
福建社團聯會 撐建制有前科
是次鼓勵市民參加撐政改集會的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於2004年曾捲入「誓師旅行團」風波。當日以民建聯身分參選立法會港島區的蔡素玉，獲福建社團聯會支持，聯會有份為蔡氏舉行選舉的造勢會，約400人出席，其後安排出席的市民乘坐旅遊巴到尖沙嘴星光大道遊覽，再到東涌吃自助餐，所有費用由聯會支付。
籌備誓師會及旅遊活動的聯會負責人當時稱，旅遊與午飯活動與誓師大會無關，只是聯會的義工活動，旨在鼓勵市民投票，沒有指明要投給哪個政黨。
A02 | 要聞 | 頭條 2010-06-06
撐政改有津貼 每人200元
政改方案極可能於本月內表決，工聯會會長鄭耀棠牽頭的「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將於本月19日舉行「為普選撐政改」集會遊行，為政改方案「起錨」造勢。大聯盟發起團體之一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向屬會發通告呼籲市民參與，其中香港泉州同鄉會疑為確保一定人數赴會，更向會員表示出席這項3小時活動後可獲200元「津貼膳食費」。
職工盟李卓人稱事件反映政改根本得不到市民支持，建制派才要利誘市民參與。他又嘲諷說，若大聯盟可公開招聘「遊行員工」，表明「工時短、工資高」，相信會吸引有意兼職的人士應徵。明報記者
鄭耀棠回覆本報查詢表示，本周將召開記者會公布撐政改活動詳情，他沒有聽聞泉州同鄉會向出席者發放200元津貼一事，「不知道轄下團體具體如何動員，我無法子知道」。
鄭耀棠﹕沒聽聞發放津貼
本報昨收到讀者洪先生報料，指香港泉州同鄉會轄下青年委員會透過電郵向會員表示，收到福建社團聯會通知，19日下午4時於維園舉行撐政改集會遊行，預計有數萬名市民響應，「歡迎各位理監事和會員鄉親扶老攜幼，邀約朋友，傭人皆可，踴躍參加。參加者會有津貼膳食費200元。報名者請於6月7日前交上姓名、聯絡電話登記報名」。
21歲的洪先生是福建泉州人，過去曾向同鄉會的青年委員會提供電郵，今次是首次收到有關資料。他對出席活動將有200元津貼感到驚訝，批評做法不恰當，「參加六四晚會都不會有錢收啦」。
本報記者昨致電泉州同鄉會，喬裝青委會成員詢問參加集會的安排，其中一名負責人表示，活動可帶同朋友出席，但需事前報名，包括提交姓名及電話號碼，自稱為該會秘書的負責人向記者解釋活動「係要搵個聲勢支持曾蔭權、支持香港政府的政改」。
泉州同鄉會負責人﹕
係要搵個聲勢支持曾蔭權
該負責人說：「活動4點至7點，出席者有津貼、車馬費200元，是給你們搭車出席活動和買個飯盒的，你要報名，現時可以向我提供資料。」她又說﹕「19號去到會有人登記，活動後屬會會統一發放（200元）。」記者致電同鄉會電話，與在黃頁上找到「香港泉州同鄉會有限公司」的聯絡方法相同。
記者又致電青年委員會負責人查詢報名詳情，對方直認撐政改活動有報名一事，至於如何收取200元津貼，對方欲言又止，說要稍後回覆。至昨晚，記者致電查問青委會副主任施華君有關出席集會可獲津貼一事，他說「不知道」，又指發放200元津貼「不是屬會做的」。
李卓人﹕做法扭曲活動原意
職工盟李卓人批評，同鄉會以200元利誘市民參與，做法是扭曲活動原意，「搵錢收買遊行人士，就算幾萬人參與，出來都只是為200元、有錢派」，早前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收集160萬支持政改簽名，若政改方案真的有這麼多人支持，根本毋須出錢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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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2 | 要聞 2010-06-06
福建社團聯會 撐建制有前科
是次鼓勵市民參加撐政改集會的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於2004年曾捲入「誓師旅行團」風波。當日以民建聯身分參選立法會港島區的蔡素玉，獲福建社團聯會支持，聯會有份為蔡氏舉行選舉的造勢會，約400人出席，其後安排出席的市民乘坐旅遊巴到尖沙嘴星光大道遊覽，再到東涌吃自助餐，所有費用由聯會支付。
籌備誓師會及旅遊活動的聯會負責人當時稱，旅遊與午飯活動與誓師大會無關，只是聯會的義工活動，旨在鼓勵市民投票，沒有指明要投給哪個政黨。
晚會現場調查：六成人指悼念六四自由收緊
明報
A06 | 六四 21 年 2010-06-05
晚會現場調查：六成人指悼念六四自由收緊
昨日是六四事件21 周年，本報記者訪問了336 名出席燭光晚會的市民，多達六成一受訪者認為本港在過去一年悼念六四的自由度收緊了，較去年同類調查高出23 個百分點；學者分析與港府早前一度沒收民主女神像及六四浮雕有關。
本報記者昨午5 時至晚上8 時，在維園內以問卷訪問336 人，33%受訪者稱首次出席六四晚會，每年出席或出席逾10 年的分別有14.9%及14.6%（見圖）。
37%不滿政府沒收民主女神
問及出席六四晚會的原因（ 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 「爭取平反六四」仍是受訪者出席晚會的最主要原因，佔83%，其次是「擔心下一代遺忘六四」（佔61％），而政府早前兩度沒收新舊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亦激發部分市民參與晚會，37%受訪者稱因對政府此舉感不滿而出席晚會， 「不滿中央政府施政」及「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分別有37%及30%。
針對過去一年香港社會悼念六四的自由度，有61%受訪者認為自由度「收緊了」，覺得「無改變」的佔27%。然而，本報去年於六四晚會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認為悼念六四的自由度「有所收緊」的只有38%，今年的比例明顯大增，而去年「未感到收緊」的有52%。
感自由度收緊增23 百分點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分析，政府前所未有地沒收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而且手法粗暴及欠合理理據，令市民有感政府收緊對六四悼念活動的自由度，激起市民不滿；他又說加上中央政府近年對香港政治介入愈來愈深，令市民對未來更擔心，因此主動以出席晚會向政府反擊，給政府「不要再做」的信息。
學者指政府行動激發市民出席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政府沒收新民主女神像一事，明顯令市民產生政府收緊悼念六四活動自由度的觀感，從而激發部分市民出席今年的悼念晚會。
問及估計六四事件何時得到平反時，58％受訪者稱無法估計，估計在「6 年至10 年」、「11 至20 年」和「20年以上」才有望平反者，各佔逾一成；相信在「5 年內」可獲平反的僅得3％，反映受訪者對平反傾向悲觀。
A06 | 六四 21 年 2010-06-05
晚會現場調查：六成人指悼念六四自由收緊
昨日是六四事件21 周年，本報記者訪問了336 名出席燭光晚會的市民，多達六成一受訪者認為本港在過去一年悼念六四的自由度收緊了，較去年同類調查高出23 個百分點；學者分析與港府早前一度沒收民主女神像及六四浮雕有關。
本報記者昨午5 時至晚上8 時，在維園內以問卷訪問336 人，33%受訪者稱首次出席六四晚會，每年出席或出席逾10 年的分別有14.9%及14.6%（見圖）。
37%不滿政府沒收民主女神
問及出席六四晚會的原因（ 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 「爭取平反六四」仍是受訪者出席晚會的最主要原因，佔83%，其次是「擔心下一代遺忘六四」（佔61％），而政府早前兩度沒收新舊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亦激發部分市民參與晚會，37%受訪者稱因對政府此舉感不滿而出席晚會， 「不滿中央政府施政」及「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分別有37%及30%。
針對過去一年香港社會悼念六四的自由度，有61%受訪者認為自由度「收緊了」，覺得「無改變」的佔27%。然而，本報去年於六四晚會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認為悼念六四的自由度「有所收緊」的只有38%，今年的比例明顯大增，而去年「未感到收緊」的有52%。
感自由度收緊增23 百分點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分析，政府前所未有地沒收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而且手法粗暴及欠合理理據，令市民有感政府收緊對六四悼念活動的自由度，激起市民不滿；他又說加上中央政府近年對香港政治介入愈來愈深，令市民對未來更擔心，因此主動以出席晚會向政府反擊，給政府「不要再做」的信息。
學者指政府行動激發市民出席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政府沒收新民主女神像一事，明顯令市民產生政府收緊悼念六四活動自由度的觀感，從而激發部分市民出席今年的悼念晚會。
問及估計六四事件何時得到平反時，58％受訪者稱無法估計，估計在「6 年至10 年」、「11 至20 年」和「20年以上」才有望平反者，各佔逾一成；相信在「5 年內」可獲平反的僅得3％，反映受訪者對平反傾向悲觀。
微博鎮壓六四言論 網民前仆後繼 創諧音詞破封鎖
明報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5
微博鎮壓六四言論 網民前仆後繼 創諧音詞破封鎖
六四21 周年前夕，內地及香港網民向「河蟹」宣戰，接力在內地網絡留言及張貼相片悼念天安門死難者，藝人杜汶澤、藍奕邦等亦在新浪微博加入戰團，但遭管理員過濾，杜汶澤堅持再登天安門廣場的地圖，以題為「刪不了，忘不了」諷之。網民遂前仆後繼創出諧音新詞「五月三十五日」、「鹿死」、「瓶反」望突破審查，防守一方應接不暇，部分留言才能「偷生」。網民形容，1989 年解放軍鎮壓民主運動一幕，21 年後在微博重現。明報記者
「瓶反鹿死是件，追夠圖城窄任」
去年六四20 周年前夕，內地當局曾史無前例要求多個刊登敏感詞的網站關閉，今年新浪及搜狐微博在內地興起，遂成為網民表達意見的主要平台，但敏感詞大多被審查過濾。
內地及本港網民昨在網絡發起「挑戰河蟹」運動，號召群眾圍攻新浪微博，留言悼念六四死難者。為避過網絡審查，網民競相創造諧音詞，編寫影射六四的小故事。於是，6 月4 日會被稱為5 月35 日， 「六四」被寫成「鹿死」。網民紛紛寫道「五月三十五日，英雄的鮮血染紅了旗幟。」、「瓶反鹿死是件，追夠圖城窄任」。
杜文澤貼相被刪貼「蟹」抗議
開戰初期，微博數分鐘即刪除了敏感詞，網民紛紛收到管理員「深感抱歉」的短訊，藝人杜汶澤貼出天安門廣場的悼念圖片被刪除後，他張貼兩「蟹」相抗議，並留言說： 「午安，我的國家。新浪的同志們，今天很忙，辛苦你們了！」昨晚舉行演唱會的歌手藍奕邦公開呼籲網民罷用微博一天的言論亦難逃過濾，他後來隱晦地留言，要求歌迷穿黑、白或灰衣服到場，以示悼念六四死者，但昨以短訊回覆記者指不會就事件回應。
商台DJ 陳強在微博發了一道信息「毋忘六五」，後發現被刪除。陳再留言： 「不要再剷我了，六月五日我有我的原因永遠記住，六月五日我認識了偉大的祖國，我又不是寫六月四日……六月六、六月七、六月八……都要剷嗎？」結果再被刪除。
網管疲於奔命「平反六四」漏網
加入戰團的網民愈來愈多，管理員疲於奔命，部分敏感詞超過半小時才被過濾，有人更開始不避嫌直接留言「平反六四」，竟能留達2 小時，網民笑言： 「今天是河蟹全年最忙的一天，要加班工作好辛苦！」有人索性張貼解放軍開槍射殺學生、香港六四燭光晚會等相片，刊登整日仍未被刪去， 網民嘲諷說： 「睇尋晚微博管理員一定OT （ 加班） 得好辛苦。」、「鹿死了、令人悲痛。」
為免麻煩，微博後來索性不准所有網民上載個人圖像，有網民嘗試把個人頭像改為六四相片，網站竟出現對不起： 「上傳器今日放假」、「服務器繁忙」等字句。記者嘗試刊出「平反六四，拒絕網絡審查」字句，微博竟彈出「請等待審查」字句。
有網民嘗試用「民主」或「人權」作為微博帳號名稱，但遭網站拒絕，稱「含有非法字符，請修改」。網民於是改變戰略，以韓文、日文、甚至俄羅斯文留言「平反六四」，但部分也被「河蟹」。有網民感嘆微博鎮壓異見： 「今晚的微博，當年的廣場。」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5
微博鎮壓六四言論 網民前仆後繼 創諧音詞破封鎖
六四21 周年前夕，內地及香港網民向「河蟹」宣戰，接力在內地網絡留言及張貼相片悼念天安門死難者，藝人杜汶澤、藍奕邦等亦在新浪微博加入戰團，但遭管理員過濾，杜汶澤堅持再登天安門廣場的地圖，以題為「刪不了，忘不了」諷之。網民遂前仆後繼創出諧音新詞「五月三十五日」、「鹿死」、「瓶反」望突破審查，防守一方應接不暇，部分留言才能「偷生」。網民形容，1989 年解放軍鎮壓民主運動一幕，21 年後在微博重現。明報記者
「瓶反鹿死是件，追夠圖城窄任」
去年六四20 周年前夕，內地當局曾史無前例要求多個刊登敏感詞的網站關閉，今年新浪及搜狐微博在內地興起，遂成為網民表達意見的主要平台，但敏感詞大多被審查過濾。
內地及本港網民昨在網絡發起「挑戰河蟹」運動，號召群眾圍攻新浪微博，留言悼念六四死難者。為避過網絡審查，網民競相創造諧音詞，編寫影射六四的小故事。於是，6 月4 日會被稱為5 月35 日， 「六四」被寫成「鹿死」。網民紛紛寫道「五月三十五日，英雄的鮮血染紅了旗幟。」、「瓶反鹿死是件，追夠圖城窄任」。
杜文澤貼相被刪貼「蟹」抗議
開戰初期，微博數分鐘即刪除了敏感詞，網民紛紛收到管理員「深感抱歉」的短訊，藝人杜汶澤貼出天安門廣場的悼念圖片被刪除後，他張貼兩「蟹」相抗議，並留言說： 「午安，我的國家。新浪的同志們，今天很忙，辛苦你們了！」昨晚舉行演唱會的歌手藍奕邦公開呼籲網民罷用微博一天的言論亦難逃過濾，他後來隱晦地留言，要求歌迷穿黑、白或灰衣服到場，以示悼念六四死者，但昨以短訊回覆記者指不會就事件回應。
商台DJ 陳強在微博發了一道信息「毋忘六五」，後發現被刪除。陳再留言： 「不要再剷我了，六月五日我有我的原因永遠記住，六月五日我認識了偉大的祖國，我又不是寫六月四日……六月六、六月七、六月八……都要剷嗎？」結果再被刪除。
網管疲於奔命「平反六四」漏網
加入戰團的網民愈來愈多，管理員疲於奔命，部分敏感詞超過半小時才被過濾，有人更開始不避嫌直接留言「平反六四」，竟能留達2 小時，網民笑言： 「今天是河蟹全年最忙的一天，要加班工作好辛苦！」有人索性張貼解放軍開槍射殺學生、香港六四燭光晚會等相片，刊登整日仍未被刪去， 網民嘲諷說： 「睇尋晚微博管理員一定OT （ 加班） 得好辛苦。」、「鹿死了、令人悲痛。」
為免麻煩，微博後來索性不准所有網民上載個人圖像，有網民嘗試把個人頭像改為六四相片，網站竟出現對不起： 「上傳器今日放假」、「服務器繁忙」等字句。記者嘗試刊出「平反六四，拒絕網絡審查」字句，微博竟彈出「請等待審查」字句。
有網民嘗試用「民主」或「人權」作為微博帳號名稱，但遭網站拒絕，稱「含有非法字符，請修改」。網民於是改變戰略，以韓文、日文、甚至俄羅斯文留言「平反六四」，但部分也被「河蟹」。有網民感嘆微博鎮壓異見： 「今晚的微博，當年的廣場。」
致天安門母親道歉信 揭食署搶女神早部署
明報
A03 | 六四21年 2010-06-05
致天安門母親道歉信 揭食署搶女神早部署
政府上周六以支聯會未申請「娛樂牌照」為由，沒收放在時代廣場的新民主女神像。一批包括參與清場的食環署員工，昨日發出一封「給天安門母親的道歉信」， 為自己成為政府「打手」感到悔疚，形容自己「感受正如事後了解清場真相的奉命屠城軍人一樣沉重」。信件揭露食環署早在前一日已部署好清場行動，質疑政府是有意打壓支聯會六四悼念活動。
食署：不予置評
食環署發言人對事件不予置評，至於在行動前是否已聯絡其他政府部門，發言人亦稱不會評論。
支聯會上周六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公共空間展出雕塑家陳維明的新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門屠殺浮雕， 食環署以「未有申領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清場，警方後以「阻差辦公」罪名拘捕13 名支聯會成員，並帶走兩件雕塑。
有不願公開姓名的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會員承認，發信者為多名食環署員工，當中包括參與行動及沒參與但對事件感不快的員工。該會員指出，署方在行動前部署人手是「非常不尋常的安排」，而部分參與行動的員工到場後得悉要移走新民主女神像，都感到錯愕甚至不滿， 「很多同事仍然好」，故發信表達不滿。
清場前一晚通知員工候命
信件又揭露， 灣仔區食環署衛生組、販管組及潔淨組員工，早在上周五晚上接獲通知，翌日早上8 時要到時代廣場候命， 可見清場行動是有組織、有部署。員工透露，食環署早有工作指令，凡處理示威、請願等具爭議的非商業宣傳品，食環署衛生總監會在清場前，先與民政事務總署、地政總署人員舉行會議商討行動，而行動前總監亦要先取得助理署長的批准。員工質疑，今次行動是否已取得副署長級以上指令？民政事務總署又有沒有參與？
「被選中當打手內疚不已」
員工形容， 「不幸地被選中當打手」是身不由己， 「事後才知奉命行事惹來深重罪孽，內疚不已」，向天安門母親深深致歉， 「請原諒我們的愚忠傷害了你們，我們會繼續支持你們，直至平反六四為止」。
A03 | 六四21年 2010-06-05
致天安門母親道歉信 揭食署搶女神早部署
政府上周六以支聯會未申請「娛樂牌照」為由，沒收放在時代廣場的新民主女神像。一批包括參與清場的食環署員工，昨日發出一封「給天安門母親的道歉信」， 為自己成為政府「打手」感到悔疚，形容自己「感受正如事後了解清場真相的奉命屠城軍人一樣沉重」。信件揭露食環署早在前一日已部署好清場行動，質疑政府是有意打壓支聯會六四悼念活動。
食署：不予置評
食環署發言人對事件不予置評，至於在行動前是否已聯絡其他政府部門，發言人亦稱不會評論。
支聯會上周六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公共空間展出雕塑家陳維明的新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門屠殺浮雕， 食環署以「未有申領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清場，警方後以「阻差辦公」罪名拘捕13 名支聯會成員，並帶走兩件雕塑。
有不願公開姓名的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會員承認，發信者為多名食環署員工，當中包括參與行動及沒參與但對事件感不快的員工。該會員指出，署方在行動前部署人手是「非常不尋常的安排」，而部分參與行動的員工到場後得悉要移走新民主女神像，都感到錯愕甚至不滿， 「很多同事仍然好」，故發信表達不滿。
清場前一晚通知員工候命
信件又揭露， 灣仔區食環署衛生組、販管組及潔淨組員工，早在上周五晚上接獲通知，翌日早上8 時要到時代廣場候命， 可見清場行動是有組織、有部署。員工透露，食環署早有工作指令，凡處理示威、請願等具爭議的非商業宣傳品，食環署衛生總監會在清場前，先與民政事務總署、地政總署人員舉行會議商討行動，而行動前總監亦要先取得助理署長的批准。員工質疑，今次行動是否已取得副署長級以上指令？民政事務總署又有沒有參與？
「被選中當打手內疚不已」
員工形容， 「不幸地被選中當打手」是身不由己， 「事後才知奉命行事惹來深重罪孽，內疚不已」，向天安門母親深深致歉， 「請原諒我們的愚忠傷害了你們，我們會繼續支持你們，直至平反六四為止」。
程翔批劉遵義政協身分不中立
明報
A03 | 六四21年 2010-06-05
程翔批劉遵義政協身分不中立
支聯會昨日在燭光晚會前舉行六四座談會，資深傳媒人程翔在會上批評，中大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內永久擺放，是有違中大創校原則，他更不點名批評中大校長劉遵義： 「政協的招牌，又是否政治中立？」
創校宗旨捍自由「數典忘祖」
程翔說，中大的歷任校長一直支持學生與強權鬥爭，但中大近日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永久擺放的要求，令人不禁質問「良心何在」。程翔又狠批，中大創校的其中一個宗旨是捍衛個人自由，如今竟然將之遺忘， 「是數典忘祖的表現」。他認為六四已成為香港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政府近日刻意打壓，除多番針對支聯會，更沒收民主女神像，令人質疑政府提出的政改「起錨」行動，是否正引領香港政制朝「一國一制」的方向走。
演講六四頻撲心律不正入院
程翔近日走訪多間學校，就六四事件演講，結果捱出病來，在六四前夕因心律不正入院，他自言只是太勞累，醫生說他並沒大礙，他昨晚亦堅持出席六四晚會。
盼更多年輕人站出來
昨日的座談會吸引逾百市民參加，當中更有兩中學的學生到場參與討論。在場有年輕人表明要接好民主捧，希望有更多80後、90 後站出來要求平反六四；在內地創辦自由民主協會的余剛，促請本地民主派在爭取普選特首時，要力爭普選中國領導人。
A03 | 六四21年 2010-06-05
程翔批劉遵義政協身分不中立
支聯會昨日在燭光晚會前舉行六四座談會，資深傳媒人程翔在會上批評，中大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內永久擺放，是有違中大創校原則，他更不點名批評中大校長劉遵義： 「政協的招牌，又是否政治中立？」
創校宗旨捍自由「數典忘祖」
程翔說，中大的歷任校長一直支持學生與強權鬥爭，但中大近日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永久擺放的要求，令人不禁質問「良心何在」。程翔又狠批，中大創校的其中一個宗旨是捍衛個人自由，如今竟然將之遺忘， 「是數典忘祖的表現」。他認為六四已成為香港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政府近日刻意打壓，除多番針對支聯會，更沒收民主女神像，令人質疑政府提出的政改「起錨」行動，是否正引領香港政制朝「一國一制」的方向走。
演講六四頻撲心律不正入院
程翔近日走訪多間學校，就六四事件演講，結果捱出病來，在六四前夕因心律不正入院，他自言只是太勞累，醫生說他並沒大礙，他昨晚亦堅持出席六四晚會。
盼更多年輕人站出來
昨日的座談會吸引逾百市民參加，當中更有兩中學的學生到場參與討論。在場有年輕人表明要接好民主捧，希望有更多80後、90 後站出來要求平反六四；在內地創辦自由民主協會的余剛，促請本地民主派在爭取普選特首時，要力爭普選中國領導人。
患癌後首燭光晚會 市民高呼「撐住」 華叔約定每年六四維園見
明報
A03 | 六四21年 2010-06-05
患癌後首燭光晚會 市民高呼「撐住」 華叔約定每年六四維園見
「只要我活一日，每年6 月4 日晚，都會在這裏與大家見面！」79 歲的司徒華證實患上癌症後，昨晚首度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迎接他的除了是熟口熟面的多年戰友，還有市民一個個熱情親切的招呼，令華叔露出罕有的燦爛笑容。他昨晚向15 萬名市民許下承諾，餘生相約大家在同日同地，手牽手、肩並肩走向目的地。
昨晚會開始前1 小時，華叔已在支聯會常委梁國華和多名義工陪同下到場，在舞台旁邊位置休息。見記者一擁而上，義工連忙叮囑記者不要太靠近華叔，並逐一以消毒紙巾清潔記者手上的錄音筆。
記者簇擁訪問中氣十足
近20 名記者簇擁華叔，令多名義工緊張萬分，採訪兩分鐘後便要求記者暫停訪問，移到較空曠的地方採訪，以免太過擠迫。司徒華上月完成6 次化療後，癌症指數進一步跌至9 點，雖未完全康復，但昨晚他接受訪問時中氣十足，更先後接受4 次傳媒訪問。
健康雖不如以往，但華叔亦十分關注燭光晚會細節。昨日晚會開始前多次上舞台，視察市民魚貫進入會場的情，市民亦向台上的華叔拍掌鼓勵。看到有市民在前台高舉中華民國旗幟，華叔親自走到該人面前，要求他放下旗幟，以免遮擋他人視線。
昨晚支聯會安排華叔「壓軸」最後發言，他以一貫慷慨激昂的語調發表感言， 「我雖然已經79歲，而且患上癌病，但只要我活一日，都會與大家手挽手、肩並肩，一起走到目的地！餘生一定來！」
料打壓將更多籲堅決反擊
華叔續說，今年對六四的打壓、阻撓特別多，先是5 名常委及一名義工被檢控，民主女神像及六四浮雕又被搶走，13 個工作人員被落案起控，再加上中大以「政治中立」為由，阻撓學生把神像放在校園永久保留，華叔斷言，未來這類政治打壓會愈來愈多，呼籲大家要堅決反擊，把打壓行動粉碎。
支聯會近年力主薪火相傳，把六四精神傳承下去，華叔昨日指出，觀乎近年的六四遊行集會都有愈來愈多青年參加，薪火相傳得以落實，他期望更多年輕一代除參加集會，也參加支聯會青年組，擔當義工。「民主女神像在中大豎立，就是薪火相傳的象徵，薪火將在中大燃起，成為燎原之火。」
發言結束後，華叔帶領大家叫了兩句口號，顯得有點疲累的他需要坐輪椅離開會場，但所到之處，市民都再次向華叔報以掌聲，並高呼： 「華叔撐住！華叔支持你！華叔長命百歲！」
A03 | 六四21年 2010-06-05
患癌後首燭光晚會 市民高呼「撐住」 華叔約定每年六四維園見
「只要我活一日，每年6 月4 日晚，都會在這裏與大家見面！」79 歲的司徒華證實患上癌症後，昨晚首度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迎接他的除了是熟口熟面的多年戰友，還有市民一個個熱情親切的招呼，令華叔露出罕有的燦爛笑容。他昨晚向15 萬名市民許下承諾，餘生相約大家在同日同地，手牽手、肩並肩走向目的地。
昨晚會開始前1 小時，華叔已在支聯會常委梁國華和多名義工陪同下到場，在舞台旁邊位置休息。見記者一擁而上，義工連忙叮囑記者不要太靠近華叔，並逐一以消毒紙巾清潔記者手上的錄音筆。
記者簇擁訪問中氣十足
近20 名記者簇擁華叔，令多名義工緊張萬分，採訪兩分鐘後便要求記者暫停訪問，移到較空曠的地方採訪，以免太過擠迫。司徒華上月完成6 次化療後，癌症指數進一步跌至9 點，雖未完全康復，但昨晚他接受訪問時中氣十足，更先後接受4 次傳媒訪問。
健康雖不如以往，但華叔亦十分關注燭光晚會細節。昨日晚會開始前多次上舞台，視察市民魚貫進入會場的情，市民亦向台上的華叔拍掌鼓勵。看到有市民在前台高舉中華民國旗幟，華叔親自走到該人面前，要求他放下旗幟，以免遮擋他人視線。
昨晚支聯會安排華叔「壓軸」最後發言，他以一貫慷慨激昂的語調發表感言， 「我雖然已經79歲，而且患上癌病，但只要我活一日，都會與大家手挽手、肩並肩，一起走到目的地！餘生一定來！」
料打壓將更多籲堅決反擊
華叔續說，今年對六四的打壓、阻撓特別多，先是5 名常委及一名義工被檢控，民主女神像及六四浮雕又被搶走，13 個工作人員被落案起控，再加上中大以「政治中立」為由，阻撓學生把神像放在校園永久保留，華叔斷言，未來這類政治打壓會愈來愈多，呼籲大家要堅決反擊，把打壓行動粉碎。
支聯會近年力主薪火相傳，把六四精神傳承下去，華叔昨日指出，觀乎近年的六四遊行集會都有愈來愈多青年參加，薪火相傳得以落實，他期望更多年輕一代除參加集會，也參加支聯會青年組，擔當義工。「民主女神像在中大豎立，就是薪火相傳的象徵，薪火將在中大燃起，成為燎原之火。」
發言結束後，華叔帶領大家叫了兩句口號，顯得有點疲累的他需要坐輪椅離開會場，但所到之處，市民都再次向華叔報以掌聲，並高呼： 「華叔撐住！華叔支持你！華叔長命百歲！」
六四時代背景 今日更為深層 國家何去何從
明報
A03 | 六四21年 | 社評 2010-06-05
六四時代背景 今日更為深層 國家何去何從
六四事件21 周年，香港再現燭光「迫爆」維園全部足球場和旁邊草地的場面，說明21 年之後，即使當日參與運動的許多學生已經聲沉影寂，或是營商賺人民幣去了，大多數香港市民對當年的暴烈鎮壓，仍然憤憤不平，堅持要求平反六四。昨晚維園十多萬燭光，說明市民的六四情意結，經過21 年沉澱之後，並未稍減。
我們與眾多市民一樣，要求平反六四，此舉一方面要中國當局還六四死難者一個公道；同樣重要的是，在香港關注國家的發展和變化，發現過去30 多年經濟取得驚人成就之餘，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貪污腐敗成風、整體社會情勢嚴峻，這樣的背景氛圍，比21 年前惡化了。我們認為只有中共主動平反六四，進行相應政治改革，則中國和人民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大傷元氣的折騰。
當年官倒猖獗滋生民怨今天「權貴資本主義」激化民憤
六四事件發生時，中國經濟改革進入瓶頸階段，要攻物價改革關，使得物價快速上漲，通貨膨脹蠶食人民的利益，百姓不滿情緒強烈；人民吃改革的苦果，不過，當時官倒猖獗， 「太子黨」橫行，他們藉自己或父母輩的權力，大搞官倒斂財，那時候「倒爺」們販賣一紙批文，數以十萬以至百萬、數百萬金錢就到手，國家與人民的財富在權錢交易中，迅速而大量地轉到太子黨手中。形成人民受苦、官爺發財的畸形現象，人民看在眼裏，不滿情緒自然澎湃洶湧。
六四事件，肇因始於人民悼念胡耀邦。胡耀邦為官廉潔，不容許家人藉他的權位牟財，勤政開放，待人接物隨和，親和力極強，他死後觸發那麼多人追思悼念，一方面是肯定他的為官做人，同時也是人民借此對照當時官場腐敗的歪風，表達不滿。當時學生一度與李鵬對話，就提出要求調查官倒和貪污。
由胡耀邦之死，演變成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最終以大流血收場，箇中原由錯綜複雜，不過，當時中國體制所衍生不公平、不公義實，才是六四事件的最深層原因。
六四事件21 年後，中國的經濟體積已經位居世界第三位，超越日本晉身第二代也為期不遠，不過，盛世榮景背後是怎樣的境？當年被稱為「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就六四事件21 周年寫了一篇約1.2 萬字的文章（註：本周二至周五於本報「觀點」版），提出了他對中國現狀的擔心和對「胡溫新政」的期許。周舵認為目前「權貴資本主義」當道，他特別強調，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指權貴集團）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 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周舵筆下的權貴集團與當年高幹子弟藉權力斂財，並無二致，若有分別，只是權貴集團的能量更大，使財富更集中在他們手裏而已。可以說，體制上所做成的不公平、不公義，當年與今日性質上並無兩樣，只是於今尤烈而已。
周舵在文章中更提到， 「近年來，有的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雇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 簡直到了窮兇極惡， 肆無忌憚， 無所不為的地步！」近年若稍為關注內地社會事態，對周舵筆下所描繪，不會感到陌生。在這種情下，人民何以自處？維權風起雲湧就是答案。
據長期關心內地維權情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近日表示，內地維權事件由1994 年數千宗，04 年為4 萬多宗，07 年更增至8.7 萬多宗。中國政府對付人民維權，靠打壓而非疏導，例如把原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改為「維穩辦公室」，倚賴裝備精選、人數超過50 萬的武警部隊維持社會穩定。但是， 近年內地「愈維穩愈不穩」，而且民反抗的力度也有趨向暴烈之勢。
例如，前年，北京籍無業男子楊佳，因不滿上海市閘北公安分局誣指他偷自行車，上訪申索賠償不果，持刀闖進警局，殺死6 名民警；去年，湖北巴東縣一家休閑中心的修腳女工鄧玉嬌，被當地3 名官員強行要求提供「特殊服務」，遭拒絕後雙方發生肢體衝突，鄧玉嬌刺死一人刺傷一人；日前，郵局保安隊長朱軍持1 支衝鋒槍及2支手槍，闖入湖南永州市一家區級法院辦公室，輪番掃射，當場殺死3 名法官，另有3 人受傷。殺警察、殺官員、殺法官，在正常社會人們多會譴責兇手，但是這3 宗轟動全國的大案，輿論反應卻是同情兇手，世道怎會如斯？值得領導人深思。
總之，目前中國體制所出現的不公平、不公義，較21年前更突出而嚴峻，民對貪官污吏的切齒痛恨，較諸21 年前更突顯。靠武力維穩不能解決問題，必須正確面對中國的深層次矛盾，才有可能化解。
從平反六四開始釐清危疑詭譎局面
我們認為，六四事件之後，政治改革停滯，中共掌握絕對權力導致的絕對腐化，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中國目前宛如坐在翻滾沸騰的壓力煲之上，若有什麼事故發生，已非中共存亡的問題，而是涉及國家民族生機的大事，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共有責任帶領人民安然渡過險境。我們認為平反六四是使中國體制從僵化到活化，以適應時代轉變和需求的第一步。
今年4 月中，總理溫家寶撰文緬懷在胡耀邦領導下的一個工作片段，使人印象深刻。溫家寶總攬國政，應該掌握中國實際情，任何人若把六四事件時的體制及社會背景與現對照，都難以安寢。我們真誠希望在2013 年「後胡溫新政」來臨之前，胡錦濤與溫家寶能夠展示大政治家的胸懷、智慧和魄力，從平反六四開始，釐清危疑詭譎局面，讓中國走上一條真正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相關新聞A1 至A6】
A03 | 六四21年 | 社評 2010-06-05
六四時代背景 今日更為深層 國家何去何從
六四事件21 周年，香港再現燭光「迫爆」維園全部足球場和旁邊草地的場面，說明21 年之後，即使當日參與運動的許多學生已經聲沉影寂，或是營商賺人民幣去了，大多數香港市民對當年的暴烈鎮壓，仍然憤憤不平，堅持要求平反六四。昨晚維園十多萬燭光，說明市民的六四情意結，經過21 年沉澱之後，並未稍減。
我們與眾多市民一樣，要求平反六四，此舉一方面要中國當局還六四死難者一個公道；同樣重要的是，在香港關注國家的發展和變化，發現過去30 多年經濟取得驚人成就之餘，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貪污腐敗成風、整體社會情勢嚴峻，這樣的背景氛圍，比21 年前惡化了。我們認為只有中共主動平反六四，進行相應政治改革，則中國和人民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大傷元氣的折騰。
當年官倒猖獗滋生民怨今天「權貴資本主義」激化民憤
六四事件發生時，中國經濟改革進入瓶頸階段，要攻物價改革關，使得物價快速上漲，通貨膨脹蠶食人民的利益，百姓不滿情緒強烈；人民吃改革的苦果，不過，當時官倒猖獗， 「太子黨」橫行，他們藉自己或父母輩的權力，大搞官倒斂財，那時候「倒爺」們販賣一紙批文，數以十萬以至百萬、數百萬金錢就到手，國家與人民的財富在權錢交易中，迅速而大量地轉到太子黨手中。形成人民受苦、官爺發財的畸形現象，人民看在眼裏，不滿情緒自然澎湃洶湧。
六四事件，肇因始於人民悼念胡耀邦。胡耀邦為官廉潔，不容許家人藉他的權位牟財，勤政開放，待人接物隨和，親和力極強，他死後觸發那麼多人追思悼念，一方面是肯定他的為官做人，同時也是人民借此對照當時官場腐敗的歪風，表達不滿。當時學生一度與李鵬對話，就提出要求調查官倒和貪污。
由胡耀邦之死，演變成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最終以大流血收場，箇中原由錯綜複雜，不過，當時中國體制所衍生不公平、不公義實，才是六四事件的最深層原因。
六四事件21 年後，中國的經濟體積已經位居世界第三位，超越日本晉身第二代也為期不遠，不過，盛世榮景背後是怎樣的境？當年被稱為「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就六四事件21 周年寫了一篇約1.2 萬字的文章（註：本周二至周五於本報「觀點」版），提出了他對中國現狀的擔心和對「胡溫新政」的期許。周舵認為目前「權貴資本主義」當道，他特別強調，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指權貴集團）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 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周舵筆下的權貴集團與當年高幹子弟藉權力斂財，並無二致，若有分別，只是權貴集團的能量更大，使財富更集中在他們手裏而已。可以說，體制上所做成的不公平、不公義，當年與今日性質上並無兩樣，只是於今尤烈而已。
周舵在文章中更提到， 「近年來，有的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雇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 簡直到了窮兇極惡， 肆無忌憚， 無所不為的地步！」近年若稍為關注內地社會事態，對周舵筆下所描繪，不會感到陌生。在這種情下，人民何以自處？維權風起雲湧就是答案。
據長期關心內地維權情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近日表示，內地維權事件由1994 年數千宗，04 年為4 萬多宗，07 年更增至8.7 萬多宗。中國政府對付人民維權，靠打壓而非疏導，例如把原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改為「維穩辦公室」，倚賴裝備精選、人數超過50 萬的武警部隊維持社會穩定。但是， 近年內地「愈維穩愈不穩」，而且民反抗的力度也有趨向暴烈之勢。
例如，前年，北京籍無業男子楊佳，因不滿上海市閘北公安分局誣指他偷自行車，上訪申索賠償不果，持刀闖進警局，殺死6 名民警；去年，湖北巴東縣一家休閑中心的修腳女工鄧玉嬌，被當地3 名官員強行要求提供「特殊服務」，遭拒絕後雙方發生肢體衝突，鄧玉嬌刺死一人刺傷一人；日前，郵局保安隊長朱軍持1 支衝鋒槍及2支手槍，闖入湖南永州市一家區級法院辦公室，輪番掃射，當場殺死3 名法官，另有3 人受傷。殺警察、殺官員、殺法官，在正常社會人們多會譴責兇手，但是這3 宗轟動全國的大案，輿論反應卻是同情兇手，世道怎會如斯？值得領導人深思。
總之，目前中國體制所出現的不公平、不公義，較21年前更突出而嚴峻，民對貪官污吏的切齒痛恨，較諸21 年前更突顯。靠武力維穩不能解決問題，必須正確面對中國的深層次矛盾，才有可能化解。
從平反六四開始釐清危疑詭譎局面
我們認為，六四事件之後，政治改革停滯，中共掌握絕對權力導致的絕對腐化，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中國目前宛如坐在翻滾沸騰的壓力煲之上，若有什麼事故發生，已非中共存亡的問題，而是涉及國家民族生機的大事，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共有責任帶領人民安然渡過險境。我們認為平反六四是使中國體制從僵化到活化，以適應時代轉變和需求的第一步。
今年4 月中，總理溫家寶撰文緬懷在胡耀邦領導下的一個工作片段，使人印象深刻。溫家寶總攬國政，應該掌握中國實際情，任何人若把六四事件時的體制及社會背景與現對照，都難以安寢。我們真誠希望在2013 年「後胡溫新政」來臨之前，胡錦濤與溫家寶能夠展示大政治家的胸懷、智慧和魄力，從平反六四開始，釐清危疑詭譎局面，讓中國走上一條真正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相關新聞A1 至A6】
學生報印號外表不滿 系會發聲明轟校方
明報
A02 | 六四21年 2010-06-05
學生報印號外表不滿 系會發聲明轟校方
校方至今仍不批准新民主女神像長期進駐校園，中大學生報趁六四21 周年印製號外，對校方決定表示不滿，更列出中大近年「極親權貴」的事件，批評校方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主女神像。
中大學生報昨晚在六四晚會派發號外，除批評校方做法，亦呼籲參加晚會市民，在晚會結束後一同護送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浮雕到中大。
