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劉曉波獲獎，一個民族的淒涼和美麗
【明報專訊】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多振奮人心的事。中國曾有過無數次討論，中國人什麼時候才會獲得諾貝爾獎，在文壇上就曾多次討論魯迅當年是否曾拒絕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致使中國人早年與諾獎失諸交臂。雖然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因其在美國的十多年研究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但大家心裏總是覺得美中不足，因為兩人的成就似乎是在美國而並不是在中國培養出來，而兩人也在六十年代分別入了美籍，之後獲獎的幾個華人也是在中國走出去或逃出去的人。
獲獎的恥辱 民族的光榮
1989年獲和平獎的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世界上認為他是西藏人的比認為他是中國人的多；2000年獲文學獎的高行健也是流亡在外的法籍華人；去年獲物理獎的高錕更在幾十年前已歸化美籍。幾十年來，中國人對這被認為是當今世界上確認人類貢獻的最高殊榮流了不知多少口水，期盼有個貨真價實的中國人獲獎。現在終於在中國的土壤裏出了個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多個獎項中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和平獎，卻竟是個囚徒，是個拒絕走出去、逃出去、多次犯法的積犯。他不單曾拒絕保外就醫和流亡國外，更呼籲有心人回國建設民主，他出了獄又入獄，他獲獎被中國政府視為奇恥大辱，在這種情下，中國民眾如何能對這次獎項感到光榮？
本該讓人自豪，卻叫人心痛，原因再明顯不過。劉曉波被判囚十一年重刑的原因是他想要圓那中國人百多年來的民主夢，有良知的中國人能不痛心乎？劉霞說，這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是給劉曉波，也是給所有在中國堅持民主和平的人，給所有在獄中的良心犯。說得真好，也真淒涼，這不僅是劉家一個家庭的淒涼，也是整個民族的淒涼。
劉曉波以言入罪，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在獨裁統治下過活，但是歷來因為勇於以和平非暴力手法、以文字挑戰民心背向的政權，而身陷囹圄或被殺戮的也大有人在。史記有載，公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字獄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崔杼弒庄公」事件，齊太史及其家人堅持寫下歷史真相，以致家中多人相繼被殺，之後漢、明、清更是多不勝數。不過，到達顛峰的可能是近幾十年的中共統治。僅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中共就針對知識分子言論，劃了55萬人為右派分子，對他們進行各種逼害和凌辱。
中國不斷出現獨裁政權，但是擁有美麗心靈的人也前仆後繼地出來抗爭。我們都會記得遭劃為右派的美麗作家林昭，因為要求真正解放的言論被認為大逆不道，在多番折磨後，最終她在1968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殺，死時才35歲。被槍決幾天後，公安更到她家問其母索取五分錢子彈費。還有在文革中因為反對出身論而被殺的遇羅克，還有在改革開放時期因為批評鄧小平獨裁、要求民主這「第五個現代化」而坐了18年牢的魏京生，還有像劉曉波一樣經六四洗禮的眾多民運人士，如在2008年獲薩哈羅夫獎的胡佳。我記得大約在六、七年前，我和胡佳在上海一家酒吧內聊天，由愛滋病說起，談到六四，他說到他已去公安局預先告訴公安，要在清明節當天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六四，因為這是公民的基本權行。我仍記得當時自己覺得如何不可思議，當時我們一群常在內地穿梭的朋友，認為要在中國推動公民權利，是要講策略、講可持續性，大家都認為絕對不能明目張膽挑戰政府，胡佳的勇敢被很多朋友認為是亂來，是不明智的。後來我常想，我們憑什麼以為與政府和諧合作就會達到民主的一天？我們如何知道對政府俯首稱臣，在一些小小的政策研討上進言，企圖讓政府更開明一些，其實不是進行小修小補，在協助獨裁政權暫時紓緩民憤而得以千秋萬世延續下去？香港人既身處尚有言論自由的地方，為何仍有政客厚顏似的向主子獻媚，在大是大非如民主普選等議題上卑躬屈膝？這些人如何知道自己的溝通不是在把真正的民主愈推愈遠？
德、賽先生愈走愈遠
在這中日釣魚島主權紛爭當前，總讓人不得不想到百多年來中國人爭取「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歷程。雖然中國正為嫦娥二號成功探月而沾沾自喜，但是賽先生仍未是當年列強的對手，恐怕仍如百多年前一樣，不能讓中國保衛領土。最近有軍事評論家說，如果中國和日本真的打起仗來，中國會輸得比百多年前的甲午戰爭還要慘。德先生嗎？當中國政府以經濟實力日漸成為財大氣粗的國際強國時，德先生似乎離中國更遠了。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各地已在準備慶祝，相關的電影也陸續來，我總認為，中華民族在慶祝時，也該同聲一哭。辛亥革命革了幾千年來的帝制，但是人民並沒有真的成為主人，其幾年後五四運動呼籲的德先生一直和中國人有緣無份。什麼時候，劉曉波放了、胡佳放了、譚作人放了，所有在監牢裏的良心犯放了，德先生真來了，我們才該真的大事慶祝。
文：安娜
編輯 黃海燕
2010年10月17日 星期日
安裕周記﹕沒有道義的年代
安裕周記﹕沒有道義的年代
【明報專訊】今年的威尼斯影展令人心動的原因在於兩個人及其產生的關連，蘇菲亞哥普拉以《Somewhere》奪得金獅獎是半夜一時傳出的消息，我當即想到的是她父親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另一是獲得終身成就獎的吳宇森。哥普拉和吳宇森都是我喜愛的導演，這不僅由於他們各自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把暴力美學發揮到極致，而是他們在這些看似子彈橫飛警匪片裏突顯對傳統的執著，對出賣朋友出賣道義的強力批判，對以強凌弱以男欺女的強烈反彈，光與影之間滲透出一股書生之氣。
哥普拉在《教父》顯露了較諸黑幫仇殺更深邃廣袤的視野，馬龍白蘭度飾演的黑手黨頭子Vito Corleone說，「相比於我們這一代殺了四百萬人的『正人君子』，我們還不算是好人嗎？」殺了四百萬人是說二戰年間的納粹。吳宇森《英雄本色》令我久久難以忘懷的不是周潤發在楓林小築大開殺戒的一幕，而是清晨佇立在西門町手裏拿一份《中國時報》，讀到狄龍被捕的那刻的肅殺和孤寂。鏡頭接下來是一言不發神情哀傷的周潤發坐在王俠的辦公室，王俠說，現在的人愈來愈不講江湖道義了。
閱讀吳宇森和哥普拉尤其是前者需要另一重視角補遺，感謝朋友在facebook把廣州《南方周末》的吳宇森專訪上載，使得我終於從吳宇森口中得到此一證言。儘管有人批評吳宇森在《職業特工隊》之後無以為繼，我卻認為這是吳宇森闖蕩江湖後的回歸基本，始終不能避免流露出他曾經是張徹弟子的中國情懷。張徹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國語片暴力大師，雖然今天看來，張徹的血流成河式電影未免灑狗血一點，但我後來從張徹在《明報》世紀版的長文找到他的中國文化情結。出身國民黨大陸年代蔣經國青年政戰系統，張徹的中國視野雖留於所謂大一統政治想像，但更值得細味是他對中國文化佚失的關切。字裏行間是一個讀書人對家國的心境投射。
委婉而直接
吳宇森出道後曾有一段不短時間擔任張徹副手，相信六七十年代在邵氏片場的日子，在張徹身邊耳濡目染並得到啟發是自然而然的事。在《南方周末》的訪問，吳宇森談了很多，包括外人認為過往較少披露的他和徐克關係。不過，我反而對這篇數千字長文其中一段對話心有所感﹕
「八月十一日，吳宇森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被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怎樣看待中國的和平崛起？
「吳宇森委婉地表達擔憂，『不管我們怎麼強大，現在中國社會給我的感覺就是，全民族重視經濟，不夠重視文化，我覺得很多年輕人追求的都是一些比較外在的東西，比如說功名、金錢，沒有人注重文化和精神』。」
《南方周末》記者說吳宇森答得很委婉，但我卻覺得委婉之中是直接。說委婉，是因為吳宇森很客氣說出神州今天以為有錢便是一切的從上而下一以貫之精神狀態；說直接，是他指出當今大陸沒有特別注重文化和精神。我要在這裏表揚不怕被更換主編的《南方周末》，更要讚揚這些年在內地拍片的吳宇森——他們冒足以影響事業前程的大不韙說出心底話。放在今天，就算是拿英美加護照、演藝事業還未跨過深圳河，在相對安全不可能被控顛覆國家的香港社會，他們都不敢批評北京半句，這更不必說大紅大紫的天王天后級藝人了。但在這裏頭有一個異數，在杜琪峰的《黑社會》第一集〈以和為貴〉，飾演警官的姜大衛的似是自嘲卻令人看得會心微笑「人黑社會搞選舉比我們早一百年」的話中有話。
紅褲子出身的吳宇森和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畢業的李安，他們影片都帶出極強的中國式壓抑，而這壓抑到最後都以爆發為結。一個香港長大的廣州人，一個台中長大的江西人，不謀而合顯出他們的同理心。在吳宇森最著名的兩部電影《英雄本色》和《喋血雙雄》，周潤發在電影前段都是作奸犯科殺人如麻，但中段失意於石燕子的偽鈔集團及誤傷葉倩文後的良心自責，其實都是精神和人格上的壓抑過程。李安成名作三部曲，《推手》的太極高手郎雄，《喜宴》的同性戀者趙文瑄，以至於《飲食男女》郎雄一家子，三者心理上的陰蔽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不同。然而，當忍無可忍迸發的那一刻來臨之際，周潤發擎Uzi衝鋒槍開快艇直闖槍林彈雨，郎雄在唐人街飯館一揮手砸跌好勇鬥狠的華青幫和全副武裝的紐約警察。
道義大纛之下
這種壓抑——爆發美學其來有自，源於中國政治文化的由上而下的打壓，以及由此產生對權威的反彈，而其根本大纛則是道義二字。所謂道義，並非遭扭曲為黑社會義氣的那種，是帶有俠氣的義理。吳宇森電影宣揚的是仁義可風哲理，這是他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說到大陸向錢看的論據支撐力點。吳宇森的訪問八月中見報，他不可能知道兩個月後劉曉波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極準確地預見中國的病灶。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獎到今天，整整九天，北京傳來的聲音和看到的畫面都是聒躁不寧的大聲吆喝和動手動腳。我實在不能明白，北京可以不滿意挪威頒和平獎給劉曉波，但有沒有必要把弱質纖纖的劉霞軟禁，還要下作到把她的手機砸壞，目的是不讓她接受傳媒訪問。中共的做法令人咬牙切齒，倘是說把專政對象集中在劉曉波一個大男人身也還算，可是用如此手段對付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的妻子，而且是粗暴野蠻無禮，忝為中國人，也算丟臉丟到家了。
吳宇森在《南方周末》裏的「全民族重視經濟」，用廣州話說是便是「有錢大晒」。對於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度來說，這是頗為容易受落的意識形態；當道德義理在文化大革命成為四舊的歷史渣滓時、急遽轉變後的一九七九年全民向錢看，結果是「有錢大晒」由東北延伸西南，由沿海西進內陸，小焉是弄虛作假，大焉是貪污淪喪。從大頭奶粉到三聚氰胺到孔雀石綠，從成克杰到陳紹基到陳良宇，說到底都是為了錢。在更高的層次，巨額的貿易順差二萬億美元存底十三億人的龐大巿場，暴發戶嘴臉自覺或不自覺流露在經濟政治環保貿易外交各方面，外交部發言人眼高於頂頭微抬起以下巴對台下記者的body language，盡在不言中。
歐洲對中共就劉曉波得獎的反應，大概是以一種觀察史前動物的態度對待﹕靜靜在玻璃屏外眼都不眨細看展覽櫥窗內這東西——北京一些人那種反人道反文化的行為和語言模式，是五百年前已有文藝復興運動、八百年前已有大憲章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權利與義務的歐洲人所不能理解的。當然，歐洲人會公開說，你富裕是你的事，你要推動自己的一套人權或民主價值是你們中國人的事，但歐洲人會扭過頭來掩嘴竊笑這一返祖現象。
沉淪的悲哀
這場文化衝突看來還會延續下去，並且通過各個層面把這場交鋒擴大，一場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的文化冷戰即將展開，歐洲將以富饒並保存良好的人文歷史，面對「有錢大晒」的中共治下中國文化。挪威外交部傳召中國大使唐國強提出抗議，此舉保證歐洲各國尤其是西歐國家心裏一致叫好。歐洲人是驕傲的，雖然錢銀缺缺，然而大憲章和文藝復興留給他們的精神文明仍然豐碩得足以看扁暴發戶。吳宇森不愧是大師，電影以外的人生也觀察了然，他在自己電影裏往往給予人們自我救贖的機會，張國榮在《英雄本色》裏幡然大悟兄弟之情，梁朝偉在《辣手神探》與周潤發醫院槍戰雙劍合壁，俱是以道義人格對自己此前走上錯路歪路的自救。可惜的是，吳宇森無法重寫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至今的劇本，當然更無法讓中共在他的筆下自行救贖只得任由沉淪。這不啻是一種悲哀，我說的是於中共而言。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明報專訊】今年的威尼斯影展令人心動的原因在於兩個人及其產生的關連，蘇菲亞哥普拉以《Somewhere》奪得金獅獎是半夜一時傳出的消息，我當即想到的是她父親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另一是獲得終身成就獎的吳宇森。哥普拉和吳宇森都是我喜愛的導演，這不僅由於他們各自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把暴力美學發揮到極致，而是他們在這些看似子彈橫飛警匪片裏突顯對傳統的執著，對出賣朋友出賣道義的強力批判，對以強凌弱以男欺女的強烈反彈，光與影之間滲透出一股書生之氣。
哥普拉在《教父》顯露了較諸黑幫仇殺更深邃廣袤的視野，馬龍白蘭度飾演的黑手黨頭子Vito Corleone說，「相比於我們這一代殺了四百萬人的『正人君子』，我們還不算是好人嗎？」殺了四百萬人是說二戰年間的納粹。吳宇森《英雄本色》令我久久難以忘懷的不是周潤發在楓林小築大開殺戒的一幕，而是清晨佇立在西門町手裏拿一份《中國時報》，讀到狄龍被捕的那刻的肅殺和孤寂。鏡頭接下來是一言不發神情哀傷的周潤發坐在王俠的辦公室，王俠說，現在的人愈來愈不講江湖道義了。
閱讀吳宇森和哥普拉尤其是前者需要另一重視角補遺，感謝朋友在facebook把廣州《南方周末》的吳宇森專訪上載，使得我終於從吳宇森口中得到此一證言。儘管有人批評吳宇森在《職業特工隊》之後無以為繼，我卻認為這是吳宇森闖蕩江湖後的回歸基本，始終不能避免流露出他曾經是張徹弟子的中國情懷。張徹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國語片暴力大師，雖然今天看來，張徹的血流成河式電影未免灑狗血一點，但我後來從張徹在《明報》世紀版的長文找到他的中國文化情結。出身國民黨大陸年代蔣經國青年政戰系統，張徹的中國視野雖留於所謂大一統政治想像，但更值得細味是他對中國文化佚失的關切。字裏行間是一個讀書人對家國的心境投射。
委婉而直接
吳宇森出道後曾有一段不短時間擔任張徹副手，相信六七十年代在邵氏片場的日子，在張徹身邊耳濡目染並得到啟發是自然而然的事。在《南方周末》的訪問，吳宇森談了很多，包括外人認為過往較少披露的他和徐克關係。不過，我反而對這篇數千字長文其中一段對話心有所感﹕
「八月十一日，吳宇森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被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怎樣看待中國的和平崛起？
「吳宇森委婉地表達擔憂，『不管我們怎麼強大，現在中國社會給我的感覺就是，全民族重視經濟，不夠重視文化，我覺得很多年輕人追求的都是一些比較外在的東西，比如說功名、金錢，沒有人注重文化和精神』。」
《南方周末》記者說吳宇森答得很委婉，但我卻覺得委婉之中是直接。說委婉，是因為吳宇森很客氣說出神州今天以為有錢便是一切的從上而下一以貫之精神狀態；說直接，是他指出當今大陸沒有特別注重文化和精神。我要在這裏表揚不怕被更換主編的《南方周末》，更要讚揚這些年在內地拍片的吳宇森——他們冒足以影響事業前程的大不韙說出心底話。放在今天，就算是拿英美加護照、演藝事業還未跨過深圳河，在相對安全不可能被控顛覆國家的香港社會，他們都不敢批評北京半句，這更不必說大紅大紫的天王天后級藝人了。但在這裏頭有一個異數，在杜琪峰的《黑社會》第一集〈以和為貴〉，飾演警官的姜大衛的似是自嘲卻令人看得會心微笑「人黑社會搞選舉比我們早一百年」的話中有話。
紅褲子出身的吳宇森和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畢業的李安，他們影片都帶出極強的中國式壓抑，而這壓抑到最後都以爆發為結。一個香港長大的廣州人，一個台中長大的江西人，不謀而合顯出他們的同理心。在吳宇森最著名的兩部電影《英雄本色》和《喋血雙雄》，周潤發在電影前段都是作奸犯科殺人如麻，但中段失意於石燕子的偽鈔集團及誤傷葉倩文後的良心自責，其實都是精神和人格上的壓抑過程。李安成名作三部曲，《推手》的太極高手郎雄，《喜宴》的同性戀者趙文瑄，以至於《飲食男女》郎雄一家子，三者心理上的陰蔽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不同。然而，當忍無可忍迸發的那一刻來臨之際，周潤發擎Uzi衝鋒槍開快艇直闖槍林彈雨，郎雄在唐人街飯館一揮手砸跌好勇鬥狠的華青幫和全副武裝的紐約警察。
道義大纛之下
這種壓抑——爆發美學其來有自，源於中國政治文化的由上而下的打壓，以及由此產生對權威的反彈，而其根本大纛則是道義二字。所謂道義，並非遭扭曲為黑社會義氣的那種，是帶有俠氣的義理。吳宇森電影宣揚的是仁義可風哲理，這是他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說到大陸向錢看的論據支撐力點。吳宇森的訪問八月中見報，他不可能知道兩個月後劉曉波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極準確地預見中國的病灶。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獎到今天，整整九天，北京傳來的聲音和看到的畫面都是聒躁不寧的大聲吆喝和動手動腳。我實在不能明白，北京可以不滿意挪威頒和平獎給劉曉波，但有沒有必要把弱質纖纖的劉霞軟禁，還要下作到把她的手機砸壞，目的是不讓她接受傳媒訪問。中共的做法令人咬牙切齒，倘是說把專政對象集中在劉曉波一個大男人身也還算，可是用如此手段對付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的妻子，而且是粗暴野蠻無禮，忝為中國人，也算丟臉丟到家了。
吳宇森在《南方周末》裏的「全民族重視經濟」，用廣州話說是便是「有錢大晒」。對於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度來說，這是頗為容易受落的意識形態；當道德義理在文化大革命成為四舊的歷史渣滓時、急遽轉變後的一九七九年全民向錢看，結果是「有錢大晒」由東北延伸西南，由沿海西進內陸，小焉是弄虛作假，大焉是貪污淪喪。從大頭奶粉到三聚氰胺到孔雀石綠，從成克杰到陳紹基到陳良宇，說到底都是為了錢。在更高的層次，巨額的貿易順差二萬億美元存底十三億人的龐大巿場，暴發戶嘴臉自覺或不自覺流露在經濟政治環保貿易外交各方面，外交部發言人眼高於頂頭微抬起以下巴對台下記者的body language，盡在不言中。
歐洲對中共就劉曉波得獎的反應，大概是以一種觀察史前動物的態度對待﹕靜靜在玻璃屏外眼都不眨細看展覽櫥窗內這東西——北京一些人那種反人道反文化的行為和語言模式，是五百年前已有文藝復興運動、八百年前已有大憲章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權利與義務的歐洲人所不能理解的。當然，歐洲人會公開說，你富裕是你的事，你要推動自己的一套人權或民主價值是你們中國人的事，但歐洲人會扭過頭來掩嘴竊笑這一返祖現象。
沉淪的悲哀
這場文化衝突看來還會延續下去，並且通過各個層面把這場交鋒擴大，一場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的文化冷戰即將展開，歐洲將以富饒並保存良好的人文歷史，面對「有錢大晒」的中共治下中國文化。挪威外交部傳召中國大使唐國強提出抗議，此舉保證歐洲各國尤其是西歐國家心裏一致叫好。歐洲人是驕傲的，雖然錢銀缺缺，然而大憲章和文藝復興留給他們的精神文明仍然豐碩得足以看扁暴發戶。吳宇森不愧是大師，電影以外的人生也觀察了然，他在自己電影裏往往給予人們自我救贖的機會，張國榮在《英雄本色》裏幡然大悟兄弟之情，梁朝偉在《辣手神探》與周潤發醫院槍戰雙劍合壁，俱是以道義人格對自己此前走上錯路歪路的自救。可惜的是，吳宇森無法重寫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至今的劇本，當然更無法讓中共在他的筆下自行救贖只得任由沉淪。這不啻是一種悲哀，我說的是於中共而言。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影像特區﹕不租不賣的寮屋生活
影像特區﹕不租不賣的寮屋生活
【明報專訊】德姐，因高鐵工程而家園被。不過，她絕對不同意鄭汝樺輕率的以為，被安置上樓是改善生活。德姐向政府申請了復耕牌照，正在她出生、成長、結婚、娶新抱的錦田八鄉一帶，覓地重建耕住合一的家園。60年了，打從他老爸在這裏落腳，德姐的家穩穩紮根在這片土地上。
寮屋不壞
德姐一生都居於寮屋，坦言從沒想過上樓。提到寮屋，我們總會聯想到木板鐵皮、水火二險等等，但走進德姐的家，與上述一般印象完全沾不上邊。主屋由5呎高圍牆保護，園內寬闊，一棵幾十年的龍眼樹綠葉成蔭，既供美果，也涼快身心。園內左右都有水池，一邊養有數隻大烏，夏天會吃龍眼樹掉下的果實。另一邊的水池，用以清洗即將出售的農作物。主屋是500呎兩層平房，屋前有簷篷，她常坐在園子裏處理收割回來的農作物，或清洗菜蔬預備晚餐。後方有一間較小的單層房子，是德姐已婚的長子兩口子的住處。
現在居住環境舒適，其實得來不易。德姐在豬欄出生，成長於豬欄改建的小屋，老爸窮得沒有錢請執媽，臍帶也是老爸給她斷的。德姐結婚之後入住夫家，一間大一點的木屋。1979年，德姐肚裏懷即將出生的女兒，8月2日，荷貝正面襲港，那間大一點的木屋在猛烈的風勢下整間被吹走，幸好家人沒有傷亡，然而，她的女兒就與她出生時同一命運，第一個家，也是豬欄。
房子的成長歷史
由於有這些不平凡的經歷，德姐認為建屋一定要建經得起風浪的磚屋。這間寮屋由1985年開始申請建造，到1991年正式入伙。 城市人儲首期買樓，德姐以種植儲得2萬元買下土地，然後一切歸零，又再辛勤種菜，幾年後儲得6萬多元開始建屋。當時政府已收緊寮屋政策，德姐一家所住的房子是以白鴿屋名義申請興建，但動工就是砌雙磚牆，打再大的風也不怕。於是，雙磚屋外框完成，第二次的積蓄也一點沒剩。要入伙？還要先裝修，要裝修？還是要再次儲錢。
由申請到建造及裝修，這間寮屋用了6年時間分3個階段慢慢成形。最初裝修簡陋，就一把木梯搭上二樓，電視放在梯前，一家人一格一格佔坐梯上看電視，誰也不擋誰。但木梯斜放佔空間太多，後來輾轉改成正式的樓梯模樣，從前放梯的位置現在放餐桌，一切痕都看不出來了。
入住不久，德姐丈夫林先生患上重病。德姐友人懂風水一二，為德姐看過房子，說她住屋座向犯五黃，她把主屋原本向正南的大門口改向西面，與圍牆鐵閘方向相同。改建門口座向雖然繁複，但為家人日後的生活平安，還是照做。
廚房和主屋本是分開建造，各自有獨立門戶進出，有一窗相通，後來德姐覺得不方便，就把窗口改裝成為廚房與主屋之間的門。20年居住期間，屋外增建了簷篷和士多房，園子裏的果樹開枝散葉，孩子成家立室。
何謂「置安心」
那時，德姐正當盛年，以6年時間規劃寮屋，打後的20多年，改建座向，修整樓梯、加建簷篷，優化廚房，替兒子在旁邊再建一個小型的安樂窩，就算是路人甲乙，隨便探頭一看，都要讚歎德姐的美果寮屋。美果寮屋價值重於豪宅，但與那媒體裏一再出現的「豪宅」有根本性的分別。德姐常惦念幼時眼中父親的辛勞模樣，高瘦的身影在田裏耕作，走投無路時用僅有的幾毛錢乘車去向妹妹借錢（但被拒絕）。家人間唇齒相依的歷史軌，構成的並不是炒賣價值或萬元呎價，菜園村持續一年多的抗爭，核心價值是﹕「不遷不拆」。德姐企圖保衛的，不是一個隨時可租可賣的單位，而是她既不出租，也不出賣的「家園」。
文 陳秉鳳
圖 波子
編輯 楊泳森
【明報專訊】德姐，因高鐵工程而家園被。不過，她絕對不同意鄭汝樺輕率的以為，被安置上樓是改善生活。德姐向政府申請了復耕牌照，正在她出生、成長、結婚、娶新抱的錦田八鄉一帶，覓地重建耕住合一的家園。60年了，打從他老爸在這裏落腳，德姐的家穩穩紮根在這片土地上。
寮屋不壞
德姐一生都居於寮屋，坦言從沒想過上樓。提到寮屋，我們總會聯想到木板鐵皮、水火二險等等，但走進德姐的家，與上述一般印象完全沾不上邊。主屋由5呎高圍牆保護，園內寬闊，一棵幾十年的龍眼樹綠葉成蔭，既供美果，也涼快身心。園內左右都有水池，一邊養有數隻大烏，夏天會吃龍眼樹掉下的果實。另一邊的水池，用以清洗即將出售的農作物。主屋是500呎兩層平房，屋前有簷篷，她常坐在園子裏處理收割回來的農作物，或清洗菜蔬預備晚餐。後方有一間較小的單層房子，是德姐已婚的長子兩口子的住處。
現在居住環境舒適，其實得來不易。德姐在豬欄出生，成長於豬欄改建的小屋，老爸窮得沒有錢請執媽，臍帶也是老爸給她斷的。德姐結婚之後入住夫家，一間大一點的木屋。1979年，德姐肚裏懷即將出生的女兒，8月2日，荷貝正面襲港，那間大一點的木屋在猛烈的風勢下整間被吹走，幸好家人沒有傷亡，然而，她的女兒就與她出生時同一命運，第一個家，也是豬欄。
房子的成長歷史
由於有這些不平凡的經歷，德姐認為建屋一定要建經得起風浪的磚屋。這間寮屋由1985年開始申請建造，到1991年正式入伙。 城市人儲首期買樓，德姐以種植儲得2萬元買下土地，然後一切歸零，又再辛勤種菜，幾年後儲得6萬多元開始建屋。當時政府已收緊寮屋政策，德姐一家所住的房子是以白鴿屋名義申請興建，但動工就是砌雙磚牆，打再大的風也不怕。於是，雙磚屋外框完成，第二次的積蓄也一點沒剩。要入伙？還要先裝修，要裝修？還是要再次儲錢。
