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A10 | 港聞 | By 盧曼思 2010-05-28
六四離京百姓囑：將看到的告訴世界 老外見證不息民運精神
六四21 周年
國際特赦組織昨日發表2009 年世界人權報告，在中國部分指出3 個關注重點：反政府網站被封、上訪者被拘押、維權律師被軟禁打壓。台上發表報告的金髮藍眼婦人貝凱玲（CatherineBaber），鏗鏘有力讀出令人心痛的指控。她此生都不會忘記，1989 年6 月5 日坐卡車離開黑色京城時，中國老百姓望她的一張張悲憤痛心、恐懼絕望的臉孔，千叮萬囑她這個老外： 「記住，將你看到的一切告訴全世界。」
21 年來，在香港出生的「鬼婆」貝凱玲就背負中國人民的這句寄語：調查中國、監察中國、告訴全世界。然後她發現，89 年老百姓啟動的力量，20 載依然循環不息、生生不滅，如肥沃的土壤開出一朵朵白花。明報記者盧曼思
95 年加入國際特赦組織
說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貝凱玲，95 年加入國際特赦組織，如今是亞太區副主任，出入中國是家常便飯。她調查內地人權問題，就如記者做偵查報道般， 「暗地接觸線人，再求證，但永遠不能取得官方回應」。組織經常被各國記者問到： 「有沒有數據，反映中國人權問題？」貝凱玲一律回答沒有， 「我們以往曾按報道，粗略估計過被判死刑人數，卻被官方引用，但實際肯定不止那個數目。我們不甘被利用，此後不發表數字。」
貝凱玲在內地跟記者一樣都會被人跟蹤。有次她踏入書店，一群黑衣男在後，幸好書店老闆娘為她這個熟客仔解圍。
「跟蹤我的人，目的就是要讓我知道有人跟。」2010 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她，和身處暗縫的異見人士一樣面對壓力，可每當舉頭望見萬里晴空，她便想起21 年前那個朝氣澎湃的5 月廣場，為她注入動力。
西環老街鹹魚香氣中長大
香港的殖民歷史是貝凱玲走入中國的搖籃。她1960 年代生於香港，英籍父母分別在小島當法官和醫生，在西環老街鹹魚香氣中長大，對中國文化迷。1980 年代於英倫修畢大學後，跑到上海復旦及北京語言大學進修中文，身在北京之時正值89年春夏之交，罷課啟動她和熱血學生一樣跑到天安門， 「我用外國人旁觀者心態看熱鬧，當作學中文，沒絕食、沒喊口號、沒哭」。工人學生大字報上的控訴變成她的中文教材，最記得老百姓不滿通脹，「買條魚要花兩星期人工」，還有爭民主自由、叫領導人下台，天安門變成她的中國國學教室。
難忘撤離時百姓哀求眼神
「六四當晚我在宿舍，開槍的消息在同學間廣傳，翌日外國人撤離，我在車廂看到京城百姓的哀求眼神，此生都不會忘記。」回到香港，每個人都衝到這個鬼妹來問： 「北京，點呀？」
「以前，我只想學好中文就做翻譯員，或到貿易公司打工。六四令我明白，外國人也可以為中國做點東西。」
「正如當年我的父母——外國人身分在香港，但都有使命、都為服務香港人。」
21 年前北京老百姓在坦克車前令人心寒的眼神，寒氣隨後變成貝凱玲的動力，堅持把中國真實的另一面告訴全世界。「今天的民間維權力量，和當年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精神面貌， 一脈相承、薪火相傳。」即使中國的人權發展如履薄冰，但貝凱玲相信，八九民運精神永恒不滅，可由她這個老外見證。
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在租和買之間
明報
A1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28
在租和買之間 -
”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中產家庭也不能擁有一家人住的房屋，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政府在市場以外，以政策和措施降低市民自置居所的門檻，增強社會的穩定性，是資本主義社會常見的施政方針。
提高自置居所比率是務實做法因可提高社會穩定
1984 年12 月12 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英國的一場演講中說：
「房屋是大多數人最大的財產，是一項大投資，需要我們保護……
「但是房屋的意義不止於此。它是安全感的象徵，使人擁有未來。人們擁有自己的房屋，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他們的下一代。這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社會的一分子的一種表現……也為下一代的發展留下一點資金。
「我堅信自置居所政策的正確性，因為我堅信個人責任，我也堅信我們可以通過行動規劃未來。
「自從我們在1979 年執政以來，國家擁有自己房屋的人多了170 萬……這個增加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成就。」1980 年，英國通過房屋法例，強制要求地方政府出售公屋，價格比起市場價，最大的折讓是四折。10 年內，英國共售出100 萬個單位。
英國的自置居所比率由1981 年的54%，一直上升至2007 年的71%（香港2007 年的數字是53%），住出租公屋的比率由1981 年的36%下降至2007 年的19% （香港2007 年的數字是32%）。
戴卓爾夫人是保守黨首相，在英國以至整個歐洲的政治光譜中，是旗幟鮮明的右派政治領袖。戴卓爾夫人崇尚「小政府，大市場」，在政治、經濟和民生問題上都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者。
戴卓爾夫人這番話，說在贏了大選後的第二年，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這不是選舉語言。提高自置居所比率不是主義問題，是務實問題，因為自置居所可以提高社會穩定。
擁有自置居所的心理作用很大，國外有另一例子。16年前，新加坡推行「逆按揭」， 「逆按揭」的做法，是讓老人在晚年按月獲金融機構支付一筆現金，作為生活之用，條件是去世後自住的住宅歸金融機構所有，換句話說， 金融機構按月向老人將住宅的價值「分期付款」。新加坡推動這項計劃的目的，是為了讓老人在晚年可以將住宅資產轉為生活費。這項計劃推行至今並不成功。原因很簡單，而且完全合戴卓爾夫人的話：「人們擁有自己的房子，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他們的下一代。」
香港樓市波幅比外國大 因體積小加上炒風盛
中下階層家庭想買自住的單位，第一個問題是價格高，第二個問題是樓市的波動。
世界各地的樓市都有不定期以至出人意表的波動，因此投資房地產完全符合高回報高風險的原理。過去30年，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造成大地產商、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倒閉的例子，世界各地都有。1980 和90 年代，日本人在海外擴張，各種投資當中，以投資外國的商業房地產的損失最為慘重。近月媒體報道，新加坡的主權基金因為美國商業房地產價格下跌，也蒙受巨大損失。和住宅市場比較，商業房地產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預，但仍然有大起大落的特性，這怪不得政府，這是房地產市場的特徵。
香港房地產市場的波幅比外國市場大，原因之一是體積細小。我的比喻是火爐上的茶壺小，火猛一點，水就沸騰，火弱一點，水就冷卻。香港波幅大的另一個主因，是炒風較盛，住宅樓固然有人炒，寫字樓、商場、廠廈分割成細小單位也可以炒；樓花可以炒，博市建局收購的50 年舊樓也可以炒。炒家有業餘的，也有全職的。
近來有大陸資金，炒買炒賣香港的住宅單位。未來幾年，大陸的經濟發展持續旺盛，資金和居民進出香港愈來愈方便，香港這個小茶壺下面的火忽猛忽弱，壺裏的水忽冷忽熱，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香港的樓市投資者和投機者，在這種環境中也許覺得刺激，樂此不疲，買樓自住的家庭不想大上大落，甚至自求安居，不求增值，不是不合理的期望。
政府是否可以維持樓價平穩？政府和社會大眾可以有這個願望，但實際情是事與願違。我在5 月14 日的「筆陣」中用數字和圖表說明了新加坡在1993 至98 年間的大波動。
香港的樓市也多次出現大波動，除了1997、98 年亞洲金融危機觸發的下滑外，1981 年10 月，香港優惠利率上升至20%，82 年中英談判前樓市普遍已下跌三至四成。今天全世界的利率偏低，香港的按揭利率也不例外。今天向銀行借100 萬元的按揭，分20 年還清，每月還款約4500 元。如果利率上調3 厘，每月還款就增加至接近6000 元，即比今天的還款額增加約三分之一。香港的樓價如果再上升三分之一，或下跌三分之一，大家都會很有意見，有些人會認為政府要負上一定責任，但如果美國利率政策有變，美息上升3 厘，香港的按揭利率在今天的水平上大概也會增加3 厘，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多大的迴旋空間，更沒有主導權。如果其他影響樓價的因素不變，利率加3 厘，每月還款額增加三分之一，大家認為樓價會「平穩」嗎？
如果中產也不能擁有房屋
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想買樓自住的中下層家庭，買樓的主要希望是儲蓄保本，有點像將錢放在銀行做定期存款。收入較高，和買樓作為投資的人，願意和有能力冒更大風險。這兩組人追求的不一樣，混在同一個市場，自然引起種種問題。
近日有意見認為：基層買不起樓可以租住公屋，中產階層買不起樓也應該住公屋。中產出租公屋的計劃不詳，是否可行，言之尚早。不過，我們可以假設這類公屋的租金，會比市場租金為低，低出的部分其實也是資助。居屋的售價為私樓市價的七成，如果中產出租公屋的租金也訂在市場租金的七成，租戶得到的補貼其實和居屋買家一樣。或者有人會以為，中產租戶要有租約限制，要在某一限期內，譬如說3 年5 年後被要求遷出。我認為強制遷出在執行上有極大困難，現有公屋的經驗就很清楚。不要說遷出，居民入住出租公屋之後，當家庭收入大幅增加，成為富戶，房委會在執行上也難以要求富戶遷出或繳納市場租金。在處理公屋租戶中的富戶問題上，20 年來，房委會疲於奔命。1993 年公屋居民和社工在總督府門前靜坐，將馬路攔腰隔斷，造成全港大塞車，原因就是當年公屋富戶租金的調整。業主和租客之間，最容易發生摩擦，在今天的政治氣候下，我們還要將中產家庭變成公屋居民嗎？再者，出租公屋的維修和管理費用龐大，租金入不敷支，造成赤字連年，這是事實。撇開這一切不說，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中產家庭也不能擁有一家人住的房屋，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部分人不明所以，以為居屋的售價比建築費為低，以為這就是居屋的「資助」性質。事實是居屋的售價高於建築費，因此過去房委會靠賣居屋才有盈餘以抵銷出租公屋的赤字。房委會的數字顯示：出租公屋平均每個單位的資助為103 萬元，居屋只是65 萬元。
有人說：政府興建居屋，是逼市民置業，經濟逆轉，會影響社會穩定。政府興建居屋供市民申請，或者提供其他誘因，都沒有「逼人置業」，買樓的人，無論買居屋或私樓，都要量力而為，都要為可能出現的變數，承擔一定的風險。每當經濟逆轉，買私樓或買居屋的人、借錢給子女買樓的父母兄姐、借政府錢唸大學的青年人，以及借「中小企貸款」做生意的小商人，都要面對同樣的考驗。
【樓市和住房之七（完）】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A1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28
在租和買之間 -
”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中產家庭也不能擁有一家人住的房屋，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政府在市場以外，以政策和措施降低市民自置居所的門檻，增強社會的穩定性，是資本主義社會常見的施政方針。
提高自置居所比率是務實做法因可提高社會穩定
1984 年12 月12 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英國的一場演講中說：
「房屋是大多數人最大的財產，是一項大投資，需要我們保護……
「但是房屋的意義不止於此。它是安全感的象徵，使人擁有未來。人們擁有自己的房屋，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他們的下一代。這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社會的一分子的一種表現……也為下一代的發展留下一點資金。
「我堅信自置居所政策的正確性，因為我堅信個人責任，我也堅信我們可以通過行動規劃未來。
「自從我們在1979 年執政以來，國家擁有自己房屋的人多了170 萬……這個增加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成就。」1980 年，英國通過房屋法例，強制要求地方政府出售公屋，價格比起市場價，最大的折讓是四折。10 年內，英國共售出100 萬個單位。
英國的自置居所比率由1981 年的54%，一直上升至2007 年的71%（香港2007 年的數字是53%），住出租公屋的比率由1981 年的36%下降至2007 年的19% （香港2007 年的數字是32%）。
戴卓爾夫人是保守黨首相，在英國以至整個歐洲的政治光譜中，是旗幟鮮明的右派政治領袖。戴卓爾夫人崇尚「小政府，大市場」，在政治、經濟和民生問題上都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者。
戴卓爾夫人這番話，說在贏了大選後的第二年，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這不是選舉語言。提高自置居所比率不是主義問題，是務實問題，因為自置居所可以提高社會穩定。
擁有自置居所的心理作用很大，國外有另一例子。16年前，新加坡推行「逆按揭」， 「逆按揭」的做法，是讓老人在晚年按月獲金融機構支付一筆現金，作為生活之用，條件是去世後自住的住宅歸金融機構所有，換句話說， 金融機構按月向老人將住宅的價值「分期付款」。新加坡推動這項計劃的目的，是為了讓老人在晚年可以將住宅資產轉為生活費。這項計劃推行至今並不成功。原因很簡單，而且完全合戴卓爾夫人的話：「人們擁有自己的房子，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他們的下一代。」
香港樓市波幅比外國大 因體積小加上炒風盛
中下階層家庭想買自住的單位，第一個問題是價格高，第二個問題是樓市的波動。
世界各地的樓市都有不定期以至出人意表的波動，因此投資房地產完全符合高回報高風險的原理。過去30年，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造成大地產商、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倒閉的例子，世界各地都有。1980 和90 年代，日本人在海外擴張，各種投資當中，以投資外國的商業房地產的損失最為慘重。近月媒體報道，新加坡的主權基金因為美國商業房地產價格下跌，也蒙受巨大損失。和住宅市場比較，商業房地產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預，但仍然有大起大落的特性，這怪不得政府，這是房地產市場的特徵。
香港房地產市場的波幅比外國市場大，原因之一是體積細小。我的比喻是火爐上的茶壺小，火猛一點，水就沸騰，火弱一點，水就冷卻。香港波幅大的另一個主因，是炒風較盛，住宅樓固然有人炒，寫字樓、商場、廠廈分割成細小單位也可以炒；樓花可以炒，博市建局收購的50 年舊樓也可以炒。炒家有業餘的，也有全職的。
近來有大陸資金，炒買炒賣香港的住宅單位。未來幾年，大陸的經濟發展持續旺盛，資金和居民進出香港愈來愈方便，香港這個小茶壺下面的火忽猛忽弱，壺裏的水忽冷忽熱，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香港的樓市投資者和投機者，在這種環境中也許覺得刺激，樂此不疲，買樓自住的家庭不想大上大落，甚至自求安居，不求增值，不是不合理的期望。
政府是否可以維持樓價平穩？政府和社會大眾可以有這個願望，但實際情是事與願違。我在5 月14 日的「筆陣」中用數字和圖表說明了新加坡在1993 至98 年間的大波動。
香港的樓市也多次出現大波動，除了1997、98 年亞洲金融危機觸發的下滑外，1981 年10 月，香港優惠利率上升至20%，82 年中英談判前樓市普遍已下跌三至四成。今天全世界的利率偏低，香港的按揭利率也不例外。今天向銀行借100 萬元的按揭，分20 年還清，每月還款約4500 元。如果利率上調3 厘，每月還款就增加至接近6000 元，即比今天的還款額增加約三分之一。香港的樓價如果再上升三分之一，或下跌三分之一，大家都會很有意見，有些人會認為政府要負上一定責任，但如果美國利率政策有變，美息上升3 厘，香港的按揭利率在今天的水平上大概也會增加3 厘，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多大的迴旋空間，更沒有主導權。如果其他影響樓價的因素不變，利率加3 厘，每月還款額增加三分之一，大家認為樓價會「平穩」嗎？
如果中產也不能擁有房屋
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想買樓自住的中下層家庭，買樓的主要希望是儲蓄保本，有點像將錢放在銀行做定期存款。收入較高，和買樓作為投資的人，願意和有能力冒更大風險。這兩組人追求的不一樣，混在同一個市場，自然引起種種問題。
近日有意見認為：基層買不起樓可以租住公屋，中產階層買不起樓也應該住公屋。中產出租公屋的計劃不詳，是否可行，言之尚早。不過，我們可以假設這類公屋的租金，會比市場租金為低，低出的部分其實也是資助。居屋的售價為私樓市價的七成，如果中產出租公屋的租金也訂在市場租金的七成，租戶得到的補貼其實和居屋買家一樣。或者有人會以為，中產租戶要有租約限制，要在某一限期內，譬如說3 年5 年後被要求遷出。我認為強制遷出在執行上有極大困難，現有公屋的經驗就很清楚。不要說遷出，居民入住出租公屋之後，當家庭收入大幅增加，成為富戶，房委會在執行上也難以要求富戶遷出或繳納市場租金。在處理公屋租戶中的富戶問題上，20 年來，房委會疲於奔命。1993 年公屋居民和社工在總督府門前靜坐，將馬路攔腰隔斷，造成全港大塞車，原因就是當年公屋富戶租金的調整。業主和租客之間，最容易發生摩擦，在今天的政治氣候下，我們還要將中產家庭變成公屋居民嗎？再者，出租公屋的維修和管理費用龐大，租金入不敷支，造成赤字連年，這是事實。撇開這一切不說，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中產家庭也不能擁有一家人住的房屋，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部分人不明所以，以為居屋的售價比建築費為低，以為這就是居屋的「資助」性質。事實是居屋的售價高於建築費，因此過去房委會靠賣居屋才有盈餘以抵銷出租公屋的赤字。房委會的數字顯示：出租公屋平均每個單位的資助為103 萬元，居屋只是65 萬元。
有人說：政府興建居屋，是逼市民置業，經濟逆轉，會影響社會穩定。政府興建居屋供市民申請，或者提供其他誘因，都沒有「逼人置業」，買樓的人，無論買居屋或私樓，都要量力而為，都要為可能出現的變數，承擔一定的風險。每當經濟逆轉，買私樓或買居屋的人、借錢給子女買樓的父母兄姐、借政府錢唸大學的青年人，以及借「中小企貸款」做生意的小商人，都要面對同樣的考驗。
【樓市和住房之七（完）】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勞處讓步 高薪員工擬豁免記錄工時
明報
A03 | 港聞 | 特稿 | By 梁偉健 2010-05-28
勞處讓步 高薪員工擬豁免記錄工時
審議中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要求企業記錄所有員工的工時，商界一直強烈反對，認為不可行。據了解，勞工處預備讓步，月薪肯定高於最低工資水平的員工可獲豁免記錄工時。假如最低工資定為時薪24 元，按每月30 天每天24 小時計算，月入高於17,280 元的員工便肯定超出最低工資，企業可以不用記錄該員工每天工作時數。
田北辰：豁免水平應放寬
自由黨常委兼G2000 集團主席田北辰認為，計算豁免水平時不應以每月30 天每天工作24 小時計算，用每月26 天每天18 小時已經非常合理。他以自己公司為例，若按政府的30 天及24 小時絕對工時計算，約五成人要記錄工時，若按26 天每天18 小時計算，月入在11,232 元以上的員工便可豁免計算工時，受法例影響要記錄工時的員工數目將大幅減至兩成，新增的行政費用尚可承擔。
勞處：研助企業減行政費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關注有企業反映記錄所有員工工時會令行政費增加，當局會研究協助他們減低行政費用。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溫小雯說，在最低工資條例中，要求企業記錄所有員工工時根本不可行，因為不單需要大量資源，職員亦難以記錄管理層每日的工時， 「根本沒有可能」。
溫小雯表示： 「主管出差、乘飛機時間、在外地工作等又如何計算？這些政府至今仍未清楚交代。」中原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本身有多份公職，亦不時接受傳媒訪問，她說： 「不知這又是否屬工時。」
在外工作業界促部分豁免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及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會長汪敦敬亦指出，跨境貨車司機及地產代理要經常在外工作，根本難以計算工時，故希望當局部分豁免。據了解，勞工處正研究豁免記錄工時的準則，其中一個可採納的方法，是以一個「每月工時數目」乘以「最低工資」來計算一個薪金水平，薪金在該水平之上的員工將可獲豁免。但勞工處為免出現漏網之魚，傾向以工時最高上限為指標，即每日24 小時、每月30 日計，合共720 小時，以此乘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便是豁免水平。
明報記者梁偉健
A03 | 港聞 | 特稿 | By 梁偉健 2010-05-28
勞處讓步 高薪員工擬豁免記錄工時
審議中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要求企業記錄所有員工的工時，商界一直強烈反對，認為不可行。據了解，勞工處預備讓步，月薪肯定高於最低工資水平的員工可獲豁免記錄工時。假如最低工資定為時薪24 元，按每月30 天每天24 小時計算，月入高於17,280 元的員工便肯定超出最低工資，企業可以不用記錄該員工每天工作時數。
田北辰：豁免水平應放寬
自由黨常委兼G2000 集團主席田北辰認為，計算豁免水平時不應以每月30 天每天工作24 小時計算，用每月26 天每天18 小時已經非常合理。他以自己公司為例，若按政府的30 天及24 小時絕對工時計算，約五成人要記錄工時，若按26 天每天18 小時計算，月入在11,232 元以上的員工便可豁免計算工時，受法例影響要記錄工時的員工數目將大幅減至兩成，新增的行政費用尚可承擔。
勞處：研助企業減行政費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關注有企業反映記錄所有員工工時會令行政費增加，當局會研究協助他們減低行政費用。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溫小雯說，在最低工資條例中，要求企業記錄所有員工工時根本不可行，因為不單需要大量資源，職員亦難以記錄管理層每日的工時， 「根本沒有可能」。
溫小雯表示： 「主管出差、乘飛機時間、在外地工作等又如何計算？這些政府至今仍未清楚交代。」中原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本身有多份公職，亦不時接受傳媒訪問，她說： 「不知這又是否屬工時。」
在外工作業界促部分豁免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及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會長汪敦敬亦指出，跨境貨車司機及地產代理要經常在外工作，根本難以計算工時，故希望當局部分豁免。據了解，勞工處正研究豁免記錄工時的準則，其中一個可採納的方法，是以一個「每月工時數目」乘以「最低工資」來計算一個薪金水平，薪金在該水平之上的員工將可獲豁免。但勞工處為免出現漏網之魚，傾向以工時最高上限為指標，即每日24 小時、每月30 日計，合共720 小時，以此乘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便是豁免水平。
明報記者梁偉健
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明報
A32 | MP+觀點 | By 孔誥烽 2010-05-28
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5 ． 16 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 萬選民各說各話。5 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 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 ? 16 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 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 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 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 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 年民主派得票90 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 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 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 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 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 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 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在2008 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 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 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 的50 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 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A32 | MP+觀點 | By 孔誥烽 2010-05-28
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5 ． 16 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 萬選民各說各話。5 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 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 ? 16 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 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 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 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 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 年民主派得票90 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 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 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 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 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 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 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在2008 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 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 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 的50 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 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世界工廠的盡頭 還農民工一個生存的權利
明報
D06 | 副刊世紀 | By 潘毅 2010-05-28
世界工廠的盡頭 還農民工一個生存的權利
我們的中國．我們的勞工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2005 年憑著作《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獲社C. Wright Mills 會學著作獎
文．潘毅
編按∕潘毅曾走入中國女工車間，寫下《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她還著有《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失語年代的光與影》等作，未中斷地記錄全球化、發展主義的嚴重剝削下，中國底層工人扭曲的吶喊與無聲。把她的著作放進富士康連環墮樓事件——年前她躺在東莞女工宿舍，聽見熟睡女工的「尖叫和夢魘」，原來已換成張揚激烈的自我了結。潘氏由她時刻關念的中國工人出發，談論此事所反映的「當代歷史兩次終結」。
沒有想到尖叫和夢魘不是中國女工的最終歸宿。二十年的進步， 換來的是張揚的自殺事件：不可避免的生與死。
臨時的人命清單
歷史在這裏終結，絢爛的生和沉默的死，它成就了中國三十年的發展道路。奧運、世博、一個個的高峰會、一個個的國際化大都市……還有許許多多的世界第一，它累積耀眼的財富和創造強大的財團，它照耀和溫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它締造和預示中國與世界的未來！
歷史走了六十年，開了一個大玩笑，這一個玩笑卻以鮮血與淚水來終結。富士康只不過是開了一個臨時的清單：
· 2010 年5 月25 日，富士康觀瀾園區華南培訓中心一員年僅19 歲員工跳樓當場死亡，這是近期富士康發生的「第11 跳」。
· 2010 年5 月21 日，富士康一名年僅21 歲的男性員工南鋼從龍華廠區宿舍跳下身亡。
· 2010 年5 月14 日，富士康梁姓員工從富士康福華宿舍7 樓樓頂墮樓，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 2010 年5 月11 日，富士康龍華廠區外某出租屋，富士康離職女員工跳樓。
· 2010 年5 月6 日，富士康龍華廠區男工盧新從陽台縱身跳下身亡24 歲。
· 2010 年4 月7 日，富士康觀瀾樟閣村，富士康男員工身亡，22 歲。
· 2010 年4 月7 日，富士康觀瀾廠區外宿舍，寧姓女員工墮樓身亡，18 歲。
· 2010 年4 月6 日，富士康觀瀾C8 棟宿舍饒姓女工墮樓，仍在醫院治療，18 歲。
· 2010 年3 月29 日，富士康龍華廠區，一男性員工從宿舍樓上墮下，當場死亡，23 歲。
· 2010 年3 月17 日，富士康龍華園區，新進女員工從3 樓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樓受傷。
· 2010 年1 月23 日凌晨4 時許，富士康19 歲員工馬向前死亡。警方調查， 馬向前係「生前高墮死亡」。
還有第十二跳、第十三跳……別喊了！死去十個八個工人算什呢？一個八十多萬員工的現代化企業，有寬闊的宿舍區、巨無霸式的食堂、網路中心、健身室、關愛中心……所謂城中之城，人中無一。清華大學不是有心理專家指出，2008 年，全國自殺率大約是每10 萬人中有12 名自殺者，而富士康的自殺率才不過每10 萬人約有2 名自殺者嗎？還有著名的社會評論員不也說了：第二代農民工的心理和精神抗壓力差，心靈脆弱，不堪一擊。富士康的郭台銘老總也已經強調過：富士康絕對不是要錢不要命的血汗工廠！
「挺好」的血汗工廠？
富士康宣告了歷史的終結，而且終結就發生在富士康的企業王國裏。富士康象徵繼社會主義陣營倒台而披掛上陣的新自由主義下跨國資本全球擴張的勝利。1974 年富士康集團（鴻海集團）在台灣成立，1988 年起開始在中國大陸投資，到目前為止，富士康在華南、華東、華北等地共創建了八大科技工業園區，在深圳、東莞、昆山、杭州、蘇州、北京、天津、太原等地設有近50 家全資子公司，共有內地員工80 多萬人，僅深圳便有工人42萬。富士康連續七年穩居中國內地企業出口的首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專業製造商，在2009 年躍居為《財富》全球企業500 強的第109 位。
據說，在這個王國裏有全世界最先進的流水線機械設備，有全世界華人最高明的管理方式，有全世界人員最多最密集的輕工業生產廠區。城中之城，不是富士康的夢想而是郭台銘的實踐之都。據說，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因為它有最現代化的企業文化，車間井井有條，分工精密，管理嚴謹，分秒必爭，對人與品質的要求一樣高。據說，富士康總巿值達424 億港元，其員工收入，能達到中國大陸各城市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以深圳為例，倘無加班，工人每月能收取當地最低工資900 元人民幣。
「我們都想加班，出來打工就是為了掙錢」，富士康的工人如是說。於是工人簽署「自願加班書」，放棄《勞動法》要求「工人每月加班不應超過法定的36小時」的保障，日以繼夜麻木地、彷彿機器般，與室友同事見面不相識地工作，每月加班100 小時，拿到1500 至2000 元的工資。
「自殺對你們進富士康有影響嗎？」學生問。
「沒有什吧， 富士康工資高， 包吃包住， 挺好。」急找工作的打工者從早上六點鐘就過來排隊。據說，富士康變成「赴死坑」後，每天依樣有上千人要擠進去。可是同樣的，富士康每天有上千人要離開，從希望到絕望只是一線之差。
阿里山神木
郭台銘語錄如是道：
「成長，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企業人生三部曲·人材→人才→人財」
「執行力是什?：速度+ 準度+ 精度」
「關鍵：魔鬼都藏在細節裏」
「阿里山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種子掉到土裏就決定了！」
郭台銘自比阿里山神木，暗喻富士康的傲人成就，早在四千年前種子掉到土裏的一刻就決定了。郭氏還有一句語錄：桌子的表面是我們所看到的顏色，如果想要知道裏面的顏色，只有把桌子拆解才知道。語錄的作用可大可小，如果我們今天就聽從郭語錄，那富士康就必須被拆解開來，才能看清楚埋藏在這個王國裏的究竟是一顆怎樣的種子。
為了保衛富士康王國的完整，為了讓這一顆種子有生有滅，我們還是另覓他途。
成功的秘密，或反抗無聲
富士康的成功有秘密嗎？有。因為像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們都在中國大地上找到了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最後一塊樂土。
咱們中國有農民工！
富士康王國的財富積累，依靠的正是八十多萬名中國工人，他（她）們大部分是來自農村地區的農民工，他們的工資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富士康通過現代的軍事化管理方式，將每一個勞動主體碎片化、原子化，以一種宿舍勞動體制來完成對勞動力的廉價剝奪，這些勞動者們從此失去了過上正常生活的機會。
當然，富士康只不過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
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出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我們以「農民工」的身分為藉口，以低於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資水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過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我們的第一代農民工，在進退兩難的半無產階級化的路途中所產生出來的焦慮和痛苦，被宏大發展論述的轟鳴聲所淹沒。於是，他們回家，蓋一棟房子，養兒育女，期望他們的下一代能走出農村。
而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從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再像他們的父母輩那樣想過回家做農民，他們踏上的，是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當看不到打工可以讓他們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希望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
富士康發生的悲劇，只不過讓我們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以犧牲勞動者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富士康宣告了當代歷史的第一次終結，農民工們的年輕生命將宣告這段歷史的第二次終結。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年輕的工人用生命作出無聲的反抗。農民工的存在是一種時代的罪過——罪惡和過失，我們呼喚一種更具有人性和尊嚴的社會發展模式。
D06 | 副刊世紀 | By 潘毅 2010-05-28
世界工廠的盡頭 還農民工一個生存的權利
我們的中國．我們的勞工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2005 年憑著作《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獲社C. Wright Mills 會學著作獎
文．潘毅
編按∕潘毅曾走入中國女工車間，寫下《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她還著有《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失語年代的光與影》等作，未中斷地記錄全球化、發展主義的嚴重剝削下，中國底層工人扭曲的吶喊與無聲。把她的著作放進富士康連環墮樓事件——年前她躺在東莞女工宿舍，聽見熟睡女工的「尖叫和夢魘」，原來已換成張揚激烈的自我了結。潘氏由她時刻關念的中國工人出發，談論此事所反映的「當代歷史兩次終結」。
沒有想到尖叫和夢魘不是中國女工的最終歸宿。二十年的進步， 換來的是張揚的自殺事件：不可避免的生與死。
臨時的人命清單
歷史在這裏終結，絢爛的生和沉默的死，它成就了中國三十年的發展道路。奧運、世博、一個個的高峰會、一個個的國際化大都市……還有許許多多的世界第一，它累積耀眼的財富和創造強大的財團，它照耀和溫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它締造和預示中國與世界的未來！
歷史走了六十年，開了一個大玩笑，這一個玩笑卻以鮮血與淚水來終結。富士康只不過是開了一個臨時的清單：
· 2010 年5 月25 日，富士康觀瀾園區華南培訓中心一員年僅19 歲員工跳樓當場死亡，這是近期富士康發生的「第11 跳」。
· 2010 年5 月21 日，富士康一名年僅21 歲的男性員工南鋼從龍華廠區宿舍跳下身亡。
· 2010 年5 月14 日，富士康梁姓員工從富士康福華宿舍7 樓樓頂墮樓，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 2010 年5 月11 日，富士康龍華廠區外某出租屋，富士康離職女員工跳樓。
· 2010 年5 月6 日，富士康龍華廠區男工盧新從陽台縱身跳下身亡24 歲。
· 2010 年4 月7 日，富士康觀瀾樟閣村，富士康男員工身亡，22 歲。
· 2010 年4 月7 日，富士康觀瀾廠區外宿舍，寧姓女員工墮樓身亡，18 歲。
· 2010 年4 月6 日，富士康觀瀾C8 棟宿舍饒姓女工墮樓，仍在醫院治療，18 歲。
· 2010 年3 月29 日，富士康龍華廠區，一男性員工從宿舍樓上墮下，當場死亡，23 歲。
· 2010 年3 月17 日，富士康龍華園區，新進女員工從3 樓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樓受傷。
· 2010 年1 月23 日凌晨4 時許，富士康19 歲員工馬向前死亡。警方調查， 馬向前係「生前高墮死亡」。
還有第十二跳、第十三跳……別喊了！死去十個八個工人算什呢？一個八十多萬員工的現代化企業，有寬闊的宿舍區、巨無霸式的食堂、網路中心、健身室、關愛中心……所謂城中之城，人中無一。清華大學不是有心理專家指出，2008 年，全國自殺率大約是每10 萬人中有12 名自殺者，而富士康的自殺率才不過每10 萬人約有2 名自殺者嗎？還有著名的社會評論員不也說了：第二代農民工的心理和精神抗壓力差，心靈脆弱，不堪一擊。富士康的郭台銘老總也已經強調過：富士康絕對不是要錢不要命的血汗工廠！
「挺好」的血汗工廠？
富士康宣告了歷史的終結，而且終結就發生在富士康的企業王國裏。富士康象徵繼社會主義陣營倒台而披掛上陣的新自由主義下跨國資本全球擴張的勝利。1974 年富士康集團（鴻海集團）在台灣成立，1988 年起開始在中國大陸投資，到目前為止，富士康在華南、華東、華北等地共創建了八大科技工業園區，在深圳、東莞、昆山、杭州、蘇州、北京、天津、太原等地設有近50 家全資子公司，共有內地員工80 多萬人，僅深圳便有工人42萬。富士康連續七年穩居中國內地企業出口的首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專業製造商，在2009 年躍居為《財富》全球企業500 強的第109 位。
據說，在這個王國裏有全世界最先進的流水線機械設備，有全世界華人最高明的管理方式，有全世界人員最多最密集的輕工業生產廠區。城中之城，不是富士康的夢想而是郭台銘的實踐之都。據說，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因為它有最現代化的企業文化，車間井井有條，分工精密，管理嚴謹，分秒必爭，對人與品質的要求一樣高。據說，富士康總巿值達424 億港元，其員工收入，能達到中國大陸各城市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以深圳為例，倘無加班，工人每月能收取當地最低工資900 元人民幣。
「我們都想加班，出來打工就是為了掙錢」，富士康的工人如是說。於是工人簽署「自願加班書」，放棄《勞動法》要求「工人每月加班不應超過法定的36小時」的保障，日以繼夜麻木地、彷彿機器般，與室友同事見面不相識地工作，每月加班100 小時，拿到1500 至2000 元的工資。
「自殺對你們進富士康有影響嗎？」學生問。
「沒有什吧， 富士康工資高， 包吃包住， 挺好。」急找工作的打工者從早上六點鐘就過來排隊。據說，富士康變成「赴死坑」後，每天依樣有上千人要擠進去。可是同樣的，富士康每天有上千人要離開，從希望到絕望只是一線之差。
阿里山神木
郭台銘語錄如是道：
「成長，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企業人生三部曲·人材→人才→人財」
「執行力是什?：速度+ 準度+ 精度」
「關鍵：魔鬼都藏在細節裏」
「阿里山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種子掉到土裏就決定了！」
郭台銘自比阿里山神木，暗喻富士康的傲人成就，早在四千年前種子掉到土裏的一刻就決定了。郭氏還有一句語錄：桌子的表面是我們所看到的顏色，如果想要知道裏面的顏色，只有把桌子拆解才知道。語錄的作用可大可小，如果我們今天就聽從郭語錄，那富士康就必須被拆解開來，才能看清楚埋藏在這個王國裏的究竟是一顆怎樣的種子。
為了保衛富士康王國的完整，為了讓這一顆種子有生有滅，我們還是另覓他途。
成功的秘密，或反抗無聲
富士康的成功有秘密嗎？有。因為像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們都在中國大地上找到了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最後一塊樂土。
咱們中國有農民工！
富士康王國的財富積累，依靠的正是八十多萬名中國工人，他（她）們大部分是來自農村地區的農民工，他們的工資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富士康通過現代的軍事化管理方式，將每一個勞動主體碎片化、原子化，以一種宿舍勞動體制來完成對勞動力的廉價剝奪，這些勞動者們從此失去了過上正常生活的機會。
當然，富士康只不過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
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出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我們以「農民工」的身分為藉口，以低於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資水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過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我們的第一代農民工，在進退兩難的半無產階級化的路途中所產生出來的焦慮和痛苦，被宏大發展論述的轟鳴聲所淹沒。於是，他們回家，蓋一棟房子，養兒育女，期望他們的下一代能走出農村。
而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從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再像他們的父母輩那樣想過回家做農民，他們踏上的，是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當看不到打工可以讓他們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希望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
富士康發生的悲劇，只不過讓我們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以犧牲勞動者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富士康宣告了當代歷史的第一次終結，農民工們的年輕生命將宣告這段歷史的第二次終結。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年輕的工人用生命作出無聲的反抗。農民工的存在是一種時代的罪過——罪惡和過失，我們呼喚一種更具有人性和尊嚴的社會發展模式。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 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演講稿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 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演講稿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
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
Good evening.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晚安，我今天是以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的，所謂小說家也就是職業謊言製造者。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generals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lies.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當然，並不是只有小說家才說謊的。政治家也說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外交官和將軍有時也要說著他們自己的謊言，就如同二手車推銷員、劊子手以及建築師也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不一樣，因爲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說謊不道德。實際上，小說家的謊言說得越大越好，編造謊言的能力越高明，就越受到公衆和評論家的讚賞。這是爲什麽呢？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ful lies--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place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lies within us, within ourselve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我的答案是：藉由有技巧地說謊——也就是說，創作幾可亂真的小說——小說家才能夠將真相帶到一個新的空間並且讓世人都能看到。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以其原始形式去掌握真相，也不可能準確地闡述真相。這就是爲什麽我要將真相從其隱身之處挖掘出來再將它轉換到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取代。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要確認，真相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這是要編造完美謊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only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一年當中不說謊的天數不多，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In Japan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fighting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city of Gaza,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children and old people.
讓我來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有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裏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些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要來的話，他們就會掀起抵制閱讀我的小說的活動。當然，原因是迦薩的戰争正如火如荼。據聯合國報道，已經有一千多人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喪生，許多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兒童和老人。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在接到這個獲獎通知後,我不斷地問自己，是否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來耶路撒冷?接受這樣的文學獎是否是現在該做的事情?這樣做是否會讓人産生一種印象，說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軍事力量的國家政策呢。當然,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的書遭到抵制。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但最後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還是決定來到耶路撒冷。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不想讓我來這裏。可能與許多其他小說家一樣，我總是要做人們反對我做的事情。如果人們對我說——特别是警告我——“不要去那裏”、“不要這樣做”，我就偏偏要去那裏，偏偏要這樣做。你可能會說，這就是小說家的天命。小說家是另類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是不會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這就是我來到這裏的原因。我選擇面對而不迴避。我選擇目睹而不無視，我選擇在這裏開口而非沉默不語。
Please do allow me to deliver a message,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請允許我在這裏向你們傳遞一條信息，非常私人的信息。在我寫小說時我總是牢記在心，但我從來都不會把它寫在紙上，貼在牆上，我是把它刻在了心靈的牆上，這條信息是這樣的：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這一邊”。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o it. But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是的，無論牆是多麽的正確，雞蛋是多麽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論斷;也許時間或歷史終有定論。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站在牆的這邊來創作，那麽他的作品有何價值可言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這個比喻是什麽意思呢?在有些時候，是在清楚也不過了。轟炸機、坦克、火箭以及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雞蛋是被這些武器毀滅、燒傷並擊斃的手無寸鐵的百姓。這就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But this is not all.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不僅如此。它還有更深層的意義，讓我們思考一下，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一個包藏在脆弱外殼中的獨一無二的靈魂。並且，我們每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面臨着一堵高大堅實的牆。這個牆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體制”。這個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的，但是有時候它會呈現出它自己的一面，然後就開始屠殺我們，並迫使我們去屠殺他人——冷酷、有效、有系統地屠殺。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tru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我寫小說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賦予每一個靈魂尊嚴，讓他們沐浴在陽光下。故事的目的是一種警示，是對體制進行檢視，阻止它將我們的靈魂纏結在它的圈套中，防止它踐踏我們的靈魂。我由衷地相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通過創作故事——關于生死、愛情、讓人哭泣顫慄和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一個靈魂的無可取代性。這就是我不停創作的原因，日復一日，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創作小說。
My father passed away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ninety.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n Kyoto,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small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我的父親是在去年離開我的，享年九十歲。他是一名退休教師，也是一名兼職的佛教僧侶。他在京都讀研究所時，應召入伍，被派到中國打仗。作爲一個戰後出生的孩子，每天清晨在早餐之前，我總是看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壇前非常虔誠地長時間地祈禱。有一次我就問父親爲什麽要這樣做，他就告訴我說，他爲所有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還是敵人。看着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時，我似乎感受到了環繞在他周圍的死亡的陰影。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我的父親去世了，帶走他那些我永遠也無法得知的記憶。但是環繞在他周圍的那些死亡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那裏所繼承到的少數東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and we are all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們傳達一個信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的個體，我們都是脆弱的雞蛋，要面臨被稱作“體制”的堅實的牆。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這堵牆太高太堅實——也太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就是來自於我們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和無可取代而且我們確信彼此的靈魂融合後能夠得到溫暖。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請花一點時間想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獨特而鮮活的靈魂，而體制沒有。我們絕不能讓體制來剝削我們。我們絕不能讓體制為所欲為。體制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建立了體制。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這就是我想要對你們說的。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readers in Israel. You are the biggest reason why I am here. And I hope 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something very meaningful.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我非常感謝能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也非常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麽多人看了我的作品。我還要感謝以色列的讀者們。你們是我來到這裏的最主要原因。我希望我們能夠分享一些想法，一些有非常有意義的想法。我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在這裏和各位講講話。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謝大家。
(以上。)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
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
Good evening.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晚安，我今天是以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的，所謂小說家也就是職業謊言製造者。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generals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lies.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當然，並不是只有小說家才說謊的。政治家也說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外交官和將軍有時也要說著他們自己的謊言，就如同二手車推銷員、劊子手以及建築師也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不一樣，因爲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說謊不道德。實際上，小說家的謊言說得越大越好，編造謊言的能力越高明，就越受到公衆和評論家的讚賞。這是爲什麽呢？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ful lies--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place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lies within us, within ourselve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我的答案是：藉由有技巧地說謊——也就是說，創作幾可亂真的小說——小說家才能夠將真相帶到一個新的空間並且讓世人都能看到。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以其原始形式去掌握真相，也不可能準確地闡述真相。這就是爲什麽我要將真相從其隱身之處挖掘出來再將它轉換到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取代。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要確認，真相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這是要編造完美謊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only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一年當中不說謊的天數不多，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In Japan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fighting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city of Gaza,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children and old people.