哲學系發表聯署聲明，認為中大作為教育機構，應尊重言論自由，若校方允許擺放民主女神像，決定並不牽涉任何政治立場，亦有助促進言論自由；聲明又指校方禁止學生擺放雕像， 「無異於打擊言論自由，公然背離公共教育機構之宗旨，更有違基本法精神」。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的聲明則指出，校方不應「借政治中立之幌子作政治獻媚及打壓表達權利」，對校方拒絕擺放女神像深表遺憾，要求由中大學生決定是否永遠保留，聲明更說「期待沈祖堯校長7 月上任，將中大校政重撥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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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2 | 六四21年 2010-06-05
沈祖堯回港拆彈 研女神放文化廣場
中文大學周三深夜發表聲明拒絕學生會在校園安放新民主女神像，激起中大師生和校友強烈批評，聲言不惜公民抗命將神像護送入校園。中大領導層做有關決定時不在港的候任校長沈祖堯， 昨從美國回港介入事件，他接受有線電視查詢時說，可考慮將神像放在由中大學生會管理的文化廣場，但要先申請和商討具體安排， 亦無回應可否永久擺放。
無回應可否永久擺放
中大就學生會申請在校園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問題，兩日內四度發聲明，其中昨傍晚發表的聲明，指就神像安放安排未達共識，但知悉學生必定將雕塑展品運入中大校園放置，表示「大學關懷同學，希望避免在校園發生衝突。大學呼籲同學、同事及所有參加集會人士能在和平、有秩序和安全的情下舉辦活動」。中大稱，會繼續和同學商討神像的日後安排。
正擺放《國殤之柱》的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表示，不評論中大校政，但支持校園內有不同政治見解，鼓勵校方與師生溝通，理解訴求，互相包容及尊重，港大過往亦曾在校內擺放不同雕塑。
A02 | 六四21年 2010-06-05
學生報印號外表不滿 系會發聲明轟校方
校方至今仍不批准新民主女神像長期進駐校園，中大學生報趁六四21 周年印製號外，對校方決定表示不滿，更列出中大近年「極親權貴」的事件，批評校方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主女神像。
中大學生報昨晚在六四晚會派發號外，除批評校方做法，亦呼籲參加晚會市民，在晚會結束後一同護送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浮雕到中大。
哲學系發表聯署聲明，認為中大作為教育機構，應尊重言論自由，若校方允許擺放民主女神像，決定並不牽涉任何政治立場，亦有助促進言論自由；聲明又指校方禁止學生擺放雕像， 「無異於打擊言論自由，公然背離公共教育機構之宗旨，更有違基本法精神」。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的聲明則指出，校方不應「借政治中立之幌子作政治獻媚及打壓表達權利」，對校方拒絕擺放女神像深表遺憾，要求由中大學生決定是否永遠保留，聲明更說「期待沈祖堯校長7 月上任，將中大校政重撥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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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2 | 六四21年 2010-06-05
沈祖堯回港拆彈 研女神放文化廣場
中文大學周三深夜發表聲明拒絕學生會在校園安放新民主女神像，激起中大師生和校友強烈批評，聲言不惜公民抗命將神像護送入校園。中大領導層做有關決定時不在港的候任校長沈祖堯， 昨從美國回港介入事件，他接受有線電視查詢時說，可考慮將神像放在由中大學生會管理的文化廣場，但要先申請和商討具體安排， 亦無回應可否永久擺放。
無回應可否永久擺放
中大就學生會申請在校園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問題，兩日內四度發聲明，其中昨傍晚發表的聲明，指就神像安放安排未達共識，但知悉學生必定將雕塑展品運入中大校園放置，表示「大學關懷同學，希望避免在校園發生衝突。大學呼籲同學、同事及所有參加集會人士能在和平、有秩序和安全的情下舉辦活動」。中大稱，會繼續和同學商討神像的日後安排。
正擺放《國殤之柱》的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表示，不評論中大校政，但支持校園內有不同政治見解，鼓勵校方與師生溝通，理解訴求，互相包容及尊重，港大過往亦曾在校內擺放不同雕塑。
2000 中大師生接女神 中策組劉細良現身「不接受訪問」
明報
A02 | 六四21年 2010-06-05
2000 中大師生接女神 中策組劉細良現身「不接受訪問」
新民主女神像「落戶」香港一波三折。繼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被政府扣押、中大校方一度拒絕其「入門」後，女神像昨晚深夜12 時15 分終在約2000 名中大校友、包括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劉細良及其他市民護送下，抵達中大校園。不過，校方要求學生會簽署文件，當中有條文列明「校方保留處理民主女神像的權利」，引起學生不滿，拒絕簽署信件。最後在師生一片「女神起錨」的歡呼聲中，新民主女神像終可安放在中大土地上。
由旅美雕塑家陳維明創作的新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昨晚在六四燭光晚會展出後，隨即送往中文大學。支聯會安排吊臂車於11 時15 分開始運送女神像，常委李耀基及蔡耀昌親手把女神像拆件，再抬上吊臂車，另舊民主女神像則送往理大擺放。運送期間，市民不斷拍照，途中亦有警車從後跟隨，但沒有任何行動。
警車全程護送沒行動
另一邊廂，中大學生會昨晚已在大學站對出草地播放六四片段，不過當時聚集的校友不多，直至燭光晚會結束後，一批批與會者陸續抵達。有校友自製「中大只愛銀紙，香港要民主」、「九十後也來了」標語，亦有人把校長劉遵義的肖像打上交叉。中大學生會宣布，昨晚有2000 人見證女神像抵達中大的一刻。
在眾多校友中，記者發現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劉細良，1988 年中大歷史系畢業的他，聲稱到場只是「校友關心件事」，記者追問他事前有沒有通知政府，以及對校方一度拒絕女神像「落戶」的反應，他一概表示「不接受訪問」，然後急步離開。
校方要求保留處理權學生會拒絕簽文件
女神像約12 時15 分抵達中大校園，在進入正門時，有保安一度截停車輛，把一封信交給中大學生會代表。信件抬頭寫給學生會會長黎恩灝，內容指校方與學生會代表一直就擺放女神像事宜磋商，但未有共識，校方了解同學訴求、關懷同學，希望避免在校園發生衝突，因此呼籲所有同學及參加集會人士，在和平、安全情下活動。最令學生不滿的，是校方在信件中加上一句： 「大學保留權利在校園處理有關上述雕塑展品的日後安排。」
擺放女神像後，黎恩灝發表勝利宣言，表示在校方阻撓下，亦成功將之「落戶」中大。黎恩灝並向中大高層發出3 點要求，包括為「政治中立論」道歉；收回早前發表的聲明，讓中大可永久擺放女神像，及表達支持平反六四。
支聯會常委、中大校友李耀基認為，校方要求學生簽署文件，是因為知道無可能阻撓學生會把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故留下一，以向中央交代。他認為中大學生不應該簽收，拒絕屈服。
經過一番轉折，女神像卸下港鐵大學站對出草地的一刻，在場近千名師生一起拍掌高呼「起錨」，並稍為改動支聯會的口號，變為——「平反六四，追究劉遵義責任，建設民主中大」。師生最後高歌《抗戰二十年》，慶祝新民主女神像終於「落戶」中大。浮雕則待下周一作支撐工程後豎立於神像旁。
名人校友
陳健民教員身分撐學生
1983 年畢業、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昨晚亦在中大校園迎接民主女神像，他說今次是以教職員身分到場支持學生，認為校方拒絕女神像永久擺放校園的做法很錯，校方不應壓抑學生參與政治，要容許左、中、右意見在校園並存。陳認為，今次事件反映校園內應設立容許學生自由使用的公共空間，由學生全民決定放置什麼物品，以免校政干預。
梁文道促沈祖堯見學生
1994 年中大哲學系畢業的梁文道，昨晚早在中大草地等候新民主女神像。他向大批聚集人士發言，高呼要求中大候任校長沈祖堯出來與學生及聚集的市民見面， 台下大批人高呼叫好。
梁文道說，要將擺放民主女神像的地方，變成中大的人民廣場。（資料圖片）
譚駿賢：劉遵義不重中大民主
1991 年畢業的職工盟譚駿賢昨晚回到母校撐中大學生，他形容當年舉辦學生運動時，規模不及今次護送新民主女神像到校園龐大，他認為今次事件激發多人參與，是因為中大校長劉遵義沒有重視中大的人權、民主、自由價值。譚指高錕擔任校長時，亦發生多件爭議事，但校方並無阻撓學生運動，劉遵義作風明顯不同。
（郭慶輝攝）
1 經過多番轉折，旅美雕塑家陳維明創作的新民主女神像，終於首次矗立維園，陪伴15 萬名市民悼念六四21 周年。（何家達攝）
2 六四晚會後，支聯會約10 名常委及義工拆去女神像內的固定沙包，然後抬上吊臂車運送到中大。（余俊亮攝）
3 千計校友及市民齊集中大校園，見證女神像到場，並高舉「正視歷史毋忘六四」的標語。（郭慶輝攝）
4 幾經波折，新民主女神像昨深夜終於矗立中大校園內，千計校友齊聲歡呼，情緒高漲。（余俊亮攝）
A02 | 六四21年 2010-06-05
2000 中大師生接女神 中策組劉細良現身「不接受訪問」
新民主女神像「落戶」香港一波三折。繼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被政府扣押、中大校方一度拒絕其「入門」後，女神像昨晚深夜12 時15 分終在約2000 名中大校友、包括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劉細良及其他市民護送下，抵達中大校園。不過，校方要求學生會簽署文件，當中有條文列明「校方保留處理民主女神像的權利」，引起學生不滿，拒絕簽署信件。最後在師生一片「女神起錨」的歡呼聲中，新民主女神像終可安放在中大土地上。
由旅美雕塑家陳維明創作的新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昨晚在六四燭光晚會展出後，隨即送往中文大學。支聯會安排吊臂車於11 時15 分開始運送女神像，常委李耀基及蔡耀昌親手把女神像拆件，再抬上吊臂車，另舊民主女神像則送往理大擺放。運送期間，市民不斷拍照，途中亦有警車從後跟隨，但沒有任何行動。
警車全程護送沒行動
另一邊廂，中大學生會昨晚已在大學站對出草地播放六四片段，不過當時聚集的校友不多，直至燭光晚會結束後，一批批與會者陸續抵達。有校友自製「中大只愛銀紙，香港要民主」、「九十後也來了」標語，亦有人把校長劉遵義的肖像打上交叉。中大學生會宣布，昨晚有2000 人見證女神像抵達中大的一刻。
在眾多校友中，記者發現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劉細良，1988 年中大歷史系畢業的他，聲稱到場只是「校友關心件事」，記者追問他事前有沒有通知政府，以及對校方一度拒絕女神像「落戶」的反應，他一概表示「不接受訪問」，然後急步離開。
校方要求保留處理權學生會拒絕簽文件
女神像約12 時15 分抵達中大校園，在進入正門時，有保安一度截停車輛，把一封信交給中大學生會代表。信件抬頭寫給學生會會長黎恩灝，內容指校方與學生會代表一直就擺放女神像事宜磋商，但未有共識，校方了解同學訴求、關懷同學，希望避免在校園發生衝突，因此呼籲所有同學及參加集會人士，在和平、安全情下活動。最令學生不滿的，是校方在信件中加上一句： 「大學保留權利在校園處理有關上述雕塑展品的日後安排。」
擺放女神像後，黎恩灝發表勝利宣言，表示在校方阻撓下，亦成功將之「落戶」中大。黎恩灝並向中大高層發出3 點要求，包括為「政治中立論」道歉；收回早前發表的聲明，讓中大可永久擺放女神像，及表達支持平反六四。
支聯會常委、中大校友李耀基認為，校方要求學生簽署文件，是因為知道無可能阻撓學生會把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故留下一，以向中央交代。他認為中大學生不應該簽收，拒絕屈服。
經過一番轉折，女神像卸下港鐵大學站對出草地的一刻，在場近千名師生一起拍掌高呼「起錨」，並稍為改動支聯會的口號，變為——「平反六四，追究劉遵義責任，建設民主中大」。師生最後高歌《抗戰二十年》，慶祝新民主女神像終於「落戶」中大。浮雕則待下周一作支撐工程後豎立於神像旁。
名人校友
陳健民教員身分撐學生
1983 年畢業、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昨晚亦在中大校園迎接民主女神像，他說今次是以教職員身分到場支持學生，認為校方拒絕女神像永久擺放校園的做法很錯，校方不應壓抑學生參與政治，要容許左、中、右意見在校園並存。陳認為，今次事件反映校園內應設立容許學生自由使用的公共空間，由學生全民決定放置什麼物品，以免校政干預。
梁文道促沈祖堯見學生
1994 年中大哲學系畢業的梁文道，昨晚早在中大草地等候新民主女神像。他向大批聚集人士發言，高呼要求中大候任校長沈祖堯出來與學生及聚集的市民見面， 台下大批人高呼叫好。
梁文道說，要將擺放民主女神像的地方，變成中大的人民廣場。（資料圖片）
譚駿賢：劉遵義不重中大民主
1991 年畢業的職工盟譚駿賢昨晚回到母校撐中大學生，他形容當年舉辦學生運動時，規模不及今次護送新民主女神像到校園龐大，他認為今次事件激發多人參與，是因為中大校長劉遵義沒有重視中大的人權、民主、自由價值。譚指高錕擔任校長時，亦發生多件爭議事，但校方並無阻撓學生運動，劉遵義作風明顯不同。
（郭慶輝攝）
1 經過多番轉折，旅美雕塑家陳維明創作的新民主女神像，終於首次矗立維園，陪伴15 萬名市民悼念六四21 周年。（何家達攝）
2 六四晚會後，支聯會約10 名常委及義工拆去女神像內的固定沙包，然後抬上吊臂車運送到中大。（余俊亮攝）
3 千計校友及市民齊集中大校園，見證女神像到場，並高舉「正視歷史毋忘六四」的標語。（郭慶輝攝）
4 幾經波折，新民主女神像昨深夜終於矗立中大校園內，千計校友齊聲歡呼，情緒高漲。（余俊亮攝）
15萬燭光 愈打壓愈明亮
明報
A01 | 六四21年 | 頭條 2010-06-05
15萬燭光 愈打壓愈明亮 警方數字11.3萬 21年新高
這個晚上，15 萬港人懷沉重心情聚集維園，悼念1989 年6 月4 日那一夜，在北京天安門為民主獻上生命的同胞。雖然新民主女神像一度被警方扣留、現只容許暫放中大校園，參與維園晚會人士甚至感到香港悼念六四的自由度被收緊了，但響徹維園的歌聲未有顫抖，有蠟燭的高舉燭光，無蠟燭的亮起手機，以此示明：21 年來，港人未有忘記平反六四的心願，愈打壓愈強！
支聯會計算的集會人數平了去年紀錄，達15 萬人，一樣地迫爆維園6 個足球場、籃球場和草地，警方估計的人數卻較去年多了八成，達11.3 萬人，是晚會舉行21 年來警方估計人數的最多的一次。
華叔：「多謝」政府中大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對此感到滿意， 「多謝」特區政府搶走兩個民主女神像及浮雕，也「多謝」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拒絕把女神像永久擺放中大，激起市民憤怒，令更多人參加集會，「曾蔭權政治智慧太低，他不單不能打壓我們，反而幫助我們有更多人參加集會」。
晚會於8 時15 分開始，其後不斷有市民由銅鑼灣、北角湧來，大會在8 時50 分宣布，前來人潮已擠得到連維園旁的告士打道、糖街都被封了，全場即報以歡呼聲。大會預備的蠟燭也不夠派，市民便應呼籲亮起手提電話，為六四死難者送上悼念。
今年晚會以「平反六四堅持到底」為主題，序幕《為自由》音樂錄像，剪輯了民主女神像在89 年在北京誕生、被拉倒，再在香港豎立20 年，日前被政府沒收的片段。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致悼詞時說，他們今年舉辦六四悼念活動「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但他以嘶啞的聲線堅定地說： 「我們的回應是，毋畏毋懼、堅持到底、戰鬥到底，不只這一代，還要一代一代地堅持和戰鬥下去！」
天安門母親感謝港人銘記
大會其後播放「天安門母親」代表張先玲的講話錄影，她感謝港人21 年來不曾忘記「那場血腥的屠殺」和生活在人權和生命遭漠視的內地同胞，在現今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風險， 「香港這塊自由慢慢被吞噬的土地上」，實在不容易，港人的勇氣和努力，令人欽佩。八九學運前領袖李海透過錄影說，從六四20 周年開始，年頭的增加已經不太重要，因為六四已經成為永恆，並為所有人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只要我們這一代參加過六四的人還在、還活，那麼，六四給我們的動力，就是一個不竭的源泉」。首次踏足維園的民運人士李進進對有大批青年參加晚會，表示感到開心及感動。
因發起聯署《零八憲章》去年底被中央政府判處入獄的維權人士劉曉波，其妻子劉霞透過錄像，以劉曉波在六四15 周年寫的詩作為悼念獻祭， 「20 年來，每年的今天，曉波都會寫上一首詩，以紀念這個日子，現在他人在監獄裏，沒有紙也沒有筆，不可能再寫詩了……」
對於支聯會連續兩年都公布參加六四晚會人數為15 萬，而警方公布的數字卻較去年大升5 萬至11.3 萬，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他兩年都有參加六四晚會，以參加者的角度而言， 「今年人數肯定不是去年的兩倍」，他對於警方公布的人數感奇怪，認為警方有可能是「上年報細數，今年接近一點」，但究竟警方是否受政治壓力而公布與去年有大出入的數字，便難以揣測。
警方：場地面積人群密度推算
對於今年警方的數字為何大幅增加，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曾艷霜表示，警方的估計，主要根據人群的擠迫程度及場地面積推算出來。她說，警方估計的遊行集會人數，只是一個內部參考數字，純屬為保障人群安全及維持人群秩序，實施交通管理及作有效調配人手之用。
A01 | 六四21年 | 頭條 2010-06-05
15萬燭光 愈打壓愈明亮 警方數字11.3萬 21年新高
這個晚上，15 萬港人懷沉重心情聚集維園，悼念1989 年6 月4 日那一夜，在北京天安門為民主獻上生命的同胞。雖然新民主女神像一度被警方扣留、現只容許暫放中大校園，參與維園晚會人士甚至感到香港悼念六四的自由度被收緊了，但響徹維園的歌聲未有顫抖，有蠟燭的高舉燭光，無蠟燭的亮起手機，以此示明：21 年來，港人未有忘記平反六四的心願，愈打壓愈強！
支聯會計算的集會人數平了去年紀錄，達15 萬人，一樣地迫爆維園6 個足球場、籃球場和草地，警方估計的人數卻較去年多了八成，達11.3 萬人，是晚會舉行21 年來警方估計人數的最多的一次。
華叔：「多謝」政府中大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對此感到滿意， 「多謝」特區政府搶走兩個民主女神像及浮雕，也「多謝」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拒絕把女神像永久擺放中大，激起市民憤怒，令更多人參加集會，「曾蔭權政治智慧太低，他不單不能打壓我們，反而幫助我們有更多人參加集會」。
晚會於8 時15 分開始，其後不斷有市民由銅鑼灣、北角湧來，大會在8 時50 分宣布，前來人潮已擠得到連維園旁的告士打道、糖街都被封了，全場即報以歡呼聲。大會預備的蠟燭也不夠派，市民便應呼籲亮起手提電話，為六四死難者送上悼念。
今年晚會以「平反六四堅持到底」為主題，序幕《為自由》音樂錄像，剪輯了民主女神像在89 年在北京誕生、被拉倒，再在香港豎立20 年，日前被政府沒收的片段。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致悼詞時說，他們今年舉辦六四悼念活動「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但他以嘶啞的聲線堅定地說： 「我們的回應是，毋畏毋懼、堅持到底、戰鬥到底，不只這一代，還要一代一代地堅持和戰鬥下去！」
天安門母親感謝港人銘記
大會其後播放「天安門母親」代表張先玲的講話錄影，她感謝港人21 年來不曾忘記「那場血腥的屠殺」和生活在人權和生命遭漠視的內地同胞，在現今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風險， 「香港這塊自由慢慢被吞噬的土地上」，實在不容易，港人的勇氣和努力，令人欽佩。八九學運前領袖李海透過錄影說，從六四20 周年開始，年頭的增加已經不太重要，因為六四已經成為永恆，並為所有人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只要我們這一代參加過六四的人還在、還活，那麼，六四給我們的動力，就是一個不竭的源泉」。首次踏足維園的民運人士李進進對有大批青年參加晚會，表示感到開心及感動。
因發起聯署《零八憲章》去年底被中央政府判處入獄的維權人士劉曉波，其妻子劉霞透過錄像，以劉曉波在六四15 周年寫的詩作為悼念獻祭， 「20 年來，每年的今天，曉波都會寫上一首詩，以紀念這個日子，現在他人在監獄裏，沒有紙也沒有筆，不可能再寫詩了……」
對於支聯會連續兩年都公布參加六四晚會人數為15 萬，而警方公布的數字卻較去年大升5 萬至11.3 萬，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他兩年都有參加六四晚會，以參加者的角度而言， 「今年人數肯定不是去年的兩倍」，他對於警方公布的人數感奇怪，認為警方有可能是「上年報細數，今年接近一點」，但究竟警方是否受政治壓力而公布與去年有大出入的數字，便難以揣測。
警方：場地面積人群密度推算
對於今年警方的數字為何大幅增加，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曾艷霜表示，警方的估計，主要根據人群的擠迫程度及場地面積推算出來。她說，警方估計的遊行集會人數，只是一個內部參考數字，純屬為保障人群安全及維持人群秩序，實施交通管理及作有效調配人手之用。
重訪六四，其實不只是 重訪六四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後六四 | By 小西 2010-06-05
重訪六四，其實不只是 重訪六四
在六四廿一周年，上海街活化廳舉辦展覽《六十四件事》，主題是「重訪」（Re-visit），找來兩代藝術家，通過藝術呈現「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展覽包括了「我所知有關六四的二三事」以及「心中有鬼問我真理和公義的問題」， 「前者探討六四與年輕一代的生活關係的連繫，後者讓當年的藝術家回應自己八九民運期間的創作。」或許，因為筆者曾經在2000 年於Para/Site 藝術空間策劃過「六四（集體）私人記憶」展覽，活化廳「總司令」劉建華特別來電郵，問我是否也有興趣「重訪」當年有關六四的種種。
打開記憶的硬碟，當年展覽的新聞稿是這樣寫的： 「提到『六四』，大家會想起/記起什麼？六四集會？百萬人遊行？ 『毋忘六四』？ 『放下歷史包袱』？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共記憶』，還有什麼？有朋友每年六四都無法參加六四集會，因為她當天太忙了，要跟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年年如是。亦有朋友因為當年六四在配偶臨盆之際，選擇了上街遊行，而終究與配偶各走各路。當然，因為六四集會或百萬人遊行而結識成愛侶的，更不在少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經驗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在有關六四的公開談論中不見有關這類『私人記憶』的分享？」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展覽強調的，是六四記憶的雜多性與私人性，只有差異，沒有同一，所謂六四的記憶，也只是雜多的六四私人記憶所構成的一個集體。固然，當年提出「六四私人記憶」，一方面是為了抗衡當時主流的六四「公共記憶」，另一方面也大概是為了找尋「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為六四在個體的生命軌跡中定位，貼身的重訪六四，讓六四的記憶得以更深刻的承傳下去。
然而，現在看來，當年的構想或許也太過強調個人了，並沒有好好的思考，當這些介乎「公共」與「私人」的貼身體驗輻射到整個社會，個體的公共意識到底有怎樣的變化？而這些看似細微的個人變化又到底跟後八九的香港社會有怎麼的關係？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Gramsci）認為， 「統識」（Hegemony）的建立，不在於反對意見的消失， 而在於「異見者的潰不成軍」（Disorganization of Dissent）。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也在於為當下民主運動發展的困境，尋找歷史的根源和出路。
六四，是香港公民意識的搖籃
還是由個人的經歷說起吧。我的祖父生於廣東，而我的父親跟不少同代人的經歷相似，因為中日戰爭，兒時隨祖父南下澳門避難。我的父親在澳門接受中小學教育，中學畢業後，為了生計，於五十年代中期移民香港，並從此留下，工作與置業，結婚生子。我自己則在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據說出生當天，是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張貼出來的重大日子。出生翌年，香港發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動。雖然兒時父母雙親總愛回憶當年如何在祖父的催促，冒宵禁與「菠蘿」的危險， 「過海」到對岸的託兒所把我接回，但六七暴動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殖民政府在麥理浩的懷柔政策下，轉向社會福利與民生，且社會氣氛開始變得開放與寬鬆，加上父母又屬於思想開明的「摩登派」，我跟妹妹根本上是在一個無風無雨、相對地自由的小康環境中長大。
我在七、八十年代，先後完成中小學以及大專教育。在中小學階段（除了初中在一所私立中學就讀的過渡期），雖然一直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但由於所謂教會教育，也不過是小學時期上堂前唸唸天主經，每年有一個月改唸玫瑰經，沒有什麼正式的宗教課，而我高中時唸的又是理科，所以表面看，殖民教育似乎一直沒有對我產生過什麼關鍵的影響。但反過來說，中國文化也是遙遠的。雖然，跟當時一般的中學理科不同，我就讀的高中在讓理科生修讀數理化之餘，同時也安排了他們修讀中史、經濟等「文科」，但像中國歷史那樣可以成為民族教育與公民教育的素材的學科，卻像消毒了一般，讀歷史只是記古代的王候將相如何「打來打去」，這場戰爭賠了幾多金，那個王朝為什麼興，為什麼亡。這樣的歷史課跟現實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加上那時的中史課程還分甲乙丙組（分別為上古、唐至清朝以及中國近年史（ 但以1949 年中共立國為止）），只需三選其二，而我當年因嫌中國近年史又亂又煩，考卷沒有選，所以我在大專以前根本上是非政治化的，所接受的公民教育根本上是零。
然而，八九六四卻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我（以至我的同代人）的公民意識的一個重要搖籃。去年六四二十周年，梁文道曾經在〈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一文中指出： 「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台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梁文道提到，當年我們在不同的遊行和集會中，用《我是中國人》、《龍的傳人》等歌曲唱出我們新生的民族認同，但他沒有提到的是，我們也在同樣的場合，生澀的唱剛剛學回來的中國國歌與《國際歌》。我無法清楚解釋《國際歌》等對於我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但要知道近年在社運朋友的婚宴中，我們還是會情不自禁的唱起《國際歌》，這足見《國際歌》等歌曲的時代意義。那時，我們還沒有《誰說》，還沒有《人民之歌》，還沒有社運唱作人金佩瑋。我們沒有來自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泥土的歌，我們沒有歌。或許，當時《國際歌》等歌曲所代表的，正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的醒覺，以及面對暴政鎮壓時的悲壯，而非關民族。安裕最近撰文指出，香港民主傳統根深柢固，民國革命不用說，早在1925年十幾萬香港工人已參加省港大罷工，抗議上海工人被英國巡捕槍殺。但我要說的是，每一代人總有他們那一代的關鍵事件，對於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中出生的香港人來說，那是零三七一，對於八十年末至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那便是05年反世貿、07年天星皇后運動、去年的反高鐵運動以至最近的516 公投，而對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來說，毫無疑問，那是六四。六四事件無疑開啟了晚殖民時期一代年青人的公民意識，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搖籃。
六四，其實不只是六四
但六四的意義，僅限於天安門清場前的全國民主運動，以及六四當晚及往後的血腥鎮壓和大搜捕嗎？記得07 年到上海參與一個集合了中港台三地文化研究學者與研究生的會議，會後搞手之一陳光興教授屬意各地派出一人，撰文寫出對於會議上所碰上的地域與文化差異之觀察與反思，文章將刊於《文化研究》學刊上。雖然該小輯最後因為各人的學業與工作而不了了之，但卻促使了我對三地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的發展，作出了深入的思考。我發現，若果把時間往前推，中港台三地的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都是在八十年代萌芽的。在八十年代，三地同時都擁有過一段思想開放的狂時期。雖然，中港台三地的年青人與知識份子通過對外文思想著作的直接閱讀（在香港的，是《號外》、《文化新潮》等刊物；在台灣，是《島嶼邊緣》、《破報》；在中國，則是「走向未來」、「文化?世界與中國」等系列叢書），滿足知識的饑渴，開啟批判思維，關懷家國社會，但更多的人，恐怕是通過三地的中文出版，磨練思考。恰好，公民意識產生的前提，正是批判思維的培育。可以這麼說，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是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化熱與思想啟蒙運動、台灣民間反對與思想運動與香港的文化運動中，而非在課本中，接受公民教育，或為集體公民意識的醒覺，作好準備的。所以，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六四所代表的，其實是整個八十年代中港台三地的思想啟蒙與文化運動。在這一場幅員廣闊的文化運動中，當年對於中國的民主、科學與現代化的種種思考與實踐，於今仍然適切，且逼切。所以，六四不單是一個有待平反與撫平的歷史傷口，它更是有待自遺忘中（再次）解放出力量來的歷史碎片。正如德國大哲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拯救歷史並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解放與救贖。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正正在此。
由六四、七一、天星皇后、反高鐵到516，我看到了一道清晰的系譜，以及歷史的詭計。重訪六四，又豈只是重訪六四呢！
延伸閱讀
查建英著：《八十年代訪談錄》
楊澤編：《狂飆八○——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
呂大樂編：《號外三十》
《島嶼邊緣》網上版：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index.htm
文/小西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後六四 | By 小西 2010-06-05
重訪六四，其實不只是 重訪六四
在六四廿一周年，上海街活化廳舉辦展覽《六十四件事》，主題是「重訪」（Re-visit），找來兩代藝術家，通過藝術呈現「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展覽包括了「我所知有關六四的二三事」以及「心中有鬼問我真理和公義的問題」， 「前者探討六四與年輕一代的生活關係的連繫，後者讓當年的藝術家回應自己八九民運期間的創作。」或許，因為筆者曾經在2000 年於Para/Site 藝術空間策劃過「六四（集體）私人記憶」展覽，活化廳「總司令」劉建華特別來電郵，問我是否也有興趣「重訪」當年有關六四的種種。
打開記憶的硬碟，當年展覽的新聞稿是這樣寫的： 「提到『六四』，大家會想起/記起什麼？六四集會？百萬人遊行？ 『毋忘六四』？ 『放下歷史包袱』？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共記憶』，還有什麼？有朋友每年六四都無法參加六四集會，因為她當天太忙了，要跟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年年如是。亦有朋友因為當年六四在配偶臨盆之際，選擇了上街遊行，而終究與配偶各走各路。當然，因為六四集會或百萬人遊行而結識成愛侶的，更不在少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經驗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在有關六四的公開談論中不見有關這類『私人記憶』的分享？」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展覽強調的，是六四記憶的雜多性與私人性，只有差異，沒有同一，所謂六四的記憶，也只是雜多的六四私人記憶所構成的一個集體。固然，當年提出「六四私人記憶」，一方面是為了抗衡當時主流的六四「公共記憶」，另一方面也大概是為了找尋「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為六四在個體的生命軌跡中定位，貼身的重訪六四，讓六四的記憶得以更深刻的承傳下去。
然而，現在看來，當年的構想或許也太過強調個人了，並沒有好好的思考，當這些介乎「公共」與「私人」的貼身體驗輻射到整個社會，個體的公共意識到底有怎樣的變化？而這些看似細微的個人變化又到底跟後八九的香港社會有怎麼的關係？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Gramsci）認為， 「統識」（Hegemony）的建立，不在於反對意見的消失， 而在於「異見者的潰不成軍」（Disorganization of Dissent）。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也在於為當下民主運動發展的困境，尋找歷史的根源和出路。
六四，是香港公民意識的搖籃
還是由個人的經歷說起吧。我的祖父生於廣東，而我的父親跟不少同代人的經歷相似，因為中日戰爭，兒時隨祖父南下澳門避難。我的父親在澳門接受中小學教育，中學畢業後，為了生計，於五十年代中期移民香港，並從此留下，工作與置業，結婚生子。我自己則在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據說出生當天，是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張貼出來的重大日子。出生翌年，香港發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動。雖然兒時父母雙親總愛回憶當年如何在祖父的催促，冒宵禁與「菠蘿」的危險， 「過海」到對岸的託兒所把我接回，但六七暴動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殖民政府在麥理浩的懷柔政策下，轉向社會福利與民生，且社會氣氛開始變得開放與寬鬆，加上父母又屬於思想開明的「摩登派」，我跟妹妹根本上是在一個無風無雨、相對地自由的小康環境中長大。
我在七、八十年代，先後完成中小學以及大專教育。在中小學階段（除了初中在一所私立中學就讀的過渡期），雖然一直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但由於所謂教會教育，也不過是小學時期上堂前唸唸天主經，每年有一個月改唸玫瑰經，沒有什麼正式的宗教課，而我高中時唸的又是理科，所以表面看，殖民教育似乎一直沒有對我產生過什麼關鍵的影響。但反過來說，中國文化也是遙遠的。雖然，跟當時一般的中學理科不同，我就讀的高中在讓理科生修讀數理化之餘，同時也安排了他們修讀中史、經濟等「文科」，但像中國歷史那樣可以成為民族教育與公民教育的素材的學科，卻像消毒了一般，讀歷史只是記古代的王候將相如何「打來打去」，這場戰爭賠了幾多金，那個王朝為什麼興，為什麼亡。這樣的歷史課跟現實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加上那時的中史課程還分甲乙丙組（分別為上古、唐至清朝以及中國近年史（ 但以1949 年中共立國為止）），只需三選其二，而我當年因嫌中國近年史又亂又煩，考卷沒有選，所以我在大專以前根本上是非政治化的，所接受的公民教育根本上是零。
然而，八九六四卻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我（以至我的同代人）的公民意識的一個重要搖籃。去年六四二十周年，梁文道曾經在〈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一文中指出： 「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台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梁文道提到，當年我們在不同的遊行和集會中，用《我是中國人》、《龍的傳人》等歌曲唱出我們新生的民族認同，但他沒有提到的是，我們也在同樣的場合，生澀的唱剛剛學回來的中國國歌與《國際歌》。我無法清楚解釋《國際歌》等對於我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但要知道近年在社運朋友的婚宴中，我們還是會情不自禁的唱起《國際歌》，這足見《國際歌》等歌曲的時代意義。那時，我們還沒有《誰說》，還沒有《人民之歌》，還沒有社運唱作人金佩瑋。我們沒有來自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泥土的歌，我們沒有歌。或許，當時《國際歌》等歌曲所代表的，正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的醒覺，以及面對暴政鎮壓時的悲壯，而非關民族。安裕最近撰文指出，香港民主傳統根深柢固，民國革命不用說，早在1925年十幾萬香港工人已參加省港大罷工，抗議上海工人被英國巡捕槍殺。但我要說的是，每一代人總有他們那一代的關鍵事件，對於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中出生的香港人來說，那是零三七一，對於八十年末至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那便是05年反世貿、07年天星皇后運動、去年的反高鐵運動以至最近的516 公投，而對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來說，毫無疑問，那是六四。六四事件無疑開啟了晚殖民時期一代年青人的公民意識，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搖籃。