由申請到建造及裝修，這間寮屋用了6年時間分3個階段慢慢成形。最初裝修簡陋，就一把木梯搭上二樓，電視放在梯前，一家人一格一格佔坐梯上看電視，誰也不擋誰。但木梯斜放佔空間太多，後來輾轉改成正式的樓梯模樣，從前放梯的位置現在放餐桌，一切痕都看不出來了。
入住不久，德姐丈夫林先生患上重病。德姐友人懂風水一二，為德姐看過房子，說她住屋座向犯五黃，她把主屋原本向正南的大門口改向西面，與圍牆鐵閘方向相同。改建門口座向雖然繁複，但為家人日後的生活平安，還是照做。
廚房和主屋本是分開建造，各自有獨立門戶進出，有一窗相通，後來德姐覺得不方便，就把窗口改裝成為廚房與主屋之間的門。20年居住期間，屋外增建了簷篷和士多房，園子裏的果樹開枝散葉，孩子成家立室。
何謂「置安心」
那時，德姐正當盛年，以6年時間規劃寮屋，打後的20多年，改建座向，修整樓梯、加建簷篷，優化廚房，替兒子在旁邊再建一個小型的安樂窩，就算是路人甲乙，隨便探頭一看，都要讚歎德姐的美果寮屋。美果寮屋價值重於豪宅，但與那媒體裏一再出現的「豪宅」有根本性的分別。德姐常惦念幼時眼中父親的辛勞模樣，高瘦的身影在田裏耕作，走投無路時用僅有的幾毛錢乘車去向妹妹借錢（但被拒絕）。家人間唇齒相依的歷史軌，構成的並不是炒賣價值或萬元呎價，菜園村持續一年多的抗爭，核心價值是﹕「不遷不拆」。德姐企圖保衛的，不是一個隨時可租可賣的單位，而是她既不出租，也不出賣的「家園」。
文 陳秉鳳
圖 波子
編輯 楊泳森
「及時雨」助選基金
「及時雨」助選基金
【明報專訊】聽見特首「關愛基金」之名，令我笑了一回。唐英年聽見特首宣布基金以他為主席，也許笑得更燦爛。我笑，因為香港的公共行政變得有如兒戲，而且層級愈高、款額愈大，愈可以亂來。
政府要扶貧，必須正本清源，要由稅制改革、經濟政策、城市規劃、福利津貼及教育補貼來綜合達致，並非搞一個豪裝《歡樂滿東華》，並且叫地產商認捐便了事。若是成立什麼扶貧委員會，是諮詢政策的，由負責統籌政務的政務司長唐英年來做主席，順理成章，然而關愛基金是資助具體項目的，又是政府、商界和民間社福組織互相協作，屬於實務操作和社區聯絡，這種實際營運性質的扶貧基金，原本應由福利局長、民政局長或獨立人士為主席的，任命負責政策統籌的唐英年為主席，顯然是「大才小用」，別有所圖。
富豪獨愛「關愛基金」
一位負責政策統籌的人，負責高層官僚政治的人，忽然又要周旋於大地產商、慈善團體及地區組織之間，締結個人網絡，掌握社會民情，又享有明顯的媒體曝光機會，即使不是為特首競選鋪路，也是為預習特首的政治工作。瓜田李下，引人遐思。
關愛基金事前不見廣泛宣傳及募捐游說，忽然恒基地產、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各捐助四億元，長和系集團捐五億元，短短兩日，認捐達三十五億元，情有如認購業績前景燦爛的新股票，大家爭做股東，五十億元之數，隨時超額完成。以往社福界籌款，游說大商家，講到流牙血，也是籌得幾十萬元。《歡樂滿東華》有得出鏡，有明星娛樂，也是捐一百幾十萬。富豪獨愛「關愛基金」，顯然也是別有所圖。
特首說，基金目的，是在現有政府、非政府機構、慈善團體的各種援助計劃之外，建立一個新的「平台」，通過民間、商界和政府的三方面攜手合作，提倡社會共同努力去支援弱勢社群，重點針對需要援助而又未能受惠於現有社會服務的人士，資助「漏網之魚」。因此，政府中人說，會考慮個別人士申請，審查也會快速一些，例如資助貧童參加遊學團之類。
一句「及時雨」，道破心中情
有公共行政經驗的人，聽到做了一世政務官的曾蔭權說這番話，就更可笑了。要資助目前在綜援制度以外的貧困人士和特殊項目，首先要補綜援制度的漏網，容許社署工作更為靈活（曾蔭權已說綜援制度完備，封了補漏之門）。其次，要掌握未能受惠於綜援的人來快速資助，當中，涉及資訊（information）及效率兩大問題。只有日夕參與扶貧的民間社福組織，才有最齊全的資訊和最直接的人際網絡，也只有規模較小的民間組織，才可以發揮效率。一個由政務司長主持、新成立的、規模龐大的慈善基金，顯然不適合這種業務。真的要做，基金交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由福利局直接撥款予慈善團體及社區組織便可，沿用既有的官民合作網絡，減低行政成本，防範資金濫用。這是公共行政常識。然而，當一位老官僚做事忽然違反政務常識，有行政經驗的人也很容易解釋——那是為了政治需要。
施政報告公布之後，唐英年向傳媒宣傳，說關愛基金重點針對需援助而又未能受惠於現有社會服務的人士，要發揮「及時雨」作用。唐英年可愛之處，是經常「鬼拍後尾枕」。「及時雨」是《水滸傳》宋江的外號，宋江為官之時，不務正業，經常周濟江湖朋友，施捨鄉親，廣結善緣，目的不是為了做好官，而是要打江山啊。
文 陳 雲
【明報專訊】聽見特首「關愛基金」之名，令我笑了一回。唐英年聽見特首宣布基金以他為主席，也許笑得更燦爛。我笑，因為香港的公共行政變得有如兒戲，而且層級愈高、款額愈大，愈可以亂來。
政府要扶貧，必須正本清源，要由稅制改革、經濟政策、城市規劃、福利津貼及教育補貼來綜合達致，並非搞一個豪裝《歡樂滿東華》，並且叫地產商認捐便了事。若是成立什麼扶貧委員會，是諮詢政策的，由負責統籌政務的政務司長唐英年來做主席，順理成章，然而關愛基金是資助具體項目的，又是政府、商界和民間社福組織互相協作，屬於實務操作和社區聯絡，這種實際營運性質的扶貧基金，原本應由福利局長、民政局長或獨立人士為主席的，任命負責政策統籌的唐英年為主席，顯然是「大才小用」，別有所圖。
富豪獨愛「關愛基金」
一位負責政策統籌的人，負責高層官僚政治的人，忽然又要周旋於大地產商、慈善團體及地區組織之間，締結個人網絡，掌握社會民情，又享有明顯的媒體曝光機會，即使不是為特首競選鋪路，也是為預習特首的政治工作。瓜田李下，引人遐思。
關愛基金事前不見廣泛宣傳及募捐游說，忽然恒基地產、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各捐助四億元，長和系集團捐五億元，短短兩日，認捐達三十五億元，情有如認購業績前景燦爛的新股票，大家爭做股東，五十億元之數，隨時超額完成。以往社福界籌款，游說大商家，講到流牙血，也是籌得幾十萬元。《歡樂滿東華》有得出鏡，有明星娛樂，也是捐一百幾十萬。富豪獨愛「關愛基金」，顯然也是別有所圖。
特首說，基金目的，是在現有政府、非政府機構、慈善團體的各種援助計劃之外，建立一個新的「平台」，通過民間、商界和政府的三方面攜手合作，提倡社會共同努力去支援弱勢社群，重點針對需要援助而又未能受惠於現有社會服務的人士，資助「漏網之魚」。因此，政府中人說，會考慮個別人士申請，審查也會快速一些，例如資助貧童參加遊學團之類。
一句「及時雨」，道破心中情
有公共行政經驗的人，聽到做了一世政務官的曾蔭權說這番話，就更可笑了。要資助目前在綜援制度以外的貧困人士和特殊項目，首先要補綜援制度的漏網，容許社署工作更為靈活（曾蔭權已說綜援制度完備，封了補漏之門）。其次，要掌握未能受惠於綜援的人來快速資助，當中，涉及資訊（information）及效率兩大問題。只有日夕參與扶貧的民間社福組織，才有最齊全的資訊和最直接的人際網絡，也只有規模較小的民間組織，才可以發揮效率。一個由政務司長主持、新成立的、規模龐大的慈善基金，顯然不適合這種業務。真的要做，基金交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由福利局直接撥款予慈善團體及社區組織便可，沿用既有的官民合作網絡，減低行政成本，防範資金濫用。這是公共行政常識。然而，當一位老官僚做事忽然違反政務常識，有行政經驗的人也很容易解釋——那是為了政治需要。
施政報告公布之後，唐英年向傳媒宣傳，說關愛基金重點針對需援助而又未能受惠於現有社會服務的人士，要發揮「及時雨」作用。唐英年可愛之處，是經常「鬼拍後尾枕」。「及時雨」是《水滸傳》宋江的外號，宋江為官之時，不務正業，經常周濟江湖朋友，施捨鄉親，廣結善緣，目的不是為了做好官，而是要打江山啊。
文 陳 雲
周日話題﹕「實而不華」標籤 「華而不實」官話——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論述
周日話題﹕「實而不華」標籤 「華而不實」官話——
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論述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大力推銷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再三強調，計劃於二○一四年才推出的「先租後買」樓房，特色是「實而不華」。
弔詭的是，以「實而不華」作為焦點的政府資助房屋發展大計，除了突顯其不願干擾私人「豪宅」的身價外，
同時揭示的，恰好是施政報告那無藥可救的「華而不實」官氣。
愈來愈不想看施政報告，不是由於它長篇大論、缺乏文采、措辭沉悶，而是因為它提出的政策方向或設定的議程，完全意不在為市民解決實質問題。相反，施政報告或其他由政府炮製的諮詢文件，主要作用是為了迴避問題，把焦點錯置，使公共輿論為「華而不實」的議程所佔領，令公的精力浪費於「熱鬧於一時」的假問題假答案爭論。產生的效果，不僅無法探討能真正改善問題的有效方法，甚至連實質的問題也無法提出。如果我們只跟報告所提出的議程走，不論贊成或反對當中與實際問題無關的建議，恐怕都會變成像政府一樣，積極地做大量不相干的事情，以令有實質效果的政策和工作不會發生。
住房需求的兩重性
今年的施政報告花了不少篇幅討論房屋問題，據稱是為了讓市民安居樂業。然而，報告所提出的方法和論述方式，卻「出賣」了其宣稱的目標。
施政報告指出，中低收入社群，也就是佔本地人口絕大部分的市民，他們之所以面對置業的困難，主要是由於樓價持續高企，而高樓價的原因，是土地供應不足。然而，樓價不斷升，市民未能安居，真的只是由於總體的土地數量供應不足？還是源於地產市場的壟斷結構，以及當中歧視中低收入社群真正需要的政府政策和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
已故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仔細研究了法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住房供求，指出住房（house）一詞，有兩重意義﹕一是指可用作居所的建築物，二是代表共住於其中的所有人的關係。前者與其他物質性的商品類似，完全可化作純粹的炒賣投資對象；後者指的是使用者的一個集體計劃，目的在於建立和長遠地維持「家庭」穩定關係。因此，購買房屋，既是一種經濟投資，但也同時是一種打造和維繫人倫關係的社會投資；既有物質和技術上的考慮，亦包含使用者在美學和倫理上的欲求。因此置業的需求，既可以源於投資保值或投機致富的欲望，也可以是基於建立和維繫家庭等社會文化考量。
中低收入社群，特別是當中不擁有私樓或公屋者，他們會較傾向以建立家庭的原因而置業；相反，高收入人士或更多地基於經濟原因，投資或炒賣樓房。如果政府的目標真的是想令大部分人安居樂業，那麼只提出每年（有限地）增加土地供應，用作興建私人樓房，不僅缺乏針對性，甚至會在既有的供應偏向「豪宅」的地產壟斷結構下，助長經濟投資／投機，而滿足買樓自用以建立家庭的市民需求，仍然遙不可及。
華而不實的房屋政策
據施政報告第四十九段宣稱，政府未來的房屋政策，包括每年提供可建約兩萬私人單位的土地；推出所謂「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於二○一四年供應一千間「先租後買」的「實而不華」住房，以「回應私人市場中小型單位短缺情」；最後是遲來的有關「發水樓」面積、投資移民限制等規管措施，希望「確保私人住宅市場健康平穩」。
政府建議「在未來十年內，平均每年需提供可興建約二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土地」，是以過去十年地產業高度壟斷及政府政策向地產商傾斜的環境下，相對少的一手私人住宅買賣數目（18,500個單位）作為基準。而「可興建」的意思，就是最終的樓宇數量和大小，主要仍然是由地產發展商決定，如果發展商傾向建造面積較大、供經濟投資／機的高價「豪宅」，樓宇數量自然較少，也與大部分市民的安居樂業需求無關，更可能佔用了可供居屋公屋的土地資源。
事實上，施政報告提出的房屋政策原則，包括強調「在公屋以外，政府的主要角色是提供土地，並盡量退出房屋資助計劃，把干預市場的程度減至最低」；供應足夠土地和基建，以「維持公平和穩定的環境，讓房地產市場能夠持續健康發展」。但所謂充足的土地供應，仍然是「以勾地表制度為主軸」，政府的主動賣地安排只作為輔助。換句話說，新供應的土地數量，以至一手私宅的大小、供應量和價格，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地產發展商主導。值得補充的是政府的「進步發展觀」，似乎在公屋方面的不太追求「進步」，只想維持過去平均三年的輪候時間的目標。
在這種種條件下，所謂的樓市「平穩發展」、「穩定的環境」，潛台詞大概是要維持過去十年地產業的壟斷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高樓價和對低收入社群需求的歧視；而在今日香港社會的語境下，恐怕是指要維持現有的超高樓價。
至於不斷強調「實而不華」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除了在論述上起與一手私樓（豪宅）分隔的作用，以產生不同「級數」的象徵價值之外，同時也強調這計劃的彈性，包括讓「夾心階層可選擇購買……私人市場上的單位」，又因「計劃沒有傳統居屋的轉售限制以及補價要求，增加市民在物業市場向上流動的機會」。另一方面，施政報告提出的轉售居屋可分期補地價的建議，也是為了方便居屋業主賣樓換樓。換句話說，這些設計，其實也為發展商「華而不實」的「發水豪宅」增加潛在的需求。
整份報告只有第三十一段提出一些能直接回應一手中小型單位供應不足的建議，就是計劃在今年底前招標一塊前元朗的土地，「透過賣地條款指定單位的最低數目及面積限制」。但這也僅僅是一項十分有限的試驗，之後才會「探討應用於其他用地的可行性」。至於提出與「市建局和港鐵公司商討，在其市區重建項目及西鐵物業項目中，盡量多興建中小型單位」，也只是沒有具體政策建議和實質行動的公關虛文。
轉移問題 建構象徵秩序
因此，政府和特首把議程設定於與實質問題毫不相關的建議，引用「實而不華」這類「華而不實」的措辭，儘管的確「一直迴避各個重要議題」，但追求的恐怕不僅僅「是一種口感上的滿足」，而是在建構一個文詞世界、意義系統，或打造和維持一種主流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透過分類和命名，建立一個由差異構成的等級秩序，例如中低收入社群只配擁有「實而不華」的住房，而「豪宅」則是高收入社群的專利，當中充滿對高收入的經濟投資需求的偏好，對低收入人士建家安居需求的歧視。
由此我們可以更了解為何「置安心」計劃，只願意為參與者提供「租住期間所繳納的一半淨租金的資助」，而特首也清楚知道，單靠這些有限的資助，市民「未必足以支付首期」，尤其是在地產壟斷結構不變的狀下，未來的樓價將維持高企。因此，「一半淨租金資助」的設計和論述，恐怕志不在幫助市民置業，而是透過像施政報告所強調的文詞世界、意義系統，以「實而不華」、「努力儲蓄」、「自力更生」、「腳踏實地」、「按部就班」等「華而不實」的措辭，建構有助維持現狀的象徵秩序。
與布爾厄所描述和分析的法國小資產階級類似，欲購置私樓自住的中低收入港人，也同樣成為了充滿文化暴力的象徵秩序內的受害者，當中透過廣告和其他公共論述，包括政府文件，強加新的需求和欲望於他們身上，迫使他們盡量追逐由這文詞世界、意義系統所建構的價值和理念，花費重大的物質和心理投資於購置樓房、以樓換樓，希望能從「實而不華」的夾屋，「向上流動」至「華而不實」的「發水豪宅」。
想跳出這由語言系統建構的等級分明的象徵秩序，唯一的方法，是「唔好陪佢癲」，拒絕進入這種完全不觸及實質問題的議程，直面意欲安居的市民的真正需求，提出實而不華的解決方法。
改變議程 探討實質方案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廣廈千萬間」，讓「天下寒士盡歡顏」，而非以象徵性的政策「燃燒議題」，那麼就應該拒絕接受施政報告所開出的虛飾議程，直指問題所在，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要讓所有市民安居樂業，或可考慮以下的方法﹕
（一）訂定公平競爭法，或以其他可行的措施（例如減少大地產商的董事在各法定及諮詢組織的代表），以打破令市民難以置業的地產壟斷，樓價自然會降至合理水平；
（二）重建能滿足建立家庭需求的居屋；
（三）認真貫徹「進步發展觀」，增建公屋，逐步讓輪候期縮減至一年、半年甚至零年；
（四）立刻全面訂定賣地條款，規管新建的一手私樓單位的最低數目及面積；
（五）要求市建局和港鐵公司新發展的物業，全部提供中小型單位；
（六）增設地價稅、地產印花稅等限制樓宇炒賣和投資的措施；
（七）除管制「發水樓」外，同時管制「發水」廣告和收斂施政報告中「華而不實」的公關辭令，以改造目前支兩極分化的象徵秩序。
若上述的建議需要用錢，或減少了政府的賣地收入，大可考慮田北俊先生早前的建議﹕動用外儲備來支援。如果擔心可持續性，也可透過提高利得稅率來填補支出。這些「實而不華」的建議，政府、傳媒、學者可願意認真討論？
參考資料
Bourdieu, Pierre（2005）: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Cambirdge, UK: Polity Press.
文 許寶強
編輯 梁詠璋
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論述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大力推銷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再三強調，計劃於二○一四年才推出的「先租後買」樓房，特色是「實而不華」。
弔詭的是，以「實而不華」作為焦點的政府資助房屋發展大計，除了突顯其不願干擾私人「豪宅」的身價外，
同時揭示的，恰好是施政報告那無藥可救的「華而不實」官氣。
愈來愈不想看施政報告，不是由於它長篇大論、缺乏文采、措辭沉悶，而是因為它提出的政策方向或設定的議程，完全意不在為市民解決實質問題。相反，施政報告或其他由政府炮製的諮詢文件，主要作用是為了迴避問題，把焦點錯置，使公共輿論為「華而不實」的議程所佔領，令公的精力浪費於「熱鬧於一時」的假問題假答案爭論。產生的效果，不僅無法探討能真正改善問題的有效方法，甚至連實質的問題也無法提出。如果我們只跟報告所提出的議程走，不論贊成或反對當中與實際問題無關的建議，恐怕都會變成像政府一樣，積極地做大量不相干的事情，以令有實質效果的政策和工作不會發生。
住房需求的兩重性
今年的施政報告花了不少篇幅討論房屋問題，據稱是為了讓市民安居樂業。然而，報告所提出的方法和論述方式，卻「出賣」了其宣稱的目標。
施政報告指出，中低收入社群，也就是佔本地人口絕大部分的市民，他們之所以面對置業的困難，主要是由於樓價持續高企，而高樓價的原因，是土地供應不足。然而，樓價不斷升，市民未能安居，真的只是由於總體的土地數量供應不足？還是源於地產市場的壟斷結構，以及當中歧視中低收入社群真正需要的政府政策和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
已故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仔細研究了法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住房供求，指出住房（house）一詞，有兩重意義﹕一是指可用作居所的建築物，二是代表共住於其中的所有人的關係。前者與其他物質性的商品類似，完全可化作純粹的炒賣投資對象；後者指的是使用者的一個集體計劃，目的在於建立和長遠地維持「家庭」穩定關係。因此，購買房屋，既是一種經濟投資，但也同時是一種打造和維繫人倫關係的社會投資；既有物質和技術上的考慮，亦包含使用者在美學和倫理上的欲求。因此置業的需求，既可以源於投資保值或投機致富的欲望，也可以是基於建立和維繫家庭等社會文化考量。
中低收入社群，特別是當中不擁有私樓或公屋者，他們會較傾向以建立家庭的原因而置業；相反，高收入人士或更多地基於經濟原因，投資或炒賣樓房。如果政府的目標真的是想令大部分人安居樂業，那麼只提出每年（有限地）增加土地供應，用作興建私人樓房，不僅缺乏針對性，甚至會在既有的供應偏向「豪宅」的地產壟斷結構下，助長經濟投資／投機，而滿足買樓自用以建立家庭的市民需求，仍然遙不可及。
華而不實的房屋政策
據施政報告第四十九段宣稱，政府未來的房屋政策，包括每年提供可建約兩萬私人單位的土地；推出所謂「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於二○一四年供應一千間「先租後買」的「實而不華」住房，以「回應私人市場中小型單位短缺情」；最後是遲來的有關「發水樓」面積、投資移民限制等規管措施，希望「確保私人住宅市場健康平穩」。
政府建議「在未來十年內，平均每年需提供可興建約二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土地」，是以過去十年地產業高度壟斷及政府政策向地產商傾斜的環境下，相對少的一手私人住宅買賣數目（18,500個單位）作為基準。而「可興建」的意思，就是最終的樓宇數量和大小，主要仍然是由地產發展商決定，如果發展商傾向建造面積較大、供經濟投資／機的高價「豪宅」，樓宇數量自然較少，也與大部分市民的安居樂業需求無關，更可能佔用了可供居屋公屋的土地資源。
事實上，施政報告提出的房屋政策原則，包括強調「在公屋以外，政府的主要角色是提供土地，並盡量退出房屋資助計劃，把干預市場的程度減至最低」；供應足夠土地和基建，以「維持公平和穩定的環境，讓房地產市場能夠持續健康發展」。但所謂充足的土地供應，仍然是「以勾地表制度為主軸」，政府的主動賣地安排只作為輔助。換句話說，新供應的土地數量，以至一手私宅的大小、供應量和價格，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地產發展商主導。值得補充的是政府的「進步發展觀」，似乎在公屋方面的不太追求「進步」，只想維持過去平均三年的輪候時間的目標。
在這種種條件下，所謂的樓市「平穩發展」、「穩定的環境」，潛台詞大概是要維持過去十年地產業的壟斷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高樓價和對低收入社群需求的歧視；而在今日香港社會的語境下，恐怕是指要維持現有的超高樓價。
至於不斷強調「實而不華」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除了在論述上起與一手私樓（豪宅）分隔的作用，以產生不同「級數」的象徵價值之外，同時也強調這計劃的彈性，包括讓「夾心階層可選擇購買……私人市場上的單位」，又因「計劃沒有傳統居屋的轉售限制以及補價要求，增加市民在物業市場向上流動的機會」。另一方面，施政報告提出的轉售居屋可分期補地價的建議，也是為了方便居屋業主賣樓換樓。換句話說，這些設計，其實也為發展商「華而不實」的「發水豪宅」增加潛在的需求。
整份報告只有第三十一段提出一些能直接回應一手中小型單位供應不足的建議，就是計劃在今年底前招標一塊前元朗的土地，「透過賣地條款指定單位的最低數目及面積限制」。但這也僅僅是一項十分有限的試驗，之後才會「探討應用於其他用地的可行性」。至於提出與「市建局和港鐵公司商討，在其市區重建項目及西鐵物業項目中，盡量多興建中小型單位」，也只是沒有具體政策建議和實質行動的公關虛文。
轉移問題 建構象徵秩序
因此，政府和特首把議程設定於與實質問題毫不相關的建議，引用「實而不華」這類「華而不實」的措辭，儘管的確「一直迴避各個重要議題」，但追求的恐怕不僅僅「是一種口感上的滿足」，而是在建構一個文詞世界、意義系統，或打造和維持一種主流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透過分類和命名，建立一個由差異構成的等級秩序，例如中低收入社群只配擁有「實而不華」的住房，而「豪宅」則是高收入社群的專利，當中充滿對高收入的經濟投資需求的偏好，對低收入人士建家安居需求的歧視。
由此我們可以更了解為何「置安心」計劃，只願意為參與者提供「租住期間所繳納的一半淨租金的資助」，而特首也清楚知道，單靠這些有限的資助，市民「未必足以支付首期」，尤其是在地產壟斷結構不變的狀下，未來的樓價將維持高企。因此，「一半淨租金資助」的設計和論述，恐怕志不在幫助市民置業，而是透過像施政報告所強調的文詞世界、意義系統，以「實而不華」、「努力儲蓄」、「自力更生」、「腳踏實地」、「按部就班」等「華而不實」的措辭，建構有助維持現狀的象徵秩序。
與布爾厄所描述和分析的法國小資產階級類似，欲購置私樓自住的中低收入港人，也同樣成為了充滿文化暴力的象徵秩序內的受害者，當中透過廣告和其他公共論述，包括政府文件，強加新的需求和欲望於他們身上，迫使他們盡量追逐由這文詞世界、意義系統所建構的價值和理念，花費重大的物質和心理投資於購置樓房、以樓換樓，希望能從「實而不華」的夾屋，「向上流動」至「華而不實」的「發水豪宅」。
想跳出這由語言系統建構的等級分明的象徵秩序，唯一的方法，是「唔好陪佢癲」，拒絕進入這種完全不觸及實質問題的議程，直面意欲安居的市民的真正需求，提出實而不華的解決方法。
改變議程 探討實質方案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廣廈千萬間」，讓「天下寒士盡歡顏」，而非以象徵性的政策「燃燒議題」，那麼就應該拒絕接受施政報告所開出的虛飾議程，直指問題所在，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要讓所有市民安居樂業，或可考慮以下的方法﹕
（一）訂定公平競爭法，或以其他可行的措施（例如減少大地產商的董事在各法定及諮詢組織的代表），以打破令市民難以置業的地產壟斷，樓價自然會降至合理水平；
（二）重建能滿足建立家庭需求的居屋；
（三）認真貫徹「進步發展觀」，增建公屋，逐步讓輪候期縮減至一年、半年甚至零年；
（四）立刻全面訂定賣地條款，規管新建的一手私樓單位的最低數目及面積；
（五）要求市建局和港鐵公司新發展的物業，全部提供中小型單位；
（六）增設地價稅、地產印花稅等限制樓宇炒賣和投資的措施；
（七）除管制「發水樓」外，同時管制「發水」廣告和收斂施政報告中「華而不實」的公關辭令，以改造目前支兩極分化的象徵秩序。
若上述的建議需要用錢，或減少了政府的賣地收入，大可考慮田北俊先生早前的建議﹕動用外儲備來支援。如果擔心可持續性，也可透過提高利得稅率來填補支出。這些「實而不華」的建議，政府、傳媒、學者可願意認真討論？
參考資料
Bourdieu, Pierre（2005）: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Cambirdge, UK: Polity Press.
