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的空間政治

保育的空間政治


【明報專訊】「尖沙嘴山」的例子說明歷史往往比專家們察覺的更要複雜。歷史絕對不限於附屬於美輪美奐的「歷史建築物」上面的歷史，歷史更往往是主流社會不願提及，甚至肆意打壓的歷史。政府現時的保育措施集中在所謂「歷史建築物」方面，不但過於狹窄，而且在學理上忽視了平凡和日常生活層次上的事物。


石硤尾七層徙置大廈


既是第一代公屋，也是不少人憶苦思甜的事物。若從建築特色而言，這些以英國監獄作為藍本興建而成的公屋，其僅有的意義不過是說明當年的殖民政權如何以最小的代價解決火災災民無家可歸的問題；從建築特色而言，石硤尾的七層徒置大廈能說明的不過是英國殖民者的手段如何高明，但卻完全沒有觸及為什麼這些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居所會成為不少市民憶苦思甜的事物。


中環「永利街」


市建局聘請的專家們原本認為「永利街」的唐樓無甚建築特色，只須保留三幢作為點綴便足夠，其餘的九幢全部拆卸重建，後來卻突然改變初衷。《歲月神偷》這套在「永利街」取景的電影聰明地用了上一代香港市民，又或者是「四代香港人」這種講法裏的第一代，奮勇掙扎求存的事為背景。「永利街」的保育價值不在於什麼「歷史建築物」，而在於上一代市民印記在街道上的生活足。


保育是不折不扣的空間政治，保育不但要把市建局和發展商垂涎三尺的地方爭回來，更要重新詮釋空間的意義。保育其實是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三元空間論的重要元素，保育首先要突顯城市空間的公共性。列斐伏爾所說的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一種被壓制的空間，被壓制的往往是城市空間的公共性。


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是不折不扣的公共空間，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抗爭也恰好是為了保衛當中的公共性。表徵空間必定印記豐富的抗爭事，也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們不斷引述和引用的空間。天星和皇后碼頭固然成了表徵空間，石硤尾的七層徙置大廈以至永利街何嘗不是表徵空間？後二者的表徵意義不在於那種生活艱苦但毫無怨言的所謂香港精神，而在於胼手胝足、負隅頑抗的抗爭精神。菜園村這條由非原居民建起來的農村同樣表達了勞苦大眾面對生活表現的頑強，菜園村面臨清拆，但「菜園村生活館」卻已建成，菜園村也會另建新村。這一切固然充滿象徵意義，是名副其實的表徵空間。


感知空間vs.構思空間


不過空間政治不僅限於象徵意義的層面，更直接指涉感知空間（perceived space）和構思空間（conceived space）二者的角力，近年的市區重建便恰好是這種角力的一種表現。土瓜灣塌樓的事件清楚說明市區重建重的不是重建有潛在危險的樓宇，而是重建整個市區，改造市區的面貌。從空間政治的角度而言，市區重建其實是把一套在辦公室裏構思的空間加諸在原本是由不同的社群在日常生活的情下，憑一己的觀察和感知（perception）而營造出來的空間。利東街變成「喜帖街」，旺角的康樂道成為「雀仔街」以至菜園村的出現都是由於不同的社群以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建成的，而興建的過程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實踐（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而已，完全出於自發，雖然毫不起眼，更不會有奠基儀式，但卻體現民主參與。永利街的昔日生活印記也是這種日常生活實踐，石硤尾的七層徙置大廈亦何嘗不是。恰好是徙置大廈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以自己的感知轉化了一種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住屋，成了不少人憶苦思甜的事物。


保育的空間政治恰好是要保育不斷被構思空間侵蝕和扼殺的感知空間，保育的空間政治因而要重新詮釋空間的意義。每當市建局宣布新的重建項目時，必定會把計劃說得天花龍鳳，例如說重建後的觀塘裕民坊將會變成市區中最綠化的地方。每項重建計劃必定會有一些可以用作宣傳的賣點，所有構思的空間在構思時會順便構思相關的賣點，感知的空間則由於是日常生活實踐中建成的，是人們生活所需，根本不需要任何賣點。感知空間和構思空間二者的角力亦因而漸漸變得實力懸殊，碰巧曾蔭權的班子推行一套不能自圓其說的保育政策，保育變成介入空間政治的必經之路，介入的途徑更可以是訴說香港的勞苦大眾怎樣將殖民者參照英國監獄建成的七層大廈轉化成適合居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