六四，其實不只是六四
但六四的意義，僅限於天安門清場前的全國民主運動，以及六四當晚及往後的血腥鎮壓和大搜捕嗎？記得07 年到上海參與一個集合了中港台三地文化研究學者與研究生的會議，會後搞手之一陳光興教授屬意各地派出一人，撰文寫出對於會議上所碰上的地域與文化差異之觀察與反思，文章將刊於《文化研究》學刊上。雖然該小輯最後因為各人的學業與工作而不了了之，但卻促使了我對三地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的發展，作出了深入的思考。我發現，若果把時間往前推，中港台三地的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都是在八十年代萌芽的。在八十年代，三地同時都擁有過一段思想開放的狂時期。雖然，中港台三地的年青人與知識份子通過對外文思想著作的直接閱讀（在香港的，是《號外》、《文化新潮》等刊物；在台灣，是《島嶼邊緣》、《破報》；在中國，則是「走向未來」、「文化?世界與中國」等系列叢書），滿足知識的饑渴，開啟批判思維，關懷家國社會，但更多的人，恐怕是通過三地的中文出版，磨練思考。恰好，公民意識產生的前提，正是批判思維的培育。可以這麼說，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是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化熱與思想啟蒙運動、台灣民間反對與思想運動與香港的文化運動中，而非在課本中，接受公民教育，或為集體公民意識的醒覺，作好準備的。所以，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六四所代表的，其實是整個八十年代中港台三地的思想啟蒙與文化運動。在這一場幅員廣闊的文化運動中，當年對於中國的民主、科學與現代化的種種思考與實踐，於今仍然適切，且逼切。所以，六四不單是一個有待平反與撫平的歷史傷口，它更是有待自遺忘中（再次）解放出力量來的歷史碎片。正如德國大哲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拯救歷史並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解放與救贖。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正正在此。
由六四、七一、天星皇后、反高鐵到516，我看到了一道清晰的系譜，以及歷史的詭計。重訪六四，又豈只是重訪六四呢！
延伸閱讀
查建英著：《八十年代訪談錄》
楊澤編：《狂飆八○——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
呂大樂編：《號外三十》
《島嶼邊緣》網上版：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index.htm
文/小西
大學「政治中立」，為了什麼？
明報
B14 | MP+觀點 | 讀者來函 2010-06-05
大學「政治中立」，為了什麼？
中文大學管理層否決了中大學生會申請永久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要求，說堅持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而且得到了29 位高層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一致通過。筆者雖就讀於中大，卻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大學需要「政治中立」？
大學固然有責任保障校內的表達自由，任何人不可以因不同意見便隨便打壓對方。然而，這自由永遠是有限制的。在外國，一些挑起種族仇恨的言論或蓄意傷人的行為便被合理地禁止，為的是「種族共融」和「和平溝通」這兩個大原則。另外，香港的法律雖然也保障言論自由，但說謊以致他人受傷——誹謗——也是法律上禁止的。這些事例也指出了表達自由也不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問題在於限制的理由是否合理。那麼，中大管理層以「政治中立」為由不讓雕像永久放在校園內又是否合理？
新民主女神像是為了紀念89 年確實發生的北京學生運動而建。這雕像除了表達對自由、民主、公義的追求外，也是對六四事件中有學生被殺的史實作見證。那就是說，雕像是一個真相的呈現，並無造假。而它的存在也不會對任何人造成身體上的傷害。作為大學的一分子，我們同意言論自由，為的正是對真理的追求，並希望藉此為人類謀求幸福。任何人只要不傷害別人，又以真實的資料表達意見時，我們不但不應阻礙，而且應該鼓勵。如果只因為政治上敏感，便拒絕一件見證歷史的藝術品在校園內擺放，恐怕難以言之成理。當然，只符合「真實」和「不傷他人」的條件不足以讓藝術品永久留在中大，要理解大學為何應該容許永久擺放，我們需要再思大學的身分及其功能。
「政治中立」是對大學的一種侮辱
大學作為一個追求真相的地方，卻在真相面前擺出「政治中立」的牌匾，非但不是風浪中的保命符，更是對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一種侮辱。只有那些財力有限的民間組織，在面對政權的壓迫時，才有資格說「政治中立」，為的只是在不受政府打壓下服務市民。然而，一個財雄勢大、制度上相對地自主、以追求真相服務市民的大學組織，在六四事件上面對國家不斷地嘗試消滅21年前的真相，哪有資格說什麼「中立」！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篇》）這句說話中，有三句是中文大學其中兩間書院的院訓。可能有人輕佻地說： 「現在誰理會這些道德理想？」然而，這不等於中大便沒有理由堅持這些理想。一所大學，不是什麼價值都不提倡便是好，而是應該問什麼的價值是一所大學理應強調的。公帑資助的中大，有特別的責任為市民對當權者說出真相。如果大學的「政治中立」等於「認同暴力鎮壓學生」、等於「不承認歷史真相」、等於「嘲笑無權力的人民」的話，大學便永遠不應該說什麼「政治中立」。這是大學應有的性格，也是中文大學傳統獨有的性格。因此，請中大管理層不要一錯再錯，讓「新民女」永久地安放於校園吧。
一名中大學生
B14 | MP+觀點 | 讀者來函 2010-06-05
大學「政治中立」，為了什麼？
中文大學管理層否決了中大學生會申請永久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要求，說堅持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而且得到了29 位高層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一致通過。筆者雖就讀於中大，卻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大學需要「政治中立」？
大學固然有責任保障校內的表達自由，任何人不可以因不同意見便隨便打壓對方。然而，這自由永遠是有限制的。在外國，一些挑起種族仇恨的言論或蓄意傷人的行為便被合理地禁止，為的是「種族共融」和「和平溝通」這兩個大原則。另外，香港的法律雖然也保障言論自由，但說謊以致他人受傷——誹謗——也是法律上禁止的。這些事例也指出了表達自由也不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問題在於限制的理由是否合理。那麼，中大管理層以「政治中立」為由不讓雕像永久放在校園內又是否合理？
新民主女神像是為了紀念89 年確實發生的北京學生運動而建。這雕像除了表達對自由、民主、公義的追求外，也是對六四事件中有學生被殺的史實作見證。那就是說，雕像是一個真相的呈現，並無造假。而它的存在也不會對任何人造成身體上的傷害。作為大學的一分子，我們同意言論自由，為的正是對真理的追求，並希望藉此為人類謀求幸福。任何人只要不傷害別人，又以真實的資料表達意見時，我們不但不應阻礙，而且應該鼓勵。如果只因為政治上敏感，便拒絕一件見證歷史的藝術品在校園內擺放，恐怕難以言之成理。當然，只符合「真實」和「不傷他人」的條件不足以讓藝術品永久留在中大，要理解大學為何應該容許永久擺放，我們需要再思大學的身分及其功能。
「政治中立」是對大學的一種侮辱
大學作為一個追求真相的地方，卻在真相面前擺出「政治中立」的牌匾，非但不是風浪中的保命符，更是對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一種侮辱。只有那些財力有限的民間組織，在面對政權的壓迫時，才有資格說「政治中立」，為的只是在不受政府打壓下服務市民。然而，一個財雄勢大、制度上相對地自主、以追求真相服務市民的大學組織，在六四事件上面對國家不斷地嘗試消滅21年前的真相，哪有資格說什麼「中立」！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篇》）這句說話中，有三句是中文大學其中兩間書院的院訓。可能有人輕佻地說： 「現在誰理會這些道德理想？」然而，這不等於中大便沒有理由堅持這些理想。一所大學，不是什麼價值都不提倡便是好，而是應該問什麼的價值是一所大學理應強調的。公帑資助的中大，有特別的責任為市民對當權者說出真相。如果大學的「政治中立」等於「認同暴力鎮壓學生」、等於「不承認歷史真相」、等於「嘲笑無權力的人民」的話，大學便永遠不應該說什麼「政治中立」。這是大學應有的性格，也是中文大學傳統獨有的性格。因此，請中大管理層不要一錯再錯，讓「新民女」永久地安放於校園吧。
一名中大學生
「六四」的雙重效應——從「富士康」跳樓事件談起
明報
B14 | MP+觀點 2010-06-05
「六四」的雙重效應——從「富士康」跳樓事件談起
在「六四」21 周年前夕，深圳「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引起了中國和世界的關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會出現在一家企業，在幾個月內，接二連三地發生工人跳樓自殺事件。這不僅是「富士康」工人的苦難，而且是中國的苦難，中華民族的苦難！
「富士康」在深圳地區建廠，是1988 年的事。1989 年「六四」一聲槍響，把馬克思主義送出了中國。「六四」加速了東歐的變革， 「六四」後半年的「11·9」，柏林牆倒塌。蘇聯、中國、東歐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富士康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中國大陸獲得了迅猛發展。
低工資低人權的大環境
對中國來說，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空前大發展，外資、台資、港資大量進入中國大陸，與大陸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2008 年富士康一年總出口額達556 億美元，就是台資、外資與60 萬勞動力結合的產物。與馬克思所譴責的19 世紀的「老資本主義」在表面上不同， 「富士康」為工人提供了「高樓大廈」的生活條件，但「富士康」把工人極為嚴格地束縛在「流水線」上，在中國低工資、低保障、低人權的大環境下，這才使「富士康」每一個勞動力平均每年可以為「富士康」出口創造近10 萬美元的產值，使中國GDP 獲得高速增長。
富士康跳樓事件不只是富士康的事，首先是中國的事。今天的中國明明實行的是資本主義，中國官方偏偏要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有中國承認現在實行的是資本主義，而且是19 世紀的、被馬克思譴責的「老資本主義」，中國政府才能認真解決「老資本主義」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每一個勞動力平均每年為「富士康」出口增加10 萬美元的產值。富士康在台灣做不到這點，在歐美也做不到，只有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做得到。在「富士康」嶄新的高樓大廈下，掩蓋的是一個老而又老的19 世紀的資本主義。今天歐美的資本主義已經在許多方面不同於「老資本主義」，中國如果不正視現實，不去革除「老資本主義」的弊端，富士康事件就會層出不窮地發生。
21 年「掩耳盜鈴」的後果
從「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到， 「六四」對中國來說，有「雙重效應」，一是把馬克思主義趕出了中國，使中國完完全全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開始了經濟起飛。二是「六四」21 年不翻案，中國21 年沒有正義、不講正義。「六四大屠殺」涉及中國「最高權力更迭」，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想「掩耳盜鈴」，中國就成了不講正義、沒有公正、沒有陽光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就像嶄新的高樓大廈一樣，掩蓋高樓大廈中人民的種種苦難。
「六四」也一樣， 「六四」明明是一場「大屠殺」，中國今天的領導人就是「不承認」。他們不知道，天安門母親21 年的苦難，與富士康工人的苦難、農民工的苦難、訪民的苦難都不是美國的苦難，不是日本的苦難，而是中國的苦難。打壓、鎮壓、高壓有什麼用呢？中國的領導人為什麼不站在整個中國、整個中華民族的立場上想一想，如何緩解、減少、消除我們中國人的苦難呢？（寫於六四前夕）
作者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六四時被指為幕後黑手，六四後逃亡海外，現居於美國
嚴家祺
B14 | MP+觀點 2010-06-05
「六四」的雙重效應——從「富士康」跳樓事件談起
在「六四」21 周年前夕，深圳「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引起了中國和世界的關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會出現在一家企業，在幾個月內，接二連三地發生工人跳樓自殺事件。這不僅是「富士康」工人的苦難，而且是中國的苦難，中華民族的苦難！
「富士康」在深圳地區建廠，是1988 年的事。1989 年「六四」一聲槍響，把馬克思主義送出了中國。「六四」加速了東歐的變革， 「六四」後半年的「11·9」，柏林牆倒塌。蘇聯、中國、東歐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富士康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中國大陸獲得了迅猛發展。
低工資低人權的大環境
對中國來說，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空前大發展，外資、台資、港資大量進入中國大陸，與大陸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2008 年富士康一年總出口額達556 億美元，就是台資、外資與60 萬勞動力結合的產物。與馬克思所譴責的19 世紀的「老資本主義」在表面上不同， 「富士康」為工人提供了「高樓大廈」的生活條件，但「富士康」把工人極為嚴格地束縛在「流水線」上，在中國低工資、低保障、低人權的大環境下，這才使「富士康」每一個勞動力平均每年可以為「富士康」出口創造近10 萬美元的產值，使中國GDP 獲得高速增長。
富士康跳樓事件不只是富士康的事，首先是中國的事。今天的中國明明實行的是資本主義，中國官方偏偏要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有中國承認現在實行的是資本主義，而且是19 世紀的、被馬克思譴責的「老資本主義」，中國政府才能認真解決「老資本主義」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每一個勞動力平均每年為「富士康」出口增加10 萬美元的產值。富士康在台灣做不到這點，在歐美也做不到，只有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做得到。在「富士康」嶄新的高樓大廈下，掩蓋的是一個老而又老的19 世紀的資本主義。今天歐美的資本主義已經在許多方面不同於「老資本主義」，中國如果不正視現實，不去革除「老資本主義」的弊端，富士康事件就會層出不窮地發生。
21 年「掩耳盜鈴」的後果
從「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到， 「六四」對中國來說，有「雙重效應」，一是把馬克思主義趕出了中國，使中國完完全全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開始了經濟起飛。二是「六四」21 年不翻案，中國21 年沒有正義、不講正義。「六四大屠殺」涉及中國「最高權力更迭」，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想「掩耳盜鈴」，中國就成了不講正義、沒有公正、沒有陽光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就像嶄新的高樓大廈一樣，掩蓋高樓大廈中人民的種種苦難。
「六四」也一樣， 「六四」明明是一場「大屠殺」，中國今天的領導人就是「不承認」。他們不知道，天安門母親21 年的苦難，與富士康工人的苦難、農民工的苦難、訪民的苦難都不是美國的苦難，不是日本的苦難，而是中國的苦難。打壓、鎮壓、高壓有什麼用呢？中國的領導人為什麼不站在整個中國、整個中華民族的立場上想一想，如何緩解、減少、消除我們中國人的苦難呢？（寫於六四前夕）
作者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六四時被指為幕後黑手，六四後逃亡海外，現居於美國
嚴家祺
給2030
明報
B14 | MP+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6-05
給2030
啟智：親愛的，還好嗎？你現在在哪？是否仍留在大學任教，默默用餘溫感染學生？還是早已角色互換，坐在立法會內被當日的街頭戰友包圍咒罵？更有可能的，是你已經對香港政治心灰意冷，早已移民他國重新做人。
老朋友，無論你身在何方，可否答應我，這天到天安門廣場走走。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六四事件已經41周年了。我無法想像，到了那一天，八九民運仍未平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已經到了沒有迴轉餘地的路口，接下來是崩塌傾倒還是鳳凰涅槃，你比我清楚。如果長安街上的八九民運紀念牌經已修成，請你為我在上面獻上一朵小花，謝謝。
為什麼要寫信給20 年後的你？因為20 年前的你做過一齣短片，叫《一些關於時間的思考》。你說，孫中山從成立興中會到推翻滿清也只用了17 年的時間；然而香港從《基本法》頒布的那天起算，用了20 年也還未「準備好」要普選。早陣子還有人說，美國實現普選權也用了近200 年，香港的普選進程不算過慢！噢，拜託，美國平權的最大障礙是奴隸制度遺留下來的問題。難道香港的功能組別與奴隸制度類同，也要用200 年來處理？要比較，不如回到華人社會去比較：從蔣經國解除台灣戒嚴，到前總統陳水扁被判終身監禁，前後只用了22 年的時間。
憂港人失去對未來的希望
收到信的你，應該不止一次在香港的特首選舉中投票。對於香港達成普選，我本來並不擔心。我擔心的，是香港人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如果變成那樣，有或沒有普選便不再是最重要的那條問題。
據說，殖民地的港人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因而沒有歷史感。我們會要求子女學游泳鋼琴拉丁舞和非洲鼓來「裝備自己」，會在他們做第一份兼職之前便要加入保險計劃，卻忘記了讓他們憧憬未來。我們很難想像，香港的中學生會像日本的中學生一樣，在畢業禮上忍淚水唱出《信敬啟者給15 歲的你》。自在九七以前，我們就流行信奉夾縫論述，700 萬人齊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妻子說，如果香港的中學畢業生在學校禮堂千人合唱《飛砂風中轉》，大概會合適得多。
八九民運的紀念活動一年又一年的辦下去，固然有其原來的價值。令人憂慮的，卻是傳媒似乎更關注各式的建制打壓會減低還是增加參加的人數。記住過去，其實是為了迎接未來。我希望，從維園回來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超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那種水平，不要只管和專制政治「鬥長命」，而從日常生活當中思考未來，打拼未來。畢竟，就算我們不為未來思考，明天還是會準時來到，我們還是要承擔後果。今天如果我們選擇目光狹短，20 年後的世界就會付出代價。
20 年會累積一些怎樣的瘀血
最近我有幸在檀香山參與戰爭紀念日的活動，和數萬人在黃昏的海灘看上千艘寫上祝願、點起燭光的紙船飄浮出海。在這個二次大戰的主戰場，由日本的神道教祭司在夏威夷土著的歌聲中為陣亡的美國士兵祝福，這就叫做和諧。今天我們為了眼前的統治需要，天天6 時半在電視宣傳淺薄低俗的國族主義，荒謬地把中國扭曲成筷子與毛筆字。如是者再過20 年，會為社會累積一些怎樣的瘀血，為日後的香港當一個貨真價實的世界城市帶來一些怎樣的困難，我不想知道。
曾經有人和我說過，歷史終究是美麗的，我們還是歡喜地走下去。20 年後的老朋友，請告訴我這不只是一句漂亮的口號。
啟智2010 年
梁啟智
B14 | MP+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6-05
給2030
啟智：親愛的，還好嗎？你現在在哪？是否仍留在大學任教，默默用餘溫感染學生？還是早已角色互換，坐在立法會內被當日的街頭戰友包圍咒罵？更有可能的，是你已經對香港政治心灰意冷，早已移民他國重新做人。
老朋友，無論你身在何方，可否答應我，這天到天安門廣場走走。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六四事件已經41周年了。我無法想像，到了那一天，八九民運仍未平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已經到了沒有迴轉餘地的路口，接下來是崩塌傾倒還是鳳凰涅槃，你比我清楚。如果長安街上的八九民運紀念牌經已修成，請你為我在上面獻上一朵小花，謝謝。
為什麼要寫信給20 年後的你？因為20 年前的你做過一齣短片，叫《一些關於時間的思考》。你說，孫中山從成立興中會到推翻滿清也只用了17 年的時間；然而香港從《基本法》頒布的那天起算，用了20 年也還未「準備好」要普選。早陣子還有人說，美國實現普選權也用了近200 年，香港的普選進程不算過慢！噢，拜託，美國平權的最大障礙是奴隸制度遺留下來的問題。難道香港的功能組別與奴隸制度類同，也要用200 年來處理？要比較，不如回到華人社會去比較：從蔣經國解除台灣戒嚴，到前總統陳水扁被判終身監禁，前後只用了22 年的時間。
憂港人失去對未來的希望
收到信的你，應該不止一次在香港的特首選舉中投票。對於香港達成普選，我本來並不擔心。我擔心的，是香港人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如果變成那樣，有或沒有普選便不再是最重要的那條問題。
據說，殖民地的港人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因而沒有歷史感。我們會要求子女學游泳鋼琴拉丁舞和非洲鼓來「裝備自己」，會在他們做第一份兼職之前便要加入保險計劃，卻忘記了讓他們憧憬未來。我們很難想像，香港的中學生會像日本的中學生一樣，在畢業禮上忍淚水唱出《信敬啟者給15 歲的你》。自在九七以前，我們就流行信奉夾縫論述，700 萬人齊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妻子說，如果香港的中學畢業生在學校禮堂千人合唱《飛砂風中轉》，大概會合適得多。
八九民運的紀念活動一年又一年的辦下去，固然有其原來的價值。令人憂慮的，卻是傳媒似乎更關注各式的建制打壓會減低還是增加參加的人數。記住過去，其實是為了迎接未來。我希望，從維園回來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超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那種水平，不要只管和專制政治「鬥長命」，而從日常生活當中思考未來，打拼未來。畢竟，就算我們不為未來思考，明天還是會準時來到，我們還是要承擔後果。今天如果我們選擇目光狹短，20 年後的世界就會付出代價。
20 年會累積一些怎樣的瘀血
最近我有幸在檀香山參與戰爭紀念日的活動，和數萬人在黃昏的海灘看上千艘寫上祝願、點起燭光的紙船飄浮出海。在這個二次大戰的主戰場，由日本的神道教祭司在夏威夷土著的歌聲中為陣亡的美國士兵祝福，這就叫做和諧。今天我們為了眼前的統治需要，天天6 時半在電視宣傳淺薄低俗的國族主義，荒謬地把中國扭曲成筷子與毛筆字。如是者再過20 年，會為社會累積一些怎樣的瘀血，為日後的香港當一個貨真價實的世界城市帶來一些怎樣的困難，我不想知道。
曾經有人和我說過，歷史終究是美麗的，我們還是歡喜地走下去。20 年後的老朋友，請告訴我這不只是一句漂亮的口號。
啟智2010 年
梁啟智
為取消紅酒稅，乾杯！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杜大衛 2010-06-04
為取消紅酒稅，乾杯！
10 年前，當時的工商局副局長蔡瑩璧宣稱香港可以成為亞洲葡萄酒貿易中心時，工商界對此說法嗤之以鼻。
我記不起蔡瑩璧是不是一個易於沾沾自喜的人，但即使上星期她有那麼一點自鳴得意的話，我會原諒她。自去年超越倫敦後，香港已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葡萄酒市場，僅次於紐約。今年，我們可能會有20個葡萄酒拍賣會和4 到5 個葡萄酒展覽會。上周末，美國主要的優質葡萄酒拍賣商Acker Merrall & Condit在兩日內便出售了總值1.52 億港元的高級葡萄酒，這是有史以來在亞洲舉行的最大葡萄酒拍賣會，也是世界第二大的葡萄酒拍賣會。單在上星期五一晚，一個愛好葡萄酒的朋友就收到17 個葡萄酒品嘗晚宴的邀請。2006 年香港葡萄酒進口總額為9100 萬美元，到2009 年香港葡萄酒進口總額急增5 倍達到4.9 億美元。
中環建自動扶手電梯令地區轉化
小而簡單的主意就是最好，這就是最好的例證。財政司長曾俊華在2008 年2 月的預算案表明將不再對葡萄酒徵稅，也就說香港將會失去約4 億港元稅收，然而它帶來的經濟回報則是數以億計的生意及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
另一個小而簡單主意的最好例子，就是中環至半山區自動扶手電梯。這決定給我們帶來了兩年的混亂和困擾，用了納稅人數百萬元，但20 年後我們有了一個地區的轉化。曾經滿街都是破舊打印店的地區，現在卻有數以百計的餐館、酒吧、服裝店和精品店。政府一個小小的投資激發了龐大的私人投資和數以十億計的經濟價值。
倘若自動扶手電梯的回報已是這樣龐大，那麼，葡萄酒就更加不得了。400 年來，英國一直是具領導地位的葡萄酒貿易中心，它擁有4 個主要葡萄酒存儲公司。香港在2007 年已有5 個，至今增至19 個，它們所受的質量控制和法律規管都超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許多人一定覺得這種轉變是個奇蹟。畢竟，早在上世紀80 年代，香港人對葡萄酒的認識不會比咖啡多，豪門晚宴上祝酒用的是干邑。這轉變究竟從何而來？一方面，香港要感謝其殖民地歷史。大量外籍人士多年來不但一直保留了對飲用葡萄酒的強烈興趣，還會將花紅投資在優質葡萄酒上。幾十年來，以外籍人士為主的葡萄酒市場核心已逐漸被本地愛好品酒的富裕華人取代，而這些華人在優質葡萄酒的投資上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個令人生畏的聲譽。現時全球有15%至20%的高級葡萄酒相信是為香港居民所擁有。
撤銷了葡萄酒稅，曾俊華也就是容許了這群人把他們在倫敦或紐約的葡萄酒窖搬回家。
當然，由於移民海外人士紛紛從澳洲、美國和英國等地回流，同時帶來了西方的品味。過去10 年，本地對美味而非重於賣弄豪氣的葡萄酒消費正穩步上升（主要是紅葡萄酒，佔本地葡萄酒銷售80%以上）。數以千計在中環商業區打滾和那些每當太陽落山便會走到蘭桂坊到蘇豪的「華人雅皮士（chuppies）」，把葡萄酒的消費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創千計就業機會億計經濟效益
當本地葡萄酒消費量上升，對經濟的刺激是巨大的。儘管仍然未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但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和數以億計的經濟效益還是要算上的。單以拍賣行而言，所有世界一流的拍賣行都在香港設有辦事處，每年舉行3 至6 個拍賣會。如果你留意到AckerMerrall & Condit 上星期舉行的葡萄酒拍賣會中免費為顧客提供的香檳的數量，你便會明白它為香港高級酒店帶來何等豐厚的利潤。上星期在灣仔會展舉行的第六屆亞太區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覽會有840 家酒莊和1000 專業葡萄酒買家出席，只要算一算參展者住宿酒店和用膳的所需的費用，不難算出單是這次酒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當然，還有進口、運輸和葡萄酒儲存等服務所帶來的收益。
最重要是「中國因素」
更重要的仍然是對本地飲酒文化的轉變。似乎每間自覺是國際級的餐廳，每個月都最少舉辦一個品酒晚宴，品嘗葡萄酒課程就如瑜伽教室那樣激增。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當然是「中國因素」。香港作為葡萄酒中心的未來不單在於本地的需求，而是中國這個潛在市場。愈來愈多在香港舉辦的優質葡萄酒拍賣會投標人都是來自中國，而數字肯定會繼續增加。
兩年前，當曾俊華取消葡萄酒稅，我相信他是有信心得可償失的，但未必預見所帶來的爆發性效益。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批評政府猶豫不決，或做錯決定，卻忘記了讚揚他們所做的好決定。取消葡萄酒稅肯定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就讓我們在這裏為政府作出一個好決定，以及蔡瑩璧10 年前勇敢面對商界的嘲笑，乾杯。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杜大衛：取消葡萄酒稅肯定是財政司長曾俊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A30 | MP+觀點 | By 杜大衛 2010-06-04
為取消紅酒稅，乾杯！
10 年前，當時的工商局副局長蔡瑩璧宣稱香港可以成為亞洲葡萄酒貿易中心時，工商界對此說法嗤之以鼻。
我記不起蔡瑩璧是不是一個易於沾沾自喜的人，但即使上星期她有那麼一點自鳴得意的話，我會原諒她。自去年超越倫敦後，香港已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葡萄酒市場，僅次於紐約。今年，我們可能會有20個葡萄酒拍賣會和4 到5 個葡萄酒展覽會。上周末，美國主要的優質葡萄酒拍賣商Acker Merrall & Condit在兩日內便出售了總值1.52 億港元的高級葡萄酒，這是有史以來在亞洲舉行的最大葡萄酒拍賣會，也是世界第二大的葡萄酒拍賣會。單在上星期五一晚，一個愛好葡萄酒的朋友就收到17 個葡萄酒品嘗晚宴的邀請。2006 年香港葡萄酒進口總額為9100 萬美元，到2009 年香港葡萄酒進口總額急增5 倍達到4.9 億美元。
中環建自動扶手電梯令地區轉化
小而簡單的主意就是最好，這就是最好的例證。財政司長曾俊華在2008 年2 月的預算案表明將不再對葡萄酒徵稅，也就說香港將會失去約4 億港元稅收，然而它帶來的經濟回報則是數以億計的生意及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
另一個小而簡單主意的最好例子，就是中環至半山區自動扶手電梯。這決定給我們帶來了兩年的混亂和困擾，用了納稅人數百萬元，但20 年後我們有了一個地區的轉化。曾經滿街都是破舊打印店的地區，現在卻有數以百計的餐館、酒吧、服裝店和精品店。政府一個小小的投資激發了龐大的私人投資和數以十億計的經濟價值。
倘若自動扶手電梯的回報已是這樣龐大，那麼，葡萄酒就更加不得了。400 年來，英國一直是具領導地位的葡萄酒貿易中心，它擁有4 個主要葡萄酒存儲公司。香港在2007 年已有5 個，至今增至19 個，它們所受的質量控制和法律規管都超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許多人一定覺得這種轉變是個奇蹟。畢竟，早在上世紀80 年代，香港人對葡萄酒的認識不會比咖啡多，豪門晚宴上祝酒用的是干邑。這轉變究竟從何而來？一方面，香港要感謝其殖民地歷史。大量外籍人士多年來不但一直保留了對飲用葡萄酒的強烈興趣，還會將花紅投資在優質葡萄酒上。幾十年來，以外籍人士為主的葡萄酒市場核心已逐漸被本地愛好品酒的富裕華人取代，而這些華人在優質葡萄酒的投資上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個令人生畏的聲譽。現時全球有15%至20%的高級葡萄酒相信是為香港居民所擁有。
撤銷了葡萄酒稅，曾俊華也就是容許了這群人把他們在倫敦或紐約的葡萄酒窖搬回家。
當然，由於移民海外人士紛紛從澳洲、美國和英國等地回流，同時帶來了西方的品味。過去10 年，本地對美味而非重於賣弄豪氣的葡萄酒消費正穩步上升（主要是紅葡萄酒，佔本地葡萄酒銷售80%以上）。數以千計在中環商業區打滾和那些每當太陽落山便會走到蘭桂坊到蘇豪的「華人雅皮士（chuppies）」，把葡萄酒的消費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創千計就業機會億計經濟效益
當本地葡萄酒消費量上升，對經濟的刺激是巨大的。儘管仍然未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但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和數以億計的經濟效益還是要算上的。單以拍賣行而言，所有世界一流的拍賣行都在香港設有辦事處，每年舉行3 至6 個拍賣會。如果你留意到AckerMerrall & Condit 上星期舉行的葡萄酒拍賣會中免費為顧客提供的香檳的數量，你便會明白它為香港高級酒店帶來何等豐厚的利潤。上星期在灣仔會展舉行的第六屆亞太區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覽會有840 家酒莊和1000 專業葡萄酒買家出席，只要算一算參展者住宿酒店和用膳的所需的費用，不難算出單是這次酒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當然，還有進口、運輸和葡萄酒儲存等服務所帶來的收益。
最重要是「中國因素」
更重要的仍然是對本地飲酒文化的轉變。似乎每間自覺是國際級的餐廳，每個月都最少舉辦一個品酒晚宴，品嘗葡萄酒課程就如瑜伽教室那樣激增。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當然是「中國因素」。香港作為葡萄酒中心的未來不單在於本地的需求，而是中國這個潛在市場。愈來愈多在香港舉辦的優質葡萄酒拍賣會投標人都是來自中國，而數字肯定會繼續增加。
兩年前，當曾俊華取消葡萄酒稅，我相信他是有信心得可償失的，但未必預見所帶來的爆發性效益。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批評政府猶豫不決，或做錯決定，卻忘記了讚揚他們所做的好決定。取消葡萄酒稅肯定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就讓我們在這裏為政府作出一個好決定，以及蔡瑩璧10 年前勇敢面對商界的嘲笑，乾杯。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杜大衛：取消葡萄酒稅肯定是財政司長曾俊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重溫梁超《愛國論》 ——紀念「六四」21 周年
明報
A29 | MP+觀點 | 觀點 | By 程翔 2010-06-04
重溫梁啟超《愛國論》 ——紀念「六四」21 周年
今年是「六四」21 周年。今年的紀念活動，雖然遭到21 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可幸的是，薪火相傳，新一代的愛國青年正在茁壯成長，香港人將一如既往，秉持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精神，把這個全國最自由的地方，打造成中國的良心。
在「六四」21 周年的時刻，重溫近代史上蒙大師梁超在1899 年寫的《愛國論》（註1），十分有意義，因為他在100 多年前的觀點，到今天仍然很有現實意義。
「愛國不等同愛朝廷」
《愛國論》的一個最主要觀點是「愛國不等同愛朝廷」。他說：
「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焉……」
正因為國家不等同於朝廷，故「愛國不等同愛朝程翔廷」其理甚明。不唯此也，正因為兩者的不同，故「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即是說，批評執政當局，正是為了愛國。梁超說：
「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梁超這番話還帶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朝廷執掌國家政權有一個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對此非常贊成，他對此句的批註是：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註2）
為什麼說梁超100 年前寫的《愛國論》到今天仍然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看到今天香港政壇上充斥荒謬的「愛國」等於「愛黨」或者「愛國」必須同時又「愛黨」的言論。凡是批評中共的，都被視為「不愛國」甚至「賣國」。去年就曾經有人在報章上刊登《香港再出發》的宣言，裏面就遮遮掩掩的論述為什麼愛國就必須同時又愛黨。連中共都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話，就由一些無恥政客羞羞答答地代它說出來。所以梁超關於「愛國」的蒙思想，到今天仍然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對國內來說，這種蒙就更加迫切，因為直到今天，竟有人因重申梁超這個100 年前的舊話而罹罪。2010 年4 月11 日《南方都市報》歷史評論版編輯朱蒂因為編發在該版的歷史評論《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遭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勒令停職處理。朱蒂發給朋友的短訊說：南都上周歷史評論版我編發的《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終於事發。我被停職了，汪作批示，省裏要求問責，我上黑名單了。出事的文章關鍵的一句話是： 「國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愛國變成愛朝廷，甚至變成愛領袖——君主。」真想不到早在100 年前由梁超批倒的歪理，到今天還有這麼頑固的生命力，更想不到100 年前梁超能說出來的道理，今天重複了一下就惹禍上身，這是否說明今天的中國比100 年前的中國還要更專制？