文 許寶強
編輯 梁詠璋
從莎士比亞看曾蔭權
從莎士比亞看曾蔭權
【明報專訊】「充滿喧嘩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莎士比亞《馬克白》裏這句著名的對白，精準地描繪了曾蔭權的施政報告。
很多人都期望政府推出措施遏抑樓價升，並向需要房屋資助的市民伸出援手，不過，政府看來決意要讓樓市泡沫愈吹愈大，給有需要人士的協助，則微乎其微。
施政報告內「房屋政策」部分第一段中，曾蔭權清楚指出「除了公屋，政府的主要角色是提供土地」，在他眼中，房屋資助計劃是「干預市場」的。
可在土地供應方面，完全看不見政府有決心要提供足夠土地。維持「勾地表」制度，將推出土地的時間和選址等主動權繼續交到發展商手中，只有當「住宅樓價升，而勾地情不活躍」政府才會主動拍賣土地。顯然，曾蔭權並不認為現時有住宅樓價升的問題。
這是何等的諷刺。將土地管制和供應（其實就是樓價）的權力交給發展商不算干預，反而向在樓價高企下無法負擔住屋的有需要人士提供房屋資助是干預市場。若然身負公平調節市場責任的最大土地供應者，讓一些以盈利為主導的大地主或發展商取而代之掌管土地供應，我們還有可能達至一個公平和平衡的市場嗎？從施政報告的主調看來，政府明顯缺乏誠意去處理市場失衡的問題。
付得起租金 何須政府助儲錢？
那個所謂「先租後買」的「置安心」計劃，本是政府協助夾心階層置業的一個大方舉措，但只要留心細節，就會發現，作為對象的業主於計劃下需要繳付市值租金，沒有任何資助，待至五年後他們才能以已繳付的租金的一半作為部分首期，購買租住的樓宇或另一私樓。
此計劃供應的樓宇數目只有五千個，首個發展項目還要等到2014年才推出。特首可能忘記了今年較早時候推出八百個「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單位的時候，共收到三萬個申請。夾心階層，尤其當他們已經可以付得起市值租金的，真的需要政府幫他們儲錢嗎？四年裏市值租金將會如何變化，只有天知曉。或者引入即時生效的住宅租金管制，對夾心階層解決迫切的住屋問題來得更實際和直接。
曾蔭權或許沒有注意到，今年第二季的40平方米或以下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9％，預期在可見的將來租金升勢仍不會減弱。目下的樓市狂潮相信將繼續帶動未來幾年的樓價升勢，到「置安心」出爐的時候，它已經可以壽終正寢了。
不過，應讚得讚，施政報告有兩點是值得稱許的。第一是曾蔭權終於肯聽取民意，將房地產從「投資移民計劃」內的資產投資類別中剔除（雖然只是暫時性）。第二是他建議立法監管銷售住宅樓宇，包括規管地產項目的可銷售樓面面積。建議中，樓價按「實用面積」計算將會引發的問題，是每平方呎的售價將會非常地高。一個簡易的法則是，規限一個單一銷售項目中發售的總樓面面積，一定不能超出地契條款中規定為最高可建樓宇面積的總樓面面積。
至於另一最備受爭議的貧富懸殊問題，施政報告的建議只聚焦一些修修補補的扶貧措施，而非一個達致社會公義和更均富的長遠目標。然而，大概沒有幾人真的期望，曾蔭權會在餘下任期解決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這等深層次社會矛盾吧。
（原文為英文，《星期日生活》譯）
文﹕潘慧嫻（《地產霸權》作者）
【明報專訊】「充滿喧嘩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莎士比亞《馬克白》裏這句著名的對白，精準地描繪了曾蔭權的施政報告。
很多人都期望政府推出措施遏抑樓價升，並向需要房屋資助的市民伸出援手，不過，政府看來決意要讓樓市泡沫愈吹愈大，給有需要人士的協助，則微乎其微。
施政報告內「房屋政策」部分第一段中，曾蔭權清楚指出「除了公屋，政府的主要角色是提供土地」，在他眼中，房屋資助計劃是「干預市場」的。
可在土地供應方面，完全看不見政府有決心要提供足夠土地。維持「勾地表」制度，將推出土地的時間和選址等主動權繼續交到發展商手中，只有當「住宅樓價升，而勾地情不活躍」政府才會主動拍賣土地。顯然，曾蔭權並不認為現時有住宅樓價升的問題。
這是何等的諷刺。將土地管制和供應（其實就是樓價）的權力交給發展商不算干預，反而向在樓價高企下無法負擔住屋的有需要人士提供房屋資助是干預市場。若然身負公平調節市場責任的最大土地供應者，讓一些以盈利為主導的大地主或發展商取而代之掌管土地供應，我們還有可能達至一個公平和平衡的市場嗎？從施政報告的主調看來，政府明顯缺乏誠意去處理市場失衡的問題。
付得起租金 何須政府助儲錢？
那個所謂「先租後買」的「置安心」計劃，本是政府協助夾心階層置業的一個大方舉措，但只要留心細節，就會發現，作為對象的業主於計劃下需要繳付市值租金，沒有任何資助，待至五年後他們才能以已繳付的租金的一半作為部分首期，購買租住的樓宇或另一私樓。
此計劃供應的樓宇數目只有五千個，首個發展項目還要等到2014年才推出。特首可能忘記了今年較早時候推出八百個「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單位的時候，共收到三萬個申請。夾心階層，尤其當他們已經可以付得起市值租金的，真的需要政府幫他們儲錢嗎？四年裏市值租金將會如何變化，只有天知曉。或者引入即時生效的住宅租金管制，對夾心階層解決迫切的住屋問題來得更實際和直接。
曾蔭權或許沒有注意到，今年第二季的40平方米或以下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9％，預期在可見的將來租金升勢仍不會減弱。目下的樓市狂潮相信將繼續帶動未來幾年的樓價升勢，到「置安心」出爐的時候，它已經可以壽終正寢了。
不過，應讚得讚，施政報告有兩點是值得稱許的。第一是曾蔭權終於肯聽取民意，將房地產從「投資移民計劃」內的資產投資類別中剔除（雖然只是暫時性）。第二是他建議立法監管銷售住宅樓宇，包括規管地產項目的可銷售樓面面積。建議中，樓價按「實用面積」計算將會引發的問題，是每平方呎的售價將會非常地高。一個簡易的法則是，規限一個單一銷售項目中發售的總樓面面積，一定不能超出地契條款中規定為最高可建樓宇面積的總樓面面積。
至於另一最備受爭議的貧富懸殊問題，施政報告的建議只聚焦一些修修補補的扶貧措施，而非一個達致社會公義和更均富的長遠目標。然而，大概沒有幾人真的期望，曾蔭權會在餘下任期解決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這等深層次社會矛盾吧。
（原文為英文，《星期日生活》譯）
文﹕潘慧嫻（《地產霸權》作者）
2010年10月13日 星期三
23老幹部聯署促廢出版審查
23老幹部聯署促廢出版審查
【明報專訊】由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等23名老幹部、學者聯署的一封公開信，要求全國人大廢除出版審查制度，真正實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公開信斥「假民主」
公開信說，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實際沒有執行，是「假民主」。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分別發表過支持言論自由的講話，但溫總講話都被國內傳媒刪除，證明中宣部凌駕於黨中央和國務院之上，是「看不見的黑手」。
公開信還說，大陸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前的殖民地香港，現在一些政治書籍要拿到香港出版，「大陸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實在太窩囊」。
公開信提出要求傳媒機構獨立，禁止隨意抓捕記者，不能隨意刪除網絡文章和留言，取消瀏覽網頁限制，允許港、澳書籍報刊公開發行等8條要求。聯署人還包括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原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等。
【明報專訊】由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等23名老幹部、學者聯署的一封公開信，要求全國人大廢除出版審查制度，真正實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公開信斥「假民主」
公開信說，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實際沒有執行，是「假民主」。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分別發表過支持言論自由的講話，但溫總講話都被國內傳媒刪除，證明中宣部凌駕於黨中央和國務院之上，是「看不見的黑手」。
公開信還說，大陸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前的殖民地香港，現在一些政治書籍要拿到香港出版，「大陸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實在太窩囊」。
公開信提出要求傳媒機構獨立，禁止隨意抓捕記者，不能隨意刪除網絡文章和留言，取消瀏覽網頁限制，允許港、澳書籍報刊公開發行等8條要求。聯署人還包括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原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等。
馬嶽﹕自由就是發展
馬嶽﹕自由就是發展
【明報專訊】我這兩天在想：一個自稱崛起了的大國，不敢讓人民知道自己的公民拿了諾貝爾獎，算是真正大國嗎？算是真正崛起嗎？
中國常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但什麼是「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他的主要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開宗明義的指出，「發展」就是令人民享有更多真正自由的過程。因為所謂「發展」，最終目的是令人類盡展所能。經濟增長、收入增加和科技發展，只是令人擁有更多自由的手段，如果將「發展」只定義為物質條件的改善，而忽略落實各種自由，便是只重手段，忽略目的。Amartya Sen認為，「發展」就是將妨害自由的東西消除：包括貧窮、社會設施的不足、當然也包括暴政。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發展學」（development studies）談的「發展」，從來都是一個全方位（holistic）的觀念：包括教育水平提升、現代化的制度建設、基本權利的保障、自然也包括生產力的提升和收入改善。
真正的發展包括人權自由的保障
所以真正的發展，必然包括人權和自由的保障和體現。如果某國家的人民只是有錢吃個肚滿腸肥，但沒有表達自由、資訊自由和政治自由，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必然還有很多能力沒有充分發揮。經濟發展最多只是消除了物質條件對他們的限制，還有更多制度的、政治的、思想的枷鎖，令人民的潛能處處受制。
近年中國喜歡談論「軟實力」。當年Joseph Nye提出軟實力論，針對的正是西方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等素質上的優越性，令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嚮往，使西方列強在國際宣傳和外交上有更大影響力。當然，近年美國因為大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國際上的軟實力大不如前。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已是普世價值，這些價值不能落實，必然影響國家的國際地位和聲譽。
大家一讀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致辭，當會理解在國際社會心目中（甚至在挪威這小國心目中），中國的國力雖然提升，但如果沒能體現國內的基本人權，仍然不會被視作真正大國。說難聽點，這就像一群上流社會貴族，覺得某人是暴發戶，不想他加入貴族會所一樣。要真正大國崛起，要真正的國家發展，便要人民的基本權利依法得到保障，人民能充分發揮思想、言論、表達、宗教等自由。否則，再肚滿腸肥，也是徒然。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明報專訊】我這兩天在想：一個自稱崛起了的大國，不敢讓人民知道自己的公民拿了諾貝爾獎，算是真正大國嗎？算是真正崛起嗎？
中國常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但什麼是「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他的主要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開宗明義的指出，「發展」就是令人民享有更多真正自由的過程。因為所謂「發展」，最終目的是令人類盡展所能。經濟增長、收入增加和科技發展，只是令人擁有更多自由的手段，如果將「發展」只定義為物質條件的改善，而忽略落實各種自由，便是只重手段，忽略目的。Amartya Sen認為，「發展」就是將妨害自由的東西消除：包括貧窮、社會設施的不足、當然也包括暴政。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發展學」（development studies）談的「發展」，從來都是一個全方位（holistic）的觀念：包括教育水平提升、現代化的制度建設、基本權利的保障、自然也包括生產力的提升和收入改善。
真正的發展包括人權自由的保障
所以真正的發展，必然包括人權和自由的保障和體現。如果某國家的人民只是有錢吃個肚滿腸肥，但沒有表達自由、資訊自由和政治自由，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必然還有很多能力沒有充分發揮。經濟發展最多只是消除了物質條件對他們的限制，還有更多制度的、政治的、思想的枷鎖，令人民的潛能處處受制。
近年中國喜歡談論「軟實力」。當年Joseph Nye提出軟實力論，針對的正是西方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等素質上的優越性，令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嚮往，使西方列強在國際宣傳和外交上有更大影響力。當然，近年美國因為大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國際上的軟實力大不如前。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已是普世價值，這些價值不能落實，必然影響國家的國際地位和聲譽。
大家一讀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致辭，當會理解在國際社會心目中（甚至在挪威這小國心目中），中國的國力雖然提升，但如果沒能體現國內的基本人權，仍然不會被視作真正大國。說難聽點，這就像一群上流社會貴族，覺得某人是暴發戶，不想他加入貴族會所一樣。要真正大國崛起，要真正的國家發展，便要人民的基本權利依法得到保障，人民能充分發揮思想、言論、表達、宗教等自由。否則，再肚滿腸肥，也是徒然。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羅祥國﹕重建居屋是必須政策
羅祥國﹕重建居屋是必須政策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近期剛結束的《資助市民自置居所》諮詢，是面對現在房屋市場狀的重要政策考慮。香港樓價在以往兩年上升近30%，社會內不滿已愈來愈大；房屋政策對任何一個大城市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決策。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就該諮詢文件提交了一份意見書，主要觀點有四方面。
私營房屋市場涉很多「市場失效」
簡單來說，香港私營房屋市場長期涉及很多「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情，政府亦不曾全面研究和採取有效的改善措施，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在這方面，以下的失效情是明顯的：
（1）香港私營房屋市場並不是「完全競爭」 市場，新房屋供應的市場結構是寡頭壟斷（oligopolistic）式的，很多資料顯示主要的地產商都有一定市場定價能力及影響新房屋的供應量。
（2）新房屋供應市場的資訊不完整，一些地產商提供的資料都有嚴重的誤導性。
（3）房屋市場的短期波動，市場的供應量並不能作出適時回應。
（4）房屋市場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多樣的，樓價的大上大落，有產的和無產的市民，以及金融市場都可能會蒙受巨大損失，這壓力最終會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其政治成本非常高。
但是，不要忽略，「市場失效」的存在，並不等於政府一定可以制訂改善的政策。就算政府現在立即決定興建居屋，新供應要約在5年後才可落成，這並不能有效應付短期上升的需求。
樓價近年的快速上升使到不少市民置業倍感困難，但事實上，市場上仍有很多在200萬內的住宅單位；政府最近考慮的「活化居屋二手市場」計劃，是正確的政策，可在短期內增加以萬計有質素的中小型單位，以紓緩現在的需求壓力。總的來說，香港房屋市場的供求資訊並不足夠，而市民容易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在這方面，政府擁有龐大的資源和資料庫，有責任領導改善房屋供求資訊的透明度，以協助市民的置業決策。
「居屋計劃」是政策考慮首選
政府面對房屋新供應「市場失效」和近年樓價快速上升兩大因素，政府重新引入某種形式的「資助市民自置居所」計劃，作為平衡的政策，是有必要的。在這方面，為了幫助有真正需要的市民，最有效運用公款，以及盡量減少對房屋市場的不利影響，必須考慮以下重點：
（1）資助的房屋價格不應超過200萬；
（2）資助家庭的收入每月不應超過3萬元；
（3）「居屋計劃」以往長期運作良好，這應是今次政策考慮的首選。「居屋計劃」的申請應給予「家庭」優先，而「綠表」的優先則須檢討；
（4）「居屋計劃」應訂立一個低的建屋量（例如3000到5000單位），而該建屋量應作經常性檢討及調整；
（5）「居屋計劃」不應佔用貴重用地，而對出售的限制亦應加；
（6）其他新政策除非經過審慎考慮，否則其持續性是成疑問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計劃主任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近期剛結束的《資助市民自置居所》諮詢，是面對現在房屋市場狀的重要政策考慮。香港樓價在以往兩年上升近30%，社會內不滿已愈來愈大；房屋政策對任何一個大城市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決策。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就該諮詢文件提交了一份意見書，主要觀點有四方面。
私營房屋市場涉很多「市場失效」
簡單來說，香港私營房屋市場長期涉及很多「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情，政府亦不曾全面研究和採取有效的改善措施，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在這方面，以下的失效情是明顯的：
（1）香港私營房屋市場並不是「完全競爭」 市場，新房屋供應的市場結構是寡頭壟斷（oligopolistic）式的，很多資料顯示主要的地產商都有一定市場定價能力及影響新房屋的供應量。
（2）新房屋供應市場的資訊不完整，一些地產商提供的資料都有嚴重的誤導性。
（3）房屋市場的短期波動，市場的供應量並不能作出適時回應。
（4）房屋市場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多樣的，樓價的大上大落，有產的和無產的市民，以及金融市場都可能會蒙受巨大損失，這壓力最終會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其政治成本非常高。
但是，不要忽略，「市場失效」的存在，並不等於政府一定可以制訂改善的政策。就算政府現在立即決定興建居屋，新供應要約在5年後才可落成，這並不能有效應付短期上升的需求。
樓價近年的快速上升使到不少市民置業倍感困難，但事實上，市場上仍有很多在200萬內的住宅單位；政府最近考慮的「活化居屋二手市場」計劃，是正確的政策，可在短期內增加以萬計有質素的中小型單位，以紓緩現在的需求壓力。總的來說，香港房屋市場的供求資訊並不足夠，而市民容易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在這方面，政府擁有龐大的資源和資料庫，有責任領導改善房屋供求資訊的透明度，以協助市民的置業決策。
「居屋計劃」是政策考慮首選
政府面對房屋新供應「市場失效」和近年樓價快速上升兩大因素，政府重新引入某種形式的「資助市民自置居所」計劃，作為平衡的政策，是有必要的。在這方面，為了幫助有真正需要的市民，最有效運用公款，以及盡量減少對房屋市場的不利影響，必須考慮以下重點：
（1）資助的房屋價格不應超過200萬；
（2）資助家庭的收入每月不應超過3萬元；
（3）「居屋計劃」以往長期運作良好，這應是今次政策考慮的首選。「居屋計劃」的申請應給予「家庭」優先，而「綠表」的優先則須檢討；
（4）「居屋計劃」應訂立一個低的建屋量（例如3000到5000單位），而該建屋量應作經常性檢討及調整；
（5）「居屋計劃」不應佔用貴重用地，而對出售的限制亦應加；
（6）其他新政策除非經過審慎考慮，否則其持續性是成疑問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計劃主任
劉霞：釋放劉曉波不能附條件 「囚禁異見者政府自製麻煩」
劉霞：釋放劉曉波不能附條件
「囚禁異見者政府自製麻煩」
【明報專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民運人士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昨日繼續被軟禁在北京的家中，外出買菜都要4名警察及專車護送，她接受本報電話專訪時說，當局應無條件釋放劉曉波，並希望能面見律師商談辦理保外就醫的手續。美國和歐盟要求中國停止軟禁劉霞，而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則稱，諾貝爾委員會將獎項授予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尊重。
劉霞昨日對本報表示，現時她一個人在家，靠網絡與外界通訊，警察在外監視，要求她「不能見媒體，不能見朋友，不能讓人到家裏來」，並無通知軟禁會到何時結束。「今天我出去買菜，他們4個人陪我，一定要坐他們的車」。劉霞說，她身不由己，只能去到一處「警察指定街市」。劉霞笑稱，因有警察做「苦力」幫她拿，她買了大量的米、油、果汁和蔬菜等。
披露探監詳情﹕氣氛沉重
劉霞憶述，她在上周五（8日）諾貝爾和平獎宣布當晚即與弟弟劉暉一道被帶走，翌日凌晨2時許到達遼寧錦州，「錦州方面一開始安排的賓館在荒郊野外，我堅決不住」，之後轉到市區一間酒店，一名女警要求與她同住，劉霞不允，爭拗多時，「我終於在6時的時候1個人躺在上了」。
9日警察再與劉霞談話，說他們已經告知劉曉波獲獎的消息，讓她「配合工作」，即盡量保持低調。劉霞在接受本港電子媒體訪問時回應當局的低調說，「不是我低調不低調的問題，這個事情所有的緣由都在你們這，你們當初不抓劉曉波不判重刑的話，他也不會被提名，政府方面不去挪威搗亂也不會引起媒體這麼多的關注，我說這個大戲是你們拉開的」。2人於10日在錦州監獄內會面，而並非早前所傳的「監外秘密地點」。
美歐使節促撤軟禁劉霞
劉霞說，會面時的氣氛很沉重，劉曉波說，這個獎應該頒給六四亡靈，「他說，1989年『六四』的時候，是亡靈用生命踐行了和平，堅持了民主的、非暴力的理念，所以這個獎應該是屬於他們的」。之後劉曉波顯得很悲哀，哭了起來。劉霞說，劉曉波自2002年起開始為「天安門母親」奔走呼籲，這是他內心的牽掛。
劉霞說，並無與劉曉波提及申請保外就醫的事，現時正向警察申請與律師會面，商討下一步手續。劉霞說，劉曉波有多年胃病，入獄時監獄醫院曾給她一張「乙型肝炎未確診」的體檢結果，若真的要申請保外就醫，不能附帶有任何條件，例如「一去不返」地離開中國等，「如果讓我說（要求），我就說無條件釋放！」至昨晚，劉霞在twitter上發消息稱，她的手機又再度被「流氓」停機。
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包日強（Richard Buangan）昨日發表聲明，呼籲中國取消對劉霞的行動限制。歐盟外交事務專員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也呼籲中國解除對劉霞的軟禁。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則稱，一些國家政客藉劉曉波獲獎對中國「說三道四」，不僅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尊重，而且很難不讓人懷疑他們的真實用心。
（明報記者報道）
「囚禁異見者政府自製麻煩」
【明報專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民運人士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昨日繼續被軟禁在北京的家中，外出買菜都要4名警察及專車護送，她接受本報電話專訪時說，當局應無條件釋放劉曉波，並希望能面見律師商談辦理保外就醫的手續。美國和歐盟要求中國停止軟禁劉霞，而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則稱，諾貝爾委員會將獎項授予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尊重。
劉霞昨日對本報表示，現時她一個人在家，靠網絡與外界通訊，警察在外監視，要求她「不能見媒體，不能見朋友，不能讓人到家裏來」，並無通知軟禁會到何時結束。「今天我出去買菜，他們4個人陪我，一定要坐他們的車」。劉霞說，她身不由己，只能去到一處「警察指定街市」。劉霞笑稱，因有警察做「苦力」幫她拿，她買了大量的米、油、果汁和蔬菜等。
披露探監詳情﹕氣氛沉重
劉霞憶述，她在上周五（8日）諾貝爾和平獎宣布當晚即與弟弟劉暉一道被帶走，翌日凌晨2時許到達遼寧錦州，「錦州方面一開始安排的賓館在荒郊野外，我堅決不住」，之後轉到市區一間酒店，一名女警要求與她同住，劉霞不允，爭拗多時，「我終於在6時的時候1個人躺在上了」。
9日警察再與劉霞談話，說他們已經告知劉曉波獲獎的消息，讓她「配合工作」，即盡量保持低調。劉霞在接受本港電子媒體訪問時回應當局的低調說，「不是我低調不低調的問題，這個事情所有的緣由都在你們這，你們當初不抓劉曉波不判重刑的話，他也不會被提名，政府方面不去挪威搗亂也不會引起媒體這麼多的關注，我說這個大戲是你們拉開的」。2人於10日在錦州監獄內會面，而並非早前所傳的「監外秘密地點」。
美歐使節促撤軟禁劉霞
劉霞說，會面時的氣氛很沉重，劉曉波說，這個獎應該頒給六四亡靈，「他說，1989年『六四』的時候，是亡靈用生命踐行了和平，堅持了民主的、非暴力的理念，所以這個獎應該是屬於他們的」。之後劉曉波顯得很悲哀，哭了起來。劉霞說，劉曉波自2002年起開始為「天安門母親」奔走呼籲，這是他內心的牽掛。
劉霞說，並無與劉曉波提及申請保外就醫的事，現時正向警察申請與律師會面，商討下一步手續。劉霞說，劉曉波有多年胃病，入獄時監獄醫院曾給她一張「乙型肝炎未確診」的體檢結果，若真的要申請保外就醫，不能附帶有任何條件，例如「一去不返」地離開中國等，「如果讓我說（要求），我就說無條件釋放！」至昨晚，劉霞在twitter上發消息稱，她的手機又再度被「流氓」停機。
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包日強（Richard Buangan）昨日發表聲明，呼籲中國取消對劉霞的行動限制。歐盟外交事務專員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也呼籲中國解除對劉霞的軟禁。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則稱，一些國家政客藉劉曉波獲獎對中國「說三道四」，不僅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尊重，而且很難不讓人懷疑他們的真實用心。
（明報記者報道）
2010年10月9日 星期六
安裕周記﹕古道照顏色
安裕周記﹕古道照顏色
【明報專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翌日，起了個大早把所有印刷傳媒翻個底朝天。興許是早就消化獲獎消息，倒過來可以刨根究柢在周六清晨半線日光半線陰霾下把文字和圖片一點一滴吸收淨盡。有一張新聞照片是令人動容的，那是美聯社照片，七個漢子在北京街上，手裏持紙片，上面寫「慶祝劉曉波獲諾獎」。
對於應不應該在這階段慶祝劉曉波獲獎，抑或是待劉曉波出獄時再同慶功，這是階段性的不同而實質並無二樣。當然，從歷史長河的深邃視野來說應該是到胡佳譚作人都出來後慶祝也不遲。然而早報上的照片實在讓人感慨良多，清瘦的劉曉波刮光頭的劉霞還有北京街頭的七條漢子——當我們在冷氣間坐在電視機電腦前討論慶祝批評並對各種策略指指點點，劉先生和那七個人的身體力行更值得欽佩。因為在一個講幾句話不止要坐破牢底還要砍頭的國度來說，這些人真的不怕死，是的，他們真的不怕死。