讓我來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有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裏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些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要來的話，他們就會掀起抵制閱讀我的小說的活動。當然，原因是迦薩的戰争正如火如荼。據聯合國報道，已經有一千多人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喪生，許多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兒童和老人。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在接到這個獲獎通知後,我不斷地問自己，是否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來耶路撒冷?接受這樣的文學獎是否是現在該做的事情?這樣做是否會讓人産生一種印象，說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軍事力量的國家政策呢。當然,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的書遭到抵制。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但最後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還是決定來到耶路撒冷。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不想讓我來這裏。可能與許多其他小說家一樣，我總是要做人們反對我做的事情。如果人們對我說——特别是警告我——“不要去那裏”、“不要這樣做”，我就偏偏要去那裏，偏偏要這樣做。你可能會說，這就是小說家的天命。小說家是另類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是不會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這就是我來到這裏的原因。我選擇面對而不迴避。我選擇目睹而不無視，我選擇在這裏開口而非沉默不語。
Please do allow me to deliver a message,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請允許我在這裏向你們傳遞一條信息，非常私人的信息。在我寫小說時我總是牢記在心，但我從來都不會把它寫在紙上，貼在牆上，我是把它刻在了心靈的牆上，這條信息是這樣的：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這一邊”。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o it. But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是的，無論牆是多麽的正確，雞蛋是多麽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論斷;也許時間或歷史終有定論。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站在牆的這邊來創作，那麽他的作品有何價值可言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這個比喻是什麽意思呢?在有些時候，是在清楚也不過了。轟炸機、坦克、火箭以及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雞蛋是被這些武器毀滅、燒傷並擊斃的手無寸鐵的百姓。這就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But this is not all.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不僅如此。它還有更深層的意義，讓我們思考一下，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一個包藏在脆弱外殼中的獨一無二的靈魂。並且，我們每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面臨着一堵高大堅實的牆。這個牆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體制”。這個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的，但是有時候它會呈現出它自己的一面，然後就開始屠殺我們，並迫使我們去屠殺他人——冷酷、有效、有系統地屠殺。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tru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我寫小說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賦予每一個靈魂尊嚴，讓他們沐浴在陽光下。故事的目的是一種警示，是對體制進行檢視，阻止它將我們的靈魂纏結在它的圈套中，防止它踐踏我們的靈魂。我由衷地相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通過創作故事——關于生死、愛情、讓人哭泣顫慄和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一個靈魂的無可取代性。這就是我不停創作的原因，日復一日，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創作小說。
My father passed away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ninety.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n Kyoto,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small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我的父親是在去年離開我的，享年九十歲。他是一名退休教師，也是一名兼職的佛教僧侶。他在京都讀研究所時，應召入伍，被派到中國打仗。作爲一個戰後出生的孩子，每天清晨在早餐之前，我總是看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壇前非常虔誠地長時間地祈禱。有一次我就問父親爲什麽要這樣做，他就告訴我說，他爲所有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還是敵人。看着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時，我似乎感受到了環繞在他周圍的死亡的陰影。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我的父親去世了，帶走他那些我永遠也無法得知的記憶。但是環繞在他周圍的那些死亡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那裏所繼承到的少數東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and we are all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們傳達一個信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的個體，我們都是脆弱的雞蛋，要面臨被稱作“體制”的堅實的牆。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這堵牆太高太堅實——也太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就是來自於我們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和無可取代而且我們確信彼此的靈魂融合後能夠得到溫暖。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請花一點時間想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獨特而鮮活的靈魂，而體制沒有。我們絕不能讓體制來剝削我們。我們絕不能讓體制為所欲為。體制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建立了體制。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這就是我想要對你們說的。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readers in Israel. You are the biggest reason why I am here. And I hope 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something very meaningful.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我非常感謝能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也非常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麽多人看了我的作品。我還要感謝以色列的讀者們。你們是我來到這裏的最主要原因。我希望我們能夠分享一些想法，一些有非常有意義的想法。我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在這裏和各位講講話。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謝大家。
(以上。)
2010年5月24日 星期一
復建居屋目的何在？
2010/5/5 下午 07:17:49
日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報章撰文，指政府有責任令「居者有其所」，而不是「家家有層樓」，並重申政府不會輕率復建居屋。
局長的回應，再次引起大眾熱烈討論「應否復建居屋」這話題。
隨著樓價不斷上升，普羅大眾置業日趨困難，社會上再度響起復建居的訴求。究竟極力催促政府復建居屋的市民及政客，他們認為復建居屋的目的是甚麼呢？
1. 藉此增加住屋供應量，為熾熱的樓價降溫，令市民容易「上車」
興建居屋由無到有，需時三五七年，難以立即為樓市降溫。而更重要的是，要政府勞師動眾興建居屋，就是要以此作為樓市降溫的工具，實在費時失事，屆時樓價一跌，市民回歸私人市場，一幢幢居屋乏人問津，又該如何處理。
2. 興建居屋因為市民住屋需求大，但他們沒能力購買昂貴的私人物業，價格相對廉宜的居屋，就是市民的安樂窩
房委會自2007年起推出居屋貨尾銷售，雖然每次都有超額認購情況，但每次都未能成功將所有單位全數出售，因為居屋位於不同地區，當中地段、景觀、質素有別，有中籤者因為未能揀得心頭好，而放棄選購，部份位處偏遠如天水圍的單位便難以售出。
顯而易見，這是因為打算購買居屋的市民，並非單純有急切的住屋需求，同時希望購得具投資價值的單位，作為長線的投資工具。
這種情況下，政府還有責任去興建居屋來滿足渴望置業投資的市民嗎？
要令市民安居樂業、要遏抑飆瘋了的樓價，方法多的是，例如骷髏會早前也曾為居屋問題進諫。
社會不斷提倡復建居屋，究竟復建居屋的真正意義何在？值得各位細心思量一下。
撰文：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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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置業悲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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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居屋問題進諫
16.03.2010 18:34
面對社會上日漸升溫的復建居屋訴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昨日宣布，將會一次過出售4,073個剩餘居屋單位，房協亦作出配合，加推374個夾屋單位，從而增加房屋供應，助市民「上車」。
今次加推約4,400個居、夾屋單位，或者能暫時為民怨降一降溫，但對熾熱的樓市來說，恐怕只是杯水車薪，有需要的市民未必能受惠。因此，骷髏會大膽作出以下三個建議：
1. 適度調節居、夾屋數量
眼見去年中小型住宅單位落成量創10年新低，而差餉物業估價署估計2010年和2011年的新單位落成量也僅為14,260及10,960伙，換言之，未來兩年的新單位落成量，根本無法應付新婚家庭的年增量（統計處資料顯示2009年為24,000個），中小型單位供不應求的情況肯定持續。增加上述單位的供應，相信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不過，有關當局對居屋問題卻避之則吉，估計是由於當年「八萬五」戳破樓市泡沫的夢魘未除。骷髏會並非支持「八萬五」復活，但若政府能夠以每年新婚家庭數量作為指標，每年彈性地提供8,000至10,000個新落成單位，以舒緩新婚家庭對上車盤或細價樓的需求，對為私人樓宇市場降溫有一定作用。
2. 放寬申請對象限制
五個月前，骷髏會曾撰文指出，政府應放寬申請居屋的限制，讓有意置業而非投資者可以盡快上車。目前，一個2人家庭每月入息超過$23,000，便已失去申請居屋的資格；若家庭入息超過$39,000，就連夾屋的門檻都跨不過。
骷髏會始終相信，中小型單位供應量需要增加的同時，申請居、夾屋人士的門檻也要相應調低，才能讓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受惠。若部份中產人士也能選擇夾屋，相信更有助調節私樓樓價。
3. 作中間人 嚴控二手買賣
理論上，居、夾屋存的價值在於協調部份市民置業需要與私樓市場的供應，而非干預樓市，故兩都都不應存在投資或炒賣價值。
因此，骷髏會認為，政府一方面應放寬申請居、夾屋人士入息限制，另一方面亦可收緊兩種房屋轉手時的彈性，以防止二手市場炒賣。除現有的限制外，政府可變成居、夾屋二手市場的中間人，以買家的入息作為價格指標，若買家的收入超過一般居、夾屋的入息限制，政府可向其收取較高的樓價，而當中的差價將不歸政府所有，待該物業再次轉手至其他符合入息限制人士時，政府則可代為繳付差額。
港人對外地投資者炒高樓價而失去置業機會的怨聲已經四起，社會和諧亦受影響，因此，骷髏會希望政府小心考慮上述建議，不要再迴避興建居屋的討論，諱疾忌醫絕非治療高溫樓市的良策！
2010/5/5 下午 07:17:49
日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報章撰文，指政府有責任令「居者有其所」，而不是「家家有層樓」，並重申政府不會輕率復建居屋。
局長的回應，再次引起大眾熱烈討論「應否復建居屋」這話題。
隨著樓價不斷上升，普羅大眾置業日趨困難，社會上再度響起復建居的訴求。究竟極力催促政府復建居屋的市民及政客，他們認為復建居屋的目的是甚麼呢？
1. 藉此增加住屋供應量，為熾熱的樓價降溫，令市民容易「上車」
興建居屋由無到有，需時三五七年，難以立即為樓市降溫。而更重要的是，要政府勞師動眾興建居屋，就是要以此作為樓市降溫的工具，實在費時失事，屆時樓價一跌，市民回歸私人市場，一幢幢居屋乏人問津，又該如何處理。
2. 興建居屋因為市民住屋需求大，但他們沒能力購買昂貴的私人物業，價格相對廉宜的居屋，就是市民的安樂窩
房委會自2007年起推出居屋貨尾銷售，雖然每次都有超額認購情況，但每次都未能成功將所有單位全數出售，因為居屋位於不同地區，當中地段、景觀、質素有別，有中籤者因為未能揀得心頭好，而放棄選購，部份位處偏遠如天水圍的單位便難以售出。
顯而易見，這是因為打算購買居屋的市民，並非單純有急切的住屋需求，同時希望購得具投資價值的單位，作為長線的投資工具。
這種情況下，政府還有責任去興建居屋來滿足渴望置業投資的市民嗎？
要令市民安居樂業、要遏抑飆瘋了的樓價，方法多的是，例如骷髏會早前也曾為居屋問題進諫。
社會不斷提倡復建居屋，究竟復建居屋的真正意義何在？值得各位細心思量一下。
撰文：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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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居屋問題進諫
16.03.2010 18:34
面對社會上日漸升溫的復建居屋訴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昨日宣布，將會一次過出售4,073個剩餘居屋單位，房協亦作出配合，加推374個夾屋單位，從而增加房屋供應，助市民「上車」。
今次加推約4,400個居、夾屋單位，或者能暫時為民怨降一降溫，但對熾熱的樓市來說，恐怕只是杯水車薪，有需要的市民未必能受惠。因此，骷髏會大膽作出以下三個建議：
1. 適度調節居、夾屋數量
眼見去年中小型住宅單位落成量創10年新低，而差餉物業估價署估計2010年和2011年的新單位落成量也僅為14,260及10,960伙，換言之，未來兩年的新單位落成量，根本無法應付新婚家庭的年增量（統計處資料顯示2009年為24,000個），中小型單位供不應求的情況肯定持續。增加上述單位的供應，相信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不過，有關當局對居屋問題卻避之則吉，估計是由於當年「八萬五」戳破樓市泡沫的夢魘未除。骷髏會並非支持「八萬五」復活，但若政府能夠以每年新婚家庭數量作為指標，每年彈性地提供8,000至10,000個新落成單位，以舒緩新婚家庭對上車盤或細價樓的需求，對為私人樓宇市場降溫有一定作用。
2. 放寬申請對象限制
五個月前，骷髏會曾撰文指出，政府應放寬申請居屋的限制，讓有意置業而非投資者可以盡快上車。目前，一個2人家庭每月入息超過$23,000，便已失去申請居屋的資格；若家庭入息超過$39,000，就連夾屋的門檻都跨不過。
骷髏會始終相信，中小型單位供應量需要增加的同時，申請居、夾屋人士的門檻也要相應調低，才能讓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受惠。若部份中產人士也能選擇夾屋，相信更有助調節私樓樓價。
3. 作中間人 嚴控二手買賣
理論上，居、夾屋存的價值在於協調部份市民置業需要與私樓市場的供應，而非干預樓市，故兩都都不應存在投資或炒賣價值。
因此，骷髏會認為，政府一方面應放寬申請居、夾屋人士入息限制，另一方面亦可收緊兩種房屋轉手時的彈性，以防止二手市場炒賣。除現有的限制外，政府可變成居、夾屋二手市場的中間人，以買家的入息作為價格指標，若買家的收入超過一般居、夾屋的入息限制，政府可向其收取較高的樓價，而當中的差價將不歸政府所有，待該物業再次轉手至其他符合入息限制人士時，政府則可代為繳付差額。
港人對外地投資者炒高樓價而失去置業機會的怨聲已經四起，社會和諧亦受影響，因此，骷髏會希望政府小心考慮上述建議，不要再迴避興建居屋的討論，諱疾忌醫絕非治療高溫樓市的良策！
五一六與民主論述的累積
明報
A28 | MP+觀點 | By 周保松 2010-05-24
五一六與民主論述的累積
當代哲學家羅爾斯晚年非常重視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對證成政治原則的重要性，我對此一直頗感疑惑，直到最近才漸漸明白，如果要令社會不同個體接受某些政治價值，並將這些價值實踐於生活，那麼我們不能靠一小部分社會精英的「領導」和「啟蒙」，也不能靠一次轟轟烈烈的集體行動，而是需要在公民社會中進行長期的文化累積。只有政治價值在公共文化中生根，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會成為有理念的行動者，慢慢懂得使用這些新理念提供的概念和論述去理解自我及身處的世界，並以此規範行動，改變社會。當愈來愈多人接受新的規範後，舊的意識形態自會慢慢失去吸引力，一步一步崩塌。新的更公正的政治秩序，才有出現的可能。香港的政治轉型，需要民主論述的累積。
政治轉型 需要民主論述累積
問題是，如何累積這樣的論述？我的答案是：實踐和理論。我們的民主運動，如果要有持久的影響力，並能吸引更多同路人，必須要賦予行動意義，並對行動背後的價值作出充分證成，從而挑戰既有的觀念和價值，形成新的論述。論述不可能自然而生，而必須由行動者對自身的行動作出有意識的理論建構，並在來回往復的公共論辯中成形修正沉澱生根。實踐和理論，彼此共生，而非斷裂對立。
和民主政治針鋒相對的論述，是殖民主義、精英管治、經濟發展至上、政治生活邊緣化、對市場的過度崇拜和對福利社會的過度恐懼、道德犬儒主義和懷疑主義，以至對個人自主和平等尊嚴的矮化扭曲。這些大大小小的論述，支配我們的思考，限制我們的視野，主宰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僅限於4 年一次的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僅限於政黨政治，那麼務實的香港人實在有理由問：循序漸進真的如此難以忍受嗎？沒普選但有相當自由和繁榮且時刻有「阿爺」照顧的生活，難道不是很好嗎？普選或許可欲，但值得為此犧牲那麼多嗎？這絕對不是無知和非理性的問題，而是很多市民的心底話。要改變這種狀態，便要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培養出有民主素質的積極公民，使得更多人認同民主背後的平等政治，感受到集體自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貴，從而令民主的理念成為公共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是漫長而艱巨的工作。
五一六結束了，如果我們將所有焦點放在17.1%的投票率上，將成敗定於「5 區公投」的最低門檻上，難免令人沮喪。但如果我們將目光放遠一些，當會見到這次公投運動，背後有更深厚的意義，那就是它本身即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教育，並在為公共文化累積民主論述，呈現另一種政治生活的可能。我們更應該見到，五一六留給我們很多有待思考和回答的問題，例如：
五一六留給待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一、經此一役，當權者到底還有什麼道德資源，可以為功能組別的政治正當性作出合理辯護？
二、「公投」此一政治概念第一次在香港以這樣的方式實踐，對香港人（至少對投票支持公投理念的人）的政治意識將產生什麼影響？
三、這次公投的主題，是將民主和民生緊密聯結起來。這一聯結在理念上成立嗎？在實踐中成功嗎？ 為什麼不也嘗試將民主和個人自主（autonomy）聯結起來，並賦予自由更豐富的內涵？
四、那些選擇不投票的人，真的是在理念上反對普選和民主，抑或只是基於政治無力和政治務實，又或對政黨派系權爭的厭惡？將投票和不投票的人簡單二分，並對後者作出道德譴責，會否與事實有很大距離，同時製造不必要的分化？
五、那些站出來投票的公民，尤其是第一次參與選舉政治的無數年輕人，他們的政治實存感受是什麼？這些感受，將如何影響他們日後的社會行動？
太多的問題，值得我們整理總結，提出論述，並展開公共討論。就此而言，五一六仍未過去。如果我們輕易讓它結束，輕易讓當權者和主流媒體壟斷對這次運動的詮釋，從而墮入挫敗主義的深淵，那才是這次運動的最大失敗。我們每個參與投票的公民，都是行動的主體，都有權賦予這場民主運動應有的價值和意義，並在運動中學習如何從種種反民主論述中解放出來。每一次政治參與，我們不僅要問改變了世界多少，還要問改變了自己多少。
這次公投運動，我有很多學生加入「大專2012」的選舉工程，在理應最忙碌的考試時期，他們放下學業，跑入社區，天天在街頭派發傳單，在論壇宣揚民主理念。面對不少市民的冷漠和責難，他們沒有怨言沒有氣餒，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心，盼望打動更多香港人出來投票。他們用他們的汗水和淚水，灌溉這片土地，以期這個城市成為民主公正的政治共同體。我為他們驕傲。我也相信，當愈來愈多香港人加入他們的行列，改變會跟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A28 | MP+觀點 | By 周保松 2010-05-24
五一六與民主論述的累積
當代哲學家羅爾斯晚年非常重視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對證成政治原則的重要性，我對此一直頗感疑惑，直到最近才漸漸明白，如果要令社會不同個體接受某些政治價值，並將這些價值實踐於生活，那麼我們不能靠一小部分社會精英的「領導」和「啟蒙」，也不能靠一次轟轟烈烈的集體行動，而是需要在公民社會中進行長期的文化累積。只有政治價值在公共文化中生根，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會成為有理念的行動者，慢慢懂得使用這些新理念提供的概念和論述去理解自我及身處的世界，並以此規範行動，改變社會。當愈來愈多人接受新的規範後，舊的意識形態自會慢慢失去吸引力，一步一步崩塌。新的更公正的政治秩序，才有出現的可能。香港的政治轉型，需要民主論述的累積。
政治轉型 需要民主論述累積
問題是，如何累積這樣的論述？我的答案是：實踐和理論。我們的民主運動，如果要有持久的影響力，並能吸引更多同路人，必須要賦予行動意義，並對行動背後的價值作出充分證成，從而挑戰既有的觀念和價值，形成新的論述。論述不可能自然而生，而必須由行動者對自身的行動作出有意識的理論建構，並在來回往復的公共論辯中成形修正沉澱生根。實踐和理論，彼此共生，而非斷裂對立。
和民主政治針鋒相對的論述，是殖民主義、精英管治、經濟發展至上、政治生活邊緣化、對市場的過度崇拜和對福利社會的過度恐懼、道德犬儒主義和懷疑主義，以至對個人自主和平等尊嚴的矮化扭曲。這些大大小小的論述，支配我們的思考，限制我們的視野，主宰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僅限於4 年一次的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僅限於政黨政治，那麼務實的香港人實在有理由問：循序漸進真的如此難以忍受嗎？沒普選但有相當自由和繁榮且時刻有「阿爺」照顧的生活，難道不是很好嗎？普選或許可欲，但值得為此犧牲那麼多嗎？這絕對不是無知和非理性的問題，而是很多市民的心底話。要改變這種狀態，便要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培養出有民主素質的積極公民，使得更多人認同民主背後的平等政治，感受到集體自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貴，從而令民主的理念成為公共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是漫長而艱巨的工作。
五一六結束了，如果我們將所有焦點放在17.1%的投票率上，將成敗定於「5 區公投」的最低門檻上，難免令人沮喪。但如果我們將目光放遠一些，當會見到這次公投運動，背後有更深厚的意義，那就是它本身即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教育，並在為公共文化累積民主論述，呈現另一種政治生活的可能。我們更應該見到，五一六留給我們很多有待思考和回答的問題，例如：
五一六留給待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一、經此一役，當權者到底還有什麼道德資源，可以為功能組別的政治正當性作出合理辯護？
二、「公投」此一政治概念第一次在香港以這樣的方式實踐，對香港人（至少對投票支持公投理念的人）的政治意識將產生什麼影響？
三、這次公投的主題，是將民主和民生緊密聯結起來。這一聯結在理念上成立嗎？在實踐中成功嗎？ 為什麼不也嘗試將民主和個人自主（autonomy）聯結起來，並賦予自由更豐富的內涵？
四、那些選擇不投票的人，真的是在理念上反對普選和民主，抑或只是基於政治無力和政治務實，又或對政黨派系權爭的厭惡？將投票和不投票的人簡單二分，並對後者作出道德譴責，會否與事實有很大距離，同時製造不必要的分化？
五、那些站出來投票的公民，尤其是第一次參與選舉政治的無數年輕人，他們的政治實存感受是什麼？這些感受，將如何影響他們日後的社會行動？
太多的問題，值得我們整理總結，提出論述，並展開公共討論。就此而言，五一六仍未過去。如果我們輕易讓它結束，輕易讓當權者和主流媒體壟斷對這次運動的詮釋，從而墮入挫敗主義的深淵，那才是這次運動的最大失敗。我們每個參與投票的公民，都是行動的主體，都有權賦予這場民主運動應有的價值和意義，並在運動中學習如何從種種反民主論述中解放出來。每一次政治參與，我們不僅要問改變了世界多少，還要問改變了自己多少。
這次公投運動，我有很多學生加入「大專2012」的選舉工程，在理應最忙碌的考試時期，他們放下學業，跑入社區，天天在街頭派發傳單，在論壇宣揚民主理念。面對不少市民的冷漠和責難，他們沒有怨言沒有氣餒，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心，盼望打動更多香港人出來投票。他們用他們的汗水和淚水，灌溉這片土地，以期這個城市成為民主公正的政治共同體。我為他們驕傲。我也相信，當愈來愈多香港人加入他們的行列，改變會跟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最後的 浪 漫
明報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A Note | By 鄧小宇 2010-05-24
最後的 浪 漫
5 月9 號凌晨商台那個由民建聯「贊助」的節目《十八仝人愛落區》（唉，想不到這樣一個節目的名稱也都是TVB 那些什麼××××慶××的翻版！創意，你在何處？）作第二次直播（起碼部分是），經過第一集遭維園阿哥們衝擊，以及他們預先高調張揚在第二集會再來踩場，商台的高層應該為此開過多次會，商討過各種不同的對策，肯定有備而戰，結果怎會仍是被對方的「網上電台」玩到潰不成軍，要播出十八首歌去回應十八仝人這個主題？
雖然我是任亮憲（馬草泥）的擁躉，卻不代表我對那個節目的主持泰山不寄予同情， 在YouTube 上看到商台那個小組孤身作戰，最後被迫躲在車內，進退兩難，我心中確是有點難過；畢竟他們也只是在努力想做好這份工作，為什麼商台高層好像全失了蹤，沒有一個肯來到現場為他們打打氣？
面對「當頭起」，有星級光芒和個人魅力的任亮憲，泰山又怎可能是他的對手？而且當輿論窮追猛打不斷在質疑這個節目的性質或它的「合法性」時，泰山一伙人已先輸了心怯，已泄了氣。再說泰山講到底只不過是一個普通、沒有殺傷力的DJ，我不覺得他有什麼政治、政黨省覺，更不用說什麼政治智慧了，商台/民建聯點派他上任這個節目，而不找李慧玲（！），潘小濤（！），相信是想盡量淡化箇中的政治、政黨色彩，偽裝成一個與眾同樂、款待夜青的通宵嘉年華，所以「林彬之死屬意外」出自泰山口中，我覺得還是情有可原，畢竟作為一個DJ，他一向的強項不外是吃喝玩樂罷了，可能他真的不知道，或懶得去知他們商台先輩林彬的歷史往事，他口中的「意外」亦正好是一個職業DJ 的本能「急智」反應，隨口得就，他做夢也想不到原來林彬是不能被拿來做gag 的！像這樣一個手無寸鐵（在政治學養上而言）的主持人，突然要面對一群來勢洶洶，感覺上層次遠比他高的狙擊手，他確是不知所措，亦無從反擊，但面對如此強大有組織的襲擊行動，輿論、網上沒停過的反對聲音，加上他們本身對這個突如其來的節目應該不可能存在什麼認同或歸屬感，對那些表現得如此熱情，充滿愛心和關懷的空降「共同主持」區議員也無甚認識，他們肯定也隱約感覺到這可不是他們以前做開「一般」的節目，他們絕對會心虛，會一時間失去方向感，在這樣一個模式下，泰山他們這個「採訪隊」確是變成了「弱勢社群」，相比《一切從錢銀出發》這個和他們對幹的網台節目，他們已被打壓成「微弱聲音」，眼看他們的中層員工處身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對商台而言），商台的高層是否應該馬上拿出表示，有real time 的實際行動，給予員工在最孤立無援的情下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其實這些高層也不必和維園阿哥們對罵，只要在現場出現慰勞，令到這小團隊感到他們不是被唾棄的孤兒，被丟在那輛七人車內自生自滅，就已很足夠；不單是現場，相信全商台的員工都會因此而重拾尊嚴、士氣大振。
節目播第一集時，我記得商台是頗高調，好像黃永也出來撐場，怎到了第二集竟忽然變得如此閃縮呢？除非是俞琤下了禁制令，不然黃永怎會不現身支援像走難般的下屬？
而俞琤本人，即使不親自出馬，也一定通宵在聽那個節目吧，兩個電台，一大一細，一正規一游擊在你追我逃，不正是電台「活化」的實現？作為一個「電台人」，她不可能不感到無比的興奮，不可能不被那久違了真正的電台essence 所打動。如果我們相信「電台」確是俞琤一生的摯愛，甚至是她存在的意義，那麼我敢大膽說句，她在那個通宵晚上的代入感，不只單放在商台那邊；對台那邊做的，哪些做對哪些做錯（我指的當然是純粹作為一個電台節目的對或錯，而不是思維或道德取向的對或錯），她肯定都一一緊。
我甚至相信在俞琤內心深處，也會有一絲的衝動，想親自示範給這些沒有廣播經驗， 「見一步行一步」的維園青年如何在大氣電波上佈陣，反客為主，炮製一個精彩的、搶收視的節目。
當然我知道這一切都只是我百無聊賴的幻想，絕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假若俞琤真的肯主動「教路」，即使不是教那些維青，而是用那晚的節目做教材，在她的「天比高」開壇授一課，也是2010 年最叫人期待的時刻，也許亦會是令人最動容的時刻。
後記
原來真的不需要什麼撐場、勞軍了，商台這個節目的變數真是層出不窮，到了第三集就一聲唔該用了最簡單直接、最有效但也最沒有人味的方法——報警拉人。被狙擊的問題是解決了，但亦奪走了我心目中對電台存有的最後一絲的浪漫。
之前他們天天用聲音去撐保育老樹、撐菜園村。大聲疾呼政府高官們的良心何在……一下子我打了無數問號——他們真的有社會良知，抑或不過是找些最「就手」的話題來「省招牌」？
電台的公信力是要很多年的時間逐步建立起來，但要摧，確可以在一夜之間。
（文章標題為編者擬）
文．鄧小宇www.dengxiaoyu.net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A Note | By 鄧小宇 2010-05-24
最後的 浪 漫
5 月9 號凌晨商台那個由民建聯「贊助」的節目《十八仝人愛落區》（唉，想不到這樣一個節目的名稱也都是TVB 那些什麼××××慶××的翻版！創意，你在何處？）作第二次直播（起碼部分是），經過第一集遭維園阿哥們衝擊，以及他們預先高調張揚在第二集會再來踩場，商台的高層應該為此開過多次會，商討過各種不同的對策，肯定有備而戰，結果怎會仍是被對方的「網上電台」玩到潰不成軍，要播出十八首歌去回應十八仝人這個主題？
雖然我是任亮憲（馬草泥）的擁躉，卻不代表我對那個節目的主持泰山不寄予同情， 在YouTube 上看到商台那個小組孤身作戰，最後被迫躲在車內，進退兩難，我心中確是有點難過；畢竟他們也只是在努力想做好這份工作，為什麼商台高層好像全失了蹤，沒有一個肯來到現場為他們打打氣？
面對「當頭起」，有星級光芒和個人魅力的任亮憲，泰山又怎可能是他的對手？而且當輿論窮追猛打不斷在質疑這個節目的性質或它的「合法性」時，泰山一伙人已先輸了心怯，已泄了氣。再說泰山講到底只不過是一個普通、沒有殺傷力的DJ，我不覺得他有什麼政治、政黨省覺，更不用說什麼政治智慧了，商台/民建聯點派他上任這個節目，而不找李慧玲（！），潘小濤（！），相信是想盡量淡化箇中的政治、政黨色彩，偽裝成一個與眾同樂、款待夜青的通宵嘉年華，所以「林彬之死屬意外」出自泰山口中，我覺得還是情有可原，畢竟作為一個DJ，他一向的強項不外是吃喝玩樂罷了，可能他真的不知道，或懶得去知他們商台先輩林彬的歷史往事，他口中的「意外」亦正好是一個職業DJ 的本能「急智」反應，隨口得就，他做夢也想不到原來林彬是不能被拿來做gag 的！像這樣一個手無寸鐵（在政治學養上而言）的主持人，突然要面對一群來勢洶洶，感覺上層次遠比他高的狙擊手，他確是不知所措，亦無從反擊，但面對如此強大有組織的襲擊行動，輿論、網上沒停過的反對聲音，加上他們本身對這個突如其來的節目應該不可能存在什麼認同或歸屬感，對那些表現得如此熱情，充滿愛心和關懷的空降「共同主持」區議員也無甚認識，他們肯定也隱約感覺到這可不是他們以前做開「一般」的節目，他們絕對會心虛，會一時間失去方向感，在這樣一個模式下，泰山他們這個「採訪隊」確是變成了「弱勢社群」，相比《一切從錢銀出發》這個和他們對幹的網台節目，他們已被打壓成「微弱聲音」，眼看他們的中層員工處身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對商台而言），商台的高層是否應該馬上拿出表示，有real time 的實際行動，給予員工在最孤立無援的情下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其實這些高層也不必和維園阿哥們對罵，只要在現場出現慰勞，令到這小團隊感到他們不是被唾棄的孤兒，被丟在那輛七人車內自生自滅，就已很足夠；不單是現場，相信全商台的員工都會因此而重拾尊嚴、士氣大振。
節目播第一集時，我記得商台是頗高調，好像黃永也出來撐場，怎到了第二集竟忽然變得如此閃縮呢？除非是俞琤下了禁制令，不然黃永怎會不現身支援像走難般的下屬？
而俞琤本人，即使不親自出馬，也一定通宵在聽那個節目吧，兩個電台，一大一細，一正規一游擊在你追我逃，不正是電台「活化」的實現？作為一個「電台人」，她不可能不感到無比的興奮，不可能不被那久違了真正的電台essence 所打動。如果我們相信「電台」確是俞琤一生的摯愛，甚至是她存在的意義，那麼我敢大膽說句，她在那個通宵晚上的代入感，不只單放在商台那邊；對台那邊做的，哪些做對哪些做錯（我指的當然是純粹作為一個電台節目的對或錯，而不是思維或道德取向的對或錯），她肯定都一一緊。
我甚至相信在俞琤內心深處，也會有一絲的衝動，想親自示範給這些沒有廣播經驗， 「見一步行一步」的維園青年如何在大氣電波上佈陣，反客為主，炮製一個精彩的、搶收視的節目。
當然我知道這一切都只是我百無聊賴的幻想，絕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假若俞琤真的肯主動「教路」，即使不是教那些維青，而是用那晚的節目做教材，在她的「天比高」開壇授一課，也是2010 年最叫人期待的時刻，也許亦會是令人最動容的時刻。
後記
原來真的不需要什麼撐場、勞軍了，商台這個節目的變數真是層出不窮，到了第三集就一聲唔該用了最簡單直接、最有效但也最沒有人味的方法——報警拉人。被狙擊的問題是解決了，但亦奪走了我心目中對電台存有的最後一絲的浪漫。
之前他們天天用聲音去撐保育老樹、撐菜園村。大聲疾呼政府高官們的良心何在……一下子我打了無數問號——他們真的有社會良知，抑或不過是找些最「就手」的話題來「省招牌」？
電台的公信力是要很多年的時間逐步建立起來，但要摧，確可以在一夜之間。
（文章標題為編者擬）
文．鄧小宇www.dengxiaoyu.net
話到口中留 ─ 句
明報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A Voice | By 黃培烽 2010-05-24
話到口中留 ─ 句
編按：近月香港政治風風雨雨，在民建聯贊助商台節目、516 補選、將至的623 政制法案決議等事件上，左中右、民主親建制陣營多次對壘；繼2003 年後， 「全民政治」氛圍重現。「商台事件」恍若時過境遷，實則不然：這或許是挖掘香港潛藏社會矛盾的良機。評論人黃培烽和鄧小宇皆以一對「熱眼」閱讀事件。
兩年多前商台製作了一批聲帶，朗讀香港數十年來的大小點滴，口號是「我們善變，不善忘」。這個「變」應是指香港人善於「變通」的一面，但多得民建聯的《十八仝人愛落區》，這個「變」卻被演繹為「變心」，甚至可能是「變臉」。
廣播道上天水圍內，對是次風波都應各有盤算。我最想知道的，反而是商台創辦人何佐芝究竟怎樣想。兩年多前參與撰寫《十八樓C 座為民喉舌卌年》（黃永策劃、馮志豐主編、黃培烽主筆，香港：亮光文化、商台製作，2008），這齣廣播劇因紀念林彬先生而起，自然而然地翻閱起六七暴動的資料。林彬及其堂弟林光海在九龍塘遭「地下鋤奸隊」的暴徒在車上淋電油放火殺害，一般被認為是左派自始變得聲名狼藉的轉捩點，作為香港發展分水嶺的重要事件，有關的文獻卻是不成比例的單薄。有機會訪問當年曾與林彬共事的廣播同輩，但大多只談工作往事，拒絕回憶暴動的悲情。很羨慕外國的公營甚至是私營電台願意為聲音存檔，可惜《大丈夫日記》、《少婦日記》、《欲罷不能》和《冷眼旁觀》的聲帶和劇本文稿早已丟失，我們也無法詳細知道林彬當年如何讀出《時事評論》。
但在書本製作至尾聲時，卻突然收到來電，被告知大何生願意接受訪問！大部份內容已節錄在書中，席間有同事問及當年《欲罷不能》如何嬉笑左派，大何生便將每集的結尾用力吐出： 「無恥無能、下流賤格、低能邋遢一小撮香港左仔！」然後，只見他似乎雙目泛淚，凝望遠去的歷史。訪問曳然而止，離開何寓，駛入城市，歲月消逝無聲，一切的恩怨愛恨應不再纏繞塵世。
蘆葦：政治狹縫中搖曳
但原來有些香港人真的不善忘。商業電台並非不動如山，只是一根在政治狹縫中生存的蘆葦，偶有錯判形勢，節目也不是個個動聽，但依然未能完全抹掉林彬遺留下來的「敢言」兩隻大字。數年前商台有個名為《香港幾咁好為人民服務》的節目，口號是「為民請命」。雖然收聽率應不突出、現在的香港亦唔係咁好，節目名稱卻是商台的總結：以廣東話為主的電台必須立足香港，賺錢當然重要，但目標是為人民而非權貴服務。暴動期間，商台必須轉播新聞處的新聞，卻冒險派員落區作現場直播，拒絕擔當政府喉舌。不是意外，林彬就是不願當「保皇黨」才惹禍。
有論者曾說，沒有民主的地方，才需要有人落區為民請命，也正是這個原因，何佐芝才會說「本港民主一天未達成，此劇（《十八樓C 座》）一天都在反映市民心聲」。卌年過去了，民主尚不可期，歷史檔案被胡亂棄置，但林彬代表的敢言精神，仍是商台最珍貴的財產。這次商台是賣時段也好、是節目贊助也好、是合作也好，討論的重點不在條例、不在於編輯自主、不在於是否見錢開眼，而是腰骨。
另一邊廂，不知道曾經宣稱永不接受商台訪問的曾鈺成會否看脊醫，但他可能不忿，不忿傳統左派在港英時代受盡打壓，換國旗後未能執政卻始終跟從主子，自問腰板已經夠硬，但為何現在就像六七時，廣大同胞反過來圍攻他們這群解放力量？陳鑑林可能也不覺得自己錯，暴動中死的真的不止林彬一人，更有被警方打死的示威者（至於他會否關心被土製炸彈禍及的無辜市民則不得而知）。從新聞片段可見，當年警察在沒有警告下對示威者不問情由地施以毒打，家藏《文匯報》就可能被拘捕，絕對高壓。但同樣地，他無法回答的是，為何當年同胞受害卻不被市民同情，右派力量已幾乎全面撤出香港的今天，左派依然飽受白眼？這當然與後來的殖民政策有關，但以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摒棄的狹隘民族主義閱讀香港問題、擔當黨喉舌，卻都是自己的選擇。如果香港左派能夠將論述提升至反殖解殖後殖的理論層次而不是敵我對立，反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今天的本土論述也可能要改寫。
迷惘：西環路線。
像商台一樣，民建聯至今可能仍不明白自己做錯什麼，一個關愛社區的節目竟會惹來如此反響？也不明白為甚麼有十萬人參與Facebook 惡搞群組「我相信可以召集十萬個厭惡民建聯的人」。不要以為是年青人容易被鼓動（要真是這樣的話投票率肯定不至此），民建聯花了十多年時間和無數金錢都未能成功爭取民心，原因不止在於保皇親中、部份成員繼承自六七暴動，而是我們實在搞不清這個立法會第一大黨除了代表自己之外還代表誰，除了服從中央路線之外自己希望走甚麼路線。最低工資一役足夠令自由黨與草根階層對立吧，但他們確然代表（部份）老闆。民主黨和公民黨的議會工作也夠乏善足陳，但最少他們明確追求雙普選。工聯會屬傳統左派，出了一個楊光，投票鐘聲響起時不情不願也得歸位，但以人數來說他們代表32萬名勞工，是全港最大的工會。
但民建聯代表誰？代表政府？抱歉，曾鈺成那句「只有辱、沒有榮」已盡訴無法掌權卻不得不「保皇」的慘情。是「愛國陣營的重要代表」？如果「愛國」屬某一政黨的專利，則曾德成的民政局可省回國民教育的預算，而且也不見得有很多老愛國熱中多加一重黨籍。姑且同情民建聯需要跟從西環路線，但若然他們夠膽走自己的道路，又有何建港方略？擁護社會主義？支持福利主義？就算是放下《毛語錄》擁抱資本主義也總比沒有理念好。沒有理念的政黨只會變成純粹的統戰工具。不過，如果舉辦荔枝團就是民建聯的成立目的，那我可真要強烈勸籲廣管局放過商台，因為民建聯不是貪求選票的政黨，而是個溫情善良的老人服務機構。
有人問，民建聯是否等於當年的左派？單從黨員的組成來說，當然不，部份鬥委會成員在六七年後已不再參與政治，現時部份民主建港聯盟的核心高層其實來自民主黨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六七是傷口是禁忌，左中右都不願提，少人悼念。林彬和林光海的遺照掛在商台廿年後，何佐芝將之除下，放下了。但當年的對手卻拒絕反省，睜大眼歪曲事實，自己選擇拖包袱做人，這就不要怪別人追究責任了。盲目地將鬥爭變為目的，令六七暴動不得民心；立法會議席最多，卻用來指點政府而不是推動利民紓困的政策，將分享權力視為目的而不是真誠為香港服務的手段，是民建聯至今仍被不少人否定的原因。
商台一樓直播室外掛何佐芝題、李我書的「話到口中留幾句，理從是處讓三分」，話不要說得太盡，但前提是我們還有說話的機會。與「溫水煮蛙」一樣，左聯作家魯迅這句「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最近亦常被人引用，但當天的左已不同今天的左，新中國只容許一種聲音，選擇不沉默的便可能被判為「異見人士」，香港也愈來愈多人將反對意見視為噪音。劉慧卿的報時廣告跟《十八仝人》未能獲市民「一視同仁」的對待，可以因為港人恐共也可以因為厭惡民建聯，或更因為劉被打壓成反對派——更更因為，我們懼怕商業電台這個鎮守香港五十年的人民喉舌已消失無形。
（文章標題為編者擬）
文．黃培烽《十八樓C 座為民喉舌卌年》主筆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A Voice | By 黃培烽 2010-05-24
話到口中留 ─ 句
編按：近月香港政治風風雨雨，在民建聯贊助商台節目、516 補選、將至的623 政制法案決議等事件上，左中右、民主親建制陣營多次對壘；繼2003 年後， 「全民政治」氛圍重現。「商台事件」恍若時過境遷，實則不然：這或許是挖掘香港潛藏社會矛盾的良機。評論人黃培烽和鄧小宇皆以一對「熱眼」閱讀事件。
兩年多前商台製作了一批聲帶，朗讀香港數十年來的大小點滴，口號是「我們善變，不善忘」。這個「變」應是指香港人善於「變通」的一面，但多得民建聯的《十八仝人愛落區》，這個「變」卻被演繹為「變心」，甚至可能是「變臉」。
廣播道上天水圍內，對是次風波都應各有盤算。我最想知道的，反而是商台創辦人何佐芝究竟怎樣想。兩年多前參與撰寫《十八樓C 座為民喉舌卌年》（黃永策劃、馮志豐主編、黃培烽主筆，香港：亮光文化、商台製作，2008），這齣廣播劇因紀念林彬先生而起，自然而然地翻閱起六七暴動的資料。林彬及其堂弟林光海在九龍塘遭「地下鋤奸隊」的暴徒在車上淋電油放火殺害，一般被認為是左派自始變得聲名狼藉的轉捩點，作為香港發展分水嶺的重要事件，有關的文獻卻是不成比例的單薄。有機會訪問當年曾與林彬共事的廣播同輩，但大多只談工作往事，拒絕回憶暴動的悲情。很羨慕外國的公營甚至是私營電台願意為聲音存檔，可惜《大丈夫日記》、《少婦日記》、《欲罷不能》和《冷眼旁觀》的聲帶和劇本文稿早已丟失，我們也無法詳細知道林彬當年如何讀出《時事評論》。
但在書本製作至尾聲時，卻突然收到來電，被告知大何生願意接受訪問！大部份內容已節錄在書中，席間有同事問及當年《欲罷不能》如何嬉笑左派，大何生便將每集的結尾用力吐出： 「無恥無能、下流賤格、低能邋遢一小撮香港左仔！」然後，只見他似乎雙目泛淚，凝望遠去的歷史。訪問曳然而止，離開何寓，駛入城市，歲月消逝無聲，一切的恩怨愛恨應不再纏繞塵世。
蘆葦：政治狹縫中搖曳
但原來有些香港人真的不善忘。商業電台並非不動如山，只是一根在政治狹縫中生存的蘆葦，偶有錯判形勢，節目也不是個個動聽，但依然未能完全抹掉林彬遺留下來的「敢言」兩隻大字。數年前商台有個名為《香港幾咁好為人民服務》的節目，口號是「為民請命」。雖然收聽率應不突出、現在的香港亦唔係咁好，節目名稱卻是商台的總結：以廣東話為主的電台必須立足香港，賺錢當然重要，但目標是為人民而非權貴服務。暴動期間，商台必須轉播新聞處的新聞，卻冒險派員落區作現場直播，拒絕擔當政府喉舌。不是意外，林彬就是不願當「保皇黨」才惹禍。
有論者曾說，沒有民主的地方，才需要有人落區為民請命，也正是這個原因，何佐芝才會說「本港民主一天未達成，此劇（《十八樓C 座》）一天都在反映市民心聲」。卌年過去了，民主尚不可期，歷史檔案被胡亂棄置，但林彬代表的敢言精神，仍是商台最珍貴的財產。這次商台是賣時段也好、是節目贊助也好、是合作也好，討論的重點不在條例、不在於編輯自主、不在於是否見錢開眼，而是腰骨。
另一邊廂，不知道曾經宣稱永不接受商台訪問的曾鈺成會否看脊醫，但他可能不忿，不忿傳統左派在港英時代受盡打壓，換國旗後未能執政卻始終跟從主子，自問腰板已經夠硬，但為何現在就像六七時，廣大同胞反過來圍攻他們這群解放力量？陳鑑林可能也不覺得自己錯，暴動中死的真的不止林彬一人，更有被警方打死的示威者（至於他會否關心被土製炸彈禍及的無辜市民則不得而知）。從新聞片段可見，當年警察在沒有警告下對示威者不問情由地施以毒打，家藏《文匯報》就可能被拘捕，絕對高壓。但同樣地，他無法回答的是，為何當年同胞受害卻不被市民同情，右派力量已幾乎全面撤出香港的今天，左派依然飽受白眼？這當然與後來的殖民政策有關，但以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摒棄的狹隘民族主義閱讀香港問題、擔當黨喉舌，卻都是自己的選擇。如果香港左派能夠將論述提升至反殖解殖後殖的理論層次而不是敵我對立，反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今天的本土論述也可能要改寫。
迷惘：西環路線。
像商台一樣，民建聯至今可能仍不明白自己做錯什麼，一個關愛社區的節目竟會惹來如此反響？也不明白為甚麼有十萬人參與Facebook 惡搞群組「我相信可以召集十萬個厭惡民建聯的人」。不要以為是年青人容易被鼓動（要真是這樣的話投票率肯定不至此），民建聯花了十多年時間和無數金錢都未能成功爭取民心，原因不止在於保皇親中、部份成員繼承自六七暴動，而是我們實在搞不清這個立法會第一大黨除了代表自己之外還代表誰，除了服從中央路線之外自己希望走甚麼路線。最低工資一役足夠令自由黨與草根階層對立吧，但他們確然代表（部份）老闆。民主黨和公民黨的議會工作也夠乏善足陳，但最少他們明確追求雙普選。工聯會屬傳統左派，出了一個楊光，投票鐘聲響起時不情不願也得歸位，但以人數來說他們代表32萬名勞工，是全港最大的工會。
但民建聯代表誰？代表政府？抱歉，曾鈺成那句「只有辱、沒有榮」已盡訴無法掌權卻不得不「保皇」的慘情。是「愛國陣營的重要代表」？如果「愛國」屬某一政黨的專利，則曾德成的民政局可省回國民教育的預算，而且也不見得有很多老愛國熱中多加一重黨籍。姑且同情民建聯需要跟從西環路線，但若然他們夠膽走自己的道路，又有何建港方略？擁護社會主義？支持福利主義？就算是放下《毛語錄》擁抱資本主義也總比沒有理念好。沒有理念的政黨只會變成純粹的統戰工具。不過，如果舉辦荔枝團就是民建聯的成立目的，那我可真要強烈勸籲廣管局放過商台，因為民建聯不是貪求選票的政黨，而是個溫情善良的老人服務機構。
有人問，民建聯是否等於當年的左派？單從黨員的組成來說，當然不，部份鬥委會成員在六七年後已不再參與政治，現時部份民主建港聯盟的核心高層其實來自民主黨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六七是傷口是禁忌，左中右都不願提，少人悼念。林彬和林光海的遺照掛在商台廿年後，何佐芝將之除下，放下了。但當年的對手卻拒絕反省，睜大眼歪曲事實，自己選擇拖包袱做人，這就不要怪別人追究責任了。盲目地將鬥爭變為目的，令六七暴動不得民心；立法會議席最多，卻用來指點政府而不是推動利民紓困的政策，將分享權力視為目的而不是真誠為香港服務的手段，是民建聯至今仍被不少人否定的原因。
商台一樓直播室外掛何佐芝題、李我書的「話到口中留幾句，理從是處讓三分」，話不要說得太盡，但前提是我們還有說話的機會。與「溫水煮蛙」一樣，左聯作家魯迅這句「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最近亦常被人引用，但當天的左已不同今天的左，新中國只容許一種聲音，選擇不沉默的便可能被判為「異見人士」，香港也愈來愈多人將反對意見視為噪音。劉慧卿的報時廣告跟《十八仝人》未能獲市民「一視同仁」的對待，可以因為港人恐共也可以因為厭惡民建聯，或更因為劉被打壓成反對派——更更因為，我們懼怕商業電台這個鎮守香港五十年的人民喉舌已消失無形。
（文章標題為編者擬）
文．黃培烽《十八樓C 座為民喉舌卌年》主筆
緊縮開支 歐洲社福模式不再
明報
A23 | 國際 2010-05-24
緊縮開支 歐洲社福模式不再
希臘債務危機為歐洲各國敲響警號，除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要大刀闊斧緊縮開支，連英國、法國、意大利及德國這4 巨頭的財政狀亦成焦點。《紐約時報》指出，歐盟各國都正勒緊褲頭，戰後一度羡煞旁人的歐洲社會模式優厚福利，恐將一去不復還。
《紐約時報》昨報道，歐洲自二戰後確立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民眾享有國家提供醫療保障，假期悠長兼可以早退休享受生活。歐洲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級大國」（Lifestyle Superpower ）自居，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近年亦多次提到「提供保障的歐洲」（Europe that protects），即歐盟以保障歐洲的獨特生活方式為任務。但隨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等社會問題，加上希臘債務危機暴露出的弱點，歐洲模式能否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疑問。
法巨額退休金成財政負擔
1950 年代，西歐先進經濟體每7 個工人才有一個退休人士，但到了2050 年，歐盟的在職人士及退休人士比率將降至1.3 比1。歐盟公共社會開支由1980年佔GDP 的16％ 升至2005 年的21％ （ 美國只是15.9%），法國的公共開支更達31%，為歐洲之冠，其中政府退休金佔超過44%。法國目前的退休年齡是60 歲，退休金優厚（公務員可獲最後半年薪金的75%作退休金）。由於法國街頭抗爭傳統根深柢固，過去政府改革都泡湯。當瑞典及瑞士有七成人過了50 歲仍在工作時，法國人數僅為其一半。法國人平均享受24 年退休生活，較OECD 平均的18 年高。但退休金已成法國財政一大負擔，目前赤字達110 億歐元，若趨勢不變，到2050 年將達1030 億歐元。
學者：有必要結構改革
曾為法國政府研究歐洲在全球經濟角色的塔勞奇（Laurent Cohen-Tanugi）說： 「輕鬆的日子一去不復還，這不單是希臘、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國的情，對我們來說亦然。很多歐洲人不會這樣說，但我們正面對一場大風暴。我們不再負擔得起舊的社會模式，結構改革有其確實必要。」
歐盟不少國家已在削減福利，就算財政較穩健的德國，亦將1963 年後出生人士的退休年齡，由65 歲提高至67 歲。法國最近亦討論退休制度改革，提高退休年齡及增加高收入人士薪俸稅，來支付退休金開支。巴黎18 歲的高中生達雷（Gustave Brund'Arre）說： 「我們唯一知道的是我們要為其他人付帳。」
雖然民眾明白改革的必須，但希臘連串緊縮政策令雅典連場騷亂，卻令人擔心削支會激起社會動盪。薩爾科齊亦小心翼翼，未提將退休年齡提高多少（專家普遍認為要提高至65 歲才有效）。法國在 野社會黨及最大工會已表明反對，並計劃本月27 日示威。
但希臘債務危機卻似乎能幫助政府，《金融時報》上周刊登的民調顯示，希臘債務危機令多國民眾關注本國財政問題，當中以法國人最擔心國家財政狀，多達53%受訪者認為國家10 年後可能破產。另一調查顯示，多達63%受訪者認為法國是最可能繼葡萄牙及西班牙受希臘債務危機傳染的國家。這可能幫薩爾科齊改革。
福利制度關乎歐洲國家安全
有論者指出，改革雖然痛苦，但卻是維持歐洲獨特模式必須的。德國前外長菲舍爾（JoschkaFischer）便指出，歐洲社會能否穩定，在於歐洲模式的維持。他說： 「若不（提供保護），歐洲便不能維持。歐洲仍然有不少鼓吹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的政黨，若非福利制度，那些政黨早就加以利用社會的苦。所以（改革）關乎的是國家安全及民主制度。」