「愛國必興民權」
《愛國論》另一個重要觀點是「愛國必興民權」。梁超說：
「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梁超所指的民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權，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在梁超看來，愛國與人權，不但不對立，甚且是相輔相成。要講「愛國」，必須從尊重「人權」做起。他又說：
「民權、自由之義，放諸四海而皆准，俟諸百世而不惑。」
又說：
「民權不必待數千年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五洲而悉唯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
今天有些人不但把愛國與人權對立起來，更動輒以所謂「國情不同論」來抗拒普世價值，以繼續其「一黨專政」的統治。這些人應該看看百年前的蒙巨人是如何看待愛國與人權的關係的。
在歪理橫行的今天，讀一下梁超的《愛國論》，確實是一貼醒腦劑，有利於撇除被植入腦中的歪理。當局在推動「愛國教育」時，是否應該也把梁超的《愛國論》列入必修課程？
註1：載《梁超全集》（第二卷，270 頁），北京出版社出版1999 年
註2：見韶山紀念館典藏毛澤東讀《新民叢報》（第四號）時的批註
A29 | MP+觀點 | 觀點 | By 程翔 2010-06-04
重溫梁啟超《愛國論》 ——紀念「六四」21 周年
今年是「六四」21 周年。今年的紀念活動，雖然遭到21 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可幸的是，薪火相傳，新一代的愛國青年正在茁壯成長，香港人將一如既往，秉持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精神，把這個全國最自由的地方，打造成中國的良心。
在「六四」21 周年的時刻，重溫近代史上蒙大師梁超在1899 年寫的《愛國論》（註1），十分有意義，因為他在100 多年前的觀點，到今天仍然很有現實意義。
「愛國不等同愛朝廷」
《愛國論》的一個最主要觀點是「愛國不等同愛朝廷」。他說：
「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焉……」
正因為國家不等同於朝廷，故「愛國不等同愛朝程翔廷」其理甚明。不唯此也，正因為兩者的不同，故「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即是說，批評執政當局，正是為了愛國。梁超說：
「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梁超這番話還帶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朝廷執掌國家政權有一個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對此非常贊成，他對此句的批註是：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註2）
為什麼說梁超100 年前寫的《愛國論》到今天仍然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看到今天香港政壇上充斥荒謬的「愛國」等於「愛黨」或者「愛國」必須同時又「愛黨」的言論。凡是批評中共的，都被視為「不愛國」甚至「賣國」。去年就曾經有人在報章上刊登《香港再出發》的宣言，裏面就遮遮掩掩的論述為什麼愛國就必須同時又愛黨。連中共都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話，就由一些無恥政客羞羞答答地代它說出來。所以梁超關於「愛國」的蒙思想，到今天仍然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對國內來說，這種蒙就更加迫切，因為直到今天，竟有人因重申梁超這個100 年前的舊話而罹罪。2010 年4 月11 日《南方都市報》歷史評論版編輯朱蒂因為編發在該版的歷史評論《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遭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勒令停職處理。朱蒂發給朋友的短訊說：南都上周歷史評論版我編發的《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終於事發。我被停職了，汪作批示，省裏要求問責，我上黑名單了。出事的文章關鍵的一句話是： 「國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愛國變成愛朝廷，甚至變成愛領袖——君主。」真想不到早在100 年前由梁超批倒的歪理，到今天還有這麼頑固的生命力，更想不到100 年前梁超能說出來的道理，今天重複了一下就惹禍上身，這是否說明今天的中國比100 年前的中國還要更專制？
「愛國必興民權」
《愛國論》另一個重要觀點是「愛國必興民權」。梁超說：
「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梁超所指的民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權，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在梁超看來，愛國與人權，不但不對立，甚且是相輔相成。要講「愛國」，必須從尊重「人權」做起。他又說：
「民權、自由之義，放諸四海而皆准，俟諸百世而不惑。」
又說：
「民權不必待數千年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五洲而悉唯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
今天有些人不但把愛國與人權對立起來，更動輒以所謂「國情不同論」來抗拒普世價值，以繼續其「一黨專政」的統治。這些人應該看看百年前的蒙巨人是如何看待愛國與人權的關係的。
在歪理橫行的今天，讀一下梁超的《愛國論》，確實是一貼醒腦劑，有利於撇除被植入腦中的歪理。當局在推動「愛國教育」時，是否應該也把梁超的《愛國論》列入必修課程？
註1：載《梁超全集》（第二卷，270 頁），北京出版社出版1999 年
註2：見韶山紀念館典藏毛澤東讀《新民叢報》（第四號）時的批註
「六四」—— 誰輸了道理，就輸掉一切！
明報
A29 | MP+觀點 | By 劉銳紹 2010-06-04
「六四」—— 誰輸了道理，就輸掉一切！
一年容易又「六四」。每年今日，我都感到一陣冷、一陣熱。冷的是，每年都會出現一些冷風，要吹熄「六四」的燭光；熱的是，這一點點「六四」的燭光，始終沒有被冷風吹熄，仍然繼續發光發熱。
今年是「六四」21 周年，論敏感度和熱度，不如去年「六四」20 周年。但是，港府兩度拿走支聯會擺放在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並帶走支聯會多名成員，卻馬上令今年的「六四」升溫。
此外，新民主女神像的作者陳維明被拒來港。這一切，似乎又在有意無意之間為今年「六四」的溫度再加一點熱。也許這不是指令者和策劃者的原意，但卻是實實在在、不折不扣的效果。
從這些行動令人聯想到在過去21 年裏，紀念「六四」的背後其實隱隱貫穿一條線，就是記憶與忘懷的較量、真理與歪理的比併、良知與奴性的對決。幸好，21 年來的結果都證明了一點：誰輸了道理，就輸掉一切。
警方道理身段雙輸
以港府兩度拿走民主女神像為例，當局初時使用食環署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已令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人們無法想像，民主女神像是一尊嚴肅的、靜止的雕塑，怎樣能跟娛樂扯上關係？而且，當局過去一直沒有禁止擺放民主女神像，為什麼今年卻突然採取行動？難道背後要宣示某種信息？
其後，警方出手把民主女神像帶走，並向支聯會「恩威並施」。先是要求支聯會簽署文件，承認「犯法」，並承諾以後不會再犯；對方拒絕後，警方才「皇恩大赦」，願意讓民主女神像提早一天移到維多利亞公園擺放。警方還說「理解支聯會有迫切需求取回雕塑」，才同意發還。其實，這只是一種自知理虧、又恐怕引發更嚴重後果，繼而尋求下台階的做法。道理硬不來，只有把身段軟下來。結果，道理和身段雙輸，更令人懷疑警方有時候也會淪為政治的工具。
不少人認為，有關方面不可能不意識到這樣的行動充滿政治性，斷不會是食環署和警方就可以決定「去馬」？特首在事件中有沒有什麼角色？我不知道答案，但至本文截稿為止，曾蔭權還沒有公開就此事說過一句話，至少沒有澄清他與這次行動沒有關係。
曾蔭權連串決定行動難以解釋
其實，曾蔭權近期的連串決定和行動，不僅令香港政界人士難以解釋，也令內地不少官場人士摸不頭腦。他向余若薇下戰書，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在記者會上表示「尊重」。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 「尊重」一詞經常潛藏另一種含意，就是「既然已經做了，已經無法改變，只有尊重」。當然，曾蔭權毋須在這個問題上請示北京，但卻反映他的判斷和決定未必得到北京的欣賞。
在拿走民主女神像的問題上，不少內地官員和建制派人士也感到困惑。他們說，一般人都明白火上加油的結果，按道理港府不會不懂，但為什麼仍然會發生這樣的事呢？有人還氣言，始作俑者肯定是「無間道」。我想，建制內沒有什麼人有膽量充當「無間道」，也許是捉錯用神居多。
官場的另一種說法是，曾蔭權看見近期中央代表直接與民主派溝通，他既要支持，又擔心港府的角色變得愈來愈淡，於是要尋求表現。今年「六四」期間，新的民主女神像和雕塑運港，是內地有關方面十分關心的問題，也許還暗示過某種「精神」（在中國政治文化中， 「精神」是一種猜謎遊戲，既不是直接的指示，但卻有同樣的威力）。那麼，港府有沒有錯估北京的意思，錯誤領會中央精神，或者收錯料，邀錯功？外界一概不得而知，只能存疑。當然，上述猜測的證據不算充分，但反映了港府已經在市民心中植根的形象——聽話，在很多問題上都北望神州，領會上意。
與此同時，內地官方對「六四」多年來都是噤若寒蟬。每當宣傳部門發現可能與「六四」扯上一絲關係的東西，都馬上刪之，禁之，懲之，罰之。不過，間接引發人民對「六四」記憶的資料，都會間中滲透出來，以前有《人民日報》刊登的「反李鵬詩」，後來又有隱藏「8964」的郵票，今年又有《南方都市報》的「擋坦克漫畫」。在在說明， 「六四」的記憶沒有被洗掉，宣傳部門要封殺，將是徒勞無功。這些現象再一次說明：誰輸了道理，就會輸掉一切。萬望慎而思之。
劉銳紹
A29 | MP+觀點 | By 劉銳紹 2010-06-04
「六四」—— 誰輸了道理，就輸掉一切！
一年容易又「六四」。每年今日，我都感到一陣冷、一陣熱。冷的是，每年都會出現一些冷風，要吹熄「六四」的燭光；熱的是，這一點點「六四」的燭光，始終沒有被冷風吹熄，仍然繼續發光發熱。
今年是「六四」21 周年，論敏感度和熱度，不如去年「六四」20 周年。但是，港府兩度拿走支聯會擺放在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並帶走支聯會多名成員，卻馬上令今年的「六四」升溫。
此外，新民主女神像的作者陳維明被拒來港。這一切，似乎又在有意無意之間為今年「六四」的溫度再加一點熱。也許這不是指令者和策劃者的原意，但卻是實實在在、不折不扣的效果。
從這些行動令人聯想到在過去21 年裏，紀念「六四」的背後其實隱隱貫穿一條線，就是記憶與忘懷的較量、真理與歪理的比併、良知與奴性的對決。幸好，21 年來的結果都證明了一點：誰輸了道理，就輸掉一切。
警方道理身段雙輸
以港府兩度拿走民主女神像為例，當局初時使用食環署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已令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人們無法想像，民主女神像是一尊嚴肅的、靜止的雕塑，怎樣能跟娛樂扯上關係？而且，當局過去一直沒有禁止擺放民主女神像，為什麼今年卻突然採取行動？難道背後要宣示某種信息？
其後，警方出手把民主女神像帶走，並向支聯會「恩威並施」。先是要求支聯會簽署文件，承認「犯法」，並承諾以後不會再犯；對方拒絕後，警方才「皇恩大赦」，願意讓民主女神像提早一天移到維多利亞公園擺放。警方還說「理解支聯會有迫切需求取回雕塑」，才同意發還。其實，這只是一種自知理虧、又恐怕引發更嚴重後果，繼而尋求下台階的做法。道理硬不來，只有把身段軟下來。結果，道理和身段雙輸，更令人懷疑警方有時候也會淪為政治的工具。
不少人認為，有關方面不可能不意識到這樣的行動充滿政治性，斷不會是食環署和警方就可以決定「去馬」？特首在事件中有沒有什麼角色？我不知道答案，但至本文截稿為止，曾蔭權還沒有公開就此事說過一句話，至少沒有澄清他與這次行動沒有關係。
曾蔭權連串決定行動難以解釋
其實，曾蔭權近期的連串決定和行動，不僅令香港政界人士難以解釋，也令內地不少官場人士摸不頭腦。他向余若薇下戰書，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在記者會上表示「尊重」。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 「尊重」一詞經常潛藏另一種含意，就是「既然已經做了，已經無法改變，只有尊重」。當然，曾蔭權毋須在這個問題上請示北京，但卻反映他的判斷和決定未必得到北京的欣賞。
在拿走民主女神像的問題上，不少內地官員和建制派人士也感到困惑。他們說，一般人都明白火上加油的結果，按道理港府不會不懂，但為什麼仍然會發生這樣的事呢？有人還氣言，始作俑者肯定是「無間道」。我想，建制內沒有什麼人有膽量充當「無間道」，也許是捉錯用神居多。
官場的另一種說法是，曾蔭權看見近期中央代表直接與民主派溝通，他既要支持，又擔心港府的角色變得愈來愈淡，於是要尋求表現。今年「六四」期間，新的民主女神像和雕塑運港，是內地有關方面十分關心的問題，也許還暗示過某種「精神」（在中國政治文化中， 「精神」是一種猜謎遊戲，既不是直接的指示，但卻有同樣的威力）。那麼，港府有沒有錯估北京的意思，錯誤領會中央精神，或者收錯料，邀錯功？外界一概不得而知，只能存疑。當然，上述猜測的證據不算充分，但反映了港府已經在市民心中植根的形象——聽話，在很多問題上都北望神州，領會上意。
與此同時，內地官方對「六四」多年來都是噤若寒蟬。每當宣傳部門發現可能與「六四」扯上一絲關係的東西，都馬上刪之，禁之，懲之，罰之。不過，間接引發人民對「六四」記憶的資料，都會間中滲透出來，以前有《人民日報》刊登的「反李鵬詩」，後來又有隱藏「8964」的郵票，今年又有《南方都市報》的「擋坦克漫畫」。在在說明， 「六四」的記憶沒有被洗掉，宣傳部門要封殺，將是徒勞無功。這些現象再一次說明：誰輸了道理，就會輸掉一切。萬望慎而思之。
劉銳紹
為何「愈維穩愈不穩」？
明報
B17 | MP+觀點 | By 周舵 2010-06-03
為何「愈維穩愈不穩」？
“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近來，一篇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撰寫）在知識界廣為流傳。該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加，現有的維穩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難以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反倒導致愈維愈亂的惡性循環。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全文見港刊《領導者》總第33 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為核心」這句話！
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本人早在十幾年前提出的「漸進民主論」當中，就強烈主張仿照英國模式，把政治現代化區分為兩個階段， 「先自由、後民主」，即首先要解決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建設，亦即「第一代人權」的切實保障問題，然後才能把民主化即「第二代人權——平等的政治權利」（主要體現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提上日程。這是既能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急迫、最嚴重、人民最不滿的制度弊病，又能避免因「參與爆炸」而導致失控的最優路徑。其間有大量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需要一一澄清，不及細述，請參看拙著《漸進民主論集》中的相關文章。這裏僅以「六四」事件為例，談談為什麼只有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1989 年「六四」導致眾多市民和一些學生無辜死亡的天安門廣場的清場，放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原本是件極其簡單的事情：首先，依法照準大學生和平遊行示威的申請；其次，依法規定遊行的標語口號，起止時間，人數、路線、地點和禁止事項（不得阻塞交通，不得破壞公私財產，不得使用暴力，等等）；第三，警察負責保護依法進行的遊行示威，阻止一切違法言行；不聽勸阻的，警察依照法律授權動用合法限度之內的強制手段——用警棍、水龍、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強行驅散或逮捕。照此辦理，即便有個別人不聽勸阻，幾輛消防車，高壓水龍一就能解決問題，哪會發生大學生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警方無計可施，最終要動用20 萬大軍進京大開殺戒這樣的恐怖悲劇？前總書記趙紫陽所主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試圖把中國引向世界文明國家共同的法治道路，不幸，卻被「4.26」社論的階級鬥爭邏輯誣指為「支持動亂，分裂黨」！
人們不免要問：一個執政長達40 年的黨，怎麼會如此驚人地低能？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處置違法並且不聽勸阻的示威遊行時——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但在中國，警察打人卻一定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為什麼？當前我國失業率猛增，群體性事件勢必隨之高發，政府和警方應當如何處置？
現代法治國家沒有內部敵人
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只有外敵——當它遭受外國侵略時；它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國家內部只有守法∕違法、合法∕非法之分。這個「法」，是按照正義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產生，獲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認可，切實約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權的正義良法。在這個自由憲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為執法部門，其職責就是維護此正義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機構和組織的侵犯，以確保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沒有任何干涉之權；反之，對於侵害公民權益和社會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當然被法律賦予強制之權；違法者如果不聽勸阻，警察就必須視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動用法律嚴格規定的、適宜限度之內的強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和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其背後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惡」，人的「罪性」（sin）：清醒地面對人性的客觀現實，認識到無論在多麼「理想」的情下，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會的可能和衝動；人永遠不是天使，人間注定不會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來馴化和約束每個人。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和人性觀則完全不同。馬克思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和作為普適價值的人權，一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即相對的；所謂「人性惡」只不過是不合理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人性惡。在共產主義天堂降臨之前，人世間就是一個天使（ 「人民」，無產階級）和魔鬼（ 「敵人」，資產階級）殊死搏鬥的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對於魔鬼，對於敵人，那當然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名言），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頂多不過是出於策略考慮，給點「出路」而已；而對於天使，對於「人民」，則是「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兄弟有錯誤，你只能好言規勸， 「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罵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警察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對於敵人，可以濫施暴力，原則上怎麼殘暴都可以；對於人民，則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於極端軟弱無能的尷尬境地。
中共治國理念仍然不是法治
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念，直到現在也仍然不是法治（rule of law），是載入憲法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也就是為什麼1989 年中共保守派要把學生的示威遊行用「4.26 社論」定性為敵我矛盾，把6 月3 日晚間人民群眾阻止軍隊進城的行為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濫用武力予以鎮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比警察更尷尬的也許是各級地方官員。當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他們首先必須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這裏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做判斷的足夠信息和時間，更沒有充分的授權，尤其是絕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軟就是太硬，可謂「動輒得咎」。這就充分說明， 「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要以憲法和其他法律莊嚴承諾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項公民自由權利，並以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切實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在內——如果剝奪或侵害這些自由權利，就要受到法律的嚴肅懲處。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憲法和法律規定， 「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當年10 月31 日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實上這些規定迄今為止仍然遠未落實，公民示威遊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預的民間社團等等行使合法自由權利的申請，在絕大多數情下都根本不被批准，這和當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國家的實際情都構成了極具諷刺性的鮮明對比。這種自195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來持續至今的憲法和法律的虛偽性、欺騙性，憲法和法律的紙面規定與權力機關實施法律的實際完全脫節的情，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和政府置於執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聖性、嚴肅性蕩然無存，以至於到了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文本抗議對他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侵害時，不但毫無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這種執政黨和政府執法犯法的局面如果聽其繼續下去，哪一個中國人的人身安全和其他自由權利能有根本保障？這樣一個建立在制度性的謊言和欺騙基礎上的國家，從何建立基本誠信？遍佈中華大地，花樣百出的假冒偽劣怎麼可能得到遏制？我們這個有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將會淪落到何等卑劣的可恥境地？
中共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
20 年來，我從未停止過對「六四」慘劇的沉重反思。追究責任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汲取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我一直在自問，那種迄今為止仍然普遍流行的，正∕邪二分的道德譴責——中國共產黨人，至少是他們的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他們注定了要幹邪惡之事——能夠解釋「六四」這一場民族悲劇的深層原因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誤入歧途的社會
1989 年的中國，是一個無論是執政黨、政府，還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人民大眾，對於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究竟應該如何治理，從觀念、制度、政策到具體行動都極度無知、混沌一片的，誤入歧途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有效治理？1989 年6 月2 日，我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發出的近乎絕望的呼喊「我們沒有敵人」不但不被執政當局接納，反而因「六四」的血腥鎮壓而完全淹沒，社會對立與仇恨反而更加難以消解，社會和諧與和解至今仍然遙不可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因此而埋下了巨大隱患，這不能不令人對於我們這個被仇恨的油蒙了心的民族感到深切憂慮！
那麼，究竟孰令致之？一句話：是那個完全脫離現實，純屬烏托邦幻想的馬克思主義，使共產黨人乃至廣大民眾喪失了基本的常識判斷。馬克思主義是萬惡之源——至少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是如此。這麼說，我看不算過分。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文明異端不僅敵視西方主流文明，敵視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與中華文明和諧中庸的偉大傳統格格不入，我們中國人有什麼理由要去信仰這個西方邪教？把這樣一個如今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政黨還在愚昧信奉的西方邪教奉若神明，卻把自己的祖先和傳統棄之如敝屣， 「愛國主義」還從何說起？
一句話：只有把國人「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的積習引上新一輪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之路，建立法治憲政的普遍共識，才是治本性的維穩之道！【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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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29 | MP+觀點 | By 周舵 20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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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有序、可控的政治現代化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全方位現代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現代化，一定要遵循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各界精英的共識。但是，僅有原則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操作方案，限於篇幅，這裏只能提幾個要點。
核心是權力制衡
1，首先要達成更廣泛、更深入的精英共識，關於改革目標和路徑的基本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從已經完全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鄧小平30 年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有當年現實的必要，但它不應該成為永恆不變的教條。要設法形成「世間沒有永不犯錯的政治家，每個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時代和個人的侷限」這樣的共識，前任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必要一股腦背在後任肩上，認錯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包括「六·四」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決（參看《漸進民主論》「真相與和解」一文）。只有這樣做，執政黨才可能獲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擁戴。
2，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核心是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權力不能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構，必須分開，既相互監督制約，又相互合作。是否「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具體形式並不重要，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深圳正在試行的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都是權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目前至關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和監察權獨立，這是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包括司法腐敗，防止百姓求告無門的治本之道。可以先從司法系統和監察系統的中央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斷它們和地方黨政權力的關係。西方中世紀末期就有了從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審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當作為案件的制度，我們總不能連這個水平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設都沒有！
3，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
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
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多黨競爭下的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兩黨制發育之路——像17 世紀英國從議會中發育出托利黨輝格黨兩黨制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
兩黨制優於分散的多黨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有利於兩個大黨的形成，但不排斥其他小黨獲得一定議席，這樣可以使議會得到更廣泛的代表性。
沒有競爭，一家壟斷，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間精英的合法參政渠道，他們就只能走非法組織的對抗之路。
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否則， 「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縣治則天下治」，全國2700 個縣市得到現代法治憲政的有效治理，國家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證。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精英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盡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
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4，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務官，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這也是保證國家穩定治理，不至於「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黨政分開」的另一層涵義。
5，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 「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
6， 「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由各式各樣民間自組織的志願社團組成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合法有序決策參與、人民利益和意願表達，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
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政治現代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體制疲態畢露大有清末之象
當年「胡溫新政」剛揭幕時，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曾經寄予莫大期望。幾年看下來，這個「新政」卻是承諾多，做得少；口號多，行動少；令人相當失望。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那個權貴惡勢力的百般阻撓。胡溫的改革不論朝哪個方向走，只要觸動了權貴資產階級的利益，都會遭到這個惡勢力的強力阻擊，休想挪動半步。
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國企和金融系統的徹底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究竟能夠依靠哪些力量？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這個改革，還肯為它出力？實在看不出來。照此下去， 「胡溫新政」難免變成「裱糊舊政」——清末改革派大員李鴻章晚年曾發浩嘆，說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個裱糊匠，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塊紙糊上，直到最後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個體制已經疲態畢露，效能愈來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1980 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裏曾經流行一句話：現在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在前頭。——「精英」是指體制內外健康的、建設性的力量， 「痞子」則是體制內外腐朽的、破壞性的力量。「六四」鎮壓之後，精英潰不成軍，痞子惡性瘋長，社會表面上一派繁榮，實際上內裏正在潰爛，所有的「反腐敗」措施不過是「揚湯止沸」，不過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一茬長得更加茂盛。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的步伐要適當加快。開快車要翻車，但是，開慢車也會翻車——你慢慢騰騰，堵大家的路，一定會出來一個壞脾氣、急性子的，把你頂翻到溝裏去。執政者過於保守，歷來是養育極端激進勢力的肥田沃土，這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頭。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終結果，就是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