中國的讀書人也許在今天的iPhone世代而言似乎迂腐了一點也過時了一點，可是當我們想起不到一百年前的今天，準確來說是九十九年前的今天，我們的祖輩仍是蓄長辮紮小腳不敢僭越犯上，就不得不感謝那些不怕死的人。一百年前，華爾街已經存在並有效運作；一百年前，英國已經君主立憲多時；也是一百年前，中國人民的頭顱可以像切菜那樣一整排一整排嚓嚓砍下來。人們以為，當推翻封建王朝共和來臨再及其後的共和國誕生，國人的腦袋可以不像切菜那樣切下。原來善良的人們搞錯了，人頭雖然保住，但身體卻給五馬車裂那樣東一塊西一塊。劉曉波沒有判死，這是中共可以振振有詞向外邊世界說的事實，可是，劉曉波的腦袋瓜呢，劉曉波的手腳呢，腦關在北京，手腳在遼寧。這便是我的祖國。
人頭關北京 手腳在遼寧
這些年，像劉曉波那樣具知名度或沒有知名度的異見人士捱打被扣坐牢不知凡幾，我手上有一份中國在獄異見者名單的其中一部分，我念幾個名字出來讓大家聽聽﹕何德普，徐偉，靳海科，陳道軍，羅勇泉，孫林，黃琦，齊崇懷，呂耿松，郭飛熊，黃金秋，鄭貽春，李國宏，許坤，毛恒鳳，張金鳳，劉永根，黃曉敏，左曉環，楊春林，張榮亮，黃相微，李建峰，李信濤，林順安，李旺陽，趙東民，唐林，黃偉，郭永豐……這些人是誰，海外根本沒幾個人認識甚至聽過。我是從在扣坐牢良心犯名錄找到的。相對於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胡佳，這些良心犯即將永遠湮沒於十三億人的汪洋大海，成為刑事犯的其中一人。直到刑滿出獄，從此找不到工作，天天被跟蹤監視直至死去。
生活在香港的大部分巿民，很難明白這些人為什麼面對如狼似虎的軍警特務還要出來示威抗議，其實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不是更好嗎。持這種犬儒態度大不乏人。到了譚作人判刑那天，香港電視觀眾看到令人熱血沸騰的一幕﹕幾個異見人士當警察面前拉開橫額示威，那是明知而作把自己送進監牢。但那些人頭也不回就做了。那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頭髮長長的漢子被塞進七座位汽車時，喉嚨有點發抖，血液往頭頂衝﹕好樣的中國人民。我想起了抗戰年代的舊照片，身上只有大刀，堆積如山的屍體。沒有前仆後繼的勇士，沒有以身殉國的氣慨，今天我們的母語大概不是德語便是日語，尋且要像李登輝那樣改一個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
我近年發現香港與一河之隔的祖國出現同化和異化。同化，是說我們開始處處從當權者角度看問題，小焉是和諧社會，把不同聲音歸納為反對社會穩定這一塊；大焉是人格突變後的朝北望。我本來打算翻資料找例子，一眼瞥到周六報上一個再沒有更貼切的人辦﹕劉江華。劉先生敢字當頭，完全跟中央口徑，說他暫看不到劉曉波有什麼貢獻。言下之意，也就是諾貝爾和平獎送錯了人。我猜，劉江華想說的便是這些潛台詞。劉江華從港同盟轉到民建聯後官運一帆風順，如今高任行政會議成員，是特區的領導人，講起話來有大國風範，這是活生生的同化實例。至於異化，便是香港的讀書人相對於大陸上的讀書人異化，更精準地理解，是香港的讀書人變成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香港讀書人不爭氣，早些時政制爭論，一幫人為賢者諱站到當權者那邊去，還巧言令色說那是務實主義抬頭。我不知作何回應，當內地讀書人冒死推動民主，明知不可為而強行為之，香港的卻丟城棄陣自投中共懷抱。星期五晚上我邊看劉曉波的電視新聞邊在想，這些念過幾年書的人今天不會出來回應劉曉波獲得和平獎了，原因不言自明﹕他們知自己不配。
談劉曉波 他們不配
這到底是為了什麼，讀書人一河之隔竟是兩個模樣，莫非應了橘踰淮而北為枳之說，這只能起古人地下而問之了。也許是的，時日久矣，任何物質都敵不住時光沖刷，何人格。不過，話得說回來，如果這僅僅是人格的異化也還算了，畢竟現實世界金銀財帛地位飯碗缺一不可，我最怕的是對真理的意淫。那是仗知識販賣者身分對真理上下其手，中國文化裏對知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膜拜，只道是學富五車，只要張開嘴巴旁人必就心悅誠服。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這種風氣難免日益遠颺，本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可是偏有一些叫賣知識的，當街販賣這些滲水吹氣的A貨真理，還大言炎炎說這些是貨真價實的物事。讀書人的獨立人格，在這場買賣裏化成裊裊輕煙。
劉曉波的政見說不上新穎，但人們敬佩他鍥而不捨的道德勇氣。共產中國之下，某些知識分子的氣節大卸八塊，然而更多具生命力讀書人精神卻令人訝然地留傳下來。到底中國（包括香港）的讀書人出了什麼事，竟然南轅北轍得這麼令人失笑莞爾，這是一樁很有意思的事，莫非讀書人真的要到生死臨頭國破家亡才會說真話？抑或是讀書人膝關節缺鈣而不能站直？這要從歷史裏找先例。我馬上想到的是哲學家馮友蘭。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回國後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他於三十年代撰寫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和四十年代於美國編寫的《中國哲學簡史》，是東西方的中國哲學入門必讀。
新中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馮友蘭十月五日寫信給毛澤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老毛回以「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自始馮友蘭由一介讀書人變成政治掮客。此後，每次政治運動，馮友蘭必定跟風，他批過林彪也批過孔子，一九七五年，他在《論孔丘》一書中自認批孔「是最大的幸福」。不旋踵，他委身江青，四人幫失勢，他被隔離檢查。馮友蘭的道路在我們有限的記憶裏很熟悉，是的，中國的讀書人不少便是像他那樣向老毛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芳」之輩。因此，人們對今天一些港內港外讀書人所說所為感到光怪陸離不應感到奇怪，因為早已有之，只是於今尤烈。
中國讀書人的於今尤烈
或曰，有人念洋書多了，背棄了中國讀書人風骨，這是以偏概全。英語裏有一句話叫A Man for All Seasons，這也是五十年代BBC電台一齣宮幃廣播劇的名字，內容是說十六世紀亨利八世的大臣莫爾（Thomas More），公開反對亨利八世再娶，結果落得被燒死的下場。事隔四百年，莫爾獲得梵蒂岡封聖，終告平反。以今天的道德標準而論，莫爾確有一點點食古不化，但敢於犯龍顏的精神卻是極為了不起。A Man for All Seasons後來在六十年代拍成電影，當年在港上映，戲名譯為《日月精忠》，個人認為稍偏原意，精忠在中國文化裏可以理解為愚忠；但若解說是對一己原則的精忠或會說得過去，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劉曉波從判囚到獲得諾貝爾獎，中間百轉千迴千山萬水，我們從旁置喙說三道四實屬不近人情。然而，從事件析出的晨鐘暮鼓，劉先生和內地一眾異見人士的無畏無懼，那是在大悲裏面的猶喜。畢竟，中共治國六十年，我們還能保有讀書人的天地有正氣，不致被共產文化荼毒，這是一樁喜事。然而正如銀幣的另一面，我們看到另一些讀書人的人格淪喪委身強權。歷史是一面鏡子，罡烈秋風折射出來的是劉曉波的清臞面容劉霞的鎮定從容；八百年前，文天祥的「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應該就是這麼回事。
文 安 裕
【明報專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翌日，起了個大早把所有印刷傳媒翻個底朝天。興許是早就消化獲獎消息，倒過來可以刨根究柢在周六清晨半線日光半線陰霾下把文字和圖片一點一滴吸收淨盡。有一張新聞照片是令人動容的，那是美聯社照片，七個漢子在北京街上，手裏持紙片，上面寫「慶祝劉曉波獲諾獎」。
對於應不應該在這階段慶祝劉曉波獲獎，抑或是待劉曉波出獄時再同慶功，這是階段性的不同而實質並無二樣。當然，從歷史長河的深邃視野來說應該是到胡佳譚作人都出來後慶祝也不遲。然而早報上的照片實在讓人感慨良多，清瘦的劉曉波刮光頭的劉霞還有北京街頭的七條漢子——當我們在冷氣間坐在電視機電腦前討論慶祝批評並對各種策略指指點點，劉先生和那七個人的身體力行更值得欽佩。因為在一個講幾句話不止要坐破牢底還要砍頭的國度來說，這些人真的不怕死，是的，他們真的不怕死。
中國的讀書人也許在今天的iPhone世代而言似乎迂腐了一點也過時了一點，可是當我們想起不到一百年前的今天，準確來說是九十九年前的今天，我們的祖輩仍是蓄長辮紮小腳不敢僭越犯上，就不得不感謝那些不怕死的人。一百年前，華爾街已經存在並有效運作；一百年前，英國已經君主立憲多時；也是一百年前，中國人民的頭顱可以像切菜那樣一整排一整排嚓嚓砍下來。人們以為，當推翻封建王朝共和來臨再及其後的共和國誕生，國人的腦袋可以不像切菜那樣切下。原來善良的人們搞錯了，人頭雖然保住，但身體卻給五馬車裂那樣東一塊西一塊。劉曉波沒有判死，這是中共可以振振有詞向外邊世界說的事實，可是，劉曉波的腦袋瓜呢，劉曉波的手腳呢，腦關在北京，手腳在遼寧。這便是我的祖國。
人頭關北京 手腳在遼寧
這些年，像劉曉波那樣具知名度或沒有知名度的異見人士捱打被扣坐牢不知凡幾，我手上有一份中國在獄異見者名單的其中一部分，我念幾個名字出來讓大家聽聽﹕何德普，徐偉，靳海科，陳道軍，羅勇泉，孫林，黃琦，齊崇懷，呂耿松，郭飛熊，黃金秋，鄭貽春，李國宏，許坤，毛恒鳳，張金鳳，劉永根，黃曉敏，左曉環，楊春林，張榮亮，黃相微，李建峰，李信濤，林順安，李旺陽，趙東民，唐林，黃偉，郭永豐……這些人是誰，海外根本沒幾個人認識甚至聽過。我是從在扣坐牢良心犯名錄找到的。相對於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胡佳，這些良心犯即將永遠湮沒於十三億人的汪洋大海，成為刑事犯的其中一人。直到刑滿出獄，從此找不到工作，天天被跟蹤監視直至死去。
生活在香港的大部分巿民，很難明白這些人為什麼面對如狼似虎的軍警特務還要出來示威抗議，其實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不是更好嗎。持這種犬儒態度大不乏人。到了譚作人判刑那天，香港電視觀眾看到令人熱血沸騰的一幕﹕幾個異見人士當警察面前拉開橫額示威，那是明知而作把自己送進監牢。但那些人頭也不回就做了。那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頭髮長長的漢子被塞進七座位汽車時，喉嚨有點發抖，血液往頭頂衝﹕好樣的中國人民。我想起了抗戰年代的舊照片，身上只有大刀，堆積如山的屍體。沒有前仆後繼的勇士，沒有以身殉國的氣慨，今天我們的母語大概不是德語便是日語，尋且要像李登輝那樣改一個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
我近年發現香港與一河之隔的祖國出現同化和異化。同化，是說我們開始處處從當權者角度看問題，小焉是和諧社會，把不同聲音歸納為反對社會穩定這一塊；大焉是人格突變後的朝北望。我本來打算翻資料找例子，一眼瞥到周六報上一個再沒有更貼切的人辦﹕劉江華。劉先生敢字當頭，完全跟中央口徑，說他暫看不到劉曉波有什麼貢獻。言下之意，也就是諾貝爾和平獎送錯了人。我猜，劉江華想說的便是這些潛台詞。劉江華從港同盟轉到民建聯後官運一帆風順，如今高任行政會議成員，是特區的領導人，講起話來有大國風範，這是活生生的同化實例。至於異化，便是香港的讀書人相對於大陸上的讀書人異化，更精準地理解，是香港的讀書人變成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香港讀書人不爭氣，早些時政制爭論，一幫人為賢者諱站到當權者那邊去，還巧言令色說那是務實主義抬頭。我不知作何回應，當內地讀書人冒死推動民主，明知不可為而強行為之，香港的卻丟城棄陣自投中共懷抱。星期五晚上我邊看劉曉波的電視新聞邊在想，這些念過幾年書的人今天不會出來回應劉曉波獲得和平獎了，原因不言自明﹕他們知自己不配。
談劉曉波 他們不配
這到底是為了什麼，讀書人一河之隔竟是兩個模樣，莫非應了橘踰淮而北為枳之說，這只能起古人地下而問之了。也許是的，時日久矣，任何物質都敵不住時光沖刷，何人格。不過，話得說回來，如果這僅僅是人格的異化也還算了，畢竟現實世界金銀財帛地位飯碗缺一不可，我最怕的是對真理的意淫。那是仗知識販賣者身分對真理上下其手，中國文化裏對知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膜拜，只道是學富五車，只要張開嘴巴旁人必就心悅誠服。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這種風氣難免日益遠颺，本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可是偏有一些叫賣知識的，當街販賣這些滲水吹氣的A貨真理，還大言炎炎說這些是貨真價實的物事。讀書人的獨立人格，在這場買賣裏化成裊裊輕煙。
劉曉波的政見說不上新穎，但人們敬佩他鍥而不捨的道德勇氣。共產中國之下，某些知識分子的氣節大卸八塊，然而更多具生命力讀書人精神卻令人訝然地留傳下來。到底中國（包括香港）的讀書人出了什麼事，竟然南轅北轍得這麼令人失笑莞爾，這是一樁很有意思的事，莫非讀書人真的要到生死臨頭國破家亡才會說真話？抑或是讀書人膝關節缺鈣而不能站直？這要從歷史裏找先例。我馬上想到的是哲學家馮友蘭。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回國後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他於三十年代撰寫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和四十年代於美國編寫的《中國哲學簡史》，是東西方的中國哲學入門必讀。
新中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馮友蘭十月五日寫信給毛澤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老毛回以「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自始馮友蘭由一介讀書人變成政治掮客。此後，每次政治運動，馮友蘭必定跟風，他批過林彪也批過孔子，一九七五年，他在《論孔丘》一書中自認批孔「是最大的幸福」。不旋踵，他委身江青，四人幫失勢，他被隔離檢查。馮友蘭的道路在我們有限的記憶裏很熟悉，是的，中國的讀書人不少便是像他那樣向老毛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芳」之輩。因此，人們對今天一些港內港外讀書人所說所為感到光怪陸離不應感到奇怪，因為早已有之，只是於今尤烈。
中國讀書人的於今尤烈
或曰，有人念洋書多了，背棄了中國讀書人風骨，這是以偏概全。英語裏有一句話叫A Man for All Seasons，這也是五十年代BBC電台一齣宮幃廣播劇的名字，內容是說十六世紀亨利八世的大臣莫爾（Thomas More），公開反對亨利八世再娶，結果落得被燒死的下場。事隔四百年，莫爾獲得梵蒂岡封聖，終告平反。以今天的道德標準而論，莫爾確有一點點食古不化，但敢於犯龍顏的精神卻是極為了不起。A Man for All Seasons後來在六十年代拍成電影，當年在港上映，戲名譯為《日月精忠》，個人認為稍偏原意，精忠在中國文化裏可以理解為愚忠；但若解說是對一己原則的精忠或會說得過去，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劉曉波從判囚到獲得諾貝爾獎，中間百轉千迴千山萬水，我們從旁置喙說三道四實屬不近人情。然而，從事件析出的晨鐘暮鼓，劉先生和內地一眾異見人士的無畏無懼，那是在大悲裏面的猶喜。畢竟，中共治國六十年，我們還能保有讀書人的天地有正氣，不致被共產文化荼毒，這是一樁喜事。然而正如銀幣的另一面，我們看到另一些讀書人的人格淪喪委身強權。歷史是一面鏡子，罡烈秋風折射出來的是劉曉波的清臞面容劉霞的鎮定從容；八百年前，文天祥的「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應該就是這麼回事。
文 安 裕
周日話題﹕和平崛起，先要和平獎崛起
周日話題﹕和平崛起，先要和平獎崛起
【明報專訊】這幾年來筆者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為什麼中國在這幾年出現了「大國崛起」的論述之後，這個論述很快就給轉換為「和平崛起」之說？再者，「和平」既不是出自共產黨的馬列信條，也不是中共政權歷來行事的德性，那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號，究竟又有沒有落實的方略？
究竟「和平崛起」的說法是指崛起中的大國也喜愛和平，叫其他國家放心？還是想指，和平是一國在邁向成為大國路途上的一個可行（甚至必要）的策略？
要中國說自己當了大國也不去侵略他國，懂得口口聲聲維護世界和平，其實並不困難。而事實上，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國家，不論大小，基於各種原因都不會無端主動與鄰國尋釁。所以，大國也愛和平，其實只是一堆空洞的廢話。
但是，如果「和平崛起」指的是，「和平」乃是一個成為大國的策略，那便是一套視野高遠，滿是玄妙的「和平主義」。
中國在過往一段日子，屢次收集各種具指標性的「大國象徵」，所向披靡。從奧運，到世博，到太空船上月球。「大國」的姿態充足，然而卻沒有任何指標性的東西，可以和「和平」扣上關係。
不過，這些問題在劉曉波奪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似乎露了箇中的玄機。一個中國，至今已產生了兩個「和平獎」的得主，中國不可謂不是「和平獎大國」。
「和平崛起」之路大抵是由積累「和平獎」而來的。
達賴這一筆可以暫時不說，但說到劉曉波這一面「和平獎」，你不可能忽略中國當局刻意而具戰略性的栽培「和平獎」得主的曲線貢獻。它只是比較迂迴，但實質上與刻意栽培奧運金牌選手沒有兩樣。
劉曉波是任何經歷過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那一代人都不會陌生的人物，他在民運進入泥潭的後期階段，毅然從美國回來，投身運動。六四之後一直進出監牢，在當日各方戰友紛紛棄守轉軑，「重新做人」，改換角色之際，他仍一如既往，為人權、民主奔走呼號。他的過人之處是﹕「不出國，堅持在地鬥爭」。可惜，這樣一位敢於逆流而上的人物，在當今犬儒當道的世代，只會落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不斷被孤立的困局。
零八憲章 不存厚望
的而且確，就算是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零八憲章》運動，當它推出之際，人們普遍都不存過高期望。激進者嫌它過分溫和，已被「溫和」「河蟹」掉的，嫌它還是死心不息地激進。運動推出一年，老實說對「奧運後」中國的大局可說不見任何影響。筆者雖然也是較早參與網上聯署的一位默默的簽署者。對於這場運動的前景，心底也是頗為悲觀。
直至○九年，即六四二十年紀念前後，方才見香港人廣泛關注《零八憲章》，六月下旬中國當局再次逮捕劉曉波，才激起一股多年罕見的要求釋放異見者運動的高潮，釀成今日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的結果。平情而論，劉曉波逆流而上，擇善固執，力抗犬儒世道，慢慢感動了數代人，獲獎乃實至名歸。但觀乎時勢，他雖然坐了好幾次牢，但沒有共產黨送他一程，這項諾貝爾獎也會和中國人緣慳一面。
今日諾貝爾和平獎，頗有一種古代冊封聖人的宗教味道。中國人的大國情意結，也往往曲折地顯現為一種「諾貝爾獎」的情意結。每年望眼欲穿的時刻，都放在諾貝爾獎公布的前夕，為華人華裔拿諾貝爾獎而高興。而要證明中國文明可以配稱大國，即非有聖人輩出的事配合不可。中國近年來的大國崛起之說，又往往向咱家的孔老先生招魂，不少「新左派」的有知識之士還大耍概念戲法，謂這是有中國特色的「通三統」說，認為孔老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可以匯通的三個傳統。那麼，一個經過如此「辯證統一」融匯各家於儒學正道之上的「崛起大國」，又何能不去拿取國際證明，證明浸染了儒家文化的中國，不是一個聖人輩出的國度呢？
達賴封聖，於今劉曉波又封聖，洽好證明了中國聖人多的是。
一個國家出產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得主，都只能證明那個國家科技文明的水平，但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和所謂「軟實力」，就只能以「和平獎」這種變相「封聖」的數字來顯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至今出了只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不謂多，還有急起直追的餘地。所以，筆者特別同意司徒華的意見，諾貝爾和平獎每年都應頒給中國人，以大大增強我國的「軟實力」。而為了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家更應集思廣益，再闖高峰，明年有望三連冠。
其中一個加快中國積累諾貝爾和平獎的熱門，自是溫家寶莫屬。因為溫家寶不但辭色溫婉，有聖人之相，更是言必民主自由，死而後已，更有侍從趙紫陽的往績，與西方媒體頗能結緣，有感人之姿，故人稱「影帝」。只可惜在相位多年，聖人之言教甚多，卻少有增進中國人權民主的實績為憑，近日更高言要大力鼓吹民主，所追求者竟與《零八憲章》內容所述無大差異。
溫總曉波 互易其位
溫總身在其位，其聖人之教竟如無權之曉波，實有時空錯位之嘆。故明年中國爭取下一個和平獎的最佳策略，乃是促成溫家寶和劉曉波互易其位。溫總去錦州坐牢，換劉曉波出獄自由行，那怕只是對換位置一周一月，當能感召天下，德威遠播，令四海奔服。儒教和平主義（Confucian Pacifism）就立即展現為一種新的人類文明標尺。你要辯解說明，那當然是一種上下結合非西方反現代的現代性，走出西方文化霸權的後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這項辯難遊說的功夫，自是各路心儀儒教與社會主義為國寶的通三統新左派學人的神聖責任，非他們莫屬。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儒道本相通。故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獄的劉曉波一朝獲獎，將中國映照出畢竟是和南非、緬甸同一級數的國家，有得有失。但如果溫家寶與劉曉波互易其位，實乃堯舜襌讓精神的現代轉化，陰陽互易，運轉乾坤的天地玄機，為「和平崛起」大業推進一大步。
一個文明就是這樣挽救回來的。
所以，在劉曉波獲取又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時刻，我們應該高瞻遠矚地推動；另一個華人再下一城，拿下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如果奧巴馬可以毫無往績地就可以拿去年的和平獎，我們就應把握當前諾貝爾和平獎以獎項來推動變革的大潮流，奧巴馬能做得到，溫家寶為什麼不能做到？
Yes, we can !
文 安 徒
【明報專訊】這幾年來筆者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為什麼中國在這幾年出現了「大國崛起」的論述之後，這個論述很快就給轉換為「和平崛起」之說？再者，「和平」既不是出自共產黨的馬列信條，也不是中共政權歷來行事的德性，那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號，究竟又有沒有落實的方略？
究竟「和平崛起」的說法是指崛起中的大國也喜愛和平，叫其他國家放心？還是想指，和平是一國在邁向成為大國路途上的一個可行（甚至必要）的策略？
要中國說自己當了大國也不去侵略他國，懂得口口聲聲維護世界和平，其實並不困難。而事實上，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國家，不論大小，基於各種原因都不會無端主動與鄰國尋釁。所以，大國也愛和平，其實只是一堆空洞的廢話。
但是，如果「和平崛起」指的是，「和平」乃是一個成為大國的策略，那便是一套視野高遠，滿是玄妙的「和平主義」。
中國在過往一段日子，屢次收集各種具指標性的「大國象徵」，所向披靡。從奧運，到世博，到太空船上月球。「大國」的姿態充足，然而卻沒有任何指標性的東西，可以和「和平」扣上關係。
不過，這些問題在劉曉波奪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似乎露了箇中的玄機。一個中國，至今已產生了兩個「和平獎」的得主，中國不可謂不是「和平獎大國」。
「和平崛起」之路大抵是由積累「和平獎」而來的。
達賴這一筆可以暫時不說，但說到劉曉波這一面「和平獎」，你不可能忽略中國當局刻意而具戰略性的栽培「和平獎」得主的曲線貢獻。它只是比較迂迴，但實質上與刻意栽培奧運金牌選手沒有兩樣。
劉曉波是任何經歷過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那一代人都不會陌生的人物，他在民運進入泥潭的後期階段，毅然從美國回來，投身運動。六四之後一直進出監牢，在當日各方戰友紛紛棄守轉軑，「重新做人」，改換角色之際，他仍一如既往，為人權、民主奔走呼號。他的過人之處是﹕「不出國，堅持在地鬥爭」。可惜，這樣一位敢於逆流而上的人物，在當今犬儒當道的世代，只會落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不斷被孤立的困局。
零八憲章 不存厚望
的而且確，就算是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零八憲章》運動，當它推出之際，人們普遍都不存過高期望。激進者嫌它過分溫和，已被「溫和」「河蟹」掉的，嫌它還是死心不息地激進。運動推出一年，老實說對「奧運後」中國的大局可說不見任何影響。筆者雖然也是較早參與網上聯署的一位默默的簽署者。對於這場運動的前景，心底也是頗為悲觀。
直至○九年，即六四二十年紀念前後，方才見香港人廣泛關注《零八憲章》，六月下旬中國當局再次逮捕劉曉波，才激起一股多年罕見的要求釋放異見者運動的高潮，釀成今日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的結果。平情而論，劉曉波逆流而上，擇善固執，力抗犬儒世道，慢慢感動了數代人，獲獎乃實至名歸。但觀乎時勢，他雖然坐了好幾次牢，但沒有共產黨送他一程，這項諾貝爾獎也會和中國人緣慳一面。
今日諾貝爾和平獎，頗有一種古代冊封聖人的宗教味道。中國人的大國情意結，也往往曲折地顯現為一種「諾貝爾獎」的情意結。每年望眼欲穿的時刻，都放在諾貝爾獎公布的前夕，為華人華裔拿諾貝爾獎而高興。而要證明中國文明可以配稱大國，即非有聖人輩出的事配合不可。中國近年來的大國崛起之說，又往往向咱家的孔老先生招魂，不少「新左派」的有知識之士還大耍概念戲法，謂這是有中國特色的「通三統」說，認為孔老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可以匯通的三個傳統。那麼，一個經過如此「辯證統一」融匯各家於儒學正道之上的「崛起大國」，又何能不去拿取國際證明，證明浸染了儒家文化的中國，不是一個聖人輩出的國度呢？
達賴封聖，於今劉曉波又封聖，洽好證明了中國聖人多的是。
一個國家出產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得主，都只能證明那個國家科技文明的水平，但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和所謂「軟實力」，就只能以「和平獎」這種變相「封聖」的數字來顯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至今出了只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不謂多，還有急起直追的餘地。所以，筆者特別同意司徒華的意見，諾貝爾和平獎每年都應頒給中國人，以大大增強我國的「軟實力」。而為了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家更應集思廣益，再闖高峰，明年有望三連冠。
其中一個加快中國積累諾貝爾和平獎的熱門，自是溫家寶莫屬。因為溫家寶不但辭色溫婉，有聖人之相，更是言必民主自由，死而後已，更有侍從趙紫陽的往績，與西方媒體頗能結緣，有感人之姿，故人稱「影帝」。只可惜在相位多年，聖人之言教甚多，卻少有增進中國人權民主的實績為憑，近日更高言要大力鼓吹民主，所追求者竟與《零八憲章》內容所述無大差異。
溫總曉波 互易其位
溫總身在其位，其聖人之教竟如無權之曉波，實有時空錯位之嘆。故明年中國爭取下一個和平獎的最佳策略，乃是促成溫家寶和劉曉波互易其位。溫總去錦州坐牢，換劉曉波出獄自由行，那怕只是對換位置一周一月，當能感召天下，德威遠播，令四海奔服。儒教和平主義（Confucian Pacifism）就立即展現為一種新的人類文明標尺。你要辯解說明，那當然是一種上下結合非西方反現代的現代性，走出西方文化霸權的後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這項辯難遊說的功夫，自是各路心儀儒教與社會主義為國寶的通三統新左派學人的神聖責任，非他們莫屬。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儒道本相通。故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獄的劉曉波一朝獲獎，將中國映照出畢竟是和南非、緬甸同一級數的國家，有得有失。但如果溫家寶與劉曉波互易其位，實乃堯舜襌讓精神的現代轉化，陰陽互易，運轉乾坤的天地玄機，為「和平崛起」大業推進一大步。
一個文明就是這樣挽救回來的。
所以，在劉曉波獲取又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時刻，我們應該高瞻遠矚地推動；另一個華人再下一城，拿下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如果奧巴馬可以毫無往績地就可以拿去年的和平獎，我們就應把握當前諾貝爾和平獎以獎項來推動變革的大潮流，奧巴馬能做得到，溫家寶為什麼不能做到？
Yes, we can !