2010年5月23日 星期日
44年來的3個「五一六」
明報
A06 | 港聞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5-15
44年來的3個「五一六」
明天全港市民可以投票，不管你稱之為「補選」抑或「公投」再或「起義」又或「只是為了表達對功能組別的存在感到不滿」，既然有了善盡公民責任和行使公民權利的寶貴機會，除非你不在港或故意或假裝不在港，否則實在沒有不去投票的理由。更何，明天是「五一六」呢，這應是中國近44 年來的第三個深具意義的「五一六」，參與其中，投下一票，輕輕鬆鬆即可在你自己的人生履歷表上增添歷史一筆，何樂不為？
容我說說3 個「五一六」的悲涼故事。
第一個「五一六」發生於196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一份文件，是謂《五一六通知》，主旨在於宣布撤銷彭真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並對該小組所撰之《二月提綱》作出狠辣批判。
《二月提綱》主要針對的是「海瑞罷官事件」，力求把事件定性為「學術討論」，避免政治流彈禍及全國；它主張「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五一六通知》則跟它大打對台，堅稱一定要鬥、不可不鬥，而且要擴大來鬥、全民來鬥，不可不一鬥再鬥；這份文件的後台老闆當然是毛澤東和他的四人幫，也正是這份文件正式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號角，你鬥我鬥大家鬥，十年浩勢，欲罷不能。
今天重看《五一六通知》全文，正如閱讀所有過時政治文件，斷爛朝報，悶到嘔泡，然而若把最末一段加以顛倒改寫，未嘗沒有另一番惡搞樂趣。讓我們先看原件文字：
「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倡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以1966 年《五一六通知》為鑑
撰為2010 年《五一六通知》
上述寫於44 年前的文字，口口聲聲維護的是「無產階級」利益，但到了此時此刻，有人堅持在香港特區維持功能組別的小圈子選舉形式，無疑剛好相反，作用在於維護既得利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我們不妨把這段文字改寫一下，變成2010 年中國盛世版的《五一六通知》：
「在我們開始反擊草根階層猖狂進攻的時候，支持普選的人們卻提出， 『在選票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草根階層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草根階層，反對既得利益分子，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選票的階級性。既得利益分子同草根階層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草根階層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
既得利益分子對草根階層鬥爭，既得利益分子對草根階層專政，既得利益分子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既得利益分子繼續清除草根階層鑽在香港特區內打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分子壓迫另一個階層的關係，即既得利益分子對草根階層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有權投票階層同冇權投票階層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看到了沒有？只要輕按一下電腦文書軟件的搜索/替代功能鍵，稍稍倒轉更換關鍵字詞，立即可以原文照用、廢物利用，只因政治文件容易過時，但其背後邏輯卻通常頭腦簡單，跟公義真理無關，純為配合政治領導的需要而設計。44 年前用來保護所謂無產階級的政治修辭，44 年後同樣適用於保護既得利益者。歷史長河往前流進，而這條長河，往往是一條幽默之河。
第二個「五一六」同樣深具逗笑之處。話說於《五一六通知》發出翌年的5 月中旬，北京農業大學有一群小毛頭以「五一六兵團」名義成立了新組織支持文革，北京外國語學院也有人以「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名義張貼出題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對周恩來發動進攻，把周恩來指罵為「毛澤東主義的可叛徒」。
此等無知行徑惹怒了不少對周恩來忠心崇拜的老幹部，他們暗中動員集結，欲對紅衛兵有以反制，毛澤東經過一輪盤算，決定對小毛頭們下手鎮壓以平衡和籠絡軍中的老幹部，於是出手在幕後撰文指「五一六」相關組織定性為「用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此語一出，群魔飛撲而上，江青等人藉機整異己，把鎮壓目標無限擴大，加上林彪在旁指示「一個都不能放過」，往後數年，被牽連入獄甚至死亡的所謂「五一六分子」多達三四百萬。
這有什麼逗笑？
據材料顯示，當初參與「五一六兵團」者有許多是真心相信毛澤東及其文革、並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為文革賣命的年輕人，殊不知，領導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變臉之下，年輕人不僅參與無功，反而「叛亂」有罪，確為萬料不及。這令我想起台灣作家李敖曾說，他坐政治牢時，在獄中遇見一位因組黨被判終身監禁的年輕人。李敖調侃他道，你膽子好大啊，老蔣當家，一黨獨大，你竟敢組黨？難道你不怕死？年輕人這樣回答：我怕呀！可是我沒想過他們會抓我呀！我讀了中華民國憲法，裏面不是明明寫「人民有組黨自由」嗎？我把他們說的話當真，誰知道他們自己不把話當真！
當年大搞特搞「五一六兵團」的小毛頭恐怕亦正如此。他們把文化大革命當真，豈料毛澤東和四人幫根本不把它當真，他們只視之為權鬥之物，誰有助他們奪權保權，誰就是跟他們同道的革命者；誰妨礙他們搶權保權，誰便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者。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小毛頭確實太太天真。
當真與不當真，許多時候確屬難題。像是次香港特區的「五一六」，公社連盟初時將之說為「變相公投」，其後慢慢閹去「變相」二字，只以「公投」之名行之推之，假戲真做，似模似樣；難得的是中方陣營竟又曲線配合，開口大罵他們的「公投」是於理不合、於法無據，遂令其假戲加倍似真，熱鬧非凡。
其實，從小市民老百姓的角度看，大家根本可以不必理會什麼公投不公投，又或可以對「公投」二字提出自己的詮釋解讀。公投也者，可以不是公民投票，而是公義投票，反正有人勇敢辭職了，特區政府迫於無奈也懶懶閒地舉辦補選了，你既然有票在手，便應好好善用，針對屬意的候選人投出一票，而這一票，當然最好是為公義而投，投給主張把小圈子功能組別踢走、並有長期支持民主普選紀錄的候選人，而對於那些趁機抽水、博懵搞笑之流，則大可不必理會，任其自生自滅。這才是公義之道，你的一票，才有價值。
「五一六」是深具歷史意義的政治符號。這一天，你絕對不能缺席於投票站。千萬別理林公公，他總是在騙你。記得去投票。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A06 | 港聞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5-15
44年來的3個「五一六」
明天全港市民可以投票，不管你稱之為「補選」抑或「公投」再或「起義」又或「只是為了表達對功能組別的存在感到不滿」，既然有了善盡公民責任和行使公民權利的寶貴機會，除非你不在港或故意或假裝不在港，否則實在沒有不去投票的理由。更何，明天是「五一六」呢，這應是中國近44 年來的第三個深具意義的「五一六」，參與其中，投下一票，輕輕鬆鬆即可在你自己的人生履歷表上增添歷史一筆，何樂不為？
容我說說3 個「五一六」的悲涼故事。
第一個「五一六」發生於196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一份文件，是謂《五一六通知》，主旨在於宣布撤銷彭真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並對該小組所撰之《二月提綱》作出狠辣批判。
《二月提綱》主要針對的是「海瑞罷官事件」，力求把事件定性為「學術討論」，避免政治流彈禍及全國；它主張「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五一六通知》則跟它大打對台，堅稱一定要鬥、不可不鬥，而且要擴大來鬥、全民來鬥，不可不一鬥再鬥；這份文件的後台老闆當然是毛澤東和他的四人幫，也正是這份文件正式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號角，你鬥我鬥大家鬥，十年浩勢，欲罷不能。
今天重看《五一六通知》全文，正如閱讀所有過時政治文件，斷爛朝報，悶到嘔泡，然而若把最末一段加以顛倒改寫，未嘗沒有另一番惡搞樂趣。讓我們先看原件文字：
「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倡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以1966 年《五一六通知》為鑑
撰為2010 年《五一六通知》
上述寫於44 年前的文字，口口聲聲維護的是「無產階級」利益，但到了此時此刻，有人堅持在香港特區維持功能組別的小圈子選舉形式，無疑剛好相反，作用在於維護既得利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我們不妨把這段文字改寫一下，變成2010 年中國盛世版的《五一六通知》：
「在我們開始反擊草根階層猖狂進攻的時候，支持普選的人們卻提出， 『在選票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草根階層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草根階層，反對既得利益分子，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選票的階級性。既得利益分子同草根階層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草根階層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
既得利益分子對草根階層鬥爭，既得利益分子對草根階層專政，既得利益分子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既得利益分子繼續清除草根階層鑽在香港特區內打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分子壓迫另一個階層的關係，即既得利益分子對草根階層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有權投票階層同冇權投票階層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看到了沒有？只要輕按一下電腦文書軟件的搜索/替代功能鍵，稍稍倒轉更換關鍵字詞，立即可以原文照用、廢物利用，只因政治文件容易過時，但其背後邏輯卻通常頭腦簡單，跟公義真理無關，純為配合政治領導的需要而設計。44 年前用來保護所謂無產階級的政治修辭，44 年後同樣適用於保護既得利益者。歷史長河往前流進，而這條長河，往往是一條幽默之河。
第二個「五一六」同樣深具逗笑之處。話說於《五一六通知》發出翌年的5 月中旬，北京農業大學有一群小毛頭以「五一六兵團」名義成立了新組織支持文革，北京外國語學院也有人以「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名義張貼出題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對周恩來發動進攻，把周恩來指罵為「毛澤東主義的可叛徒」。
此等無知行徑惹怒了不少對周恩來忠心崇拜的老幹部，他們暗中動員集結，欲對紅衛兵有以反制，毛澤東經過一輪盤算，決定對小毛頭們下手鎮壓以平衡和籠絡軍中的老幹部，於是出手在幕後撰文指「五一六」相關組織定性為「用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此語一出，群魔飛撲而上，江青等人藉機整異己，把鎮壓目標無限擴大，加上林彪在旁指示「一個都不能放過」，往後數年，被牽連入獄甚至死亡的所謂「五一六分子」多達三四百萬。
這有什麼逗笑？
據材料顯示，當初參與「五一六兵團」者有許多是真心相信毛澤東及其文革、並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為文革賣命的年輕人，殊不知，領導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變臉之下，年輕人不僅參與無功，反而「叛亂」有罪，確為萬料不及。這令我想起台灣作家李敖曾說，他坐政治牢時，在獄中遇見一位因組黨被判終身監禁的年輕人。李敖調侃他道，你膽子好大啊，老蔣當家，一黨獨大，你竟敢組黨？難道你不怕死？年輕人這樣回答：我怕呀！可是我沒想過他們會抓我呀！我讀了中華民國憲法，裏面不是明明寫「人民有組黨自由」嗎？我把他們說的話當真，誰知道他們自己不把話當真！
當年大搞特搞「五一六兵團」的小毛頭恐怕亦正如此。他們把文化大革命當真，豈料毛澤東和四人幫根本不把它當真，他們只視之為權鬥之物，誰有助他們奪權保權，誰就是跟他們同道的革命者；誰妨礙他們搶權保權，誰便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者。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小毛頭確實太太天真。
當真與不當真，許多時候確屬難題。像是次香港特區的「五一六」，公社連盟初時將之說為「變相公投」，其後慢慢閹去「變相」二字，只以「公投」之名行之推之，假戲真做，似模似樣；難得的是中方陣營竟又曲線配合，開口大罵他們的「公投」是於理不合、於法無據，遂令其假戲加倍似真，熱鬧非凡。
其實，從小市民老百姓的角度看，大家根本可以不必理會什麼公投不公投，又或可以對「公投」二字提出自己的詮釋解讀。公投也者，可以不是公民投票，而是公義投票，反正有人勇敢辭職了，特區政府迫於無奈也懶懶閒地舉辦補選了，你既然有票在手，便應好好善用，針對屬意的候選人投出一票，而這一票，當然最好是為公義而投，投給主張把小圈子功能組別踢走、並有長期支持民主普選紀錄的候選人，而對於那些趁機抽水、博懵搞笑之流，則大可不必理會，任其自生自滅。這才是公義之道，你的一票，才有價值。
「五一六」是深具歷史意義的政治符號。這一天，你絕對不能缺席於投票站。千萬別理林公公，他總是在騙你。記得去投票。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雞蛋與堅牆
明報
B14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穆桷、張彧暋 2010-05-15
雞蛋與堅牆
近期香港很多人都很喜歡引用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中致辭的話： 「在高聳的堅牆和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
「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寄存於脆弱軀殼內的靈魂。這於我是真，於諸位亦然。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在面對一堵高聳而堅固的牆。這堵牆有個名字：它就是體制。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但有時候它卻自我成精，然後開始宰殺我們，並驅使我們宰殺別人——冷血地、有效地、有系統地。」
諷刺的是，引用村上春樹這些話的人，多數是要以這句話來鼓動戰鬥。村上春樹是一個反對戰爭，也同時冷視日本1968 年學運的人。就在同一篇講辭，村上春樹就說明，有很多人曾經威脅他，若他到耶路撒冷領獎演講，就罷買他的書。「然而最後，經過審慎的考量，我決意來此。」村上春樹說。「當中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叫我別來此了。」
香港政治變得兩極化
這幾年的香港政治毫無疑問變得兩極化：溫和的變得更消極、憤慨的變得更激進。親眼目睹身邊不少認識的人，胸襟視野逐漸走向閉塞。他們不僅不耐煩聽反對者的說話、不耐煩和反對者對話，甚至連未有立場的人，他們也懶得說服——除非這些人自動投誠，否則一律統統都當成反對派，全部消滅掉。
我曾經聽過一次電台對話。某位家庭主婦打電話到節目，向主持們表達她難以理解補選∕變相公投的意義何在。一位議員嘗試說服這位女士，那個社會上大部分人都難以理解的政治制度，其實對社會上大部分人都不利： 「我們要負擔那麼貴的租金與樓價，就是因為現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制度所致。」接輪到另外一位議員，她不太好脾氣地說： 「大家各有立場，我都很尊重這位聽眾的意見」，然後便掛斷線中斷對話。
除了己方陣營的感動宣傳，很多參與者不需要任何其他語言。論客中就不乏「不知要投什麼的人也請去投票」之類匪夷所思的前現代神話思維。對一切非我者的敵視和漠視，令這些人逐漸變得自我中心。最後他們眼裏的世界只有二元對立、非友即敵，如是者政治便不再是眾人之事，只有怨憤和悲情，變得破落而疏離。
誤擇歧路補走民主路更崎嶇
侯德健在六四凌晨撤離廣場後，說沒看過天安門上有學生被殺。侯德健說：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會使我們失去立足點。甘地的不抵抗運動之所以能以小勝大、以弱鬥強，在於遠遠超乎對手的道德能量和道德勇氣。不抵抗運動當中不侮辱、不報復對方的行動原則，在現時宣稱厲行公民抗命的人眼中，只能是可笑的懦弱。比起印度對英國，香港更小、也更懸殊。面對雞蛋對堅牆的政治現實，我們難道真的可以理性相信，香港可以強橫的力量震懾，而非更大的道德勇氣，去贏得與堅牆連成一線的持位者的退讓，去取得一場本來就以道德理念而非功用計算為基的政治理想？我們雞蛋對堅牆的政治討論，難道又可以與對手一樣見識，只有自己陣營才能明白的自言自語催眠，而非以較對方百倍的努力，還有以眾人都能明白而且敬佩的語言和手法，去說服被壓在高牆下，甚至被高牆吞噬被融為一體的人的理解和支持嘛？
時間在我們這一邊，又不在我們這一邊。東歐諸國於二次大戰被蘇共佔領後爭取民主凡50 餘年，最後在1990年代初才取得成果。港人如果沒有爭取民主逾50 年的耐性和覺悟，恐怕只會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期望和誤判。做自我陶醉的夢本來並不要緊，最可惜是如果因為時勢的誤判而誤擇歧路捨棄正途，將來要補走的民主路就只有更崎嶇遼遠、更縹緲迂迴。
B14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穆桷、張彧暋 2010-05-15
雞蛋與堅牆
近期香港很多人都很喜歡引用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中致辭的話： 「在高聳的堅牆和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
「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寄存於脆弱軀殼內的靈魂。這於我是真，於諸位亦然。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在面對一堵高聳而堅固的牆。這堵牆有個名字：它就是體制。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但有時候它卻自我成精，然後開始宰殺我們，並驅使我們宰殺別人——冷血地、有效地、有系統地。」
諷刺的是，引用村上春樹這些話的人，多數是要以這句話來鼓動戰鬥。村上春樹是一個反對戰爭，也同時冷視日本1968 年學運的人。就在同一篇講辭，村上春樹就說明，有很多人曾經威脅他，若他到耶路撒冷領獎演講，就罷買他的書。「然而最後，經過審慎的考量，我決意來此。」村上春樹說。「當中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叫我別來此了。」
香港政治變得兩極化
這幾年的香港政治毫無疑問變得兩極化：溫和的變得更消極、憤慨的變得更激進。親眼目睹身邊不少認識的人，胸襟視野逐漸走向閉塞。他們不僅不耐煩聽反對者的說話、不耐煩和反對者對話，甚至連未有立場的人，他們也懶得說服——除非這些人自動投誠，否則一律統統都當成反對派，全部消滅掉。
我曾經聽過一次電台對話。某位家庭主婦打電話到節目，向主持們表達她難以理解補選∕變相公投的意義何在。一位議員嘗試說服這位女士，那個社會上大部分人都難以理解的政治制度，其實對社會上大部分人都不利： 「我們要負擔那麼貴的租金與樓價，就是因為現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制度所致。」接輪到另外一位議員，她不太好脾氣地說： 「大家各有立場，我都很尊重這位聽眾的意見」，然後便掛斷線中斷對話。
除了己方陣營的感動宣傳，很多參與者不需要任何其他語言。論客中就不乏「不知要投什麼的人也請去投票」之類匪夷所思的前現代神話思維。對一切非我者的敵視和漠視，令這些人逐漸變得自我中心。最後他們眼裏的世界只有二元對立、非友即敵，如是者政治便不再是眾人之事，只有怨憤和悲情，變得破落而疏離。
誤擇歧路補走民主路更崎嶇
侯德健在六四凌晨撤離廣場後，說沒看過天安門上有學生被殺。侯德健說：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會使我們失去立足點。甘地的不抵抗運動之所以能以小勝大、以弱鬥強，在於遠遠超乎對手的道德能量和道德勇氣。不抵抗運動當中不侮辱、不報復對方的行動原則，在現時宣稱厲行公民抗命的人眼中，只能是可笑的懦弱。比起印度對英國，香港更小、也更懸殊。面對雞蛋對堅牆的政治現實，我們難道真的可以理性相信，香港可以強橫的力量震懾，而非更大的道德勇氣，去贏得與堅牆連成一線的持位者的退讓，去取得一場本來就以道德理念而非功用計算為基的政治理想？我們雞蛋對堅牆的政治討論，難道又可以與對手一樣見識，只有自己陣營才能明白的自言自語催眠，而非以較對方百倍的努力，還有以眾人都能明白而且敬佩的語言和手法，去說服被壓在高牆下，甚至被高牆吞噬被融為一體的人的理解和支持嘛？
時間在我們這一邊，又不在我們這一邊。東歐諸國於二次大戰被蘇共佔領後爭取民主凡50 餘年，最後在1990年代初才取得成果。港人如果沒有爭取民主逾50 年的耐性和覺悟，恐怕只會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期望和誤判。做自我陶醉的夢本來並不要緊，最可惜是如果因為時勢的誤判而誤擇歧路捨棄正途，將來要補走的民主路就只有更崎嶇遼遠、更縹緲迂迴。
原來我已沒有沉默的權利
明報
B14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5-15
原來我已沒有沉默的權利
警匪片中最常見的對白，是警察逮捕疑犯之前的一句： 「你有權保持緘默。」這句說話的重量，在於它代表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強調制度不會偏袒於任何一方，讓我知道我不會被強迫承認一些我沒有說過的事情。可惜，近日來政府和權貴不斷鼓吹杯葛明天的立法會補選，讓我驀然發現，原來做香港人比做一個嫌疑犯更為無權，因為我們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
對於去不去投票，我本來沒有太大的意見。對於所謂的「5 區總辭、變相公投」是否爭取普選的最佳方法，也還未想得很清楚。但是我發現，到了此時此刻，原來這些考慮都已經不再重要。如果你仍有猶豫的話，我希望你明天還是會走到票站，投下你的一票。
政府叫選民杯葛自己辦選舉
我是被迫呼籲大家出來投票的。
投票與否，本來應該是一項公民權利，就好像「你有權保持緘默」一樣。然而權貴為了打擊投票意欲，提出不單止投票給誰，而是走進票站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政治姿態，所以不該去投票。於是乎，我們看見官員對是否投票不敢宣之於口，政府的選舉宣傳品中「請踴躍投票」這5 個字也忽然失蹤。香港這個自稱的世界之都在這點倒開創了一項世界紀錄：政府叫選民杯葛政府自己辦的選舉。
問題來了：引用同一個邏輯，如果權貴認定走進票站本身也是一種政治姿態，則不走進票站也同樣會被他們解讀為一種政治姿態。換句話說，無論你去不去投票，你這個行為（或不作為）都會有政治後果。原來到了明天，只要你是香港人，只要你活，你都注定會「被代表」的了。
對，投票，是有政治含義，但最少我還可以選擇這個含義是什麼。如果我不喜歡觸發這次補選的5 名前立法會議員，我可以投票給他們的對手。如果他們其中有任何一位意外落選，恐怕也很難於選後高呼「公投成功」。換句話說，選擇權仍然在我的手中。
不去投票呢？恐怕我會立即被一班我不一定認同的人在我頭頂貼上一個標籤，假定我必然是因為認同他們對不該投票的看法，所以才不去投票。就算我只是因為今晚捱夜看足球比賽，弄得明早賴而沒去投票，都會被他們強行解釋為我是因為不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甚至支持功能組別千秋萬代而不去投票。這種冤屈，我受不下；兩者權衡，只好呼籲大家投票。
沉默變成助紂為虐
可以想像，明天晚上一眾自命權威便會在電視機前大談投票率低顯示了市民如何如何，情就如03 年50 萬市民上街反對23 條立法，也可以被理解為「還有600 多萬市民沒有上街」一樣。各位讀者大概都不一定希望如此被動地「被解讀」，但在這種荒謬的政治邏輯下，很抱歉的告訴各位，我們已經沒有資格沉默。在一個公平的制度之下，沉默本來是權利。在一個權力完全不對稱的制度下，沉默就變成了助紂為虐。
最後，既然權貴認同不投票也可以是一種政治姿態，那麼我們只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到了2017年，如果特首候選人「梁英年」和「唐振英」都不願公開支持於2020 年廢除功能組別，我們該號召全港市民杯葛這場選舉。因為按同一個邏輯，每一個沒有去投票的人，都可以被理解為在向整個政制投不信任票。到時候，你可別怪我；這一招，可是你教我的。
B14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5-15
原來我已沒有沉默的權利
警匪片中最常見的對白，是警察逮捕疑犯之前的一句： 「你有權保持緘默。」這句說話的重量，在於它代表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強調制度不會偏袒於任何一方，讓我知道我不會被強迫承認一些我沒有說過的事情。可惜，近日來政府和權貴不斷鼓吹杯葛明天的立法會補選，讓我驀然發現，原來做香港人比做一個嫌疑犯更為無權，因為我們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
對於去不去投票，我本來沒有太大的意見。對於所謂的「5 區總辭、變相公投」是否爭取普選的最佳方法，也還未想得很清楚。但是我發現，到了此時此刻，原來這些考慮都已經不再重要。如果你仍有猶豫的話，我希望你明天還是會走到票站，投下你的一票。
政府叫選民杯葛自己辦選舉
我是被迫呼籲大家出來投票的。
投票與否，本來應該是一項公民權利，就好像「你有權保持緘默」一樣。然而權貴為了打擊投票意欲，提出不單止投票給誰，而是走進票站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政治姿態，所以不該去投票。於是乎，我們看見官員對是否投票不敢宣之於口，政府的選舉宣傳品中「請踴躍投票」這5 個字也忽然失蹤。香港這個自稱的世界之都在這點倒開創了一項世界紀錄：政府叫選民杯葛政府自己辦的選舉。
問題來了：引用同一個邏輯，如果權貴認定走進票站本身也是一種政治姿態，則不走進票站也同樣會被他們解讀為一種政治姿態。換句話說，無論你去不去投票，你這個行為（或不作為）都會有政治後果。原來到了明天，只要你是香港人，只要你活，你都注定會「被代表」的了。
對，投票，是有政治含義，但最少我還可以選擇這個含義是什麼。如果我不喜歡觸發這次補選的5 名前立法會議員，我可以投票給他們的對手。如果他們其中有任何一位意外落選，恐怕也很難於選後高呼「公投成功」。換句話說，選擇權仍然在我的手中。
不去投票呢？恐怕我會立即被一班我不一定認同的人在我頭頂貼上一個標籤，假定我必然是因為認同他們對不該投票的看法，所以才不去投票。就算我只是因為今晚捱夜看足球比賽，弄得明早賴而沒去投票，都會被他們強行解釋為我是因為不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甚至支持功能組別千秋萬代而不去投票。這種冤屈，我受不下；兩者權衡，只好呼籲大家投票。
沉默變成助紂為虐
可以想像，明天晚上一眾自命權威便會在電視機前大談投票率低顯示了市民如何如何，情就如03 年50 萬市民上街反對23 條立法，也可以被理解為「還有600 多萬市民沒有上街」一樣。各位讀者大概都不一定希望如此被動地「被解讀」，但在這種荒謬的政治邏輯下，很抱歉的告訴各位，我們已經沒有資格沉默。在一個公平的制度之下，沉默本來是權利。在一個權力完全不對稱的制度下，沉默就變成了助紂為虐。
最後，既然權貴認同不投票也可以是一種政治姿態，那麼我們只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到了2017年，如果特首候選人「梁英年」和「唐振英」都不願公開支持於2020 年廢除功能組別，我們該號召全港市民杯葛這場選舉。因為按同一個邏輯，每一個沒有去投票的人，都可以被理解為在向整個政制投不信任票。到時候，你可別怪我；這一招，可是你教我的。
梁振英，你還在等什麼？
明報
B14 | MP+觀點 | By 田北辰 2010-05-15
梁振英，你還在等什麼？
復建居屋的爭議聲音近月甚囂塵上，梁振英以行政會議召集人身分，洋洋灑灑寫出一連5 篇「樓市與住屋」總共數萬字的鴻文，由港督麥理浩時代到分析現闡述重建居屋的鮮明立場，極盡討好支持復建居屋的人士。文中有提及我觀點，回應前想先向梁先生提出疑問，既然梁先生對樓市困境了然於胸，為市民、為社會……都應趁政府剛展開「資助置業」諮詢期間闡述鴻圖大計，協助今屆特首於10 月施政報告及早推出政策惠澤市民，難道還要全港市民等至下一屆特首上場才能解決。梁先生，你還在等什麼？
既然梁先生於昨日〈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一文點出我田北辰的看法，我亦不妨交流一點看法。
工業與居屋不能相提並論
梁先生於文中指出，居屋業主獲社會資源補貼售賣居屋賺錢與政府補貼工業的性質一樣，而將居屋與工業兩種補貼簡單比較，恕我不敢苟同。我則認為，政府以土地補貼居屋業主，目的是讓市民住屋，並非投資。補貼工業開宗名義是營造投資環境，不論是政府投資香港社會的發展，還是企業投資做生意。企業獲土地補貼以低成本開廠，創造就業職位，兩者性質完全不同，不能相提並論。以土地補貼產業發展並非只為企業帶來利益，整個社會、大批僱員都可受惠；而補貼居屋投資謀利，只為個人獲得財富。
梁先生刻意勉強將居屋與企業作出比較，將補貼工業描述為只有「謀利企業」受惠的政策，帶出「只准企業賺大錢，不許小業主賺小錢」的錯誤信息，如此論述只會於社會瀰漫反商的情緒火上加油，製造社會階層的矛盾。
補貼居屋業主謀利公平嗎？
再者，政府撥出社會資源興建居屋的本質是協助市民自住，並非投資賺錢，梁先生認為居屋業主獲公帑補貼賺錢沒有問題，是個人價值觀的問題，在此毋須多說。不過，補貼居屋業主售樓謀利，對支付社會資源的納稅人公平嗎？對沒有得到補貼的市民又公平嗎？我在此重申對房屋政策的立場，支持政府透過政策助人置業及穩定樓價，如適量增加土地供應、推出限呎盤等等，而並非獨沽一味倡議復建居屋。
至於梁先生提及我於《信報》〈建居屋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斟酌「富」的定義，梁先生認為，居屋業主賺得一二百萬，稱不上是「富」，更稱「200 萬的400 倍才是8 億，500 倍是10 億，居屋小業主靠居屋致富？10 畫未有0.01 撇」，我會反問，全港有10億8 億身家又有幾人？以此定義稱得上「富」又有幾人？梁先生大概以自己的標準，以量度怎樣才算是「富」。以全港入息中位數1.1 萬計算，200 萬是大部分市民逾百倍薪金；以二人以上家庭居屋最新申請入息上限2.7 萬元為計，也是數十倍月入，對大部分市民來說，200 萬又算不算是富呢？我強調，問題的重點不是「富或有幾富」，而是應否以公帑補貼居屋業主投資謀利。
「八萬五」已成他心中忌諱
梁先生又於文中強調「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無角色」，對於1997 年政府推出房屋政策的失敗大嘆時不與我，他說： 「1996 年按揭年利率是10.5%，1998年上升至11.25%……即使我們堅決不協助市民買樓自住，如果利率上升至1998 年的11.25%，樓價一樣應聲倒地。」梁先生於文中刻意迴避自己當時的角色，是前特首董建華的房屋政策特別顧問，對於「八萬五房屋政策」更是隻字不提，相信「八萬五」已成為他心中的忌諱而不願再提。
我認為，梁先生將當時大批私人物業於5 年多期間貶值七成，業主於短時間淪為負資產，全歸咎「受外圍因素影響」，並未有汲取教訓，也沒有感受到大批業主辛苦累積財富而大幅被蒸發的切膚之痛。以梁先生精明又豈會忽略，於樓市低迷時，堅持每年供應8.5 萬個房屋單位、價格定必受拖累而下跌的顯淺的道理，97 年遇上金融風暴會令樓市急挫， 「八萬五」肯定是令樓市雪上加霜的關鍵因素，當時執政者責無旁貸。若「八萬五」供應指標與樓市下跌無關，當時政府其後停售居屋救市也真是多此一舉。
出身商界反商界政府中人反政府
觀乎梁先生近日對各種社會議題的言論，我對他的為人及想法都感到難以捉摸， 「出身商界反商界，政府中人又反政府」，梁先生明明是商人背景，但於最低工資的立場未有為商界主持公道，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既不辭職，於房屋政策上又不斷與政府唱對台，博得社會不少掌聲。假設一切言論都是他由衷之言而沒有涉及個人的考量，我也不禁稱他為「新香港良心」，不過，若背後有任何政治目的，例如競選特首，相信我與市民都需要以另一種心情去看待他的言論。
【按：內文小標題及黑體重點由編者所加】
B14 | MP+觀點 | By 田北辰 2010-05-15
梁振英，你還在等什麼？
復建居屋的爭議聲音近月甚囂塵上，梁振英以行政會議召集人身分，洋洋灑灑寫出一連5 篇「樓市與住屋」總共數萬字的鴻文，由港督麥理浩時代到分析現闡述重建居屋的鮮明立場，極盡討好支持復建居屋的人士。文中有提及我觀點，回應前想先向梁先生提出疑問，既然梁先生對樓市困境了然於胸，為市民、為社會……都應趁政府剛展開「資助置業」諮詢期間闡述鴻圖大計，協助今屆特首於10 月施政報告及早推出政策惠澤市民，難道還要全港市民等至下一屆特首上場才能解決。梁先生，你還在等什麼？
既然梁先生於昨日〈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一文點出我田北辰的看法，我亦不妨交流一點看法。
工業與居屋不能相提並論
梁先生於文中指出，居屋業主獲社會資源補貼售賣居屋賺錢與政府補貼工業的性質一樣，而將居屋與工業兩種補貼簡單比較，恕我不敢苟同。我則認為，政府以土地補貼居屋業主，目的是讓市民住屋，並非投資。補貼工業開宗名義是營造投資環境，不論是政府投資香港社會的發展，還是企業投資做生意。企業獲土地補貼以低成本開廠，創造就業職位，兩者性質完全不同，不能相提並論。以土地補貼產業發展並非只為企業帶來利益，整個社會、大批僱員都可受惠；而補貼居屋投資謀利，只為個人獲得財富。
梁先生刻意勉強將居屋與企業作出比較，將補貼工業描述為只有「謀利企業」受惠的政策，帶出「只准企業賺大錢，不許小業主賺小錢」的錯誤信息，如此論述只會於社會瀰漫反商的情緒火上加油，製造社會階層的矛盾。
補貼居屋業主謀利公平嗎？
再者，政府撥出社會資源興建居屋的本質是協助市民自住，並非投資賺錢，梁先生認為居屋業主獲公帑補貼賺錢沒有問題，是個人價值觀的問題，在此毋須多說。不過，補貼居屋業主售樓謀利，對支付社會資源的納稅人公平嗎？對沒有得到補貼的市民又公平嗎？我在此重申對房屋政策的立場，支持政府透過政策助人置業及穩定樓價，如適量增加土地供應、推出限呎盤等等，而並非獨沽一味倡議復建居屋。
至於梁先生提及我於《信報》〈建居屋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斟酌「富」的定義，梁先生認為，居屋業主賺得一二百萬，稱不上是「富」，更稱「200 萬的400 倍才是8 億，500 倍是10 億，居屋小業主靠居屋致富？10 畫未有0.01 撇」，我會反問，全港有10億8 億身家又有幾人？以此定義稱得上「富」又有幾人？梁先生大概以自己的標準，以量度怎樣才算是「富」。以全港入息中位數1.1 萬計算，200 萬是大部分市民逾百倍薪金；以二人以上家庭居屋最新申請入息上限2.7 萬元為計，也是數十倍月入，對大部分市民來說，200 萬又算不算是富呢？我強調，問題的重點不是「富或有幾富」，而是應否以公帑補貼居屋業主投資謀利。
「八萬五」已成他心中忌諱
梁先生又於文中強調「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無角色」，對於1997 年政府推出房屋政策的失敗大嘆時不與我，他說： 「1996 年按揭年利率是10.5%，1998年上升至11.25%……即使我們堅決不協助市民買樓自住，如果利率上升至1998 年的11.25%，樓價一樣應聲倒地。」梁先生於文中刻意迴避自己當時的角色，是前特首董建華的房屋政策特別顧問，對於「八萬五房屋政策」更是隻字不提，相信「八萬五」已成為他心中的忌諱而不願再提。
我認為，梁先生將當時大批私人物業於5 年多期間貶值七成，業主於短時間淪為負資產，全歸咎「受外圍因素影響」，並未有汲取教訓，也沒有感受到大批業主辛苦累積財富而大幅被蒸發的切膚之痛。以梁先生精明又豈會忽略，於樓市低迷時，堅持每年供應8.5 萬個房屋單位、價格定必受拖累而下跌的顯淺的道理，97 年遇上金融風暴會令樓市急挫， 「八萬五」肯定是令樓市雪上加霜的關鍵因素，當時執政者責無旁貸。若「八萬五」供應指標與樓市下跌無關，當時政府其後停售居屋救市也真是多此一舉。
出身商界反商界政府中人反政府
觀乎梁先生近日對各種社會議題的言論，我對他的為人及想法都感到難以捉摸， 「出身商界反商界，政府中人又反政府」，梁先生明明是商人背景，但於最低工資的立場未有為商界主持公道，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既不辭職，於房屋政策上又不斷與政府唱對台，博得社會不少掌聲。假設一切言論都是他由衷之言而沒有涉及個人的考量，我也不禁稱他為「新香港良心」，不過，若背後有任何政治目的，例如競選特首，相信我與市民都需要以另一種心情去看待他的言論。
【按：內文小標題及黑體重點由編者所加】
78 歲李婆婆 臨退休不再啞忍 時薪22元公廁清潔工：點夠用？
明報
A12 | 港聞 | 特寫 | By 彭碧珊 2010-05-20
78 歲李婆婆 臨退休不再啞忍 時薪22元公廁清潔工：點夠用？
李萍結婆婆過去11 年當公廁清潔工，先後簽過6 份清潔合約，現在時薪是22.4 元。78 歲的她獨居板間房，長期彎腰清潔，腰痛、腳痛日增，只能無奈退休。李婆婆不懂最低工資是什麼，但對以22.4 元時薪如何生活有深刻體會，啞忍多年的她在退休前夕忍不住要炮轟老闆： 「做一個鐘得22 蚊，點夠用？下午做6 個鐘到夜深，無時間食飯亦要啞忍……」明報記者彭碧珊
蝸居板間房不欲靠子女
李婆婆的板間房僅60 平方呎，5 年前開始獨個兒蝸居於油麻地，廚房有老鼠，廁所臭氣熏天， 「這裏的大小像我大陸屋企個廁所」。她說，丈夫為了與她團聚，12 年前申請她來港，但丈夫不幸在數年前身故。育有兩子一女的她不想增加子女負擔，搬出來自力更生，由67 歲當公廁清潔工至今。
1999 年，李婆婆在尖沙嘴上班，每天做8.5 小時，時薪10.9元，沒年假沒例假， 「那時高血壓差點暈倒，想請病假，公司說找不到人頂替，只好繼續返工」。其後外判公司易手，她於2001年至今的工作時薪徘徊於20.3 元至22.4 元之間： 「廁格有好多白粉針，唔小心會被刺傷，好驚，去醫院花100 蚊睇醫生，醫藥費也無得賠。」
11 年苦幹沒膳食時間沒錢治病
李婆婆說，從沒要求子女一分一毫， 「一個人住就好，但這裏月租要1100 蚊，另加100 蚊水電費，以前有朋友送我電視機，都變賣了」。環顧四周，她說房內木櫃和電器都是友人轉贈，電飯煲內一小碟豆豉蒸蛋夠她吃兩餐， 「很久沒吃水果，有果欄工人認識我，間中說有些菜賣不去，叫我揀些未壞的」。
腳部風濕痛的她身體長了膿瘡，醫生建議她做手術，但她說不痛，不想花錢。06 年，政府推行工資保障運動，當時她任職力新清潔，每天由下午5 時工作至晚上11 時，一星期工作6 天，時薪是22.4 元（月薪3500 元），後來08 年5 月外判合約轉了另一公司，她的時薪竟下降至21.6 元（月薪3366 元），合約今年5 月日更新，平均時薪才回復至22.4 元，不過仍然沒有膳食時間。
將來願望：就係拎綜援
由67 歲當清潔女工至78 歲，李婆婆說，健康轉差，要無奈辭職，對於在外判公司的待遇，她退休前終忍不住炮轟： 「做一個鐘得22 蚊，點夠用？我不敢話老闆孤寒，以前就話怕畀人炒，每日慳住使都不夠應付，應該月薪至少要有5500 元，每天做8 小時……將來願望？願望就係拎綜援啦！」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說，現時社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他認為若定得過低，例如是時薪22 元，根據李婆婆的個案，根本保障不了全港普遍的清潔工。食環署回應說，會定期及隨機抽樣與工人會面，查詢僱傭工資、強積金供款和勞工假等福利，沒有履行僱傭責任的服務承辦商會被記分，5 年內其標書不會被政府考慮，但暫未有違反合約的服務承辦商統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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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12 | 港聞 2010-05-20
六成市民贊成 最低工資最少30元
政府最快會在今年7 月底前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樂施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60％市民贊成最低工資訂在時薪30 元或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有21％市民擔心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較2008 年急增18 個百分點。
樂施會繼05 年、08 年後，今年再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最低工資意見調查，5 月初訪問了509 名市民。結果顯示，有70％市民「非常贊成」或「幾贊成」立法訂立最低工資。憂推高失業率
雖然大部分巿民贊成立法訂立最低工資，但有33％市民擔心最低工資會增加營商成本；擔心會令失業率上升的市民比例亦急升，由08 年只有3％，急升18 個百分點至最新21％。在好處方面，市民一面倒認為（72％）可保障工人最基本生活水平。
在最低工資水平方面，有3％市民建議訂在時薪20 元至24元，整體則有31％市民認為最低工資應訂在29 元或以下；35％市民認為最低工資應訂在30 元水平，整體則有超過60％市民贊成最低工資訂在時薪30 元或以上。
樂施會香港部總監何渭枝表示，調查顯示，市民普遍支持最低工資，同時由於近期多了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加深市民對最低工資及其好壞處的分析。
樂施會籲訂出「可養家的最低工資」
雖然有超過60％市民贊成最低工資訂在時薪30 元或以上，但何渭枝表示，樂施會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沒有特定立場，最重要是要求政府可以訂出一個「可養家的最低工資」。該會已在YouTube 上載一段新宣傳短片（www.youtube.com/watch?v=f1amGf_w0h0）爭取合理及可養家的最低工資水平。
A12 | 港聞 | 特寫 | By 彭碧珊 2010-05-20
78 歲李婆婆 臨退休不再啞忍 時薪22元公廁清潔工：點夠用？
李萍結婆婆過去11 年當公廁清潔工，先後簽過6 份清潔合約，現在時薪是22.4 元。78 歲的她獨居板間房，長期彎腰清潔，腰痛、腳痛日增，只能無奈退休。李婆婆不懂最低工資是什麼，但對以22.4 元時薪如何生活有深刻體會，啞忍多年的她在退休前夕忍不住要炮轟老闆： 「做一個鐘得22 蚊，點夠用？下午做6 個鐘到夜深，無時間食飯亦要啞忍……」明報記者彭碧珊
蝸居板間房不欲靠子女
李婆婆的板間房僅60 平方呎，5 年前開始獨個兒蝸居於油麻地，廚房有老鼠，廁所臭氣熏天， 「這裏的大小像我大陸屋企個廁所」。她說，丈夫為了與她團聚，12 年前申請她來港，但丈夫不幸在數年前身故。育有兩子一女的她不想增加子女負擔，搬出來自力更生，由67 歲當公廁清潔工至今。
1999 年，李婆婆在尖沙嘴上班，每天做8.5 小時，時薪10.9元，沒年假沒例假， 「那時高血壓差點暈倒，想請病假，公司說找不到人頂替，只好繼續返工」。其後外判公司易手，她於2001年至今的工作時薪徘徊於20.3 元至22.4 元之間： 「廁格有好多白粉針，唔小心會被刺傷，好驚，去醫院花100 蚊睇醫生，醫藥費也無得賠。」
11 年苦幹沒膳食時間沒錢治病
李婆婆說，從沒要求子女一分一毫， 「一個人住就好，但這裏月租要1100 蚊，另加100 蚊水電費，以前有朋友送我電視機，都變賣了」。環顧四周，她說房內木櫃和電器都是友人轉贈，電飯煲內一小碟豆豉蒸蛋夠她吃兩餐， 「很久沒吃水果，有果欄工人認識我，間中說有些菜賣不去，叫我揀些未壞的」。
腳部風濕痛的她身體長了膿瘡，醫生建議她做手術，但她說不痛，不想花錢。06 年，政府推行工資保障運動，當時她任職力新清潔，每天由下午5 時工作至晚上11 時，一星期工作6 天，時薪是22.4 元（月薪3500 元），後來08 年5 月外判合約轉了另一公司，她的時薪竟下降至21.6 元（月薪3366 元），合約今年5 月日更新，平均時薪才回復至22.4 元，不過仍然沒有膳食時間。
將來願望：就係拎綜援
由67 歲當清潔女工至78 歲，李婆婆說，健康轉差，要無奈辭職，對於在外判公司的待遇，她退休前終忍不住炮轟： 「做一個鐘得22 蚊，點夠用？我不敢話老闆孤寒，以前就話怕畀人炒，每日慳住使都不夠應付，應該月薪至少要有5500 元，每天做8 小時……將來願望？願望就係拎綜援啦！」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說，現時社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他認為若定得過低，例如是時薪22 元，根據李婆婆的個案，根本保障不了全港普遍的清潔工。食環署回應說，會定期及隨機抽樣與工人會面，查詢僱傭工資、強積金供款和勞工假等福利，沒有履行僱傭責任的服務承辦商會被記分，5 年內其標書不會被政府考慮，但暫未有違反合約的服務承辦商統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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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12 | 港聞 2010-05-20
六成市民贊成 最低工資最少30元
政府最快會在今年7 月底前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樂施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60％市民贊成最低工資訂在時薪30 元或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有21％市民擔心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較2008 年急增18 個百分點。
樂施會繼05 年、08 年後，今年再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最低工資意見調查，5 月初訪問了509 名市民。結果顯示，有70％市民「非常贊成」或「幾贊成」立法訂立最低工資。憂推高失業率
雖然大部分巿民贊成立法訂立最低工資，但有33％市民擔心最低工資會增加營商成本；擔心會令失業率上升的市民比例亦急升，由08 年只有3％，急升18 個百分點至最新21％。在好處方面，市民一面倒認為（72％）可保障工人最基本生活水平。
在最低工資水平方面，有3％市民建議訂在時薪20 元至24元，整體則有31％市民認為最低工資應訂在29 元或以下；35％市民認為最低工資應訂在30 元水平，整體則有超過60％市民贊成最低工資訂在時薪30 元或以上。
樂施會香港部總監何渭枝表示，調查顯示，市民普遍支持最低工資，同時由於近期多了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加深市民對最低工資及其好壞處的分析。
樂施會籲訂出「可養家的最低工資」
雖然有超過60％市民贊成最低工資訂在時薪30 元或以上，但何渭枝表示，樂施會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沒有特定立場，最重要是要求政府可以訂出一個「可養家的最低工資」。該會已在YouTube 上載一段新宣傳短片（www.youtube.com/watch?v=f1amGf_w0h0）爭取合理及可養家的最低工資水平。
港鐵錢果豐支持復建居屋 邱誠武稱七成置業目標毋須保留
明報
A08 | 港聞 2010-05-20
港鐵錢果豐支持復建居屋 邱誠武稱七成置業目標毋須保留
【明報專訊】繼新世界董事總經理鄭家純較早前表態支持復建居屋後，發展多項鐵路上蓋物業的港鐵，其主席錢果豐昨日亦表示支持復建居屋，表示政府有責任讓年輕人有安居樂業的憧憬。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長邱誠武昨強調，2002 年政府調整長遠房屋策略後，七成置業的目標已毋須再保留，又指任何評估買樓需求的數據都不準確。
局方指評估買樓需求數據不準確
民主黨李永達昨日在立法會質詢政府是否已沒有長遠房屋策略，邱誠武回應表示，2002 年政府已調整了房屋政策，現時政府的房屋政策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資助房屋政策，重向沒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提供公屋；二是政府主要角色集中在土地供應；三是維持公平和穩定的環境，根據市場需求供應土地。
邱誠武說： 「政府之前制訂的長遠置業指標，即整體的70％自置居所比率，已毋須再保留。市民置業與否，應以個人意願和負擔能力為依歸。」他強調，政府不是不重視市民的置業需要，政府的角色是針對供應，讓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地發展。
強調政府角色針對土地供應
對於議員質詢政府有否評估市民房屋需求，邱誠武說：「我們徵詢了政府經濟顧問的意見，過往的經驗亦告訴我們，以任何推算模式所估計出來的硬數據，都不能準確地量化需求，尤其私人市場的房屋需求，是受眾多因素影響。」
李永達又指出，八成市民支持復建居屋，質疑政府因為發展商反對而拒絕復建。邱誠武卻認為，市民對政府資助置業的問題上意見相當分歧，所以要在這5 個月重新討論，凝聚共識。他又說： 「居屋是以實物形式資助市民置業方式之一，所以要徵詢市民意見，作出研究，看是否會對私人物業供應產生障礙。」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認同政府難準確評估市民買樓的需求，但認為從規劃角度看政府亦應作一些評估，因為單從當時情調節供應的話，只會造成樓市出現大上大落的波動。
另外，錢果豐在一公開場合上表明支持復建居屋，認為政府要防止樓市泡沫出現，亦有責任讓年輕人有安居樂業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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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8 | 港聞 | 特稿 2010-05-20
市民答特首疑惑：置業只為安居
讀書、結婚、買樓、生BB、退休……買樓就如人生必經階段，電影《歲月神偷》中任達華說過：「做人最緊要有個頂。」要擁有屬於自己的安樂窩，除了「曬冷」把積蓄付首期，還要揹上約20 年的供樓重擔，這20 年內，要不斷和自己說：不要輕易轉工，不要任性地隨意遠遊，不要想重返校園，若不幸遇上經濟逆境，還要祈求飯碗保得住。
特首早前大談港人置業「奇特」現象，如樓市低位時不入市，他自言當年自己先租屋住，40 歲才當業主，不明年輕人急什麼。對於特首的種種疑團，本報找來3 個家庭逐一回應拆解，他們不是要買市區豪宅，只想有一個家，一個老來可依的地方；他們並不「奇特」，只想訴說一般平民百姓的夢。
樓市低位不買樓？ 「非人人能付首期」
2003 年SARS，對當年剛畢業的李詠芝來說，有危也有機。在大學讀測量學的她，碰上不主張加速基建的經濟氣候，即使是按年續約的政府合約職位也得接受。當年月薪只有9000 元的她，鼓起勇氣當業主， 「因為我中四已有儲蓄的習慣，到大學畢業，已儲到約10 萬元，加上比我大9 年的男朋友也有10 多萬元，決定膽粗粗，趁樓價低買樓」。
回想23 歲便當業主的那天，因為樓市淡靜，地產代理熱情款待，但男朋友簽名買下約100 萬元的大埔500 呎單位時，手也震了， 「因為真的怕供不起，我當時加上教游水的兼職，也只有1.2 萬元，他只多我一兩千元」。結果數個月後，既要供樓，又要儲錢結婚，二人終於捱不住，只好把單位出租。
直至去年，單位升值至130 多萬元，扣除按揭利息等開支，二人興奮地套現80 萬元，成功「樓換樓」，在太和以約190 萬元，買了一個較大的560多呎單位。
趁低吸納靠勇氣眼光
去年二人已結為夫婦，回想當年「趁低吸納」全靠勇氣和眼光，她直言自己屬少數， 「不是人人這樣幸運，可在樓價低時，剛好有一筆首期，剛好有一份穩定工作，又剛好計劃結婚」。
畢竟，自住業主和投資者對樓宇看法總有不同， 「我倆也想過租樓，但你想想，如果一直租下去，到你老了，無經濟收入時，哪裏有錢付租？供樓很幸苦，亦要捱，但始終老來有個地方依靠」，李詠芝說。
畢業後就想買樓？ 「退休後難供樓」
2000 元留作公開大學的學費，2000 元是家用，3000 元用來「儲首期」，剩下3000 元便是每個月的開支……兩年多前開始擔任區議員助理的鄭先生，每逢月底便要好好分配1 萬元的月薪，一心想30 歲做業主的他笑言，本身享受娛樂不多，以往只愛每周看電影，但為了與女朋友Opal 圓置業夢，已很久沒進戲院了，努力儲蓄兩年後，血汗錢終於滾存至近20 萬元，但眼看樓價攀升，二人慨嘆要圓夢還要捱多數年。
「我住在沙田，很想與家人住得近一點，但沙田的樓價瘋狂地升，要一個細單位約200 萬元，即使可按八成半也要付30 萬元首期，還有結婚的錢呢？」Opal 直言，若先租樓，根本難以同時儲蓄支付首期，但現在鼓起勇氣買樓，是否真的有能力供樓？ 「屆時可能才是噩夢的開始，可能會晚晚睡不，怕若被人解僱怎麼辦，更遑論生BB。難道要等樓市跌才可生BB？」。
「35 歲買樓也要供到55 歲」
二人今年29 歲，眼看「30 歲買樓」的願望快落空，只能延遲置業計劃至35 歲， 「但這是最後的線，因為若要供20 年的話，也要供到55 歲，屆時還有沒有人肯請我？沒有的話怎麼辦？」。
今年逾50 歲的黃嘉榮回想1980 年代首次買了沙田第一城的單位，雖然有媽媽支付首期，但月供1800 元對當時月薪只有1500 元的他來說，實在是極沉重負擔。
他1970 年代末加入教師行列，每天放學後去幫人補習，晚上或周末再於民政事務處做兼職，每月多900 元收入。他說，當年「人人為層樓」每天埋頭苦幹，幸好當時正值經濟起飛，人工每年平均加8％至9%， 「當年我一人做3 份工，但現在的年輕人，一份工都做到10 點，如何另找兼職？」
為何不租樓？ 「租貴難儲錢買樓」
「有能力的話，做人一定要有層樓」，陳媽媽（化名）自子女大學畢業後，不時提醒他們這句「真言」， 「租樓始終是人家的地方，若兩年加一次租，怎麼辦？供樓是很辛苦，但始終供完便是自己的」。
於是，去年她為當時29 歲的兒子「睇樓」，至今年初，兒子以約150 萬元買得第一個單位，雖然還未結婚，但他堅定地說：「我信任達華說的話：『做人要有個頂』，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較他小一年的妹妹卻未實現置業夢，計劃明年結婚的她3 年多前已留意約100 萬元的「上車盤」，決心儲10 萬元作首期，到今天，薪金由當時1.2 萬元增至1.55 萬元，但樓價已攀升至近200萬元， 「儲到的錢根本追不到樓市升幅」。