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妨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一，司法獨立；
二，強制官員申報財產和收入的「陽光法案」；
三，人大對各級政府收支的強有力監督；
四，縣市一級的系統性整體政治體制改革。
無論阻力多大，這幾件大事也一定要盡快提上日程，以「霹靂手段」強有力地貫徹實施下去。如果連這幾件事都拖不辦，那就再也不要奢談什麼改革了，等大亂、大折騰、大清算好了。
歷來的政治領導人當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懷抱改良社會、利國利民的遠大理想，為之奮鬥不息；庸人胸無大志、抱殘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則專以玩弄權術、鞏固權位為能事。所謂「胡溫新政」究竟以哪一種歷史定位載入史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四之四】
周舵
B17 | MP+觀點 | By 周舵 2010-06-03
為何「愈維穩愈不穩」？
“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近來，一篇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撰寫）在知識界廣為流傳。該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加，現有的維穩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難以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反倒導致愈維愈亂的惡性循環。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全文見港刊《領導者》總第33 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為核心」這句話！
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本人早在十幾年前提出的「漸進民主論」當中，就強烈主張仿照英國模式，把政治現代化區分為兩個階段， 「先自由、後民主」，即首先要解決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建設，亦即「第一代人權」的切實保障問題，然後才能把民主化即「第二代人權——平等的政治權利」（主要體現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提上日程。這是既能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急迫、最嚴重、人民最不滿的制度弊病，又能避免因「參與爆炸」而導致失控的最優路徑。其間有大量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需要一一澄清，不及細述，請參看拙著《漸進民主論集》中的相關文章。這裏僅以「六四」事件為例，談談為什麼只有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1989 年「六四」導致眾多市民和一些學生無辜死亡的天安門廣場的清場，放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原本是件極其簡單的事情：首先，依法照準大學生和平遊行示威的申請；其次，依法規定遊行的標語口號，起止時間，人數、路線、地點和禁止事項（不得阻塞交通，不得破壞公私財產，不得使用暴力，等等）；第三，警察負責保護依法進行的遊行示威，阻止一切違法言行；不聽勸阻的，警察依照法律授權動用合法限度之內的強制手段——用警棍、水龍、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強行驅散或逮捕。照此辦理，即便有個別人不聽勸阻，幾輛消防車，高壓水龍一就能解決問題，哪會發生大學生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警方無計可施，最終要動用20 萬大軍進京大開殺戒這樣的恐怖悲劇？前總書記趙紫陽所主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試圖把中國引向世界文明國家共同的法治道路，不幸，卻被「4.26」社論的階級鬥爭邏輯誣指為「支持動亂，分裂黨」！
人們不免要問：一個執政長達40 年的黨，怎麼會如此驚人地低能？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處置違法並且不聽勸阻的示威遊行時——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但在中國，警察打人卻一定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為什麼？當前我國失業率猛增，群體性事件勢必隨之高發，政府和警方應當如何處置？
現代法治國家沒有內部敵人
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只有外敵——當它遭受外國侵略時；它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國家內部只有守法∕違法、合法∕非法之分。這個「法」，是按照正義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產生，獲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認可，切實約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權的正義良法。在這個自由憲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為執法部門，其職責就是維護此正義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機構和組織的侵犯，以確保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沒有任何干涉之權；反之，對於侵害公民權益和社會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當然被法律賦予強制之權；違法者如果不聽勸阻，警察就必須視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動用法律嚴格規定的、適宜限度之內的強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和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其背後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惡」，人的「罪性」（sin）：清醒地面對人性的客觀現實，認識到無論在多麼「理想」的情下，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會的可能和衝動；人永遠不是天使，人間注定不會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來馴化和約束每個人。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和人性觀則完全不同。馬克思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和作為普適價值的人權，一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即相對的；所謂「人性惡」只不過是不合理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人性惡。在共產主義天堂降臨之前，人世間就是一個天使（ 「人民」，無產階級）和魔鬼（ 「敵人」，資產階級）殊死搏鬥的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對於魔鬼，對於敵人，那當然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名言），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頂多不過是出於策略考慮，給點「出路」而已；而對於天使，對於「人民」，則是「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兄弟有錯誤，你只能好言規勸， 「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罵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警察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對於敵人，可以濫施暴力，原則上怎麼殘暴都可以；對於人民，則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於極端軟弱無能的尷尬境地。
中共治國理念仍然不是法治
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念，直到現在也仍然不是法治（rule of law），是載入憲法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也就是為什麼1989 年中共保守派要把學生的示威遊行用「4.26 社論」定性為敵我矛盾，把6 月3 日晚間人民群眾阻止軍隊進城的行為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濫用武力予以鎮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比警察更尷尬的也許是各級地方官員。當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他們首先必須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這裏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做判斷的足夠信息和時間，更沒有充分的授權，尤其是絕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軟就是太硬，可謂「動輒得咎」。這就充分說明， 「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要以憲法和其他法律莊嚴承諾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項公民自由權利，並以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切實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在內——如果剝奪或侵害這些自由權利，就要受到法律的嚴肅懲處。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憲法和法律規定， 「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當年10 月31 日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實上這些規定迄今為止仍然遠未落實，公民示威遊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預的民間社團等等行使合法自由權利的申請，在絕大多數情下都根本不被批准，這和當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國家的實際情都構成了極具諷刺性的鮮明對比。這種自195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來持續至今的憲法和法律的虛偽性、欺騙性，憲法和法律的紙面規定與權力機關實施法律的實際完全脫節的情，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和政府置於執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聖性、嚴肅性蕩然無存，以至於到了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文本抗議對他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侵害時，不但毫無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這種執政黨和政府執法犯法的局面如果聽其繼續下去，哪一個中國人的人身安全和其他自由權利能有根本保障？這樣一個建立在制度性的謊言和欺騙基礎上的國家，從何建立基本誠信？遍佈中華大地，花樣百出的假冒偽劣怎麼可能得到遏制？我們這個有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將會淪落到何等卑劣的可恥境地？
中共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
20 年來，我從未停止過對「六四」慘劇的沉重反思。追究責任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汲取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我一直在自問，那種迄今為止仍然普遍流行的，正∕邪二分的道德譴責——中國共產黨人，至少是他們的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他們注定了要幹邪惡之事——能夠解釋「六四」這一場民族悲劇的深層原因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誤入歧途的社會
1989 年的中國，是一個無論是執政黨、政府，還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人民大眾，對於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究竟應該如何治理，從觀念、制度、政策到具體行動都極度無知、混沌一片的，誤入歧途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有效治理？1989 年6 月2 日，我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發出的近乎絕望的呼喊「我們沒有敵人」不但不被執政當局接納，反而因「六四」的血腥鎮壓而完全淹沒，社會對立與仇恨反而更加難以消解，社會和諧與和解至今仍然遙不可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因此而埋下了巨大隱患，這不能不令人對於我們這個被仇恨的油蒙了心的民族感到深切憂慮！
那麼，究竟孰令致之？一句話：是那個完全脫離現實，純屬烏托邦幻想的馬克思主義，使共產黨人乃至廣大民眾喪失了基本的常識判斷。馬克思主義是萬惡之源——至少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是如此。這麼說，我看不算過分。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文明異端不僅敵視西方主流文明，敵視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與中華文明和諧中庸的偉大傳統格格不入，我們中國人有什麼理由要去信仰這個西方邪教？把這樣一個如今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政黨還在愚昧信奉的西方邪教奉若神明，卻把自己的祖先和傳統棄之如敝屣， 「愛國主義」還從何說起？
一句話：只有把國人「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的積習引上新一輪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之路，建立法治憲政的普遍共識，才是治本性的維穩之道！【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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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29 | MP+觀點 | By 周舵 2010-06-04
標示關鍵字
漸進、有序、可控的政治現代化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全方位現代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現代化，一定要遵循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各界精英的共識。但是，僅有原則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操作方案，限於篇幅，這裏只能提幾個要點。
核心是權力制衡
1，首先要達成更廣泛、更深入的精英共識，關於改革目標和路徑的基本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從已經完全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鄧小平30 年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有當年現實的必要，但它不應該成為永恆不變的教條。要設法形成「世間沒有永不犯錯的政治家，每個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時代和個人的侷限」這樣的共識，前任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必要一股腦背在後任肩上，認錯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包括「六·四」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決（參看《漸進民主論》「真相與和解」一文）。只有這樣做，執政黨才可能獲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擁戴。
2，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核心是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權力不能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構，必須分開，既相互監督制約，又相互合作。是否「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具體形式並不重要，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深圳正在試行的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都是權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目前至關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和監察權獨立，這是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包括司法腐敗，防止百姓求告無門的治本之道。可以先從司法系統和監察系統的中央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斷它們和地方黨政權力的關係。西方中世紀末期就有了從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審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當作為案件的制度，我們總不能連這個水平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設都沒有！
3，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
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
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多黨競爭下的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兩黨制發育之路——像17 世紀英國從議會中發育出托利黨輝格黨兩黨制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
兩黨制優於分散的多黨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有利於兩個大黨的形成，但不排斥其他小黨獲得一定議席，這樣可以使議會得到更廣泛的代表性。
沒有競爭，一家壟斷，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間精英的合法參政渠道，他們就只能走非法組織的對抗之路。
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否則， 「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縣治則天下治」，全國2700 個縣市得到現代法治憲政的有效治理，國家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證。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精英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盡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
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4，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務官，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這也是保證國家穩定治理，不至於「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黨政分開」的另一層涵義。
5，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 「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
6， 「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由各式各樣民間自組織的志願社團組成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合法有序決策參與、人民利益和意願表達，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
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政治現代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體制疲態畢露大有清末之象
當年「胡溫新政」剛揭幕時，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曾經寄予莫大期望。幾年看下來，這個「新政」卻是承諾多，做得少；口號多，行動少；令人相當失望。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那個權貴惡勢力的百般阻撓。胡溫的改革不論朝哪個方向走，只要觸動了權貴資產階級的利益，都會遭到這個惡勢力的強力阻擊，休想挪動半步。
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國企和金融系統的徹底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究竟能夠依靠哪些力量？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這個改革，還肯為它出力？實在看不出來。照此下去， 「胡溫新政」難免變成「裱糊舊政」——清末改革派大員李鴻章晚年曾發浩嘆，說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個裱糊匠，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塊紙糊上，直到最後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個體制已經疲態畢露，效能愈來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1980 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裏曾經流行一句話：現在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在前頭。——「精英」是指體制內外健康的、建設性的力量， 「痞子」則是體制內外腐朽的、破壞性的力量。「六四」鎮壓之後，精英潰不成軍，痞子惡性瘋長，社會表面上一派繁榮，實際上內裏正在潰爛，所有的「反腐敗」措施不過是「揚湯止沸」，不過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一茬長得更加茂盛。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的步伐要適當加快。開快車要翻車，但是，開慢車也會翻車——你慢慢騰騰，堵大家的路，一定會出來一個壞脾氣、急性子的，把你頂翻到溝裏去。執政者過於保守，歷來是養育極端激進勢力的肥田沃土，這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頭。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終結果，就是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
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妨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一，司法獨立；
二，強制官員申報財產和收入的「陽光法案」；
三，人大對各級政府收支的強有力監督；
四，縣市一級的系統性整體政治體制改革。
無論阻力多大，這幾件大事也一定要盡快提上日程，以「霹靂手段」強有力地貫徹實施下去。如果連這幾件事都拖不辦，那就再也不要奢談什麼改革了，等大亂、大折騰、大清算好了。
歷來的政治領導人當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懷抱改良社會、利國利民的遠大理想，為之奮鬥不息；庸人胸無大志、抱殘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則專以玩弄權術、鞏固權位為能事。所謂「胡溫新政」究竟以哪一種歷史定位載入史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四之四】
周舵
2010年6月2日 星期三
在限制中突破政改困局
明報
B13 | MP+觀點 | By 方志恒 2010-06-02
在限制中突破政改困局
經過幾個月來的角力，中央、特區政府及溫和民主派各自的立場、訴求及顧慮，其實已經清楚不過。要打破困局，實際上只剩下兩個「突破口」：
一、增加2012 年改革的民主成分；
二、就2017 年特首普選、2020 年立法會普選作出原則性表述。
但要達成共識，困難在於任何對現有政改方案的修改，始終受制兩大憲制規限：2012 年改革，不可以超出2007 年人大決定的框架（即直選議員與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而對終極普選的任何表述，不能夠觸及具體選舉模式，否則將違反「政改五部曲」程序。
要解開死結，需要各方發揮政治智慧，在上述限制之中盡量擴大改革空間，否則溫和民主派將被迫否決政改，造成北京、港府、民主派及巿民的全輸局面。
全面倍增2012 年改革的步伐
特區政府一直宣稱，現時政改方案建議增加5 席直選、5 席區議會互選，已經是2007 年人大決定下最大幅度的民主改革。但政治是創造可能的藝術，憲制規限即使不能踰越，也不能夠輕率地扼殺任何改善現有方案的空間。
要擴大民主成分，最有效的做法，正是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建議的「區議員提名、全民投票」模式。這個建議的創新之處，在於結合了功能組別的基本原素、又大大增加了選舉的民主成分：這種選舉模式之所以可被視為功能組別，是因為它建基於特定的組織（即區議會），而候選人必須是區議員（或相關人士）及得到區議員提名，並非是真正「普及而平等」的直選；但另一方面，候選人在取得提名後由巿民投票產生，則可以實現「一人兩票」，民主成分毋庸置疑。
即使北京堅持這個建議過於大膽，仍然有另一個完全符合人大決定、但也有實質進步成分的建議——就是將現時政府建議的增加5 席直選、5 席區議會互選，全面倍增至各增加10 席。這個建議百分之一百符合人大決定，亦順應特區政府的改革邏輯，只不過是以更大的力度去推動改革，從而令29 個傳統功能組別議席的比例，大幅下降至36%，而直選加區議會互選議席則佔近64%，有利於「溝淡」現有功能組別的影響力。
創造各方接受的終極普選表述
至於就終極普選進行原則性表述，在現有憲制規限下，其實亦有不少空間。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經提出「建設性歧義」（constructive ambiguity）的外交談判策略，意思是當談判雙方面對重大爭議，而問題無法立即完全解決時，可以透過創造一些原則性字句，令雙方可以從協議中各取所需、各自演繹，從而避免談判即時破裂，並且為日後徹底解決爭議，換取時間及空間。「建設性歧義」早被廣泛運用於政治談判，一些重要的政治協議例如1972 年《中美上海公報》、1993 年《以巴奧斯陸和平協議》及1998 年《北愛貝爾法斯特協議》等，都有利用到這種策略去促成各方共識。
當前政改的核心爭議，正在於如何調和各方在終極普選上的不同立場：泛民主派要求中央交代終極普選模式，以確保雙普選「貨真價實」；但中央及特區政府則堅持「政改五部曲」，拒絕在現階段就決定普選的具體方法。突破困局的唯一出路，就是以「建設性歧義」的手法，去表述未來普選的基本原則：
特首普選：中央可說明「2017 年行政長官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提名委員會將參照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基本要素包括界別組成及提名程序」。
立法會普選：中央可說明「2020 年立法會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所有議席的選舉模式均需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
上述的原則性表述，好處是不會觸及終極普選的具體方法、因此不會違反「政改五部曲」，但卻可以在2007 年人大決定的基礎上，詮釋雙普選的基本框架：2007 年人大決定及喬曉陽講話，曾經分別提及特首普選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行特首選委會的基本要素。假如中央能夠進一步說明所謂「參照基本要素」，是指參照2012 選委會的界別組成及提名程序，便相當於確保2017 特首普選，將保持2012 選委會的提名門檻（即政府現時建議的八分之一），從而就能夠保證未來的特首普選有足夠競爭；而港府在公開文件已多次提及「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例如2007 年《政制發展綠皮書》第15 頁），只要中央進一步說明立法會普選須符合這個原則，則等同宣布現有的傳統功能組別，將會在2020 年壽終正寢。
至於具體的表述形式，可以由特區政府提交報告，請人大常委進一步說明其2007 年決定；當人大作出上述的原則性表述後，再由特區政府將之加入政改決議案的「前言」部分，最後經立法會、特首及人大全方位確認（見筆者2 月16 日《明報》論壇版〈創造路線圖政改尋出路〉）。這種表述方式，相當於全國人大在現有的「政改五部曲」下、就其2007 年決定進行「補充說明」，從而令中央及民主派在不違反各自基本立場的情下，共同制定大家接受的終極普選原則。
中央及特區政府不是三番四次強調有決心推動普選嗎？現在正是時候付諸行動，落實上述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溫和改革。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B13 | MP+觀點 | By 方志恒 2010-06-02
在限制中突破政改困局
經過幾個月來的角力，中央、特區政府及溫和民主派各自的立場、訴求及顧慮，其實已經清楚不過。要打破困局，實際上只剩下兩個「突破口」：
一、增加2012 年改革的民主成分；
二、就2017 年特首普選、2020 年立法會普選作出原則性表述。
但要達成共識，困難在於任何對現有政改方案的修改，始終受制兩大憲制規限：2012 年改革，不可以超出2007 年人大決定的框架（即直選議員與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而對終極普選的任何表述，不能夠觸及具體選舉模式，否則將違反「政改五部曲」程序。
要解開死結，需要各方發揮政治智慧，在上述限制之中盡量擴大改革空間，否則溫和民主派將被迫否決政改，造成北京、港府、民主派及巿民的全輸局面。
全面倍增2012 年改革的步伐
特區政府一直宣稱，現時政改方案建議增加5 席直選、5 席區議會互選，已經是2007 年人大決定下最大幅度的民主改革。但政治是創造可能的藝術，憲制規限即使不能踰越，也不能夠輕率地扼殺任何改善現有方案的空間。
要擴大民主成分，最有效的做法，正是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建議的「區議員提名、全民投票」模式。這個建議的創新之處，在於結合了功能組別的基本原素、又大大增加了選舉的民主成分：這種選舉模式之所以可被視為功能組別，是因為它建基於特定的組織（即區議會），而候選人必須是區議員（或相關人士）及得到區議員提名，並非是真正「普及而平等」的直選；但另一方面，候選人在取得提名後由巿民投票產生，則可以實現「一人兩票」，民主成分毋庸置疑。
即使北京堅持這個建議過於大膽，仍然有另一個完全符合人大決定、但也有實質進步成分的建議——就是將現時政府建議的增加5 席直選、5 席區議會互選，全面倍增至各增加10 席。這個建議百分之一百符合人大決定，亦順應特區政府的改革邏輯，只不過是以更大的力度去推動改革，從而令29 個傳統功能組別議席的比例，大幅下降至36%，而直選加區議會互選議席則佔近64%，有利於「溝淡」現有功能組別的影響力。
創造各方接受的終極普選表述
至於就終極普選進行原則性表述，在現有憲制規限下，其實亦有不少空間。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經提出「建設性歧義」（constructive ambiguity）的外交談判策略，意思是當談判雙方面對重大爭議，而問題無法立即完全解決時，可以透過創造一些原則性字句，令雙方可以從協議中各取所需、各自演繹，從而避免談判即時破裂，並且為日後徹底解決爭議，換取時間及空間。「建設性歧義」早被廣泛運用於政治談判，一些重要的政治協議例如1972 年《中美上海公報》、1993 年《以巴奧斯陸和平協議》及1998 年《北愛貝爾法斯特協議》等，都有利用到這種策略去促成各方共識。
當前政改的核心爭議，正在於如何調和各方在終極普選上的不同立場：泛民主派要求中央交代終極普選模式，以確保雙普選「貨真價實」；但中央及特區政府則堅持「政改五部曲」，拒絕在現階段就決定普選的具體方法。突破困局的唯一出路，就是以「建設性歧義」的手法，去表述未來普選的基本原則：
特首普選：中央可說明「2017 年行政長官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提名委員會將參照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基本要素包括界別組成及提名程序」。
立法會普選：中央可說明「2020 年立法會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所有議席的選舉模式均需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
上述的原則性表述，好處是不會觸及終極普選的具體方法、因此不會違反「政改五部曲」，但卻可以在2007 年人大決定的基礎上，詮釋雙普選的基本框架：2007 年人大決定及喬曉陽講話，曾經分別提及特首普選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行特首選委會的基本要素。假如中央能夠進一步說明所謂「參照基本要素」，是指參照2012 選委會的界別組成及提名程序，便相當於確保2017 特首普選，將保持2012 選委會的提名門檻（即政府現時建議的八分之一），從而就能夠保證未來的特首普選有足夠競爭；而港府在公開文件已多次提及「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例如2007 年《政制發展綠皮書》第15 頁），只要中央進一步說明立法會普選須符合這個原則，則等同宣布現有的傳統功能組別，將會在2020 年壽終正寢。
至於具體的表述形式，可以由特區政府提交報告，請人大常委進一步說明其2007 年決定；當人大作出上述的原則性表述後，再由特區政府將之加入政改決議案的「前言」部分，最後經立法會、特首及人大全方位確認（見筆者2 月16 日《明報》論壇版〈創造路線圖政改尋出路〉）。這種表述方式，相當於全國人大在現有的「政改五部曲」下、就其2007 年決定進行「補充說明」，從而令中央及民主派在不違反各自基本立場的情下，共同制定大家接受的終極普選原則。