文 安 徒
2010年9月22日 星期三
紀勤傳以「劈炮」要脅上位主席
紀勤傳以「劈炮」要脅上位主席
匯控斥英報無稽 2010年9月23日
【明報專訊】匯豐控股(0005)下周決定新主席人選前夕，現任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欲掌主席帥印的野心，愈見呼之欲出。繼前日傳出紀勤十分積極角逐主席一職後，昨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紀勤威脅若不獲擢升為主席，隨時「劈炮」，離開匯控。另有報道指出，財務總監范智廉(Douglas Flint)或被「挖角」至英國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若全部成事，一時之間，匯控3大高層職位將懸空，是該集團近年極為罕有的人事大變動。
匯控對各種傳聞一直不作評論，但集團發言人昨晚向路透社表示，有關紀勤威脅辭職的報道，是無稽的(nonsense)，對紀勤和匯控都是一種冒犯(offensive)。
傳紀勤不滿外人或當主席
《金融時報》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紀勤上周在高層會議上，獲告知董事會還未準備擢升他為主席，他「感到不高興」(he was not happy)。紀勤尤其不滿，由前高盛總裁、現匯控非執行董事桑頓(John Thornton)超越他成為主席。這類高層權力爭奪戰，發生在傳統英資銀行如匯控的身上，相當罕見。匯控一貫傳統，是內部擢升行政總裁為主席，但此舉違反英國企業管治的原則，勢遭英國投資者群起反對。報道指出，若紀勤當真請辭，其行政總裁職位大有機會由投資銀行業務主管歐智華(Stuart Gulliver)接替。該報編輯Patrick Jenkins指出，個人理財業務主席霍嘉治(Sandy Flockhart)和范智廉，也是行政總裁的人選。
CEO人選包括歐智華霍嘉治
然而報道引述消息指，紀勤出名脾氣暴躁，因此未必會把一時之氣付諸實行。集團下周二將於上海舉行董事會會議，盛傳屆時將決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接班人。
葛霖本月初突然宣布將於年底離任，擔任英國貿易及投資國務大臣。外界對下任主席人選的揣測不斷，天天傳出新版本，除了桑頓為大熱主席人選，以及勞斯萊斯集團非執行主席駱耀文(Simon Robertson)外，昨日出現新名字，就是今年55歲、行事低調，僅每每於業績會闡述財務表現的范智廉。
但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范智廉或「過檔」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前日，該銀行突然宣布行政總裁Eric Daniels宣布明年退休，教市場意外。
所有接班方案皆有利弊
綜合英國報章分析形勢，匯控主席、行政總裁可能出現的組合，沒有一項完美方案，各有優劣(見圖)。若由桑頓擔任非執行主席，可符合英國企業管治傾向避免由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的精神，但盛傳活躍於美國和中國商、學兩界的桑頓，不願意長駐倫敦，未必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接受。另一折衷方案，是委任駱耀文暫代主席一職，直至物色到合適人選。
報道又指，集團內部從未認真考慮外聘主席。前行政總裁韋志誠及前亞太區主席艾爾敦等前匯控高層，都已表示不贊成委任非執行主席。但維權股東Eric Knight卻直言，正因為內部擢升主席的傳統，拖累匯控錯誤收購美國Household。
匯控斥英報無稽 2010年9月23日
【明報專訊】匯豐控股(0005)下周決定新主席人選前夕，現任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欲掌主席帥印的野心，愈見呼之欲出。繼前日傳出紀勤十分積極角逐主席一職後，昨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紀勤威脅若不獲擢升為主席，隨時「劈炮」，離開匯控。另有報道指出，財務總監范智廉(Douglas Flint)或被「挖角」至英國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若全部成事，一時之間，匯控3大高層職位將懸空，是該集團近年極為罕有的人事大變動。
匯控對各種傳聞一直不作評論，但集團發言人昨晚向路透社表示，有關紀勤威脅辭職的報道，是無稽的(nonsense)，對紀勤和匯控都是一種冒犯(offensive)。
傳紀勤不滿外人或當主席
《金融時報》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紀勤上周在高層會議上，獲告知董事會還未準備擢升他為主席，他「感到不高興」(he was not happy)。紀勤尤其不滿，由前高盛總裁、現匯控非執行董事桑頓(John Thornton)超越他成為主席。這類高層權力爭奪戰，發生在傳統英資銀行如匯控的身上，相當罕見。匯控一貫傳統，是內部擢升行政總裁為主席，但此舉違反英國企業管治的原則，勢遭英國投資者群起反對。報道指出，若紀勤當真請辭，其行政總裁職位大有機會由投資銀行業務主管歐智華(Stuart Gulliver)接替。該報編輯Patrick Jenkins指出，個人理財業務主席霍嘉治(Sandy Flockhart)和范智廉，也是行政總裁的人選。
CEO人選包括歐智華霍嘉治
然而報道引述消息指，紀勤出名脾氣暴躁，因此未必會把一時之氣付諸實行。集團下周二將於上海舉行董事會會議，盛傳屆時將決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接班人。
葛霖本月初突然宣布將於年底離任，擔任英國貿易及投資國務大臣。外界對下任主席人選的揣測不斷，天天傳出新版本，除了桑頓為大熱主席人選，以及勞斯萊斯集團非執行主席駱耀文(Simon Robertson)外，昨日出現新名字，就是今年55歲、行事低調，僅每每於業績會闡述財務表現的范智廉。
但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范智廉或「過檔」萊斯銀行擔任行政總裁。前日，該銀行突然宣布行政總裁Eric Daniels宣布明年退休，教市場意外。
所有接班方案皆有利弊
綜合英國報章分析形勢，匯控主席、行政總裁可能出現的組合，沒有一項完美方案，各有優劣(見圖)。若由桑頓擔任非執行主席，可符合英國企業管治傾向避免由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的精神，但盛傳活躍於美國和中國商、學兩界的桑頓，不願意長駐倫敦，未必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接受。另一折衷方案，是委任駱耀文暫代主席一職，直至物色到合適人選。
報道又指，集團內部從未認真考慮外聘主席。前行政總裁韋志誠及前亞太區主席艾爾敦等前匯控高層，都已表示不贊成委任非執行主席。但維權股東Eric Knight卻直言，正因為內部擢升主席的傳統，拖累匯控錯誤收購美國Household。
成名﹕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成名﹕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明報專訊】香港民主運動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5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
談判需依仗
龐大群眾動員力量支持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曾經歷談判，其後才達至民主轉型，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包括群眾動員力量，以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
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南非為例，謂它藉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逼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至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廣泛被排斥、被打壓群體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逼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後者不想看到國家政治、進而經濟持續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至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當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逼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
事實上，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不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現任美國總統顧問McFaul，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國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至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相反，要達至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民主黨及普選聯
忽略了群眾動員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至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普選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民主黨有代表指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普選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單不符事實，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
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有何代價？
從09年11月至今年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紓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便會有較大機會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港大7月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開支是浪費公帑，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
文章的附錄，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二之二】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明報專訊】香港民主運動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5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
談判需依仗
龐大群眾動員力量支持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曾經歷談判，其後才達至民主轉型，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包括群眾動員力量，以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
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南非為例，謂它藉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逼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至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廣泛被排斥、被打壓群體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逼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後者不想看到國家政治、進而經濟持續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至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當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逼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
事實上，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不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現任美國總統顧問McFaul，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國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至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相反，要達至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民主黨及普選聯
忽略了群眾動員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至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普選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民主黨有代表指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普選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單不符事實，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
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有何代價？
從09年11月至今年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紓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便會有較大機會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港大7月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開支是浪費公帑，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
文章的附錄，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二之二】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蔡子強﹕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蔡子強﹕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明報專訊】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明報專訊】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10年9月17日 星期五
香港要趕搭珠三角的快車 ／梁振英
香港要趕搭珠三角的快車 ／梁振英
【明報專訊】今天談珠三角在兩個方面的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兩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對香港人的生活，都有重大牽引作用。這兩個牽引作用，已經不是假設，而是在短期內會出現、實實在在的問題。
未來的30年，和過去的30年一樣，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珠三角，但香港人對珠三角的認識和興趣不足。不少中小學校組織學生到上海、北京遊學，興致勃勃，而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卻被認為沒有吸引力。在珠三角的香港工商專業界中，以工業界為主，這裏有歷史原因，商界和專業界一般以上海和北京作為首要的對象，因此香港經濟界對珠三角的認識，尤其對近年經濟結構變化的認識，並不全面。
珠三角發展急促，不僅是經濟總量增長快，產業結構也出現急劇變化。這些增長和變化，都為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在短期內提供新的機會。
廣東省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具體措施包括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當中三個發展重點分別是：（一）臨海型重工業和化工業；（二）高新技術產業和（三）現代服務業。
發展臨海型重、化工業，就是利用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的合作機會，在沿海佈置大型以重工業、化工業為導向的工業項目。這類似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韓國在七八十年代建立臨海型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
廣東省積極推動大型石化項目，配合國家的「走出去」獲取能源的戰略。具體方法是國家與能源供應國簽訂穩定長期的石油供應合同，然後把石油運至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南面沿海的工廠加工，確保國家的長遠能源供應。現時廣東成功爭取到的合作項目包括與委內瑞拉合作的惠來石化煉油項目、與科威特合資的湛江煉化一體化項目。此外，還有已經建成的中海油與蜆殼公司在惠州大亞灣的合資項目。這些項目建成以後，廣東將成為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相媲美的世界級煉油和石化基地。
除了石化工程之外，國家在湛江建立新的寶鋼鋼鐵項目。中國現在已成為最大的鋼鐵生產國，產量佔全球的近四成。中央政府正努力整合產業，希望建立幾個大型的鋼鐵集團，以節約能源、推動環保，寶鋼這個項目正是配合國家「關小鋼廠，建大鋼廠」的發展戰略在廣東設立新的生產基地。
廣東省大型工程的另一亮點是汽車工業。現在三大日資汽車企業包括豐田、本田、日產都集中在珠三角佈置汽車生產工廠。有關項目帶動了上下游如汽車零部件工業的發展，形成龐大的產業群。
這些項目都是以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參與為主，與廣東省配合。香港在這些項目上的直接參與不多，但在上、下游的相關行業，香港應該全面研究如何配合和增加參與度，眼方向包括香港人日後的就業空間，香港高等教育的配合，以及香港所能提供種種的高端服務，包括利用香港良好法治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
廣東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也有不少亮點。尤其深圳在電子通訊、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相當突出，有不少的具代表性的中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包括華為、中興等世界級的通訊設備製造商，還有如IT產業的騰訊、新能源汽車的比亞迪公司等（這兩家公司的首腦獲邀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上發言），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
珠三角的交通基建發展也極快，一小時的大範圍都市生活圈逐漸形成。中國的軌道運輸發展一日千里，不僅網絡發展快，技術水平更不斷提升。中國現正建立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到2015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的時候，基本上中國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會由高速鐵路連接。對香港來說，有5條輻射全國的高速鐵路，包括北京—廣州—香港高鐵、廣州—貴陽—重慶高鐵、上海—深圳沿海高鐵、廣東西部沿海高鐵、廣州—南寧—昆明高鐵，基本上覆蓋整個泛珠三角的9個省份。屆時，從香港到北京的不停站車程只需約7個小時，從香港至中國最北省份黑龍江的省會哈爾濱也只需約12小時。可以想像一下，2015年某日的晚上9點，旅客從香港西九龍車站上車，在高速火車的臥鋪車廂裏休息一晚，清晨醒來到餐車吃早餐，早上9點鐘就可以到達北國冰城的哈爾濱。
除了全國高速鐵路網絡外，珠三角內部亦在修建城際的快速鐵路，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到2020年，2000多公里的城際鐵路修建完成後，基本上在珠三角內主要城市之間的車程只需一個小時。如果在內地居民往來香港的出入境政策上再有新的舉措，比如實行廣東省居民可以一簽多行來港的政策，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在內的一小時生活圈將暢通無阻。3年前，從元朗到蛇口的深圳灣大橋通車，兩地的邊檢制度出現一次大突破：香港的入境處和海關等人員在深圳那邊和大陸的邊檢人員執行「一地兩檢」。當珠三角的鐵路網逐步完成，硬件的效率愈來愈高，香港有沒有條件在香港這邊也實行「一地兩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如果在香港可以實行「一地兩檢」，香港的鐵路和大陸的鐵路連接起來的經濟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香港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可以在兩小時內來回，意義不限於旅行，更不限於方便港人北上。粵港之間的人流暢通，5000萬收入急升的人口就可以更便捷地來港使用港式服務和購物、休閒和消費，香港的市場規模將更為廣闊。
下周談「同城化」。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明報專訊】今天談珠三角在兩個方面的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兩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對香港人的生活，都有重大牽引作用。這兩個牽引作用，已經不是假設，而是在短期內會出現、實實在在的問題。
未來的30年，和過去的30年一樣，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珠三角，但香港人對珠三角的認識和興趣不足。不少中小學校組織學生到上海、北京遊學，興致勃勃，而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卻被認為沒有吸引力。在珠三角的香港工商專業界中，以工業界為主，這裏有歷史原因，商界和專業界一般以上海和北京作為首要的對象，因此香港經濟界對珠三角的認識，尤其對近年經濟結構變化的認識，並不全面。
珠三角發展急促，不僅是經濟總量增長快，產業結構也出現急劇變化。這些增長和變化，都為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在短期內提供新的機會。
廣東省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具體措施包括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當中三個發展重點分別是：（一）臨海型重工業和化工業；（二）高新技術產業和（三）現代服務業。
發展臨海型重、化工業，就是利用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的合作機會，在沿海佈置大型以重工業、化工業為導向的工業項目。這類似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韓國在七八十年代建立臨海型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
廣東省積極推動大型石化項目，配合國家的「走出去」獲取能源的戰略。具體方法是國家與能源供應國簽訂穩定長期的石油供應合同，然後把石油運至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南面沿海的工廠加工，確保國家的長遠能源供應。現時廣東成功爭取到的合作項目包括與委內瑞拉合作的惠來石化煉油項目、與科威特合資的湛江煉化一體化項目。此外，還有已經建成的中海油與蜆殼公司在惠州大亞灣的合資項目。這些項目建成以後，廣東將成為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相媲美的世界級煉油和石化基地。
除了石化工程之外，國家在湛江建立新的寶鋼鋼鐵項目。中國現在已成為最大的鋼鐵生產國，產量佔全球的近四成。中央政府正努力整合產業，希望建立幾個大型的鋼鐵集團，以節約能源、推動環保，寶鋼這個項目正是配合國家「關小鋼廠，建大鋼廠」的發展戰略在廣東設立新的生產基地。
廣東省大型工程的另一亮點是汽車工業。現在三大日資汽車企業包括豐田、本田、日產都集中在珠三角佈置汽車生產工廠。有關項目帶動了上下游如汽車零部件工業的發展，形成龐大的產業群。
這些項目都是以大型中央企業、大型跨國公司參與為主，與廣東省配合。香港在這些項目上的直接參與不多，但在上、下游的相關行業，香港應該全面研究如何配合和增加參與度，眼方向包括香港人日後的就業空間，香港高等教育的配合，以及香港所能提供種種的高端服務，包括利用香港良好法治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
廣東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也有不少亮點。尤其深圳在電子通訊、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相當突出，有不少的具代表性的中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包括華為、中興等世界級的通訊設備製造商，還有如IT產業的騰訊、新能源汽車的比亞迪公司等（這兩家公司的首腦獲邀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上發言），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
珠三角的交通基建發展也極快，一小時的大範圍都市生活圈逐漸形成。中國的軌道運輸發展一日千里，不僅網絡發展快，技術水平更不斷提升。中國現正建立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到2015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的時候，基本上中國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會由高速鐵路連接。對香港來說，有5條輻射全國的高速鐵路，包括北京—廣州—香港高鐵、廣州—貴陽—重慶高鐵、上海—深圳沿海高鐵、廣東西部沿海高鐵、廣州—南寧—昆明高鐵，基本上覆蓋整個泛珠三角的9個省份。屆時，從香港到北京的不停站車程只需約7個小時，從香港至中國最北省份黑龍江的省會哈爾濱也只需約12小時。可以想像一下，2015年某日的晚上9點，旅客從香港西九龍車站上車，在高速火車的臥鋪車廂裏休息一晚，清晨醒來到餐車吃早餐，早上9點鐘就可以到達北國冰城的哈爾濱。
除了全國高速鐵路網絡外，珠三角內部亦在修建城際的快速鐵路，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到2020年，2000多公里的城際鐵路修建完成後，基本上在珠三角內主要城市之間的車程只需一個小時。如果在內地居民往來香港的出入境政策上再有新的舉措，比如實行廣東省居民可以一簽多行來港的政策，大珠三角包括香港在內的一小時生活圈將暢通無阻。3年前，從元朗到蛇口的深圳灣大橋通車，兩地的邊檢制度出現一次大突破：香港的入境處和海關等人員在深圳那邊和大陸的邊檢人員執行「一地兩檢」。當珠三角的鐵路網逐步完成，硬件的效率愈來愈高，香港有沒有條件在香港這邊也實行「一地兩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如果在香港可以實行「一地兩檢」，香港的鐵路和大陸的鐵路連接起來的經濟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香港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可以在兩小時內來回，意義不限於旅行，更不限於方便港人北上。粵港之間的人流暢通，5000萬收入急升的人口就可以更便捷地來港使用港式服務和購物、休閒和消費，香港的市場規模將更為廣闊。
下周談「同城化」。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2010年9月13日 星期一
九招十二式及三招十四式
什麼是「九招十二式」？
9招規管新盤銷售
1 發展商銷售樓花及一手現樓，都需要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售樓指引；
2 發展商在銷售現樓時，需要在樓盤內提供實地單位供公眾參觀；
3 單位成交後，發展商需在5日內公布，並需同時披露涉及發展商高層及直系親屬的交易；
4 示範單位需要符合一系列規格要求，包括必需提供至少一個間格、裝修用料以及附送的設備上，完全和交樓標準一致的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
5 首張價單必須要包括更多單位，小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下)需要提供最少30伙，或可供出售單位30%，兩者以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上)最少提供50個單位，或可供出售單位50%，兩者以較高為準；
6 將目前開售前24小時提供樓書的要求，提高至在開售前7日提供；
7 發展商在出售任何數目的單位給任何人士時，必須在3日前公布有關價單；
8 樓盤宣傳物品需清晰提供有關樓盤坐落的地點和地址的資料；
9 發展商網頁需同步公布樓書和所有價單。
12式規管示範單位
1 示範單位的面積跟交樓標準要一致；
2 要展示示範單位的樓層及平面圖；
3 示範單位圍繞牆需為真實厚度；
4 至少要有一個交樓標準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若只有一個化妝示範單位，要有同一面積的「清水房」；若有一個以上化妝示範單位，其「清水房」面積要與其中一個化妝示範單位相若；
5 經過改動的化妝示範單位，要展示改裝的實線及非結構牆的厚度；
6 示範單位內的窗台、工作平台、露台；
7 示範單位要有實際樓底高度的天花板，天花板若矮過實樓要表明實樓樓底高度；
8 示範單位要有大門，無提供房門亦要提供門框，及要實線展示房門厚度；
9 示範單位要展示交樓時的建築材料、設備；
10 示範單位要列明那些是展示、那些是交樓時交付予買家的物品，如電器品牌；
11 「清水房」示範單位要有由發展商向地產建設商會認可人士簽發的證書，以證明其「清水房」的外牆厚度同交樓一樣，準買家若要求，要展示此文件；
12 容許參觀示範單位人士度呎。
------------------
【理財一周】表列港府「三招十四式」詳情
《環富通基金頻道》表列港府應對樓市炒風最新「三招十四式」詳情：
＊一﹒禁絕摸貨＊
１﹒地政總署將所有獲批預售的一手盤入伙前，不准以確認人方式轉讓，或辦理轉名手續
２﹒增加取消交易成本，沒收的定金金額由樓價５％，增至１０％
＊二﹒收緊按揭成數＊
３﹒１２００萬元以上物業按揭上限降至六成
４﹒非自住物業實施六成按揭上限
５﹒供樓款項佔借貸人入息比例劃一降至五成
６﹒銀行須為申謮人承受加息的能力進行壓力測試
７﹒按揭證券公司暫停接受逾九成按揭貸款申請
８﹒將現時按揭保險計劃九成或以下按揭貸款上限，由１２００萬元調低至７２０萬元
９﹒按揭保險計劃供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劃一為五成
＊三﹒增加土地供應＊
１０﹒主動推出３幅小型土地拍賣
１１﹒盡快重推港鐵（０００６６）南昌站上蓋招標
１２﹒下財政年度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提供超過９０００個單位
１３﹒計劃將２０公頃新界區工業及商貿地改為住宅發展
１４﹒加快啓德發展區基建，冀２０１５年前先推出４０００個單位
9招規管新盤銷售
1 發展商銷售樓花及一手現樓，都需要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售樓指引；
2 發展商在銷售現樓時，需要在樓盤內提供實地單位供公眾參觀；
3 單位成交後，發展商需在5日內公布，並需同時披露涉及發展商高層及直系親屬的交易；
4 示範單位需要符合一系列規格要求，包括必需提供至少一個間格、裝修用料以及附送的設備上，完全和交樓標準一致的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
5 首張價單必須要包括更多單位，小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下)需要提供最少30伙，或可供出售單位30%，兩者以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上)最少提供50個單位，或可供出售單位50%，兩者以較高為準；
6 將目前開售前24小時提供樓書的要求，提高至在開售前7日提供；
7 發展商在出售任何數目的單位給任何人士時，必須在3日前公布有關價單；
8 樓盤宣傳物品需清晰提供有關樓盤坐落的地點和地址的資料；
9 發展商網頁需同步公布樓書和所有價單。
12式規管示範單位
1 示範單位的面積跟交樓標準要一致；
2 要展示示範單位的樓層及平面圖；
3 示範單位圍繞牆需為真實厚度；
4 至少要有一個交樓標準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若只有一個化妝示範單位，要有同一面積的「清水房」；若有一個以上化妝示範單位，其「清水房」面積要與其中一個化妝示範單位相若；
5 經過改動的化妝示範單位，要展示改裝的實線及非結構牆的厚度；
6 示範單位內的窗台、工作平台、露台；
7 示範單位要有實際樓底高度的天花板，天花板若矮過實樓要表明實樓樓底高度；
8 示範單位要有大門，無提供房門亦要提供門框，及要實線展示房門厚度；
9 示範單位要展示交樓時的建築材料、設備；
10 示範單位要列明那些是展示、那些是交樓時交付予買家的物品，如電器品牌；
11 「清水房」示範單位要有由發展商向地產建設商會認可人士簽發的證書，以證明其「清水房」的外牆厚度同交樓一樣，準買家若要求，要展示此文件；