為何不考慮租樓？她笑說身邊不少朋友租約期滿不是被加租，便是遇上逼遷， 「我想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不想經常要搬」，她又留意附近租盤，發現租樓每月也要用上六七千元， 「扣除家用、還大學借貸， 若還要租樓， 怎能儲錢買樓？」
A08 | 港聞 2010-05-20
港鐵錢果豐支持復建居屋 邱誠武稱七成置業目標毋須保留
【明報專訊】繼新世界董事總經理鄭家純較早前表態支持復建居屋後，發展多項鐵路上蓋物業的港鐵，其主席錢果豐昨日亦表示支持復建居屋，表示政府有責任讓年輕人有安居樂業的憧憬。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長邱誠武昨強調，2002 年政府調整長遠房屋策略後，七成置業的目標已毋須再保留，又指任何評估買樓需求的數據都不準確。
局方指評估買樓需求數據不準確
民主黨李永達昨日在立法會質詢政府是否已沒有長遠房屋策略，邱誠武回應表示，2002 年政府已調整了房屋政策，現時政府的房屋政策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資助房屋政策，重向沒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提供公屋；二是政府主要角色集中在土地供應；三是維持公平和穩定的環境，根據市場需求供應土地。
邱誠武說： 「政府之前制訂的長遠置業指標，即整體的70％自置居所比率，已毋須再保留。市民置業與否，應以個人意願和負擔能力為依歸。」他強調，政府不是不重視市民的置業需要，政府的角色是針對供應，讓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地發展。
強調政府角色針對土地供應
對於議員質詢政府有否評估市民房屋需求，邱誠武說：「我們徵詢了政府經濟顧問的意見，過往的經驗亦告訴我們，以任何推算模式所估計出來的硬數據，都不能準確地量化需求，尤其私人市場的房屋需求，是受眾多因素影響。」
李永達又指出，八成市民支持復建居屋，質疑政府因為發展商反對而拒絕復建。邱誠武卻認為，市民對政府資助置業的問題上意見相當分歧，所以要在這5 個月重新討論，凝聚共識。他又說： 「居屋是以實物形式資助市民置業方式之一，所以要徵詢市民意見，作出研究，看是否會對私人物業供應產生障礙。」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認同政府難準確評估市民買樓的需求，但認為從規劃角度看政府亦應作一些評估，因為單從當時情調節供應的話，只會造成樓市出現大上大落的波動。
另外，錢果豐在一公開場合上表明支持復建居屋，認為政府要防止樓市泡沫出現，亦有責任讓年輕人有安居樂業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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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8 | 港聞 | 特稿 2010-05-20
市民答特首疑惑：置業只為安居
讀書、結婚、買樓、生BB、退休……買樓就如人生必經階段，電影《歲月神偷》中任達華說過：「做人最緊要有個頂。」要擁有屬於自己的安樂窩，除了「曬冷」把積蓄付首期，還要揹上約20 年的供樓重擔，這20 年內，要不斷和自己說：不要輕易轉工，不要任性地隨意遠遊，不要想重返校園，若不幸遇上經濟逆境，還要祈求飯碗保得住。
特首早前大談港人置業「奇特」現象，如樓市低位時不入市，他自言當年自己先租屋住，40 歲才當業主，不明年輕人急什麼。對於特首的種種疑團，本報找來3 個家庭逐一回應拆解，他們不是要買市區豪宅，只想有一個家，一個老來可依的地方；他們並不「奇特」，只想訴說一般平民百姓的夢。
樓市低位不買樓？ 「非人人能付首期」
2003 年SARS，對當年剛畢業的李詠芝來說，有危也有機。在大學讀測量學的她，碰上不主張加速基建的經濟氣候，即使是按年續約的政府合約職位也得接受。當年月薪只有9000 元的她，鼓起勇氣當業主， 「因為我中四已有儲蓄的習慣，到大學畢業，已儲到約10 萬元，加上比我大9 年的男朋友也有10 多萬元，決定膽粗粗，趁樓價低買樓」。
回想23 歲便當業主的那天，因為樓市淡靜，地產代理熱情款待，但男朋友簽名買下約100 萬元的大埔500 呎單位時，手也震了， 「因為真的怕供不起，我當時加上教游水的兼職，也只有1.2 萬元，他只多我一兩千元」。結果數個月後，既要供樓，又要儲錢結婚，二人終於捱不住，只好把單位出租。
直至去年，單位升值至130 多萬元，扣除按揭利息等開支，二人興奮地套現80 萬元，成功「樓換樓」，在太和以約190 萬元，買了一個較大的560多呎單位。
趁低吸納靠勇氣眼光
去年二人已結為夫婦，回想當年「趁低吸納」全靠勇氣和眼光，她直言自己屬少數， 「不是人人這樣幸運，可在樓價低時，剛好有一筆首期，剛好有一份穩定工作，又剛好計劃結婚」。
畢竟，自住業主和投資者對樓宇看法總有不同， 「我倆也想過租樓，但你想想，如果一直租下去，到你老了，無經濟收入時，哪裏有錢付租？供樓很幸苦，亦要捱，但始終老來有個地方依靠」，李詠芝說。
畢業後就想買樓？ 「退休後難供樓」
2000 元留作公開大學的學費，2000 元是家用，3000 元用來「儲首期」，剩下3000 元便是每個月的開支……兩年多前開始擔任區議員助理的鄭先生，每逢月底便要好好分配1 萬元的月薪，一心想30 歲做業主的他笑言，本身享受娛樂不多，以往只愛每周看電影，但為了與女朋友Opal 圓置業夢，已很久沒進戲院了，努力儲蓄兩年後，血汗錢終於滾存至近20 萬元，但眼看樓價攀升，二人慨嘆要圓夢還要捱多數年。
「我住在沙田，很想與家人住得近一點，但沙田的樓價瘋狂地升，要一個細單位約200 萬元，即使可按八成半也要付30 萬元首期，還有結婚的錢呢？」Opal 直言，若先租樓，根本難以同時儲蓄支付首期，但現在鼓起勇氣買樓，是否真的有能力供樓？ 「屆時可能才是噩夢的開始，可能會晚晚睡不，怕若被人解僱怎麼辦，更遑論生BB。難道要等樓市跌才可生BB？」。
「35 歲買樓也要供到55 歲」
二人今年29 歲，眼看「30 歲買樓」的願望快落空，只能延遲置業計劃至35 歲， 「但這是最後的線，因為若要供20 年的話，也要供到55 歲，屆時還有沒有人肯請我？沒有的話怎麼辦？」。
今年逾50 歲的黃嘉榮回想1980 年代首次買了沙田第一城的單位，雖然有媽媽支付首期，但月供1800 元對當時月薪只有1500 元的他來說，實在是極沉重負擔。
他1970 年代末加入教師行列，每天放學後去幫人補習，晚上或周末再於民政事務處做兼職，每月多900 元收入。他說，當年「人人為層樓」每天埋頭苦幹，幸好當時正值經濟起飛，人工每年平均加8％至9%， 「當年我一人做3 份工，但現在的年輕人，一份工都做到10 點，如何另找兼職？」
為何不租樓？ 「租貴難儲錢買樓」
「有能力的話，做人一定要有層樓」，陳媽媽（化名）自子女大學畢業後，不時提醒他們這句「真言」， 「租樓始終是人家的地方，若兩年加一次租，怎麼辦？供樓是很辛苦，但始終供完便是自己的」。
於是，去年她為當時29 歲的兒子「睇樓」，至今年初，兒子以約150 萬元買得第一個單位，雖然還未結婚，但他堅定地說：「我信任達華說的話：『做人要有個頂』，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較他小一年的妹妹卻未實現置業夢，計劃明年結婚的她3 年多前已留意約100 萬元的「上車盤」，決心儲10 萬元作首期，到今天，薪金由當時1.2 萬元增至1.55 萬元，但樓價已攀升至近200萬元， 「儲到的錢根本追不到樓市升幅」。
為何不考慮租樓？她笑說身邊不少朋友租約期滿不是被加租，便是遇上逼遷， 「我想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不想經常要搬」，她又留意附近租盤，發現租樓每月也要用上六七千元， 「扣除家用、還大學借貸， 若還要租樓， 怎能儲錢買樓？」
強積金明年自由行 勢掀行業大戰
明報
A06 | 港聞 | 聞風筆動 | By 李先知 2010-05-20
強積金明年自由行 勢掀行業大戰
強積金管理局已明確表態，希望明年上半年可以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即容許企業僱員自行決定是否將他歷年累積的供款和收益， 「轉台」至其他強積金投資管理機構。這個自由「轉台」的大門一旦打開，一場行業大戰勢所難免，現有的19 個強積金管理機構恐將面對大規模的淘汰賽！
強積金實施初期，21 家金融機構通過審批，成為合資格的強積金受託人，可以各展神通，邀請全港僱主挑選他們做強積金管理機構。當時積金局內部曾有評估，認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市場參與者可能會迅速合併整固到少於10 個。事後看來，這個預測並沒有實現，因為參與管理強積金最大的開支，是初期的資訊科技基建投資，往後的營運費用相對次要，因此參與者就算拿不到足夠市場份額亦不願放棄，情願拖長回報期；而且營辦強積金業務有助維繫企業客戶，把員工出糧戶口放在同一家銀行，有助開拓其他業務。
這回的情和強積金實施初期有點不同。如今存留的19 家參與者的市場份額已塵埃落定，早期的投資已收回，在強制儲蓄及轉換管理機構受限制兩大保護傘下，19 家強積金管理機構猶如寡頭壟斷，可以齊齊加管理費，以致出現近兩年投資收益的大部分進入了基金管理公司的袋裏，只有少部分是進入客戶口袋的。不少銀行視強積金業務為「擠牛奶」部門，可以輕鬆貢獻盈利。這種安逸的氣氛，將會隨強積金半自由行實施而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積金局內部評估，已經佔有較大市場份額的大銀行，會趁機發動攻勢，大事宣傳，吹噓自己過去數年的回報如何跑贏別人，或者管理費如何相宜合理，甚至大送獎金和禮品，吸引打工仔轉換強積金管理機構。一些市場份額較小的管理機構不甘客戶被搶，被迫出招留客，提供禮品優惠可能是最快見效的辦法，屆時可能出現強積金管理公司送大電視或iPhone 搶客，但要求客戶承諾若干年內不再「轉台」，情一如流動電話公司在手機號碼自由行後，千方百計搶客留客。
積金局認為，強積金管理公司為搶客或留客提供現金優惠，是值得歡迎的。這等如減價益客，積金局沒有理由反對，但提供其他禮品就值得商榷，因為擔心公眾未經深思，被禮品吸引而轉換退休金投資公司和投資組合，可能影響長遠利益而不自知，目前證監會正在研究銀行和證券公司售賣結構產品時，以法國紅酒等禮品作招徠，令客戶注意力無法集中在產品的風險與回報。證監會若決定作出限制，積金局必然跟隨。
除了送禮品問題，誇大回報率或隱瞞管理費用也是積金局關注重點。管理公司在吸客的宣傳中，可能會片面突出旗下某些投資組合在某些年份的回報率，這不一定能反映整家機構過去的理財表現，而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回報率不能夠代表未來的回報前景，公眾若不明白這一點，很容易會中招。
管理費用方面，不同產品有不同的管理和交易費用，吸客宣傳能否如實交代，亦是令人憂慮。還有就是若干保證基金，其回報保證是要到退休時才兌現，提前結戶及轉帳可能令客戶損失慘重，積金局正考慮以守則強制所有受託人披露這方面的風險，以及管制上述的不良銷售手法。
不過，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打工仔能否區分投資產品的優劣。對此，積金局必須加把勁，否則自由選擇會生很多問題。
歡迎回應網誌：blog.mingpao.com/LSZ.htm
A06 | 港聞 | 聞風筆動 | By 李先知 2010-05-20
強積金明年自由行 勢掀行業大戰
強積金管理局已明確表態，希望明年上半年可以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即容許企業僱員自行決定是否將他歷年累積的供款和收益， 「轉台」至其他強積金投資管理機構。這個自由「轉台」的大門一旦打開，一場行業大戰勢所難免，現有的19 個強積金管理機構恐將面對大規模的淘汰賽！
強積金實施初期，21 家金融機構通過審批，成為合資格的強積金受託人，可以各展神通，邀請全港僱主挑選他們做強積金管理機構。當時積金局內部曾有評估，認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市場參與者可能會迅速合併整固到少於10 個。事後看來，這個預測並沒有實現，因為參與管理強積金最大的開支，是初期的資訊科技基建投資，往後的營運費用相對次要，因此參與者就算拿不到足夠市場份額亦不願放棄，情願拖長回報期；而且營辦強積金業務有助維繫企業客戶，把員工出糧戶口放在同一家銀行，有助開拓其他業務。
這回的情和強積金實施初期有點不同。如今存留的19 家參與者的市場份額已塵埃落定，早期的投資已收回，在強制儲蓄及轉換管理機構受限制兩大保護傘下，19 家強積金管理機構猶如寡頭壟斷，可以齊齊加管理費，以致出現近兩年投資收益的大部分進入了基金管理公司的袋裏，只有少部分是進入客戶口袋的。不少銀行視強積金業務為「擠牛奶」部門，可以輕鬆貢獻盈利。這種安逸的氣氛，將會隨強積金半自由行實施而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積金局內部評估，已經佔有較大市場份額的大銀行，會趁機發動攻勢，大事宣傳，吹噓自己過去數年的回報如何跑贏別人，或者管理費如何相宜合理，甚至大送獎金和禮品，吸引打工仔轉換強積金管理機構。一些市場份額較小的管理機構不甘客戶被搶，被迫出招留客，提供禮品優惠可能是最快見效的辦法，屆時可能出現強積金管理公司送大電視或iPhone 搶客，但要求客戶承諾若干年內不再「轉台」，情一如流動電話公司在手機號碼自由行後，千方百計搶客留客。
積金局認為，強積金管理公司為搶客或留客提供現金優惠，是值得歡迎的。這等如減價益客，積金局沒有理由反對，但提供其他禮品就值得商榷，因為擔心公眾未經深思，被禮品吸引而轉換退休金投資公司和投資組合，可能影響長遠利益而不自知，目前證監會正在研究銀行和證券公司售賣結構產品時，以法國紅酒等禮品作招徠，令客戶注意力無法集中在產品的風險與回報。證監會若決定作出限制，積金局必然跟隨。
除了送禮品問題，誇大回報率或隱瞞管理費用也是積金局關注重點。管理公司在吸客的宣傳中，可能會片面突出旗下某些投資組合在某些年份的回報率，這不一定能反映整家機構過去的理財表現，而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回報率不能夠代表未來的回報前景，公眾若不明白這一點，很容易會中招。
管理費用方面，不同產品有不同的管理和交易費用，吸客宣傳能否如實交代，亦是令人憂慮。還有就是若干保證基金，其回報保證是要到退休時才兌現，提前結戶及轉帳可能令客戶損失慘重，積金局正考慮以守則強制所有受託人披露這方面的風險，以及管制上述的不良銷售手法。
不過，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打工仔能否區分投資產品的優劣。對此，積金局必須加把勁，否則自由選擇會生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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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梁振英〈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明報
A32 | MP+觀點 | By 張宇人 2010-05-20
回應梁振英〈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早前以〈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為題，提及飲食業經營數字，並引述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部分數據，試圖指出最低工資對飲食業影響有限，實際卻是引用錯誤，以致作出錯誤結論。惟怕人云亦云，巿民對飲食業誤解愈來愈深，故今撰文以正視聽。
引用錯誤以致作出錯誤結論
梁先生提及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比例，指「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並以此作其主要論據基礎，正是一切錯誤的根源。首先，資方所指30%，是飲食業薪酬佔「總收入」比例，而不是薪酬佔「總開支」比例。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
那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若干呢？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網頁，統計處準備了許多參考數據，其中在《相關數據資料》表4「2008 年按行業劃分的企業經營情」指出，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尤以 中式酒樓菜館及港式茶餐廳所佔的比例更重，分別為54.3%及53.9%。換言之，薪酬才是普遍食肆最大部分的支出，而不是租金。
薪酬是最大支出不是租金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數字純是統計性質，統計處不可能有錯，那梁先生引述工聯會指僅佔15%是何解呢？我未看過工聯會調查的詳細內容，還請梁先生向工聯會問過明白。
至於梁先生是否基於工聯會數據，以致達至以下這個錯誤結論： 「我們姑且用20%（薪酬佔總開支比例）。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我不想就此多作揣測，但以其專業背景，應不易作出此一謬誤，我只可說感到遺憾。
梁先生又進一步引述《報告》數據推論指： 「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薪酬開支增加）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這當然是錯上加錯，梁先生好明顯沒有細閱《報告》內容或斷章取義，以致混淆了薪酬增幅佔開支與佔收入比例的數字。
事實上，《報告》是在說以薪酬佔總收入比例及薪酬開支增加幅度，計算盈利下降幅度（盈利耗損），不是梁所說對經營總開支的影響。假設以盈利抵消所有薪酬增幅，從《報告》樣本的平均數來看，當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 元，總食肆類別薪酬開支增加8.7%，盈利率則下降約2.3%，若訂於時薪28 元薪酬開支增加16.6%，盈利率則下降約4.5%，這才至為關鍵。
約兩成食肆長期虧蝕
根據統計處2008 年數字，飲食業的盈利率一般只有單位數字，約兩成食肆更是長期虧蝕，當中還未扣除稅後及一般3 至8%的折舊率。特別是中式食肆及茶餐廳，盈利一向偏低。統計處指，全港一半中式食肆的盈利率在6.6%或以下，一半茶餐廳的盈利率在3.7%或以下。所以，莫說時薪28 元，即使高過時薪24 元，盈利率便會下跌3 至4%，也足以令此兩類食肆陷入危機。
所以，對於梁先生曾公開說，飲食業只要賺錢少些，最低工資時薪33 元也沒有問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不看《報告》，統計處也早已指出，32.7 元為飲食業時薪中位數，故最低工資訂於時薪33元，即是飲食業50%（約9 萬人）僱員也要加薪，還未計入漣漪效應下的薪酬加幅，絕大部分食肆都不會有錢賺，還可以賺少些？！
有工會人士批評我把租金拖垮食肆的主因，轉移到僱員薪酬身上。首先，我從來沒有否定，租金是飲食業沉重的負擔之一，但不可因此而說，薪酬對飲食業影響不大，尤其因為香港飲食業，大部分人手集中在中下級，而且分有很多不同工種，薪酬結構是逐級而上，故可預期最低工資對飲食業所引發的加薪漣漪效應，將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但話說回頭，正正因為食肆往往受長期租約束縛，中途離場要錢賠給業主，過去投資在店舖裝修的大筆金錢亦會化為烏有，故許多長期虧蝕的食肆，寧靠現金流支撐下去，但求期間覓得買家出售業務。所以，一旦最低工資來得過急及過高，不單進一步減低食肆盈利，亦令本已蝕本的食肆蝕得更深，現金流大為緊縮，倒閉潮一觸即發。
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
當然，大部分食肆會先採取措施，以不同方式抵消人工上漲的壓力。但梁先生卻聲言「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此說法也是大有商榷餘地。外國經驗已告訴我們，對依靠低技術勞工的行業，最低工資會帶來工種壓縮。的確，如要保留香港傳統多款菜式選擇的飲食模式，是不可能削減人手，但如果簡化菜單，步向西方以連鎖式統一菜單的經營模式發展，那又如何？當中所引伸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以致《報告》已經詳述，在此不贅。
《報告》是在有限資源及時間裏，盡量蒐集客觀數據，以衡量飲食業最低工資可承受水平。雖然報告逾百頁，也望各界花點時間消化。
只怕，有人一邊說請用數字說服我，但一邊卻選擇性引用數據，連政府統計處的數字也不看，究竟是不被說服，還是不想被人說服？當事人自己最清楚不過，但就希望大家以「講事實、擺道理」的精神，探討最低工資對各行業的影響，切勿張冠李戴。
作者是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會長
A32 | MP+觀點 | By 張宇人 2010-05-20
回應梁振英〈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早前以〈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為題，提及飲食業經營數字，並引述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部分數據，試圖指出最低工資對飲食業影響有限，實際卻是引用錯誤，以致作出錯誤結論。惟怕人云亦云，巿民對飲食業誤解愈來愈深，故今撰文以正視聽。
引用錯誤以致作出錯誤結論
梁先生提及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比例，指「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並以此作其主要論據基礎，正是一切錯誤的根源。首先，資方所指30%，是飲食業薪酬佔「總收入」比例，而不是薪酬佔「總開支」比例。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
那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若干呢？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網頁，統計處準備了許多參考數據，其中在《相關數據資料》表4「2008 年按行業劃分的企業經營情」指出，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尤以 中式酒樓菜館及港式茶餐廳所佔的比例更重，分別為54.3%及53.9%。換言之，薪酬才是普遍食肆最大部分的支出，而不是租金。
薪酬是最大支出不是租金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數字純是統計性質，統計處不可能有錯，那梁先生引述工聯會指僅佔15%是何解呢？我未看過工聯會調查的詳細內容，還請梁先生向工聯會問過明白。
至於梁先生是否基於工聯會數據，以致達至以下這個錯誤結論： 「我們姑且用20%（薪酬佔總開支比例）。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我不想就此多作揣測，但以其專業背景，應不易作出此一謬誤，我只可說感到遺憾。
梁先生又進一步引述《報告》數據推論指： 「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薪酬開支增加）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這當然是錯上加錯，梁先生好明顯沒有細閱《報告》內容或斷章取義，以致混淆了薪酬增幅佔開支與佔收入比例的數字。
事實上，《報告》是在說以薪酬佔總收入比例及薪酬開支增加幅度，計算盈利下降幅度（盈利耗損），不是梁所說對經營總開支的影響。假設以盈利抵消所有薪酬增幅，從《報告》樣本的平均數來看，當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 元，總食肆類別薪酬開支增加8.7%，盈利率則下降約2.3%，若訂於時薪28 元薪酬開支增加16.6%，盈利率則下降約4.5%，這才至為關鍵。
約兩成食肆長期虧蝕
根據統計處2008 年數字，飲食業的盈利率一般只有單位數字，約兩成食肆更是長期虧蝕，當中還未扣除稅後及一般3 至8%的折舊率。特別是中式食肆及茶餐廳，盈利一向偏低。統計處指，全港一半中式食肆的盈利率在6.6%或以下，一半茶餐廳的盈利率在3.7%或以下。所以，莫說時薪28 元，即使高過時薪24 元，盈利率便會下跌3 至4%，也足以令此兩類食肆陷入危機。
所以，對於梁先生曾公開說，飲食業只要賺錢少些，最低工資時薪33 元也沒有問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不看《報告》，統計處也早已指出，32.7 元為飲食業時薪中位數，故最低工資訂於時薪33元，即是飲食業50%（約9 萬人）僱員也要加薪，還未計入漣漪效應下的薪酬加幅，絕大部分食肆都不會有錢賺，還可以賺少些？！
有工會人士批評我把租金拖垮食肆的主因，轉移到僱員薪酬身上。首先，我從來沒有否定，租金是飲食業沉重的負擔之一，但不可因此而說，薪酬對飲食業影響不大，尤其因為香港飲食業，大部分人手集中在中下級，而且分有很多不同工種，薪酬結構是逐級而上，故可預期最低工資對飲食業所引發的加薪漣漪效應，將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但話說回頭，正正因為食肆往往受長期租約束縛，中途離場要錢賠給業主，過去投資在店舖裝修的大筆金錢亦會化為烏有，故許多長期虧蝕的食肆，寧靠現金流支撐下去，但求期間覓得買家出售業務。所以，一旦最低工資來得過急及過高，不單進一步減低食肆盈利，亦令本已蝕本的食肆蝕得更深，現金流大為緊縮，倒閉潮一觸即發。
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
當然，大部分食肆會先採取措施，以不同方式抵消人工上漲的壓力。但梁先生卻聲言「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此說法也是大有商榷餘地。外國經驗已告訴我們，對依靠低技術勞工的行業，最低工資會帶來工種壓縮。的確，如要保留香港傳統多款菜式選擇的飲食模式，是不可能削減人手，但如果簡化菜單，步向西方以連鎖式統一菜單的經營模式發展，那又如何？當中所引伸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以致《報告》已經詳述，在此不贅。
《報告》是在有限資源及時間裏，盡量蒐集客觀數據，以衡量飲食業最低工資可承受水平。雖然報告逾百頁，也望各界花點時間消化。
只怕，有人一邊說請用數字說服我，但一邊卻選擇性引用數據，連政府統計處的數字也不看，究竟是不被說服，還是不想被人說服？當事人自己最清楚不過，但就希望大家以「講事實、擺道理」的精神，探討最低工資對各行業的影響，切勿張冠李戴。
作者是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會長
補選票站數據初覽
明報
A32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5-20
補選票站數據初覽
周二黃昏，選舉管理委員會終於把今次5．16 補選中，各個票站的選票數據，上載上互聯網。究竟拿這些數據作分析，可以為大家帶來怎樣的啟示呢？
在今次補選/公投中，究竟公、社兩黨在哪些社區階層，拿到較大的選票增幅呢？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正如筆者於周二本欄所說，相對2008 年兩黨得票總數這個「基本盤」，今次選舉，除了新界西有近倍增長之外，在其餘4 個區，公、社兩黨得票的增幅並不大，只有一成多到兩成多不等，可謂相當輕微。
但在這個相對輕微的變化中，又有何值得留意的現象呢？
筆者把2008 年與2010 年兩次選舉的票站選票數據拿出並列，先把票站分類為公屋、居屋、私樓、大型中產屋苑、豪宅，社區特徵太過混合的便捨棄不用，下一 步，再挑出那些兩次選舉中都沒有大變動的票站，作「control」（對照比較），得出以下一些有趣觀察（見附表一及二）。
5 候選人公屋拿最大比例選票增幅
第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就是5 位候選人，都在公屋區拿到最大比例的選票增幅。
這裏有不同的可能，首先是，於2008年時，公、社兩黨在公屋選區裏的表現都不太理想，因此起步點低，今次較易反上；其次是，是不是社會貧富懸殊等結構問題漸趨惡化，讓基層市民更想透過選票來表達心聲和不滿呢？究竟哪一個可能性較大，又或者兩者並存，又抑或有其他原因呢？恕筆者這裏不草率下斷語。
第二點是，兩黨候選人，在豪宅區、以至大型中產屋苑，這些中、上階層的社群，選票增幅較為有限，個別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
這裏亦存在不同的可能，首先是，於2008 年時，公民黨是大型中產屋苑、尤其是豪宅選區的大贏家，掘到大量選票，讓起步點定得比較高，如今再上一層樓倍覺困難；其次是，中、上階層會否對公投這個構思，以及公、社兩黨（尤其是社民連的一些行徑），存在較強的看法，較難接受，因而減弱了他們投票的意欲呢？公、社兩黨在九龍西包括港景峰、擎天半島、凱旋門、君臨天下、漾日居那兩個豪宅區票站( 「九龍公園體育館」和「香港康復力量」)，反而丟掉較多選票，便是一個值得留意的例子。
在今次補選/公投中，究竟公、社兩黨在哪些地區，拿到較大的選票增幅呢？以陳淑莊來說，是南區；以梁家傑來說，較為平均；以黃毓民來說，是深水；以梁國雄來說，是北區和沙田；以陳偉業來說，屯門、葵青、和元朗。順帶一提，選舉後，陳偉業埋怨其他泛民尤其是民主黨沒有幫忙拉票，觀乎這些票站選票數據，今趟陳在自己的根據地荃灣，選票增幅十分有限，反而在屯門、葵青、和元朗，卻增幅驚人，這裏恰巧是何俊仁、梁耀忠、及李卓人幫他拉票的地方，這又會否為他帶來一點反思呢？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A32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5-20
補選票站數據初覽
周二黃昏，選舉管理委員會終於把今次5．16 補選中，各個票站的選票數據，上載上互聯網。究竟拿這些數據作分析，可以為大家帶來怎樣的啟示呢？
在今次補選/公投中，究竟公、社兩黨在哪些社區階層，拿到較大的選票增幅呢？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正如筆者於周二本欄所說，相對2008 年兩黨得票總數這個「基本盤」，今次選舉，除了新界西有近倍增長之外，在其餘4 個區，公、社兩黨得票的增幅並不大，只有一成多到兩成多不等，可謂相當輕微。
但在這個相對輕微的變化中，又有何值得留意的現象呢？
筆者把2008 年與2010 年兩次選舉的票站選票數據拿出並列，先把票站分類為公屋、居屋、私樓、大型中產屋苑、豪宅，社區特徵太過混合的便捨棄不用，下一 步，再挑出那些兩次選舉中都沒有大變動的票站，作「control」（對照比較），得出以下一些有趣觀察（見附表一及二）。
5 候選人公屋拿最大比例選票增幅
第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就是5 位候選人，都在公屋區拿到最大比例的選票增幅。
這裏有不同的可能，首先是，於2008年時，公、社兩黨在公屋選區裏的表現都不太理想，因此起步點低，今次較易反上；其次是，是不是社會貧富懸殊等結構問題漸趨惡化，讓基層市民更想透過選票來表達心聲和不滿呢？究竟哪一個可能性較大，又或者兩者並存，又抑或有其他原因呢？恕筆者這裏不草率下斷語。
第二點是，兩黨候選人，在豪宅區、以至大型中產屋苑，這些中、上階層的社群，選票增幅較為有限，個別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
這裏亦存在不同的可能，首先是，於2008 年時，公民黨是大型中產屋苑、尤其是豪宅選區的大贏家，掘到大量選票，讓起步點定得比較高，如今再上一層樓倍覺困難；其次是，中、上階層會否對公投這個構思，以及公、社兩黨（尤其是社民連的一些行徑），存在較強的看法，較難接受，因而減弱了他們投票的意欲呢？公、社兩黨在九龍西包括港景峰、擎天半島、凱旋門、君臨天下、漾日居那兩個豪宅區票站( 「九龍公園體育館」和「香港康復力量」)，反而丟掉較多選票，便是一個值得留意的例子。
在今次補選/公投中，究竟公、社兩黨在哪些地區，拿到較大的選票增幅呢？以陳淑莊來說，是南區；以梁家傑來說，較為平均；以黃毓民來說，是深水；以梁國雄來說，是北區和沙田；以陳偉業來說，屯門、葵青、和元朗。順帶一提，選舉後，陳偉業埋怨其他泛民尤其是民主黨沒有幫忙拉票，觀乎這些票站選票數據，今趟陳在自己的根據地荃灣，選票增幅十分有限，反而在屯門、葵青、和元朗，卻增幅驚人，這裏恰巧是何俊仁、梁耀忠、及李卓人幫他拉票的地方，這又會否為他帶來一點反思呢？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積金局應推ETF 免強積金被收費蠶食
明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05-19
積金局應推ETF 免強積金被收費蠶食
積金局建議放寬打工仔提早領取強積金，對於確實有需要的市民，若有適當審核機制確保不被濫用，無疑是便民措施。不過，強積金旨在為市民退休生活綢繆，市民更關心者，是當局應有切實措施，解決強積金基金管理費過高問題，並在明年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時，開展投資者教育，教導市民對供款作正確投資，使退休時有較寬裕的生活。
患重症領供款治病
合情合理應予考慮
現行政策，有5種情可以提早領取強積金，包括年屆60歲並提早退休、永久離港、完全喪失工作能力、死亡、帳戶結存少於5,000元，在過去12個月沒有供款，規管嚴格，藉此確保強積金為市民退休所用。積金局建議研究例如供款市民若患癌，可申請取出部分或分期取回供款，以作應急治病之用，這個建議，在嚴管下保持彈性，方便有需要的市民，合情合理，值得考慮。不過，當局必須有機制審核，以免出現類如假借移民為由，提早領取強積金，甚或有集團藉此操作牟利的情出現。不過，市民對強積金委託人收取過高管理費的問題，仍然最關心。本報日前報道，滾存達300億元的強積金保證基金，過去5 年平均每年回報率僅1.8%，低於保證基金平均收費的2.36%，出現基金收費高於供款人收益的不公平現象，打工仔的退休金被蠶食。其中一款保證基金疑因資產減值，收費比率增至破紀錄的4.03%。事件再暴露出打工仔因暫時無權「轉台」另覓強積金受託人，致易被收取過高管理費。
約3 年前，強積金管理費過高問題，在市民強烈迴響和輿論要求下，時任積金局主席的范鴻齡曾經推動了一些改革措施，逼使部分委託人減收了一些管理費，但是隨范鴻齡因中信泰富炒外匯事件，與榮智健一起引退之後，強積金的改革進展不大。近期積金局接受查詢時，只表示希望委託人回應社會訴求，繼續調低收費，並預期明年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基金收費會因為競爭而下調。
所謂「強積金半自由行」，是容許僱員把強積金中自己的供款，轉移到其他強積金委託人基金，由於供款可以移動，在市場構成競爭，預期委託人會減低管理費以爭取生意。不過，除了以促成競爭減收費，當局還可以考慮兩種情，促使管理費降低，並協助市民的強積金在投資風險相對較低情下增值。
首先，一些低風險的基金，例如保證基金等，積金局若簡化對這類基金的監管和程序要求，就可以節省委託人的法律和會計開支，當局應要求委託人把減少行政費用，降低收費，回饋市民。
積金局應推出ETF基金
促使銀團競爭降收費
其次，政府應賦予積金局更大職能，以引導市場手段，促使基金收費降低。具體操作由積金局推出中央管理的ETF基金。這類基金類同盈富基金，與股市指數掛，不過，盈富基金日常可買賣，價格隨供求升降，ETF基金基本上並無日常買賣的運作，基金價值隨指數起跌而升降，因此行政費用甚低，有估計以現行強積金的規模，推出ETF基金，服務收費可低至0.5%。積金局可以邀請現有強積金受託人競投管理ETF基金，透過競爭，收費會比較合理。
強積金已經累積接近3,100億元，新增供款，去年第四季便收到89.29億元，較04年第四季的62.41億元增加43.1％，反映多了市民就業及薪酬上調，供款增加。以目前強積金基金管理費平均1.92%計算，委託人每年賺取接近60億元，隨強積金滾存愈積愈大，委託人（主要是銀團）的利益，只會愈來愈大。月入2萬元的打工仔，強積金供款40年，假設每年有5%回報，若管理費是2%或3%，打工仔失去的強積金累積收益，高達120至158萬元，相當於實際總收益的39%至52%。市民的血汗錢，被銀團蠶食那麼多，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公平公正。
當年基於政治偏見的狹隘眼光，否決中央公積金制度，選擇了現在的強積金，雖然是次選，基本上還是造福市民的政策，可惜在銀團眼中，強積金成為他們的漁利工具。現行制度使銀團在幫助市民退休養老方面，不但未成為助力，反而成為阻力。
我們認為，由積金局推出中央管理的ETF基金，對這筆愈積愈大的錢施予一定影響力，造福香港市民，是政府應該做的，而且刻不容緩。如果上述措施都未能奏效，就要考慮立法規定強積金收費。另外， 「強積金半自由行」實施時，當局要密切監察各個委託人會否誤導供款人，以吸引投資「轉台」，並加強投資者教育，教導市民謹慎投資。
【相關新聞刊A14】
歡迎回應editorial@mingpao.com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05-19
積金局應推ETF 免強積金被收費蠶食
積金局建議放寬打工仔提早領取強積金，對於確實有需要的市民，若有適當審核機制確保不被濫用，無疑是便民措施。不過，強積金旨在為市民退休生活綢繆，市民更關心者，是當局應有切實措施，解決強積金基金管理費過高問題，並在明年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時，開展投資者教育，教導市民對供款作正確投資，使退休時有較寬裕的生活。
患重症領供款治病
合情合理應予考慮
現行政策，有5種情可以提早領取強積金，包括年屆60歲並提早退休、永久離港、完全喪失工作能力、死亡、帳戶結存少於5,000元，在過去12個月沒有供款，規管嚴格，藉此確保強積金為市民退休所用。積金局建議研究例如供款市民若患癌，可申請取出部分或分期取回供款，以作應急治病之用，這個建議，在嚴管下保持彈性，方便有需要的市民，合情合理，值得考慮。不過，當局必須有機制審核，以免出現類如假借移民為由，提早領取強積金，甚或有集團藉此操作牟利的情出現。不過，市民對強積金委託人收取過高管理費的問題，仍然最關心。本報日前報道，滾存達300億元的強積金保證基金，過去5 年平均每年回報率僅1.8%，低於保證基金平均收費的2.36%，出現基金收費高於供款人收益的不公平現象，打工仔的退休金被蠶食。其中一款保證基金疑因資產減值，收費比率增至破紀錄的4.03%。事件再暴露出打工仔因暫時無權「轉台」另覓強積金受託人，致易被收取過高管理費。
約3 年前，強積金管理費過高問題，在市民強烈迴響和輿論要求下，時任積金局主席的范鴻齡曾經推動了一些改革措施，逼使部分委託人減收了一些管理費，但是隨范鴻齡因中信泰富炒外匯事件，與榮智健一起引退之後，強積金的改革進展不大。近期積金局接受查詢時，只表示希望委託人回應社會訴求，繼續調低收費，並預期明年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基金收費會因為競爭而下調。
所謂「強積金半自由行」，是容許僱員把強積金中自己的供款，轉移到其他強積金委託人基金，由於供款可以移動，在市場構成競爭，預期委託人會減低管理費以爭取生意。不過，除了以促成競爭減收費，當局還可以考慮兩種情，促使管理費降低，並協助市民的強積金在投資風險相對較低情下增值。
首先，一些低風險的基金，例如保證基金等，積金局若簡化對這類基金的監管和程序要求，就可以節省委託人的法律和會計開支，當局應要求委託人把減少行政費用，降低收費，回饋市民。
積金局應推出ETF基金
促使銀團競爭降收費
其次，政府應賦予積金局更大職能，以引導市場手段，促使基金收費降低。具體操作由積金局推出中央管理的ETF基金。這類基金類同盈富基金，與股市指數掛，不過，盈富基金日常可買賣，價格隨供求升降，ETF基金基本上並無日常買賣的運作，基金價值隨指數起跌而升降，因此行政費用甚低，有估計以現行強積金的規模，推出ETF基金，服務收費可低至0.5%。積金局可以邀請現有強積金受託人競投管理ETF基金，透過競爭，收費會比較合理。
強積金已經累積接近3,100億元，新增供款，去年第四季便收到89.29億元，較04年第四季的62.41億元增加43.1％，反映多了市民就業及薪酬上調，供款增加。以目前強積金基金管理費平均1.92%計算，委託人每年賺取接近60億元，隨強積金滾存愈積愈大，委託人（主要是銀團）的利益，只會愈來愈大。月入2萬元的打工仔，強積金供款40年，假設每年有5%回報，若管理費是2%或3%，打工仔失去的強積金累積收益，高達120至158萬元，相當於實際總收益的39%至52%。市民的血汗錢，被銀團蠶食那麼多，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公平公正。
當年基於政治偏見的狹隘眼光，否決中央公積金制度，選擇了現在的強積金，雖然是次選，基本上還是造福市民的政策，可惜在銀團眼中，強積金成為他們的漁利工具。現行制度使銀團在幫助市民退休養老方面，不但未成為助力，反而成為阻力。
我們認為，由積金局推出中央管理的ETF基金，對這筆愈積愈大的錢施予一定影響力，造福香港市民，是政府應該做的，而且刻不容緩。如果上述措施都未能奏效，就要考慮立法規定強積金收費。另外， 「強積金半自由行」實施時，當局要密切監察各個委託人會否誤導供款人，以吸引投資「轉台」，並加強投資者教育，教導市民謹慎投資。
【相關新聞刊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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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怎樣過來的
明報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21
我們是怎樣過來的
“香港崇尚競爭，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討論市民住屋需要和工資水平，往往帶出一個根本問題：香港社會整體上不斷進步，而且速度不慢，我們應怎樣看待社會上競爭力較低、在市場上處於弱勢的一群人？
這一群人的生活需要，包括住屋需要，是否有了今天的水平，往後就不必隨整體社會的進步得到改善？這一群落後的弱勢人是什麼人？
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但這只是香港美好的小部分
1966 年，我12 歲，念小學六年級，那年頭升中學要考升中試，教育署按升中試成績派學位。考升中試當天，我一半同學放假在家，因為連考升中試的機會也沒有，原因很簡單：中學學位不足，根本沒有可能滿足所有小學畢業生的升學要求，因此教育署要求小學自行以校內甄別試的方式篩選學生參加升中試，篩選比例按本校上一年升中試成績決定。
這是名副其實的「一試訂終身」。這就是當時香港社會的其中一個真實寫照，今天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我念的小學，當年六年級有學生28 人，有一半沒有上中學，因為在甄別試被淘汰，或者因為升中試成績不夠好，沒有派上官中津中，而家裏沒有能力應付私立中學學費，因此輟學做小販、地盤工、送貨、跟車和車衣工人的，大有人在。不過，有一點還要說清楚：那個年頭，有機會念完小六，已經比不少同齡人幸運，因為在我們小學畢業後的5 年，即1971 年，香港才實施6 年小學義務教育，在我念中三之後9 年，即1978 年，香港才實施9 年義務教育。香港學校教育的普及率和普及速度，比其他地區落後，台灣實施9 年義務教育，就比香港早得多。我並不埋怨當時的政府，也不埋怨同學們的家長，以當時香港的發展水平和社會條件，大抵只能這樣。
1972 年，我在瑪麗醫院的擴建地盤做暑期實習，一個星期五的早上，我尾隨建築師到處巡視，在地盤一角，碰上小學六年級的兩位同班舊同學，兩人是兄弟，姓梁，念小六時同班，當時兩人蹲在地上做雜工。我和這兩兄弟此前之後都沒有再見面，我經常想，這兩位同學也許後來做了判頭，隨後自己開了家建築公司，成了小商人，也許子女成才，在家安享清福。也許在當年忽視工業安全的環境中，身體過勞受損，如今體力不繼，子女又自顧不暇，自己靠做大廈看更，或者在茶餐廳送外賣維生？二、三十元一個鐘？兩人現在家住公屋、居屋或者私樓？
當一個12 歲的香港人，因為教育經費有限，中學學位不足，因為12 歲的校內或校外考試成績，失去升學機會，因為家境，當了小販，當了低技術工人，這個人不是完全沒有翻身的機會，但機會有多大，大家可以想像。
大家都說香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這句話沒有錯，但只說出了香港社會現象美好的小部分。出身寒微，完全靠個人努力，出人頭地的，在我們的高級官員、議員、學者、商人和專業人士當中，佔的比例確實相當大，這些人的經驗和對這些人的注視，塑造了社會印象，也形成了社會政策的基礎。不過，這只是把視線集中在成功的一群的結果，當我們把視線轉向這些人在全社會的所有同輩身上，我們會發現，大部分我們的同輩，在少年時期就失去奮鬥和爬升的機會。社會政策離不開階層問題，有了這個歷史背景，我們的社會政策，是否可以對中下層的香港人多點照顧？
我輟學的小學同學，絕大部分港生港長。我當了6 年班長，同學的名字和當時的樣貌我仍記得清楚。一個人12歲就輟學，社會當時沒有能力、沒有辦法，這群人從此落後，我認為社會有責任補救。今天我們發展起來了，在房屋、福利和工資問題上照顧一下，本來就不必談什麼主義、什麼教條、什麼大道理。
近來討論最低工資問題，不少工人打電話到電台表達意見，節目主持人經常問，你是不是新移民？五、六十歲送飯盒的、騎單車送食材到酒樓的，都說不是新移民，口音口吻也不像新移民。
近年談起香港的社會問題，例如工資過低問題，或社會問題，例如天水圍問題，不少人明言或暗示這些大家不樂見的現象，都是大陸新來港人士造成。我認為大陸新來港人士不是問題成因的全部。1999 至2008 年的10年，15 歲以上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共有33 萬，如果以智經研究中心2008 年的研究報告中的勞動力參與率推算，10 年來，這33 萬人當中，進入勞動市場的約有19 萬人，對低下階層收入的下沉壓力不如想像中大，在1996 至2006 年實質工作收入下跌的110 萬人中，只佔少數。我們馬上就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香港人口的老化問題，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香港的老化人口當中，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術的人極多，裏面包括我們這一代人的小學同學。
近年大家關注80 後和90 後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的父母，有拼搏成功的一群，也有少年輟學的一群。有些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奮鬥的成果，另外的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
怎樣在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線？怎樣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崇尚競爭，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社會重視自食其力，更推崇白手興家的成功人士，這些都很有積極意義，值得探討的是我們在社會倫理和道義上如何看待落後的一群，在現實上如何看待社會發展過度不均和穩定的關係。
2010 年3 月5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有以下兩段：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年大家都希望香港人之間能夠多點凝聚力，希望700萬人和這片土地之間多點感情。這些目標都很美好，但有些問題要問：為什麼香港人要凝聚？我們憑什麼凝聚香港人？
【樓市和住房之六】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www.cyleung.hk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21
我們是怎樣過來的
“香港崇尚競爭，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討論市民住屋需要和工資水平，往往帶出一個根本問題：香港社會整體上不斷進步，而且速度不慢，我們應怎樣看待社會上競爭力較低、在市場上處於弱勢的一群人？
這一群人的生活需要，包括住屋需要，是否有了今天的水平，往後就不必隨整體社會的進步得到改善？這一群落後的弱勢人是什麼人？
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但這只是香港美好的小部分
1966 年，我12 歲，念小學六年級，那年頭升中學要考升中試，教育署按升中試成績派學位。考升中試當天，我一半同學放假在家，因為連考升中試的機會也沒有，原因很簡單：中學學位不足，根本沒有可能滿足所有小學畢業生的升學要求，因此教育署要求小學自行以校內甄別試的方式篩選學生參加升中試，篩選比例按本校上一年升中試成績決定。
這是名副其實的「一試訂終身」。這就是當時香港社會的其中一個真實寫照，今天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我念的小學，當年六年級有學生28 人，有一半沒有上中學，因為在甄別試被淘汰，或者因為升中試成績不夠好，沒有派上官中津中，而家裏沒有能力應付私立中學學費，因此輟學做小販、地盤工、送貨、跟車和車衣工人的，大有人在。不過，有一點還要說清楚：那個年頭，有機會念完小六，已經比不少同齡人幸運，因為在我們小學畢業後的5 年，即1971 年，香港才實施6 年小學義務教育，在我念中三之後9 年，即1978 年，香港才實施9 年義務教育。香港學校教育的普及率和普及速度，比其他地區落後，台灣實施9 年義務教育，就比香港早得多。我並不埋怨當時的政府，也不埋怨同學們的家長，以當時香港的發展水平和社會條件，大抵只能這樣。
1972 年，我在瑪麗醫院的擴建地盤做暑期實習，一個星期五的早上，我尾隨建築師到處巡視，在地盤一角，碰上小學六年級的兩位同班舊同學，兩人是兄弟，姓梁，念小六時同班，當時兩人蹲在地上做雜工。我和這兩兄弟此前之後都沒有再見面，我經常想，這兩位同學也許後來做了判頭，隨後自己開了家建築公司，成了小商人，也許子女成才，在家安享清福。也許在當年忽視工業安全的環境中，身體過勞受損，如今體力不繼，子女又自顧不暇，自己靠做大廈看更，或者在茶餐廳送外賣維生？二、三十元一個鐘？兩人現在家住公屋、居屋或者私樓？
當一個12 歲的香港人，因為教育經費有限，中學學位不足，因為12 歲的校內或校外考試成績，失去升學機會，因為家境，當了小販，當了低技術工人，這個人不是完全沒有翻身的機會，但機會有多大，大家可以想像。
大家都說香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這句話沒有錯，但只說出了香港社會現象美好的小部分。出身寒微，完全靠個人努力，出人頭地的，在我們的高級官員、議員、學者、商人和專業人士當中，佔的比例確實相當大，這些人的經驗和對這些人的注視，塑造了社會印象，也形成了社會政策的基礎。不過，這只是把視線集中在成功的一群的結果，當我們把視線轉向這些人在全社會的所有同輩身上，我們會發現，大部分我們的同輩，在少年時期就失去奮鬥和爬升的機會。社會政策離不開階層問題，有了這個歷史背景，我們的社會政策，是否可以對中下層的香港人多點照顧？
我輟學的小學同學，絕大部分港生港長。我當了6 年班長，同學的名字和當時的樣貌我仍記得清楚。一個人12歲就輟學，社會當時沒有能力、沒有辦法，這群人從此落後，我認為社會有責任補救。今天我們發展起來了，在房屋、福利和工資問題上照顧一下，本來就不必談什麼主義、什麼教條、什麼大道理。
近來討論最低工資問題，不少工人打電話到電台表達意見，節目主持人經常問，你是不是新移民？五、六十歲送飯盒的、騎單車送食材到酒樓的，都說不是新移民，口音口吻也不像新移民。
近年談起香港的社會問題，例如工資過低問題，或社會問題，例如天水圍問題，不少人明言或暗示這些大家不樂見的現象，都是大陸新來港人士造成。我認為大陸新來港人士不是問題成因的全部。1999 至2008 年的10年，15 歲以上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共有33 萬，如果以智經研究中心2008 年的研究報告中的勞動力參與率推算，10 年來，這33 萬人當中，進入勞動市場的約有19 萬人，對低下階層收入的下沉壓力不如想像中大，在1996 至2006 年實質工作收入下跌的110 萬人中，只佔少數。我們馬上就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香港人口的老化問題，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香港的老化人口當中，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術的人極多，裏面包括我們這一代人的小學同學。
近年大家關注80 後和90 後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的父母，有拼搏成功的一群，也有少年輟學的一群。有些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奮鬥的成果，另外的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
怎樣在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線？怎樣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崇尚競爭，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社會重視自食其力，更推崇白手興家的成功人士，這些都很有積極意義，值得探討的是我們在社會倫理和道義上如何看待落後的一群，在現實上如何看待社會發展過度不均和穩定的關係。
2010 年3 月5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有以下兩段：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年大家都希望香港人之間能夠多點凝聚力，希望700萬人和這片土地之間多點感情。這些目標都很美好，但有些問題要問：為什麼香港人要凝聚？我們憑什麼凝聚香港人？
【樓市和住房之六】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www.cyleung.hk
原來民主只是條裙
明報
B09 | MP+觀點 | By 馬嶽 2010-05-21
原來民主只是條裙
如果市民有多點政治覺醒，他們應該問： 「政府什麼時候得到我的授權用公帑賣這麼爛的廣告？有通過立法會財委會嗎？為什麼政府霸佔大氣電波賣政治廣告不受管制？」
這個「少女畢業晚宴條裙」的廣告，比喻不倫到了極致。原來特區政府以為香港人要求民主和普選，就和一個少女嚮往一條漂亮的裙子一樣，難怪它覺得香港不一定需要普選了，因為媽媽會覺得沒有漂亮的新裙，穿回舊裙子赴宴不就得了？
民主普選是基本權利，是《基本法》保證的憲制目標，是國際人權公約載有的普世政治權利，不是時裝店的奢侈消費品，不是我們豔羡西方社會的奢侈夢想。如果用類似的比喻，民主普選應該是女生每天上課所必須穿的一套整齊校服裙，不是高貴晚裝。本來媽媽說開學便給女兒買套校服裙，但開學幾個月了，每天女生還只能穿便服或者衣不稱身的舊校服裙回校。女生不斷問媽媽什麼時候給他買校服，媽媽只是說快了快了，但一直不付鈔，又說女兒太小，不可以自己做衣服。
其他同學（國際大都會）都有套整齊校服，女生仍然穿不倫不類的衣服回校，日子久了，惹同學訕笑、難以對外代表學校，逐漸造成自信心問題，在學校怕被人針對，畏首畏尾的上課不敢答問題，下課不敢參加課外活動，影響了她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管治危機」，全因沒有一套整齊的校服而起。
灌輸錯誤政治觀念
如果中央政府像廣告中的媽媽般，只要女兒問一句，便不作聲的趕夜把裙子做好，我們當然很感激母愛，當然我們很有「信心」。但是香港人爭取民主廿多年，前後遊行超過100 萬人次，用過無數次選舉投票表態，但我們仍然還沒有一套完整的校服，要女生信任母親，以為無端端母親有一天會把校服放在房內， 「信任讓夢想成真」，不是很奇怪嗎？