中央及特區政府不是三番四次強調有決心推動普選嗎？現在正是時候付諸行動，落實上述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溫和改革。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By 周舵
明報
B14 | MP+觀點 | By 周舵 2010-06-02
誰將折騰中國？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 「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鄧小平一再強調「沒有穩定，什麼事都辦不成」；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提出「不折騰」；都很對，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擁護。問題在於，這只是良好願望。要讓願望成為現實，還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診斷來，我們先要診斷出「折騰」的病根何在。
極端主義
早在1993 年，筆者在香港《信報》發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騰中國的東西，一言以蔽之曰「極端主義」。若談「陷阱」，這就是中國現代化最大的陷阱。簡略說來主要有三種：
1.極左，即新毛派。他們討厭改革開放，熱愛普遍貧窮、自由等於零的毛澤東時代，隨時準備開歷史的倒車。不幸的是，在貧富懸殊、貪官橫行天下的當今中國，毛澤東時代對於大批底層民眾確實有強大的魅惑力；加上執政者至今仍然把馬列毛的那一套供奉在神壇上，更讓極左派理直氣壯、有恃無恐。一旦氣候適宜，新毛派趁勢崛起、製造大亂並非天方夜譚。2.極右，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和激進民粹民主。所謂「華盛頓共識」給第三世界開出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藥方的錯誤，已經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當中暴露無遺。這個「新自由主義」並不新，它不過是資本主義原始時期反對政府照顧窮人、忽視社會公平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老調重彈，倒是恰好和中國當前的貧富懸殊頗有一比！激進民粹民主，在主流政治學當中屬於極左，這裏姑且按照「鄧小平理論」定為極右。這是和當今超過100 個大小國家中建立起來的主流民主相對立的另類異端民主。所謂主流民主，是指自由主義的民主——受自由約束的民主，兼顧自由與平等，以自由為目的、視民主為手段的憲政民主，以法治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民主，多數人與少數人、窮人與富人得到平等對待的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激進民粹民主，則是形形色色非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數至上、平等至上，多數人（通常是佔人口多數的窮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的民主，以為只要推翻不民主的、「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壞政府，民主立刻就能實現的盲目樂觀的民主，以激進的、走極端的暴力強制手段追求事事平等、處處平等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民主，仇視、醜化富人，百般讚頌、美化窮人的，被塔爾蒙稱之為「極權主義民主」的馬列主義極左翼所主張的民主。自由民主源於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則源於法國大革命。
3.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和富國強兵，拒斥自由民主，通常帶有強烈反美反西方情緒色彩的極端民族主義，或「新法西斯」。這是當年德、意、日法西斯走過的老路，曾經給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過巨大的災禍。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誡人們，一個沒有自由憲政約束的強大國家絕非人類之福。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憂慮「中國威脅」的原因所在。不建立自由憲政， 「和平崛起」的承諾講得再動聽，也無法令人由衷信服。
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更恐怖的第4 種極端主義出現了，並且正在惡性膨脹中，這就是把極左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法西斯這3 種極端主義集於一身的權貴資本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 「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腐化墮落的官員及子弟親友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權貴資本主義惡勢力的急劇膨脹，是在1989 年「六四」鎮壓之後，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滯，而且從中共十三大路線大幅倒退，從「黨政分開」退回「黨的一元化領導」，一切權力全都集中到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手中，一切監督制衡統統化為烏有，導致「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六四」鎮壓和隨後不久蘇聯解體，共產主義信譽掃地，共產黨人信心崩潰，於是凡手裏有點權的，便抓緊機會拚命撈錢，再把妻兒送往國外，給自己留好退路。
六四鎮壓惡果民族道德靈魂敗壞
「六四」鎮壓的最大惡果，不是表現在那些可見的數據，而是民族道德靈魂的根本性敗壞——整個中國社會理想破滅，正氣遭到致命斫傷， 「仰望星空」成了傻瓜行徑，高尚君子與政權離心離德，鑽營狗苟的庸俗小人一批批鑽進中共隊伍……正所謂「黃鐘棄，瓦釜雷鳴」， 「上下交征利」，惡俗當道、犬儒盛行，發財致富成了唯一的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一切，更給官員們提供了放手貪腐的宏觀微觀環境。近年來，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僱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簡直到了窮凶極惡，肆無忌憚，無所不為的地步！
據官方數據，僅2003 年1 月到2006 年8 月，各級檢察機關查處的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就有67,505 人，而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學者估計，這6 萬多人僅佔貪腐官員總數的5%至20%，實際犯罪人數是這個查處數字的5 至20 倍。
特權家庭的問題
短短20 年間，這個階級非法聚斂了驚人的巨額財富。至2006 年3 月底，中國內地私人財產（不包括境外）超過一億的有3220 人，90%是高幹子女（《遠東經濟評論》，2007.no.4）——當然，也有合法財產混雜其間，不能說100%都是非法取得。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 至90%是高幹子女。一位久居中國的美國官員說得好：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
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佔有70%的財富，而西方國家財富佔有最不平等的美國，是5%的人口佔有60%的財富，比起中國可謂「瞠乎其後」。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0.5，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號稱被中國共產黨唯一、排他、當然地「代表」其利益的廣大人民群眾如果知道了這些事實，心中的怨憤將會以何等破壞性的方式爆發出來，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就是這樣一個急速劣質化的社會，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國模式」、「北京共識」！ 【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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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 ——寫在「六四」事件21周年之際
“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六四」事件21 周年紀念日就要到了。表面上看，執政當局以「拖」字訣處理「六四」遺留問題似乎很有效——當年的當事人除極少數（如本人之輩）外，全都風流雲散，沉默的沉默，順服的順服了；整個社會對於這個極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都淡忘了，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然而，這種以強行封鎖信息，和治標不治本的「裱糊匠」手法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治國之道，在21 世紀這個信息社會和改革開放的大局之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持續的。
一旦信息封鎖失效，給原本不知情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撼、思想混亂以及對於執政者的信心動搖，都會是極其強烈的。為天下計，為民生計，也為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計，這種以「拖」字訣治國的不作為政治都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後得太久，再這樣拖下去，勢必釀成大禍。歷史的殷鑑不遠，切望「胡溫新政」不要重蹈清末新政之覆轍！
所謂「中國模式」
值此「六四」紀念日之際，對於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揣冒昧，特提供我的若干淺見；不敢保證全都正確，只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罷了。
目前仍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世界，引發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全世界極左分子為之歡欣鼓舞，他們以為，這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和自由民主為核心的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走上窮途末路，鼓吹階級仇恨對立、多數窮人的絕對權力、一黨專政和國家統治經濟的極左勢力藉機崛起的大好時機。但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們不但昧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且不懂歷史，竟然不知道早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類似的歷史戲劇就已經上演過了。當時，借全球經濟危機之助，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兩大極權主義強力崛起，一時之間大有蕩平天下之勢，而所謂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好像真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然而，歷史的審判對於這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主義勢力卻極其無情，它們先後被人類普世文明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灰飛煙滅了。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就是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勢」。
要認清大勢，不能看一時的表象，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只能依據系統、全面的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專家學者從大量個案中提煉出的客觀真理，它是無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無疑要比眼前任何個人或群體僅憑個別事例（所謂「特殊國情」）而得出的主觀私見高明深刻不知多少倍！ 「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這特殊性背後卻有共性；看不到特殊表象背後的普遍規律，是一切缺乏科學素養的人的通病。不客氣地說，目前關於「中國模式」的種種喧囂，都不過是某些人昧於大勢的主觀私見而已，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學術」泡沫而已。
以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作為工具分析「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體制不是一般的專制，是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叫做「全能主義」或「極權主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它的許多特徵仍然延續至今，我們不妨把現在的政治體制稱之為「半全能主義」或「後極權主義」。經濟體制方面，則由於產權改革的不徹底，國有成分依然太大（尤其在金融領域），以及良好市場必不可少的法治建設嚴重落後，目前的經濟體制只能叫做「前市場經濟」或「原始資本主義」。因此， 「中國模式」不是別的，就是「後全能政治加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而已。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的雜交品種誠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畸形怪物，但畸形怪物不但可能存在，還有可能表現出某種優勢；然而同時，它所包含的致命的內在缺陷也注定了它的短命結局。
有權就有一切，金錢萬能
有朋友問，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回答說：很簡單， 「有權就有一切」加「金錢萬能」。
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那麼，導致如此鄙俗的價值觀的制度原因是什麼？
如前述， 「中國模式」就是「後全能政治（後極權）+原始資本主義」。後極權是舊時代的遺留；原始資本主義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現象。後極權，意味政權有強大的社會管制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當政權明確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導向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便成為市場經濟之外的，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兩台巨型發動機。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對中外資本的制度性、政策性優惠和激勵，極大地刺激起創業和投資積極性。中國經濟持續30 餘年的高速增長，由此得到制度性解釋。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負面效應和代價。
自由缺失 公平缺失
後極權，意味自由缺失——這裏的「自由」，是指不包括民主權利（平等政治權利）的所謂「第一代人權」，即人身安全與自由保障、私有財產保護、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創業、擇業………等一系列人人應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
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公平缺失——這裏的「公平」，是指「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所定義的，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平等的受教育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權）。「有權就有一切」，是後極權的核心價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約束，這是自由缺失亦即人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金錢萬能」，則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錢的窮人缺少實現基本自由權利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成為公平缺失的制度原因。
各路鼓吹者評價「中國模式」，對於它的優勢，幾乎就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持續30 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若問，這是否值得如此讚美和鼓吹——那就要取決於你的需求層次。
按照當代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經濟利益和物質需求是最基本，亦即必須優先滿足的需求，但同時也是最低級的需求。隨人格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需求會不斷從經濟和物質層次，向愈來愈高的精神層次提升，從安全、歸屬、尊嚴與榮譽，直到最高層次的，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自我實現」，即個人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照此說， 「中國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窮人和窮國最基本亦即最低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的成功模式——僅此而已。它對窮人和窮國的吸引力、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要問的是，這就值得大吹特吹，認為它構成了對於當今文明人類公認的「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甚至成為什麼新的「普世價值」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窮國愈來愈多，那麼，幾乎可以確信， 「中國模式」代表人類的未來。但這真的會發生嗎？特別是在中國？中國和世界都會愈變愈窮？
如果相反，中國愈來愈富裕，中國人的需求層次將會不斷提升，最起碼，首先對於「安全」的需求將會愈來愈強烈。問一問隨便哪個中國人，從平民百姓，到政治局委員，你都會知道，他們目前最大的不滿，就是沒有安全感——就連人身、財產、居住、個人隱私等最最基本的人權都缺乏保障，更不要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了。至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性需求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的耕地私宅動輒被強佔強拆，有了冤情卻無處告訴——法院不受理，即使受理也得不到公正審理；無奈上訪，又被截訪、列入黑名單；發幾條對官員不利的手機短訊或網上信息還要遭牢獄之災，就連身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揭黑幕都會被拘捕……如此日益惡化的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為亂作為的現實，令人感嘆當今中國還不如皇權專制時代，那時，老百姓只要擊鼓鳴冤，大老爺就必須升堂審案，沒有不受理一說；言官可以罵皇帝，可以「風聞議事」（只要聽說官員行為不當，就可以舉發，不實也不受懲處）。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安全感，道德普遍敗壞的政商環境逼得幾乎每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不做行賄、偷稅漏稅或貪污受賄等等違法之事就幾乎無法生存，致使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當今中國 沒有人有真正安全感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拚命向國外移民、轉移財產！香港《太陽報》報道，據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數據，去年僅申報投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人即超過了1000 人，申請往加拿大和澳洲的華人富豪更呈幾何級數增長。文章說， 「富人移民國外，使國民財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國民對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當愈來愈多的富人移民國外，將使中國變成財富空心化，使改革開放30年的財富積累流失掉」。據美國《國際生活雜誌》2010 年全球194 個國家（地區）生活質量報告，中國排名97 位；9 項指標中， 「風險與安全」僅得分57（最高分100）， 「自由」更是低到極其可憐的8 分（見《南方週末》2010.5.27.F32）！這樣一個連基本自由與安全感都沒有，根本不可持續的「模式」，竟然構成了向西方文明主導的「普世價值」的強有力挑戰了嗎？有理由懷疑，那些唱好「中國模式」的西方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是跑到中國來撈一把就走的冒險家，有一天中國天下大亂，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在乎什麼中國的長治久安！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之後的社會制度才是穩定的，正在現代化半途中的體制不可能穩定。僅僅完成了初級和淺層次現代化，人均國民收入不到4000 美元的「中國模式」不是一個穩定系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要麼經過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革，成為現代化的穩定系統，要麼天下大亂，瓦解崩潰。【四之一】
周舵
B14 | MP+觀點 | By 周舵 2010-06-02
誰將折騰中國？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 「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鄧小平一再強調「沒有穩定，什麼事都辦不成」；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提出「不折騰」；都很對，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擁護。問題在於，這只是良好願望。要讓願望成為現實，還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診斷來，我們先要診斷出「折騰」的病根何在。
極端主義
早在1993 年，筆者在香港《信報》發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騰中國的東西，一言以蔽之曰「極端主義」。若談「陷阱」，這就是中國現代化最大的陷阱。簡略說來主要有三種：
1.極左，即新毛派。他們討厭改革開放，熱愛普遍貧窮、自由等於零的毛澤東時代，隨時準備開歷史的倒車。不幸的是，在貧富懸殊、貪官橫行天下的當今中國，毛澤東時代對於大批底層民眾確實有強大的魅惑力；加上執政者至今仍然把馬列毛的那一套供奉在神壇上，更讓極左派理直氣壯、有恃無恐。一旦氣候適宜，新毛派趁勢崛起、製造大亂並非天方夜譚。2.極右，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和激進民粹民主。所謂「華盛頓共識」給第三世界開出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藥方的錯誤，已經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當中暴露無遺。這個「新自由主義」並不新，它不過是資本主義原始時期反對政府照顧窮人、忽視社會公平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老調重彈，倒是恰好和中國當前的貧富懸殊頗有一比！激進民粹民主，在主流政治學當中屬於極左，這裏姑且按照「鄧小平理論」定為極右。這是和當今超過100 個大小國家中建立起來的主流民主相對立的另類異端民主。所謂主流民主，是指自由主義的民主——受自由約束的民主，兼顧自由與平等，以自由為目的、視民主為手段的憲政民主，以法治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民主，多數人與少數人、窮人與富人得到平等對待的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激進民粹民主，則是形形色色非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數至上、平等至上，多數人（通常是佔人口多數的窮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的民主，以為只要推翻不民主的、「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壞政府，民主立刻就能實現的盲目樂觀的民主，以激進的、走極端的暴力強制手段追求事事平等、處處平等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民主，仇視、醜化富人，百般讚頌、美化窮人的，被塔爾蒙稱之為「極權主義民主」的馬列主義極左翼所主張的民主。自由民主源於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則源於法國大革命。
3.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和富國強兵，拒斥自由民主，通常帶有強烈反美反西方情緒色彩的極端民族主義，或「新法西斯」。這是當年德、意、日法西斯走過的老路，曾經給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過巨大的災禍。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誡人們，一個沒有自由憲政約束的強大國家絕非人類之福。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憂慮「中國威脅」的原因所在。不建立自由憲政， 「和平崛起」的承諾講得再動聽，也無法令人由衷信服。
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更恐怖的第4 種極端主義出現了，並且正在惡性膨脹中，這就是把極左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法西斯這3 種極端主義集於一身的權貴資本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 「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腐化墮落的官員及子弟親友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權貴資本主義惡勢力的急劇膨脹，是在1989 年「六四」鎮壓之後，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滯，而且從中共十三大路線大幅倒退，從「黨政分開」退回「黨的一元化領導」，一切權力全都集中到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手中，一切監督制衡統統化為烏有，導致「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六四」鎮壓和隨後不久蘇聯解體，共產主義信譽掃地，共產黨人信心崩潰，於是凡手裏有點權的，便抓緊機會拚命撈錢，再把妻兒送往國外，給自己留好退路。
六四鎮壓惡果民族道德靈魂敗壞
「六四」鎮壓的最大惡果，不是表現在那些可見的數據，而是民族道德靈魂的根本性敗壞——整個中國社會理想破滅，正氣遭到致命斫傷， 「仰望星空」成了傻瓜行徑，高尚君子與政權離心離德，鑽營狗苟的庸俗小人一批批鑽進中共隊伍……正所謂「黃鐘棄，瓦釜雷鳴」， 「上下交征利」，惡俗當道、犬儒盛行，發財致富成了唯一的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一切，更給官員們提供了放手貪腐的宏觀微觀環境。近年來，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僱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簡直到了窮凶極惡，肆無忌憚，無所不為的地步！
據官方數據，僅2003 年1 月到2006 年8 月，各級檢察機關查處的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就有67,505 人，而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學者估計，這6 萬多人僅佔貪腐官員總數的5%至20%，實際犯罪人數是這個查處數字的5 至20 倍。
特權家庭的問題
短短20 年間，這個階級非法聚斂了驚人的巨額財富。至2006 年3 月底，中國內地私人財產（不包括境外）超過一億的有3220 人，90%是高幹子女（《遠東經濟評論》，2007.no.4）——當然，也有合法財產混雜其間，不能說100%都是非法取得。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 至90%是高幹子女。一位久居中國的美國官員說得好：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
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佔有70%的財富，而西方國家財富佔有最不平等的美國，是5%的人口佔有60%的財富，比起中國可謂「瞠乎其後」。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0.5，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號稱被中國共產黨唯一、排他、當然地「代表」其利益的廣大人民群眾如果知道了這些事實，心中的怨憤將會以何等破壞性的方式爆發出來，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就是這樣一個急速劣質化的社會，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國模式」、「北京共識」！ 【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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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 ——寫在「六四」事件21周年之際
“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
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 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 歲，1989 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 年6 月2 日宣布絕食72 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六四」事件21 周年紀念日就要到了。表面上看，執政當局以「拖」字訣處理「六四」遺留問題似乎很有效——當年的當事人除極少數（如本人之輩）外，全都風流雲散，沉默的沉默，順服的順服了；整個社會對於這個極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都淡忘了，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然而，這種以強行封鎖信息，和治標不治本的「裱糊匠」手法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治國之道，在21 世紀這個信息社會和改革開放的大局之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持續的。
一旦信息封鎖失效，給原本不知情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撼、思想混亂以及對於執政者的信心動搖，都會是極其強烈的。為天下計，為民生計，也為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計，這種以「拖」字訣治國的不作為政治都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後得太久，再這樣拖下去，勢必釀成大禍。歷史的殷鑑不遠，切望「胡溫新政」不要重蹈清末新政之覆轍！
所謂「中國模式」
值此「六四」紀念日之際，對於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揣冒昧，特提供我的若干淺見；不敢保證全都正確，只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罷了。
目前仍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世界，引發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全世界極左分子為之歡欣鼓舞，他們以為，這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和自由民主為核心的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走上窮途末路，鼓吹階級仇恨對立、多數窮人的絕對權力、一黨專政和國家統治經濟的極左勢力藉機崛起的大好時機。但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們不但昧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且不懂歷史，竟然不知道早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類似的歷史戲劇就已經上演過了。當時，借全球經濟危機之助，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兩大極權主義強力崛起，一時之間大有蕩平天下之勢，而所謂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好像真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然而，歷史的審判對於這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主義勢力卻極其無情，它們先後被人類普世文明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灰飛煙滅了。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就是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勢」。
要認清大勢，不能看一時的表象，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只能依據系統、全面的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專家學者從大量個案中提煉出的客觀真理，它是無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無疑要比眼前任何個人或群體僅憑個別事例（所謂「特殊國情」）而得出的主觀私見高明深刻不知多少倍！ 「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這特殊性背後卻有共性；看不到特殊表象背後的普遍規律，是一切缺乏科學素養的人的通病。不客氣地說，目前關於「中國模式」的種種喧囂，都不過是某些人昧於大勢的主觀私見而已，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學術」泡沫而已。