12 容許參觀示範單位人士度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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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一周】表列港府「三招十四式」詳情
《環富通基金頻道》表列港府應對樓市炒風最新「三招十四式」詳情：
＊一﹒禁絕摸貨＊
１﹒地政總署將所有獲批預售的一手盤入伙前，不准以確認人方式轉讓，或辦理轉名手續
２﹒增加取消交易成本，沒收的定金金額由樓價５％，增至１０％
＊二﹒收緊按揭成數＊
３﹒１２００萬元以上物業按揭上限降至六成
４﹒非自住物業實施六成按揭上限
５﹒供樓款項佔借貸人入息比例劃一降至五成
６﹒銀行須為申謮人承受加息的能力進行壓力測試
７﹒按揭證券公司暫停接受逾九成按揭貸款申請
８﹒將現時按揭保險計劃九成或以下按揭貸款上限，由１２００萬元調低至７２０萬元
９﹒按揭保險計劃供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劃一為五成
＊三﹒增加土地供應＊
１０﹒主動推出３幅小型土地拍賣
１１﹒盡快重推港鐵（０００６６）南昌站上蓋招標
１２﹒下財政年度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提供超過９０００個單位
１３﹒計劃將２０公頃新界區工業及商貿地改為住宅發展
１４﹒加快啓德發展區基建，冀２０１５年前先推出４０００個單位
2010年9月7日 星期二
張炳良﹕樓市脫韁，不能空談自由市場
張炳良﹕樓市脫韁，不能空談自由市場
【明報專訊】早前，我在電台節目中提出，若政府多項穩定樓市的措施都未能見效，而樓價持續急升，應研究是否限制境外買家。此說並非但求嘩眾民粹，我在發言時也清楚表示要小心「落藥」力度，以免樓市應聲倒下、民怨更為沸騰。我並非主張貿然限制，但政策思維總不應囿於任何教條。
在香港，干預市場向來屬政治不正確，不過，在關鍵時刻，採取果斷行動才能維護市場的正常運作；當然，應充分評估利害得失與風險。1998年，特區政府高調介入股市，擊退國際金融投機大鱷，乃一顯例。
財政司長曾俊華在8月13日公布針對樓市炒賣的新措施時，已明確指出「資產泡沫」（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風險不斷增加、暗藏危機。新加坡政府在8月30日公布買賣物業賣方印花稅及借貸按揭新措施，也因其樓市過熱，增加泡沫風險。
限制境外買家 不應視為洪水猛獸
「泡沫」乃經濟失衡現象——即脫離基本經濟現實（fundamentals）的買賣行為導致資產價格推高。當前，香港樓價急升，遠遠超越本地生產及工資增長，一般打工仔難以置業安居（連偏遠及中下價樓宇也漲價驚人），這樣政府豈能坐視不管？從來，房屋既是經濟（投資）問題，也是民生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若情惡化，而數據證明境外因素的確乃目前樓市如脫韁之馬的重要動因時，則仿效一些其他國家（如澳洲及新加坡）的做法，對境外買家實施限制——不論是以稅務手法或乾脆禁止購買中小型住宅單位——不應視為洪水猛獸、排除於研究之列。當然，我十分明白，限制措施存在執行上的技術問題（例如怎樣限制以本地註冊公司名義購置物業）、執行及遵守成本，並會一定程度上衝擊「自由市場」的形象，故必須慎思。
自由市場從來並非抽象的虛擬世界。香港屬全開放型的小規模經濟體系，加上貨幣與美元掛而實際失去利率政策自主權，使其對外自衛能力愈發脆弱，易受外來衝擊。但是，「自由」不應等同放棄經濟安全，世界上所有自由市場都有其安全底線（金融安全尤是）。全球化下國際資本和資金高度流動，易帶投機性，且各國持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大量「熱錢」流入，而香港亦日益與內地經濟融合，直接受內地經濟趨勢及宏調效應之影響，則我們的自由市場已今非昔比，進入另類未經考驗的汪洋大海了。
不應忽視深層產業不斷空洞化
目前超低利率的大環境正造就「次按」式的另一輪惡性循環，內房宏調也刺激內地資金流入，但香港的經濟不應沉醉於房地產泡沫的表面風光，忽視深層的產業不斷空洞化。房地產市場大跌，固然造成金融動盪及信心危機，非社會所能承受，人們猶記得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觸發房地產泡破，造成一大片負資產、經濟蕭條通縮的恐怖景象。但是，房地產急升（大型單位樓價已超越1997年的高，一些受歡迎的中價屋苑樓價也接近歷史高位），同樣不妙﹕一則滋長對過高住屋成本的社會怨氣；二則增加資產泡沫風險及另一次房地產危機的可能性。
國際趨勢大師大前研一上月在香港演講時便警告，香港正面對兩大危機﹕一為內地樓市泡沫破裂，二為內地資金轉移，隨時會發生。從香港角度言，不應過分依賴內地資金去維持房地產高企。香港樓市面對全國炒賣時（現時北京、上海等市也受房地產泡沫的威脅），則一個很少比例的內地投資和投機資金湧入，其經濟便可易軌——是步向繁榮還是泡沫，而繁榮的代價又是怎樣，值得社會和政府深思。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備受衝擊，絕非對國家整體有利！
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
從來市場由供求雙方因素主宰。在供應方面，特區政府固應增加住宅用地之供應（特別是中小型住宅用地）；勾地表制度之外，應實施進取的定期賣地。不過，仍得明白，土地在香港屬稀有之物﹕很多土地不是已劃入郊野公園便是受制於城市規劃和環保規定；而政府在稅基狹窄的公共財政現實下，仍視土地為重要收入來源，不願「賤賣」。若市場投機氣氛高漲，則什麼額外供地也會容易被市場消化。
需求方面，不單來自本港用家及新增家庭，更日益受外來買家炒家所左右。任何以民為本的政府，皆有責任回應本地市民在工資可負擔能力內置業安居的合理期望，以維持社會穩定。若「自由」市場未能滿足市民住屋需要，政府就須介入。以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就曾透過「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市民置居，成績斐然。
踏進2000年代，當時房地產崩盤導致特區政府終止居屋計劃，以圖救市，此舉無可厚非。不過，時移世易，我們的政策思維應與時俱進，於此置居日難之際，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以回應不合資格入住出租公屋的有限收入家庭的安居需要——而「居屋」比興建「中產出租公屋」在公帑使用上更合乎經濟效率原則。有建議以免息貸款或現金津貼協助市民在私人樓市首次置業，這可以研究，但是其風險是進一步推高樓價，與居屋的經濟槓桿效應不一樣。
【明報專訊】早前，我在電台節目中提出，若政府多項穩定樓市的措施都未能見效，而樓價持續急升，應研究是否限制境外買家。此說並非但求嘩眾民粹，我在發言時也清楚表示要小心「落藥」力度，以免樓市應聲倒下、民怨更為沸騰。我並非主張貿然限制，但政策思維總不應囿於任何教條。
在香港，干預市場向來屬政治不正確，不過，在關鍵時刻，採取果斷行動才能維護市場的正常運作；當然，應充分評估利害得失與風險。1998年，特區政府高調介入股市，擊退國際金融投機大鱷，乃一顯例。
財政司長曾俊華在8月13日公布針對樓市炒賣的新措施時，已明確指出「資產泡沫」（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風險不斷增加、暗藏危機。新加坡政府在8月30日公布買賣物業賣方印花稅及借貸按揭新措施，也因其樓市過熱，增加泡沫風險。
限制境外買家 不應視為洪水猛獸
「泡沫」乃經濟失衡現象——即脫離基本經濟現實（fundamentals）的買賣行為導致資產價格推高。當前，香港樓價急升，遠遠超越本地生產及工資增長，一般打工仔難以置業安居（連偏遠及中下價樓宇也漲價驚人），這樣政府豈能坐視不管？從來，房屋既是經濟（投資）問題，也是民生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若情惡化，而數據證明境外因素的確乃目前樓市如脫韁之馬的重要動因時，則仿效一些其他國家（如澳洲及新加坡）的做法，對境外買家實施限制——不論是以稅務手法或乾脆禁止購買中小型住宅單位——不應視為洪水猛獸、排除於研究之列。當然，我十分明白，限制措施存在執行上的技術問題（例如怎樣限制以本地註冊公司名義購置物業）、執行及遵守成本，並會一定程度上衝擊「自由市場」的形象，故必須慎思。
自由市場從來並非抽象的虛擬世界。香港屬全開放型的小規模經濟體系，加上貨幣與美元掛而實際失去利率政策自主權，使其對外自衛能力愈發脆弱，易受外來衝擊。但是，「自由」不應等同放棄經濟安全，世界上所有自由市場都有其安全底線（金融安全尤是）。全球化下國際資本和資金高度流動，易帶投機性，且各國持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大量「熱錢」流入，而香港亦日益與內地經濟融合，直接受內地經濟趨勢及宏調效應之影響，則我們的自由市場已今非昔比，進入另類未經考驗的汪洋大海了。
不應忽視深層產業不斷空洞化
目前超低利率的大環境正造就「次按」式的另一輪惡性循環，內房宏調也刺激內地資金流入，但香港的經濟不應沉醉於房地產泡沫的表面風光，忽視深層的產業不斷空洞化。房地產市場大跌，固然造成金融動盪及信心危機，非社會所能承受，人們猶記得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觸發房地產泡破，造成一大片負資產、經濟蕭條通縮的恐怖景象。但是，房地產急升（大型單位樓價已超越1997年的高，一些受歡迎的中價屋苑樓價也接近歷史高位），同樣不妙﹕一則滋長對過高住屋成本的社會怨氣；二則增加資產泡沫風險及另一次房地產危機的可能性。
國際趨勢大師大前研一上月在香港演講時便警告，香港正面對兩大危機﹕一為內地樓市泡沫破裂，二為內地資金轉移，隨時會發生。從香港角度言，不應過分依賴內地資金去維持房地產高企。香港樓市面對全國炒賣時（現時北京、上海等市也受房地產泡沫的威脅），則一個很少比例的內地投資和投機資金湧入，其經濟便可易軌——是步向繁榮還是泡沫，而繁榮的代價又是怎樣，值得社會和政府深思。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備受衝擊，絕非對國家整體有利！
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
從來市場由供求雙方因素主宰。在供應方面，特區政府固應增加住宅用地之供應（特別是中小型住宅用地）；勾地表制度之外，應實施進取的定期賣地。不過，仍得明白，土地在香港屬稀有之物﹕很多土地不是已劃入郊野公園便是受制於城市規劃和環保規定；而政府在稅基狹窄的公共財政現實下，仍視土地為重要收入來源，不願「賤賣」。若市場投機氣氛高漲，則什麼額外供地也會容易被市場消化。
需求方面，不單來自本港用家及新增家庭，更日益受外來買家炒家所左右。任何以民為本的政府，皆有責任回應本地市民在工資可負擔能力內置業安居的合理期望，以維持社會穩定。若「自由」市場未能滿足市民住屋需要，政府就須介入。以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就曾透過「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市民置居，成績斐然。
踏進2000年代，當時房地產崩盤導致特區政府終止居屋計劃，以圖救市，此舉無可厚非。不過，時移世易，我們的政策思維應與時俱進，於此置居日難之際，以某種形式恢復居屋計劃，以回應不合資格入住出租公屋的有限收入家庭的安居需要——而「居屋」比興建「中產出租公屋」在公帑使用上更合乎經濟效率原則。有建議以免息貸款或現金津貼協助市民在私人樓市首次置業，這可以研究，但是其風險是進一步推高樓價，與居屋的經濟槓桿效應不一樣。
「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提出動用政府儲備扶貧，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政治發展。如果立法會主要政黨對社會政策的看法更加接近，特區政府就有條件制訂更多既為公眾所接受、又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的社會政策。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很快便已經否定動用儲備來扶貧。有些意見亦擔心動用儲備來扶貧並非善用公帑。本報社評以「開倉派米」來形容動用儲備扶貧，含意是動用儲備總有花光的一日，並非長久之計。
其實田北俊提出動用儲備來扶貧的說法不太嚴謹，因為確會帶來「並非長久之計」的擔憂，正所謂「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
其實現實情是特區政府不斷斂財，儲備由相等於政府大約一年的開支在短短幾年間增加到相等於兩年的開支。錢放在庫房而不作有用的使用，是另一種浪費。
問題是﹕「開倉派米」是否最好的使用儲備的方法。這點確實可以討論。
「扶貧」很多時予人的直覺印象就是增加綜援，或者各種各樣的現金補助。如果真的動用政府儲備這樣做，就真的有點兒像「開倉派米」。
可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香港的貧窮狀消滅得最快的一段時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當時除了引進了公共援助（即現時綜援的前身）外，還有免費教育的大幅度擴大（包括由6年免費教育延伸至9年免費教育及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所開辦學校增加大量經費）、公共醫療制度化並大幅擴充、10年公屋計劃及興建居屋、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等。
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扶貧策略是進步的社會政策，通過投資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消除階層性的先天性不平等，為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在不需擔憂生計的情下各展所長，努力學習和工作。社會發展是扶貧的前提。
踏入上世紀90年代，雖然有回歸後期的政治動盪，但社會發展沒有停步。因為即使已是跛腳鴨，港英政府也引進了大規模的公營醫療改革、大幅度擴充大學教育、增加投放於社會服務和保障的資源，及設立強積金制度。
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反而放緩。大學學位沒有增加；免費教育年期到最近才增加至12年；公營醫療系統沒有新發展；房屋計劃叫停；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既無長遠規劃，亦無增加承擔。
相反，過去10多年，政府有意識地引進「市場力量」來推動社會政策，包括私營醫療、私營教育、直資學校等。這些政策不是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只會令社會上各階層原有的資源落差不至被進步的公共政策所收窄。
回歸後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並非偶然，亦不單只因為表面上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政策由進步走向保守，由促進社會發展變成「鞏固」所謂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所以，香港確實需要面對貧窮問題，包括適當地增加社會保障以令受惠人士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香港更需要一個長遠的扶貧策略，就是用公共政策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義。香港應當有系統地檢視特區政府過去10多年盲目地把醫療、教育、房屋推向市場這個錯誤方向。不扭轉這個錯誤方向，單靠「開倉派米」確實解決不了問題。
執行進步的社會政策，政府的「倉」還是要開，但並不一定用來派米，而是用來作社會投資。高鐵工程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音，因為造價接近700億元。政府花這個錢在基本建設的資本投資面不改容，為何投資在社會發展之上卻如此吝嗇呢？
政府也曾經說過，預留500億元作為設立醫療融資制度的起動資金，但如果醫療融資制度只是把市民推向私營醫療，我們有信心這500億元能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嗎？如果我們向正在掙扎的公營醫療系統每年增加10％的投放，亦只不過是30多億元。未來15年間500億元為香港市民的健康所帶來的額外保障是實實在在的。
政府「開倉」投資於社會發展，肯定是用得其所，不單只有助解決貧窮問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維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在這方面，不單政府有責任，政黨也有責任。政黨要求政府「開倉」，不應只求「派米」，這是短期行為。有信念的政黨一定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政策，進步的政黨會要求把公共資源投資於社會發展之上。但願有心人向這個方向努力，堅持不懈！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提出動用政府儲備扶貧，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政治發展。如果立法會主要政黨對社會政策的看法更加接近，特區政府就有條件制訂更多既為公眾所接受、又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的社會政策。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很快便已經否定動用儲備來扶貧。有些意見亦擔心動用儲備來扶貧並非善用公帑。本報社評以「開倉派米」來形容動用儲備扶貧，含意是動用儲備總有花光的一日，並非長久之計。
其實田北俊提出動用儲備來扶貧的說法不太嚴謹，因為確會帶來「並非長久之計」的擔憂，正所謂「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
其實現實情是特區政府不斷斂財，儲備由相等於政府大約一年的開支在短短幾年間增加到相等於兩年的開支。錢放在庫房而不作有用的使用，是另一種浪費。
問題是﹕「開倉派米」是否最好的使用儲備的方法。這點確實可以討論。
「扶貧」很多時予人的直覺印象就是增加綜援，或者各種各樣的現金補助。如果真的動用政府儲備這樣做，就真的有點兒像「開倉派米」。
可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香港的貧窮狀消滅得最快的一段時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當時除了引進了公共援助（即現時綜援的前身）外，還有免費教育的大幅度擴大（包括由6年免費教育延伸至9年免費教育及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所開辦學校增加大量經費）、公共醫療制度化並大幅擴充、10年公屋計劃及興建居屋、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等。
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扶貧策略是進步的社會政策，通過投資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消除階層性的先天性不平等，為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在不需擔憂生計的情下各展所長，努力學習和工作。社會發展是扶貧的前提。
踏入上世紀90年代，雖然有回歸後期的政治動盪，但社會發展沒有停步。因為即使已是跛腳鴨，港英政府也引進了大規模的公營醫療改革、大幅度擴充大學教育、增加投放於社會服務和保障的資源，及設立強積金制度。
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反而放緩。大學學位沒有增加；免費教育年期到最近才增加至12年；公營醫療系統沒有新發展；房屋計劃叫停；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既無長遠規劃，亦無增加承擔。
相反，過去10多年，政府有意識地引進「市場力量」來推動社會政策，包括私營醫療、私營教育、直資學校等。這些政策不是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只會令社會上各階層原有的資源落差不至被進步的公共政策所收窄。
回歸後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並非偶然，亦不單只因為表面上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政策由進步走向保守，由促進社會發展變成「鞏固」所謂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所以，香港確實需要面對貧窮問題，包括適當地增加社會保障以令受惠人士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香港更需要一個長遠的扶貧策略，就是用公共政策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義。香港應當有系統地檢視特區政府過去10多年盲目地把醫療、教育、房屋推向市場這個錯誤方向。不扭轉這個錯誤方向，單靠「開倉派米」確實解決不了問題。
執行進步的社會政策，政府的「倉」還是要開，但並不一定用來派米，而是用來作社會投資。高鐵工程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音，因為造價接近700億元。政府花這個錢在基本建設的資本投資面不改容，為何投資在社會發展之上卻如此吝嗇呢？
政府也曾經說過，預留500億元作為設立醫療融資制度的起動資金，但如果醫療融資制度只是把市民推向私營醫療，我們有信心這500億元能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嗎？如果我們向正在掙扎的公營醫療系統每年增加10％的投放，亦只不過是30多億元。未來15年間500億元為香港市民的健康所帶來的額外保障是實實在在的。
政府「開倉」投資於社會發展，肯定是用得其所，不單只有助解決貧窮問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維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在這方面，不單政府有責任，政黨也有責任。政黨要求政府「開倉」，不應只求「派米」，這是短期行為。有信念的政黨一定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政策，進步的政黨會要求把公共資源投資於社會發展之上。但願有心人向這個方向努力，堅持不懈！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10年9月4日 星期六
周日話題﹕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周日話題﹕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明報專訊】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
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
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
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
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文 陳劍青 （作者為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插圖 吳浚匡
編輯 梁詠璋
【明報專訊】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
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
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
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
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文 陳劍青 （作者為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插圖 吳浚匡
編輯 梁詠璋
2010年9月3日 星期五
否定田北俊建議 特首﹕儲備不可動
否定田北俊建議
特首﹕儲備不可動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在本報撰文狠批評政府「孤寒成性」，以致社會出現仇商情緒，商界「被屈食死貓」。自由黨人士透露，特首曾蔭權昨日與自由黨會面時，已一口否定田北俊的建議，認為政府的外匯儲備用以捍衛聯繫匯率，不可以動用，加上他擔心年底經濟轉差，政府有必要積穀防飢。
田北俊認有政治目的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曾蔭權對自由黨立法會議員表示，他不同意政府過去10年沒有做民生工作的說法，因很多資源已投放在教育、房屋等，而近兩年政府一直有針對低收入家庭的需要，提出紓困措施。曾蔭權提醒自由黨當今世界潮流是鼓勵企業多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田北俊的文章狠批政府不斷累積儲備，建議應以2.2萬億元的外匯儲備作投資，若每年有回報5%，便可用約1100億元扶貧。他昨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承認，文章有政治目的，希望增添市民對商界的好感，增加商界下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勝算﹕「市民會認為有工商界都關注民生，不是只顧講錢，我相信我們（商界）的認受性，到2012年商界參與選舉時，勝算會好些。」
劉健儀﹕田北俊不代表自由黨
但田北俊的建議不獲曾蔭權接納。該黨主席劉健儀、黨友張宇人和方剛昨就《施政報告》向曾蔭權提交建議。據悉，曾蔭權會上表明不同意田北俊的建議，指年底外圍經濟大有可能轉差，政府要有儲備應付不時之需，劉健儀與田北俊「劃清界線」，表明其建議並不代表自由黨。
會後，傳媒提問集中田北俊的言論，劉健儀大感不滿﹕「你們不斷『田生、田生』，田生是前主席，我今日是講自由黨，我不是嬲，但你們好像非是田生不可，那麼不如找他吧！不用找劉健儀，找劉健儀來幹什麼？」她認為，田北俊的觀點與自由黨分別不大，只不過他「講得盡一些」。
田北俊的弟弟、自由黨常委田北辰強調，劉健儀的想法與田北俊的倡議沒有分歧，因為自由黨近年針對施政報告所提的建議，都在呼籲政府「多使錢」，田北俊只是說「政府每年要盡用外匯基金的千億元收益」。
他透露，昨日本報刊登的田北俊文章，見報前，自由黨內部未有討論，劉健儀也是剛回港，相信她事前也沒有看過。
李國寶澄清﹕沒說支持
另外，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日前舉辦頒獎禮，本報記者於頒獎禮開始前，向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查詢，有關本港現時的外匯基金及庫房「水浸」，是否贊成政府從中抽出部分金錢用作扶貧時，未說明建議是由田北俊提出，李國寶當時簡單回應﹕「我贊成！我贊成！」及後未有機會詳細補充。李國寶昨向本報澄清，他當時並沒說支持田北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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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移民門檻
自由黨倡提至千萬
【明報專訊】針對樓宇炒賣成風，自由黨提出3招遏止樓宇再被炒高，包括把投資移民計劃的投資額增至1000萬元，其中置業門檻至少為650萬元，又建議禁止公司買家「摩貨」、把現時2000萬元以上豪宅不可延交稅款的規定，擴大至1200萬元或以上的物業。
自由黨昨就施政報告提出建議，其中為避免投資移民在港置業，會影響本港樓宇的市道，建議把投資移民的投資額門檻提升至1000萬元，而置業的涉及金額至少需650萬元或以上，若申請人單單透過買樓作投資移民，便意味他要購買1000萬元的豪宅。
倡禁公司買家「摩貨」
早前政府「出招」禁止一手樓花「摩貨」（以確認人身分轉售物業），自由黨認為應堵塞漏洞，同時禁止公司客「摩貨」。增加樓宇供應方面，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政府可重建位於元朗、觀塘、新蒲崗的空置工廈為住宅，興建「限呎和限發水樓」。
扶助弱勢方面，劉健儀認為現時不少低收入家庭不想被標籤，因而不想領取綜援，認為政府應把計劃改名，變成「工作獎勵計劃」，同時為不符申領綜援、但家庭收入過低的13.4萬個在職貧窮家庭，提供每月最多2500元的低收入生活補助，每年約需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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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匯基金扶貧 恐需修例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建議動用外匯基金部分收益來扶貧，即時掀起了兩大疑問。第一，會否削弱香港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第二，會否令政府一旦遇上收入銳減時，沒有餘糧可維持日常運作？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必先要明白外匯基金的組成與運作。
基金有負債 非全數可運用
外匯基金是根據《外匯基金條例》設立，開宗明義規定了「主要運用於財政司司長認為適當而直接或間接影響港幣匯價的目的，以及運用於其他附帶的目的」。因此，若要動用外匯基金款項來扶貧，第一步極可能要修改法例，否則很可能遇到法律挑戰。
接大家便要問﹕外匯基金究竟有多少錢可用？
負責管理外匯基金日常運作的金融管理局，每月都會公布外匯基金的「資產負債表」（見表）。直至今年6月底為止，外匯基金的總資產值一共有2.227萬億港元，但由於基金同時是有負債的，因此，不是全數資產都可長期任意運用，例如外匯基金發行的債券與票據，到期時便要償還的，單是這項負債已有6000多億元。另外，發鈔銀行發鈔時要繳付等值的美元，雖然給了金管局，但屬發鈔銀行所有。再者，從外匯基金的角度，政府撥給它管理的財政儲備當然也不屬它所有，故在外匯基金的帳目上，是以負債的形式出現。扣除所有負債，帳目上真的屬外匯基金擁有的資產，亦即所謂的「基金權益」（fund equity）僅為5303億港元。
儲備夠兩年開支 剛符國際要求
然而，上述會計帳目的鋪陳明顯不能反映政治現實，因為很難想像當真有大鱷來衝擊港元，作為外匯基金唯一擁有者的特區政府會通知金管局不能動用5000多億元財政儲備來捍衛聯繫匯率。換言之，外匯基金可以動用來捍衛聯繫匯率的「子彈」最少應有財政儲備和外匯基金「基金權益」的總和，亦即大約1.1萬億港元。同樣，一天外匯基金票據未到期，相關款項仍屬外匯基金所有，亦可動用。這樣一來，外匯基金可以動用的「子彈」，嚴格來說，應有1.6萬億至1.7萬億港元左右。後者已相當於香港最廣義貨幣供應量（M3）3.6萬億港元的47％，防禦能力應很強了。再加上國家所有的2萬億美元巨額儲備，很難想像有炒家會選擇香港下手。
至於政府應留多少財政儲備來應付一旦稅收大減時的不時之需，若援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年開支」指引，現時特區政府所有的5261億港元財政儲備，剛好達到這個要求，因以2011年度的經常開支，一年才是2500億左右。
明報記者
商界特權才是仇商根源 開倉派米只屬捨本逐末
商界特權才是仇商根源 開倉派米只屬捨本逐末
【明報專訊】昨日，田北俊在本報發表的文章，除了提及香港儲備太多，應將部分收益用作扶貧外，最重要一點是指庫房「水浸」，但政府卻「孤寒成性」，拒絕向民間「放水」，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市民矛頭直指商界，使反商情緒蔓延，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言下之意，政府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始作俑者，商界也是受害人。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過去數十年，包括港英治下時期，殖民地政府以特殊政策扶掖商家，市民都未有仇恨商人；香港人熱中營商創業，最愛炒樓炒股，對商界強人如高山仰止，只有崇敬之意，既不仇商，也無仇富之意。不過，近年香港確實流露出一些仇商情緒，這是連商界富豪也感受到的。這個仇商情緒有什麼內涵？可以說，市民仇的，是政府向地產商傾斜的土地政策，仇的是商界的壟斷日益嚴重，還有商界享有的政治特權，這才是仇商情緒的根源。如果這些不公平現象未有改善，如果商界不正視問題的癥結，即使不斷開倉派米，仇商情緒依然揮之不去。
惠及低下層可贏掌聲
諉過政府迴避問題核心
田北俊曾經透露，商界正計劃成立一個由多個財團斥資、委託他牽頭的商界扶貧基金，把由商界籌集得來的資金投放社區做善事，希望改善商界形象。如今，田北俊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批評政府「孤寒」，有理由相信這意見在商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可見仇商情緒已引起商界人士的關注。
田北俊的文章，雖然為低下階層出了一口氣，但卻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及商界的壟斷和特權。
有錢人在香港早已存在，過去富商鮮有被針對，城中富豪更是港人的偶像，是成功商人的象徵，是年輕人模仿學習的對象。近年富豪常被針對，動輒被指「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究其原因，應與近年土地政策嚴重向地產商傾斜有密切關係。
香港的基層生活困苦，但有綜援安全網，在這個層面的仇商情緒也許不嚴重；然而，中產人士近年感到社會階層流動放緩，而且可能一生淪為房奴，其仇商情緒更值得關注。
不少中產的心聲是，每天辛勞工作的收入，都無法追得上不斷升的樓價，政府卻一直未能有效增加土地供應，為什麼會是這樣？售貨員銷售抽油煙機誇大摩打轉速，被判入獄，但賣樓弄虛作假不但無罪，更可以賺個盆滿滿；十元八塊的商品，有警隊及海關專門招呼，價值百萬千萬過億的住宅單位，規管銷售手法的只得一紙指引，為什麼？政策明顯是向地產商傾斜，令到官商勾結的陰影揮之不去。
打工仔女勞碌整月，工資相當部分用作交租供樓，才換來斗室蝸居；不少人自食其力創業打拼，生意有起息，業主卻大幅加租，慘遭「分身家」。
沒有公平制度
派米於事無補
還有，市民日常生活很多必需品和公共服務，大多被財團壟斷；在政治舞台上，又有功能組別的特殊照顧，商界毋須經過普選洗禮、毋須向市民問責，代理人便可以長期霸佔議會席位，阻礙有利民生的法案。如此扭曲、向商界傾斜的政治經濟結構，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社會土壤，田北俊的文章，若能補上這一筆，其分析架構才會較完整。
開倉派米，令市民口袋多一點錢，或會令市民暫露笑容，令商界壓力少一點，但市民追求的，不是均富，是公平；不是結局均等，是機會均等。如果社會的競爭環境公平合理，港人不單不仇商、不仇富，富人更是強者、成功人士的象徵。相反，如果市場壟斷情不斷惡化，公平競爭愈行愈遠，政治特權依舊，開倉派米其實於事無補。
田北俊的文章為民請命，相信會贏得一些掌聲，不過，若然商界把仇商情緒的起因諉過政府，以為開倉派米就能解決，那是捨本逐末，迴避了問題的核心。