作為一個納稅人，看完這種廣告不禁問：誰出這樣的餿廣告主意？不單惹人訕笑、還要灌輸錯誤的政治觀念，和教育局搞的通識教育對幹。審計署真的應該認真查究一下，誰人負責這樣浪費公帑的事，然後由立法會帳目委員會跟進。
媽媽，幾時為我買校服？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B09 | MP+觀點 | By 馬嶽 2010-05-21
原來民主只是條裙
如果市民有多點政治覺醒，他們應該問： 「政府什麼時候得到我的授權用公帑賣這麼爛的廣告？有通過立法會財委會嗎？為什麼政府霸佔大氣電波賣政治廣告不受管制？」
這個「少女畢業晚宴條裙」的廣告，比喻不倫到了極致。原來特區政府以為香港人要求民主和普選，就和一個少女嚮往一條漂亮的裙子一樣，難怪它覺得香港不一定需要普選了，因為媽媽會覺得沒有漂亮的新裙，穿回舊裙子赴宴不就得了？
民主普選是基本權利，是《基本法》保證的憲制目標，是國際人權公約載有的普世政治權利，不是時裝店的奢侈消費品，不是我們豔羡西方社會的奢侈夢想。如果用類似的比喻，民主普選應該是女生每天上課所必須穿的一套整齊校服裙，不是高貴晚裝。本來媽媽說開學便給女兒買套校服裙，但開學幾個月了，每天女生還只能穿便服或者衣不稱身的舊校服裙回校。女生不斷問媽媽什麼時候給他買校服，媽媽只是說快了快了，但一直不付鈔，又說女兒太小，不可以自己做衣服。
其他同學（國際大都會）都有套整齊校服，女生仍然穿不倫不類的衣服回校，日子久了，惹同學訕笑、難以對外代表學校，逐漸造成自信心問題，在學校怕被人針對，畏首畏尾的上課不敢答問題，下課不敢參加課外活動，影響了她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管治危機」，全因沒有一套整齊的校服而起。
灌輸錯誤政治觀念
如果中央政府像廣告中的媽媽般，只要女兒問一句，便不作聲的趕夜把裙子做好，我們當然很感激母愛，當然我們很有「信心」。但是香港人爭取民主廿多年，前後遊行超過100 萬人次，用過無數次選舉投票表態，但我們仍然還沒有一套完整的校服，要女生信任母親，以為無端端母親有一天會把校服放在房內， 「信任讓夢想成真」，不是很奇怪嗎？
作為一個納稅人，看完這種廣告不禁問：誰出這樣的餿廣告主意？不單惹人訕笑、還要灌輸錯誤的政治觀念，和教育局搞的通識教育對幹。審計署真的應該認真查究一下，誰人負責這樣浪費公帑的事，然後由立法會帳目委員會跟進。
媽媽，幾時為我買校服？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五一六之後
明報
B09 | MP+觀點 | By 關志健 2010-05-21
五一六之後
推動今次公投運動的基本條件，是市民大眾能把補選與公投兩者聯繫起來。要改變選民習慣，提倡「投議題，不是投人」，說易行難。不少選民也抱怨，「想投票，但揀唔落手」。其實，建制派只要找幾位有分量的候選人，在政綱及競選辯論中大談民生議題，或已令公投效果模糊化。建制派卻大力打壓他們口中常言的「所謂公投」。政府也在宣傳品上刻意刪除「請踴躍投票」的字句，連特首也不投票，產生「此地無銀」的效果，反而令大眾把補選與公投聯想起來。
調查顯示，有六成半投票的選民支持公投。九龍東選區在沒有競爭下，兩位立場一致的候選人也共取得近9 萬票，代表今次補選，為議題出來表態的投票意向仍然清楚可見。
那麼，在公投論述下，要曾特首投票，是強人所難。黃毓民將投票率低歸咎於特區政府，也與公投論述不符。誰也不會怪責特首不參加爭取普選大遊行吧？對港人而言，公投乃新事物。媒體多將是次選舉結果跟以往的選舉作比較，是不合情理的。首次操作公投，難免倒瀉籮蟹。建制派杯葛下，更令選舉氣氛大減。公投運動不隨當權者的議程而自訂議題。就是這種後現代的反叛心態，社會也需時間慢慢理解、接受。
以一人一票方式，讓公眾就某一議題去表達意見，能體現「港人治港」的精神。雖然建制派將會設法防止議員辭職再選，但先例一開，若果政府繼續漠視民意，類似的公投將會再現。歸根究柢，如果現有的諮詢方法有效，又何須勞師動眾把補選變身為公投？
泛民須團結贏取沉默大多數
今次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公投議題，不單令50 多萬的選民有機會用手中一票去表達意見，也推動大眾認識到功能組別的禍害，使「張廿蚊」的嘴臉能深入民心。選舉後，特首邀請運動的總發言人余若薇在下個月17 日就政改方案作電視辯論，更是公投運動的意外收穫。因此，即使以「手段─目的（means-end）」的角度來評價今次公投，初步看來也有一些的成績。
但選舉結果似乎提醒我們：支持保留功能組別者佔極少數，而表態支持真普選的市民也佔少數，沉默不語的市民卻佔大多數。下個月的電視辯論，是難得的機會去接觸這群沉默的大多數。特首主動出擊，肯定有備而戰。余若薇只能背水一戰。若果在辯論後，民意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那又怎能不服輸？因此，泛民必須團結，並把握未來一個多月時間，去贏取沉默的大多數。
作者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講師
B09 | MP+觀點 | By 關志健 2010-05-21
五一六之後
推動今次公投運動的基本條件，是市民大眾能把補選與公投兩者聯繫起來。要改變選民習慣，提倡「投議題，不是投人」，說易行難。不少選民也抱怨，「想投票，但揀唔落手」。其實，建制派只要找幾位有分量的候選人，在政綱及競選辯論中大談民生議題，或已令公投效果模糊化。建制派卻大力打壓他們口中常言的「所謂公投」。政府也在宣傳品上刻意刪除「請踴躍投票」的字句，連特首也不投票，產生「此地無銀」的效果，反而令大眾把補選與公投聯想起來。
調查顯示，有六成半投票的選民支持公投。九龍東選區在沒有競爭下，兩位立場一致的候選人也共取得近9 萬票，代表今次補選，為議題出來表態的投票意向仍然清楚可見。
那麼，在公投論述下，要曾特首投票，是強人所難。黃毓民將投票率低歸咎於特區政府，也與公投論述不符。誰也不會怪責特首不參加爭取普選大遊行吧？對港人而言，公投乃新事物。媒體多將是次選舉結果跟以往的選舉作比較，是不合情理的。首次操作公投，難免倒瀉籮蟹。建制派杯葛下，更令選舉氣氛大減。公投運動不隨當權者的議程而自訂議題。就是這種後現代的反叛心態，社會也需時間慢慢理解、接受。
以一人一票方式，讓公眾就某一議題去表達意見，能體現「港人治港」的精神。雖然建制派將會設法防止議員辭職再選，但先例一開，若果政府繼續漠視民意，類似的公投將會再現。歸根究柢，如果現有的諮詢方法有效，又何須勞師動眾把補選變身為公投？
泛民須團結贏取沉默大多數
今次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公投議題，不單令50 多萬的選民有機會用手中一票去表達意見，也推動大眾認識到功能組別的禍害，使「張廿蚊」的嘴臉能深入民心。選舉後，特首邀請運動的總發言人余若薇在下個月17 日就政改方案作電視辯論，更是公投運動的意外收穫。因此，即使以「手段─目的（means-end）」的角度來評價今次公投，初步看來也有一些的成績。
但選舉結果似乎提醒我們：支持保留功能組別者佔極少數，而表態支持真普選的市民也佔少數，沉默不語的市民卻佔大多數。下個月的電視辯論，是難得的機會去接觸這群沉默的大多數。特首主動出擊，肯定有備而戰。余若薇只能背水一戰。若果在辯論後，民意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那又怎能不服輸？因此，泛民必須團結，並把握未來一個多月時間，去贏取沉默的大多數。
作者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講師
我非常痛恨公社兩黨……
明報
B09 | MP+觀點 | 讀者來函 | By Marco Lo 2010-05-21
我非常痛恨公社兩黨……
我非常痛恨公社兩黨，不是因為他們以辭職補選觸發變相公投、騎劫香港巿民以選票支持盡快實現雙普選，而是因為兩黨赤裸裸向全世界說出一個令香港人蒙羞的事實：這個每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約二萬六千美元的富庶發達城巿，居然沒有公民投票法！
恕筆者不敢茍同陳君聲稱五一六「公投」是政黨撈政治本錢的把戲（5 月19 日本版），就好像有人說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只是行禮如儀口號式帶領群眾平反六四。以偏概全的奇譚怪論可以不需反駁，值得深究的，倒是公社兩黨發動「公投」運動背後的真意。
在公社兩黨決定攜手合作發動「公投」之前，他們必須先具有3 個條件。第一，他們關心香港民主發展：因為關心，所以才會注意、並感同身受香港巿民在不民主制度下的苦。第二，他們為了一個擇善固執的理想：真正雙普選是香港人一個民主夢，公社兩黨敢於與香港人一同為理想發夢，並付諸行動以實現理想。第三，他們有充分的道德勇氣：向專權中央政府爭取民主猶如與虎謀皮、撩鬼命，兩黨辭職議員無懼政治打壓，堅持以「公投」方式將政制發展權還給人民。
變相公投是一個爭取民主政制的政治策略，而民主政制，是令執政者成為人民同意的結果，是給我一個理直氣壯的政府。當特區政府不斷重複「主流民意支持2012 政改方案」、不斷強姦民意時，我更需要運用我手上僅餘的一張選票， 去支持「5 區公投運動」，藉投票這種和平理性的方式，直接向特區政府的2012 政改爛方案表示反對。
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社會。如果香港充斥類似陳君的巿民，即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或許香港到2047 年也不用雙普選。
B09 | MP+觀點 | 讀者來函 | By Marco Lo 2010-05-21
我非常痛恨公社兩黨……
我非常痛恨公社兩黨，不是因為他們以辭職補選觸發變相公投、騎劫香港巿民以選票支持盡快實現雙普選，而是因為兩黨赤裸裸向全世界說出一個令香港人蒙羞的事實：這個每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約二萬六千美元的富庶發達城巿，居然沒有公民投票法！
恕筆者不敢茍同陳君聲稱五一六「公投」是政黨撈政治本錢的把戲（5 月19 日本版），就好像有人說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只是行禮如儀口號式帶領群眾平反六四。以偏概全的奇譚怪論可以不需反駁，值得深究的，倒是公社兩黨發動「公投」運動背後的真意。
在公社兩黨決定攜手合作發動「公投」之前，他們必須先具有3 個條件。第一，他們關心香港民主發展：因為關心，所以才會注意、並感同身受香港巿民在不民主制度下的苦。第二，他們為了一個擇善固執的理想：真正雙普選是香港人一個民主夢，公社兩黨敢於與香港人一同為理想發夢，並付諸行動以實現理想。第三，他們有充分的道德勇氣：向專權中央政府爭取民主猶如與虎謀皮、撩鬼命，兩黨辭職議員無懼政治打壓，堅持以「公投」方式將政制發展權還給人民。
變相公投是一個爭取民主政制的政治策略，而民主政制，是令執政者成為人民同意的結果，是給我一個理直氣壯的政府。當特區政府不斷重複「主流民意支持2012 政改方案」、不斷強姦民意時，我更需要運用我手上僅餘的一張選票， 去支持「5 區公投運動」，藉投票這種和平理性的方式，直接向特區政府的2012 政改爛方案表示反對。
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社會。如果香港充斥類似陳君的巿民，即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或許香港到2047 年也不用雙普選。
這是一場關乎時間的戰爭
明報
P08 | 世紀 | By 陳景輝 2010-05-16
這是一場關乎時間的戰爭
近年本土活躍抗爭者，人稱﹁八十後青年﹂
政改表決前夕，民意調查之多令人眼花撩亂，結果更時有出入。在許多人心目中，民調猶如鏡子，映照社會的輪廓：某官員說錯話，民意反彈，反之亦然。然而有些時候，最好還是拋開民調。譬如說，當課題是橫跨廿多年時空的政制改革，甚至當我們想知道﹁五區公投﹂在其中的意義之際。
記得回歸後首十年，自己於遊行隊伍聽過上千次的口號之一，便是爭取0708雙普選，因《基本法》的政制部份寫到那裏便留了白，人們嘴裏遂喊得踏實一點；反過來說，那一由《基本法》劃定的時間邊界，倒真的予人循序漸進之感覺，畢竟立法會民選議席的產生進程是：20席（1998年）， 24 席（2000 年）， 30 席（2004 年）。但到了今天，自從阿爺說了不允許，誰可堅持2012年雙普選而不被人認定為荒謬？而早在04年的另一次不允許開始，0708這對年份更早已淡出我們的政治時間表。
如果說當下民主路線之爭存在於一派只講求原則，而另一則僅察言觀色，我希望提出第三條衡量的尺度：主體。這就是說：在這廿多年的民主軌跡中，我們提出過什麼重要的訴求？何者為已取得的成果？又那些是未實現的許諾？翻閱我們自己爭取政制民主化的歷史，你會發現，如果將今天的情景與之對照，真正荒謬的是當下，因為今人早已遺忘了歷史，如果不是遺忘自己是誰的話。
公投太過激進？2012 年雙普選是妄想？516 前夕，讓我們重溫一段民主軌跡。時值1989年，天安門的一聲春雷把香港人震撼得筋疲力竭，而屠城之後，因六四而中斷了的《基本法》諮詢於7 月又匆匆重新啟動，延長數個月。有心人都在努力，嘗試於《基本法》定案之前，寫下更民主化的一頁。這期間，香港人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清楚表達自己需要一張怎麼樣的﹁政治時間表﹂。
八九， 香港預演全民投票
六四前的香港已深受前途問題困擾，人們害怕97後新主子的政治作風。解決之道除了是移民，還有紮根一些的回應：政制民主化。這段期間，社會流傳許許多多不同的政治方案，包括﹁190 人方案﹂、﹁89 人方案﹂或﹁查良鏞方案﹂等，它們各自表達了不同的﹁政治時間表﹂。於一個跟英國外交人員會面的場合中，本地﹁兩個律師會﹂提出了今天叫阿爺氣得七孔生煙的主張：﹁希望英國政府指示港府，進行全民投票，以了解香港市民對政制發展的意願﹂（20-04-1989 《明報》）。有趣的是，人們為何想到了﹁全民投票﹂？
當然，坊間的﹁政治時間表﹂十分多，但人們尚不知道哪一個可以代表主流香港人；其次，諮詢和起草《基本法》的官方機構之表現莫不叫人失望；最後，在《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也寫下了﹁全體選民投票﹂、﹁決定是否普選﹂的字句（這些後來都給刪除了），故不構成什麼冒犯。和今日的特區一樣，政府當然不肯就範，因此舉可能會揭示出政權和民意並不同一的真相；再者，當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代理﹂機構都不足以反映民意之際，香港人便需要尋求一種﹁直接﹂表達公意的政治形式（即公投的原意）；但和當下有別的是，﹁全民投票﹂獲得社會正面的回應，甚至得到零星落索的實踐。荒謬是，實踐者之一為深水區議員，即是今天誠惶誠恐反對公投的馮檢基。
1989年10月，他在區內設立八個﹁全民投票站﹂，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全民投票﹂，結果和理工大學進行的院校小型﹁全民投票﹂一樣：半數人選出了﹁兩局議員共識方案﹂（下稱﹁共識方案﹂）。這一結果深具意義，不僅因為該方案主張﹁2003年﹂普選立法會的民主視野，也不僅因為如此訴求乃由親政府菁英兩局議員提出，而是由於其為六四之產物。
如果說，八九六四前的香港，在政治進程上，處於各自表述的歧路；那屠城之後，人們的確領略了共識的必要。﹁共識方案﹂孕育於89年風高浪急的5月中後，它糅合了原來意見分歧的兩局議員。實際上，此一方案的重要性不在於內容，因為論民主，它不及民主派人士主張﹁97年﹂即全面普選的﹁190 人方案﹂；若論保守，也遠遠未及工商界的﹁89人方案﹂。關鍵是，它表達了屠城後瀰漫香港的急切需求：加速政制民主化，並塑造出承載此一訴求的政治集體，前提當然是各路人馬的自我轉化。這也體現在民主派及工商界人士身上，原來對立的兩陣竟能磋商出﹁四四二方案﹂：特區首屆立法會的普選議席就佔﹁四成﹂，之後是﹁六成﹂。荒謬是，這都得不到接納。
可以說，90年通過的《基本法》，即97後官方的﹁政制時間表﹂，肯定不會得到89 年香港人的認同。一方面，《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拒絕進行任何科學而嚴格的民調（08-10-1989 《明報》），或全民公投，多名委員更憤而辭職；其次，那些由社會醞釀、受廣泛支持的未來政制方案無不遭致否定。因此，《基本法》定稿後，憤怒立即爆發：罷課、焚燒《基本法》、港人信心降破六四低點（23-02-90 《明報》）、咒罵《基本法》的港方起草成員乃﹁橡皮圖章﹂，餘不一一。
回歸後，民主運動甚少重提自己曾經有過的各種集體意願，這既使人誤以為特區的政治進程乃理所當然，也叫人們誤會2012雙普選乃奢求。今天的窘境其實源於那一發生在過渡期、但未完成的抗爭。借助當時中方的一個說法，更有助於分析對手及目前形勢：﹁兩個過渡期﹂。循此引伸，今天即是﹁第三個過渡期﹂。
第三過渡期的時間政治學
六四後的民情反彈，中央是知道的，但後者堅持所謂的﹁平穩過渡﹂，並警告：若回歸前的民主進程﹁過急﹂，回歸後就推倒重來。這就是﹁兩個過渡期﹂：首個發生於84 至97 年，第二個則是97 之後的10 年。這就區分了兩套截然不同的﹁過渡期﹂觀念，來自北方的一邊認為殖民地的政經秩序必須凍結；而香港人則認為一方面要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資本主義和言論自由，但政治上必須求變是清楚不過的。事實上，回歸後的首10年是名副其實的﹁第二個過渡期﹂，這推倒原先的政治進程之餘，一切以新的時間進程再度開展：極大地收縮早前具廣泛選民基礎的功能組別設計；廢除或還原早前立法會處理過的部份法律；恢復區議會委任制；等等。然而，當時似乎並未詳細說明，當第二個過渡期也正式終結，即時針終於行走至《基本法》政制部份的留白處，香港人該怎麼辦？
自從04 年開始，當人大決議了08 年立法會中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比例﹁不變﹂，這無異於宣告﹁第三過渡期﹂之降臨。這一次，當權者更把自己親手打造的進程凍結起來。話說回頭，當年﹁共識方案﹂之所以訂立明確普選年份，就是因為知道﹁拖延決定﹂，只會讓﹁時間﹂成為﹁觸發點﹂，產生永無休止的政治辯論和鬥爭，誠如一位兩局議員認為：﹁甚至帶來一場政治風暴﹂（18-10-1989 《明報》）。換句話，這場風暴老早從《基本法》定案之日播下了種子，因為誰也不知道，若只依賴《基本法》設定的路徑，﹁第三過渡期﹂將在何時終止。讓我引述一篇社論：﹁很難設想，功能組別的議員會投票反對自己當選的途徑（筆者按：指三分二多數方可通過政改之規定）。那時的行政長官仍是選舉委員會所選出的，他會不會同意改由全民普選？至於人大常委會是否批准，那就更加難言了。也就是說，2007年的選舉方式有可能長期維持下去，或許是四十年不變。﹂（18-02-1990《明報》） 弔詭是，故紙堆中的歷史彷彿成為了預言。
原則和妥協外的主體之路
在此再和社會學者呂大樂商榷。在一篇寫於回歸十年的文章中，他說香港人在過渡期犯的錯誤之一，便是抱急凍香港的心態，所謂五十年不變。然而，在社會經濟文化的範疇內，港人可能真的曾經如此，但在政治問題上則絕對不是。今天的爭議完全脫胎於廿多年來的﹁時間之爭﹂。面對那一開展於過渡期的政治凍結邏輯，﹁變相公投﹂只是第三階段的一次摸索中的反撲；而將﹁政治時間表﹂的問題重新置回它的脈絡，我們便得以在原則和妥協之外開闢不同的民主道路。這是一條不以大膽或怯懦的語彙來自我描述的香港民主之路，即不純粹以跟權力的距離來自我定位，而是希望建構一份更具連續性、繼往開來的主體認同：堅持2012雙普選，不是因為大膽，而是為了追認我們自己被不斷壓抑的主體性，並在這份追認中，超越那一由﹁歷史勝利者﹂∕﹁今日支配者﹂硬套在港人頭上的政治時間概念。只有如此，前人未完成的種種才不會白廢，而我們的當下即使無法獲勝，也一樣燃燒未來。
P08 | 世紀 | By 陳景輝 2010-05-16
這是一場關乎時間的戰爭
近年本土活躍抗爭者，人稱﹁八十後青年﹂
政改表決前夕，民意調查之多令人眼花撩亂，結果更時有出入。在許多人心目中，民調猶如鏡子，映照社會的輪廓：某官員說錯話，民意反彈，反之亦然。然而有些時候，最好還是拋開民調。譬如說，當課題是橫跨廿多年時空的政制改革，甚至當我們想知道﹁五區公投﹂在其中的意義之際。
記得回歸後首十年，自己於遊行隊伍聽過上千次的口號之一，便是爭取0708雙普選，因《基本法》的政制部份寫到那裏便留了白，人們嘴裏遂喊得踏實一點；反過來說，那一由《基本法》劃定的時間邊界，倒真的予人循序漸進之感覺，畢竟立法會民選議席的產生進程是：20席（1998年）， 24 席（2000 年）， 30 席（2004 年）。但到了今天，自從阿爺說了不允許，誰可堅持2012年雙普選而不被人認定為荒謬？而早在04年的另一次不允許開始，0708這對年份更早已淡出我們的政治時間表。
如果說當下民主路線之爭存在於一派只講求原則，而另一則僅察言觀色，我希望提出第三條衡量的尺度：主體。這就是說：在這廿多年的民主軌跡中，我們提出過什麼重要的訴求？何者為已取得的成果？又那些是未實現的許諾？翻閱我們自己爭取政制民主化的歷史，你會發現，如果將今天的情景與之對照，真正荒謬的是當下，因為今人早已遺忘了歷史，如果不是遺忘自己是誰的話。
公投太過激進？2012 年雙普選是妄想？516 前夕，讓我們重溫一段民主軌跡。時值1989年，天安門的一聲春雷把香港人震撼得筋疲力竭，而屠城之後，因六四而中斷了的《基本法》諮詢於7 月又匆匆重新啟動，延長數個月。有心人都在努力，嘗試於《基本法》定案之前，寫下更民主化的一頁。這期間，香港人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清楚表達自己需要一張怎麼樣的﹁政治時間表﹂。
八九， 香港預演全民投票
六四前的香港已深受前途問題困擾，人們害怕97後新主子的政治作風。解決之道除了是移民，還有紮根一些的回應：政制民主化。這段期間，社會流傳許許多多不同的政治方案，包括﹁190 人方案﹂、﹁89 人方案﹂或﹁查良鏞方案﹂等，它們各自表達了不同的﹁政治時間表﹂。於一個跟英國外交人員會面的場合中，本地﹁兩個律師會﹂提出了今天叫阿爺氣得七孔生煙的主張：﹁希望英國政府指示港府，進行全民投票，以了解香港市民對政制發展的意願﹂（20-04-1989 《明報》）。有趣的是，人們為何想到了﹁全民投票﹂？
當然，坊間的﹁政治時間表﹂十分多，但人們尚不知道哪一個可以代表主流香港人；其次，諮詢和起草《基本法》的官方機構之表現莫不叫人失望；最後，在《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也寫下了﹁全體選民投票﹂、﹁決定是否普選﹂的字句（這些後來都給刪除了），故不構成什麼冒犯。和今日的特區一樣，政府當然不肯就範，因此舉可能會揭示出政權和民意並不同一的真相；再者，當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代理﹂機構都不足以反映民意之際，香港人便需要尋求一種﹁直接﹂表達公意的政治形式（即公投的原意）；但和當下有別的是，﹁全民投票﹂獲得社會正面的回應，甚至得到零星落索的實踐。荒謬是，實踐者之一為深水區議員，即是今天誠惶誠恐反對公投的馮檢基。
1989年10月，他在區內設立八個﹁全民投票站﹂，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全民投票﹂，結果和理工大學進行的院校小型﹁全民投票﹂一樣：半數人選出了﹁兩局議員共識方案﹂（下稱﹁共識方案﹂）。這一結果深具意義，不僅因為該方案主張﹁2003年﹂普選立法會的民主視野，也不僅因為如此訴求乃由親政府菁英兩局議員提出，而是由於其為六四之產物。
如果說，八九六四前的香港，在政治進程上，處於各自表述的歧路；那屠城之後，人們的確領略了共識的必要。﹁共識方案﹂孕育於89年風高浪急的5月中後，它糅合了原來意見分歧的兩局議員。實際上，此一方案的重要性不在於內容，因為論民主，它不及民主派人士主張﹁97年﹂即全面普選的﹁190 人方案﹂；若論保守，也遠遠未及工商界的﹁89人方案﹂。關鍵是，它表達了屠城後瀰漫香港的急切需求：加速政制民主化，並塑造出承載此一訴求的政治集體，前提當然是各路人馬的自我轉化。這也體現在民主派及工商界人士身上，原來對立的兩陣竟能磋商出﹁四四二方案﹂：特區首屆立法會的普選議席就佔﹁四成﹂，之後是﹁六成﹂。荒謬是，這都得不到接納。
可以說，90年通過的《基本法》，即97後官方的﹁政制時間表﹂，肯定不會得到89 年香港人的認同。一方面，《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拒絕進行任何科學而嚴格的民調（08-10-1989 《明報》），或全民公投，多名委員更憤而辭職；其次，那些由社會醞釀、受廣泛支持的未來政制方案無不遭致否定。因此，《基本法》定稿後，憤怒立即爆發：罷課、焚燒《基本法》、港人信心降破六四低點（23-02-90 《明報》）、咒罵《基本法》的港方起草成員乃﹁橡皮圖章﹂，餘不一一。
回歸後，民主運動甚少重提自己曾經有過的各種集體意願，這既使人誤以為特區的政治進程乃理所當然，也叫人們誤會2012雙普選乃奢求。今天的窘境其實源於那一發生在過渡期、但未完成的抗爭。借助當時中方的一個說法，更有助於分析對手及目前形勢：﹁兩個過渡期﹂。循此引伸，今天即是﹁第三個過渡期﹂。
第三過渡期的時間政治學
六四後的民情反彈，中央是知道的，但後者堅持所謂的﹁平穩過渡﹂，並警告：若回歸前的民主進程﹁過急﹂，回歸後就推倒重來。這就是﹁兩個過渡期﹂：首個發生於84 至97 年，第二個則是97 之後的10 年。這就區分了兩套截然不同的﹁過渡期﹂觀念，來自北方的一邊認為殖民地的政經秩序必須凍結；而香港人則認為一方面要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資本主義和言論自由，但政治上必須求變是清楚不過的。事實上，回歸後的首10年是名副其實的﹁第二個過渡期﹂，這推倒原先的政治進程之餘，一切以新的時間進程再度開展：極大地收縮早前具廣泛選民基礎的功能組別設計；廢除或還原早前立法會處理過的部份法律；恢復區議會委任制；等等。然而，當時似乎並未詳細說明，當第二個過渡期也正式終結，即時針終於行走至《基本法》政制部份的留白處，香港人該怎麼辦？
自從04 年開始，當人大決議了08 年立法會中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比例﹁不變﹂，這無異於宣告﹁第三過渡期﹂之降臨。這一次，當權者更把自己親手打造的進程凍結起來。話說回頭，當年﹁共識方案﹂之所以訂立明確普選年份，就是因為知道﹁拖延決定﹂，只會讓﹁時間﹂成為﹁觸發點﹂，產生永無休止的政治辯論和鬥爭，誠如一位兩局議員認為：﹁甚至帶來一場政治風暴﹂（18-10-1989 《明報》）。換句話，這場風暴老早從《基本法》定案之日播下了種子，因為誰也不知道，若只依賴《基本法》設定的路徑，﹁第三過渡期﹂將在何時終止。讓我引述一篇社論：﹁很難設想，功能組別的議員會投票反對自己當選的途徑（筆者按：指三分二多數方可通過政改之規定）。那時的行政長官仍是選舉委員會所選出的，他會不會同意改由全民普選？至於人大常委會是否批准，那就更加難言了。也就是說，2007年的選舉方式有可能長期維持下去，或許是四十年不變。﹂（18-02-1990《明報》） 弔詭是，故紙堆中的歷史彷彿成為了預言。
原則和妥協外的主體之路
在此再和社會學者呂大樂商榷。在一篇寫於回歸十年的文章中，他說香港人在過渡期犯的錯誤之一，便是抱急凍香港的心態，所謂五十年不變。然而，在社會經濟文化的範疇內，港人可能真的曾經如此，但在政治問題上則絕對不是。今天的爭議完全脫胎於廿多年來的﹁時間之爭﹂。面對那一開展於過渡期的政治凍結邏輯，﹁變相公投﹂只是第三階段的一次摸索中的反撲；而將﹁政治時間表﹂的問題重新置回它的脈絡，我們便得以在原則和妥協之外開闢不同的民主道路。這是一條不以大膽或怯懦的語彙來自我描述的香港民主之路，即不純粹以跟權力的距離來自我定位，而是希望建構一份更具連續性、繼往開來的主體認同：堅持2012雙普選，不是因為大膽，而是為了追認我們自己被不斷壓抑的主體性，並在這份追認中，超越那一由﹁歷史勝利者﹂∕﹁今日支配者﹂硬套在港人頭上的政治時間概念。只有如此，前人未完成的種種才不會白廢，而我們的當下即使無法獲勝，也一樣燃燒未來。
徵集微博青年北上—— 教我如何更愛國
明報
P02 | 516投票 | 周日話題 | By 塵翎 2010-05-16
徵集微博青年北上—— 教我如何更愛國
香港人很天真。明知阿爺不給的東西，還是去要，而且用自己的方法要。
天真無價，真情難求。可是，香港搞民主談普選講了那麼多年，還只是得個「講」字，每次投票，還要千方百計費盡心思，八十後絕食街跪求，奇招出盡，即使召集了數以萬計反對民建聯的支持者，投票率高開，仍然只是說明了香港的天真與熱情。不給你的，還是不會給你。七百萬人的民主訴求，快變成一年一度的六四悼念，象徵的意義大過其他。
最近我湊興玩微博有點感悟，再結合多年在內地傳媒及民間近距離觀察與接觸的經驗，深感香港人堅持天真的可貴，但同時也得務實一點，多方出擊滲進中國議事領域。一時改變不了阿爺，也希望可潛移默化改變阿爺的孫。
上周，撰寫《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國族主義大師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訪台，在台灣學術界又掀起一陣關於國家與民族的討論。安德遜這本名作，為國族主義奠基之作。顧名思義，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透過印刷媒體等渠道傳播，結合不同地區民眾的意識型態、情感與記憶，形成共同文化想像。語言、地理、種族等，都不是國家形成的絕對條件。
在這網絡時代，安德遜提及的傳統印刷媒體，可被電子刊物與網上平台取代。傳播「想像」的渠道盡管不同，但透過傳播而隔空建立的共同記憶、情感與經驗，對於建立國族觀念仍然極為重要。香港回歸以後，在不是英國又不完全是中國之間擺盪不平。政治上的一國兩制，某程度上保障了香港的自由與法治，令人安心。但經濟上受制於北方氣候，難以完全漠視中國概念，尤其每當香港經濟陷入困境就自動生出背靠阿爺效應。現實一點吧，阿爺派糖，當然想場面好看一點，但不能想拿糖時就北望神州，平日無事也不會問候阿爺的健康。
港人惜身沒可能獨立
香港是沒可能獨立的，甚至要拼起來，也沒有新疆人的狠勁。大部分香港人還是很惜身，在comfort zone 裏努力。即使是敢言，也遠遠比不上內地真正敢言的一群。香港人的自由，始終是體制賦予的自由，再怎麼樣都有安全網。但歷史是幻變的，體制不是絕對不可改變。蔡東豪君等稱許的「金融也是文化」「香港文化的不可被取代」不是真的堅定不移、不可被取代。有危機意識始終是好的。
現實是，隨中國不斷發展、前進、崛起（你要知道，中國已不容許自己再輸），香港在這大中國宏圖裏，愈來愈小眾，最終不排除變成地標（一國兩制的政治標本），為了「自我活化」，香港人尤其八十後打後，有必要想辦法介入中國國是討論，在內地民間發聲，不致於缺席這場世紀大變遊戲。
最近在新浪微博遊蕩的經驗，令我看見「想像的共同體」的可能。這個平台集了大江南北的民眾，其多元與覆蓋面，暫時在內地居先。當然，你盡可以在這網上平台風花雪月、把酒談歡論性，但你也得張開眼睛，發現有不少人是在熱心地討論國是，用自己的方法避開河蟹，討論的手法或有嬉笑怒罵借題發揮純粹發泄情緒的，但內容都相當到位，不迴避不匿名不躲閃，直擊問題提出反思，這樣的議論時弊水準，就連言論自由的香港民間也有所不及。試想，如任志強、潘石屹這些商界名人都可以大剌剌地接受提問與討論，香港的李氏家族可以嗎？
在內地不同階層遊走的經驗，讓我明白，對於中國社會事務的參與，香港人先天已缺乏共同歷史、生活、文化背景，但更重要的是，缺乏對中國日常社會的常識、知識掌握。這是所謂的「談資」（談論的資本）。舉例，香港人如非在內地有足夠生活經驗，根本不會知道許多日常生活機能的運作，像山東省長是誰？圍脖是什麼？童鞋？為何春晚那麼重要？為何余秋雨只能看中央電視台？香港人不能只依賴李照興、梁文道甚至塵翎等文化人來告訴你中國現場的一點一滴，每人都會有自己
的觀點與視野，還是要自己落場才實在。
自己落場不能太純情
香港明星在微博最受歡迎，偶爾寫了一句敏感一點的說話，被刪掉了就大驚小怪，說什麼明白了「國情」不同，無端還給捧成了英雄。明星天真不要緊，但觀眾不能太純情。都那麼多年了，難道我們不知道在內地有言論審查這回事嗎？面對河蟹，不能像未見過世面地花容失色，這只會顯得香港人更像溫室裏的花朵。
然而，假若香港人在全國事務裏缺席，那又何以保障國家發展時能往我們所意願的方向奔馳，最終倒過來帶給香港更大發展空間？我們都看過香港領導層在祖國重要場合的卑微嘴臉，不要怪他們沒志氣，這是香港的命運。在地方權力大哥龍爪遍伸的大國，香港這半唐番書生仔不做小丑已難得了。
發言十策免圍城自絕
與其圍城自絕，不如積極走出圍城，裏應外合。我強烈建議香港青年在本土紮根為民主跪求之餘，也積極開拓在內地公共空間的發言位置，向內地青年與精英群眾展示香港人的優質批判與思考水平。現提供若干策略如下：
1）關注說真話的人，如程益中、張曉舟、連岳等等等等（名單很多，每人該有獨立判斷是非
的能力，自己找），讓他們變成文化明星，躋進受歡迎排名榜，梁文道說沒事別關注他你們就別打擾他。2）轉發真相與精彩的時評，讓它們躋進排名榜，也讓更多人知道。3）積極在著名評論人、名人、社會賢達、文明人的帖上留言、討論、交流。4）盡量結識同道，串連同好，離岸學習內地日常事務，不恥下問。5）不要在意粉絲數目，不要為炫耀而發言，不灌水不吹水。這是針對社會事務的發言，生活品味除外。6）對事不對人，不搞人身攻擊，人人有阿媽，不問候別人娘親。7）大多數同胞還是慣看簡體字，除非你的目標只是推廣繁體字應用，否則還是學蔡瀾先生那樣，溝通為上，說大多數人的語言。8）不要白痴，大罵「共產黨下台」除了自己痛快外，沒有人得益，有些簡單道理不用明說。飯否被封的教訓要學習，這不是妥協，而是不要在同一地點跌倒兩次。9）盡量不玩匿名，香港人其實已是在火星遙距向危險的地球發射火箭了。
10）保持開放的心，接受與觀看百態醜態奇事怪事，時刻理智，感覺不對時要及時抽離，不可耽溺。任何事，一旦沉迷過了火就傷身。革命有排未成功，身體要緊。
這只是一些小建議，並不保證任何效果。每個人只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喜歡此文的，請廣發，討厭的，也可廣發。
Dear L,這次可以留在都柏林的時間只有一天，但這個美麗城市的自由人文氣息在一天內迸發，萬紫千紅，就如小說家喬伊斯（James Joyce）所寫的長篇小說尤里西斯（Ulysses）洋洋二十六萬字，其實只不過記了主角在一天內所經歷的事，但卻深刻得在意識中百轉千迴。
都柏林是愛爾蘭的首都，英倫三島中除倫敦以外最重要的文化藝術之都，因歷代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輩出而成為文學和戲劇的濫觴。漫不經心的提起幾個名字，例如葉慈（Yeats），蕭伯納（Bernard Shaw），寫吸血鬼成名的Bram Stoker，加上喬伊斯，經已使都柏林在史冊上永世留芳，更不用說那跟世界紀錄那麼密切的黑啤健力士。
說起世界紀錄，你們香港人在我明天離開都柏林時，或許可以刷新一頁——公投最低投票率紀錄。當然，有人不承認公投，質疑它的效用，或說它是變相，或道它違法，種種原因而不去投票，但最後還是沒時間、沒意見和對政治沒有興趣的人數比較多。
愛爾蘭的天主教根深柢固，羅馬教廷的教義可說是當地的建制力量。愛爾蘭天主教會一直控制社會形態和市民生活方式，但近年教庭的影響力下降，與其說那是個別神父的性醜聞惹的禍或者自由主義的興起，不如說是愛爾蘭的憲法上限制了特權階級的權力，擁有公平的議會制度，而且設立了公投法，讓公民在各重大政制和民生議題上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甚至修改憲法的力量。近年為人津津樂道的公投議案包括加速歐洲一體化的《里斯本條約》，離婚法和墮胎法等。無論結果如何，都是民主自由的基本體現。
喬伊斯以尤里西斯作自我投射和嘲弄。尤里西斯是古代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曾在海上漂泊十年，歷盡凶險和海妖的阻撓，終於回到家和妻子團聚。這刻我站在那座喬伊斯的小說開首象徵旅程之始的小堡壘前，看茫茫大海，孤空浪濤。既沒有公投法，無論補選結果如何，權貴必定依然在議會內肆虐；即使回到家，又怎樣？K
在都柏林灣旁
文塵翎
P02 | 516投票 | 周日話題 | By 塵翎 2010-05-16
徵集微博青年北上—— 教我如何更愛國
香港人很天真。明知阿爺不給的東西，還是去要，而且用自己的方法要。
天真無價，真情難求。可是，香港搞民主談普選講了那麼多年，還只是得個「講」字，每次投票，還要千方百計費盡心思，八十後絕食街跪求，奇招出盡，即使召集了數以萬計反對民建聯的支持者，投票率高開，仍然只是說明了香港的天真與熱情。不給你的，還是不會給你。七百萬人的民主訴求，快變成一年一度的六四悼念，象徵的意義大過其他。
最近我湊興玩微博有點感悟，再結合多年在內地傳媒及民間近距離觀察與接觸的經驗，深感香港人堅持天真的可貴，但同時也得務實一點，多方出擊滲進中國議事領域。一時改變不了阿爺，也希望可潛移默化改變阿爺的孫。
上周，撰寫《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國族主義大師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訪台，在台灣學術界又掀起一陣關於國家與民族的討論。安德遜這本名作，為國族主義奠基之作。顧名思義，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透過印刷媒體等渠道傳播，結合不同地區民眾的意識型態、情感與記憶，形成共同文化想像。語言、地理、種族等，都不是國家形成的絕對條件。
在這網絡時代，安德遜提及的傳統印刷媒體，可被電子刊物與網上平台取代。傳播「想像」的渠道盡管不同，但透過傳播而隔空建立的共同記憶、情感與經驗，對於建立國族觀念仍然極為重要。香港回歸以後，在不是英國又不完全是中國之間擺盪不平。政治上的一國兩制，某程度上保障了香港的自由與法治，令人安心。但經濟上受制於北方氣候，難以完全漠視中國概念，尤其每當香港經濟陷入困境就自動生出背靠阿爺效應。現實一點吧，阿爺派糖，當然想場面好看一點，但不能想拿糖時就北望神州，平日無事也不會問候阿爺的健康。
港人惜身沒可能獨立
香港是沒可能獨立的，甚至要拼起來，也沒有新疆人的狠勁。大部分香港人還是很惜身，在comfort zone 裏努力。即使是敢言，也遠遠比不上內地真正敢言的一群。香港人的自由，始終是體制賦予的自由，再怎麼樣都有安全網。但歷史是幻變的，體制不是絕對不可改變。蔡東豪君等稱許的「金融也是文化」「香港文化的不可被取代」不是真的堅定不移、不可被取代。有危機意識始終是好的。
現實是，隨中國不斷發展、前進、崛起（你要知道，中國已不容許自己再輸），香港在這大中國宏圖裏，愈來愈小眾，最終不排除變成地標（一國兩制的政治標本），為了「自我活化」，香港人尤其八十後打後，有必要想辦法介入中國國是討論，在內地民間發聲，不致於缺席這場世紀大變遊戲。
最近在新浪微博遊蕩的經驗，令我看見「想像的共同體」的可能。這個平台集了大江南北的民眾，其多元與覆蓋面，暫時在內地居先。當然，你盡可以在這網上平台風花雪月、把酒談歡論性，但你也得張開眼睛，發現有不少人是在熱心地討論國是，用自己的方法避開河蟹，討論的手法或有嬉笑怒罵借題發揮純粹發泄情緒的，但內容都相當到位，不迴避不匿名不躲閃，直擊問題提出反思，這樣的議論時弊水準，就連言論自由的香港民間也有所不及。試想，如任志強、潘石屹這些商界名人都可以大剌剌地接受提問與討論，香港的李氏家族可以嗎？
在內地不同階層遊走的經驗，讓我明白，對於中國社會事務的參與，香港人先天已缺乏共同歷史、生活、文化背景，但更重要的是，缺乏對中國日常社會的常識、知識掌握。這是所謂的「談資」（談論的資本）。舉例，香港人如非在內地有足夠生活經驗，根本不會知道許多日常生活機能的運作，像山東省長是誰？圍脖是什麼？童鞋？為何春晚那麼重要？為何余秋雨只能看中央電視台？香港人不能只依賴李照興、梁文道甚至塵翎等文化人來告訴你中國現場的一點一滴，每人都會有自己
的觀點與視野，還是要自己落場才實在。
自己落場不能太純情
香港明星在微博最受歡迎，偶爾寫了一句敏感一點的說話，被刪掉了就大驚小怪，說什麼明白了「國情」不同，無端還給捧成了英雄。明星天真不要緊，但觀眾不能太純情。都那麼多年了，難道我們不知道在內地有言論審查這回事嗎？面對河蟹，不能像未見過世面地花容失色，這只會顯得香港人更像溫室裏的花朵。
然而，假若香港人在全國事務裏缺席，那又何以保障國家發展時能往我們所意願的方向奔馳，最終倒過來帶給香港更大發展空間？我們都看過香港領導層在祖國重要場合的卑微嘴臉，不要怪他們沒志氣，這是香港的命運。在地方權力大哥龍爪遍伸的大國，香港這半唐番書生仔不做小丑已難得了。
發言十策免圍城自絕
與其圍城自絕，不如積極走出圍城，裏應外合。我強烈建議香港青年在本土紮根為民主跪求之餘，也積極開拓在內地公共空間的發言位置，向內地青年與精英群眾展示香港人的優質批判與思考水平。現提供若干策略如下：
1）關注說真話的人，如程益中、張曉舟、連岳等等等等（名單很多，每人該有獨立判斷是非
的能力，自己找），讓他們變成文化明星，躋進受歡迎排名榜，梁文道說沒事別關注他你們就別打擾他。2）轉發真相與精彩的時評，讓它們躋進排名榜，也讓更多人知道。3）積極在著名評論人、名人、社會賢達、文明人的帖上留言、討論、交流。4）盡量結識同道，串連同好，離岸學習內地日常事務，不恥下問。5）不要在意粉絲數目，不要為炫耀而發言，不灌水不吹水。這是針對社會事務的發言，生活品味除外。6）對事不對人，不搞人身攻擊，人人有阿媽，不問候別人娘親。7）大多數同胞還是慣看簡體字，除非你的目標只是推廣繁體字應用，否則還是學蔡瀾先生那樣，溝通為上，說大多數人的語言。8）不要白痴，大罵「共產黨下台」除了自己痛快外，沒有人得益，有些簡單道理不用明說。飯否被封的教訓要學習，這不是妥協，而是不要在同一地點跌倒兩次。9）盡量不玩匿名，香港人其實已是在火星遙距向危險的地球發射火箭了。
10）保持開放的心，接受與觀看百態醜態奇事怪事，時刻理智，感覺不對時要及時抽離，不可耽溺。任何事，一旦沉迷過了火就傷身。革命有排未成功，身體要緊。
這只是一些小建議，並不保證任何效果。每個人只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喜歡此文的，請廣發，討厭的，也可廣發。
Dear L,這次可以留在都柏林的時間只有一天，但這個美麗城市的自由人文氣息在一天內迸發，萬紫千紅，就如小說家喬伊斯（James Joyce）所寫的長篇小說尤里西斯（Ulysses）洋洋二十六萬字，其實只不過記了主角在一天內所經歷的事，但卻深刻得在意識中百轉千迴。
都柏林是愛爾蘭的首都，英倫三島中除倫敦以外最重要的文化藝術之都，因歷代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輩出而成為文學和戲劇的濫觴。漫不經心的提起幾個名字，例如葉慈（Yeats），蕭伯納（Bernard Shaw），寫吸血鬼成名的Bram Stoker，加上喬伊斯，經已使都柏林在史冊上永世留芳，更不用說那跟世界紀錄那麼密切的黑啤健力士。
說起世界紀錄，你們香港人在我明天離開都柏林時，或許可以刷新一頁——公投最低投票率紀錄。當然，有人不承認公投，質疑它的效用，或說它是變相，或道它違法，種種原因而不去投票，但最後還是沒時間、沒意見和對政治沒有興趣的人數比較多。
愛爾蘭的天主教根深柢固，羅馬教廷的教義可說是當地的建制力量。愛爾蘭天主教會一直控制社會形態和市民生活方式，但近年教庭的影響力下降，與其說那是個別神父的性醜聞惹的禍或者自由主義的興起，不如說是愛爾蘭的憲法上限制了特權階級的權力，擁有公平的議會制度，而且設立了公投法，讓公民在各重大政制和民生議題上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甚至修改憲法的力量。近年為人津津樂道的公投議案包括加速歐洲一體化的《里斯本條約》，離婚法和墮胎法等。無論結果如何，都是民主自由的基本體現。
喬伊斯以尤里西斯作自我投射和嘲弄。尤里西斯是古代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曾在海上漂泊十年，歷盡凶險和海妖的阻撓，終於回到家和妻子團聚。這刻我站在那座喬伊斯的小說開首象徵旅程之始的小堡壘前，看茫茫大海，孤空浪濤。既沒有公投法，無論補選結果如何，權貴必定依然在議會內肆虐；即使回到家，又怎樣？K
在都柏林灣旁
文塵翎
給二十年後的一封信
明報
P02 | 516投票 | By 安裕 2010-05-16
給二十年後的一封信
各位好，
你們讀這封信時候，應該是二○三○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對諸位來說，這是平淡的一天，上學的上學、上班的上班，在平靜得不起一點漣漪日子，這天的二十四小時從早上起來梳洗到晚上就寢轉眼就過。在你們快要睡覺前，我想說說二十年前這個月發生的一些事情。我要講的這些人與事，和你們從小學到高中課本以至課堂討論的都不一樣。我就是因這才寫這封信。
二○一○年五月，香港社會發生了幾樁大事，一是當年五月十六日舉行立法會五個議席「補選」。我把補選這兩個字加上引號，是因為這次選舉存在官方和民間兩個不同版本。在你們的社會教育課程，形容這次回歸後頭一次有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再參選的是補選；根據官方史料，這次補選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是「浪費公帑的選舉」，用了一億五千萬元。當年香港社會為了這次辭職參選曾經有過熱烈討論，你們課文裏官方講法說這是一次沒有必要的選舉，個別同學在通識課也在老師引導下參看當年一些資料，包括立法會討論撥款的爭論。但是這些都是一面之辭。
你們是二○一○年代出生的孩子，用中國的叫法，你們是紅旗下長大的一群。可不是麼，你們讀的歷史課本內容是香港回歸後才參定，絕不會讀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真相。當然，老師會帶導你們討論，從正反兩面講述這場震驚世界的事件。在你們成長過程之中，對六四事件一直以所謂客觀理性態度討論。其實，在我寫信給你們時，香港一些人已經用這種方法岔開學生對六四事件的真相追尋。其中一種做法是「理性和客觀」討論，舉例說，他們會討論六四當天有沒有解放軍打死示威民眾和無辜百姓，又例如，會談到那年香港百萬人上街示威，是不是都受到蒙騙、不明白情才走上街頭。
諸如此類的討論無疑朦朧了事件本質和真相。因為天安門廣場在六四當天到底有沒有死人，目擊者還有大批仍然活，學校的課本研習卻要你們通過假設的背景討論，包括假設當天沒有開槍，假設開槍是別有用心的人造出來。我猜得不錯吧，你們討論六四事件四十周年時，老師不也是根據教育部門指定教材從這兩個方向討論嗎？這不是我神機妙算，而是有可尋，因為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香港的一些大學生便以此提出質疑。這是指鹿為馬，這等於你要問我姓甚名誰，不必用正反二元或理性客觀來討論我叫什麼名字，你走過來問我一句不就行了嗎，幹嗎兜個大圈和我討論我究竟叫什麼？
二十年前五月十六日的立法會投票，是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矮化下舉行。這是由於政府認為這是帶有公投意味的投票，《基本法》沒有提到公投，於是官員千方百計明的暗的阻撓。其實，這是一次通過巿民投票來否決政改方案的表態，從而喚起人們對香港政制發展處處受阻的覺醒以及對全面普選的追求，是當時回歸僅十三年香港最矚目投票。本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各不相干，但這次辭職再參選是對建制的反彈，另一方遂而出現一些相當難看的動作——根據當時官方口徑，這只是補選，不含公投意義；對於鼓勵巿民參加各級政治架構選舉投票，政府一直持積極態度，可是這次卻不同了，沒有呼籲巿民投票，特首曾蔭權公開說投票日那天不去投票。這倒怪了，因為既然定性這是補選，也就是說，這僅僅只是一次平常得很的議員空出席位後補選，為什麼不能和別的補選獲得同等對待。我說的同等對待，是應該鼓勵投票和大張旗鼓宣傳，可是這次卻不見這些，有人找到一張海報，設計和對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相同，單單就缺了呼籲投票這一行字。你們課本估計不會有這些內容，我這是把事實先說在前頭；也許你們老師不一定知道這些事，不妨在課堂討論時把這都提出來，看看大家怎樣真正理性完全客觀討論二十年前今天的這次投票，再把《基本法》政制發展承諾翻出來比對，問一個簡單問題：為什麼那時香港不配有普選，這肯定一下子撂倒老師。
二十年前的五月還有另一樁熱話：一九六七年暴動是怎麼回事。六七暴動是由勞資糾紛引發的社會衝突，本來很單純，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糾紛，但一九六七年是內地文化大革命最激烈日子，和今天你們年齡相若的一群年輕人自稱紅衛兵，天天衝進別人家裏抄家，把老人和官員拉出來剃光頭批鬥，文學家老舍、中國第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以及大量在各個範疇的出類拔萃人物，抵受不了紅衛兵人身侮辱自殺身亡。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最黑暗的十年，紅衛兵群起推翻政府部門，「掃除一切害人蟲」云云，這股狂便是在那時南渡深圳河，來到香港。
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港英執行高壓管治，社會滿目怨氣，文化大革命奪權之風來到香港，火乘風勢一下子燒旺。六十年代是翻天覆地年代，中國是文革紅潮吞噬神州，法國是學生抖動法蘭西，美國是反越戰氣牛斗，這是認識真相的痛苦過程，但以中國大陸的最不同也最殘酷，美國法國是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帶濃烈的自我完善色彩，文革則是中共最高層權鬥的延續——毛澤東要打倒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是人大選出的國家主席，批鬥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最大走資派」，而鄧是黨總書記。文化大革命一來，劉鄧如草芥被紅衛兵所，這無論如何說不上有合法性，易言之，就是奪權。
大陸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香港當時有一個中方組織叫新華社，受極左邪風影響，也在香港發動類似紅衛兵的運動。這把爭取工人權益運動脅持到內地政爭這條船上，把打砸搶移植來香港，幾番硬碰，炸彈浪潮湧現，菠蘿遍地開花，死傷枕籍，促動港英更強力鎮壓。這令得左派元氣大傷，文化大革命前在香港社會普遍受尊重的親中組織，一場武鬥下來，遭到大眾唾棄，丟失辛苦多年掙來的政治和道德高地。左派對此是有苦自己知，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的下場是失去一切。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撥亂反正，對文革作出正式評價，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大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當時香港左派系統都傳達了這一決議，並總結了以下幾個字：勿強出頭，韜光養晦，團結可以團結的朋友。本來這已是共識，詎料到了二○一○年五月，親中團體一些人突然重提六七暴動，把本已癒合結痂的傷口再扯脫大片皮肉，鮮血淋漓。
中華民族經過十年文革苦難，最後丟棄意識形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可惜的是，香港的一些人不明白這條路之前的山徑羊腸的崎嶇不平。這是存在決定意識的結果，也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因由——香港左派在當家作主的背景裏，在中國崛起的氣候下，渾忘六七暴動是戰後香港社會的最痛，一些人的大言炎炎的講話，為這段長藏歷史陰暗角落的動盪日子翻案，對聲聲說要創造和諧社會的「主旋律」不啻是清脆響亮的一記耳光。
從「六七」到「六四」到「五一六」，連串數字訴說香港一段段歷史。縱然這些年間，因政治原因，這些事件在官方監視下有與真相迥異的說法，但必須告訴你們這一代，事實不容抹煞，更不容以花俏的門面工夫扭曲篡改。
說一件更遙遠的事。一九五八年，日本作家山崎豐子以《花暖簾》奪得直木獎，這是和芥川獎並列的小說大獎，所不同的，芥川獎是給純文學作品而直木獎則是給社會小說。山崎豐子在領獎時說了一番到今天仍如晨鐘暮鼓的說話， 「我好像寫不來盆景似枝葉綽約的小說，也不想寫。想寫的是造林小說，如同一株一株在禿山上植樹造林。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從養育自己的風土中凝視人，是為確實有把握的方法」。山崎豐子以自己的寫作生命作為這段說話的證言，為日本社會敲響了警鐘。
深澀了些嗎？山崎豐子追逐的是一種大歷史觀，而不是捨本逐末的枝葉，她追求歷史長河裏的深邃視角。你們應該好好掌握這一能力，不致讓一時三刻的假象及枝節蒙騙。祝大家健康耳目清明
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P02 | 516投票 | By 安裕 2010-05-16
給二十年後的一封信
各位好，
你們讀這封信時候，應該是二○三○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對諸位來說，這是平淡的一天，上學的上學、上班的上班，在平靜得不起一點漣漪日子，這天的二十四小時從早上起來梳洗到晚上就寢轉眼就過。在你們快要睡覺前，我想說說二十年前這個月發生的一些事情。我要講的這些人與事，和你們從小學到高中課本以至課堂討論的都不一樣。我就是因這才寫這封信。
二○一○年五月，香港社會發生了幾樁大事，一是當年五月十六日舉行立法會五個議席「補選」。我把補選這兩個字加上引號，是因為這次選舉存在官方和民間兩個不同版本。在你們的社會教育課程，形容這次回歸後頭一次有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再參選的是補選；根據官方史料，這次補選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是「浪費公帑的選舉」，用了一億五千萬元。當年香港社會為了這次辭職參選曾經有過熱烈討論，你們課文裏官方講法說這是一次沒有必要的選舉，個別同學在通識課也在老師引導下參看當年一些資料，包括立法會討論撥款的爭論。但是這些都是一面之辭。
你們是二○一○年代出生的孩子，用中國的叫法，你們是紅旗下長大的一群。可不是麼，你們讀的歷史課本內容是香港回歸後才參定，絕不會讀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真相。當然，老師會帶導你們討論，從正反兩面講述這場震驚世界的事件。在你們成長過程之中，對六四事件一直以所謂客觀理性態度討論。其實，在我寫信給你們時，香港一些人已經用這種方法岔開學生對六四事件的真相追尋。其中一種做法是「理性和客觀」討論，舉例說，他們會討論六四當天有沒有解放軍打死示威民眾和無辜百姓，又例如，會談到那年香港百萬人上街示威，是不是都受到蒙騙、不明白情才走上街頭。
諸如此類的討論無疑朦朧了事件本質和真相。因為天安門廣場在六四當天到底有沒有死人，目擊者還有大批仍然活，學校的課本研習卻要你們通過假設的背景討論，包括假設當天沒有開槍，假設開槍是別有用心的人造出來。我猜得不錯吧，你們討論六四事件四十周年時，老師不也是根據教育部門指定教材從這兩個方向討論嗎？這不是我神機妙算，而是有可尋，因為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香港的一些大學生便以此提出質疑。這是指鹿為馬，這等於你要問我姓甚名誰，不必用正反二元或理性客觀來討論我叫什麼名字，你走過來問我一句不就行了嗎，幹嗎兜個大圈和我討論我究竟叫什麼？
二十年前五月十六日的立法會投票，是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矮化下舉行。這是由於政府認為這是帶有公投意味的投票，《基本法》沒有提到公投，於是官員千方百計明的暗的阻撓。其實，這是一次通過巿民投票來否決政改方案的表態，從而喚起人們對香港政制發展處處受阻的覺醒以及對全面普選的追求，是當時回歸僅十三年香港最矚目投票。本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各不相干，但這次辭職再參選是對建制的反彈，另一方遂而出現一些相當難看的動作——根據當時官方口徑，這只是補選，不含公投意義；對於鼓勵巿民參加各級政治架構選舉投票，政府一直持積極態度，可是這次卻不同了，沒有呼籲巿民投票，特首曾蔭權公開說投票日那天不去投票。這倒怪了，因為既然定性這是補選，也就是說，這僅僅只是一次平常得很的議員空出席位後補選，為什麼不能和別的補選獲得同等對待。我說的同等對待，是應該鼓勵投票和大張旗鼓宣傳，可是這次卻不見這些，有人找到一張海報，設計和對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相同，單單就缺了呼籲投票這一行字。你們課本估計不會有這些內容，我這是把事實先說在前頭；也許你們老師不一定知道這些事，不妨在課堂討論時把這都提出來，看看大家怎樣真正理性完全客觀討論二十年前今天的這次投票，再把《基本法》政制發展承諾翻出來比對，問一個簡單問題：為什麼那時香港不配有普選，這肯定一下子撂倒老師。
二十年前的五月還有另一樁熱話：一九六七年暴動是怎麼回事。六七暴動是由勞資糾紛引發的社會衝突，本來很單純，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糾紛，但一九六七年是內地文化大革命最激烈日子，和今天你們年齡相若的一群年輕人自稱紅衛兵，天天衝進別人家裏抄家，把老人和官員拉出來剃光頭批鬥，文學家老舍、中國第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以及大量在各個範疇的出類拔萃人物，抵受不了紅衛兵人身侮辱自殺身亡。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最黑暗的十年，紅衛兵群起推翻政府部門，「掃除一切害人蟲」云云，這股狂便是在那時南渡深圳河，來到香港。