以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作為工具分析「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體制不是一般的專制，是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叫做「全能主義」或「極權主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它的許多特徵仍然延續至今，我們不妨把現在的政治體制稱之為「半全能主義」或「後極權主義」。經濟體制方面，則由於產權改革的不徹底，國有成分依然太大（尤其在金融領域），以及良好市場必不可少的法治建設嚴重落後，目前的經濟體制只能叫做「前市場經濟」或「原始資本主義」。因此， 「中國模式」不是別的，就是「後全能政治加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而已。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的雜交品種誠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畸形怪物，但畸形怪物不但可能存在，還有可能表現出某種優勢；然而同時，它所包含的致命的內在缺陷也注定了它的短命結局。
有權就有一切，金錢萬能
有朋友問，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回答說：很簡單， 「有權就有一切」加「金錢萬能」。
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那麼，導致如此鄙俗的價值觀的制度原因是什麼？
如前述， 「中國模式」就是「後全能政治（後極權）+原始資本主義」。後極權是舊時代的遺留；原始資本主義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現象。後極權，意味政權有強大的社會管制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當政權明確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導向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便成為市場經濟之外的，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兩台巨型發動機。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對中外資本的制度性、政策性優惠和激勵，極大地刺激起創業和投資積極性。中國經濟持續30 餘年的高速增長，由此得到制度性解釋。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負面效應和代價。
自由缺失 公平缺失
後極權，意味自由缺失——這裏的「自由」，是指不包括民主權利（平等政治權利）的所謂「第一代人權」，即人身安全與自由保障、私有財產保護、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創業、擇業………等一系列人人應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
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公平缺失——這裏的「公平」，是指「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所定義的，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平等的受教育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權）。「有權就有一切」，是後極權的核心價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約束，這是自由缺失亦即人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金錢萬能」，則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錢的窮人缺少實現基本自由權利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成為公平缺失的制度原因。
各路鼓吹者評價「中國模式」，對於它的優勢，幾乎就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持續30 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若問，這是否值得如此讚美和鼓吹——那就要取決於你的需求層次。
按照當代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經濟利益和物質需求是最基本，亦即必須優先滿足的需求，但同時也是最低級的需求。隨人格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需求會不斷從經濟和物質層次，向愈來愈高的精神層次提升，從安全、歸屬、尊嚴與榮譽，直到最高層次的，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自我實現」，即個人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照此說， 「中國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窮人和窮國最基本亦即最低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的成功模式——僅此而已。它對窮人和窮國的吸引力、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要問的是，這就值得大吹特吹，認為它構成了對於當今文明人類公認的「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甚至成為什麼新的「普世價值」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窮國愈來愈多，那麼，幾乎可以確信， 「中國模式」代表人類的未來。但這真的會發生嗎？特別是在中國？中國和世界都會愈變愈窮？
如果相反，中國愈來愈富裕，中國人的需求層次將會不斷提升，最起碼，首先對於「安全」的需求將會愈來愈強烈。問一問隨便哪個中國人，從平民百姓，到政治局委員，你都會知道，他們目前最大的不滿，就是沒有安全感——就連人身、財產、居住、個人隱私等最最基本的人權都缺乏保障，更不要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了。至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性需求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的耕地私宅動輒被強佔強拆，有了冤情卻無處告訴——法院不受理，即使受理也得不到公正審理；無奈上訪，又被截訪、列入黑名單；發幾條對官員不利的手機短訊或網上信息還要遭牢獄之災，就連身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揭黑幕都會被拘捕……如此日益惡化的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為亂作為的現實，令人感嘆當今中國還不如皇權專制時代，那時，老百姓只要擊鼓鳴冤，大老爺就必須升堂審案，沒有不受理一說；言官可以罵皇帝，可以「風聞議事」（只要聽說官員行為不當，就可以舉發，不實也不受懲處）。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安全感，道德普遍敗壞的政商環境逼得幾乎每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不做行賄、偷稅漏稅或貪污受賄等等違法之事就幾乎無法生存，致使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當今中國 沒有人有真正安全感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拚命向國外移民、轉移財產！香港《太陽報》報道，據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數據，去年僅申報投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人即超過了1000 人，申請往加拿大和澳洲的華人富豪更呈幾何級數增長。文章說， 「富人移民國外，使國民財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國民對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當愈來愈多的富人移民國外，將使中國變成財富空心化，使改革開放30年的財富積累流失掉」。據美國《國際生活雜誌》2010 年全球194 個國家（地區）生活質量報告，中國排名97 位；9 項指標中， 「風險與安全」僅得分57（最高分100）， 「自由」更是低到極其可憐的8 分（見《南方週末》2010.5.27.F32）！這樣一個連基本自由與安全感都沒有，根本不可持續的「模式」，竟然構成了向西方文明主導的「普世價值」的強有力挑戰了嗎？有理由懷疑，那些唱好「中國模式」的西方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是跑到中國來撈一把就走的冒險家，有一天中國天下大亂，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在乎什麼中國的長治久安！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之後的社會制度才是穩定的，正在現代化半途中的體制不可能穩定。僅僅完成了初級和淺層次現代化，人均國民收入不到4000 美元的「中國模式」不是一個穩定系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要麼經過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革，成為現代化的穩定系統，要麼天下大亂，瓦解崩潰。【四之一】
周舵
超越共識迷陣
明報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文字江湖 | By 陳景輝 2010-06-02
超越共識迷陣
政改討論兜兜轉轉，人們被一個含糊不清的字眼拖進迷陣： 「共識」。彷彿大家都在熱衷說同一個字眼，但其實各方所說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謂「共識」，在刻下的討論中至少可歸納為三種。
第一種是「精英共識」，強調如何黏合社會各界的分歧。它的焦點不在「共同體成員中的過半多數」，而在於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例如根據政改五部曲的設計，政府要取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共識」。這展現了一個不分清紅皂白的「共識觀」：人民無法跟功能組別議員在「取消功能組別」的問題上達至「共識」，此一分歧成為拖延普選的理由，此其一；其次是向上仰望的「共識」，如民主黨的新路線般認為，最終決定均繫於如何跟「中央」協調出「共識」；最後是訴諸市民全體的「共識」。政治的首要任務不是往精英或權勢中間尋求共識，而是建構和發掘出人民的集體意願，例如「公投」。廿多年來，統治者常常以前兩種「共識」壓倒後面一種；而民主運動則理應站穩腳根捍衛市民共識，並以各種政治形式（例如集會、遊行或公投） 有效將之呈現。不嫌簡化的說，香港政制爭議的歷史，圍繞的便是這三種共識之間的對抗。
熟知本地政制發展的讀者都知道，自過渡期開始， 「共識」兩字一直是爭議的關鍵。上述三類共識，我們固然可用社會階層來區分，如當權者、工商界別和人民大眾。不過，翻閱歷史，矛盾不一定發生在前兩種和後一種之間，因掌權者也不一定可以成功收編工商界別。話說六四屠城之後的數月，正值《基本法》諮詢最後階段，社會各界，包括工商界和民主派，都在民主進程上達成「共識」（詳情請參考拙文《這是一場關乎時間的戰爭》） 。因此，1989 年的香港可說達到了「社會各團體」間的共識。峰迴路轉的是，當時一些親中人士竟反過來指控，這一竭力尋找共識的行動，背後意圖其實是「拒共」：共識為名，拒共為實。當時有份一同營造各界共識的「中間派」兼親共人士程介南迅即撰文呼，在《共識無罪》一文中寫道： 「如這也是『拒共』，那是否應該選擇『迎共』？」由此看來，在掌權者的眼中，不同共識觀歸根究柢都只關乎一個問題：迎合抑或抗拒？
在那段日子，人們除了致力謀求各界共識之外，民主人士也主張全民投票，以「全民」共識（即沉默大多數）超越「菁英」共識（即各界社會頭面人們或團體之間）或中央主導的政制提案。其中一位親中人士反對全民投票的理由頗堪玩味，他說：要是全民投票出來的公投結果無法叫中方接受，如此尷尬的場面該怎麼辦？再一次說穿了，全民共識與否實屬其次，關鍵在於是否符合中央心意。
我的問題則是：怎樣才能改變中央心意？政治不是請客吃飯，當權派不會在毫無壓力底下讓步。恰恰是上文那一頗堪玩味的理由，同樣可以作為支持公投式共識的根據：突顯中央或特區政話和人民之間的距離，而把問題拋回對方身上： 「如此尷尬，該怎麼辦？」這不過是簡單的政治算術，縱然答案無從保證；否則，墮進仰望式共識的圈套，恐怕只會淹沒了那一真實的距離， 「抗拒」最終被曲解成「歡迎」。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文字江湖 | By 陳景輝 2010-06-02
超越共識迷陣
政改討論兜兜轉轉，人們被一個含糊不清的字眼拖進迷陣： 「共識」。彷彿大家都在熱衷說同一個字眼，但其實各方所說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謂「共識」，在刻下的討論中至少可歸納為三種。
第一種是「精英共識」，強調如何黏合社會各界的分歧。它的焦點不在「共同體成員中的過半多數」，而在於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例如根據政改五部曲的設計，政府要取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共識」。這展現了一個不分清紅皂白的「共識觀」：人民無法跟功能組別議員在「取消功能組別」的問題上達至「共識」，此一分歧成為拖延普選的理由，此其一；其次是向上仰望的「共識」，如民主黨的新路線般認為，最終決定均繫於如何跟「中央」協調出「共識」；最後是訴諸市民全體的「共識」。政治的首要任務不是往精英或權勢中間尋求共識，而是建構和發掘出人民的集體意願，例如「公投」。廿多年來，統治者常常以前兩種「共識」壓倒後面一種；而民主運動則理應站穩腳根捍衛市民共識，並以各種政治形式（例如集會、遊行或公投） 有效將之呈現。不嫌簡化的說，香港政制爭議的歷史，圍繞的便是這三種共識之間的對抗。
熟知本地政制發展的讀者都知道，自過渡期開始， 「共識」兩字一直是爭議的關鍵。上述三類共識，我們固然可用社會階層來區分，如當權者、工商界別和人民大眾。不過，翻閱歷史，矛盾不一定發生在前兩種和後一種之間，因掌權者也不一定可以成功收編工商界別。話說六四屠城之後的數月，正值《基本法》諮詢最後階段，社會各界，包括工商界和民主派，都在民主進程上達成「共識」（詳情請參考拙文《這是一場關乎時間的戰爭》） 。因此，1989 年的香港可說達到了「社會各團體」間的共識。峰迴路轉的是，當時一些親中人士竟反過來指控，這一竭力尋找共識的行動，背後意圖其實是「拒共」：共識為名，拒共為實。當時有份一同營造各界共識的「中間派」兼親共人士程介南迅即撰文呼，在《共識無罪》一文中寫道： 「如這也是『拒共』，那是否應該選擇『迎共』？」由此看來，在掌權者的眼中，不同共識觀歸根究柢都只關乎一個問題：迎合抑或抗拒？
在那段日子，人們除了致力謀求各界共識之外，民主人士也主張全民投票，以「全民」共識（即沉默大多數）超越「菁英」共識（即各界社會頭面人們或團體之間）或中央主導的政制提案。其中一位親中人士反對全民投票的理由頗堪玩味，他說：要是全民投票出來的公投結果無法叫中方接受，如此尷尬的場面該怎麼辦？再一次說穿了，全民共識與否實屬其次，關鍵在於是否符合中央心意。
我的問題則是：怎樣才能改變中央心意？政治不是請客吃飯，當權派不會在毫無壓力底下讓步。恰恰是上文那一頗堪玩味的理由，同樣可以作為支持公投式共識的根據：突顯中央或特區政話和人民之間的距離，而把問題拋回對方身上： 「如此尷尬，該怎麼辦？」這不過是簡單的政治算術，縱然答案無從保證；否則，墮進仰望式共識的圈套，恐怕只會淹沒了那一真實的距離， 「抗拒」最終被曲解成「歡迎」。
發展商半遵守9招12式 只限樓花 議員促立法
明報
A08 | 港聞 2010-06-02
發展商半遵守9招12式 只限樓花 議員促立法
【明報專訊】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早前公開宣布地產建設商會將在昨日推出9招12 式指引，但商會昨日只交一半功課，發出未建成一手樓（樓花）銷售指引，卻沒發出現樓一手樓銷售指引。鄭汝樺昨強調商會原則上同意9 招12 式，惟在執行細節上仍要商討；但有立法會議員質疑發展商根本不想現樓受規管，政府應提出立法規管樓宇銷售。
學者：對政府威望造成衝擊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稱，鄭汝樺的政策未能貫徹落實，不外乎兩個可能，一是政府出招太倉卒，沒深思熟慮，結果執行時出現困難；其二，可能是發展商與政府角力下，政府遇到發展商的反彈。他稱，這兩個可能，都會對政府威望造成衝擊。
鄭汝樺與財政司長曾俊華近幾個月在提出9 招12 式政策時，多次在與發展商開會前率先公布政府的建議和想法，傳出一些發展商私下感到不滿。鄭汝樺上月拒絕大部分地產建設商會的指引反建議，並宣布6 月1 日即昨日有關指引會生效。不過，地建會昨日中午開會後，只發表了有關未建成一手樓的銷售9 招12 式指引，卻稱需要多點時間處理已建成一手樓宇在推行9 招12 式時所衍生的技術和法律問題。
地建會需時處理現樓問題
商會在新聞稿中稱： 「商會原則上同意政府的方向，並正盡全力與運輸及房屋局商討，謀求解決方法。」對於商會延遲發出現樓「9 招12 式」指引，鄭汝樺昨對記者表示，理解商會原則上同意指引的內容，但有些執行細節仍需要與政府商討，她舉例說： 「有些已經建了很久了，譬如已建成20 年的單位，現在只是小量發售，那是不是也應該跟足？」她又稱商會提出一些單位只賣給租客，跟足指引時要如何處理等。
鄭汝樺：理解細節仍需商討
現時政府已將9 招納入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但同意方案無法規管現樓一手樓銷售。民主黨李永達指出，若現樓銷售不受規管，發展商會鑽這個空子。他強調，政府若覺得商會不肯規管現樓，便應考慮立法規管。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則指出，政府一開始便應透過立法去規管樓宇買賣，現時予人感覺是政府包庇發展商。
9 招是多項提升銷售樓宇透明度的措施，例如任何交易的3 天前要公布價單，7 天前要公布售樓書等。12 式則是規管示範單位的標準，包括要有大門、主力牆，以及至少一間交樓標準的清水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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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8 | 港聞 2010-06-02
梁志堅：特別情難依循
對於地產建設商會沒有按照政府的多次宣布，於昨日向會員發出9 招12 式的指引，規管現樓及所有樓花盤，是否屬於不配合政府的舉動，該會執委會副主席梁志堅昨傍晚表示：「怎樣不配合呢！政府講到出口，我們都話跟，不過有一些特別情，點樣有way out（出路），有些會員同我講，我可以怎樣做呢？」
梁志堅稱，這些特殊情，不會太多，但總是有的。例如發展商有一些收租物業，不一定是租客想買，有時投資者會出價想買一、兩個頂層複式， 「那個價是無法拒絕，不能不讓會員出售吧」。他稱，我們都說可以依循新措施，但有些無辦法依循，仍要與政府商討細節。他稱，獨立屋銷售發價單的安排，也屬細節之一。
獨立屋發價單安排待商議
梁志堅又稱，昨日的指引， 「百分百是規管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項目」，非同意方案樓花項目則一如以往，商會鼓勵會員自發跟隨。同意方案項目是指根據地契發展商要政府批出同意書才可預售的項目，非同意方案項目一般為舊樓重建項目，地契毋須地政總署批准更改，樓花預售規限較少。不過，運房局發言人昨回應梁的言論時稱： 「地建會昨發出的指引，是規管所有樓花，包括預售樓花同意方案及非同意方案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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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8 | 港聞 2010-06-02
自置居所諮詢提3問
政府公布資助市民自置居所諮詢的框架，提出3 大關鍵問題，包括應否資助市民置業、應協助哪些人，以及以哪種形式協助，並設了網上討論區和facebook 收集意見。討論區與facebook 的網民意見南轅北轍，前者多人認為政府不應資助置業，後者則有多人留言要求復建居屋及重推置業貸款。
議員質疑引導反對復建居屋
房委會委員民主黨李華明、工聯會黃國健均質疑政府的框架偏頗，想引導市民得出反對復建居屋的結論。民建聯葉國謙則稱政府不想復建居屋已是明示而非暗示。
運輸及房屋局今次沒有如以往諮詢般印刷詳盡諮詢文件，只以powerpoint 的形式將諮詢框架上載互聯網。框架先是提出過去政府資助置業的做法，如居屋、夾屋、首次置業貸款計劃等，並詳述這些計劃的成本。其後框架又提出要考慮的因素，包括對土地資源的影響、資助房屋由籌建至完工所需的時間、可持續性、以及善用公共資源。
這4 個因素均針對建設資助房屋的問題，包括指如果以公屋用地用作興建資助房屋，會令公屋土地供應問題惡化，若以私人土地興建資助房屋，則會削弱市場面對變化的應變能力。框架又質疑資助房屋落成需要5 至7 年時間，不能做一些短期處理「反周期」的措施。框架又提出3 個關鍵問題（詳見下表），分別是應否資助市民置業？應協助什麼人？以哪種形式協助？其中對於資助對象，框架特別提到目標應否定在公屋入息限額以上，並在居屋第二市場或私營住宅市場之間，同時長遠有能力負擔供樓的一群人。
房委成員七成支持建居屋
房委會昨就這文件舉行閉門集思會，有與會者形容，會上21 名發言委員當中，近七成都支持復建居屋，包括個別發展商代表，然而亦有發展商代表認為與其興建資助房屋，不如直接以錢資助市民置業。房委會委員楊倩紅和自由黨方剛均提到興建中產公屋的概念，前者建議租戶在住滿10 年後可購買單位，後者則建議租戶在5 年可取回一定租金金額，在私人市場置業。
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會後強調，政府在這次諮詢中沒有前設立場，願意考慮任何方案，但任何方案均要考慮到土地資源、持續性和穩定性。
A08 | 港聞 2010-06-02
發展商半遵守9招12式 只限樓花 議員促立法
【明報專訊】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早前公開宣布地產建設商會將在昨日推出9招12 式指引，但商會昨日只交一半功課，發出未建成一手樓（樓花）銷售指引，卻沒發出現樓一手樓銷售指引。鄭汝樺昨強調商會原則上同意9 招12 式，惟在執行細節上仍要商討；但有立法會議員質疑發展商根本不想現樓受規管，政府應提出立法規管樓宇銷售。
學者：對政府威望造成衝擊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稱，鄭汝樺的政策未能貫徹落實，不外乎兩個可能，一是政府出招太倉卒，沒深思熟慮，結果執行時出現困難；其二，可能是發展商與政府角力下，政府遇到發展商的反彈。他稱，這兩個可能，都會對政府威望造成衝擊。
鄭汝樺與財政司長曾俊華近幾個月在提出9 招12 式政策時，多次在與發展商開會前率先公布政府的建議和想法，傳出一些發展商私下感到不滿。鄭汝樺上月拒絕大部分地產建設商會的指引反建議，並宣布6 月1 日即昨日有關指引會生效。不過，地建會昨日中午開會後，只發表了有關未建成一手樓的銷售9 招12 式指引，卻稱需要多點時間處理已建成一手樓宇在推行9 招12 式時所衍生的技術和法律問題。
地建會需時處理現樓問題
商會在新聞稿中稱： 「商會原則上同意政府的方向，並正盡全力與運輸及房屋局商討，謀求解決方法。」對於商會延遲發出現樓「9 招12 式」指引，鄭汝樺昨對記者表示，理解商會原則上同意指引的內容，但有些執行細節仍需要與政府商討，她舉例說： 「有些已經建了很久了，譬如已建成20 年的單位，現在只是小量發售，那是不是也應該跟足？」她又稱商會提出一些單位只賣給租客，跟足指引時要如何處理等。
鄭汝樺：理解細節仍需商討
現時政府已將9 招納入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但同意方案無法規管現樓一手樓銷售。民主黨李永達指出，若現樓銷售不受規管，發展商會鑽這個空子。他強調，政府若覺得商會不肯規管現樓，便應考慮立法規管。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則指出，政府一開始便應透過立法去規管樓宇買賣，現時予人感覺是政府包庇發展商。
9 招是多項提升銷售樓宇透明度的措施，例如任何交易的3 天前要公布價單，7 天前要公布售樓書等。12 式則是規管示範單位的標準，包括要有大門、主力牆，以及至少一間交樓標準的清水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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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8 | 港聞 2010-06-02
梁志堅：特別情難依循
對於地產建設商會沒有按照政府的多次宣布，於昨日向會員發出9 招12 式的指引，規管現樓及所有樓花盤，是否屬於不配合政府的舉動，該會執委會副主席梁志堅昨傍晚表示：「怎樣不配合呢！政府講到出口，我們都話跟，不過有一些特別情，點樣有way out（出路），有些會員同我講，我可以怎樣做呢？」
梁志堅稱，這些特殊情，不會太多，但總是有的。例如發展商有一些收租物業，不一定是租客想買，有時投資者會出價想買一、兩個頂層複式， 「那個價是無法拒絕，不能不讓會員出售吧」。他稱，我們都說可以依循新措施，但有些無辦法依循，仍要與政府商討細節。他稱，獨立屋銷售發價單的安排，也屬細節之一。
獨立屋發價單安排待商議
梁志堅又稱，昨日的指引， 「百分百是規管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項目」，非同意方案樓花項目則一如以往，商會鼓勵會員自發跟隨。同意方案項目是指根據地契發展商要政府批出同意書才可預售的項目，非同意方案項目一般為舊樓重建項目，地契毋須地政總署批准更改，樓花預售規限較少。不過，運房局發言人昨回應梁的言論時稱： 「地建會昨發出的指引，是規管所有樓花，包括預售樓花同意方案及非同意方案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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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8 | 港聞 2010-06-02
自置居所諮詢提3問
政府公布資助市民自置居所諮詢的框架，提出3 大關鍵問題，包括應否資助市民置業、應協助哪些人，以及以哪種形式協助，並設了網上討論區和facebook 收集意見。討論區與facebook 的網民意見南轅北轍，前者多人認為政府不應資助置業，後者則有多人留言要求復建居屋及重推置業貸款。
議員質疑引導反對復建居屋
房委會委員民主黨李華明、工聯會黃國健均質疑政府的框架偏頗，想引導市民得出反對復建居屋的結論。民建聯葉國謙則稱政府不想復建居屋已是明示而非暗示。
運輸及房屋局今次沒有如以往諮詢般印刷詳盡諮詢文件，只以powerpoint 的形式將諮詢框架上載互聯網。框架先是提出過去政府資助置業的做法，如居屋、夾屋、首次置業貸款計劃等，並詳述這些計劃的成本。其後框架又提出要考慮的因素，包括對土地資源的影響、資助房屋由籌建至完工所需的時間、可持續性、以及善用公共資源。
這4 個因素均針對建設資助房屋的問題，包括指如果以公屋用地用作興建資助房屋，會令公屋土地供應問題惡化，若以私人土地興建資助房屋，則會削弱市場面對變化的應變能力。框架又質疑資助房屋落成需要5 至7 年時間，不能做一些短期處理「反周期」的措施。框架又提出3 個關鍵問題（詳見下表），分別是應否資助市民置業？應協助什麼人？以哪種形式協助？其中對於資助對象，框架特別提到目標應否定在公屋入息限額以上，並在居屋第二市場或私營住宅市場之間，同時長遠有能力負擔供樓的一群人。
房委成員七成支持建居屋
房委會昨就這文件舉行閉門集思會，有與會者形容，會上21 名發言委員當中，近七成都支持復建居屋，包括個別發展商代表，然而亦有發展商代表認為與其興建資助房屋，不如直接以錢資助市民置業。房委會委員楊倩紅和自由黨方剛均提到興建中產公屋的概念，前者建議租戶在住滿10 年後可購買單位，後者則建議租戶在5 年可取回一定租金金額，在私人市場置業。
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會後強調，政府在這次諮詢中沒有前設立場，願意考慮任何方案，但任何方案均要考慮到土地資源、持續性和穩定性。
司長訪校銷政改又遇柴台 血癌教師「超錯」贈曾俊華
明報
A06 | 港聞 | 政改方案 2010-06-02
司長訪校銷政改又遇柴台 血癌教師「超錯」贈曾俊華
繼政務司長唐英年早前在學校推銷政改方案，遇上教師吳美蘭「柴台」後，財政司長曾俊華亦遭到同一命運。他昨日到順利天主教中學推銷政改時，遇到本身患有血癌的翁志明老師，翁高舉網友把「起錨」改為「超錯」的紙牌，揶揄政改方案不能接受。教師再度「發威」，曾俊華回應時向戴頭巾的翁老師開玩笑說：「我不知道現在的教師可以咁型！」
「勿因目的地分歧不去旅行」
雖然被揶揄政改「拋錨」，曾班子仍堅持落區推銷工作。曾俊華昨午2 時到達順利天主教中學，向師生推銷政改方案。他在致辭時以學校旅行比喻政改， 「不同的同學去目的地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應該尊重程序和大部分同學意願，不能因分歧而寧願不去旅行，最終全班留在班房」。
曾俊華的「旅行論」，即時惹來師生反駁。患有血癌的經濟科教師翁志明，批評政改方案增加功能組別席位，是令問題「複雜化」，將來要取消功能組別時，可能要面對更大阻力。翁隨即舉起印有網民創作的「超錯」紙牌， 「2012 政改方案不是起錨，而是坊間說的『超錯』，all wrong！」全場師生掌聲四起。
翁老師：起錨倘遇海盜寧留港
翁志明更批評，今次的政改方案是有「中國香港特色」， 「如果我們班去旅行是去南非看世界盃，我們的船起錨之後，是途經索馬尼被海盜騎劫，我寧願留在香港『蒲吧』和看電視」。
面對教師的揶揄，曾俊華一臉笑容，更向戴頭巾的翁開玩笑說： 「我不知道現在的教師可以咁型！」他解釋，民主需要循序漸進達成普選，翁再追問普選是否包括功能組別，他只舊調重彈，重複相似答案。
另外，中四陳同學質疑中聯辦多次插手干預香港事務，民主黨及普選聯等先後繞過政府，直接與中聯辦商議政改方案，她向曾俊華問道： 「政府的管治中心究竟在中環還是西環？」曾俊華聞言大為緊張，強調香港的管治權力中心在中環，又重申政改需要經過5部曲，須中央、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三方同意。
曾俊華：讀書拿B已很開心
同場亦有學生提及，早前唐英年以考試成績比喻政改方案，稱拿不到A 也應該接受B，曾俊華笑回應，自稱讀書時只取得B，甚至及格已很開心，但強調凡事要精益求精。他以吸毒青年為例，指他們做錯可以回頭，但香港政制05 年時已原地踏步，不可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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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6 | 港聞 | 特寫 | By 明報記者 2010-06-02
樂觀抗癌 因六四關心時事
第二名就政改方案當面質問政府高官的翁志明老師，今年37 歲，在順利天主教中學執教鞭15 年，主力教授高中經濟科。4年前他發現患上血癌，曾在法國醫院接受治療，07 年在瑪麗醫院接受骨髓移植手術，至今仍需定期覆診。
性格樂觀的翁志明，患病期間未有怨天尤人，更寫下兩本著作《帶血癌在法國流浪》及《帶血癌與瑪麗共舞》，以一字一句細訴抗癌經歷。
今次得悉財政司長曾俊華會到學校演講，翁老師早有準備，手持中六學生打印出來的「超錯」字牌，當面質詢司長。記者問他為何這麼「激」，翁老師答道：「今天站出來說話，我可以說和六四絕對有關係。」
1989 年翁志明就讀中四，看到六四的一幕幕慘象，自此開始關注六四，並年年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 「除了07 年接受骨髓移植手術，躺在病房沒有參加」。平日課堂有充裕時間，任教經濟的他亦會和學生討論時事。
預先知會校長沒遭干預
今次「行動」前，翁志明有預先知會校長，沒有遭校方干預，相信學校亦不會秋後算帳。翁志明認為自己以溫和方式，不喊口號、不打斷曾俊華講話，理性表達自己的看法及疑問。對於今次曾俊華來校宣傳政改方案，他認為對學生有一定作用。「有學生稱留意到曾俊華沒有正面回應，可以起反思作用，也令學生更關注這類議題。」
對於曾俊華的回應，翁志明坦言本身沒有預期他有突破回應，因此不會失望。他認為這事更加證實政府的做法，是令普選變質，扭曲普選意義。「政府不是君子坦蕩蕩，是在不斷議價，但表面又稱對通過方案不樂觀。」明報記者
A06 | 港聞 | 政改方案 2010-06-02
司長訪校銷政改又遇柴台 血癌教師「超錯」贈曾俊華
繼政務司長唐英年早前在學校推銷政改方案，遇上教師吳美蘭「柴台」後，財政司長曾俊華亦遭到同一命運。他昨日到順利天主教中學推銷政改時，遇到本身患有血癌的翁志明老師，翁高舉網友把「起錨」改為「超錯」的紙牌，揶揄政改方案不能接受。教師再度「發威」，曾俊華回應時向戴頭巾的翁老師開玩笑說：「我不知道現在的教師可以咁型！」
「勿因目的地分歧不去旅行」
雖然被揶揄政改「拋錨」，曾班子仍堅持落區推銷工作。曾俊華昨午2 時到達順利天主教中學，向師生推銷政改方案。他在致辭時以學校旅行比喻政改， 「不同的同學去目的地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應該尊重程序和大部分同學意願，不能因分歧而寧願不去旅行，最終全班留在班房」。
曾俊華的「旅行論」，即時惹來師生反駁。患有血癌的經濟科教師翁志明，批評政改方案增加功能組別席位，是令問題「複雜化」，將來要取消功能組別時，可能要面對更大阻力。翁隨即舉起印有網民創作的「超錯」紙牌， 「2012 政改方案不是起錨，而是坊間說的『超錯』，all wrong！」全場師生掌聲四起。
翁老師：起錨倘遇海盜寧留港
翁志明更批評，今次的政改方案是有「中國香港特色」， 「如果我們班去旅行是去南非看世界盃，我們的船起錨之後，是途經索馬尼被海盜騎劫，我寧願留在香港『蒲吧』和看電視」。
面對教師的揶揄，曾俊華一臉笑容，更向戴頭巾的翁開玩笑說： 「我不知道現在的教師可以咁型！」他解釋，民主需要循序漸進達成普選，翁再追問普選是否包括功能組別，他只舊調重彈，重複相似答案。
另外，中四陳同學質疑中聯辦多次插手干預香港事務，民主黨及普選聯等先後繞過政府，直接與中聯辦商議政改方案，她向曾俊華問道： 「政府的管治中心究竟在中環還是西環？」曾俊華聞言大為緊張，強調香港的管治權力中心在中環，又重申政改需要經過5部曲，須中央、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三方同意。
曾俊華：讀書拿B已很開心
同場亦有學生提及，早前唐英年以考試成績比喻政改方案，稱拿不到A 也應該接受B，曾俊華笑回應，自稱讀書時只取得B，甚至及格已很開心，但強調凡事要精益求精。他以吸毒青年為例，指他們做錯可以回頭，但香港政制05 年時已原地踏步，不可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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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6 | 港聞 | 特寫 | By 明報記者 2010-06-02
樂觀抗癌 因六四關心時事
第二名就政改方案當面質問政府高官的翁志明老師，今年37 歲，在順利天主教中學執教鞭15 年，主力教授高中經濟科。4年前他發現患上血癌，曾在法國醫院接受治療，07 年在瑪麗醫院接受骨髓移植手術，至今仍需定期覆診。
性格樂觀的翁志明，患病期間未有怨天尤人，更寫下兩本著作《帶血癌在法國流浪》及《帶血癌與瑪麗共舞》，以一字一句細訴抗癌經歷。
今次得悉財政司長曾俊華會到學校演講，翁老師早有準備，手持中六學生打印出來的「超錯」字牌，當面質詢司長。記者問他為何這麼「激」，翁老師答道：「今天站出來說話，我可以說和六四絕對有關係。」
1989 年翁志明就讀中四，看到六四的一幕幕慘象，自此開始關注六四，並年年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 「除了07 年接受骨髓移植手術，躺在病房沒有參加」。平日課堂有充裕時間，任教經濟的他亦會和學生討論時事。
預先知會校長沒遭干預
今次「行動」前，翁志明有預先知會校長，沒有遭校方干預，相信學校亦不會秋後算帳。翁志明認為自己以溫和方式，不喊口號、不打斷曾俊華講話，理性表達自己的看法及疑問。對於今次曾俊華來校宣傳政改方案，他認為對學生有一定作用。「有學生稱留意到曾俊華沒有正面回應，可以起反思作用，也令學生更關注這類議題。」
對於曾俊華的回應，翁志明坦言本身沒有預期他有突破回應，因此不會失望。他認為這事更加證實政府的做法，是令普選變質，扭曲普選意義。「政府不是君子坦蕩蕩，是在不斷議價，但表面又稱對通過方案不樂觀。」明報記者
辯六四 呂智偉：毋須平反 嚴敏華：可惡又可憐
明報
A05 | 六四21年 | By 何曉勤 2010-06-02
辯六四 呂智偉：毋須平反 嚴敏華：可惡又可憐
去年在《城市論壇》因一句「李卓人派錢令六四變質」，令「80 後」青年呂智偉一舉成名。事隔一年，早前他出席立法會政改公聽會時，再度被青年人圍攻， 「90後」少女嚴敏華更因涉嫌刑事恐嚇他，事件鬧上警局。再談六四，呂智偉堅持對「派錢論」問心無愧，堅持六四毋須平反，更質疑狙擊他的青年「是被社民連利用」；另一邊廂的嚴敏華，則下戰書邀請呂智偉公開對質。當80 後遇上90 後，希望六四是愈辯愈明。明報記者何曉勤
原任職經紀的呂智偉，自從創立青年組織「青年發展網絡」後，便全身投入這項無薪工作，靠積蓄維生。今年29 歲的他，六四當年只有7 歲，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為了解事件，曾不斷翻查當年資料及「過來人」的口述歷史，當中包括李卓人的「派錢事件」， 「當年天安門學生已經撤離廣場，但聽到李卓人派錢，自不然又再聚集」。他直指因為一個李卓人，令整場學生運動的動機變得「不純正」。
指華叔不了解事實
這言論一出，即時惹來強烈反彈，包括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力斥「荒謬」，但呂智偉堅持所說的都是事實： 「不說出來，真相便被埋沒……青年、工人、平民、解放軍也有死，各方面都有傷害，這些都是真的假不了。」對於司徒華，他直指華叔「不了解事實」， 「我欣賞華叔的堅持，但不認同他的觀點」，記者追問是什麼觀點，他就拒絕解釋， 「華叔身體不好，不想刺激他」。
從未赴晚會拒「人云亦云」
呂智偉承認，21 年來都沒有出席過六四燭光晚會， 除了因為「天氣熱」，還有一個理由， 「別人推波是否一定要助瀾？有幾多人是了解事實真相去悼念？我不希望人云亦云、盲目跟隨」。他認為內地首要解決的，是人民溫飽問題，而非追究六四責任。
對於狙擊自己的一班年輕人，包括「90」後代表嚴敏華，呂智偉以一副「無有怕」的表情大聲疾呼： 「如果有人衝住我來，認為我愛中國、幫政府都有錯的人，你來啦！呂智偉等緊你！」
而當日在立法會議事聽窮追呂智偉至門口，因一句「你今日幫共產黨，聽日他們殺你全家」而被拘捕的嚴敏華，今年只得18 歲，是中六學生，亦是社民連成員。