【政府被批守財奴、未善用儲備系列社評‧之二】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明報專訊】昨日，田北俊在本報發表的文章，除了提及香港儲備太多，應將部分收益用作扶貧外，最重要一點是指庫房「水浸」，但政府卻「孤寒成性」，拒絕向民間「放水」，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市民矛頭直指商界，使反商情緒蔓延，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言下之意，政府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始作俑者，商界也是受害人。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過去數十年，包括港英治下時期，殖民地政府以特殊政策扶掖商家，市民都未有仇恨商人；香港人熱中營商創業，最愛炒樓炒股，對商界強人如高山仰止，只有崇敬之意，既不仇商，也無仇富之意。不過，近年香港確實流露出一些仇商情緒，這是連商界富豪也感受到的。這個仇商情緒有什麼內涵？可以說，市民仇的，是政府向地產商傾斜的土地政策，仇的是商界的壟斷日益嚴重，還有商界享有的政治特權，這才是仇商情緒的根源。如果這些不公平現象未有改善，如果商界不正視問題的癥結，即使不斷開倉派米，仇商情緒依然揮之不去。
惠及低下層可贏掌聲
諉過政府迴避問題核心
田北俊曾經透露，商界正計劃成立一個由多個財團斥資、委託他牽頭的商界扶貧基金，把由商界籌集得來的資金投放社區做善事，希望改善商界形象。如今，田北俊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批評政府「孤寒」，有理由相信這意見在商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可見仇商情緒已引起商界人士的關注。
田北俊的文章，雖然為低下階層出了一口氣，但卻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及商界的壟斷和特權。
有錢人在香港早已存在，過去富商鮮有被針對，城中富豪更是港人的偶像，是成功商人的象徵，是年輕人模仿學習的對象。近年富豪常被針對，動輒被指「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究其原因，應與近年土地政策嚴重向地產商傾斜有密切關係。
香港的基層生活困苦，但有綜援安全網，在這個層面的仇商情緒也許不嚴重；然而，中產人士近年感到社會階層流動放緩，而且可能一生淪為房奴，其仇商情緒更值得關注。
不少中產的心聲是，每天辛勞工作的收入，都無法追得上不斷升的樓價，政府卻一直未能有效增加土地供應，為什麼會是這樣？售貨員銷售抽油煙機誇大摩打轉速，被判入獄，但賣樓弄虛作假不但無罪，更可以賺個盆滿滿；十元八塊的商品，有警隊及海關專門招呼，價值百萬千萬過億的住宅單位，規管銷售手法的只得一紙指引，為什麼？政策明顯是向地產商傾斜，令到官商勾結的陰影揮之不去。
打工仔女勞碌整月，工資相當部分用作交租供樓，才換來斗室蝸居；不少人自食其力創業打拼，生意有起息，業主卻大幅加租，慘遭「分身家」。
沒有公平制度
派米於事無補
還有，市民日常生活很多必需品和公共服務，大多被財團壟斷；在政治舞台上，又有功能組別的特殊照顧，商界毋須經過普選洗禮、毋須向市民問責，代理人便可以長期霸佔議會席位，阻礙有利民生的法案。如此扭曲、向商界傾斜的政治經濟結構，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社會土壤，田北俊的文章，若能補上這一筆，其分析架構才會較完整。
開倉派米，令市民口袋多一點錢，或會令市民暫露笑容，令商界壓力少一點，但市民追求的，不是均富，是公平；不是結局均等，是機會均等。如果社會的競爭環境公平合理，港人不單不仇商、不仇富，富人更是強者、成功人士的象徵。相反，如果市場壟斷情不斷惡化，公平競爭愈行愈遠，政治特權依舊，開倉派米其實於事無補。
田北俊的文章為民請命，相信會贏得一些掌聲，不過，若然商界把仇商情緒的起因諉過政府，以為開倉派米就能解決，那是捨本逐末，迴避了問題的核心。
【政府被批守財奴、未善用儲備系列社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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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濤﹕北京對人質事件的反應恰當嗎？
潘小濤﹕北京對人質事件的反應恰當嗎？
【明報專訊】八名港人客死異鄉，我們萬分悲痛心碎之餘，更對菲國總統的冷血、菲國警察的無能，感到無比憤怒。這個徹頭徹尾的人為悲劇，完全是槍手聯同菲國政府、菲警聯手製造的。在指摘菲律賓政府之餘，我們也應反思，北京當局在這次拯救人質事件中表現。
中國政府的表現，分為事發期間及事發之後。事發時，早上9時許發生挾持事件，據內地傳媒透露，至下午兩點多，中國使館人員趕抵現場；事發後，外長楊潔箎致電菲國外長，要求徹查事件及保證其他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發言人譴責槍手的暴行，但隻字未提菲國政府的無能表現；非官方消息則指出，中方無限期押後菲國副總統訪華的安排。
北京當局事後的反應，雖然過於軟弱，也無法回應香港市民的悲痛和憤慨，但相比之下，已遠優於事發期間的表現。中國外交部及駐菲大使館開始時都表現得「懶懶閒」，並沒即時向菲政府施以最大的外交壓力。
事發期間，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如何向菲國交涉？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國家主席辦公室等，可曾作出指示？在中國，只有領導人作出指示，變成一道政治動員令後，官僚系統才能有效的啟動起來，全力執行指示，應對長江大洪水、SARS危機、禽流感、四川大地震及舟曲泥石流慘劇等，莫不如此。這十多小時，未見有官方傳媒報道，胡錦濤作出批示，以及事發時及事後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向菲方施以最大壓力。
有人會說，對香港人這是天大的事，但對國家領導人而言只是小事一樁，為此致電菲國總統抗議及施壓，有點「小題大做」。然而，事後北京的反應，包括胡、溫及習近平致電慰問死難港人等，都說明北京當局並不認為這是小事。一個政府，竭盡所能的捍衛國民生命，才能贏得支持和信任，更何，若北京當局不惜代價的向菲國施壓，對方還會漫不經心處理危機嗎？設若被挾持的是美國遊客，菲國政府還會一而再的愚蠢地拒絕槍手的要求，並拘捕其弟弟去激怒他？
北京營救海外國民比以往積極
過去幾年，北京當局營救海外的中國公民，已遠比以往積極，撤僑行動更加果斷，每有中國公民在海外遇襲、被綁架，胡錦濤、溫家寶都作出批示。2005年1月，8名中國工人在伊拉克遭武裝分子綁架；2006年，3名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遇襲身亡；2007年，5名中國工程人員在尼日利亞被武裝分子挾持。胡錦濤都在這些事件後，指示外交部全力救人，或向這些國家施壓，全力緝兇。
相反，今次未見有報道指胡溫有發出全力救人的指示，北京當局與菲國交涉時的立場，也不強硬，特別是菲國政府表現如此窩囊、形同謀殺八名港客，北京當局卻不予聲討，僅譴責兇手，表現得有點畏首畏尾。這跟奧運火炬受阻、歐美各國接見達賴時的激烈反應相比，今次北京委實過於「仁慈」！為什麼？
我認為，這並非因為被挾持的是香港人，而是因為北京有外交上的顧慮。菲律賓雖國弱民窮，卻是東盟重要成員，戰略地位顯赫，北京在人質事件中沒狠批菲國政府，應有外交顧慮。
近日，北京在韓國「天安艦」事件及黃海、南中國海問題上，與韓國及東盟各國鬧得不可開交。月前在越南召開的東盟峰會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美國軍艦有權在南中國海自由進出的言論，並得到與會各國的支持，令聲明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中國，陷入孤立無援之境。美國近月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得到不少亞洲國支持，希望美國重返亞洲後，可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對美國人表現得最冷淡的竟是美國多年盟友菲律賓。在中國亟需亞洲朋友去抵制美國的重要時刻，環顧一眾海上鄰國，似乎僅剩菲律賓可供拉攏了。
因此，此時發生人質事件，權衡利弊，北京也就不可能作出「中斷兩國高層互訪」、「召回大使」等激烈反應了。
【明報專訊】八名港人客死異鄉，我們萬分悲痛心碎之餘，更對菲國總統的冷血、菲國警察的無能，感到無比憤怒。這個徹頭徹尾的人為悲劇，完全是槍手聯同菲國政府、菲警聯手製造的。在指摘菲律賓政府之餘，我們也應反思，北京當局在這次拯救人質事件中表現。
中國政府的表現，分為事發期間及事發之後。事發時，早上9時許發生挾持事件，據內地傳媒透露，至下午兩點多，中國使館人員趕抵現場；事發後，外長楊潔箎致電菲國外長，要求徹查事件及保證其他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發言人譴責槍手的暴行，但隻字未提菲國政府的無能表現；非官方消息則指出，中方無限期押後菲國副總統訪華的安排。
北京當局事後的反應，雖然過於軟弱，也無法回應香港市民的悲痛和憤慨，但相比之下，已遠優於事發期間的表現。中國外交部及駐菲大使館開始時都表現得「懶懶閒」，並沒即時向菲政府施以最大的外交壓力。
事發期間，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如何向菲國交涉？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國家主席辦公室等，可曾作出指示？在中國，只有領導人作出指示，變成一道政治動員令後，官僚系統才能有效的啟動起來，全力執行指示，應對長江大洪水、SARS危機、禽流感、四川大地震及舟曲泥石流慘劇等，莫不如此。這十多小時，未見有官方傳媒報道，胡錦濤作出批示，以及事發時及事後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向菲方施以最大壓力。
有人會說，對香港人這是天大的事，但對國家領導人而言只是小事一樁，為此致電菲國總統抗議及施壓，有點「小題大做」。然而，事後北京的反應，包括胡、溫及習近平致電慰問死難港人等，都說明北京當局並不認為這是小事。一個政府，竭盡所能的捍衛國民生命，才能贏得支持和信任，更何，若北京當局不惜代價的向菲國施壓，對方還會漫不經心處理危機嗎？設若被挾持的是美國遊客，菲國政府還會一而再的愚蠢地拒絕槍手的要求，並拘捕其弟弟去激怒他？
北京營救海外國民比以往積極
過去幾年，北京當局營救海外的中國公民，已遠比以往積極，撤僑行動更加果斷，每有中國公民在海外遇襲、被綁架，胡錦濤、溫家寶都作出批示。2005年1月，8名中國工人在伊拉克遭武裝分子綁架；2006年，3名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遇襲身亡；2007年，5名中國工程人員在尼日利亞被武裝分子挾持。胡錦濤都在這些事件後，指示外交部全力救人，或向這些國家施壓，全力緝兇。
相反，今次未見有報道指胡溫有發出全力救人的指示，北京當局與菲國交涉時的立場，也不強硬，特別是菲國政府表現如此窩囊、形同謀殺八名港客，北京當局卻不予聲討，僅譴責兇手，表現得有點畏首畏尾。這跟奧運火炬受阻、歐美各國接見達賴時的激烈反應相比，今次北京委實過於「仁慈」！為什麼？
我認為，這並非因為被挾持的是香港人，而是因為北京有外交上的顧慮。菲律賓雖國弱民窮，卻是東盟重要成員，戰略地位顯赫，北京在人質事件中沒狠批菲國政府，應有外交顧慮。
近日，北京在韓國「天安艦」事件及黃海、南中國海問題上，與韓國及東盟各國鬧得不可開交。月前在越南召開的東盟峰會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美國軍艦有權在南中國海自由進出的言論，並得到與會各國的支持，令聲明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中國，陷入孤立無援之境。美國近月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得到不少亞洲國支持，希望美國重返亞洲後，可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對美國人表現得最冷淡的竟是美國多年盟友菲律賓。在中國亟需亞洲朋友去抵制美國的重要時刻，環顧一眾海上鄰國，似乎僅剩菲律賓可供拉攏了。
因此，此時發生人質事件，權衡利弊，北京也就不可能作出「中斷兩國高層互訪」、「召回大使」等激烈反應了。
總結30年港深關係，規劃未來共同發展 ／梁振英
總結30年港深關係，規劃未來共同發展 ／梁振英
【明報專訊】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
1977年，經濟特區成立前3年，我第一次到深圳，當時是好奇過去走走看看。那時候的深圳僅是幾個小農村和小漁村，人口大概幾萬人，沒有公路，只有一條軍用巡邏路，沒有汽車，只有青年人用來接客的單車。
深圳變了
港深關係跟變了
30年後的深圳市，已經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地鐵、高速公路、貨櫃碼頭、機場、大學，一應俱全。常住人口約800萬，流動人口400萬，人均GDP在大陸城市中排名第一。深圳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不僅證明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同時也創造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速度。
深圳變了，港深關係跟變了。30年前的深圳和香港的關係是什麼？一是由於外國遊客不能隨便進入中國大陸，因此不少來港的西方遊客在新界的落馬洲眺望台遙望所謂「竹幕」後的中國，帶挈了落馬洲的小商販和陪遊客攝影的公公婆婆。香港同胞、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利用香港的羅湖口岸進入深圳，然後從深圳坐火車北上廣州，再從廣州的白雲機場乘飛機到中國其他城市，因此香港和深圳是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戶和中轉站。
商貿方面，中國大陸輸港的商品，包括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品，大多經深圳輸港。
30年前的港深關係，僅此而已。
30年後的今天，在世界眾多的城際關係當中，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是獨一無二的。理由有以下四個。
一是兩地的距離非常接近，從中環的金融中心到深圳的市中心，車程僅需一小時。
二是兩個城市的規模都很大，外國也有距離很接近的城市，但這些鄰近城市的規模沒有香港和深圳大。
三是兩地的資產價格（尤其是土地樓房價格），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差距極大。
最後一個，當然是香港和深圳分別屬於兩個不同制度的城市。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的中國公民可以憑回鄉證無限次進入深圳，但深圳居民不可以免簽證進入香港。港深之間屬於兩個不同的關稅區，深圳商品進入香港免稅，但部分香港商品進入深圳要納稅。香港居民可以在深圳工作，但深圳居民在香港工作必須有工作簽證，因此奔跑港深兩地的貨車司機只有香港居民，沒有深圳居民。
這些是港深關係中的大特點，也是積極因素，日後還可以調動利用。
港深之間在地理上僅是一河兩灣（深圳灣和大鵬灣）之隔，30年前，交通和手續極為不便，我到深圳講3小時課，就要在當地過夜。30年來，兩地之間的基本建設，尤其是口岸建設愈來愈多，愈來愈大，也愈來愈方便。30年前僅有一個羅湖口岸，今天多了文錦渡、沙頭角、深圳灣、蛇口等口岸。30年前只有鐵路相連，今天有公路、有直通巴士、有碼頭、有渡輪。兩城之間，每天幾十萬人穿梭往來。有不少港人常住在深圳，也有學童每天跨境來港上學，最近幾年也開始多了深圳居民來港購物。港深居民異地購物、消閒的人數愈來愈多，因為港深之間的時間距離愈來愈小。
這些變化，已經促成了港深的分工合作，例子之一是機場。30年前深圳沒有機場，今天深圳是大陸內陸航線的主要機場，而且成為香港人和經香港的旅客進出大陸二、三線城市的重要樞紐，香港沒有的航班，在深圳可以找到。另一方面，深圳居民進入香港，利用香港頻密的國際航線和航班出國，也愈來愈普及。
香港與深圳應利用差異
互借東風共同發展
30年前，香港人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接觸，主要發生在深圳，香港人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和參與，也主要來自深圳。這裏面包括香港早年的小廠商，提紅白藍尼龍袋，帶半製成的成衣到深圳加工；也包括幾十名香港的專業人士，義務在深圳講課、做城市規劃，以至協助制定政策和發展策略；還有在1988年修改憲法，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之前，以深方出地，港方出建築費，然後港深兩方按一定比例分房的雛型房地產投資活動。改革開放後的工資制度改革、企業制度改革（包括工會和僱主方的關係）、聘用制度改革等，深圳都是試點，而香港進入深圳的企業，就是這些早期改革的主催者和實驗者。大陸其他省市的官員和居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市場經濟和港式意識形態的認識，也來自深圳。
2009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6萬億港元，深圳9000億港元，兩城合計，就與世界排名28的希臘的經濟規模相約。這樣規模龐大，近在咫尺，但是差異極大的「雙子城」，世界並無先例，也無可參考例子。港深之間如何加深合作，如何對「同城化」有共同理解，既是兩城未來發展的重要命題，也對世界經濟制度發展有特殊意義。
利用差異，互借東風，共同發展，是城市互補互動的新發展趨勢。港深合作的未來，重點是在「兩制」之間不斷創新，以進一步促進兩地更有機地合作發展。其中幾個重要部分，包括：（一）優化配置基建設施和聯繫；（二）人和貨更順暢流動；（三）產業互補不足；（四）人才合作。這些都值得深入的共同探討。
未來30年，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會變得怎樣？這是不少關心香港的朋友經常想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問得比較消極。我們不應該「猜」，而是應該主動的塑造未來的關係。我們應該問，港深關係在未來30年「應該」怎樣發展？
下周續談。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明報專訊】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
1977年，經濟特區成立前3年，我第一次到深圳，當時是好奇過去走走看看。那時候的深圳僅是幾個小農村和小漁村，人口大概幾萬人，沒有公路，只有一條軍用巡邏路，沒有汽車，只有青年人用來接客的單車。
深圳變了
港深關係跟變了
30年後的深圳市，已經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地鐵、高速公路、貨櫃碼頭、機場、大學，一應俱全。常住人口約800萬，流動人口400萬，人均GDP在大陸城市中排名第一。深圳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不僅證明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同時也創造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速度。
深圳變了，港深關係跟變了。30年前的深圳和香港的關係是什麼？一是由於外國遊客不能隨便進入中國大陸，因此不少來港的西方遊客在新界的落馬洲眺望台遙望所謂「竹幕」後的中國，帶挈了落馬洲的小商販和陪遊客攝影的公公婆婆。香港同胞、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利用香港的羅湖口岸進入深圳，然後從深圳坐火車北上廣州，再從廣州的白雲機場乘飛機到中國其他城市，因此香港和深圳是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戶和中轉站。
商貿方面，中國大陸輸港的商品，包括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品，大多經深圳輸港。
30年前的港深關係，僅此而已。
30年後的今天，在世界眾多的城際關係當中，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是獨一無二的。理由有以下四個。
一是兩地的距離非常接近，從中環的金融中心到深圳的市中心，車程僅需一小時。
二是兩個城市的規模都很大，外國也有距離很接近的城市，但這些鄰近城市的規模沒有香港和深圳大。
三是兩地的資產價格（尤其是土地樓房價格），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差距極大。
最後一個，當然是香港和深圳分別屬於兩個不同制度的城市。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的中國公民可以憑回鄉證無限次進入深圳，但深圳居民不可以免簽證進入香港。港深之間屬於兩個不同的關稅區，深圳商品進入香港免稅，但部分香港商品進入深圳要納稅。香港居民可以在深圳工作，但深圳居民在香港工作必須有工作簽證，因此奔跑港深兩地的貨車司機只有香港居民，沒有深圳居民。
這些是港深關係中的大特點，也是積極因素，日後還可以調動利用。
港深之間在地理上僅是一河兩灣（深圳灣和大鵬灣）之隔，30年前，交通和手續極為不便，我到深圳講3小時課，就要在當地過夜。30年來，兩地之間的基本建設，尤其是口岸建設愈來愈多，愈來愈大，也愈來愈方便。30年前僅有一個羅湖口岸，今天多了文錦渡、沙頭角、深圳灣、蛇口等口岸。30年前只有鐵路相連，今天有公路、有直通巴士、有碼頭、有渡輪。兩城之間，每天幾十萬人穿梭往來。有不少港人常住在深圳，也有學童每天跨境來港上學，最近幾年也開始多了深圳居民來港購物。港深居民異地購物、消閒的人數愈來愈多，因為港深之間的時間距離愈來愈小。
這些變化，已經促成了港深的分工合作，例子之一是機場。30年前深圳沒有機場，今天深圳是大陸內陸航線的主要機場，而且成為香港人和經香港的旅客進出大陸二、三線城市的重要樞紐，香港沒有的航班，在深圳可以找到。另一方面，深圳居民進入香港，利用香港頻密的國際航線和航班出國，也愈來愈普及。
香港與深圳應利用差異
互借東風共同發展
30年前，香港人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接觸，主要發生在深圳，香港人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和參與，也主要來自深圳。這裏面包括香港早年的小廠商，提紅白藍尼龍袋，帶半製成的成衣到深圳加工；也包括幾十名香港的專業人士，義務在深圳講課、做城市規劃，以至協助制定政策和發展策略；還有在1988年修改憲法，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之前，以深方出地，港方出建築費，然後港深兩方按一定比例分房的雛型房地產投資活動。改革開放後的工資制度改革、企業制度改革（包括工會和僱主方的關係）、聘用制度改革等，深圳都是試點，而香港進入深圳的企業，就是這些早期改革的主催者和實驗者。大陸其他省市的官員和居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市場經濟和港式意識形態的認識，也來自深圳。
2009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6萬億港元，深圳9000億港元，兩城合計，就與世界排名28的希臘的經濟規模相約。這樣規模龐大，近在咫尺，但是差異極大的「雙子城」，世界並無先例，也無可參考例子。港深之間如何加深合作，如何對「同城化」有共同理解，既是兩城未來發展的重要命題，也對世界經濟制度發展有特殊意義。
利用差異，互借東風，共同發展，是城市互補互動的新發展趨勢。港深合作的未來，重點是在「兩制」之間不斷創新，以進一步促進兩地更有機地合作發展。其中幾個重要部分，包括：（一）優化配置基建設施和聯繫；（二）人和貨更順暢流動；（三）產業互補不足；（四）人才合作。這些都值得深入的共同探討。
未來30年，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會變得怎樣？這是不少關心香港的朋友經常想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問得比較消極。我們不應該「猜」，而是應該主動的塑造未來的關係。我們應該問，港深關係在未來30年「應該」怎樣發展？
下周續談。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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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2.2萬億儲備再多無用 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
田北俊﹕2.2萬億儲備再多無用
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坐擁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財政儲備佔5099億），但700萬人生活水平是否定必具保障﹖我本周一於策發會提出，香港10年來儲備以倍數增長，但為何市民、尤其基層人士生活卻未見改善、甚至每愈下，政府理應善用儲備回饋市民。特區政府最不缺是錢，奈何墨守成規一代接一代做守財奴，庫房水浸卻對市民福祉錙銖必較，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冠絕發達地區。老無所依、基層收入市民窮困愁苦，民怨載道，庫房的數字再漂亮，對弱勢社群而言都是白雲在青天，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孤寒成性 理財不善
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需要較充裕外匯儲備穩定貨幣匯率，但目前水平是否過分龐大呢﹖香港回歸時外匯儲備6367億元，今年截至6月份已高見2.2萬億元，人均外匯儲備每人約28萬港元，人均之高全球僅次於新加坡。香港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額，除了追逐排名外，有何實際用途，還要累積至多少才算足夠呢﹖
另外，財政儲備的水平高企已跟前兩任財政司長的說法背道而馳。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曾宣稱足以應付12個月開支為儲備的適當水平，而現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的說法是﹕「應否繼續維持儲備於12個月政府開支總額，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儲備毋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到了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接任，便改口稱儲備「愈多愈好」。香港是一片福地，有中央政府支持，毋須支付外交及國防開支，又極少發生嚴重天災，現行財政儲備明顯已遠超於實際需要。外匯及財政儲備水浸，反映政府孤寒成性、理財不善之餘，更表露政府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不敢動用儲備發展社會、照顧弱勢，寧願留近身錢，保障自己任內經濟的穩定，以致儲備愈留愈多，甚至自我麻醉，形容此舉是為香港打穩經濟基礎。
政府靠嚇 誤導市民與我
「未雨綢繆、量入為出、積穀防饑、審慎理財……」政府將過分保守的理財原則包裝得冠冕堂皇，但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例必過分悲觀估錯，由特首曾蔭權當財政司長起，這個傳統至今未有改變，一直靠「造成財赤、沉重經濟負擔、加稅」等恫嚇來拒絕扶貧紓困。港人近10年經歷金融風暴、SARS疫症、金融海嘯等等，不論經濟順或逆境，財政及外匯儲備都逐年攀升（詳見表），直至儲備額翻一番，仍不敢「動分毫」。狼來了叫足10年，我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自由黨主席以來，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生派政黨對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不過回歸至今13年來，數字已說明一切，儲備近乎年年創高峰，揭破政府一直以靠嚇的方式誤導市民與我。
維持儲備於高水平的嚴重後遺症已出現了──政府「富」、民眾「貧」。取之於民理應盡快用之於民，外匯儲備每年投資回報受國際投資環境影響有高有低，不過本港巨額投資，回報相對穩定，過去10年只有2008年金融海嘯錄得虧蝕5.6%，其餘年份全部錄得正增長，由2001年0.7%至1998年12.1%。以過去10年數據作計，5年平均投資回報約為4.8%；10年平均約5%。以現時2.2萬億元儲備作計，不動用儲備的「本金」，只抽取5%回報，已高達1100億元。
落實扶貧委員會建議 每年只四五十億
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包括政府財政儲備5099億元，兩者集中於外匯基投資及管理。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下來而成的，其投資回報政府每年只入帳5%，其餘放回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可隨時從外匯基金中提走資金，以應付社會需要。2.2萬億外匯儲備撇除財政儲備，大約有1.7189萬億元，這部分的投資回報則長期滾存於外匯基金，永無止境，不斷膨脹，該筆每年產生的巨款卻與政府開支、市民生活沾不上邊。說到底外匯儲備、財政儲備，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只可惜絕大部分錢仍牢牢的放在口袋中，沒有提出來使用。不能用的錢，對社會而言只是一堆沒有實質意義的數字。
若政府盡量善用1100億元儲備回報持續改善民生，由於金額巨大，其社會效應必然很大，例如可大幅擴闊社會安全網，令更多人受惠。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的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各地區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和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工作誘因，讓他們自力更生等等，建議多達50項，每年只需多用40億至50億元，便可全面落實，金額相對於1100億只屬區區之數。
動用外匯儲備回報 不削弱捍衛聯匯能力
動用外匯儲備的回報，長遠只會減慢儲備增長速度，不會削弱外匯基金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因為按照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今年第一季，香港最廣義的貨幣供應量（M3）也不過約為3.6萬億元，換言之，外匯基金所有的「子彈」已相等於M3的61%，且現時全球經濟環境與97年已大為不同，香港有可觀經濟增長及強勢人民幣作為後盾，而外國經濟多見疲弱，香港遭狙擊的風險已遠低於97年回歸前後。
市民怨氣無處宣泄
責怪政府 也將不滿指向商界
商界克盡本分做生意，納稅、創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利用稅收去扶貧、改善弱勢社群市民的生活，本是應有之義。可惜政府只顧累積儲備，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市民無法享受經濟成果。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民怨氣無處宣泄，責怪政府之餘，也將不滿指向商界，漸形成一股反商情緒，商界被標籤為「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無良僱主」等等，我感覺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
仇商瀰漫下，商界的一舉一動都動輒得咎，在此必須先旨聲明，我提倡政府將儲備的投資回報回饋市民，出發點絕非為工商界爭取減利得稅，反之特首曾蔭權大可不兌現選舉承諾進一步削減利得稅，維持16.5%。不過，政府動用儲備除扶弱之外，也可協助香港的中下階層的納稅人士，中小企如小型快餐店、小商店可設利潤免稅額，利潤低於100萬元大可豁免，5萬多戶中小企即時受惠。打工仔的薪俸稅免稅額也應獲提高，特別讓中產階層可休養生息累積財富。
中小企利潤低於100萬可免稅
薪俸稅免稅額提高
現時提倡政府動用儲備還富於民，我並非追求一下子的大花筒，商界更非追求民粹而盲目派福利。政府福利制度必須取中庸之道，嚴防希臘或南歐多國過度福利開支，導致入不敷支陷入破產危機，但同時也要避免走向另一極端弱勢社群欠缺保障。香港目前的福利制度絕非「路有凍死骨」，但距離發達地區的標準仍相去甚遠。以我曾任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及扶貧委員會成員所見，政府絕大部分扶貧政策只會接納一筆過「派糖」，不願長遠承擔成為經常開支，孤寒性格發作，深怕覆水難收扶弱開支成為財政負擔，關注需長期協助的弱勢社群的例子如﹕資助全港有需要的傷殘人士購買電動輪椅，大概只花費1億元，政府都不願付出；又如低收入家庭學童開學1000元津貼，政府只肯逐年審批，拒絕列為每年的經常開支。
萬億身家超級富豪 一毛不拔的性格
香港弱勢社群被忽略的情嚴重，有時令人感匪夷所思。現時患白內障的長者輪候公立醫院做手術需輪候近3年，情猶如一位擁有萬億身家的超級富豪，但卻因一毛不拔的性格，任由家中的老人家承受瀕臨失明的痛苦，涼薄至此豈不令人扼腕？政府又怎可能接受為香港貢獻大半生的長者，輪候入資助安老院舍至少要3年，部分於等候期間過身。政府扶弱紓困不力，長者、傷殘等不獲照顧，連鎖反應下他們的家屬承受壓力愈見沉重，對政府充斥不滿，社會怨氣亦油然而生。
若政府有決心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社會安全網也會大幅擴張，但安全網再大、再密總有界限及漏洞，我與一班商界朋友構思籌辦新的扶貧基金，在公益金、馬會各慈善團體之外，盡量幫助政府安全網以外未被照顧的人士，但歸根究柢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並非商界。政府儲備水漲船高，基層市民生活不單沒有受惠，甚至每愈下，曾班子政府於餘下兩年任期堅持守財奴理財哲學極不可取。我相信，10年後論政府功過得失，沒有人會記得儲備金額何其富厚，但會記得政府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
作者為自由黨前主席
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坐擁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財政儲備佔5099億），但700萬人生活水平是否定必具保障﹖我本周一於策發會提出，香港10年來儲備以倍數增長，但為何市民、尤其基層人士生活卻未見改善、甚至每愈下，政府理應善用儲備回饋市民。特區政府最不缺是錢，奈何墨守成規一代接一代做守財奴，庫房水浸卻對市民福祉錙銖必較，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冠絕發達地區。老無所依、基層收入市民窮困愁苦，民怨載道，庫房的數字再漂亮，對弱勢社群而言都是白雲在青天，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孤寒成性 理財不善
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需要較充裕外匯儲備穩定貨幣匯率，但目前水平是否過分龐大呢﹖香港回歸時外匯儲備6367億元，今年截至6月份已高見2.2萬億元，人均外匯儲備每人約28萬港元，人均之高全球僅次於新加坡。香港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額，除了追逐排名外，有何實際用途，還要累積至多少才算足夠呢﹖