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港英執行高壓管治，社會滿目怨氣，文化大革命奪權之風來到香港，火乘風勢一下子燒旺。六十年代是翻天覆地年代，中國是文革紅潮吞噬神州，法國是學生抖動法蘭西，美國是反越戰氣牛斗，這是認識真相的痛苦過程，但以中國大陸的最不同也最殘酷，美國法國是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帶濃烈的自我完善色彩，文革則是中共最高層權鬥的延續——毛澤東要打倒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是人大選出的國家主席，批鬥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最大走資派」，而鄧是黨總書記。文化大革命一來，劉鄧如草芥被紅衛兵所，這無論如何說不上有合法性，易言之，就是奪權。
大陸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香港當時有一個中方組織叫新華社，受極左邪風影響，也在香港發動類似紅衛兵的運動。這把爭取工人權益運動脅持到內地政爭這條船上，把打砸搶移植來香港，幾番硬碰，炸彈浪潮湧現，菠蘿遍地開花，死傷枕籍，促動港英更強力鎮壓。這令得左派元氣大傷，文化大革命前在香港社會普遍受尊重的親中組織，一場武鬥下來，遭到大眾唾棄，丟失辛苦多年掙來的政治和道德高地。左派對此是有苦自己知，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的下場是失去一切。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撥亂反正，對文革作出正式評價，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大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當時香港左派系統都傳達了這一決議，並總結了以下幾個字：勿強出頭，韜光養晦，團結可以團結的朋友。本來這已是共識，詎料到了二○一○年五月，親中團體一些人突然重提六七暴動，把本已癒合結痂的傷口再扯脫大片皮肉，鮮血淋漓。
中華民族經過十年文革苦難，最後丟棄意識形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可惜的是，香港的一些人不明白這條路之前的山徑羊腸的崎嶇不平。這是存在決定意識的結果，也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因由——香港左派在當家作主的背景裏，在中國崛起的氣候下，渾忘六七暴動是戰後香港社會的最痛，一些人的大言炎炎的講話，為這段長藏歷史陰暗角落的動盪日子翻案，對聲聲說要創造和諧社會的「主旋律」不啻是清脆響亮的一記耳光。
從「六七」到「六四」到「五一六」，連串數字訴說香港一段段歷史。縱然這些年間，因政治原因，這些事件在官方監視下有與真相迥異的說法，但必須告訴你們這一代，事實不容抹煞，更不容以花俏的門面工夫扭曲篡改。
說一件更遙遠的事。一九五八年，日本作家山崎豐子以《花暖簾》奪得直木獎，這是和芥川獎並列的小說大獎，所不同的，芥川獎是給純文學作品而直木獎則是給社會小說。山崎豐子在領獎時說了一番到今天仍如晨鐘暮鼓的說話， 「我好像寫不來盆景似枝葉綽約的小說，也不想寫。想寫的是造林小說，如同一株一株在禿山上植樹造林。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從養育自己的風土中凝視人，是為確實有把握的方法」。山崎豐子以自己的寫作生命作為這段說話的證言，為日本社會敲響了警鐘。
深澀了些嗎？山崎豐子追逐的是一種大歷史觀，而不是捨本逐末的枝葉，她追求歷史長河裏的深邃視角。你們應該好好掌握這一能力，不致讓一時三刻的假象及枝節蒙騙。祝大家健康耳目清明
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踢走功能組別
明報
P03 | 516投票 | By 馬國明 2010-05-16
踢走功能組別
今天五月十六日是變相公投，踢走功能組別的大日子，在建制派杯葛和打壓，政府冷淡對待，曾蔭權和一眾高官更以各種藉口不投票，個別泛民團體態度曖昧等因素影響下，投票率或許不會理想。但五位辭職後再參加補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和個別參與競選人士的口號只是簡單一句「踢走功能組別」，把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聚焦在功能團體選舉這種源自殖民統治的選舉安排，可以說為功能團體選舉「照肺」。
文馬國明
功能團體選舉的弊端其實毋須累贅，大部分功能組別選舉的投票方式是採取團體投票，亦即老闆話事；這些組別的議員取得老闆們的信任後便會在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鄉議局這個組別雖然由個人投票，但登記選民卻只有155 名。一些組別的構成既古怪又隨意，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在議會裏的懶散表現，早已街知巷聞、遠近馳名；既有三點不露的議員，又有從未向政府提問的。恰巧在舉行變相公投之前，功能組別的飲食界議員發表了最低工資應訂定為二十元或更少的言論。這種罔顧低薪工人利益的言論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僅僅代表該業界老闆們的狹隘利益，完全是一種維護特權的制度。功能組別的存在根本連自圓其說或姑且一聽的理據也無法提出來。正是在這種被趕入窮巷的情下才會出現梁燕城博士這位在基督教界算得上是個人物的「偉論」，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梁博士異想天開地以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舉世聞名的著作《正義論》來替功能組別開脫。
借《正義論》為功能組別特權護航
《正義論》不是一部容易讀的書，或許梁博士誤以為他因而可以順手牽羊般拿來唬住對政治哲學一無所知的讀者。但梁博士這種「出位」的做法按照常理應是寫政論的上乘材料，但出奇的是連一些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言論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仍是按兵不動，未有發表任何以正視聽的言論。
這種奇怪的現象留待下文討論，首先要解決羅爾斯的見解是否可以成為梁燕城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理據。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正義論》的論證方式依足霍布士（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Locke）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論證方式。這種論證方式的主旨是為了探討什麼社會體制才是理性的人應接受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的最大分別是後者追求一種理想宏大的目標，如一個不再有階級分野的公平社會（classless society）或一個不再有鎮壓人民國家機器的社會。相比之下，自由主義的主張十分卑微，所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的出發點都不過是人是理性的。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跟香港報章上經常見到的那句「和平理性非暴力」所說的理性不盡相同，自由主義政治學家說的理性是指每個人都能清楚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毋須他人或任何權威人士指指點點。
認定人是理性之後，霍布士和洛克二人繼而設想一種還未有形成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體制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然後論證在這種「自然狀態」底下，一個理性的人會認同什麼社會制度。霍布士、洛克以至羅爾斯等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都是試圖論證什麼社會制度才算得是合理的制度，是懂得判斷自己利益的人認為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
不過霍布士和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論證被後人批評為站不住腳，因為二人所假設的「自然狀態」裏其實已布滿某種社會體制的痕，並非什麼「自然狀態」。針對這方面的批評，羅爾斯繼承前人的論證方式之餘卻別出心裁，另闢途徑。他不再設想某種「自然狀態」，改而設想一種「初始狀」（original position），在這種「初始狀」底下，任何人都有如帶一塊「無知的面紗」（veil ofignorance），對自己在社會裏的處境一無所知。羅爾斯設想身處這種「初始狀」的人一起制訂社會體制時，這些理性的人會認為什麼社會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羅爾斯認為理性的人處身於他設想的「初始狀」時，由於對自己的具體處境一無所知，必定會以策安全（play safe），萬一自己處於社會裏的低下階層，而不是上層，必定會認定社會福利這種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利益。
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於1971 年，甘迺遇刺後繼任為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的詹森（L.B. Johnson）卸任不久。詹森出任總統時推行多項社會福利政策，是美國歷史上其中一位開明進步（progressive）的總統。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時普遍被認為是替詹森政策提供理論基礎，想不到在香港踢走功能組別的變相公投前夕，卻被梁燕城順手拈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護航。
香港「核心價值」倡議者沒有表態
香港那些高呼「和平理性非暴力」或「核心價值」的有識之士按理應立即發表文章，指出梁燕城的謬誤。從理論基礎的層次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羅爾斯的《正義論》是自由主義最新和最開明進步的版本。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套十分奇怪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者除了認為人是理性和採取一套相同的論證方式外，彼此的見解其實南轅北轍。霍布士的主張最宜於替中國大陸的獨裁統治護航；要替功能組別說項，可以借用洛克的理論，但像梁燕城那樣企圖以羅爾斯的《正義論》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開脫卻是天大的笑話，不過這是笑完之後令人流出眼淚的笑話。
梁燕城的謬論發表至今已兩個多星期，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卻仍毫無反應。如果以呂大樂在反高鐵運動包圍立法會、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怯偷偷出走坐地鐵不久，便急不及待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的文章為基準，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對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卻仍視若無睹、無動於中，似乎完全不當一回事。
這一現象不但奇怪，更令人擔憂。在理論層次上，香港「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嶺大教授羅永生認為香港奉行的不過是「虛擬自由主義」，但稱之為「虛浮自由主義」或許更貼切。標榜自由、理性之餘卻其實對相關的理念無甚認識，頂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已。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其實是香港的病徵，只有在香港才可以有人面也不紅便把一部嚴肅和不易讀的經典著作扭曲，把贊同社會福利，重新分配財富的主張說成是維護特權的理據。
資料匣：
自由主義信奉自由和平等，是啟蒙時期推翻早期如世襲、國教神權及君主專制等管治理念的一股重要力量。流派甚多，視乎對有關原則的演繹與詮釋，大部分自由主義信徒都支持憲法、自由民主、自由平等的選舉、自由貿易、政教分離和市場經濟。古典自由主義是其中一個主要學派，盛行於十八世紀，社會自由主義則流行於二十世紀。洛克（John Locke）公認是最早開創自由主義為一哲學傳統的學者，他引用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概念，辯稱應以法治取代專制政體。
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都是自由主義影響下推翻暴政的結果，亞洲則起步很遲。踏入二十世紀西方自由民主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戰勝法西斯及共產主義不倒至今，保守主義及原教旨主義是最大敵對陣型。
P03 | 516投票 | By 馬國明 2010-05-16
踢走功能組別
今天五月十六日是變相公投，踢走功能組別的大日子，在建制派杯葛和打壓，政府冷淡對待，曾蔭權和一眾高官更以各種藉口不投票，個別泛民團體態度曖昧等因素影響下，投票率或許不會理想。但五位辭職後再參加補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和個別參與競選人士的口號只是簡單一句「踢走功能組別」，把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聚焦在功能團體選舉這種源自殖民統治的選舉安排，可以說為功能團體選舉「照肺」。
文馬國明
功能團體選舉的弊端其實毋須累贅，大部分功能組別選舉的投票方式是採取團體投票，亦即老闆話事；這些組別的議員取得老闆們的信任後便會在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鄉議局這個組別雖然由個人投票，但登記選民卻只有155 名。一些組別的構成既古怪又隨意，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在議會裏的懶散表現，早已街知巷聞、遠近馳名；既有三點不露的議員，又有從未向政府提問的。恰巧在舉行變相公投之前，功能組別的飲食界議員發表了最低工資應訂定為二十元或更少的言論。這種罔顧低薪工人利益的言論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僅僅代表該業界老闆們的狹隘利益，完全是一種維護特權的制度。功能組別的存在根本連自圓其說或姑且一聽的理據也無法提出來。正是在這種被趕入窮巷的情下才會出現梁燕城博士這位在基督教界算得上是個人物的「偉論」，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梁博士異想天開地以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舉世聞名的著作《正義論》來替功能組別開脫。
借《正義論》為功能組別特權護航
《正義論》不是一部容易讀的書，或許梁博士誤以為他因而可以順手牽羊般拿來唬住對政治哲學一無所知的讀者。但梁博士這種「出位」的做法按照常理應是寫政論的上乘材料，但出奇的是連一些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言論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仍是按兵不動，未有發表任何以正視聽的言論。
這種奇怪的現象留待下文討論，首先要解決羅爾斯的見解是否可以成為梁燕城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理據。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正義論》的論證方式依足霍布士（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Locke）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論證方式。這種論證方式的主旨是為了探討什麼社會體制才是理性的人應接受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的最大分別是後者追求一種理想宏大的目標，如一個不再有階級分野的公平社會（classless society）或一個不再有鎮壓人民國家機器的社會。相比之下，自由主義的主張十分卑微，所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的出發點都不過是人是理性的。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跟香港報章上經常見到的那句「和平理性非暴力」所說的理性不盡相同，自由主義政治學家說的理性是指每個人都能清楚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毋須他人或任何權威人士指指點點。
認定人是理性之後，霍布士和洛克二人繼而設想一種還未有形成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體制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然後論證在這種「自然狀態」底下，一個理性的人會認同什麼社會制度。霍布士、洛克以至羅爾斯等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都是試圖論證什麼社會制度才算得是合理的制度，是懂得判斷自己利益的人認為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
不過霍布士和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論證被後人批評為站不住腳，因為二人所假設的「自然狀態」裏其實已布滿某種社會體制的痕，並非什麼「自然狀態」。針對這方面的批評，羅爾斯繼承前人的論證方式之餘卻別出心裁，另闢途徑。他不再設想某種「自然狀態」，改而設想一種「初始狀」（original position），在這種「初始狀」底下，任何人都有如帶一塊「無知的面紗」（veil ofignorance），對自己在社會裏的處境一無所知。羅爾斯設想身處這種「初始狀」的人一起制訂社會體制時，這些理性的人會認為什麼社會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羅爾斯認為理性的人處身於他設想的「初始狀」時，由於對自己的具體處境一無所知，必定會以策安全（play safe），萬一自己處於社會裏的低下階層，而不是上層，必定會認定社會福利這種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利益。
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於1971 年，甘迺遇刺後繼任為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的詹森（L.B. Johnson）卸任不久。詹森出任總統時推行多項社會福利政策，是美國歷史上其中一位開明進步（progressive）的總統。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時普遍被認為是替詹森政策提供理論基礎，想不到在香港踢走功能組別的變相公投前夕，卻被梁燕城順手拈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護航。
香港「核心價值」倡議者沒有表態
香港那些高呼「和平理性非暴力」或「核心價值」的有識之士按理應立即發表文章，指出梁燕城的謬誤。從理論基礎的層次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羅爾斯的《正義論》是自由主義最新和最開明進步的版本。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套十分奇怪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者除了認為人是理性和採取一套相同的論證方式外，彼此的見解其實南轅北轍。霍布士的主張最宜於替中國大陸的獨裁統治護航；要替功能組別說項，可以借用洛克的理論，但像梁燕城那樣企圖以羅爾斯的《正義論》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開脫卻是天大的笑話，不過這是笑完之後令人流出眼淚的笑話。
梁燕城的謬論發表至今已兩個多星期，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卻仍毫無反應。如果以呂大樂在反高鐵運動包圍立法會、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怯偷偷出走坐地鐵不久，便急不及待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的文章為基準，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對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卻仍視若無睹、無動於中，似乎完全不當一回事。
這一現象不但奇怪，更令人擔憂。在理論層次上，香港「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嶺大教授羅永生認為香港奉行的不過是「虛擬自由主義」，但稱之為「虛浮自由主義」或許更貼切。標榜自由、理性之餘卻其實對相關的理念無甚認識，頂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已。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其實是香港的病徵，只有在香港才可以有人面也不紅便把一部嚴肅和不易讀的經典著作扭曲，把贊同社會福利，重新分配財富的主張說成是維護特權的理據。
資料匣：
自由主義信奉自由和平等，是啟蒙時期推翻早期如世襲、國教神權及君主專制等管治理念的一股重要力量。流派甚多，視乎對有關原則的演繹與詮釋，大部分自由主義信徒都支持憲法、自由民主、自由平等的選舉、自由貿易、政教分離和市場經濟。古典自由主義是其中一個主要學派，盛行於十八世紀，社會自由主義則流行於二十世紀。洛克（John Locke）公認是最早開創自由主義為一哲學傳統的學者，他引用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概念，辯稱應以法治取代專制政體。
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都是自由主義影響下推翻暴政的結果，亞洲則起步很遲。踏入二十世紀西方自由民主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戰勝法西斯及共產主義不倒至今，保守主義及原教旨主義是最大敵對陣型。
愛講故事的Richard Sennett
明報
P10 | 讀書 | 開卷看世界 | By 何雪瑩 2010-05-23
愛講故事的Richard Sennett
不想濫用「當代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一詞，一來已經有多位已去世的社會學家被冠上此名銜（如Michel Foucault 和Pierre Bourdieu） ， 而RichardSennett 還健在； 二來Richard Sennett 跟Foucault、Bourdieu、Habermas、Giddens 此列的社會學大師，對我而言不盡類同。這不是指Sennett 的水平不如他人，而是前者喜從傳統的社會學「一百萬元」永恒理論問題入手，如現代性和後現代、結構與個體（structureand agency）的關係，Richard Sennett 則愛講故事，講返工的不安，講社區好住與否，無論題材和筆觸，亦更易令人動容，特別是返工天天朝九晚九，窩居百呎斗室的香港人。
Richard Sennett 今年暑假後將會退休，卸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一職，上周五大學為他舉行了兩場公開講座。
關心都市規劃公共生活
在芝加哥長大的Sennett，小時候住的Cabrini Green是美國二戰後非常重要的公共房屋計劃， 見證Cabrini Green 由規劃者雄心壯志，打造成黑白種族大熔爐，到淪為罪惡、毒品的代名詞，他對都市規劃和城市人的公共生活特別關心。他的著作The Fall ofPublic Man 記述了歐洲都市規劃二千年來的變化，不但政制要民主，都市亦要民主，而他認為公民能夠自如使用複雜的公共空間，能跟他人連結，才算得上是民主都市。
講座上他展示了倫敦Canary Wharf 的地圖，跟古羅馬城市作對比。Canary Wharf 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以往航運業發達時，曾是十分繁忙的港口，上世紀中期航運衰落，Canary Wharf 被重建成商業區。Sennett指現代城市規劃，幾乎每吋地方都有指定用途，如公園供休憩，商業區供辦公，樣樣預先設計好的結果，是市民不懂如何從實踐中商討如何使用公共空間；反之古羅馬的城市，除了一兩個主要神殿外，餘下大部分空間用途都非常彈性，讓市民從實踐生活中，找出在公共空間中共處的辦法。如Sennett 來到香港，看見公園展示大量「不准踢球」、「不准踩滑板」的標示，想必會心微笑。
近十多年香港建成的私人屋苑，都標榜有大量綠化休憩地方，以天橋連接地鐵站和其他社區設施，但Sennett 則認為這樣的公共空間並沒有生命。Sennett 以紐約Park Avenue 上的Lever House 為例，設計師將地面一層預留作露天廣場，廣場的北面是摩天大廈，其餘三面則由一層高的矮樓圍繞；雖然設計師預留了露天廣場供市民活動，為大廈加點人氣，但從沒人在露天廣場活動，市民僅把它當成直行直過的通道。我想起曾經居住的東涌私人屋。
跟舊區相比，新樓更重視私人空間；不少豪宅都標榜高智能保安系統，不需再擔心密碼外泄，因為管理公司為各住客的八達通登記，每次出入總要在屋苑入口和大廈入口拍卡才能進入；花園都升到半空中，確保只有住戶才能使用，謝絕「閒雜人等」，尤其是愈來愈多的豪宅位於重建後的舊區，如灣仔、果欄附近，實在「龍蛇混雜」，這些措施保證治安良好，家長放心，又比傳統中產屋苑如太古城先進了。這種柵欄社區（gated communities）絕不是香港獨有現象，講座中展示的一張城市鳥瞰圖，圍牆內是每戶露台有獨立泳池的摩天豪宅大廈，圍牆外則是如六十年代的香港木屋區。Sennett 喜歡都市，但來自黑人白人共存的Cabrini Green 的他亦太清楚，不同種族、階層的人居於同一都市，甚至只有咫尺之遙，亦不代表他們會溝通。
活躍公共地方交集
一言蔽之，Sennett 的理想都市必須活躍、人們在公共地方交集。但與其一味批評柵欄社區和現代建築如何不是，Sennett 亦努力找出原因。與其把公共性的失落全部怪罪到建築師和短視的地產發展商頭上，他詳細研究私人和公共的對立，其實早已深植於西方基督教。雖然香港不是基督教社會，不必以營造室內的寧靜跟公共的喧鬧繁雜對比，來襯托教堂的聖潔和精神價值，但Sennett 分析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導致私人和公共更加對立，卻可能跟香港非常有關。十九世紀歐洲正經歷工業化，為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巨變，雖然經濟高速發展，亦帶來大量社會問題，如剝削勞工、城市貧困、精神空虛等，經濟發展下的犧牲品努力想要逃離在社會和工作上的困境，家庭、私人生活的溫暖和安穩正是他們的避難所；人們與其改變公共領域的問題，倒不如躲在安全的私人空間裏；私人從此意味道德、和平，相比之下，公共領域的社交接觸卻顯得庸俗和不道德。這跟香港眼前的情類此：我們批評柵欄社區萬惡，但不能忽視依然有大量中產在裏面安居樂業，市民爭相購買，草根階層亦以它為理想居停，這一群人總不是傻子，柵欄社區總有它的吸引力，能滿足時代的要求。中產工作繁重，經濟擔子大，下班後希望享受寧靜和天倫樂，多於天天跟鄰居寒暄，或者也是可以理解的。
Richard Sennett 好讀，在於他有一雙靈敏的眼睛，一雙善於聆聽的耳朵（他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手，鑽研社會學前的首個大學學位， 來自茱莉亞音樂學院），寫得一手流暢易讀的文字，讀起上來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讀者最平凡的生活，讀不時驚呼大有同感。不少學者寫作總愛故作高深， 賣弄學識，Sennett 卻更像一個講故佬，把一個個普通人上班下班、放假散步的心理娓娓道來。
文何雪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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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sman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除了城市，Sennett 另一主要題材是工作。這兩本書幾乎是故事形式，由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角色口中， 道出現代人在工作中面對的困境。Craftsman， 一個個職業看來不怎高尚的「匠」——工廠技師、家庭主婦，細說多年來如何累積手藝，提升至一門藝術，從而得到尊嚴；反對資本主義企業把所有生產「產業化」，變成沒靈魂的流水作業。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的副題是「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new capitalism」， 他走訪多位不同階層的上班族，包括被裁的IBM 行政人員。麵包師傅等，探討重視彈性、短期利益、風險管理的新資本主義如何逐漸磨蝕個人特色。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The Fall of Public Man
這兩本書跟小說Palais Royal 組成Richard Sennett 的「都市文化三部曲」。曾經公共生活在古希臘時代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直到公共生活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大城市百花齊放，到現在的城市滿佈沒有生命的公共空間。Sennett 探討歐美社會中人們追求心靈的避風港，加上害怕遇上陌生人的心態，如何塑造城市空間，甚至妨礙人格發展。
P10 | 讀書 | 開卷看世界 | By 何雪瑩 2010-05-23
愛講故事的Richard Sennett
不想濫用「當代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一詞，一來已經有多位已去世的社會學家被冠上此名銜（如Michel Foucault 和Pierre Bourdieu） ， 而RichardSennett 還健在； 二來Richard Sennett 跟Foucault、Bourdieu、Habermas、Giddens 此列的社會學大師，對我而言不盡類同。這不是指Sennett 的水平不如他人，而是前者喜從傳統的社會學「一百萬元」永恒理論問題入手，如現代性和後現代、結構與個體（structureand agency）的關係，Richard Sennett 則愛講故事，講返工的不安，講社區好住與否，無論題材和筆觸，亦更易令人動容，特別是返工天天朝九晚九，窩居百呎斗室的香港人。
Richard Sennett 今年暑假後將會退休，卸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一職，上周五大學為他舉行了兩場公開講座。
關心都市規劃公共生活
在芝加哥長大的Sennett，小時候住的Cabrini Green是美國二戰後非常重要的公共房屋計劃， 見證Cabrini Green 由規劃者雄心壯志，打造成黑白種族大熔爐，到淪為罪惡、毒品的代名詞，他對都市規劃和城市人的公共生活特別關心。他的著作The Fall ofPublic Man 記述了歐洲都市規劃二千年來的變化，不但政制要民主，都市亦要民主，而他認為公民能夠自如使用複雜的公共空間，能跟他人連結，才算得上是民主都市。
講座上他展示了倫敦Canary Wharf 的地圖，跟古羅馬城市作對比。Canary Wharf 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以往航運業發達時，曾是十分繁忙的港口，上世紀中期航運衰落，Canary Wharf 被重建成商業區。Sennett指現代城市規劃，幾乎每吋地方都有指定用途，如公園供休憩，商業區供辦公，樣樣預先設計好的結果，是市民不懂如何從實踐中商討如何使用公共空間；反之古羅馬的城市，除了一兩個主要神殿外，餘下大部分空間用途都非常彈性，讓市民從實踐生活中，找出在公共空間中共處的辦法。如Sennett 來到香港，看見公園展示大量「不准踢球」、「不准踩滑板」的標示，想必會心微笑。
近十多年香港建成的私人屋苑，都標榜有大量綠化休憩地方，以天橋連接地鐵站和其他社區設施，但Sennett 則認為這樣的公共空間並沒有生命。Sennett 以紐約Park Avenue 上的Lever House 為例，設計師將地面一層預留作露天廣場，廣場的北面是摩天大廈，其餘三面則由一層高的矮樓圍繞；雖然設計師預留了露天廣場供市民活動，為大廈加點人氣，但從沒人在露天廣場活動，市民僅把它當成直行直過的通道。我想起曾經居住的東涌私人屋。
跟舊區相比，新樓更重視私人空間；不少豪宅都標榜高智能保安系統，不需再擔心密碼外泄，因為管理公司為各住客的八達通登記，每次出入總要在屋苑入口和大廈入口拍卡才能進入；花園都升到半空中，確保只有住戶才能使用，謝絕「閒雜人等」，尤其是愈來愈多的豪宅位於重建後的舊區，如灣仔、果欄附近，實在「龍蛇混雜」，這些措施保證治安良好，家長放心，又比傳統中產屋苑如太古城先進了。這種柵欄社區（gated communities）絕不是香港獨有現象，講座中展示的一張城市鳥瞰圖，圍牆內是每戶露台有獨立泳池的摩天豪宅大廈，圍牆外則是如六十年代的香港木屋區。Sennett 喜歡都市，但來自黑人白人共存的Cabrini Green 的他亦太清楚，不同種族、階層的人居於同一都市，甚至只有咫尺之遙，亦不代表他們會溝通。
活躍公共地方交集
一言蔽之，Sennett 的理想都市必須活躍、人們在公共地方交集。但與其一味批評柵欄社區和現代建築如何不是，Sennett 亦努力找出原因。與其把公共性的失落全部怪罪到建築師和短視的地產發展商頭上，他詳細研究私人和公共的對立，其實早已深植於西方基督教。雖然香港不是基督教社會，不必以營造室內的寧靜跟公共的喧鬧繁雜對比，來襯托教堂的聖潔和精神價值，但Sennett 分析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導致私人和公共更加對立，卻可能跟香港非常有關。十九世紀歐洲正經歷工業化，為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巨變，雖然經濟高速發展，亦帶來大量社會問題，如剝削勞工、城市貧困、精神空虛等，經濟發展下的犧牲品努力想要逃離在社會和工作上的困境，家庭、私人生活的溫暖和安穩正是他們的避難所；人們與其改變公共領域的問題，倒不如躲在安全的私人空間裏；私人從此意味道德、和平，相比之下，公共領域的社交接觸卻顯得庸俗和不道德。這跟香港眼前的情類此：我們批評柵欄社區萬惡，但不能忽視依然有大量中產在裏面安居樂業，市民爭相購買，草根階層亦以它為理想居停，這一群人總不是傻子，柵欄社區總有它的吸引力，能滿足時代的要求。中產工作繁重，經濟擔子大，下班後希望享受寧靜和天倫樂，多於天天跟鄰居寒暄，或者也是可以理解的。
Richard Sennett 好讀，在於他有一雙靈敏的眼睛，一雙善於聆聽的耳朵（他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手，鑽研社會學前的首個大學學位， 來自茱莉亞音樂學院），寫得一手流暢易讀的文字，讀起上來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讀者最平凡的生活，讀不時驚呼大有同感。不少學者寫作總愛故作高深， 賣弄學識，Sennett 卻更像一個講故佬，把一個個普通人上班下班、放假散步的心理娓娓道來。
文何雪瑩
推薦書目：
Craftsman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除了城市，Sennett 另一主要題材是工作。這兩本書幾乎是故事形式，由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角色口中， 道出現代人在工作中面對的困境。Craftsman， 一個個職業看來不怎高尚的「匠」——工廠技師、家庭主婦，細說多年來如何累積手藝，提升至一門藝術，從而得到尊嚴；反對資本主義企業把所有生產「產業化」，變成沒靈魂的流水作業。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的副題是「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new capitalism」， 他走訪多位不同階層的上班族，包括被裁的IBM 行政人員。麵包師傅等，探討重視彈性、短期利益、風險管理的新資本主義如何逐漸磨蝕個人特色。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The Fall of Public Man
這兩本書跟小說Palais Royal 組成Richard Sennett 的「都市文化三部曲」。曾經公共生活在古希臘時代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直到公共生活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大城市百花齊放，到現在的城市滿佈沒有生命的公共空間。Sennett 探討歐美社會中人們追求心靈的避風港，加上害怕遇上陌生人的心態，如何塑造城市空間，甚至妨礙人格發展。
勇氣—— 美蘭老師給香港人的禮物
明報
P01 | 封面 | By 張銳輝 2010-05-23
勇氣—— 美蘭老師給香港人的禮物
謝謝美蘭老師！提醒我們今天香港人的缺憾。明明美蘭老師的說話，贏得長長的雷動的掌聲，招來了大篇幅的報道，引起網上熱烈的討論與支持。即是說，她的想法，許多人都理解和認同。
說一句真心話，說一句老實話，需要的是勇氣。
七一上街的市民、516 投票的選民、或是手持標語站出來說話的美蘭老師，都需要勇氣，是敢於面對自己、對「1200 人選特首、20 萬人比300萬人可以多投一票」的歪理說不的勇氣。
這份勇氣，又對抗了什麼？
在「愛國愛港」、「擁護特區政府」的當權者主旋律下，在習慣了和和氣氣而又非政治化的社群中，站在批判一方必定給人「搞事」的感覺，站出來是需要勇氣的。一直以來，坐擁特權者，只需在社會營造令人甘心放棄尊嚴扭曲對錯的生活方式，營造物質生活至上、埋堆和諧合作的集體價值取向，就成功令大部分香港人感到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氣去突破。
難怪今日特區政府再照辦煮碗，賣幾個「和諧」廣告軟銷政改方案，已能令許多人，又要付出更大的勇氣才敢去說「不」。
說一句真心話的代價，真的很大嗎？
在司長落區的論壇舉起標語提出批評，會被拘捕囚禁嗎？會有惡勢力會為此尋仇恐嚇嗎？學校高層敢作什麼「秋後算帳」嗎？（假若任何的「政治逼害」被傳媒曝光了，校方的麻煩相信更大！）
二三十年前，台灣「黨外」人士面對國民黨對自身及家人的逼害需要勇氣，韓國光州人民面對軍隊的真槍實彈需要勇氣，支持大學生的北京人民面對戒嚴步隊需要勇氣；甚至今天在中國內地，維權律師、揭發貪腐的傳媒同樣需要勇氣。但他們面對的代價更大，然而，他們還是有勇氣站出來。
我們今天不用擋坦克、也沒有白色恐怖、傳媒尚能說公道話，為何卻不能多拿出些勇氣去表達自己立場，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與尊嚴？如果我們希望更多人願意鼓起這份勇氣，請不要打擾美蘭老師了，讓做一個有尊嚴的人可以輕鬆一點。
文張銳輝（中學老師）
P01 | 封面 | By 張銳輝 2010-05-23
勇氣—— 美蘭老師給香港人的禮物
謝謝美蘭老師！提醒我們今天香港人的缺憾。明明美蘭老師的說話，贏得長長的雷動的掌聲，招來了大篇幅的報道，引起網上熱烈的討論與支持。即是說，她的想法，許多人都理解和認同。
說一句真心話，說一句老實話，需要的是勇氣。
七一上街的市民、516 投票的選民、或是手持標語站出來說話的美蘭老師，都需要勇氣，是敢於面對自己、對「1200 人選特首、20 萬人比300萬人可以多投一票」的歪理說不的勇氣。
這份勇氣，又對抗了什麼？
在「愛國愛港」、「擁護特區政府」的當權者主旋律下，在習慣了和和氣氣而又非政治化的社群中，站在批判一方必定給人「搞事」的感覺，站出來是需要勇氣的。一直以來，坐擁特權者，只需在社會營造令人甘心放棄尊嚴扭曲對錯的生活方式，營造物質生活至上、埋堆和諧合作的集體價值取向，就成功令大部分香港人感到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氣去突破。
難怪今日特區政府再照辦煮碗，賣幾個「和諧」廣告軟銷政改方案，已能令許多人，又要付出更大的勇氣才敢去說「不」。
說一句真心話的代價，真的很大嗎？
在司長落區的論壇舉起標語提出批評，會被拘捕囚禁嗎？會有惡勢力會為此尋仇恐嚇嗎？學校高層敢作什麼「秋後算帳」嗎？（假若任何的「政治逼害」被傳媒曝光了，校方的麻煩相信更大！）
二三十年前，台灣「黨外」人士面對國民黨對自身及家人的逼害需要勇氣，韓國光州人民面對軍隊的真槍實彈需要勇氣，支持大學生的北京人民面對戒嚴步隊需要勇氣；甚至今天在中國內地，維權律師、揭發貪腐的傳媒同樣需要勇氣。但他們面對的代價更大，然而，他們還是有勇氣站出來。
我們今天不用擋坦克、也沒有白色恐怖、傳媒尚能說公道話，為何卻不能多拿出些勇氣去表達自己立場，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與尊嚴？如果我們希望更多人願意鼓起這份勇氣，請不要打擾美蘭老師了，讓做一個有尊嚴的人可以輕鬆一點。
文張銳輝（中學老師）
還是不帶期望的好—— 感謝馬草泥（ 任亮憲） 及時出現
明報
P01 | 封面 | By 鄧小宇 2010-05-23
還是不帶期望的好—— 感謝馬草泥（ 任亮憲） 及時出現
516 選舉有這樣的投票率，2010 怎可能不是要徹底從記憶中抹去的一年！現在坊間輿論可以理直氣壯地「普天同慶516」：大條道理說大部分的香港人原來都不介意功能組別，不介意沒有直選，似乎我們什麼都不介意了，包括我們一直認定可以信託的商台來得那麼合時的轉型，一聲So what？我們還可以怎樣回應？
這一切確是帶來強烈的挫敗感及無比的沮喪，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忽然傳來特首邀請余若薇公開辯論政改方案（閉門直播我覺得也是公開的），姑勿論箇中有何內情，有何私心，曾蔭權不讓馬英九專美，肯站出來與反對聲音對辯，令到我對我們的特首不禁另眼相看，至於其餘民主派又爭相出來要求加入辯論，我只能嘆聲怎不可以瀟灑些，那些民主派有時真的是「爭唔落」，看到他們的面孔，我有時實在感到厭煩，所以近來新加入了一個馬草泥（任亮憲）不禁令人舒了一口氣，有久旱逢甘露的快。2010 年或許並不是那末納悶、糟糕。
任小子突然冒出，給這個好像失去了方向，看不到前路的時刻，帶來一絲曙光，一線希望。幾個月前我開始察覺到《城市論壇》的氣氛和以前不一樣，多了個紅衣青年和他的「戰友」每星期風雨不改在現場發聲，手指指指住台上的節目嘉賓和台下的常客痛罵，更精彩的是他還惡過兼大聲過那群早已惡慣的維園阿伯， 「活化」了這個日趨「老餅」的長壽（希望它能長壽下去）節目，最奇妙的是，至少熒幕上見到，那群阿伯雖然和他對罵，但我感受到阿伯們對這個自稱「馬草泥」的小子刮目相看，甚至在心底內接受了他加入這個維園群體。
我一直都期待有「超班」的年輕人出來監察政府，監察官、議員，表達民間（特別是年輕的一代）的訴求， 「馬草泥」到目前為止的表現我認為還是相當優質的，首先他形象硬朗、陽光、朝氣，更有罕見的明星級光芒和魅力，還有他的敢言、火爆出位、輕挑、寸、招積、cool、得戚，這些形容詞很多其實都頗「乞人憎」，但他身上發出來卻有說服力，令人接受，甚至原諒他不少過火之處，可能他年輕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對不起，我不是年齡歧視，但社民連那幾個議員頭頭形象實在燥得來太「老叔父」了。「馬草泥」最令我驚歎，也是他至可愛之處，是他的一切（包括他這個「藝名」）都是那麼的「港式」！他完全是一個香港調教出來，在行為舉止上都是至典型的「香港仔」，有「港式」一切好的和不怎好之處，相比之下民建聯那些「明日之星」他們過分刻意的熱情、親民、誠懇我可「頂唔順」，有時真的想提醒他們面上的笑容已笑到快要僵了。
然而活到我這一把年紀，一切都已經「預」，做足所有心理準備，假如有一天（可能是現在也說不定） 「馬草泥」忽然變質、轉、「唔玩」，我一點也不會驚訝，選擇了這條路，他確要背負我們難以想像的嚴峻壓力，我們千萬不要再給他添加壓力了，像他如此炙手可熱的「明日之星」，肯定是各方勢力竭力羅致、統戰、收買、拉攏、甚至威嚇的頭號對象，如果連「老差骨」般的李鵬飛當年也受不了「午夜凶鈴」而辭去電台主持， 「馬草泥」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如何承受？所以如果他真的退縮，或者行錯、做錯，有什麼不妥當之處，我都不會感到意外或失望，畢竟我們大部分人只識得安在家中等天黑，他卻主動的行了出來，單是這一點已叫我們汗顏不已。
所以我從來沒有怪責或嘲笑天安門的學生後來變得平庸，面目模糊，也不會因為他們其後看似甚為差勁的人生而抹殺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他們也只是凡人，而硬要迫他們做英雄、救世主，然後又嘆息他們怎做不成？只要他們在年輕的時候有過這樣的理想，如此浪漫的勇氣，在關鍵時刻代安在家中的我們站出來，不是已很了不起？
同一道理， 「馬草泥」最終的版本是如何不濟，都無損我對他和他的朋友的謝意，他們的出現總給我們添多了一些信心，即使「馬草泥」一朝放棄了，沒問題，既然他行了出來，也總會有其他人行出來，可能比他勁，或可能比他差，但總會有。而任亮憲在2010 年發光發熱是事實，無論那光、熱是多短，確令到2010 年成為美好，我們會好好記住的一年。
文章已寫出來，如果有什麼要趁機與任亮憲仝人在紙上共勉，我想起侯德健一首舊歌《趁你還年輕》，其中有一段歌詞是這樣寫：說錯了敬個禮，做錯了對不起，有多少人羨慕你有後悔的權利，這世界屬於你，只因為你年輕，你可抓得緊，千萬別放棄……
文鄧小宇
P01 | 封面 | By 鄧小宇 2010-05-23
還是不帶期望的好—— 感謝馬草泥（ 任亮憲） 及時出現
516 選舉有這樣的投票率，2010 怎可能不是要徹底從記憶中抹去的一年！現在坊間輿論可以理直氣壯地「普天同慶516」：大條道理說大部分的香港人原來都不介意功能組別，不介意沒有直選，似乎我們什麼都不介意了，包括我們一直認定可以信託的商台來得那麼合時的轉型，一聲So what？我們還可以怎樣回應？
這一切確是帶來強烈的挫敗感及無比的沮喪，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忽然傳來特首邀請余若薇公開辯論政改方案（閉門直播我覺得也是公開的），姑勿論箇中有何內情，有何私心，曾蔭權不讓馬英九專美，肯站出來與反對聲音對辯，令到我對我們的特首不禁另眼相看，至於其餘民主派又爭相出來要求加入辯論，我只能嘆聲怎不可以瀟灑些，那些民主派有時真的是「爭唔落」，看到他們的面孔，我有時實在感到厭煩，所以近來新加入了一個馬草泥（任亮憲）不禁令人舒了一口氣，有久旱逢甘露的快。2010 年或許並不是那末納悶、糟糕。
任小子突然冒出，給這個好像失去了方向，看不到前路的時刻，帶來一絲曙光，一線希望。幾個月前我開始察覺到《城市論壇》的氣氛和以前不一樣，多了個紅衣青年和他的「戰友」每星期風雨不改在現場發聲，手指指指住台上的節目嘉賓和台下的常客痛罵，更精彩的是他還惡過兼大聲過那群早已惡慣的維園阿伯， 「活化」了這個日趨「老餅」的長壽（希望它能長壽下去）節目，最奇妙的是，至少熒幕上見到，那群阿伯雖然和他對罵，但我感受到阿伯們對這個自稱「馬草泥」的小子刮目相看，甚至在心底內接受了他加入這個維園群體。
我一直都期待有「超班」的年輕人出來監察政府，監察官、議員，表達民間（特別是年輕的一代）的訴求， 「馬草泥」到目前為止的表現我認為還是相當優質的，首先他形象硬朗、陽光、朝氣，更有罕見的明星級光芒和魅力，還有他的敢言、火爆出位、輕挑、寸、招積、cool、得戚，這些形容詞很多其實都頗「乞人憎」，但他身上發出來卻有說服力，令人接受，甚至原諒他不少過火之處，可能他年輕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對不起，我不是年齡歧視，但社民連那幾個議員頭頭形象實在燥得來太「老叔父」了。「馬草泥」最令我驚歎，也是他至可愛之處，是他的一切（包括他這個「藝名」）都是那麼的「港式」！他完全是一個香港調教出來，在行為舉止上都是至典型的「香港仔」，有「港式」一切好的和不怎好之處，相比之下民建聯那些「明日之星」他們過分刻意的熱情、親民、誠懇我可「頂唔順」，有時真的想提醒他們面上的笑容已笑到快要僵了。
然而活到我這一把年紀，一切都已經「預」，做足所有心理準備，假如有一天（可能是現在也說不定） 「馬草泥」忽然變質、轉、「唔玩」，我一點也不會驚訝，選擇了這條路，他確要背負我們難以想像的嚴峻壓力，我們千萬不要再給他添加壓力了，像他如此炙手可熱的「明日之星」，肯定是各方勢力竭力羅致、統戰、收買、拉攏、甚至威嚇的頭號對象，如果連「老差骨」般的李鵬飛當年也受不了「午夜凶鈴」而辭去電台主持， 「馬草泥」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如何承受？所以如果他真的退縮，或者行錯、做錯，有什麼不妥當之處，我都不會感到意外或失望，畢竟我們大部分人只識得安在家中等天黑，他卻主動的行了出來，單是這一點已叫我們汗顏不已。
所以我從來沒有怪責或嘲笑天安門的學生後來變得平庸，面目模糊，也不會因為他們其後看似甚為差勁的人生而抹殺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他們也只是凡人，而硬要迫他們做英雄、救世主，然後又嘆息他們怎做不成？只要他們在年輕的時候有過這樣的理想，如此浪漫的勇氣，在關鍵時刻代安在家中的我們站出來，不是已很了不起？
同一道理， 「馬草泥」最終的版本是如何不濟，都無損我對他和他的朋友的謝意，他們的出現總給我們添多了一些信心，即使「馬草泥」一朝放棄了，沒問題，既然他行了出來，也總會有其他人行出來，可能比他勁，或可能比他差，但總會有。而任亮憲在2010 年發光發熱是事實，無論那光、熱是多短，確令到2010 年成為美好，我們會好好記住的一年。
文章已寫出來，如果有什麼要趁機與任亮憲仝人在紙上共勉，我想起侯德健一首舊歌《趁你還年輕》，其中有一段歌詞是這樣寫：說錯了敬個禮，做錯了對不起，有多少人羨慕你有後悔的權利，這世界屬於你，只因為你年輕，你可抓得緊，千萬別放棄……
文鄧小宇
民主是一種修養 ——在資訊比知識快、情緒比情商快的時代之生存秘學
明報
P02 | 什人訪問什人 | 周日話題 | By 塵翎 2010-05-23
民主是一種修養 ——在資訊比知識快、情緒比情商快的時代之生存秘學
村上春樹《1Q84》裏，我最記得這一句， 「不要被外表騙了：這是個馬戲團一樣的世界，一切都是假裝的。不過如果你相信我，一切都可以變成真的。」
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從奧威爾到村上春樹，這是共通的真理。五月十六日之後，有些人得意了，有些人憂鬱了。寫過一首溫柔而暴烈的歌叫曾蔭權不如去死的小飛機場主腦阿P，
剛寫了一首他自言是「傷心的歌」，跟香港說再見。他比喻那是「黑色星期天」。五十七萬的投票數字，據說是偏低的。不過，在討論有沒有普選、何時有普選、民主追求等等議題前，
我想說，大家還是先看看這個世界這個時代是什麼一回事吧。在這情景底下， 「民主」是什麼？ 文塵翎
先分享個人一件小事。去年九月底，有一位香港女子因不忿購物物價差異而把她跟店員對話的短片放上YouTube，她利用這途徑作為個人申訴機制，短片內可見她咄咄逼人質問男店員，而男人則顯得處處忍讓。這女子的行為引來網民大舉討伐，短短幾天她已「被起底」，據稱名叫「趙燕萍」，她的住址、生活照，甚至校園照都經「強大人肉搜索」發布廣傳網上，有人大罵她港女云云。當然，那位「被短片示眾」的男店員之遭遇值得同情。從表面看，網民是正義化身，及時指出趙女的「不道德」申訴行為。但另一方面，她因此招來「人肉搜查式私隱大披露」、大規模謾罵與上綱上線的港女指控，她受到的心靈傷害不下於男店員。
公眾的理性思考能力
這YouTube 短片歷時不過數分鐘。我看後，希望把事件焦點帶至消費者的申訴機制上，於是在他報專欄寫了一篇〈港女地獄年代〉，在六百字篇幅內表達了對「網民把趙女等同於港女」的憂慮。原本期望讀者狠批趙女拍片操守有問題之時，也可保持理智，合理判斷。逛過菜市場都曉得，任何師奶在討價還價時嘴臉都差不多，就算再不值趙女的行為，又怎能憑這幾分鐘片段，肆意侵犯人家私隱，隨意污名「港女」並且問候人家娘親。你有多認識一個人呢？五分鐘就可了解人的一生？你是她男友嗎？家人嗎？朋友嗎？
可能我寫得還不夠簡易明白，可能我低估了公眾的理性思考能力，文章刊出後，我的個人博客被不禮貌的留言擠爆了，有讀者寫電郵到報館要求我道歉，有人在網上寫文章說「塵翎是非不分」，有人在高登討論區說要對我「人肉大搜查」等等。我最初有點震驚，後來就不理會了，也沒有再加解釋，更遑論道歉，既然提出另類觀點不被接受也無必要繼續糾纏。
既然大家還是對「港女」、「欺凌」男店員比較在乎，對香港的消費申訴機制問題不感興趣，我在文裏提出「買水果給呃秤」也活該給人罵我笨，我還需要再說什麼呢？我把網誌的惡意留言刪掉，繼續生活。
但此事使我思考， 在這網絡發達的時代，YouTube、Iphone、Facebook、微博等傳播資訊功能比我們想像中要快，許多人在使用這些新時代平台時，並不意識到這其實是一個「公開的新媒體」。任何人都可以是即時記者、達人、素人攝影師、歷史見證者、判官、公民、暴民……
難以掌控與預測的年代
在網上一分鐘隨時可能等於世上顛覆巨變的一刻，人們並不意識到個人媒體的威力。用得恰當與否、善與惡是銅幣之兩面。這是資訊比知識快，甚至資訊取代知識的年代，這是情緒比情商（EQ）來得急劇的年代，一按鈕，一上載（Upload），網上留印就是一輩子， 「塵翎是非不分」「趙XX 是港女」的信息持久度與效力隨時可能像「六四沒有死一個人」「六四沒有發生」這些信息，循環不斷慢慢就變成定案了。
這是說什麼？這是一個更難以掌控與預測的年代，這是一個更需要謹慎與沉思考的年代，如果你追求的是更長遠更穩健的公義、人權、平等與自由。
5.16 的意義，是叫我們把香港的現狀看得更清楚。
不談前景，只是把現來個誠實的檢視。
首先，我看到泛民政黨的不濟。追求普選是對的，但「五區總辭」這招數，總辭之後又是原班人馬上陣，不算是高明的策略，引來批評是必然的，再怎麼解釋都是牽強。坦白說，民主派在過去十多年來的表現，尤其在地區基層發展、新人接班方面，令人失望。在關鍵時刻仍只會推明星效應，亦對時代轉變欠缺掌握。這方面，司徒華算是看得比較通透。民主派往後應該好好檢討行動策略，先謀而後動。
但不辭都辭了，熱愛民主的香港人到最後也出來投票，除了支持候選人以外，更多是對選舉制度的支持。意思是，他們這一票是投給「民主制度」，這當中又以八十後年輕人最積極，在網上發動強大宣傳攻勢，這是最令人欣慰的一點。至於香港政府高官，帶頭不投票，明顯是向阿爺表明心的自保，但大大輸了民心，也壞了香港的民主土壤，是最該遭譴責的。
人民有權換掉領導人