嚴：他愛黨非真正愛國
雖然未親眼目睹過六四事件，但嚴敏華主動追尋六四真相，包括閱讀有關書籍，認為真理就在書本中。「好像《人民不會忘記》這本書，是在六四發生後數月便寫成，由多名親身經歷六四的記者撰寫，難道所有記者都造假、一起圖改歷史？呂智偉說看當年報道得知事件，他看的是什麼報道？」
嚴敏華批評呂智偉的「派錢論」令人憤怒，把可媲美五四運動的愛國民主運動抹黑， 「稍有良知的人都會站在雞蛋一方」，她又形容呂智偉「可惡又可憐」， 「他有愛國心，但只是愛黨而非真正愛國」。
「改善民生需先承認民主」
嚴敏華認為，當年六四即使學生有錯，中共也不應以屠殺手段對付學生。而中國要改善民生問題，首要便是平反六四，承認民主運動。年紀輕輕的她，除了自己尋找真相，也會向身邊一班「不知六四為何事」的同學講解真相。「我向他們說出事實，要在他們心中埋下種子。」小妮子如是說。
拜師林瑞麟vs.赴台學抗爭
從政夢兩端走
雖然呂智偉與嚴敏華在六四、政改的立場上南轅北轍，但有別於一般年輕人，他們都勇於在公開場合發表政見， 亦有興趣走上從政路。呂智偉直言，希望獲得政府「垂青」委任為政治助理，他更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為偶像；而加入社民連的嚴敏華則有意到台灣讀政治，了解當年民進黨如何抗爭， 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呂盼獲委任政治助理
自稱為「愛國召集人」的呂智偉說，他發表政見並非近年的事，早在2000 年只得19 歲，便曾在街頭舌戰當時參加立法會補選的余若薇。被問到會否參選區議會或立法會，他說會順心而行，他說過去有建制派政黨（否認是民建聯）向他招手，但他都婉拒邀請： 「入了政黨不能只代表自己發聲。」
呂智偉說， 如果「有得揀」，他最希望獲政府委任為年薪過百萬的政治助理，希望向林瑞麟「拜師」：「他雖然與萬人為敵，但仍能堅持己見，希望可以有幸跟隨他左右！」
嚴：我的本錢是青春
走抗爭路線的嚴敏華，去年曾為支聯會當義工，後來加入社民連。家人起初反對她入黨，她便帶媽媽到立法會「反高鐵」現場，看到一班年輕人做「苦行憎」跪求政府，深深打動嚴媽媽，自始非常鼓勵女兒參與社運，更母女二人一起到《城市論壇》「搶咪」。
現時就讀中六的嚴敏華表示，考慮過將來從政，並計劃到台灣修讀政治，學習政黨如何打選戰， 「好像民進黨如何透過美麗島事件打破台灣封閉？如何挑戰國民黨多年來的一黨專政？」嚴敏華表示，對於自己身處於有理想、有言論空間的地方感到十分幸運，會繼續為民主發聲， 「年輕人有的本錢是青春， 我沒有什麼可以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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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5 | 六四21年 | 特稿 2010-06-02
六四雕塑藝術家 陳維明來港闖關被扣留
幾經爭取，警方終於在六四晚會前「釋放」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不過創作這兩件藝術品的美籍華裔藝術家陳維明昨晚被入境人員扣留，陳氏透過電話向記者表示，入境人員稱要等候上級指示才知道是否准許他入境，但他估計成功機會甚微。入境處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指所有入境申請均依據法律、既定政策和每宗個案的情，個別考慮及作決定。陳維明早前曾為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造像。
「來參與六四活動察看雕塑」
本報記者昨晚在機場禁區守候陳維明。他乘坐由東京來港MH911 航班，於晚上約11 時抵港，記者上前與他相認，告訴他新民主女神像已獲「釋放」的消息。陳聞言感到很開心，認為是民主的勝利，因為兩個雕塑都是藝術品。他表示，此行希望來港參與六四活動，並「來看一看雕塑是否有損」。
查證件後帶進房驅趕記者
陳維明抵港約45 分鐘，在記者陪伴下辦理入境手續。不過，記者發現入境大堂除了陳、與他同行的人及記者外，沒有其他任何乘客入境，空無一人的大堂卻開了10 個櫃位，每個櫃位都有數名職員把守，氣氛緊張。職員查閱陳維明的證件約10 分鐘後，將他帶進房間，他被帶走時一面茫然，表示不明為何不能入境，質疑「香港不是法治地區嗎？」在場其他10 多名職員不停攔阻本報記者及攝記拍照，最後更把他們趕離禁區。
是次是陳維明第三次來港，對上一次已是3 年前，當時他順利入境。他登機前接受本報記者訪問，表示對自己的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遭警方沒收感到憤怒，覺得香港警方只是「欲加之罪」，決定來港「闖關」，以測試香港的「一國兩制」，但對入境不抱太大希望。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昨晚聯同另一常委梁國華接機。蔡耀昌說，陳維明是次並非應支聯會邀請來港，故支聯會並無安排律師，但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已向入境處了解。他相信陳維明是因「政治理由」被扣留，由於過往「國殤支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亦兩度不能來港悼念六四，是次「六四藝術家」陳維明入境遇阻，亦不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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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5 | 六四21年 | By 張岳弢 2010-06-02
年輕人寫信剖白 「請媽媽容我爭民主」
究竟新一代是怎樣看六四事件、民主運動？ 團體「新青年」發起「給媽媽的信」活動，讓年輕人透過執筆寫信向母親剖白。有人感謝母親自小灌輸民主思想，支持他們爭取平反六四；亦有不為母親了解的青年，解釋自己追求民主的決心， 請母親准許他擇善固執。
感激母義不容辭支持
其中一名將會參加六四晚會的年輕人曉晴寫道： 「一直以來我都想謝謝你，你一直支持我去追求公平公義，亦不阻止我去爭取我所認為對的事。不論是反高鐵、反政府拆我村、五一六公投，甚至平反六四，你都義不容辭地鼓勵我，這是我比一般人更幸福的事，因為我有一個給予我自由的媽媽。」她說，媽媽曾花了一晚給她解說六四事件。
「我雖渺小國家需要我」
另外兩名青年俊文與阿Sam的母親， 卻與曉晴的媽媽不同。俊文跟媽媽說，自己沒有停下來的理由， 「仁人義士流亡海外、一班直言極諫的忠良之士被收在獄中、貪官污吏隨意橫行…… 我知道我是渺小的，也許根本無所作為，但我相信這個國家仍需要我、這個社會仍需要我。」雖然民主不一定是靈丹妙藥，但俊文相信平反六四是爭取中國實踐民主的第一步。
發起活動的「新青年」解釋，希望透過信件，讓祖國、母親了解年輕人追求正義、平等及民主的決心。明日及後日他們將分別在維園及中聯辦讀出部分信件， 並在六四晚會後，把信件遞交中聯辦。
A05 | 六四21年 | By 何曉勤 2010-06-02
辯六四 呂智偉：毋須平反 嚴敏華：可惡又可憐
去年在《城市論壇》因一句「李卓人派錢令六四變質」，令「80 後」青年呂智偉一舉成名。事隔一年，早前他出席立法會政改公聽會時，再度被青年人圍攻， 「90後」少女嚴敏華更因涉嫌刑事恐嚇他，事件鬧上警局。再談六四，呂智偉堅持對「派錢論」問心無愧，堅持六四毋須平反，更質疑狙擊他的青年「是被社民連利用」；另一邊廂的嚴敏華，則下戰書邀請呂智偉公開對質。當80 後遇上90 後，希望六四是愈辯愈明。明報記者何曉勤
原任職經紀的呂智偉，自從創立青年組織「青年發展網絡」後，便全身投入這項無薪工作，靠積蓄維生。今年29 歲的他，六四當年只有7 歲，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為了解事件，曾不斷翻查當年資料及「過來人」的口述歷史，當中包括李卓人的「派錢事件」， 「當年天安門學生已經撤離廣場，但聽到李卓人派錢，自不然又再聚集」。他直指因為一個李卓人，令整場學生運動的動機變得「不純正」。
指華叔不了解事實
這言論一出，即時惹來強烈反彈，包括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力斥「荒謬」，但呂智偉堅持所說的都是事實： 「不說出來，真相便被埋沒……青年、工人、平民、解放軍也有死，各方面都有傷害，這些都是真的假不了。」對於司徒華，他直指華叔「不了解事實」， 「我欣賞華叔的堅持，但不認同他的觀點」，記者追問是什麼觀點，他就拒絕解釋， 「華叔身體不好，不想刺激他」。
從未赴晚會拒「人云亦云」
呂智偉承認，21 年來都沒有出席過六四燭光晚會， 除了因為「天氣熱」，還有一個理由， 「別人推波是否一定要助瀾？有幾多人是了解事實真相去悼念？我不希望人云亦云、盲目跟隨」。他認為內地首要解決的，是人民溫飽問題，而非追究六四責任。
對於狙擊自己的一班年輕人，包括「90」後代表嚴敏華，呂智偉以一副「無有怕」的表情大聲疾呼： 「如果有人衝住我來，認為我愛中國、幫政府都有錯的人，你來啦！呂智偉等緊你！」
而當日在立法會議事聽窮追呂智偉至門口，因一句「你今日幫共產黨，聽日他們殺你全家」而被拘捕的嚴敏華，今年只得18 歲，是中六學生，亦是社民連成員。
嚴：他愛黨非真正愛國
雖然未親眼目睹過六四事件，但嚴敏華主動追尋六四真相，包括閱讀有關書籍，認為真理就在書本中。「好像《人民不會忘記》這本書，是在六四發生後數月便寫成，由多名親身經歷六四的記者撰寫，難道所有記者都造假、一起圖改歷史？呂智偉說看當年報道得知事件，他看的是什麼報道？」
嚴敏華批評呂智偉的「派錢論」令人憤怒，把可媲美五四運動的愛國民主運動抹黑， 「稍有良知的人都會站在雞蛋一方」，她又形容呂智偉「可惡又可憐」， 「他有愛國心，但只是愛黨而非真正愛國」。
「改善民生需先承認民主」
嚴敏華認為，當年六四即使學生有錯，中共也不應以屠殺手段對付學生。而中國要改善民生問題，首要便是平反六四，承認民主運動。年紀輕輕的她，除了自己尋找真相，也會向身邊一班「不知六四為何事」的同學講解真相。「我向他們說出事實，要在他們心中埋下種子。」小妮子如是說。
拜師林瑞麟vs.赴台學抗爭
從政夢兩端走
雖然呂智偉與嚴敏華在六四、政改的立場上南轅北轍，但有別於一般年輕人，他們都勇於在公開場合發表政見， 亦有興趣走上從政路。呂智偉直言，希望獲得政府「垂青」委任為政治助理，他更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為偶像；而加入社民連的嚴敏華則有意到台灣讀政治，了解當年民進黨如何抗爭， 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呂盼獲委任政治助理
自稱為「愛國召集人」的呂智偉說，他發表政見並非近年的事，早在2000 年只得19 歲，便曾在街頭舌戰當時參加立法會補選的余若薇。被問到會否參選區議會或立法會，他說會順心而行，他說過去有建制派政黨（否認是民建聯）向他招手，但他都婉拒邀請： 「入了政黨不能只代表自己發聲。」
呂智偉說， 如果「有得揀」，他最希望獲政府委任為年薪過百萬的政治助理，希望向林瑞麟「拜師」：「他雖然與萬人為敵，但仍能堅持己見，希望可以有幸跟隨他左右！」
嚴：我的本錢是青春
走抗爭路線的嚴敏華，去年曾為支聯會當義工，後來加入社民連。家人起初反對她入黨，她便帶媽媽到立法會「反高鐵」現場，看到一班年輕人做「苦行憎」跪求政府，深深打動嚴媽媽，自始非常鼓勵女兒參與社運，更母女二人一起到《城市論壇》「搶咪」。
現時就讀中六的嚴敏華表示，考慮過將來從政，並計劃到台灣修讀政治，學習政黨如何打選戰， 「好像民進黨如何透過美麗島事件打破台灣封閉？如何挑戰國民黨多年來的一黨專政？」嚴敏華表示，對於自己身處於有理想、有言論空間的地方感到十分幸運，會繼續為民主發聲， 「年輕人有的本錢是青春， 我沒有什麼可以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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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5 | 六四21年 | 特稿 2010-06-02
六四雕塑藝術家 陳維明來港闖關被扣留
幾經爭取，警方終於在六四晚會前「釋放」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不過創作這兩件藝術品的美籍華裔藝術家陳維明昨晚被入境人員扣留，陳氏透過電話向記者表示，入境人員稱要等候上級指示才知道是否准許他入境，但他估計成功機會甚微。入境處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指所有入境申請均依據法律、既定政策和每宗個案的情，個別考慮及作決定。陳維明早前曾為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造像。
「來參與六四活動察看雕塑」
本報記者昨晚在機場禁區守候陳維明。他乘坐由東京來港MH911 航班，於晚上約11 時抵港，記者上前與他相認，告訴他新民主女神像已獲「釋放」的消息。陳聞言感到很開心，認為是民主的勝利，因為兩個雕塑都是藝術品。他表示，此行希望來港參與六四活動，並「來看一看雕塑是否有損」。
查證件後帶進房驅趕記者
陳維明抵港約45 分鐘，在記者陪伴下辦理入境手續。不過，記者發現入境大堂除了陳、與他同行的人及記者外，沒有其他任何乘客入境，空無一人的大堂卻開了10 個櫃位，每個櫃位都有數名職員把守，氣氛緊張。職員查閱陳維明的證件約10 分鐘後，將他帶進房間，他被帶走時一面茫然，表示不明為何不能入境，質疑「香港不是法治地區嗎？」在場其他10 多名職員不停攔阻本報記者及攝記拍照，最後更把他們趕離禁區。
是次是陳維明第三次來港，對上一次已是3 年前，當時他順利入境。他登機前接受本報記者訪問，表示對自己的民主女神像及六四雕塑遭警方沒收感到憤怒，覺得香港警方只是「欲加之罪」，決定來港「闖關」，以測試香港的「一國兩制」，但對入境不抱太大希望。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昨晚聯同另一常委梁國華接機。蔡耀昌說，陳維明是次並非應支聯會邀請來港，故支聯會並無安排律師，但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已向入境處了解。他相信陳維明是因「政治理由」被扣留，由於過往「國殤支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亦兩度不能來港悼念六四，是次「六四藝術家」陳維明入境遇阻，亦不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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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5 | 六四21年 | By 張岳弢 2010-06-02
年輕人寫信剖白 「請媽媽容我爭民主」
究竟新一代是怎樣看六四事件、民主運動？ 團體「新青年」發起「給媽媽的信」活動，讓年輕人透過執筆寫信向母親剖白。有人感謝母親自小灌輸民主思想，支持他們爭取平反六四；亦有不為母親了解的青年，解釋自己追求民主的決心， 請母親准許他擇善固執。
感激母義不容辭支持
其中一名將會參加六四晚會的年輕人曉晴寫道： 「一直以來我都想謝謝你，你一直支持我去追求公平公義，亦不阻止我去爭取我所認為對的事。不論是反高鐵、反政府拆我村、五一六公投，甚至平反六四，你都義不容辭地鼓勵我，這是我比一般人更幸福的事，因為我有一個給予我自由的媽媽。」她說，媽媽曾花了一晚給她解說六四事件。
「我雖渺小國家需要我」
另外兩名青年俊文與阿Sam的母親， 卻與曉晴的媽媽不同。俊文跟媽媽說，自己沒有停下來的理由， 「仁人義士流亡海外、一班直言極諫的忠良之士被收在獄中、貪官污吏隨意橫行…… 我知道我是渺小的，也許根本無所作為，但我相信這個國家仍需要我、這個社會仍需要我。」雖然民主不一定是靈丹妙藥，但俊文相信平反六四是爭取中國實踐民主的第一步。
發起活動的「新青年」解釋，希望透過信件，讓祖國、母親了解年輕人追求正義、平等及民主的決心。明日及後日他們將分別在維園及中聯辦讀出部分信件， 並在六四晚會後，把信件遞交中聯辦。
交差式諮詢難有突破 理順樓市須三管齊下
明報
A04 | 六四21年 | 社評 2010-06-02
交差式諮詢難有突破 理順樓市須三管齊下
政府就資助市民自置居所問題，昨日發表諮詢框架，正如事先已知的情，這次諮詢以低調方式進行，雖云政府無立場，從內容所見，傾向卻甚為明顯，而且未看到政府要透過這次諮詢，尋求理順房屋供求，長遠地營造一個健康樓市政策的目標。我們認為，只有政府真正從增加供應入手，復建適量居屋，才可以理順樓市和紓緩中產夾心階層的置業困境。
本港樓市問題 癥結在供需失衡
政府是否資助市民置業，其實是一項大政策，諮詢結果影響許多市民，類似這樣的大政策，例如醫療融資，政府都以較嚴謹做法處理——召開記者會公告周知、甚至發表諮詢文件等，相關程序做得一絲不苟。這次諮詢框架的資料，只上載在運輸及房屋局網頁內特別闢設的一個專頁。由於沒有文件，傳媒報道諮詢的內容有局限，若無電腦的市民，難窺全豹，在不了解問題的實質下，他們能否提供成熟客觀意見，實屬疑問。
這次諮詢到9 月17 日結束，諮詢期約3 個半月，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要交功課，讓行政長官曾蔭權在10 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回應樓價高企下中產人士置業難的訴求。這樣一個重要諮詢以低調處理，若未經市民廣泛參與回響，可能結果是經過諮詢包裝的官意，由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宣示政策，能否對症下藥，實屬疑問。
鄭汝樺雖然強調政府並無立場，但是對於不少人提出的復建居屋建議，諮詢框架明顯地以負面表述。例如，關於資助房屋對土地資源的影響，諮詢框架認為「把發展公屋用地用作興建資助房屋，長遠而言，公屋發展的土地供應問題將會惡化」。另外，框架又說「假如預留作私人住宅發展的土地重新分配作資助房屋計劃用途，私人住宅發展用地會減少，私人住宅單位的供應量亦會隨之下跌，因此有可能削弱市場面對市場變化的應變能力」。
資助房屋（包括居屋在內）確實需要土地興建，但是由1978 年前朝港英政府推出首批居屋開始，在土地供應方面，只要有長遠規劃，公屋用地、私樓用地、居屋用地，三者並行不悖，根本就沒有資助房屋佔用了其他房屋土地的問題。若有問題，也由政府一手做成，並非居屋的問題。政府的表述有抹黑資助房屋之嫌，這是所謂諮詢的偏頗之處。
諮詢框架也指出，政府「當然可以開發土地，但一般來說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成事」，又說「任何形式的資助房屋（例如居屋），由籌建至新單位落成可供出售，均需至少5 至7 年的時間」。市民都知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道理，若政府現在開始規劃開發土地，興建資助房屋，數年後就會見到成果；若政府繼續一無作為，事態就絕無好轉之日。
另外，諮詢框架說「不少評論指出，從過往物業市場的軌可見，居屋不能遏抑當前的樓價」。我們建議復建適量居屋，並非為了遏抑樓價，事實上，證諸過去30多年，在居屋與私樓市場同時存在之時，私樓樓價仍然持續攀升，居屋只是給予夾心階層可以負擔、以遂置業安居之夢的選擇。所以，若說復建居屋會推樓市，乃屬毫無根據的恫嚇言詞，歷史上居屋從未推樓市，這是事實。就算回歸後樓市一度大崩圍，罪魁禍首也並非居屋，而是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爆破、SARS 等連串衝擊的結果。
今天，本港樓市的問題，歸根究柢是供需失衡。歷來本港市民每年消化約3 萬個單位，這是有數字可稽考的，本港的社會結構、每年約4 萬對新人結婚、核心家庭趨勢不變，故這個需求甚為穩定。現在政府把過去10 年平均成交每年約1.91 萬個單位，視為需求量，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說每年供應1.4 至1.8 萬個單位的政策，與實際需求有較大差距，此所以今年3 月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宣布政府的新土地房屋政策之後，我們認為樓市整體供不應求格局未變，樓價高企可期。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認為復建適量居屋，可以紓緩中產夾心階層置業難的困境。
以經濟周期調節樓價 乃樓市急升暴跌主因
政府口口聲聲說要樓市平穩，不想出現急升暴跌情，但是政府以經濟周期來調節樓價的思維，正正是樓市不能脫離急升暴跌規律的原因。香港經濟體積細小，受外圍因素影響，於經濟周期到來時不能置身事外，香港能夠做的是調理好體質，若有長遠房屋策略，供求關係處於相對平衡境，自能營造一個較健康、合理的樓市，經濟周期的衝擊就可以減至最小。我們主張政府三管齊下：（1）調整架構，或重組職能分工，由單一部門統籌房屋政策；（2）以科學方法，找出市民對房屋的真實需求，然後規劃土地供應；（3）恢復定期賣地和復建居屋。只有以戰略眼光長遠規劃，從供應面入手，才可以使房屋供應和需求不致過度失衡，樓市不致出現急升暴跌的局面。
A04 | 六四21年 | 社評 2010-06-02
交差式諮詢難有突破 理順樓市須三管齊下
政府就資助市民自置居所問題，昨日發表諮詢框架，正如事先已知的情，這次諮詢以低調方式進行，雖云政府無立場，從內容所見，傾向卻甚為明顯，而且未看到政府要透過這次諮詢，尋求理順房屋供求，長遠地營造一個健康樓市政策的目標。我們認為，只有政府真正從增加供應入手，復建適量居屋，才可以理順樓市和紓緩中產夾心階層的置業困境。
本港樓市問題 癥結在供需失衡
政府是否資助市民置業，其實是一項大政策，諮詢結果影響許多市民，類似這樣的大政策，例如醫療融資，政府都以較嚴謹做法處理——召開記者會公告周知、甚至發表諮詢文件等，相關程序做得一絲不苟。這次諮詢框架的資料，只上載在運輸及房屋局網頁內特別闢設的一個專頁。由於沒有文件，傳媒報道諮詢的內容有局限，若無電腦的市民，難窺全豹，在不了解問題的實質下，他們能否提供成熟客觀意見，實屬疑問。
這次諮詢到9 月17 日結束，諮詢期約3 個半月，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要交功課，讓行政長官曾蔭權在10 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回應樓價高企下中產人士置業難的訴求。這樣一個重要諮詢以低調處理，若未經市民廣泛參與回響，可能結果是經過諮詢包裝的官意，由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宣示政策，能否對症下藥，實屬疑問。
鄭汝樺雖然強調政府並無立場，但是對於不少人提出的復建居屋建議，諮詢框架明顯地以負面表述。例如，關於資助房屋對土地資源的影響，諮詢框架認為「把發展公屋用地用作興建資助房屋，長遠而言，公屋發展的土地供應問題將會惡化」。另外，框架又說「假如預留作私人住宅發展的土地重新分配作資助房屋計劃用途，私人住宅發展用地會減少，私人住宅單位的供應量亦會隨之下跌，因此有可能削弱市場面對市場變化的應變能力」。
資助房屋（包括居屋在內）確實需要土地興建，但是由1978 年前朝港英政府推出首批居屋開始，在土地供應方面，只要有長遠規劃，公屋用地、私樓用地、居屋用地，三者並行不悖，根本就沒有資助房屋佔用了其他房屋土地的問題。若有問題，也由政府一手做成，並非居屋的問題。政府的表述有抹黑資助房屋之嫌，這是所謂諮詢的偏頗之處。
諮詢框架也指出，政府「當然可以開發土地，但一般來說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成事」，又說「任何形式的資助房屋（例如居屋），由籌建至新單位落成可供出售，均需至少5 至7 年的時間」。市民都知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道理，若政府現在開始規劃開發土地，興建資助房屋，數年後就會見到成果；若政府繼續一無作為，事態就絕無好轉之日。
另外，諮詢框架說「不少評論指出，從過往物業市場的軌可見，居屋不能遏抑當前的樓價」。我們建議復建適量居屋，並非為了遏抑樓價，事實上，證諸過去30多年，在居屋與私樓市場同時存在之時，私樓樓價仍然持續攀升，居屋只是給予夾心階層可以負擔、以遂置業安居之夢的選擇。所以，若說復建居屋會推樓市，乃屬毫無根據的恫嚇言詞，歷史上居屋從未推樓市，這是事實。就算回歸後樓市一度大崩圍，罪魁禍首也並非居屋，而是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爆破、SARS 等連串衝擊的結果。
今天，本港樓市的問題，歸根究柢是供需失衡。歷來本港市民每年消化約3 萬個單位，這是有數字可稽考的，本港的社會結構、每年約4 萬對新人結婚、核心家庭趨勢不變，故這個需求甚為穩定。現在政府把過去10 年平均成交每年約1.91 萬個單位，視為需求量，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說每年供應1.4 至1.8 萬個單位的政策，與實際需求有較大差距，此所以今年3 月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宣布政府的新土地房屋政策之後，我們認為樓市整體供不應求格局未變，樓價高企可期。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認為復建適量居屋，可以紓緩中產夾心階層置業難的困境。
以經濟周期調節樓價 乃樓市急升暴跌主因
政府口口聲聲說要樓市平穩，不想出現急升暴跌情，但是政府以經濟周期來調節樓價的思維，正正是樓市不能脫離急升暴跌規律的原因。香港經濟體積細小，受外圍因素影響，於經濟周期到來時不能置身事外，香港能夠做的是調理好體質，若有長遠房屋策略，供求關係處於相對平衡境，自能營造一個較健康、合理的樓市，經濟周期的衝擊就可以減至最小。我們主張政府三管齊下：（1）調整架構，或重組職能分工，由單一部門統籌房屋政策；（2）以科學方法，找出市民對房屋的真實需求，然後規劃土地供應；（3）恢復定期賣地和復建居屋。只有以戰略眼光長遠規劃，從供應面入手，才可以使房屋供應和需求不致過度失衡，樓市不致出現急升暴跌的局面。
警方讓步 女神像提早駐維園 支聯拒簽承認犯法聲明 研司法覆核
明報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2
警方讓步 女神像提早駐維園 支聯拒簽承認犯法聲明 研司法覆核
支聯會成員昨日與警方交涉後，終於成功取回被扣押3 天的兩個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可如期於本周五六四晚會上展出。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透露，警方在交涉期間一度要求他們簽署聲明，承認「犯法」及日後會申領有關牌照，眾人一口拒絕後，警方才願意讓步，在單方面宣讀聲明後發還雕像。支聯會認為警方處事手法不合理，正研究提出司法覆核，誓要還支聯會一個清白。
支聯會5 名常委包括李卓人、蔡耀昌、何俊仁、張文光及李耀基，昨午到北角警署就民主女神像被扣押一事與警方會晤。會前眾人強調要求警方無條件歸還被沒收的女神像，並盡快撤銷對13 名支聯會成員的控罪。
不過，警方反而要求支聯會簽署一份聲明，才同意歸還雕像，聲明內容大致是要求支聯會承認，早前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雕像是持續干犯《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而警方是在多次發出警告後不果，才採取拘捕行動，以及沒收雕像。
警要求日後事先領牌
李卓人憤言： 「警方要我們簽（聲明）話明白，及以後不能再犯！」聲明同時要求支聯會日後在公眾地方擺放民主女神像，須得到有關部門的同意並事先申領牌照，支聯會一眾常委認為上述要求不合理，當面拒絕。經個多小時周旋後，警方終於讓步，單方面讀出上述聲明後歸還神像。
不過，警方拒絕支聯會要求把女神像重放在時代廣場，但反建議可提早一天開放維園，支聯會無奈下接受，至傍晚在警方安排下，把3 件雕塑從北角警署運到維園南亭公開展示，但費用由支聯會負責。
李卓人：小勝一場
李卓人形容今次與警方交涉可算是「小勝一場」，他說： 「提前一日去維園，就早一日給市民觀賞到被打壓的民主女神！」不過他指出，警方在整個會面中都 不能解釋檢走雕像及拘捕支聯會成員的法律理據，故支聯會決定追究到底，誓要還支聯會一個清白。
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解釋，擺放民主女神像是一種和平示威的手法，並非「公眾娛樂」，因此政府沒收雕像及檢控支聯會成員是毫無法律依據，故研究在六四周年後提出司法覆核。
工程師請纓證神像安全
民主女神像「重返」維園後，傍晚即時有市民前往拍照留念，李卓人更透露，有一名結構工程師主動聯絡他們，表示可以免費替他們做「安全證」，證明女神像符合安全標準，令支聯會深感鼓舞。【相關專頁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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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2
陳文敏質疑忽然執法
民主女神像幾經波折，最終可以一如既往在六四燭光晚會舉行前「進駐」維園，不過，警方是次高調行動已引起公眾極大反響。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長陳文敏質疑，支聯會往年多次豎立民主女神像，警方亦未有執法，重申警方亦需以公眾利益考慮是否值得檢控。
陳文敏認為，警方在技術上可以引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沒收民主女神像，但必須考慮酌情權，他說， 「愈接近六四，民間的情緒有反響，我對執法有保留。」陳又指往年支聯會在公眾地方展示民主女神像，警方亦未有執法，質疑警方忽然執法檢走雕像的原因。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被扣押事件由上周六發生至今尚有多個疑團未解，如警方允許雕像提前一天在維園擺放，是否需要申領牌照，還是將之視為提前集會，只須康文署批准便可？為何警方批准放在維園，但堅持不得放在時代廣場？
警重申執法合理
警方昨日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但署理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曾艷霜未能一一解答疑團。當被問到多年來支聯會在公眾地方擺放民主女神像都未有被檢控，為何獨獨這次執法？曾艷霜只重申執法是合理、合法，未有正面回應為何要求支聯會常委簽署聲明承認干犯《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一事。
另外，曾艷霜否認警方選擇性執法，但無回應發還有關物品是否因為擔心支聯會動員圍堵北角警署。她表示了解到支聯會「期望」，急切要取回雕塑在六四紀念活動中展覽，康文署亦配合提早一日開放維園擺放雕塑，因此同意發還雕像。
指維園擺放毋須領牌
警方發言人補充，民主女神像擺放在維園，只需跟康文署提出申請及符合康文署有關要求，毋須另外申請「娛樂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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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2
市民對內地人權印象轉差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六四事件的最新周年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市民對內地人權狀的印象較一年前明顯轉差；另外，受訪市民對於權衡中國現時需要發展經濟與民主之間的比重，是該調查18 年來首次出現民主較重的情。
研究計劃於5 月18 日至20日透過真實訪員以隨機抽樣方式，成功以電話訪問1015名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訪者有61％，與去年一樣，而在回應「中國現時人權狀較1989 年有改善」及「估計3 年後中國的人權狀將較現時有改善」兩個問題時，同意的比率分別為63％和48％ ， 分別較前一年的78％ 和63％ 下跌15 個百分點，前者回落至2000 年的水平，後者跌至1996 年以來新低。
民主重於經濟18 年首次另外， 對於「經濟」與「民主」之間的矛盾，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內地經濟及民主發展的比率同樣高企，分別為78％和75％；至於權衡中國現時需要發展經濟與民主的比重，若要二擇其一，比率是36％對38％，是18 年來首次出現民主較重的情。
對於支聯會的評分，最新評分為47.6 分，略較前一年的48.0 分低，雖然評分低於50，有近六成市民不贊成解散支聯會，反映香港市民對支聯會有情意結。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2
警方讓步 女神像提早駐維園 支聯拒簽承認犯法聲明 研司法覆核
支聯會成員昨日與警方交涉後，終於成功取回被扣押3 天的兩個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可如期於本周五六四晚會上展出。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透露，警方在交涉期間一度要求他們簽署聲明，承認「犯法」及日後會申領有關牌照，眾人一口拒絕後，警方才願意讓步，在單方面宣讀聲明後發還雕像。支聯會認為警方處事手法不合理，正研究提出司法覆核，誓要還支聯會一個清白。
支聯會5 名常委包括李卓人、蔡耀昌、何俊仁、張文光及李耀基，昨午到北角警署就民主女神像被扣押一事與警方會晤。會前眾人強調要求警方無條件歸還被沒收的女神像，並盡快撤銷對13 名支聯會成員的控罪。
不過，警方反而要求支聯會簽署一份聲明，才同意歸還雕像，聲明內容大致是要求支聯會承認，早前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雕像是持續干犯《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而警方是在多次發出警告後不果，才採取拘捕行動，以及沒收雕像。
警要求日後事先領牌
李卓人憤言： 「警方要我們簽（聲明）話明白，及以後不能再犯！」聲明同時要求支聯會日後在公眾地方擺放民主女神像，須得到有關部門的同意並事先申領牌照，支聯會一眾常委認為上述要求不合理，當面拒絕。經個多小時周旋後，警方終於讓步，單方面讀出上述聲明後歸還神像。
不過，警方拒絕支聯會要求把女神像重放在時代廣場，但反建議可提早一天開放維園，支聯會無奈下接受，至傍晚在警方安排下，把3 件雕塑從北角警署運到維園南亭公開展示，但費用由支聯會負責。
李卓人：小勝一場
李卓人形容今次與警方交涉可算是「小勝一場」，他說： 「提前一日去維園，就早一日給市民觀賞到被打壓的民主女神！」不過他指出，警方在整個會面中都 不能解釋檢走雕像及拘捕支聯會成員的法律理據，故支聯會決定追究到底，誓要還支聯會一個清白。
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解釋，擺放民主女神像是一種和平示威的手法，並非「公眾娛樂」，因此政府沒收雕像及檢控支聯會成員是毫無法律依據，故研究在六四周年後提出司法覆核。
工程師請纓證神像安全
民主女神像「重返」維園後，傍晚即時有市民前往拍照留念，李卓人更透露，有一名結構工程師主動聯絡他們，表示可以免費替他們做「安全證」，證明女神像符合安全標準，令支聯會深感鼓舞。【相關專頁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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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2
陳文敏質疑忽然執法
民主女神像幾經波折，最終可以一如既往在六四燭光晚會舉行前「進駐」維園，不過，警方是次高調行動已引起公眾極大反響。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長陳文敏質疑，支聯會往年多次豎立民主女神像，警方亦未有執法，重申警方亦需以公眾利益考慮是否值得檢控。
陳文敏認為，警方在技術上可以引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沒收民主女神像，但必須考慮酌情權，他說， 「愈接近六四，民間的情緒有反響，我對執法有保留。」陳又指往年支聯會在公眾地方展示民主女神像，警方亦未有執法，質疑警方忽然執法檢走雕像的原因。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被扣押事件由上周六發生至今尚有多個疑團未解，如警方允許雕像提前一天在維園擺放，是否需要申領牌照，還是將之視為提前集會，只須康文署批准便可？為何警方批准放在維園，但堅持不得放在時代廣場？
警重申執法合理
警方昨日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但署理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曾艷霜未能一一解答疑團。當被問到多年來支聯會在公眾地方擺放民主女神像都未有被檢控，為何獨獨這次執法？曾艷霜只重申執法是合理、合法，未有正面回應為何要求支聯會常委簽署聲明承認干犯《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一事。
另外，曾艷霜否認警方選擇性執法，但無回應發還有關物品是否因為擔心支聯會動員圍堵北角警署。她表示了解到支聯會「期望」，急切要取回雕塑在六四紀念活動中展覽，康文署亦配合提早一日開放維園擺放雕塑，因此同意發還雕像。
指維園擺放毋須領牌
警方發言人補充，民主女神像擺放在維園，只需跟康文署提出申請及符合康文署有關要求，毋須另外申請「娛樂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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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4 | 六四21年 2010-06-02
市民對內地人權印象轉差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六四事件的最新周年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市民對內地人權狀的印象較一年前明顯轉差；另外，受訪市民對於權衡中國現時需要發展經濟與民主之間的比重，是該調查18 年來首次出現民主較重的情。
研究計劃於5 月18 日至20日透過真實訪員以隨機抽樣方式，成功以電話訪問1015名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訪者有61％，與去年一樣，而在回應「中國現時人權狀較1989 年有改善」及「估計3 年後中國的人權狀將較現時有改善」兩個問題時，同意的比率分別為63％和48％ ， 分別較前一年的78％ 和63％ 下跌15 個百分點，前者回落至2000 年的水平，後者跌至1996 年以來新低。
民主重於經濟18 年首次另外， 對於「經濟」與「民主」之間的矛盾，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內地經濟及民主發展的比率同樣高企，分別為78％和75％；至於權衡中國現時需要發展經濟與民主的比重，若要二擇其一，比率是36％對38％，是18 年來首次出現民主較重的情。
對於支聯會的評分，最新評分為47.6 分，略較前一年的48.0 分低，雖然評分低於50，有近六成市民不贊成解散支聯會，反映香港市民對支聯會有情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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