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民主是什麼？大學時選修政治學，第一課，外籍教授就問這個問題，最顯淺卻最核心的答案是：人民有權換掉領導人。
這是民主的功能，或好處。但「民主」跟「民生」是不同的概念。即是說，有了民主，不代表社會必然會變富裕，不代表有了平等，社會不再貧富懸殊，人人安居樂業，不， 「民主」只是保障人民可以換掉他們不滿意的領導人。民主透過制度來確立施行程序，還有法治來護航，同時有傳媒等公權監督。
可是「民主」的成熟度，其實是看人民的成熟度、素質。中國人權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拍過一部紀錄片，講述二○○五年廣州番禺太石村罷免村代表事件。片內採訪了不同年齡的村民，可見就算沒有受過正統教育的，都可講出「民主」這樣的字眼，都知道他們感到權利被侵犯時、慾求不滿時是會自發提出要求罷免領導的口號。「民主」不是空降的理念，而是最基本的人權吶喊。但村民還不懂得如何去落實與追求「民主的落實」，於是有維權律師的介入、受過較多教育的村民組織帶領等等。這是從下而上的抗爭雛型。
二○○八年秋天，在紐約，見證了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當選的歷史時刻。在紐約街頭四處遊走、在飯局之間討論政治的經驗，讓我深切體會美國百年的民主之路不是說笑的。你根本不必在Facebook、微博或其他途徑「叫人去投票」。美國人都知道自己手上一票的價值，他們只在煩惱要不要投票給奧巴馬或別人，更不用擔心出來投票或不出來投票就表示國家完蛋了，他們的孩子要被獨裁者統治了。成熟是，你不用擔心向公眾表露你與別不同的觀點（是不同的觀點而不是歪曲事實）而被謾罵「是非不分」。「民主制度」要表決的不是「對與不對」「是與非」，而是「哪個比較好、比較恰當」。民主不是一夜達成的，也不是五分鐘就可論斷、宣傳、推廣到的。民主也不關乎悲觀、樂觀、黑夜還是光明。
在我看來，普選是要爭取的方向，這是人基本權利之尊重。但「民主」在香港還要內化成一種修養，不是臨時拉票、街頭遊擊、像政治籌碼多過理念價值。背後需要個人更成熟的心智、理性思維，還有更重要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與對時代脈膊的掌握。有了這些，民主制度指日可待。紙短情長，暫時筆談至此。
P02 | 什人訪問什人 | 周日話題 | By 塵翎 2010-05-23
民主是一種修養 ——在資訊比知識快、情緒比情商快的時代之生存秘學
村上春樹《1Q84》裏，我最記得這一句， 「不要被外表騙了：這是個馬戲團一樣的世界，一切都是假裝的。不過如果你相信我，一切都可以變成真的。」
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從奧威爾到村上春樹，這是共通的真理。五月十六日之後，有些人得意了，有些人憂鬱了。寫過一首溫柔而暴烈的歌叫曾蔭權不如去死的小飛機場主腦阿P，
剛寫了一首他自言是「傷心的歌」，跟香港說再見。他比喻那是「黑色星期天」。五十七萬的投票數字，據說是偏低的。不過，在討論有沒有普選、何時有普選、民主追求等等議題前，
我想說，大家還是先看看這個世界這個時代是什麼一回事吧。在這情景底下， 「民主」是什麼？ 文塵翎
先分享個人一件小事。去年九月底，有一位香港女子因不忿購物物價差異而把她跟店員對話的短片放上YouTube，她利用這途徑作為個人申訴機制，短片內可見她咄咄逼人質問男店員，而男人則顯得處處忍讓。這女子的行為引來網民大舉討伐，短短幾天她已「被起底」，據稱名叫「趙燕萍」，她的住址、生活照，甚至校園照都經「強大人肉搜索」發布廣傳網上，有人大罵她港女云云。當然，那位「被短片示眾」的男店員之遭遇值得同情。從表面看，網民是正義化身，及時指出趙女的「不道德」申訴行為。但另一方面，她因此招來「人肉搜查式私隱大披露」、大規模謾罵與上綱上線的港女指控，她受到的心靈傷害不下於男店員。
公眾的理性思考能力
這YouTube 短片歷時不過數分鐘。我看後，希望把事件焦點帶至消費者的申訴機制上，於是在他報專欄寫了一篇〈港女地獄年代〉，在六百字篇幅內表達了對「網民把趙女等同於港女」的憂慮。原本期望讀者狠批趙女拍片操守有問題之時，也可保持理智，合理判斷。逛過菜市場都曉得，任何師奶在討價還價時嘴臉都差不多，就算再不值趙女的行為，又怎能憑這幾分鐘片段，肆意侵犯人家私隱，隨意污名「港女」並且問候人家娘親。你有多認識一個人呢？五分鐘就可了解人的一生？你是她男友嗎？家人嗎？朋友嗎？
可能我寫得還不夠簡易明白，可能我低估了公眾的理性思考能力，文章刊出後，我的個人博客被不禮貌的留言擠爆了，有讀者寫電郵到報館要求我道歉，有人在網上寫文章說「塵翎是非不分」，有人在高登討論區說要對我「人肉大搜查」等等。我最初有點震驚，後來就不理會了，也沒有再加解釋，更遑論道歉，既然提出另類觀點不被接受也無必要繼續糾纏。
既然大家還是對「港女」、「欺凌」男店員比較在乎，對香港的消費申訴機制問題不感興趣，我在文裏提出「買水果給呃秤」也活該給人罵我笨，我還需要再說什麼呢？我把網誌的惡意留言刪掉，繼續生活。
但此事使我思考， 在這網絡發達的時代，YouTube、Iphone、Facebook、微博等傳播資訊功能比我們想像中要快，許多人在使用這些新時代平台時，並不意識到這其實是一個「公開的新媒體」。任何人都可以是即時記者、達人、素人攝影師、歷史見證者、判官、公民、暴民……
難以掌控與預測的年代
在網上一分鐘隨時可能等於世上顛覆巨變的一刻，人們並不意識到個人媒體的威力。用得恰當與否、善與惡是銅幣之兩面。這是資訊比知識快，甚至資訊取代知識的年代，這是情緒比情商（EQ）來得急劇的年代，一按鈕，一上載（Upload），網上留印就是一輩子， 「塵翎是非不分」「趙XX 是港女」的信息持久度與效力隨時可能像「六四沒有死一個人」「六四沒有發生」這些信息，循環不斷慢慢就變成定案了。
這是說什麼？這是一個更難以掌控與預測的年代，這是一個更需要謹慎與沉思考的年代，如果你追求的是更長遠更穩健的公義、人權、平等與自由。
5.16 的意義，是叫我們把香港的現狀看得更清楚。
不談前景，只是把現來個誠實的檢視。
首先，我看到泛民政黨的不濟。追求普選是對的，但「五區總辭」這招數，總辭之後又是原班人馬上陣，不算是高明的策略，引來批評是必然的，再怎麼解釋都是牽強。坦白說，民主派在過去十多年來的表現，尤其在地區基層發展、新人接班方面，令人失望。在關鍵時刻仍只會推明星效應，亦對時代轉變欠缺掌握。這方面，司徒華算是看得比較通透。民主派往後應該好好檢討行動策略，先謀而後動。
但不辭都辭了，熱愛民主的香港人到最後也出來投票，除了支持候選人以外，更多是對選舉制度的支持。意思是，他們這一票是投給「民主制度」，這當中又以八十後年輕人最積極，在網上發動強大宣傳攻勢，這是最令人欣慰的一點。至於香港政府高官，帶頭不投票，明顯是向阿爺表明心的自保，但大大輸了民心，也壞了香港的民主土壤，是最該遭譴責的。
人民有權換掉領導人
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民主是什麼？大學時選修政治學，第一課，外籍教授就問這個問題，最顯淺卻最核心的答案是：人民有權換掉領導人。
這是民主的功能，或好處。但「民主」跟「民生」是不同的概念。即是說，有了民主，不代表社會必然會變富裕，不代表有了平等，社會不再貧富懸殊，人人安居樂業，不， 「民主」只是保障人民可以換掉他們不滿意的領導人。民主透過制度來確立施行程序，還有法治來護航，同時有傳媒等公權監督。
可是「民主」的成熟度，其實是看人民的成熟度、素質。中國人權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拍過一部紀錄片，講述二○○五年廣州番禺太石村罷免村代表事件。片內採訪了不同年齡的村民，可見就算沒有受過正統教育的，都可講出「民主」這樣的字眼，都知道他們感到權利被侵犯時、慾求不滿時是會自發提出要求罷免領導的口號。「民主」不是空降的理念，而是最基本的人權吶喊。但村民還不懂得如何去落實與追求「民主的落實」，於是有維權律師的介入、受過較多教育的村民組織帶領等等。這是從下而上的抗爭雛型。
二○○八年秋天，在紐約，見證了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當選的歷史時刻。在紐約街頭四處遊走、在飯局之間討論政治的經驗，讓我深切體會美國百年的民主之路不是說笑的。你根本不必在Facebook、微博或其他途徑「叫人去投票」。美國人都知道自己手上一票的價值，他們只在煩惱要不要投票給奧巴馬或別人，更不用擔心出來投票或不出來投票就表示國家完蛋了，他們的孩子要被獨裁者統治了。成熟是，你不用擔心向公眾表露你與別不同的觀點（是不同的觀點而不是歪曲事實）而被謾罵「是非不分」。「民主制度」要表決的不是「對與不對」「是與非」，而是「哪個比較好、比較恰當」。民主不是一夜達成的，也不是五分鐘就可論斷、宣傳、推廣到的。民主也不關乎悲觀、樂觀、黑夜還是光明。
在我看來，普選是要爭取的方向，這是人基本權利之尊重。但「民主」在香港還要內化成一種修養，不是臨時拉票、街頭遊擊、像政治籌碼多過理念價值。背後需要個人更成熟的心智、理性思維，還有更重要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與對時代脈膊的掌握。有了這些，民主制度指日可待。紙短情長，暫時筆談至此。
香港向左 社民連向右 訪「維園阿哥」任亮憲先生
明報
P02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By 王雅雋 2010-05-23
香港向左 社民連向右 訪「維園阿哥」任亮憲先生
四月遇見阿寥，一位曾經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如今隱沒在公務員隊伍中的八十後香港青年，
他替我惡補了一堂本地政治課。惜未有機會寫他的故事，別出此文呈君閱覽。
接到採訪任務我才聽說香港有個「維園阿哥」。一邊上網做功課，一邊打電話過去，
對答錄機說：「任生你好，我是《明報》王雅雋，想約你做個訪問，請覆我電話。」
下一分鐘他打過來，自報家門：「王小姐你好，我是任亮憲馬草泥Edward。」
我覺得這個人潛意識裏有身分危機。
文王雅雋攝影陳淑安
本地政治與個人前途
第二天上午，我見到一位比網絡視頻上看起來顯得黑了又瘦了、正患感冒傷風的任先生。他身穿利物浦隊球衣，白球鞋牛仔褲，真人比照片好看。
拍完外景回來，攝影師說： 「你們開始吧，我再拍幾個鏡頭。」他便有條有理、落落大方地和我聊起來，可見被採訪慣了。
我打斷他說： 「你不是『香港籍』的吧？」
他一怔，笑笑說： 「身分證上是。」
「護照上不是吧？你從政的話是不是要去改一下啊？」我問。
「會去改的。」他說。
「入社民連有沒有什麼儀式？譬如像交黨費什麼的？」我問。
「不用交黨費，什麼儀式也沒有，就那樣入了。」
他說。
「哦」，我笑笑說： 「對了，忘記自我介紹，我在《明報》寫愛情版，不是一個正經記者。」
「啊？」他有些意外。
換了是我，這時可能就要給人臉色看了，然而他很有氣度，鎮定自若地繼續回答我的問題。談及公投的結果令我有些朋友感到絕望，甚至打算移民，我問他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環境。
他說： 「我認為這次公投不應以成敗論，何還有政府刻意打壓的成分。我看到公投運動的積極意義：首先，這是一堂公民教育課，而且這次年輕人的投票率相對較高，可見民主在他們心中播下了種子；其次，於政黨來說，這是一次寶貴嘗試，不僅使他們實踐了公投的細節操作（比如落區的行動準備），而且給他們提出新的議題（比如如何詮釋投票率）；再者，這是喚醒市民民主意識的一次機會，我有個朋友的母親就是從這次活動中認識了公投。」
我問： 「投票率這麼低，以後不會再有變相公投的空子鑽了吧？」
他說： 「這絕不是最後一次公投。票數是比預期的少，但我認為，五十萬人的訴求也是訴求，而且這些選票的背後是撐民主的堅定分子和年輕派。其實，就算七百萬人全上街了，中共照樣可以不理你，我把公投運動理解為良知與利益的抗爭。」
我說： 「搞政治怎能寄望於人民的良知？而且你怎麼跟我學生一個口，寫論文動不動就呼籲兩聲『我們要教育年輕人』，好像從自己開始往上數的幾代人全沒指望了。」
他說： 「請容我解釋。應該這麼說，許多香港人以為自己的利益在於香港和大陸接軌，參加公投要憑個人良知，可我不這樣想。」
我說： 「願聞其詳。」
任亮憲的理想香港
他接說： 「我認為香港的利益不在與大陸接軌，而恰恰在於與大陸保持距離──要我說，深圳河再拓寬兩呎才好！香港和大陸接軌了只會變成另一個深圳，連另一個上海都算不上。你以為那些大陸人來香港買樓是貪圖香港的樓又貴又細嗎？他們看中的正是香港和大陸的距離啊！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認為福利主義才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只有實現了全民退休計劃、失業保險、行業補貼這些福利保障，人們才能安心做自己想做之事，而不需要個個為生活被迫只顧眼前，謀求短期利益。北歐國家如芬蘭瑞士，人口和香港差不多，福利就做得很好，能夠鼓勵創造力。香港曾經也是一個珠寶鐘表中心，並不僅僅是一個集散地，經濟發展的後勁不足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鼓勵創新的社會福利保障。我參加社民連不僅是因為我認同它的社會民主主義理念，而且因為它是一個行動黨。」
我說： 「提到行動，你在四月八日《壹周刊》上的幾處發言我抄來想問問你。首先，你說『溫和乖仔已不合時宜，只有抗爭才能獲勝』，那是怎樣的抗爭？怎樣的勝利？」
他說： 「抗爭分議會內外進行，我支持一切合情合理合法的行動。這個世界哪有強迫來的和諧？能說服得了我才會跟你和諧。至於勝利，分兩層解：其一、香港拿回本應有的民主，也就是基本法附一附二中所賦予的普選權利；其二、中國大陸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制度。」
我說： 「你還談及自己『重結果不重細節』，很有不擇手段的意思，看得我擔心。最近商台『十八仝人』節目被你們『香港人網』踩場，還打人家車窗被警方起訴了，有沒有這事？」
他說： 「拍打車窗被起訴的不是我們，是FM101，『香港人網』身上沒有官司。我一向主張搞運動要有勇有謀，講究『何時做何事』。」
我說： 「我看你這樣的人，應該不會說出『終極目標是入立法會』這種沒水平的蠢話吧？」
他哈哈大笑，說： 「入立法會當然不是我的終極目標，《壹周刊》寫錯了。那是我從政路上必要而關鍵的一步，二○一二如果實現不了，二○一六也肯定行了。」
我說： 「葉劉愛將陳岳鵬辭去區議員，轉去做特首辦特別助理。你怎麼看？ 會不會補選該區議員職位？」
他說： 「他見利忘義，直情係『『』飯應』啦！最後一年都等唔及做埋好好睇睇，比某些人批評的何姨姨（何秀蘭）仲衰！這樣過橋抽板，根本不是有心服務市民。我會參加補選區議員。」
我說： 「那二○一二你要到立法會去了，不是也做不完兩年區議員嗎？」
他說： 「可以做雙料議員嘛。不過到時候可能就要全職做議員了。」
難得少年狂
讀者從上文或許已經看出，我不僅對政壇政治相當白癡，對政治人物（哪怕目前還只是個薯仔的政治人物）亦不存好感。任亮憲今年三十一歲，他使我想起我的幾個年紀相若的朋友。
有一個大陸朋友，是局長公子，年紀輕輕已任地方要職，有志進入中央政治局，偶爾托我從香港帶「明鏡出版社」那些揭密中央要員背景的書給他看。他和任一樣，是一個聰明、英俊、有家庭背景和政治抱負的年輕人，同樣地睡眠不足，可他是因為晚晚忙於應酬人際關係。我常開玩笑說，他雖然人還在地方，但官腔已到達中央水平了。
阿寥是一個有過政治抱負的香港社運青年，他的政治知識和頭腦令我佩服，而只比任小一歲。可是他有來自家庭的經濟負擔，香港唯一能夠給他一份體面收入的政黨是民建聯，由是他乾脆加入政府，用當公務員來「洗（社運的）底」，從此只遠遠憑弔那一段崢嶸歲月，向一個寫愛情版的陌生人訴說他對民主的渴望。
至於我其他那些所謂「三十而立」的大陸和香港朋友：結婚的、離婚的、轉工的、供樓的──總逃不出「營營役役」四字，看得我膽顫心寒。
任亮憲是個狂人。他從十六歲起一面上學一面在銀行兼職，如今做到公司董事，全憑一己實力和個性。他○四年回港工作，此後每年香港的大型民主集會都有他，卻是直到去年十二月偶然在維園《城市論壇》發言才意外地脫穎而出出類拔萃。他固然還沒有換回特區護照，可現今在香港話事的，有幾個持特區護照？那拿特區護照的，又有幾個能為香港做主？
任亮憲本來在金融界撈得好好，沒打算從政，這下一發而不可收，亦不想收。他才進社民連，已經敢對我說： 「縱觀歷史，所有左派的出路都是向右移，我要帶領社民連向右移。」他還覺得香港社會太右了，需要向左移一點。
我為了看看這個人將如何帶領香港向左、社民連向右，決定二○一二去投他一票。反正，不行就再去投票把他換了──這，就是我對民主的一點粗淺認識。
問王雅雋
「星期日談情」版主筆，每周談情論性，嚮往民主但政治冷感。
答任亮憲
alais 馬草泥。近月在「城市論壇」出沒，經常引發台上台下罵戰，被喻為「維園阿哥」，近日傳出有意參政。
P02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By 王雅雋 2010-05-23
香港向左 社民連向右 訪「維園阿哥」任亮憲先生
四月遇見阿寥，一位曾經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如今隱沒在公務員隊伍中的八十後香港青年，
他替我惡補了一堂本地政治課。惜未有機會寫他的故事，別出此文呈君閱覽。
接到採訪任務我才聽說香港有個「維園阿哥」。一邊上網做功課，一邊打電話過去，
對答錄機說：「任生你好，我是《明報》王雅雋，想約你做個訪問，請覆我電話。」
下一分鐘他打過來，自報家門：「王小姐你好，我是任亮憲馬草泥Edward。」
我覺得這個人潛意識裏有身分危機。
文王雅雋攝影陳淑安
本地政治與個人前途
第二天上午，我見到一位比網絡視頻上看起來顯得黑了又瘦了、正患感冒傷風的任先生。他身穿利物浦隊球衣，白球鞋牛仔褲，真人比照片好看。
拍完外景回來，攝影師說： 「你們開始吧，我再拍幾個鏡頭。」他便有條有理、落落大方地和我聊起來，可見被採訪慣了。
我打斷他說： 「你不是『香港籍』的吧？」
他一怔，笑笑說： 「身分證上是。」
「護照上不是吧？你從政的話是不是要去改一下啊？」我問。
「會去改的。」他說。
「入社民連有沒有什麼儀式？譬如像交黨費什麼的？」我問。
「不用交黨費，什麼儀式也沒有，就那樣入了。」
他說。
「哦」，我笑笑說： 「對了，忘記自我介紹，我在《明報》寫愛情版，不是一個正經記者。」
「啊？」他有些意外。
換了是我，這時可能就要給人臉色看了，然而他很有氣度，鎮定自若地繼續回答我的問題。談及公投的結果令我有些朋友感到絕望，甚至打算移民，我問他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環境。
他說： 「我認為這次公投不應以成敗論，何還有政府刻意打壓的成分。我看到公投運動的積極意義：首先，這是一堂公民教育課，而且這次年輕人的投票率相對較高，可見民主在他們心中播下了種子；其次，於政黨來說，這是一次寶貴嘗試，不僅使他們實踐了公投的細節操作（比如落區的行動準備），而且給他們提出新的議題（比如如何詮釋投票率）；再者，這是喚醒市民民主意識的一次機會，我有個朋友的母親就是從這次活動中認識了公投。」
我問： 「投票率這麼低，以後不會再有變相公投的空子鑽了吧？」
他說： 「這絕不是最後一次公投。票數是比預期的少，但我認為，五十萬人的訴求也是訴求，而且這些選票的背後是撐民主的堅定分子和年輕派。其實，就算七百萬人全上街了，中共照樣可以不理你，我把公投運動理解為良知與利益的抗爭。」
我說： 「搞政治怎能寄望於人民的良知？而且你怎麼跟我學生一個口，寫論文動不動就呼籲兩聲『我們要教育年輕人』，好像從自己開始往上數的幾代人全沒指望了。」
他說： 「請容我解釋。應該這麼說，許多香港人以為自己的利益在於香港和大陸接軌，參加公投要憑個人良知，可我不這樣想。」
我說： 「願聞其詳。」
任亮憲的理想香港
他接說： 「我認為香港的利益不在與大陸接軌，而恰恰在於與大陸保持距離──要我說，深圳河再拓寬兩呎才好！香港和大陸接軌了只會變成另一個深圳，連另一個上海都算不上。你以為那些大陸人來香港買樓是貪圖香港的樓又貴又細嗎？他們看中的正是香港和大陸的距離啊！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認為福利主義才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只有實現了全民退休計劃、失業保險、行業補貼這些福利保障，人們才能安心做自己想做之事，而不需要個個為生活被迫只顧眼前，謀求短期利益。北歐國家如芬蘭瑞士，人口和香港差不多，福利就做得很好，能夠鼓勵創造力。香港曾經也是一個珠寶鐘表中心，並不僅僅是一個集散地，經濟發展的後勁不足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鼓勵創新的社會福利保障。我參加社民連不僅是因為我認同它的社會民主主義理念，而且因為它是一個行動黨。」
我說： 「提到行動，你在四月八日《壹周刊》上的幾處發言我抄來想問問你。首先，你說『溫和乖仔已不合時宜，只有抗爭才能獲勝』，那是怎樣的抗爭？怎樣的勝利？」
他說： 「抗爭分議會內外進行，我支持一切合情合理合法的行動。這個世界哪有強迫來的和諧？能說服得了我才會跟你和諧。至於勝利，分兩層解：其一、香港拿回本應有的民主，也就是基本法附一附二中所賦予的普選權利；其二、中國大陸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制度。」
我說： 「你還談及自己『重結果不重細節』，很有不擇手段的意思，看得我擔心。最近商台『十八仝人』節目被你們『香港人網』踩場，還打人家車窗被警方起訴了，有沒有這事？」
他說： 「拍打車窗被起訴的不是我們，是FM101，『香港人網』身上沒有官司。我一向主張搞運動要有勇有謀，講究『何時做何事』。」
我說： 「我看你這樣的人，應該不會說出『終極目標是入立法會』這種沒水平的蠢話吧？」
他哈哈大笑，說： 「入立法會當然不是我的終極目標，《壹周刊》寫錯了。那是我從政路上必要而關鍵的一步，二○一二如果實現不了，二○一六也肯定行了。」
我說： 「葉劉愛將陳岳鵬辭去區議員，轉去做特首辦特別助理。你怎麼看？ 會不會補選該區議員職位？」
他說： 「他見利忘義，直情係『『』飯應』啦！最後一年都等唔及做埋好好睇睇，比某些人批評的何姨姨（何秀蘭）仲衰！這樣過橋抽板，根本不是有心服務市民。我會參加補選區議員。」
我說： 「那二○一二你要到立法會去了，不是也做不完兩年區議員嗎？」
他說： 「可以做雙料議員嘛。不過到時候可能就要全職做議員了。」
難得少年狂
讀者從上文或許已經看出，我不僅對政壇政治相當白癡，對政治人物（哪怕目前還只是個薯仔的政治人物）亦不存好感。任亮憲今年三十一歲，他使我想起我的幾個年紀相若的朋友。
有一個大陸朋友，是局長公子，年紀輕輕已任地方要職，有志進入中央政治局，偶爾托我從香港帶「明鏡出版社」那些揭密中央要員背景的書給他看。他和任一樣，是一個聰明、英俊、有家庭背景和政治抱負的年輕人，同樣地睡眠不足，可他是因為晚晚忙於應酬人際關係。我常開玩笑說，他雖然人還在地方，但官腔已到達中央水平了。
阿寥是一個有過政治抱負的香港社運青年，他的政治知識和頭腦令我佩服，而只比任小一歲。可是他有來自家庭的經濟負擔，香港唯一能夠給他一份體面收入的政黨是民建聯，由是他乾脆加入政府，用當公務員來「洗（社運的）底」，從此只遠遠憑弔那一段崢嶸歲月，向一個寫愛情版的陌生人訴說他對民主的渴望。
至於我其他那些所謂「三十而立」的大陸和香港朋友：結婚的、離婚的、轉工的、供樓的──總逃不出「營營役役」四字，看得我膽顫心寒。
任亮憲是個狂人。他從十六歲起一面上學一面在銀行兼職，如今做到公司董事，全憑一己實力和個性。他○四年回港工作，此後每年香港的大型民主集會都有他，卻是直到去年十二月偶然在維園《城市論壇》發言才意外地脫穎而出出類拔萃。他固然還沒有換回特區護照，可現今在香港話事的，有幾個持特區護照？那拿特區護照的，又有幾個能為香港做主？
任亮憲本來在金融界撈得好好，沒打算從政，這下一發而不可收，亦不想收。他才進社民連，已經敢對我說： 「縱觀歷史，所有左派的出路都是向右移，我要帶領社民連向右移。」他還覺得香港社會太右了，需要向左移一點。
我為了看看這個人將如何帶領香港向左、社民連向右，決定二○一二去投他一票。反正，不行就再去投票把他換了──這，就是我對民主的一點粗淺認識。
問王雅雋
「星期日談情」版主筆，每周談情論性，嚮往民主但政治冷感。
答任亮憲
alais 馬草泥。近月在「城市論壇」出沒，經常引發台上台下罵戰，被喻為「維園阿哥」，近日傳出有意參政。
從殖民到犬儒： 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明報
P04 | 重寫香港 | By 許寶強 2010-05-23
從殖民到犬儒： 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五區變相公投過後，一如預料，同一結果，各自表述。比較有趣的是政府對低投票率的「欣喜」，恐怕會令負責公民教育的老師，有點不知所措。如果因為有人認為「選舉並不必要」，負責推動選舉的政府就可理直氣壯暗示市民不應投票，那麼日後面對學生以「選舉（或其他事項）並不必要」為理由，拒絕行使公民權利和肩負公民責任時，教育工作者又能如何認真地推動公民教育？這樣公然玩假地安排補選，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或許並不多見，但回顧香港歷史，由政府推動的各種政策，其實是充滿了類似的犬儒作風。教育正是一例。值得慶幸的是，面對政務司長在學校的公關表演，我們仍然有勇敢的教師願意直面國王的新衣，向成為學生「反面教材」的犬儒政客討回點公道。
文許寶強
香港中學校長會早前對486 家中學的調查指出，六成半學校認為新高中課程中最難教是通識科，教育局的回應是：已向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支援」，言下之意似乎是： 「我們已做好份工」。當教師在教育局「多元化的支援」下仍對課程內容過多和考評指引缺乏表達憂慮時，教育局這種「牛頭唔搭馬嘴」的「對話」，究竟反映一個怎樣的香港教育故事？
據研究香港教育歷史的學者考察，教育目標和實際的教與學行動經常割裂，很可能正是香港學校教育過去以至現在真正發生的故事。
辦「教育」還是做「當局」？挪用齊澤克（S. Zizek）有關犬儒說法，教育改革也許從來就與「教育」無關：重點不在於「教育」，而是告訴公眾我們正在「改革」；或像魯迅當年批評民國時期軍閥政府的「教育當局」，也非要辦「教育」，而只是想做「當局」。於是，官員、教師和學校其實都並非在促成學生學會八大範疇、九種技能、多樣價值，而是把精力投放於製造或應付「改革」和「當局」的種種壓力，以及滿足家長望子女成龍化鳳的願望。因此，要明白教育界的「牛頭唔搭馬嘴」，或想理解官員、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在香港的學校流程中都在幹些什麼事情，需要首先放下漂亮的教改修辭和「打好份工」式的空洞言詞，認真分析本地的社會脈絡，以至整個殖民歷史的過程。
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陸鴻基教授的《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下稱《故事》），是一本我樂於推薦給學校師生的有關香港教育歷史的簡潔讀本。《故事》從200 多年前的清代開始，一直訴說至電腦時代的本土教育。在這兩百多年的時空，發生的並不是教育愈來愈現代、愈來愈進步的典型官方線性事，而是呈現出一個複雜多樣的歷程。我們在當中看到的，並非全是「落後」「野蠻」的私塾教育——體罰、教條、背誦——如何封建愚昧地扼殺學生，而是同時兼有「不少好處」：除了不需昂貴的學校設備外，師生關係也較親密，加上沒有統一固定的課程，老師可以彈性地因材施教，這跟當代教育中的「家校」（homeschooling） 、另類學校（alternative schools）和小班教學，不是也有相通之處嗎？
《故事》指出，今天我們熟悉的學校體系，並不是英殖民政府從大不列顛移植過來的，而主要是結合了英國工業革命後的新興教育理念和中國的私塾教育傳統，產生出一種「有香港特色」的學校體系，當中傳教士與慈善團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對19 世紀的港英殖民政府來說，投資於學校教育主要是為了培育為數不多、能作為中英貿易橋樑的雙語人材，而非希望同化所有華人；而對傳教士與慈善團體來說，辦學則是為了宏揚宗教或慈善團體的理念和價值觀，好讓學生按照它們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象成長。儘管在實踐上，這些由政府、宗教或慈善團體開辦的學校，在社會的功利脈絡下，很可能仍然是以學生的考試和升學作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
如果說當代的「積極不干預」只是香港新自由主義力量所建構的神話，那麼19 世紀的港英殖民教育政策，卻弔詭地更接近「自由放任」的實。《故事》指出，要到了20 世紀初，香港才出現大英帝國首項「規定一個地方的全部學校都需要向政府登記」的法規；然而，這項在1913 年訂定的《教育法例》，仍然不大干涉私塾的教與學，相對於今天教育局對所有中小學課程的全面規管，殖民時代早期的學校確實自主得多。
根據陸鴻基的研究，在戰前仍然擁有最多學生的私塾，於戰後各類辦學團體所推動的新式中小學急促擴展下，漸被淘汰。這些新式的補助/津貼學校，由基督或天主教主辦的佔了一半以上，導致20 世紀50 至70 年代由政府資助的中學學生，約一半是從這些教會學校畢業的，當中更有不少學生入教，因此「七十年代香港新中產階級的興起，與教會辦學的關係，可說相當密切的」。參與辦學的，還包括佛道等其他宗教、慈善、社區、同鄉會、校友會、工商和政治團體；師資培訓則主要由二戰前後開辦的三家師範學院負責，在50 至60 年代提供一年制課程、70 至80 年代改為兩年制，到了80 年代，在香港的小學任教的，差不多都是師範畢業的文憑教師。然而，一至兩年的訓練，恐怕難以讓準教師們植下深厚的教育理念和學科知識；再加上學校的工作流程也不特別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不斷深化理念和知識，造就了學校流程容易與「教育」脫節的環境。
從殖民到犬儒
陸鴻基指出，考試主導的金字塔學制，再加上「一套與現代社會和經濟無甚關係的學術科目」，以及由來已久的功利教育目標，使香港在戰後特別20 世紀60、70 年代逐漸建立起來的現代學校體系，仍然像科舉時代的教育一樣，主要是以升學和求職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官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共識，就是入學基本是為了提升地位、改善生計；德智體群美的追求，要麼只是極之次要的點綴，不然就是虛偽的修辭，這也埋藏今天瀰漫於教育界的犬儒根苗。於是，影響百多萬師生、百多二百萬家長、佔公共支出最大項的教育（約佔政府開支的20%），不僅沒有發展出清晰而連貫的教育理念，也缺乏全盤規劃扣連，提供的僅是學生的職前培訓，而且更是與社會所需的專業技能無關的課程內容，剩下的只是類工廠的服從紀律訓練。
20 世紀70、80 年代官方宣傳的教育目標，與現實學校中強調的工業紀律（如準時遵命）、個人競爭和精英教育，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加上政府或公營機構，都以官方的「總薪級表」作參考，令學歷與薪酬基本掛，更強化了求學就是求分數的功利心態。如果不去觸動這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教育體制，要求學生愉快學習、建構知識，所能產生的效果，恐怕只能是強化犬儒的泛濫。
等待只想「做好份工」的教育「當局」能帶領師生改造學校體制，自然有點不切實際。缺乏遠景的殖民政府慣於頭痛醫腳，也就是Paul Morris 和Ian Scott 用來形容香港殖民政府教育規劃的象徵性政策（symbolic policy）——不大認真地訂定和推行官方的教育目標， 只想「打好份工」，關鍵詞是「可操作性」和「準時交差」。筆者近年碰到的一些課程發展案例，正好印證教育「當局」的犬儒。第一個案例是一個負責統籌以批判思考為教育目標的課程的教育「當局」要員，在一個半公開的場合，面對大學教師對課程缺乏連貫學理的質疑時，作出這樣的回答：你知道我們要照顧的利益和意見很多，不易處理，因此當人家從左面批評我們時，我們自然跑到右面；而當批評來自右面，我們只好跑到左邊，潛台詞是：請體諒我們沒辦法搞一個在學理上統一而連貫的課程。另一個例子是在一個課程諮詢會議中，與會者談了兩三個小時後，主持會議的「當局」人員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明天要交功課，拜託快一點好嗎？第三個例子是在另外一個課程諮詢委員會會議上，我要求不應在沒有參考文件的狀下討論某一事項，但一個委員半開玩笑地回應：這不是更好嗎，不用看文件，反正發給我我也是不看的。在這樣的犬儒心態下製作新的課程，出現內容太廣、指引不清等問題，正如《少林足球》中的「汽車維修員」所說，應該是「好合理」和「好合邏輯」的。
缺乏遠景打好份工
這種缺乏遠景、打好份工的玩假作法，其實早已貫徹於整個殖民時代。殖民初期港英政府無心建立一完整的學校體制自然短視，到了20 世紀70 年代「當局」提前推行初中義務教育，依據的也並非是普及教育的理念，而是為了回應歐洲其他國家指摘香港剝削童工並要求抵制港貨，因此才順水推舟。以中國歷史科課程為例，Vickers 等學者認為，香港的中學歷史科並非是殖民官員依據殖民者的價值觀製造出來的，而更多只是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考量：嘗試避免政治爭拗，又想迴避使用大陸課本，於是便與本地的中史科社群（大學學者、教師、出版商）合作，打造出的一個漢族中心、單一及去政治化的課程。倘如陸鴻基所說， 「70 年代的公民社會是戰後本地教育體系的成果」，那麼，本地教育體系的轉變，也可看作為70 年代出現一連串的師生抗爭（中文運動、小學教師罷課、金禧事件）的後果。這些醞讓於60 年代、帶點反殖意識的師生抗爭，確曾令「當局」稍作讓步，政策較前開放。然而，新興的本土反對力量，隨後也逐漸被政府吸納，成為諮詢體制的一部分。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指出，由壓力團體轉化為工會政黨，這些過去的抗爭主體、當下的香港主要工會或政黨的教育綱領，也並非是建基於連貫的教育理念，而是充滿了零散和短視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色彩。
我們或可以說，現今瀰漫於教育界的犬儒主義，在殖民年代已種下了因。不同的是，早期殖民政府的無為而治，干涉本土教育的力度和範圍既不深也不廣，因而顯得沒那麼虛偽；相反，在20 世紀，特別是戰後逐漸統一了學制和課程後，教育「當局」的管控變得無遠弗屆，全港兒童家長都被納入學校系統，加上傳媒的普及以至公關spin 的盛行，於是漂亮的教育目標與實際的踐行的差距，以至象徵性政策所產生的犬儒效果，自然特別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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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犬儒回到狗智
歷史上的「狗智」（kynicism）與當代的「犬儒」（cynicism）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東西。kynic 的意思是以狗的智慧而活，而要活得像一條狗，就得不說謊、不作政治裝扮、想吃就吃、要排泄就排泄，拒絕不必要的社會規範，拿掉一切虛偽的面具，直面問題、認真求解、自然誠實。相反，當代的「犬儒」則把主動樂觀和充滿生命力的「狗智」，轉化成被動悲觀與認命虛無，即使同樣看透世情的虛偽，但仍然假裝戴上面具的狀態才是真理。狗智精神是積極的，犬儒心態則是消極的。
狗智積極誠實認真
香港的教育故事，是否印證了來自民間的「狗智」日益消亡、帶中產味道的犬儒逐漸抬頭的歷程？能夠克服犬儒的，是否就是重新追尋一種帶狗智味道的誠實和認真？
必須指出的是，強調直面問題的「狗智的認真」，並非等同倡議無時無刻地工作、事無大小都同樣操心賣力，而是追求以最簡約和省力的方法，放棄浪費精神力氣於無聊的妝扮，直達生活的最終目的。亞歷山大大帝碰見古希臘的狗智第奧根尼（Diogenes）時，後者正躺在街上曬太陽，大帝問他，你要什麼我也可以答應你，第奧根尼回答： 「不要檔我曬太陽！」——這，就是一種狗智的認真。
P04 | 重寫香港 | By 許寶強 2010-05-23
從殖民到犬儒： 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五區變相公投過後，一如預料，同一結果，各自表述。比較有趣的是政府對低投票率的「欣喜」，恐怕會令負責公民教育的老師，有點不知所措。如果因為有人認為「選舉並不必要」，負責推動選舉的政府就可理直氣壯暗示市民不應投票，那麼日後面對學生以「選舉（或其他事項）並不必要」為理由，拒絕行使公民權利和肩負公民責任時，教育工作者又能如何認真地推動公民教育？這樣公然玩假地安排補選，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或許並不多見，但回顧香港歷史，由政府推動的各種政策，其實是充滿了類似的犬儒作風。教育正是一例。值得慶幸的是，面對政務司長在學校的公關表演，我們仍然有勇敢的教師願意直面國王的新衣，向成為學生「反面教材」的犬儒政客討回點公道。
文許寶強
香港中學校長會早前對486 家中學的調查指出，六成半學校認為新高中課程中最難教是通識科，教育局的回應是：已向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支援」，言下之意似乎是： 「我們已做好份工」。當教師在教育局「多元化的支援」下仍對課程內容過多和考評指引缺乏表達憂慮時，教育局這種「牛頭唔搭馬嘴」的「對話」，究竟反映一個怎樣的香港教育故事？
據研究香港教育歷史的學者考察，教育目標和實際的教與學行動經常割裂，很可能正是香港學校教育過去以至現在真正發生的故事。
辦「教育」還是做「當局」？挪用齊澤克（S. Zizek）有關犬儒說法，教育改革也許從來就與「教育」無關：重點不在於「教育」，而是告訴公眾我們正在「改革」；或像魯迅當年批評民國時期軍閥政府的「教育當局」，也非要辦「教育」，而只是想做「當局」。於是，官員、教師和學校其實都並非在促成學生學會八大範疇、九種技能、多樣價值，而是把精力投放於製造或應付「改革」和「當局」的種種壓力，以及滿足家長望子女成龍化鳳的願望。因此，要明白教育界的「牛頭唔搭馬嘴」，或想理解官員、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在香港的學校流程中都在幹些什麼事情，需要首先放下漂亮的教改修辭和「打好份工」式的空洞言詞，認真分析本地的社會脈絡，以至整個殖民歷史的過程。
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陸鴻基教授的《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下稱《故事》），是一本我樂於推薦給學校師生的有關香港教育歷史的簡潔讀本。《故事》從200 多年前的清代開始，一直訴說至電腦時代的本土教育。在這兩百多年的時空，發生的並不是教育愈來愈現代、愈來愈進步的典型官方線性事，而是呈現出一個複雜多樣的歷程。我們在當中看到的，並非全是「落後」「野蠻」的私塾教育——體罰、教條、背誦——如何封建愚昧地扼殺學生，而是同時兼有「不少好處」：除了不需昂貴的學校設備外，師生關係也較親密，加上沒有統一固定的課程，老師可以彈性地因材施教，這跟當代教育中的「家校」（homeschooling） 、另類學校（alternative schools）和小班教學，不是也有相通之處嗎？
《故事》指出，今天我們熟悉的學校體系，並不是英殖民政府從大不列顛移植過來的，而主要是結合了英國工業革命後的新興教育理念和中國的私塾教育傳統，產生出一種「有香港特色」的學校體系，當中傳教士與慈善團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對19 世紀的港英殖民政府來說，投資於學校教育主要是為了培育為數不多、能作為中英貿易橋樑的雙語人材，而非希望同化所有華人；而對傳教士與慈善團體來說，辦學則是為了宏揚宗教或慈善團體的理念和價值觀，好讓學生按照它們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象成長。儘管在實踐上，這些由政府、宗教或慈善團體開辦的學校，在社會的功利脈絡下，很可能仍然是以學生的考試和升學作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
如果說當代的「積極不干預」只是香港新自由主義力量所建構的神話，那麼19 世紀的港英殖民教育政策，卻弔詭地更接近「自由放任」的實。《故事》指出，要到了20 世紀初，香港才出現大英帝國首項「規定一個地方的全部學校都需要向政府登記」的法規；然而，這項在1913 年訂定的《教育法例》，仍然不大干涉私塾的教與學，相對於今天教育局對所有中小學課程的全面規管，殖民時代早期的學校確實自主得多。
根據陸鴻基的研究，在戰前仍然擁有最多學生的私塾，於戰後各類辦學團體所推動的新式中小學急促擴展下，漸被淘汰。這些新式的補助/津貼學校，由基督或天主教主辦的佔了一半以上，導致20 世紀50 至70 年代由政府資助的中學學生，約一半是從這些教會學校畢業的，當中更有不少學生入教，因此「七十年代香港新中產階級的興起，與教會辦學的關係，可說相當密切的」。參與辦學的，還包括佛道等其他宗教、慈善、社區、同鄉會、校友會、工商和政治團體；師資培訓則主要由二戰前後開辦的三家師範學院負責，在50 至60 年代提供一年制課程、70 至80 年代改為兩年制，到了80 年代，在香港的小學任教的，差不多都是師範畢業的文憑教師。然而，一至兩年的訓練，恐怕難以讓準教師們植下深厚的教育理念和學科知識；再加上學校的工作流程也不特別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不斷深化理念和知識，造就了學校流程容易與「教育」脫節的環境。
從殖民到犬儒
陸鴻基指出，考試主導的金字塔學制，再加上「一套與現代社會和經濟無甚關係的學術科目」，以及由來已久的功利教育目標，使香港在戰後特別20 世紀60、70 年代逐漸建立起來的現代學校體系，仍然像科舉時代的教育一樣，主要是以升學和求職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官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共識，就是入學基本是為了提升地位、改善生計；德智體群美的追求，要麼只是極之次要的點綴，不然就是虛偽的修辭，這也埋藏今天瀰漫於教育界的犬儒根苗。於是，影響百多萬師生、百多二百萬家長、佔公共支出最大項的教育（約佔政府開支的20%），不僅沒有發展出清晰而連貫的教育理念，也缺乏全盤規劃扣連，提供的僅是學生的職前培訓，而且更是與社會所需的專業技能無關的課程內容，剩下的只是類工廠的服從紀律訓練。
20 世紀70、80 年代官方宣傳的教育目標，與現實學校中強調的工業紀律（如準時遵命）、個人競爭和精英教育，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加上政府或公營機構，都以官方的「總薪級表」作參考，令學歷與薪酬基本掛，更強化了求學就是求分數的功利心態。如果不去觸動這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教育體制，要求學生愉快學習、建構知識，所能產生的效果，恐怕只能是強化犬儒的泛濫。
等待只想「做好份工」的教育「當局」能帶領師生改造學校體制，自然有點不切實際。缺乏遠景的殖民政府慣於頭痛醫腳，也就是Paul Morris 和Ian Scott 用來形容香港殖民政府教育規劃的象徵性政策（symbolic policy）——不大認真地訂定和推行官方的教育目標， 只想「打好份工」，關鍵詞是「可操作性」和「準時交差」。筆者近年碰到的一些課程發展案例，正好印證教育「當局」的犬儒。第一個案例是一個負責統籌以批判思考為教育目標的課程的教育「當局」要員，在一個半公開的場合，面對大學教師對課程缺乏連貫學理的質疑時，作出這樣的回答：你知道我們要照顧的利益和意見很多，不易處理，因此當人家從左面批評我們時，我們自然跑到右面；而當批評來自右面，我們只好跑到左邊，潛台詞是：請體諒我們沒辦法搞一個在學理上統一而連貫的課程。另一個例子是在一個課程諮詢會議中，與會者談了兩三個小時後，主持會議的「當局」人員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明天要交功課，拜託快一點好嗎？第三個例子是在另外一個課程諮詢委員會會議上，我要求不應在沒有參考文件的狀下討論某一事項，但一個委員半開玩笑地回應：這不是更好嗎，不用看文件，反正發給我我也是不看的。在這樣的犬儒心態下製作新的課程，出現內容太廣、指引不清等問題，正如《少林足球》中的「汽車維修員」所說，應該是「好合理」和「好合邏輯」的。
缺乏遠景打好份工
這種缺乏遠景、打好份工的玩假作法，其實早已貫徹於整個殖民時代。殖民初期港英政府無心建立一完整的學校體制自然短視，到了20 世紀70 年代「當局」提前推行初中義務教育，依據的也並非是普及教育的理念，而是為了回應歐洲其他國家指摘香港剝削童工並要求抵制港貨，因此才順水推舟。以中國歷史科課程為例，Vickers 等學者認為，香港的中學歷史科並非是殖民官員依據殖民者的價值觀製造出來的，而更多只是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考量：嘗試避免政治爭拗，又想迴避使用大陸課本，於是便與本地的中史科社群（大學學者、教師、出版商）合作，打造出的一個漢族中心、單一及去政治化的課程。倘如陸鴻基所說， 「70 年代的公民社會是戰後本地教育體系的成果」，那麼，本地教育體系的轉變，也可看作為70 年代出現一連串的師生抗爭（中文運動、小學教師罷課、金禧事件）的後果。這些醞讓於60 年代、帶點反殖意識的師生抗爭，確曾令「當局」稍作讓步，政策較前開放。然而，新興的本土反對力量，隨後也逐漸被政府吸納，成為諮詢體制的一部分。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指出，由壓力團體轉化為工會政黨，這些過去的抗爭主體、當下的香港主要工會或政黨的教育綱領，也並非是建基於連貫的教育理念，而是充滿了零散和短視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色彩。
我們或可以說，現今瀰漫於教育界的犬儒主義，在殖民年代已種下了因。不同的是，早期殖民政府的無為而治，干涉本土教育的力度和範圍既不深也不廣，因而顯得沒那麼虛偽；相反，在20 世紀，特別是戰後逐漸統一了學制和課程後，教育「當局」的管控變得無遠弗屆，全港兒童家長都被納入學校系統，加上傳媒的普及以至公關spin 的盛行，於是漂亮的教育目標與實際的踐行的差距，以至象徵性政策所產生的犬儒效果，自然特別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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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犬儒回到狗智
歷史上的「狗智」（kynicism）與當代的「犬儒」（cynicism）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東西。kynic 的意思是以狗的智慧而活，而要活得像一條狗，就得不說謊、不作政治裝扮、想吃就吃、要排泄就排泄，拒絕不必要的社會規範，拿掉一切虛偽的面具，直面問題、認真求解、自然誠實。相反，當代的「犬儒」則把主動樂觀和充滿生命力的「狗智」，轉化成被動悲觀與認命虛無，即使同樣看透世情的虛偽，但仍然假裝戴上面具的狀態才是真理。狗智精神是積極的，犬儒心態則是消極的。
狗智積極誠實認真
香港的教育故事，是否印證了來自民間的「狗智」日益消亡、帶中產味道的犬儒逐漸抬頭的歷程？能夠克服犬儒的，是否就是重新追尋一種帶狗智味道的誠實和認真？
必須指出的是，強調直面問題的「狗智的認真」，並非等同倡議無時無刻地工作、事無大小都同樣操心賣力，而是追求以最簡約和省力的方法，放棄浪費精神力氣於無聊的妝扮，直達生活的最終目的。亞歷山大大帝碰見古希臘的狗智第奧根尼（Diogenes）時，後者正躺在街上曬太陽，大帝問他，你要什麼我也可以答應你，第奧根尼回答： 「不要檔我曬太陽！」——這，就是一種狗智的認真。
中南海諸君， 笑到碌地
明報
P03 | 安裕周記 | 周日話題 | By 高思樂 2010-05-23
中南海諸君， 笑到碌地
曾蔭權使出一招離間計，公投派由輸變贏，再次印證壞孩子有糖吃的理論，民主黨旋即被打為親共政黨。一次又一次被出賣，民主黨卻依舊堅持與中央對話，繼續選擇相信，只有對話才可爭取民主。
回看在大英帝國那邊，克萊格贏出了，雖然當不了首相，但贏來了造王者的地位，因選民的授權，迫使保守黨承諾就選舉制度推行公投，把單議席單票改為比例代表制。說來奇怪，挾選民授權，就政制推行公投，克萊格不會被英國人指摘為出賣國家、搞亂檔、太激進嗎？為什麼克萊格不與保守黨坐下來，溫和、理性地討論，循序漸進的，凝聚各方的共識？搞公投，這個表面上西裝骨骨的英國佬，滿口優雅的番文，但骨子裏，太激進了，太不優雅了。
南非為例「抗爭不是辦法」
在地球的另一端的香江小島，情很不同。公投這種激進之事，社會是不接受的。反對公投的、堅持對話才有民主的，提出了一個美麗動人的理論，搏得了不少人的認同。
遠在地球另一邊，有一個地方，叫南非，她爭取民主的歷程，不是靠革命，而是靠對話。白人政府知道，繼續獨裁統治、隔離黑人，將無止境地面對黑人的抗爭及國際的制裁，黑人領袖也知道，自己的實力根本不足以把白人政府趕走，即使繼續行暴力抗爭，把白人都殺光，南非反而變回蠻荒落後的前現代社會。他們知道，抗爭不是辦法。於是，黑人中的溫和派，頂住了黑人中的激進派的壓力，與白人政府裏的開明派進行談判；白人政府中的開明派，同樣要頂住政府內激進派的壓力，與黑人展開了對話、互動。就是這樣，白人與黑人的溫和派互相結盟，南非最終能演變為民主開放的社會。
這幅美麗的圖畫，就是香港民主派溫和派抗拒公投，堅持走「理性、溫和」道路的理論依據。搞激進，沒可能成功，因此，要溫和，理性，與中央的溫和派結盟。他們相信，中央真的有溫和派，這些溫和派又真的會與他們對話，這些對話又是真的，因此，他們甘願頂激進派的壓力，拒絕公投。
這是什麼道理？
中共不是蠢蛋，他們都識字，會看香港報章，中文英文也懂，也知道有地球有一角叫南非，也熟知該處的民主抗爭策略與歷史。如果中共見到香港的民主派在報章傳媒上宣之於口，公開交待自己的策略，承認自己力量不足，搞遊行無人參與，搞對抗硬不起來，唯有走溫和路線，希望與中央的溫和派結盟。你是中央，你會怎樣做？
搞政治，搞鬥爭，是敵我對陣、水火不容的事；講策略，從來都是只做不說，對方只能從己方的舉動，推測背後的動機。己方的策略、最終目標，從來都不會主動揭開。與極權對抗，嘗試與極權者的溫和派結盟，根本就是一個欺騙的過程，希望對方中計，因此，只能做，不能說。偏偏，溫和民主派卻把底牌也揭出來，未做，先說；先示弱，再談判。
如果中共知道香港民主派硬不起來，最簡單的方法，也就是找人扮作開明派，走到溫和民主派的陣營，扮作溝通，然後力說他們不要搞公投，不要對抗，與激進派保持距離，民主自然會到來。特使力陳急進改革有礙國家政治開明改革大事，力陳循序漸進可與中共內部溫和力量裏應外合，和風細雨，娓娓道來，聽在心裏，暖在心頭。
天下間哪有這麼蠢的事
溫和民主派窮了一生的力量，希望推動民主，朝思暮想，終於等到聖上賢君，派來特使，你忍辱負重，大事將可成。眼見奮鬥廿多年的目標有望達成，豈容那公投破壞大事。
如是這般，就有人相信，與一個國力崛起、頤指氣使的政權「對話」，就可以爭取民主。
我不明白，為何天下間哪有這麼蠢、這麼天真的事？
世界上哪有人在搞推翻獨裁政權的大業時，卻同一時間告訴對方：喂，我而家想推翻你，但由於我唔夠實力既關係，我決定欺騙你，同你既溫和派結盟，逐漸逐漸咁推翻你。
我懷疑，中南海諸君，夜半醒來，會笑到碌地。
文 高思樂
P03 | 安裕周記 | 周日話題 | By 高思樂 2010-05-23
中南海諸君， 笑到碌地
曾蔭權使出一招離間計，公投派由輸變贏，再次印證壞孩子有糖吃的理論，民主黨旋即被打為親共政黨。一次又一次被出賣，民主黨卻依舊堅持與中央對話，繼續選擇相信，只有對話才可爭取民主。
回看在大英帝國那邊，克萊格贏出了，雖然當不了首相，但贏來了造王者的地位，因選民的授權，迫使保守黨承諾就選舉制度推行公投，把單議席單票改為比例代表制。說來奇怪，挾選民授權，就政制推行公投，克萊格不會被英國人指摘為出賣國家、搞亂檔、太激進嗎？為什麼克萊格不與保守黨坐下來，溫和、理性地討論，循序漸進的，凝聚各方的共識？搞公投，這個表面上西裝骨骨的英國佬，滿口優雅的番文，但骨子裏，太激進了，太不優雅了。
南非為例「抗爭不是辦法」
在地球的另一端的香江小島，情很不同。公投這種激進之事，社會是不接受的。反對公投的、堅持對話才有民主的，提出了一個美麗動人的理論，搏得了不少人的認同。
遠在地球另一邊，有一個地方，叫南非，她爭取民主的歷程，不是靠革命，而是靠對話。白人政府知道，繼續獨裁統治、隔離黑人，將無止境地面對黑人的抗爭及國際的制裁，黑人領袖也知道，自己的實力根本不足以把白人政府趕走，即使繼續行暴力抗爭，把白人都殺光，南非反而變回蠻荒落後的前現代社會。他們知道，抗爭不是辦法。於是，黑人中的溫和派，頂住了黑人中的激進派的壓力，與白人政府裏的開明派進行談判；白人政府中的開明派，同樣要頂住政府內激進派的壓力，與黑人展開了對話、互動。就是這樣，白人與黑人的溫和派互相結盟，南非最終能演變為民主開放的社會。
這幅美麗的圖畫，就是香港民主派溫和派抗拒公投，堅持走「理性、溫和」道路的理論依據。搞激進，沒可能成功，因此，要溫和，理性，與中央的溫和派結盟。他們相信，中央真的有溫和派，這些溫和派又真的會與他們對話，這些對話又是真的，因此，他們甘願頂激進派的壓力，拒絕公投。
這是什麼道理？
中共不是蠢蛋，他們都識字，會看香港報章，中文英文也懂，也知道有地球有一角叫南非，也熟知該處的民主抗爭策略與歷史。如果中共見到香港的民主派在報章傳媒上宣之於口，公開交待自己的策略，承認自己力量不足，搞遊行無人參與，搞對抗硬不起來，唯有走溫和路線，希望與中央的溫和派結盟。你是中央，你會怎樣做？
搞政治，搞鬥爭，是敵我對陣、水火不容的事；講策略，從來都是只做不說，對方只能從己方的舉動，推測背後的動機。己方的策略、最終目標，從來都不會主動揭開。與極權對抗，嘗試與極權者的溫和派結盟，根本就是一個欺騙的過程，希望對方中計，因此，只能做，不能說。偏偏，溫和民主派卻把底牌也揭出來，未做，先說；先示弱，再談判。
如果中共知道香港民主派硬不起來，最簡單的方法，也就是找人扮作開明派，走到溫和民主派的陣營，扮作溝通，然後力說他們不要搞公投，不要對抗，與激進派保持距離，民主自然會到來。特使力陳急進改革有礙國家政治開明改革大事，力陳循序漸進可與中共內部溫和力量裏應外合，和風細雨，娓娓道來，聽在心裏，暖在心頭。
天下間哪有這麼蠢的事
溫和民主派窮了一生的力量，希望推動民主，朝思暮想，終於等到聖上賢君，派來特使，你忍辱負重，大事將可成。眼見奮鬥廿多年的目標有望達成，豈容那公投破壞大事。
如是這般，就有人相信，與一個國力崛起、頤指氣使的政權「對話」，就可以爭取民主。
我不明白，為何天下間哪有這麼蠢、這麼天真的事？
世界上哪有人在搞推翻獨裁政權的大業時，卻同一時間告訴對方：喂，我而家想推翻你，但由於我唔夠實力既關係，我決定欺騙你，同你既溫和派結盟，逐漸逐漸咁推翻你。
我懷疑，中南海諸君，夜半醒來，會笑到碌地。
文 高思樂
咬定青山不放鬆
明報
P03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10-05-23
咬定青山不放鬆
儘管我一直認為，溫和民主派在北京沒有一句公開承諾下與中共溝通香港政改是自長城，可是那天看到李永達漲紅脖子吶喊「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民主黨還是立法會內最大的政黨」抗議曾蔭權沒把民主黨列為電視辯論對手那瞬間，我絲毫沒有「你都有今日」的竊竊暗喜。我只是為香港民主運動感到悲哀——拋出一根小小的胡蘿蔔，這些自詡八十年代已為香港爭取民主的同志馬上變了顏色也變了臉色，倏地朝那根蘿蔔撲過去，搶。
難道這就是我們二十年來頭也不回走進那些小房間猛一蓋章便投票支持的主流民主派？如今看來，那一票不如扔到堆填區算了，因為至低限度，還可以為這個城巿的開山闢地打一點基礎。
文 安裕
五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十七點一的投票率算不上是打擊，換算人數五十七萬，那就是說，不管男女老，十四個香港人便有一個是公投派鐵杆粉絲。這是不摻一點雜的支持者，雖非火裏來水裏去的誓死相隨，但在陰晴不定人心難測的世道，這些人無疑是四天之後曾蔭權忽然要與余若薇辯論的關鍵原因。跟下來的四天，足以寫成與美國記者John Reed十月革命著作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相比的紀事，這就是我前面所說大伙一哄而上鬥搶、延伸至足以改變香港民主派版圖這一幕——有報道說中央要和溫和派溝通，這是星期一的新聞，誰都看出這是相聲的逗哏和捧哏的關係：捧哏的先說一段話，逗哏的接上說出關鍵的一句，不幸的是，民主派在這場戲的角色是捧哏而中央是逗哏。可不是麼，先和五區公投劃清界線還要叫人不要投票，到了開票出來是十七點一，翌日傳出快要和中央溝通會晤。大陸有一本書《淺談相聲創作》，不妨抄錄一段， 「捧哏在相聲的角色不可忽視，捧哏的話是代表觀眾的，有時要肯定有時要否定，有時還要給予必要的烘托，不能把捧哏的寫到可有可無，既不過分，又要恰到好處」。百分百的意在言外。
the show must go on
溫和民主派諸君為什麼願意在這台戲扮演下手的捧哏，他們這些長年與中共鬥爭的民主派頭面人物，不可能看不到這一。有人猜，也許是忍辱負重，也許是有苦自己知，但既已成為這場和解大團圓戲碼的一員，the show must go on，然而接這一步曾蔭權挑出余若薇作電視辯論對手卻不能令人們明白了。溫和民主派此前與公投派戰友弄得涇渭分明，倒過來卻應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這句老話，給公投派奪了花魁也搶了唯一的風頭，溫和民主派諸君星期四夜裏必定輾轉反側不能成眠。
溫和民主派和陣營裏左傾的公投派割蓆，我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到五月十六日當天我在報上看到「一向反對五區公投的民主黨元老司徒華重申今天不會投票」這段時，我想起了上中學後留延至今的不滅印象——七十年代中文合法化運動的反殖健將、八十年代為未來香港在中共治下的民主打拚的悍將、九十年代為中國和香港更多民主鞠躬盡瘁的旗手。五月十六日上午九時許，我站在港島一家便利店前行人窄窄過道上，不理身邊人來人往，硬是拎那份報紙一動不動就地讀完A6 版斗大標題下的近千字新聞。抬頭那刻，兩眼直勾勾出神凝望如水動如浪奔的人流車海，我沒有想到別的，只憶起八十年代以來，從維園走到皇后大道東新華社走到中區政府總部的成千上萬腳印。
有人說，搞了這些年民主運動，時間久了，便認定自己姓民名主，把民主運動都抓在旗下，再加上個別人的山頭主義排他性以及潔癖而走上這條親痛仇快不歸路。對於這些說法，我一向拒絕相信，然而，從這個社會滿目皆是的實用主義者而言，有人認為因這條路而得到應該得的倒也划得來，可是從目前象看，縱使何俊仁李永達聲嘶力竭要加入辯論戰團，卻被曾蔭權一招如封似閉輕輕帶過， 「七百萬人可以看辯論直播參與」這一句話中有話，便是這兩人的辯論關係到七百萬人福祉，把這提升到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辯論這一層次。余若薇縱然千個不願萬個不想，但曾蔭權已把她冊封為反對派共主，而不是民主黨。
我不會完全同意這是中共兩面三刀的分化手段，因為人們實在不知道溫和民主派手裏到底是否捏些什麼是香港巿民不知道的，也不知道中共後是否「聽話的有糖吃，不聽話的吃排頭」，但星期四午後乃至當晚電視新聞裏氣急敗壞的民主黨人，給人印象是泛民已經因為一場還未舉行的辯論而扯破了臉。對於目睹溫和民主派三番四次與公投劃清界線，與可能寫入世界紀錄的行政長官公開說不在轄地的合法選舉投票同一陣線，那是對香港反對派力量的打擊。
翩然而去的施明德
香港的民主派鬥爭經驗也許過於膚淺，對自己的期許亦經不起考驗。我的唏噓其來有自。七十年代中葉，台灣在美國壓力下開放那小小的民主空間，蔣家的打算這將是鳥籠民主，把幾個立法院議席給他們認可的民主派。初嘗甜頭的台灣民主運動沒有因這次「勝利」昏頭腦，他們在議會外抗爭，農村包圍城巿。這些人裏頭有一個叫施明德，曾經多次被捕，坐了二十五年牢，一口牙齒是給警備司令部審問員在沒有麻醉下拔光。二○○○年，台灣變天，國民黨下台，施明德沒有自居民主之父指指點點，而是說自小希望看到國民黨政權倒台的願望已經實現， 決定離開民進黨。陳水扁極力挽留，暗示保送他任立法院長或海基會董事長，施明德全部婉拒，自願回到社會當一個普通百姓。二○○六年十月，陳水扁貪弊案揭發，施明德率領一百五十萬人包圍總統府，有人質疑明他有政治私心，施明德其後總結， 「陳水扁及其近臣，已把台灣民主運動幾十年來的努力成果連本帶利都輸光了」，翩然而去，不留戀政治權位。
如何保證港人自由不被溝通消費清光
有的人會認為，香港總有一些人如我者，必要民主派全車撞上中共車人亡才會睡得香甜。這是一種誤讀，香港不是要這種「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思考，但決不是隨便把幾十年的原則和堅持放下，接受一個半吊子政改方案那種是旦求其。在這裏，必須提醒的是，香港普選是《基本法》裏寫得一清二楚的，《基本法》也寫得很清楚香港有言論自由，這就是說，兩者之間沒有干係，更不是零和遊戲，即是絕對不會也不應出現有了普選就沒有言論自由。我所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據報道，溫和民主派和中共官員會面時，對方提出低調紀念六四被拒。有關的接觸，應該是不設先決條件的，但由於這中間太多可以想像的空間，如何保證香港巿民的各類自由不被所謂溝通所消費清光，是整個社會的關注焦點，譬如說，今年六四遊行和晚會將會是兩個怎麼樣的場合，爭取二○一二年普選會不會是這兩次集會的口號？在距離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只有十九天的今天，今年的紀念活動似乎寂靜了些，如何消除人們心裏那塊懸而未下的石頭，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看來要早些出來，對香港巿民有所說明。
不要以為香港巿民都是心大心細把持不定，其實香港民主傳統根深柢固，除了電影《十月圍城》裏眾所周知的史實，一九二五年夏到一九二六年秋的十六個月，十幾萬香港工人參加罷工，抗議上海工人被英國巡捕槍殺。這場運動後來引發全國關注，最多時有一千二百萬人直接參與聲援。香港只是經濟而非政治城巿，那是英國殖民主義者強加於我們的稱號，香港巿民是有光榮民主傳統的社會組成。想不到回歸之後，有人把殖民主義者對香港的定位也一併收下，這到底是長遠的框架抑或是短見的弱視，我們無從得知，不過，在面對政制改革的歷史時刻，香港民主派不分溫和激進，都應該在同一頂大傘下爭取應得的民主，沒有誰可以壟斷或包辦香港的民主進程，這小小的一點常識，應該不會太過難以明白吧？
P03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10-05-23
咬定青山不放鬆
儘管我一直認為，溫和民主派在北京沒有一句公開承諾下與中共溝通香港政改是自長城，可是那天看到李永達漲紅脖子吶喊「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民主黨還是立法會內最大的政黨」抗議曾蔭權沒把民主黨列為電視辯論對手那瞬間，我絲毫沒有「你都有今日」的竊竊暗喜。我只是為香港民主運動感到悲哀——拋出一根小小的胡蘿蔔，這些自詡八十年代已為香港爭取民主的同志馬上變了顏色也變了臉色，倏地朝那根蘿蔔撲過去，搶。
難道這就是我們二十年來頭也不回走進那些小房間猛一蓋章便投票支持的主流民主派？如今看來，那一票不如扔到堆填區算了，因為至低限度，還可以為這個城巿的開山闢地打一點基礎。
文 安裕
五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十七點一的投票率算不上是打擊，換算人數五十七萬，那就是說，不管男女老，十四個香港人便有一個是公投派鐵杆粉絲。這是不摻一點雜的支持者，雖非火裏來水裏去的誓死相隨，但在陰晴不定人心難測的世道，這些人無疑是四天之後曾蔭權忽然要與余若薇辯論的關鍵原因。跟下來的四天，足以寫成與美國記者John Reed十月革命著作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相比的紀事，這就是我前面所說大伙一哄而上鬥搶、延伸至足以改變香港民主派版圖這一幕——有報道說中央要和溫和派溝通，這是星期一的新聞，誰都看出這是相聲的逗哏和捧哏的關係：捧哏的先說一段話，逗哏的接上說出關鍵的一句，不幸的是，民主派在這場戲的角色是捧哏而中央是逗哏。可不是麼，先和五區公投劃清界線還要叫人不要投票，到了開票出來是十七點一，翌日傳出快要和中央溝通會晤。大陸有一本書《淺談相聲創作》，不妨抄錄一段， 「捧哏在相聲的角色不可忽視，捧哏的話是代表觀眾的，有時要肯定有時要否定，有時還要給予必要的烘托，不能把捧哏的寫到可有可無，既不過分，又要恰到好處」。百分百的意在言外。
the show must go on
溫和民主派諸君為什麼願意在這台戲扮演下手的捧哏，他們這些長年與中共鬥爭的民主派頭面人物，不可能看不到這一。有人猜，也許是忍辱負重，也許是有苦自己知，但既已成為這場和解大團圓戲碼的一員，the show must go on，然而接這一步曾蔭權挑出余若薇作電視辯論對手卻不能令人們明白了。溫和民主派此前與公投派戰友弄得涇渭分明，倒過來卻應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這句老話，給公投派奪了花魁也搶了唯一的風頭，溫和民主派諸君星期四夜裏必定輾轉反側不能成眠。
溫和民主派和陣營裏左傾的公投派割蓆，我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到五月十六日當天我在報上看到「一向反對五區公投的民主黨元老司徒華重申今天不會投票」這段時，我想起了上中學後留延至今的不滅印象——七十年代中文合法化運動的反殖健將、八十年代為未來香港在中共治下的民主打拚的悍將、九十年代為中國和香港更多民主鞠躬盡瘁的旗手。五月十六日上午九時許，我站在港島一家便利店前行人窄窄過道上，不理身邊人來人往，硬是拎那份報紙一動不動就地讀完A6 版斗大標題下的近千字新聞。抬頭那刻，兩眼直勾勾出神凝望如水動如浪奔的人流車海，我沒有想到別的，只憶起八十年代以來，從維園走到皇后大道東新華社走到中區政府總部的成千上萬腳印。
有人說，搞了這些年民主運動，時間久了，便認定自己姓民名主，把民主運動都抓在旗下，再加上個別人的山頭主義排他性以及潔癖而走上這條親痛仇快不歸路。對於這些說法，我一向拒絕相信，然而，從這個社會滿目皆是的實用主義者而言，有人認為因這條路而得到應該得的倒也划得來，可是從目前象看，縱使何俊仁李永達聲嘶力竭要加入辯論戰團，卻被曾蔭權一招如封似閉輕輕帶過， 「七百萬人可以看辯論直播參與」這一句話中有話，便是這兩人的辯論關係到七百萬人福祉，把這提升到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辯論這一層次。余若薇縱然千個不願萬個不想，但曾蔭權已把她冊封為反對派共主，而不是民主黨。
我不會完全同意這是中共兩面三刀的分化手段，因為人們實在不知道溫和民主派手裏到底是否捏些什麼是香港巿民不知道的，也不知道中共後是否「聽話的有糖吃，不聽話的吃排頭」，但星期四午後乃至當晚電視新聞裏氣急敗壞的民主黨人，給人印象是泛民已經因為一場還未舉行的辯論而扯破了臉。對於目睹溫和民主派三番四次與公投劃清界線，與可能寫入世界紀錄的行政長官公開說不在轄地的合法選舉投票同一陣線，那是對香港反對派力量的打擊。
翩然而去的施明德
香港的民主派鬥爭經驗也許過於膚淺，對自己的期許亦經不起考驗。我的唏噓其來有自。七十年代中葉，台灣在美國壓力下開放那小小的民主空間，蔣家的打算這將是鳥籠民主，把幾個立法院議席給他們認可的民主派。初嘗甜頭的台灣民主運動沒有因這次「勝利」昏頭腦，他們在議會外抗爭，農村包圍城巿。這些人裏頭有一個叫施明德，曾經多次被捕，坐了二十五年牢，一口牙齒是給警備司令部審問員在沒有麻醉下拔光。二○○○年，台灣變天，國民黨下台，施明德沒有自居民主之父指指點點，而是說自小希望看到國民黨政權倒台的願望已經實現， 決定離開民進黨。陳水扁極力挽留，暗示保送他任立法院長或海基會董事長，施明德全部婉拒，自願回到社會當一個普通百姓。二○○六年十月，陳水扁貪弊案揭發，施明德率領一百五十萬人包圍總統府，有人質疑明他有政治私心，施明德其後總結， 「陳水扁及其近臣，已把台灣民主運動幾十年來的努力成果連本帶利都輸光了」，翩然而去，不留戀政治權位。
如何保證港人自由不被溝通消費清光
有的人會認為，香港總有一些人如我者，必要民主派全車撞上中共車人亡才會睡得香甜。這是一種誤讀，香港不是要這種「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思考，但決不是隨便把幾十年的原則和堅持放下，接受一個半吊子政改方案那種是旦求其。在這裏，必須提醒的是，香港普選是《基本法》裏寫得一清二楚的，《基本法》也寫得很清楚香港有言論自由，這就是說，兩者之間沒有干係，更不是零和遊戲，即是絕對不會也不應出現有了普選就沒有言論自由。我所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據報道，溫和民主派和中共官員會面時，對方提出低調紀念六四被拒。有關的接觸，應該是不設先決條件的，但由於這中間太多可以想像的空間，如何保證香港巿民的各類自由不被所謂溝通所消費清光，是整個社會的關注焦點，譬如說，今年六四遊行和晚會將會是兩個怎麼樣的場合，爭取二○一二年普選會不會是這兩次集會的口號？在距離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只有十九天的今天，今年的紀念活動似乎寂靜了些，如何消除人們心裏那塊懸而未下的石頭，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看來要早些出來，對香港巿民有所說明。
不要以為香港巿民都是心大心細把持不定，其實香港民主傳統根深柢固，除了電影《十月圍城》裏眾所周知的史實，一九二五年夏到一九二六年秋的十六個月，十幾萬香港工人參加罷工，抗議上海工人被英國巡捕槍殺。這場運動後來引發全國關注，最多時有一千二百萬人直接參與聲援。香港只是經濟而非政治城巿，那是英國殖民主義者強加於我們的稱號，香港巿民是有光榮民主傳統的社會組成。想不到回歸之後，有人把殖民主義者對香港的定位也一併收下，這到底是長遠的框架抑或是短見的弱視，我們無從得知，不過，在面對政制改革的歷史時刻，香港民主派不分溫和激進，都應該在同一頂大傘下爭取應得的民主，沒有誰可以壟斷或包辦香港的民主進程，這小小的一點常識，應該不會太過難以明白吧？
2010年5月14日 星期五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
明報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14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
【編者按：應否復建居屋，是近期公眾高度關注的政策議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多次表明不傾向復建，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本報筆陣專欄羅列大量事實和論據，力陳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安居，本報全文刊出，歡迎政府當局回應。】
房屋問題，政府正徵求社會的意見。我們必須正確界定問題的本質，然後釐清幾個根本概念。
看香港的住屋和樓價問題，投資者、投機者和想買樓換樓自住的人，各有不同的態度。
提4 點意見與田北辰商榷
第一種態度是：買樓是投資，政府不應介入，因此不應復建居屋，房屋是否自置，政府不必上心。代表這種態度的一篇典型文章，是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在2009 年12 月1 日《信報》發表的〈建居屋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文章說： 「我一直對居屋政策有很大保留。房委會動用公帑興建居屋，並以市價折讓價售予合資格家庭。他朝物業升值，居屋業主能補地價出售單位獲利，變相用公帑補貼業主賺錢，根本是本末倒置……。中國人置業的目的，從來都是希望將來資產升值，永不升值的投資，肯定無人問津。」
我提四點意見：
（一） 我認為居屋業主沒有因為居屋政策致富。一個居屋單位的賣價不過是三幾百萬元，賣了居屋，還清按揭，補完地價，居屋業主一家從此露天蓆地，也不過是一二百萬元的身家。資產淨值十億八億的商人，不計自己住的物業價值，在香港大概可以剛剛攀得上個「富」字。200 萬元的400 倍才是8 億，500 倍是10 億，居屋小業主靠居屋致富？10 劃未有0.01 撇。居屋業主充其量是小康。香港共有30 幾萬個居屋業主，如果居屋計劃，可以每年讓一萬幾千戶香港家庭「致富」，我們更應該大力推動。如果1976 年麥理浩總督沒有推行居屋計劃，香港今天的30 幾萬戶居屋戶只是公屋租戶，我認為不值得恭喜。
（二） 田北辰先生的核心論點是： 「用公帑……市價折讓價……賺錢」。我認為：退一萬步說，如果居屋業主因此賺錢，香港不少其他人因政府的其他土地補貼政策也賺錢。
大家知道香港有3 個大規模的工業，而且有30 年歷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工業是什麼？香港有些工廠，用地面積大，而且需要在低密度的環境中生產，在私人市場經營不划算，因此為了「工業多元化」，政府在工業提供廉價土地，地價約200 元一方呎，是居屋一呎樓面價錢的零頭。如果這些土地用作高密度廠房，政府賣的地價肯定會更高。又如果以200元一呎賣給香港人建屋自住，肯定會很受歡迎。工業補貼地價我贊成，因為有明確的社會目標，和以較低地價賣居屋給香港人沒有分別。在工業經營的企業，都是牟利企業，這些企業家比買居屋的小家庭，是誰賺了錢致了富？
再者，幾十年前，不少特殊工業用地、公共交通用地和其他公共事業用地，政府收的地價往往低於政府開發土地的成本。後來香港社會發展，土地有價，不少這些土地已經成為地產項目。不少原來的廠商成為地產公司，連公司的名稱也沒有改，不少公共事業公司被地產公司收購，成為地產公司的附屬。為什麼地產公司要收購公共事業公司和公共交通公司？如果不是為了土地的開發潛質，為了什麼？將這些土地改變為房地產用途，根據地契的條款，有些要補地價，有些不必補地價，地產商賺的利潤，有沒有政府當年低價批地的成分？我認為有。
（三） 不少廠家幾十年前在港九新界買入工業用地，有些地點當年是不毛之地，今天有高速公路和大橋直達，橋和路是公帑修建的，大家免費使用，廠房周圍建滿公屋居屋，提供工廠需要的勞動力。因為有了這些用公帑的建設，今天這些工業用地，即使仍然用作廠房，不變成地產項目，價值比幾十年前漲十幾二十倍，裏面有沒有政府公帑的作用？我認為有。有沒有令廠家致富？有。香港和台灣大陸不同，沒有實行孫中山先生「漲價歸公」的思想，沒有資本增值稅，更沒有土地增值稅，這十幾二十倍的增值，廠家連稅也不必交，富了，我們反對不反對？沒有反對。代表工商界和代表真正富人的人，沒有道理為了小市民、小家庭買作自住的居屋升了點值而興問： 「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
如果居屋家庭真的「致富」，香港社會在其他擁有土地樓房利益的人致富的同時，稍為均富一點，有何不好？
（四） 在土地樓房問題上，政府有不同名目的補貼和鼓勵措施。政府以象徵式價格向房屋協會批出土地，房協推出長者安居樂計劃，建設了位於牛頭角和將軍澳的彩頤居和樂頤居兩個長者屋苑，提供576 個單位。這些專門為長者設計的單位，設施非常完備，包括按摩池、平台花園、泳池、綜合醫療診所（有中醫、西醫、牙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註診）、便利店、餐廳、圖書館、工藝陶瓷室、中樂室連卡拉OK、美容室、理髮室及健身室等。單位以「長期租約」形式租出，長者只需一次過或分期繳付一筆租住權費，即可長期居住，毋須再交租。房協不牟利，政府以象徵式價格批地，長者有沒有受「公帑補貼」？有。但我很支持。
此外，香港政府在1997 年3 月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由政府通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其中一個核心任務就是「促進更多人士在香港置業」。從1999 年3 月至今，該公司推出了旨在「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的按揭保險計劃，核准貸款銀行可獲高達30%的保險，使銀行能夠造高達物業估價95%的按揭貸款而毋須承擔額外信貸風險。在此保險計劃下，市民只需付出物業估價的5%（如估價不足，則加上市價與估價的差價）作為首期，就可以「上車」做業主，大大降低了置業的門檻。2008 一年，該公司接獲21,477 宗申請，總金額達500 億元，已提取的按揭貸款額達204 億港元，市場滲透率為16%。
為銀行提供保險，讓銀行能夠造95%按揭貸款，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是有明顯社會目標的公共政策行為。推行至今，市民反應積極，亦未聽到有反對聲音。要社會上所有人都能夠擁有自住物業是不現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政府不應該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政府不應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大抵按揭證券公司也要停辦，就讓銀行以商業考慮決定貸款成數好了。
投資人vs.住屋人對自置物業看法迥異
社會應該以什麼態度，看待房屋和買樓自住問題？將房屋純粹看成投資的投資人和將房屋看作置業安居的住屋人，對問題的看法南轅北轍。投資人會說：為什麼兩年前樓價較低、樓市較靜的時候你偏不買，要等到今天才抱怨樓市太熱、樓價太高？住屋人會說： 「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會結婚。」「我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生孩子。」「我兩年前BB 剛出生，嬰兒放在客廳，現在孩子兩歲了……」「我兩年前還未儲夠錢上車……」
投資人會用種種程式算出租樓和買樓在投資回報上沒有差別： 「你可以租樓，然後用買樓的首期買地產公司的股票，一樣可以分享到地產的升值。」住屋人會說： 「孩子上學了，我不想家住得離學校太遠，不想每兩年到處找學校附近的租盤，不想和業主打交道，不想每次打口釘掛幅畫都要想起業主。」
投資人心中想的是第二個單位，第三個單位……；住屋人談的是唯一甚至是第一個單位。投資人的一切標準歸於這個符號： 「$」；住屋人求的是歸宿、穩定、歸屬感和麥理浩總督1976 年說的「安全感」。投資人看的是回報；住屋人看的是紀律性儲蓄。
投資人會以為未來幾個月，歐洲經濟有潛在危機，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有可能退市，因此利率可能上調，經濟基調也可能變壞，樓價回落，大家就可以「趁低吸納」，住屋問題就可以緩解。住屋人說： 「發生這種情，我會擔心失業，擔心減薪，就算我拿的是鐵飯碗，加息會抵消樓價下跌的好處，我還是沒有足夠能力供樓。」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買居屋，為什麼有人願意接受產權較低流通性的居屋，為什麼在漲價之後出售，要將漲價部分以補地價方式和政府分享。住屋人說： 「我一家人住居屋住得很好，我家不必住出租公屋，不必和私人業主打交道，我們『升呢』。」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過去十多年，香港雖然經歷經濟上的大起伏，每年的住宅單位買賣合約總數，變化比想像中小（見圖一）。
這兩種人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住屋問題的本質遠比「民生必需」複雜
除投資外，香港的住宅也經常是炒賣的對象。談炒樓不得不談住屋的本質。
住屋固然是民生必需，但香港的住屋問題的本質，比「民生必需」四個字複雜得多。
在衣食住行當中，香港人住的開支最大，而且相比其他已發展社會，條件甚差，因此是老大難的民生問題。房屋問題再度成為熱門政策議題，不完全是輿論炒作。香港人並沒有要求政府在衣食行問題上介入市場，沒有要求政府資助買小房車作代步之用，因為公共交通工具固定、可靠，而且政府對車船費有各種各樣的機制規範。
嬰兒奶粉是必需品，傳媒不時報道指大陸居民到新界北區的商店搜購奶粉，這些搜購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因為貨倉裏有存貨可以補充，價格再漲下去，入口商就會空運新貨來港，幾天內就可以把問題平息。不過，如果我們假設：香港嬰兒用的奶粉，只能在香港生產，需時3 至5 年，而且完全不能由境外生產商補充，某天奶粉供不應求，有人趁機入市，搜購和囤積奶粉，造成更嚴重的短缺和價格暴漲的問題，大家想想，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嗎？在這情下，如果政府介入奶粉的訂價，並補助低下階層家庭買奶粉，有人會說這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嗎？有人會問： 「你為什麼不早幾個月買，偏要等到今天缺貨時才買」嗎？
房地產就有這個特質。香港人需要的房屋，只能在香港建造，完全不能靠入口，而且建造周期長。我們的房屋，絕大部分是高層，加上近年各種城規和環保等要求增多，建造期長達3 年以上。外國的小洋房，不必打樁，不必安裝電梯，磚石結構加上木的屋頂支撐，1 年就可以交貨。香港樓房供應的滯後時間長，加深了供求的不平衡。由於這些特質，房屋不僅是必需品，房屋的民生敏感度比嬰兒奶粉更大。因為這個特質，各國政府對房屋的政策，都有特殊處理，不能簡單一句「市場力量」就可以解決或預防問題。
供應不可即時加大，減少需求又如何？在外國，甲城樓價貴就搬去乙城，乙城貴則再搬到丙城，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在英美等國，大城市的樓價高，不僅市民外移，大中型企業連同員工集體搬往外圍城市的例子極多。香港樓價高，往哪裏搬？可以搬去深圳番禺的有幾家人？香港有這個限制，幅員廣大國家和地區有緩衝能力，香港沒有。
也是資本主義的澳洲嚴限外籍非居民炒賣樓房
最近有一則新聞，值得引述，這事發生在澳洲。澳洲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近年的經濟發展得相當不錯。
2010 年4 月24 日，澳洲政府宣布：就外國人的投資規則，作重大收緊。此後，外籍非居民，如投資澳洲房地產，只可增加澳洲的住房總量（即買地建樓），而臨時居民買現樓，只可作自住用途，否則受法律制裁。有關限制相當嚴苛，其中一條是： 「已經得到許可買樓的臨時居民，必須在離開澳洲之前強制性賣出物業」。助理庫務部長說： 「政府要確保臨時居民和外籍非居民合法地投資澳洲房地產，符合社會的期望，而且又不為澳洲人的住房需求造成壓力」。這是澳洲政府對國民買屋需要的保障。對澳洲政府來說，澳洲並不願意看見由於外國人買澳洲住宅，造成價格上漲，令到澳洲人買不起。澳洲政府不會說： 「外國人買了澳洲的住宅，總要租出去，本國人買不起，租樓也可以嘛！」這個例子說明（一）住宅不是一般商品。在工、商、住、舖四種樓房中，別的不管，只管住宅，外人止步。（二）租樓住和買樓住確有分別。
炒家的推波助瀾，是香港住宅價格波動的另一個主因。香港人炒樓比歐美澳日更普遍，資金更多。縱觀全球，近年只有新加坡的炒風接近香港，只有大陸的炒風超過香港。
香港有20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出租，當中有地產商，更多的是擁有一兩個單位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為租戶提供租盤，長期持有，有正面的社會功能。但炒樓是另一碼事。
炒樓的影響是什麼？
炒家不必要特強的預見力，只是在價格持續上升一段時間後，隨大潮入市。炒家簽了正式買賣合同，付了10%樓價作為訂金，就可以換來繳付尾數、正式成交前的3 個6 個月的空間，善價而沽。沽不出去怎樣辦？近來利息低、租金升，銀根鬆動，借錢買樓收租仍有可為。於是沽不出去的話就付尾數，成交，然後租出去。
目前炒家佔多少？地產代理界說約佔所有買家的10%。2010 年4 月6 日稅務局長表示，稅局以電腦檢視和跟進房地產炒家，發現2007 至08 年可能涉及炒賣而需跟進的個案有6700 個，2008 至09 年則有4300 個，每個個案可能涉及多於一宗的物業買賣。我們又不妨用下面的辦法推想一下：如果香港境內外出現某種情，使得有40 億元資金在香港住宅樓市掃貨，用40 億元作為10%的訂金，就可以買下價值400 億元的住宅樓。400 億元是多少？大概等於全港空置二手住宅樓的兩成和兩成新落成的單位，造成樓盤貨源短缺的現象。
這種情在1997 年出現過。1997 年的炒風極為劇烈，當年住宅單位的買賣合同有17 萬宗，1996 年有13萬宗，兩年相差4 萬宗，等於2009 年住宅樓買賣合同宗數的37%（見圖一）。
香港不想管炒家也無增值稅中間階層是弱者
炒家是什麼人？大家身邊都會有親友，手上有三五百萬元，今天用幾十萬買這個單位，下星期再用幾十萬買另一個單位，香港有這種閒錢的人極多，也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特色。
比起買樓自住的人，炒家有什麼特點？一是手上有餘錢；二是敢冒風險；三是下手快。樓市上升，由於炒家已對目標大型屋的各座各單位的情瞭如指掌，有時甚至可以不看單位的內部裝修，光憑經紀的介紹就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經紀做炒家的生意要比自住買家快，在這種市下，買樓自住的市民抱怨的不僅是樓價高，而是和炒家之間的不對稱的競爭。
炒家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退市快。香港的私人住宅單位，平均每10 年轉手一次（見2010 年4 月30 日「筆陣」），絕大多數自住業主不會隨市價變化出出入入，因為總要有地方住。炒家好市時追價追貨，跌市時拋貨止蝕，因此加大了價格的波幅。
為什麼要在炒家和外地買家問題上許多筆墨？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家不想管炒家，不想收資本增值稅，也不想限制外地買家。因此我們就更應該多些考慮香港人在這種環境中的置業安居需要，中間階層在這種環境中是絕對的弱者。
有種說法認為，中間階層家庭想買樓買不起，我們可以通過增加賣地，降低樓價，使得這階層的人買得起。我認為有兩個問題要考慮：（一）居屋的訂價約為市價七成，要中間階層家庭負擔得起，私樓價格要降低三成，這是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結果？（二）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相當小，樓價下跌，有樓的人會換樓，現有業主換樓的出價能力會比第一次置業的中間階層家庭強，單憑增加私人住宅用地供應，是否可以協助中間階層上車，大有疑問。
由於生產需時，地產的供應矛盾經常出現，不是供不應求就是供過於求，因此價格的波動，比大多數商品要大。世界上的主要房地產市場、地產公司、地產投資基金等賺錢和蝕錢的幅度都很大，連銀行也往往因房地產貸款而倒閉。美國盛產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再加入各種各樣的專家，發明各種各樣的預測程式，但住宅和商業樓宇的市場大幅波動，仍然造成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巨大損失。
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無角色但「托價」和「壓價」力量不大
政府出台房屋政策，碰上跌市，如何是好？任何大政策，都有可能在出台之時，碰上外界因素而遭挫折。政府固然應該謹之慎之，應該對地產市場，對已經擁有物業的人小心保護，但沒有一個地產市場可以永遠平穩發展，這是地產市場的本性。
大家可以看新加坡在過去17 年的經驗。新加坡重建局的數字顯示（圖二），當地私人住宅價格指數從1993 年第一季度至1996 年第二季度之間，由80 點升至180 點，再在1996 至1998 年兩三年間回跌至100 點。其間新加坡元對港元匯率下跌16.6%。以港元計，這兩三年間的新加坡私人樓價下跌54%。比起1996 年第二季度的歷史高峰，新加坡樓價下跌後，何時「重見家鄉」，答案是12 年後的2008 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的大跌市，和政府的房屋政策有沒有關係？沒有。跌市前新加坡政府沒有房屋政策上的大動作。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亞洲，由於資本急速流走造成銀根緊縮，東南亞各國與香港無一倖免。1997、98年香港的按揭貸款利率上升至9%和11.25%，樓市受壓。
1997 年下半年開始衝擊亞洲經濟的，不叫「亞洲房地產海嘯」，叫「亞洲金融海嘯」。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等無一倖免。1996 年香港的按揭年利率是10.5%，1998 年上升至11.25%，之後的幅度是2%至9%。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會影響利率走勢，即使我們堅決不協助市民買樓自住，如果利率上升至1998 年的11.25%，樓價一樣會應聲倒地。
政府協助香港市民置業，有沒有責任風險？我認為政府提供補貼促成社會目標，沒有強迫接受，無可厚非。在工業經營的廠戶在接受低地價的資助後，有沒有倒閉或破產的？當然有，包括30 年前做急凍點心的，做鵝肝醬的都是例子。廠戶向工業公司申請前，要做好風險評估，準備好資金。同樣道理，向政府借錢、向按揭公司借錢買樓自住的業主也一樣。由於亞洲金融海嘯造成的大跌市，新加坡有沒有大比例的負資產？有，從圖二的數據中大家可以推算。
香港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上沒有角色，建出租公屋，停建復建居屋，停止或恢復置業貸款，以至最起碼的增加住宅用地供應量，都可以被視為對樓價有影響的動作。地價高，有人說政府有高地價政策；地價回落，有人說政府賤賣土地。市民大眾和「市場人士」對政府房屋政策的「托價」和「壓價」的力量愈盲目相信，政府的房屋和土地政策空間就愈少，市場以外積聚的住屋壓力就愈大。
規劃長遠房屋供求不能完全交託市場
接我想談點對青年家庭置業自住的看法。青年人不應好高騖遠，我完全同意，因此我不贊成大陸的青年人，在考慮買第一套房時，要買大面積的新單位，一步到位，買不起就抱怨社會。但我認為應該深入了解香港年輕家庭的置業需要。今天新一代的青年人，也許每個月可以供得起上車盤，但兩口子首期是問題。家境寬裕的父母往往「墊支」首期，然後讓年輕人克勤克儉，每月按時向銀行供款。還款能力是一個門檻，首期也是門檻。香港的大學生之中，有五六成人家住公屋，家境並不寬裕，有多少人可以靠父母「墊支」首期？香港只有兩成青年人上大學，其餘八成青年人收入更低，加薪機會不比大學生好，這批人的人數更多，又如何負擔上車盤？
青年人碰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爬升問題，大學生從師兄師姐口中知道離校五六年後的進程並不樂觀。我們二三十歲那個年頭，加薪快，晉升機會好，躊躇滿志。今天情大大不同。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要綜合解決，但我們應該知道今時和往日的不同。
30 多萬居屋業主中，大多數人買的是安居，升值固然好，但不是買居屋的主要動機。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穩定，經濟向上發展，樓價升值，愈多中間階層和社會的上層一齊分享到這種成果愈好，這不僅是公平問題，是為了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務實的政治需要。
估計長遠房屋需求，規劃長遠房屋供應，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要做，這是城市規劃和社會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不能完全交託市場。有了長遠規劃，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靈活進退，是不二之途。【樓市和住房之五】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14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
【編者按：應否復建居屋，是近期公眾高度關注的政策議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多次表明不傾向復建，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本報筆陣專欄羅列大量事實和論據，力陳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安居，本報全文刊出，歡迎政府當局回應。】
房屋問題，政府正徵求社會的意見。我們必須正確界定問題的本質，然後釐清幾個根本概念。
看香港的住屋和樓價問題，投資者、投機者和想買樓換樓自住的人，各有不同的態度。
提4 點意見與田北辰商榷
第一種態度是：買樓是投資，政府不應介入，因此不應復建居屋，房屋是否自置，政府不必上心。代表這種態度的一篇典型文章，是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在2009 年12 月1 日《信報》發表的〈建居屋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文章說： 「我一直對居屋政策有很大保留。房委會動用公帑興建居屋，並以市價折讓價售予合資格家庭。他朝物業升值，居屋業主能補地價出售單位獲利，變相用公帑補貼業主賺錢，根本是本末倒置……。中國人置業的目的，從來都是希望將來資產升值，永不升值的投資，肯定無人問津。」
我提四點意見：
（一） 我認為居屋業主沒有因為居屋政策致富。一個居屋單位的賣價不過是三幾百萬元，賣了居屋，還清按揭，補完地價，居屋業主一家從此露天蓆地，也不過是一二百萬元的身家。資產淨值十億八億的商人，不計自己住的物業價值，在香港大概可以剛剛攀得上個「富」字。200 萬元的400 倍才是8 億，500 倍是10 億，居屋小業主靠居屋致富？10 劃未有0.01 撇。居屋業主充其量是小康。香港共有30 幾萬個居屋業主，如果居屋計劃，可以每年讓一萬幾千戶香港家庭「致富」，我們更應該大力推動。如果1976 年麥理浩總督沒有推行居屋計劃，香港今天的30 幾萬戶居屋戶只是公屋租戶，我認為不值得恭喜。
（二） 田北辰先生的核心論點是： 「用公帑……市價折讓價……賺錢」。我認為：退一萬步說，如果居屋業主因此賺錢，香港不少其他人因政府的其他土地補貼政策也賺錢。
大家知道香港有3 個大規模的工業，而且有30 年歷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工業是什麼？香港有些工廠，用地面積大，而且需要在低密度的環境中生產，在私人市場經營不划算，因此為了「工業多元化」，政府在工業提供廉價土地，地價約200 元一方呎，是居屋一呎樓面價錢的零頭。如果這些土地用作高密度廠房，政府賣的地價肯定會更高。又如果以200元一呎賣給香港人建屋自住，肯定會很受歡迎。工業補貼地價我贊成，因為有明確的社會目標，和以較低地價賣居屋給香港人沒有分別。在工業經營的企業，都是牟利企業，這些企業家比買居屋的小家庭，是誰賺了錢致了富？
再者，幾十年前，不少特殊工業用地、公共交通用地和其他公共事業用地，政府收的地價往往低於政府開發土地的成本。後來香港社會發展，土地有價，不少這些土地已經成為地產項目。不少原來的廠商成為地產公司，連公司的名稱也沒有改，不少公共事業公司被地產公司收購，成為地產公司的附屬。為什麼地產公司要收購公共事業公司和公共交通公司？如果不是為了土地的開發潛質，為了什麼？將這些土地改變為房地產用途，根據地契的條款，有些要補地價，有些不必補地價，地產商賺的利潤，有沒有政府當年低價批地的成分？我認為有。
（三） 不少廠家幾十年前在港九新界買入工業用地，有些地點當年是不毛之地，今天有高速公路和大橋直達，橋和路是公帑修建的，大家免費使用，廠房周圍建滿公屋居屋，提供工廠需要的勞動力。因為有了這些用公帑的建設，今天這些工業用地，即使仍然用作廠房，不變成地產項目，價值比幾十年前漲十幾二十倍，裏面有沒有政府公帑的作用？我認為有。有沒有令廠家致富？有。香港和台灣大陸不同，沒有實行孫中山先生「漲價歸公」的思想，沒有資本增值稅，更沒有土地增值稅，這十幾二十倍的增值，廠家連稅也不必交，富了，我們反對不反對？沒有反對。代表工商界和代表真正富人的人，沒有道理為了小市民、小家庭買作自住的居屋升了點值而興問： 「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
如果居屋家庭真的「致富」，香港社會在其他擁有土地樓房利益的人致富的同時，稍為均富一點，有何不好？
（四） 在土地樓房問題上，政府有不同名目的補貼和鼓勵措施。政府以象徵式價格向房屋協會批出土地，房協推出長者安居樂計劃，建設了位於牛頭角和將軍澳的彩頤居和樂頤居兩個長者屋苑，提供576 個單位。這些專門為長者設計的單位，設施非常完備，包括按摩池、平台花園、泳池、綜合醫療診所（有中醫、西醫、牙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註診）、便利店、餐廳、圖書館、工藝陶瓷室、中樂室連卡拉OK、美容室、理髮室及健身室等。單位以「長期租約」形式租出，長者只需一次過或分期繳付一筆租住權費，即可長期居住，毋須再交租。房協不牟利，政府以象徵式價格批地，長者有沒有受「公帑補貼」？有。但我很支持。
此外，香港政府在1997 年3 月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由政府通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其中一個核心任務就是「促進更多人士在香港置業」。從1999 年3 月至今，該公司推出了旨在「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的按揭保險計劃，核准貸款銀行可獲高達30%的保險，使銀行能夠造高達物業估價95%的按揭貸款而毋須承擔額外信貸風險。在此保險計劃下，市民只需付出物業估價的5%（如估價不足，則加上市價與估價的差價）作為首期，就可以「上車」做業主，大大降低了置業的門檻。2008 一年，該公司接獲21,477 宗申請，總金額達500 億元，已提取的按揭貸款額達204 億港元，市場滲透率為16%。
為銀行提供保險，讓銀行能夠造95%按揭貸款，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是有明顯社會目標的公共政策行為。推行至今，市民反應積極，亦未聽到有反對聲音。要社會上所有人都能夠擁有自住物業是不現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政府不應該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政府不應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大抵按揭證券公司也要停辦，就讓銀行以商業考慮決定貸款成數好了。
投資人vs.住屋人對自置物業看法迥異
社會應該以什麼態度，看待房屋和買樓自住問題？將房屋純粹看成投資的投資人和將房屋看作置業安居的住屋人，對問題的看法南轅北轍。投資人會說：為什麼兩年前樓價較低、樓市較靜的時候你偏不買，要等到今天才抱怨樓市太熱、樓價太高？住屋人會說： 「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會結婚。」「我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生孩子。」「我兩年前BB 剛出生，嬰兒放在客廳，現在孩子兩歲了……」「我兩年前還未儲夠錢上車……」
投資人會用種種程式算出租樓和買樓在投資回報上沒有差別： 「你可以租樓，然後用買樓的首期買地產公司的股票，一樣可以分享到地產的升值。」住屋人會說： 「孩子上學了，我不想家住得離學校太遠，不想每兩年到處找學校附近的租盤，不想和業主打交道，不想每次打口釘掛幅畫都要想起業主。」
投資人心中想的是第二個單位，第三個單位……；住屋人談的是唯一甚至是第一個單位。投資人的一切標準歸於這個符號： 「$」；住屋人求的是歸宿、穩定、歸屬感和麥理浩總督1976 年說的「安全感」。投資人看的是回報；住屋人看的是紀律性儲蓄。
投資人會以為未來幾個月，歐洲經濟有潛在危機，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有可能退市，因此利率可能上調，經濟基調也可能變壞，樓價回落，大家就可以「趁低吸納」，住屋問題就可以緩解。住屋人說： 「發生這種情，我會擔心失業，擔心減薪，就算我拿的是鐵飯碗，加息會抵消樓價下跌的好處，我還是沒有足夠能力供樓。」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買居屋，為什麼有人願意接受產權較低流通性的居屋，為什麼在漲價之後出售，要將漲價部分以補地價方式和政府分享。住屋人說： 「我一家人住居屋住得很好，我家不必住出租公屋，不必和私人業主打交道，我們『升呢』。」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過去十多年，香港雖然經歷經濟上的大起伏，每年的住宅單位買賣合約總數，變化比想像中小（見圖一）。
這兩種人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住屋問題的本質遠比「民生必需」複雜
除投資外，香港的住宅也經常是炒賣的對象。談炒樓不得不談住屋的本質。
住屋固然是民生必需，但香港的住屋問題的本質，比「民生必需」四個字複雜得多。
在衣食住行當中，香港人住的開支最大，而且相比其他已發展社會，條件甚差，因此是老大難的民生問題。房屋問題再度成為熱門政策議題，不完全是輿論炒作。香港人並沒有要求政府在衣食行問題上介入市場，沒有要求政府資助買小房車作代步之用，因為公共交通工具固定、可靠，而且政府對車船費有各種各樣的機制規範。
嬰兒奶粉是必需品，傳媒不時報道指大陸居民到新界北區的商店搜購奶粉，這些搜購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因為貨倉裏有存貨可以補充，價格再漲下去，入口商就會空運新貨來港，幾天內就可以把問題平息。不過，如果我們假設：香港嬰兒用的奶粉，只能在香港生產，需時3 至5 年，而且完全不能由境外生產商補充，某天奶粉供不應求，有人趁機入市，搜購和囤積奶粉，造成更嚴重的短缺和價格暴漲的問題，大家想想，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嗎？在這情下，如果政府介入奶粉的訂價，並補助低下階層家庭買奶粉，有人會說這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嗎？有人會問： 「你為什麼不早幾個月買，偏要等到今天缺貨時才買」嗎？
房地產就有這個特質。香港人需要的房屋，只能在香港建造，完全不能靠入口，而且建造周期長。我們的房屋，絕大部分是高層，加上近年各種城規和環保等要求增多，建造期長達3 年以上。外國的小洋房，不必打樁，不必安裝電梯，磚石結構加上木的屋頂支撐，1 年就可以交貨。香港樓房供應的滯後時間長，加深了供求的不平衡。由於這些特質，房屋不僅是必需品，房屋的民生敏感度比嬰兒奶粉更大。因為這個特質，各國政府對房屋的政策，都有特殊處理，不能簡單一句「市場力量」就可以解決或預防問題。
供應不可即時加大，減少需求又如何？在外國，甲城樓價貴就搬去乙城，乙城貴則再搬到丙城，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在英美等國，大城市的樓價高，不僅市民外移，大中型企業連同員工集體搬往外圍城市的例子極多。香港樓價高，往哪裏搬？可以搬去深圳番禺的有幾家人？香港有這個限制，幅員廣大國家和地區有緩衝能力，香港沒有。
也是資本主義的澳洲嚴限外籍非居民炒賣樓房
最近有一則新聞，值得引述，這事發生在澳洲。澳洲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近年的經濟發展得相當不錯。
2010 年4 月24 日，澳洲政府宣布：就外國人的投資規則，作重大收緊。此後，外籍非居民，如投資澳洲房地產，只可增加澳洲的住房總量（即買地建樓），而臨時居民買現樓，只可作自住用途，否則受法律制裁。有關限制相當嚴苛，其中一條是： 「已經得到許可買樓的臨時居民，必須在離開澳洲之前強制性賣出物業」。助理庫務部長說： 「政府要確保臨時居民和外籍非居民合法地投資澳洲房地產，符合社會的期望，而且又不為澳洲人的住房需求造成壓力」。這是澳洲政府對國民買屋需要的保障。對澳洲政府來說，澳洲並不願意看見由於外國人買澳洲住宅，造成價格上漲，令到澳洲人買不起。澳洲政府不會說： 「外國人買了澳洲的住宅，總要租出去，本國人買不起，租樓也可以嘛！」這個例子說明（一）住宅不是一般商品。在工、商、住、舖四種樓房中，別的不管，只管住宅，外人止步。（二）租樓住和買樓住確有分別。
炒家的推波助瀾，是香港住宅價格波動的另一個主因。香港人炒樓比歐美澳日更普遍，資金更多。縱觀全球，近年只有新加坡的炒風接近香港，只有大陸的炒風超過香港。
香港有20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出租，當中有地產商，更多的是擁有一兩個單位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為租戶提供租盤，長期持有，有正面的社會功能。但炒樓是另一碼事。
炒樓的影響是什麼？
炒家不必要特強的預見力，只是在價格持續上升一段時間後，隨大潮入市。炒家簽了正式買賣合同，付了10%樓價作為訂金，就可以換來繳付尾數、正式成交前的3 個6 個月的空間，善價而沽。沽不出去怎樣辦？近來利息低、租金升，銀根鬆動，借錢買樓收租仍有可為。於是沽不出去的話就付尾數，成交，然後租出去。
目前炒家佔多少？地產代理界說約佔所有買家的10%。2010 年4 月6 日稅務局長表示，稅局以電腦檢視和跟進房地產炒家，發現2007 至08 年可能涉及炒賣而需跟進的個案有6700 個，2008 至09 年則有4300 個，每個個案可能涉及多於一宗的物業買賣。我們又不妨用下面的辦法推想一下：如果香港境內外出現某種情，使得有40 億元資金在香港住宅樓市掃貨，用40 億元作為10%的訂金，就可以買下價值400 億元的住宅樓。400 億元是多少？大概等於全港空置二手住宅樓的兩成和兩成新落成的單位，造成樓盤貨源短缺的現象。
這種情在1997 年出現過。1997 年的炒風極為劇烈，當年住宅單位的買賣合同有17 萬宗，1996 年有13萬宗，兩年相差4 萬宗，等於2009 年住宅樓買賣合同宗數的37%（見圖一）。
香港不想管炒家也無增值稅中間階層是弱者
炒家是什麼人？大家身邊都會有親友，手上有三五百萬元，今天用幾十萬買這個單位，下星期再用幾十萬買另一個單位，香港有這種閒錢的人極多，也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特色。
比起買樓自住的人，炒家有什麼特點？一是手上有餘錢；二是敢冒風險；三是下手快。樓市上升，由於炒家已對目標大型屋的各座各單位的情瞭如指掌，有時甚至可以不看單位的內部裝修，光憑經紀的介紹就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經紀做炒家的生意要比自住買家快，在這種市下，買樓自住的市民抱怨的不僅是樓價高，而是和炒家之間的不對稱的競爭。
炒家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退市快。香港的私人住宅單位，平均每10 年轉手一次（見2010 年4 月30 日「筆陣」），絕大多數自住業主不會隨市價變化出出入入，因為總要有地方住。炒家好市時追價追貨，跌市時拋貨止蝕，因此加大了價格的波幅。
為什麼要在炒家和外地買家問題上許多筆墨？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家不想管炒家，不想收資本增值稅，也不想限制外地買家。因此我們就更應該多些考慮香港人在這種環境中的置業安居需要，中間階層在這種環境中是絕對的弱者。
有種說法認為，中間階層家庭想買樓買不起，我們可以通過增加賣地，降低樓價，使得這階層的人買得起。我認為有兩個問題要考慮：（一）居屋的訂價約為市價七成，要中間階層家庭負擔得起，私樓價格要降低三成，這是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結果？（二）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相當小，樓價下跌，有樓的人會換樓，現有業主換樓的出價能力會比第一次置業的中間階層家庭強，單憑增加私人住宅用地供應，是否可以協助中間階層上車，大有疑問。
由於生產需時，地產的供應矛盾經常出現，不是供不應求就是供過於求，因此價格的波動，比大多數商品要大。世界上的主要房地產市場、地產公司、地產投資基金等賺錢和蝕錢的幅度都很大，連銀行也往往因房地產貸款而倒閉。美國盛產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再加入各種各樣的專家，發明各種各樣的預測程式，但住宅和商業樓宇的市場大幅波動，仍然造成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巨大損失。
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無角色但「托價」和「壓價」力量不大
政府出台房屋政策，碰上跌市，如何是好？任何大政策，都有可能在出台之時，碰上外界因素而遭挫折。政府固然應該謹之慎之，應該對地產市場，對已經擁有物業的人小心保護，但沒有一個地產市場可以永遠平穩發展，這是地產市場的本性。
大家可以看新加坡在過去17 年的經驗。新加坡重建局的數字顯示（圖二），當地私人住宅價格指數從1993 年第一季度至1996 年第二季度之間，由80 點升至180 點，再在1996 至1998 年兩三年間回跌至100 點。其間新加坡元對港元匯率下跌16.6%。以港元計，這兩三年間的新加坡私人樓價下跌54%。比起1996 年第二季度的歷史高峰，新加坡樓價下跌後，何時「重見家鄉」，答案是12 年後的2008 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的大跌市，和政府的房屋政策有沒有關係？沒有。跌市前新加坡政府沒有房屋政策上的大動作。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亞洲，由於資本急速流走造成銀根緊縮，東南亞各國與香港無一倖免。1997、98年香港的按揭貸款利率上升至9%和11.25%，樓市受壓。
1997 年下半年開始衝擊亞洲經濟的，不叫「亞洲房地產海嘯」，叫「亞洲金融海嘯」。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等無一倖免。1996 年香港的按揭年利率是10.5%，1998 年上升至11.25%，之後的幅度是2%至9%。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會影響利率走勢，即使我們堅決不協助市民買樓自住，如果利率上升至1998 年的11.25%，樓價一樣會應聲倒地。
政府協助香港市民置業，有沒有責任風險？我認為政府提供補貼促成社會目標，沒有強迫接受，無可厚非。在工業經營的廠戶在接受低地價的資助後，有沒有倒閉或破產的？當然有，包括30 年前做急凍點心的，做鵝肝醬的都是例子。廠戶向工業公司申請前，要做好風險評估，準備好資金。同樣道理，向政府借錢、向按揭公司借錢買樓自住的業主也一樣。由於亞洲金融海嘯造成的大跌市，新加坡有沒有大比例的負資產？有，從圖二的數據中大家可以推算。
香港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上沒有角色，建出租公屋，停建復建居屋，停止或恢復置業貸款，以至最起碼的增加住宅用地供應量，都可以被視為對樓價有影響的動作。地價高，有人說政府有高地價政策；地價回落，有人說政府賤賣土地。市民大眾和「市場人士」對政府房屋政策的「托價」和「壓價」的力量愈盲目相信，政府的房屋和土地政策空間就愈少，市場以外積聚的住屋壓力就愈大。
規劃長遠房屋供求不能完全交託市場
接我想談點對青年家庭置業自住的看法。青年人不應好高騖遠，我完全同意，因此我不贊成大陸的青年人，在考慮買第一套房時，要買大面積的新單位，一步到位，買不起就抱怨社會。但我認為應該深入了解香港年輕家庭的置業需要。今天新一代的青年人，也許每個月可以供得起上車盤，但兩口子首期是問題。家境寬裕的父母往往「墊支」首期，然後讓年輕人克勤克儉，每月按時向銀行供款。還款能力是一個門檻，首期也是門檻。香港的大學生之中，有五六成人家住公屋，家境並不寬裕，有多少人可以靠父母「墊支」首期？香港只有兩成青年人上大學，其餘八成青年人收入更低，加薪機會不比大學生好，這批人的人數更多，又如何負擔上車盤？
青年人碰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爬升問題，大學生從師兄師姐口中知道離校五六年後的進程並不樂觀。我們二三十歲那個年頭，加薪快，晉升機會好，躊躇滿志。今天情大大不同。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要綜合解決，但我們應該知道今時和往日的不同。
30 多萬居屋業主中，大多數人買的是安居，升值固然好，但不是買居屋的主要動機。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穩定，經濟向上發展，樓價升值，愈多中間階層和社會的上層一齊分享到這種成果愈好，這不僅是公平問題，是為了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務實的政治需要。
估計長遠房屋需求，規劃長遠房屋供應，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要做，這是城市規劃和社會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不能完全交託市場。有了長遠規劃，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靈活進退，是不二之途。【樓市和住房之五】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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