另外，財政儲備的水平高企已跟前兩任財政司長的說法背道而馳。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曾宣稱足以應付12個月開支為儲備的適當水平，而現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的說法是﹕「應否繼續維持儲備於12個月政府開支總額，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儲備毋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到了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接任，便改口稱儲備「愈多愈好」。香港是一片福地，有中央政府支持，毋須支付外交及國防開支，又極少發生嚴重天災，現行財政儲備明顯已遠超於實際需要。外匯及財政儲備水浸，反映政府孤寒成性、理財不善之餘，更表露政府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不敢動用儲備發展社會、照顧弱勢，寧願留近身錢，保障自己任內經濟的穩定，以致儲備愈留愈多，甚至自我麻醉，形容此舉是為香港打穩經濟基礎。
政府靠嚇 誤導市民與我
「未雨綢繆、量入為出、積穀防饑、審慎理財……」政府將過分保守的理財原則包裝得冠冕堂皇，但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例必過分悲觀估錯，由特首曾蔭權當財政司長起，這個傳統至今未有改變，一直靠「造成財赤、沉重經濟負擔、加稅」等恫嚇來拒絕扶貧紓困。港人近10年經歷金融風暴、SARS疫症、金融海嘯等等，不論經濟順或逆境，財政及外匯儲備都逐年攀升（詳見表），直至儲備額翻一番，仍不敢「動分毫」。狼來了叫足10年，我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自由黨主席以來，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生派政黨對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不過回歸至今13年來，數字已說明一切，儲備近乎年年創高峰，揭破政府一直以靠嚇的方式誤導市民與我。
維持儲備於高水平的嚴重後遺症已出現了──政府「富」、民眾「貧」。取之於民理應盡快用之於民，外匯儲備每年投資回報受國際投資環境影響有高有低，不過本港巨額投資，回報相對穩定，過去10年只有2008年金融海嘯錄得虧蝕5.6%，其餘年份全部錄得正增長，由2001年0.7%至1998年12.1%。以過去10年數據作計，5年平均投資回報約為4.8%；10年平均約5%。以現時2.2萬億元儲備作計，不動用儲備的「本金」，只抽取5%回報，已高達1100億元。
落實扶貧委員會建議 每年只四五十億
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包括政府財政儲備5099億元，兩者集中於外匯基投資及管理。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下來而成的，其投資回報政府每年只入帳5%，其餘放回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可隨時從外匯基金中提走資金，以應付社會需要。2.2萬億外匯儲備撇除財政儲備，大約有1.7189萬億元，這部分的投資回報則長期滾存於外匯基金，永無止境，不斷膨脹，該筆每年產生的巨款卻與政府開支、市民生活沾不上邊。說到底外匯儲備、財政儲備，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只可惜絕大部分錢仍牢牢的放在口袋中，沒有提出來使用。不能用的錢，對社會而言只是一堆沒有實質意義的數字。
若政府盡量善用1100億元儲備回報持續改善民生，由於金額巨大，其社會效應必然很大，例如可大幅擴闊社會安全網，令更多人受惠。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的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各地區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和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工作誘因，讓他們自力更生等等，建議多達50項，每年只需多用40億至50億元，便可全面落實，金額相對於1100億只屬區區之數。
動用外匯儲備回報 不削弱捍衛聯匯能力
動用外匯儲備的回報，長遠只會減慢儲備增長速度，不會削弱外匯基金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因為按照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今年第一季，香港最廣義的貨幣供應量（M3）也不過約為3.6萬億元，換言之，外匯基金所有的「子彈」已相等於M3的61%，且現時全球經濟環境與97年已大為不同，香港有可觀經濟增長及強勢人民幣作為後盾，而外國經濟多見疲弱，香港遭狙擊的風險已遠低於97年回歸前後。
市民怨氣無處宣泄
責怪政府 也將不滿指向商界
商界克盡本分做生意，納稅、創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利用稅收去扶貧、改善弱勢社群市民的生活，本是應有之義。可惜政府只顧累積儲備，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市民無法享受經濟成果。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民怨氣無處宣泄，責怪政府之餘，也將不滿指向商界，漸形成一股反商情緒，商界被標籤為「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無良僱主」等等，我感覺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
仇商瀰漫下，商界的一舉一動都動輒得咎，在此必須先旨聲明，我提倡政府將儲備的投資回報回饋市民，出發點絕非為工商界爭取減利得稅，反之特首曾蔭權大可不兌現選舉承諾進一步削減利得稅，維持16.5%。不過，政府動用儲備除扶弱之外，也可協助香港的中下階層的納稅人士，中小企如小型快餐店、小商店可設利潤免稅額，利潤低於100萬元大可豁免，5萬多戶中小企即時受惠。打工仔的薪俸稅免稅額也應獲提高，特別讓中產階層可休養生息累積財富。
中小企利潤低於100萬可免稅
薪俸稅免稅額提高
現時提倡政府動用儲備還富於民，我並非追求一下子的大花筒，商界更非追求民粹而盲目派福利。政府福利制度必須取中庸之道，嚴防希臘或南歐多國過度福利開支，導致入不敷支陷入破產危機，但同時也要避免走向另一極端弱勢社群欠缺保障。香港目前的福利制度絕非「路有凍死骨」，但距離發達地區的標準仍相去甚遠。以我曾任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及扶貧委員會成員所見，政府絕大部分扶貧政策只會接納一筆過「派糖」，不願長遠承擔成為經常開支，孤寒性格發作，深怕覆水難收扶弱開支成為財政負擔，關注需長期協助的弱勢社群的例子如﹕資助全港有需要的傷殘人士購買電動輪椅，大概只花費1億元，政府都不願付出；又如低收入家庭學童開學1000元津貼，政府只肯逐年審批，拒絕列為每年的經常開支。
萬億身家超級富豪 一毛不拔的性格
香港弱勢社群被忽略的情嚴重，有時令人感匪夷所思。現時患白內障的長者輪候公立醫院做手術需輪候近3年，情猶如一位擁有萬億身家的超級富豪，但卻因一毛不拔的性格，任由家中的老人家承受瀕臨失明的痛苦，涼薄至此豈不令人扼腕？政府又怎可能接受為香港貢獻大半生的長者，輪候入資助安老院舍至少要3年，部分於等候期間過身。政府扶弱紓困不力，長者、傷殘等不獲照顧，連鎖反應下他們的家屬承受壓力愈見沉重，對政府充斥不滿，社會怨氣亦油然而生。
若政府有決心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社會安全網也會大幅擴張，但安全網再大、再密總有界限及漏洞，我與一班商界朋友構思籌辦新的扶貧基金，在公益金、馬會各慈善團體之外，盡量幫助政府安全網以外未被照顧的人士，但歸根究柢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並非商界。政府儲備水漲船高，基層市民生活不單沒有受惠，甚至每愈下，曾班子政府於餘下兩年任期堅持守財奴理財哲學極不可取。我相信，10年後論政府功過得失，沒有人會記得儲備金額何其富厚，但會記得政府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
作者為自由黨前主席
2010年8月24日 星期二
朱凱迪﹕斷裂社會
朱凱迪﹕斷裂社會
【明報專訊】
一）
過去一年的反高鐵抗爭和民主運動，令由殖民地時期一直被包庇保護的政商特權網絡受到公眾猛烈攻擊（最近出現所謂「仇富」的講法只是特權階層用以抹黑公眾的反擊伎倆），記者近來亦多次報道「港版太子黨」繼承父業，獲委任到中央政策組和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盛」。除此之外，我們亦經常從報章中看到某某富豪的俊美兒女在美國名校畢業回港後，獲父母安排在接班前到不同的領域接受特訓的逸事。
我試圖由傳媒的零碎報道拼出富豪如何培育下一代成材的圖畫。在處處講求流動和變化的今天，我看到「緊密的家庭紐帶」、「兩代人之間師徒般的事業傳承」和「人際網絡的連接」。幾十年前的香港，無論貧富，這3點也是培育下一代成長和建立價值的重要途徑，如今這些條件卻在大眾社會不斷萎縮，幾乎只有位處資本主義社會階梯頂端的權貴才配得起。
二）
會考放榜後，兩萬多名中五生冒日曬雨淋排隊報讀學歷只相當於會考5科及格的毅進課程，佔會考報考人數差不多五分一。數以萬計為前途徬徨的青年身邊，是他們40至50多歲的同樣徬徨的父母。他們自己不是在幹「即將被淘汰的行業」（有多少是能力高超的農夫、裁縫、理髮師或打鐵匠），就是已經「轉型」了一次以上，幹保安或清潔等隨生隨滅的「服務行業」。他們覺得自己再沒有什麼「有用」的技能和經驗可以傳給下一代，也沒有能夠扶子女一把的人脈關係，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子女日曬雨淋，報讀一個費用昂貴的課程，為子女在跌進虛空的成年黑洞前換來多一點時間——這也是一家人在冷漠的日常生活中，難得一次兩代人一起共患難的機會。
當教科書仍在褒揚由漁農業變轉口港再變工業城市再再變金融中心的香港故事時，我們難道不能從中讀出每年令那麼多人徬徨的斷裂？那不就是所謂「青年問題」的肇因？一代人一代產業，無從累積，無從傳承，而傳承的斷裂也造成家庭的斷裂。在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論說的新資本主義社會中，令人喜悅、盡力做事並享受進步的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日漸稀缺，我們被迫短期和零碎地生活和工作，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確立持久清晰的身分、尊嚴與人生意義。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所謂權貴世襲和跨代貧窮。
三）
這一代人生於斷裂，但不一定甘於飄泊。反高鐵抗爭後，有年輕朋友來到新界跟隨師傅學農耕；幾個月來，他們愈耕愈起勁，快樂得像得到新生命一樣，有的更索性連原先的工作也辭掉。他們要以認真的學習，在這個城市重新創造能累積和傳承的生活（條件非常艱難：農耕的規模很小，耕地也隨時被地產商和政府徵收，可能幹一兩年就被趕走）。這不是說，到新界耕田就是數以萬計徬徨青年的出路，但那起碼是直面現時所謂「青年問題」的嘗試——他們認定問題所在，也夠膽起來，從蒼白的體制中奪回自己的「學習時代」。
【明報專訊】
一）
過去一年的反高鐵抗爭和民主運動，令由殖民地時期一直被包庇保護的政商特權網絡受到公眾猛烈攻擊（最近出現所謂「仇富」的講法只是特權階層用以抹黑公眾的反擊伎倆），記者近來亦多次報道「港版太子黨」繼承父業，獲委任到中央政策組和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盛」。除此之外，我們亦經常從報章中看到某某富豪的俊美兒女在美國名校畢業回港後，獲父母安排在接班前到不同的領域接受特訓的逸事。
我試圖由傳媒的零碎報道拼出富豪如何培育下一代成材的圖畫。在處處講求流動和變化的今天，我看到「緊密的家庭紐帶」、「兩代人之間師徒般的事業傳承」和「人際網絡的連接」。幾十年前的香港，無論貧富，這3點也是培育下一代成長和建立價值的重要途徑，如今這些條件卻在大眾社會不斷萎縮，幾乎只有位處資本主義社會階梯頂端的權貴才配得起。
二）
會考放榜後，兩萬多名中五生冒日曬雨淋排隊報讀學歷只相當於會考5科及格的毅進課程，佔會考報考人數差不多五分一。數以萬計為前途徬徨的青年身邊，是他們40至50多歲的同樣徬徨的父母。他們自己不是在幹「即將被淘汰的行業」（有多少是能力高超的農夫、裁縫、理髮師或打鐵匠），就是已經「轉型」了一次以上，幹保安或清潔等隨生隨滅的「服務行業」。他們覺得自己再沒有什麼「有用」的技能和經驗可以傳給下一代，也沒有能夠扶子女一把的人脈關係，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子女日曬雨淋，報讀一個費用昂貴的課程，為子女在跌進虛空的成年黑洞前換來多一點時間——這也是一家人在冷漠的日常生活中，難得一次兩代人一起共患難的機會。
當教科書仍在褒揚由漁農業變轉口港再變工業城市再再變金融中心的香港故事時，我們難道不能從中讀出每年令那麼多人徬徨的斷裂？那不就是所謂「青年問題」的肇因？一代人一代產業，無從累積，無從傳承，而傳承的斷裂也造成家庭的斷裂。在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論說的新資本主義社會中，令人喜悅、盡力做事並享受進步的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日漸稀缺，我們被迫短期和零碎地生活和工作，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確立持久清晰的身分、尊嚴與人生意義。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所謂權貴世襲和跨代貧窮。
三）
這一代人生於斷裂，但不一定甘於飄泊。反高鐵抗爭後，有年輕朋友來到新界跟隨師傅學農耕；幾個月來，他們愈耕愈起勁，快樂得像得到新生命一樣，有的更索性連原先的工作也辭掉。他們要以認真的學習，在這個城市重新創造能累積和傳承的生活（條件非常艱難：農耕的規模很小，耕地也隨時被地產商和政府徵收，可能幹一兩年就被趕走）。這不是說，到新界耕田就是數以萬計徬徨青年的出路，但那起碼是直面現時所謂「青年問題」的嘗試——他們認定問題所在，也夠膽起來，從蒼白的體制中奪回自己的「學習時代」。
2010年8月16日 星期一
任志剛﹕別再寄望美國印鈔
任志剛﹕別再寄望美國印鈔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7月中之後，環球股市上升，憧憬美國聯儲局會再次推行量化寬鬆政策(QE2)，開動印鈔機創造貨幣供應，入市買債券托市。但觀察環球金融市場30多年的金管局前任總裁任志剛說，美國再印鈔已無補於事。所以他呼籲投資者一定要小心，並要多了解國際及中國的金融市場變化。
》[11:57]任志剛：別再寄望美國印鈔
》[08:41]中央不放鬆調控 內房四出撲水
任志剛說，去年聯儲局量化寬鬆，是因為在金融海嘯後，要用此手段買資產來支持金融體系，「但現在已到了一個地步，你要再搞QE2，就等如要用一條繩去『隊郁』一件物件」。因為量化寬鬆應已到了極限，再做效果只會是diminishing return(效益愈來愈小)。
量化寬鬆已到了極限
伯南克領導的聯儲局，由去年4月開始斥資1.7萬億美元，入市買美國國債及按揭證券，至今年3月才收手。其間令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規模，由海嘯前的8000億美元，大幅漲升至最多2.3萬億美元(見右圖)。
由今年4月開始，聯儲局手上的按揭證券到期後，收回來的資金已沒有再投放在市場，令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規模已在縮小，即聯儲局已緩慢地退市。但由於美國7月以來公布的經濟數據太差，至上周三，聯儲局決定停止縮減資產規模，把證券到期的資金，拿來重新入市。但聯儲局上周公布這政策改變之後，市場反而眼於美國經濟實在太差，股市連番下挫。
美銀行願意放貸 才有復蘇
任志剛說，美國經濟何時復蘇，還要看銀行何時願意再放貸。「銀行因為沒有資本，又擔心信貸風險高，所以不願借。」但他相信時間可以解決問題。「當低息環境持續，去到某個環節，銀行洗去有毒資產之後，慢慢賺回些錢，資本比較充足，便會再放貸……我不排除美國會步日本後塵。但我始終覺得美國未必會如此，美國人一向願意擁抱改變，會的起心肝去處理問題。反而歐洲就一成不變。」
經濟未回復正常 小心投資
面對這樣的經濟環境，對市民投資股市樓市，任志剛又有什麼忠告呢？「要記住全球經濟情仍有隱憂，歐美經濟未復蘇。金融體系未能好好地支持經濟。這一切要一段時間才回復正常。」要等多久，他就說難以估計。
所以他認為，投資必須留意國際金融的發展，亦要了解內地的情。「全球經濟現時只有一個光點，就是中國。」在歐美不濟時，大量資金確會流入中國等新興市場，但正因為多錢流入，波動亦難免。
去年中以後，香港、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其他地方都面對資產價格飛升的問題。任志剛說，不少亞洲國家對資金流入已有管制，他希望亞洲各地可以好好處理泡沫風險。但問到他對香港當局的對策時，他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理由不願意多談。「我當然有我自己的想法，」邊說邊指自己的腦袋，「但不會在這裏跟你們談。」
堅持宏觀審慎監管
任志剛只是重申，他一直推崇的宏觀審慎形式監管是多麼重要。「我們10多年前搞七成按揭，便是這種監管模式的演繹。你知不知道我們當年推時，有多少銀行的人罵我，說『我們自己不懂得控制風險嗎？』」
撰文：高志堅、羅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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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言起行 每天兌2萬人民幣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任志剛原來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密密兌換人民幣。他說去年10月退休之後，已有每天兌換2萬元。「以前我做金管局總裁，自己仍有影響力，當然就沒有換，退休後就沒問題了。一日兩萬，換一段日子，又停一陣。」
港搞人幣業務 市場會「旺」
因為任志剛相信，當國家仍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民幣長遠一定會升值，縱然短期內仍有波動。
自從人民銀行與金管局在上月中修訂清算協議之後，人民幣投資產品在香港如雨後春筍，港人對投資人民幣亦趨之若鶩。除了多一個投資渠道之外，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對香港經濟又有什麼實質好處呢？「金融市場應該會『旺』，例如外國投資者，以往要用外幣換成港元，再透過港股去投資內地。如果外資可以直接把外幣換成人民幣，香港有人民幣買賣的股票，可能需求會增加。」
9年前已爭取發展離岸中心
簽訂新清算協議後，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亦正式獲確立。原來任志剛9年前已為這目標爭取(見表)。「2001年，我帶銀行公會到北京，見當時的外管局長郭樹清，已向他們提出。事前我連銀行公會也沒有通知。我腦裏面想的就是要搞離岸中心。」
他說沒想到當時內地官員的反應已很正面。9年前跟他談的郭樹清，當了建行(0939)董事長，近月建行亦宣布委任任志剛為獨立非執董。
港人幣量小 毋須擔心發展過快
「我當時的想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那麼快，這麼大的經濟體，人民幣遲早會成為國際貨幣。內地價格一直在低水平，若要擁抱全球化，必定會拉近與外面的差距，為了減低通脹壓力，幣值一定會升。到時國際上必有對人民幣的需求。」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當然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首選舞台。
現在擔任人行旗下中國金融學會執行副會長的任志剛說，讓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之餘，中央要管理好風險亦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離岸中心的量是要管制的，這對香港這方面的發展確會有阻滯。」因為中央會擔心搞得太大時，倒過來會影響內地的貨幣及匯率政策。「但我們的量實在很小，只是內地的千分之一，其實中央也可以放心。」內地7月人民幣存款有67萬億元，而香港至6月底則只有89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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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任瑞銀非執董之謎
加入頂級機構 更全面看中國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去年10月退休的任志剛，已先後獲5個「兼職」性質的任命。除了與他醉心鑽研的中國金融政策相關的中國金融學會執行副會長一職，最近還接受了頂級國際投資銀行——瑞銀(UBS)的聘書，薪酬有機會高達數百萬元。他說自己接受瑞銀董事一職是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問題，抱學習心態，目的是要在分析中國金融問題時可以更全面。
多職務 也有一半時間「hea」
今年4月，任志剛獲委任為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並會為新開辦的金融行政課程執教鞭。前日，任志剛便在這座由中大斥資逾千萬元建成的教學大樓，接受本報訪問。落地玻璃外遠眺八仙嶺，吐露港的壯闊、中大校園的如茵綠草就在腳下。任志剛雖仍一頭白髮，但解下領帶、心情輕鬆的他精神奕奕，望窗外一片綠色笑說：「忙是很忙，但我用很多時間遊山玩水。」
退休前，任志剛說他會用一半時間去hea。至今已獲委5項職務，他強調工作仍只佔一半時間，但最近亦有點調整，部分hea的時間已用作「專業興趣」——包括閱讀《金融時報》、看金融書籍等，及「無收錢」的顧問工作。
他多次提到，自己對宏觀審慎監管的研究有濃厚興趣，甚至開設了顧問公司，名為「宏觀審慎顧問有限公司」，向金融監管機構提供財經金融諮詢服務。但他沒透露現時該顧問公司有何顧客。
工作中的首要任務，還是人行中國金融學會的金融政策研究，他強調工作時間很有彈性(見右表)。而在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的工作，亦與中國金融政策研究有關，有「協同效應」。至於兩家金融機構——建行和瑞銀的獨立非執董職位，他形容一年僅開4、5次會及看文件，難不倒他。他不禁讚自己：「我看paper(文件)很快，真的很快！尤其是看金融的東西。寫東西又快！」
為自己辯護：真的不是為錢
在眾多邀請中，任志剛選擇擔任瑞銀獨立非執董，原來有「hidden agenda」(另有目的)。在任志剛30多年來的監管經驗中，「一路以來，在宏觀高層次看東西，在地下(公司業務層面)看東西的經驗不多，為了內地的研究工作，要從更多方面去看」。尤其瑞銀是「全球性的高端金融機構」，料可從中學習環球金融的東西，套用至中國金融的分析上。外界不時質疑，任志剛各項「兼職」是為了「銀」？他不忘為自己辯護：「我真的不是為錢！」由於聘書眾多，他坦言盛情難卻，已推到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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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未跌夠 未撈底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任志剛仍是本港「金融沙皇」之時，由於掌握本港金融命脈，不能沾手股票投資。退下火線前，本來打算「鬆綁」後每日買一些股票，但「買遲了半年」。港股去年下半年急升，任志剛被迫擱置計劃。今年以來，雖然港股回吐了8％，但原來在任志剛心目中，仍「未回夠去做我樣」，因此「計劃仍然未實行」。股市要回吐至什麼水平才應「撈底」？任志剛臉上掛神秘的笑容，三緘其口，只重申未實行計劃。
策略：摸清谷底逐日買
但他分享了其投資策略，就是在摸清股市周期的低谷時，開始「逐日買」，並視為長遠投資。「市場很波動，若剛好已到底，或接近底部(逐日買)一段時間，長遠來說是好事。」他反對一般投資者鍾情的「即日鮮」，語重心長的說﹕「那些是炒賣，短期波動可以很厲害，我亦覺得投資者不應該這樣。」
談及股民摯愛內銀股，任志剛說內地金融體系效率較低，正正提高了內銀的賺錢能力。「經過今次(金融海嘯)之後，(境外)金融機構以後賺錢不會那麼容易。」因為金融機構的私利今後不能再蓋過公利。但在內地，由於金融體系的效率不及國際市場，「NIM(淨息差)愈小，即愈有效率，NIM愈大即愈沒效率……而效率愈低賺錢就愈多」。不過他叮囑記者不要誤會，這些並非他的投資建議。至於他會否投資內銀股，他則說一來沒空閒時間處理，二來本身已是建行(0939)的獨立董事，若投資內銀有利益衝突。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7月中之後，環球股市上升，憧憬美國聯儲局會再次推行量化寬鬆政策(QE2)，開動印鈔機創造貨幣供應，入市買債券托市。但觀察環球金融市場30多年的金管局前任總裁任志剛說，美國再印鈔已無補於事。所以他呼籲投資者一定要小心，並要多了解國際及中國的金融市場變化。
》[11:57]任志剛：別再寄望美國印鈔
》[08:41]中央不放鬆調控 內房四出撲水
任志剛說，去年聯儲局量化寬鬆，是因為在金融海嘯後，要用此手段買資產來支持金融體系，「但現在已到了一個地步，你要再搞QE2，就等如要用一條繩去『隊郁』一件物件」。因為量化寬鬆應已到了極限，再做效果只會是diminishing return(效益愈來愈小)。
量化寬鬆已到了極限
伯南克領導的聯儲局，由去年4月開始斥資1.7萬億美元，入市買美國國債及按揭證券，至今年3月才收手。其間令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規模，由海嘯前的8000億美元，大幅漲升至最多2.3萬億美元(見右圖)。
由今年4月開始，聯儲局手上的按揭證券到期後，收回來的資金已沒有再投放在市場，令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規模已在縮小，即聯儲局已緩慢地退市。但由於美國7月以來公布的經濟數據太差，至上周三，聯儲局決定停止縮減資產規模，把證券到期的資金，拿來重新入市。但聯儲局上周公布這政策改變之後，市場反而眼於美國經濟實在太差，股市連番下挫。
美銀行願意放貸 才有復蘇
任志剛說，美國經濟何時復蘇，還要看銀行何時願意再放貸。「銀行因為沒有資本，又擔心信貸風險高，所以不願借。」但他相信時間可以解決問題。「當低息環境持續，去到某個環節，銀行洗去有毒資產之後，慢慢賺回些錢，資本比較充足，便會再放貸……我不排除美國會步日本後塵。但我始終覺得美國未必會如此，美國人一向願意擁抱改變，會的起心肝去處理問題。反而歐洲就一成不變。」
經濟未回復正常 小心投資
面對這樣的經濟環境，對市民投資股市樓市，任志剛又有什麼忠告呢？「要記住全球經濟情仍有隱憂，歐美經濟未復蘇。金融體系未能好好地支持經濟。這一切要一段時間才回復正常。」要等多久，他就說難以估計。
所以他認為，投資必須留意國際金融的發展，亦要了解內地的情。「全球經濟現時只有一個光點，就是中國。」在歐美不濟時，大量資金確會流入中國等新興市場，但正因為多錢流入，波動亦難免。
去年中以後，香港、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其他地方都面對資產價格飛升的問題。任志剛說，不少亞洲國家對資金流入已有管制，他希望亞洲各地可以好好處理泡沫風險。但問到他對香港當局的對策時，他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理由不願意多談。「我當然有我自己的想法，」邊說邊指自己的腦袋，「但不會在這裏跟你們談。」
堅持宏觀審慎監管
任志剛只是重申，他一直推崇的宏觀審慎形式監管是多麼重要。「我們10多年前搞七成按揭，便是這種監管模式的演繹。你知不知道我們當年推時，有多少銀行的人罵我，說『我們自己不懂得控制風險嗎？』」
撰文：高志堅、羅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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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言起行 每天兌2萬人民幣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任志剛原來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密密兌換人民幣。他說去年10月退休之後，已有每天兌換2萬元。「以前我做金管局總裁，自己仍有影響力，當然就沒有換，退休後就沒問題了。一日兩萬，換一段日子，又停一陣。」
港搞人幣業務 市場會「旺」
因為任志剛相信，當國家仍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民幣長遠一定會升值，縱然短期內仍有波動。
自從人民銀行與金管局在上月中修訂清算協議之後，人民幣投資產品在香港如雨後春筍，港人對投資人民幣亦趨之若鶩。除了多一個投資渠道之外，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對香港經濟又有什麼實質好處呢？「金融市場應該會『旺』，例如外國投資者，以往要用外幣換成港元，再透過港股去投資內地。如果外資可以直接把外幣換成人民幣，香港有人民幣買賣的股票，可能需求會增加。」
9年前已爭取發展離岸中心
簽訂新清算協議後，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亦正式獲確立。原來任志剛9年前已為這目標爭取(見表)。「2001年，我帶銀行公會到北京，見當時的外管局長郭樹清，已向他們提出。事前我連銀行公會也沒有通知。我腦裏面想的就是要搞離岸中心。」
他說沒想到當時內地官員的反應已很正面。9年前跟他談的郭樹清，當了建行(0939)董事長，近月建行亦宣布委任任志剛為獨立非執董。
港人幣量小 毋須擔心發展過快
「我當時的想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那麼快，這麼大的經濟體，人民幣遲早會成為國際貨幣。內地價格一直在低水平，若要擁抱全球化，必定會拉近與外面的差距，為了減低通脹壓力，幣值一定會升。到時國際上必有對人民幣的需求。」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當然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首選舞台。
現在擔任人行旗下中國金融學會執行副會長的任志剛說，讓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之餘，中央要管理好風險亦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離岸中心的量是要管制的，這對香港這方面的發展確會有阻滯。」因為中央會擔心搞得太大時，倒過來會影響內地的貨幣及匯率政策。「但我們的量實在很小，只是內地的千分之一，其實中央也可以放心。」內地7月人民幣存款有67萬億元，而香港至6月底則只有89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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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任瑞銀非執董之謎
加入頂級機構 更全面看中國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去年10月退休的任志剛，已先後獲5個「兼職」性質的任命。除了與他醉心鑽研的中國金融政策相關的中國金融學會執行副會長一職，最近還接受了頂級國際投資銀行——瑞銀(UBS)的聘書，薪酬有機會高達數百萬元。他說自己接受瑞銀董事一職是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問題，抱學習心態，目的是要在分析中國金融問題時可以更全面。
多職務 也有一半時間「hea」
今年4月，任志剛獲委任為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並會為新開辦的金融行政課程執教鞭。前日，任志剛便在這座由中大斥資逾千萬元建成的教學大樓，接受本報訪問。落地玻璃外遠眺八仙嶺，吐露港的壯闊、中大校園的如茵綠草就在腳下。任志剛雖仍一頭白髮，但解下領帶、心情輕鬆的他精神奕奕，望窗外一片綠色笑說：「忙是很忙，但我用很多時間遊山玩水。」
退休前，任志剛說他會用一半時間去hea。至今已獲委5項職務，他強調工作仍只佔一半時間，但最近亦有點調整，部分hea的時間已用作「專業興趣」——包括閱讀《金融時報》、看金融書籍等，及「無收錢」的顧問工作。
他多次提到，自己對宏觀審慎監管的研究有濃厚興趣，甚至開設了顧問公司，名為「宏觀審慎顧問有限公司」，向金融監管機構提供財經金融諮詢服務。但他沒透露現時該顧問公司有何顧客。
工作中的首要任務，還是人行中國金融學會的金融政策研究，他強調工作時間很有彈性(見右表)。而在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的工作，亦與中國金融政策研究有關，有「協同效應」。至於兩家金融機構——建行和瑞銀的獨立非執董職位，他形容一年僅開4、5次會及看文件，難不倒他。他不禁讚自己：「我看paper(文件)很快，真的很快！尤其是看金融的東西。寫東西又快！」
為自己辯護：真的不是為錢
在眾多邀請中，任志剛選擇擔任瑞銀獨立非執董，原來有「hidden agenda」(另有目的)。在任志剛30多年來的監管經驗中，「一路以來，在宏觀高層次看東西，在地下(公司業務層面)看東西的經驗不多，為了內地的研究工作，要從更多方面去看」。尤其瑞銀是「全球性的高端金融機構」，料可從中學習環球金融的東西，套用至中國金融的分析上。外界不時質疑，任志剛各項「兼職」是為了「銀」？他不忘為自己辯護：「我真的不是為錢！」由於聘書眾多，他坦言盛情難卻，已推到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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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未跌夠 未撈底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任志剛仍是本港「金融沙皇」之時，由於掌握本港金融命脈，不能沾手股票投資。退下火線前，本來打算「鬆綁」後每日買一些股票，但「買遲了半年」。港股去年下半年急升，任志剛被迫擱置計劃。今年以來，雖然港股回吐了8％，但原來在任志剛心目中，仍「未回夠去做我樣」，因此「計劃仍然未實行」。股市要回吐至什麼水平才應「撈底」？任志剛臉上掛神秘的笑容，三緘其口，只重申未實行計劃。
策略：摸清谷底逐日買
但他分享了其投資策略，就是在摸清股市周期的低谷時，開始「逐日買」，並視為長遠投資。「市場很波動，若剛好已到底，或接近底部(逐日買)一段時間，長遠來說是好事。」他反對一般投資者鍾情的「即日鮮」，語重心長的說﹕「那些是炒賣，短期波動可以很厲害，我亦覺得投資者不應該這樣。」
談及股民摯愛內銀股，任志剛說內地金融體系效率較低，正正提高了內銀的賺錢能力。「經過今次(金融海嘯)之後，(境外)金融機構以後賺錢不會那麼容易。」因為金融機構的私利今後不能再蓋過公利。但在內地，由於金融體系的效率不及國際市場，「NIM(淨息差)愈小，即愈有效率，NIM愈大即愈沒效率……而效率愈低賺錢就愈多」。不過他叮囑記者不要誤會，這些並非他的投資建議。至於他會否投資內銀股，他則說一來沒空閒時間處理，二來本身已是建行(0939)的獨立董事，若投資內銀有利益衝突。
黃以恆﹕如何培養政治人才
黃以恆﹕如何培養政治人才
【明報專訊】政府完成副局長與政治助理檢討，決定維持薪酬不變，惟沒有公開其考勤理據。在2007年擴大委任制、增設副局政助職位時，林瑞麟局長表示他們除了負責支援主要官員及配合公務員，長遠目標為吸納及培養政治人才，為普選鋪路（註1）。
恰恰相反，繼續實行此制度根本不能為普選增添政治人才，只是延續封閉的政制。事實上，政府委任了不少政務官，甚至退休公務員。在民主制度下，官僚系統立於政治以外，如英國中立的公僕制。政府美其名為培養政治人才，實際只為了貪一時之方便，免去局長到立法會及落區被質詢的尷尬。解釋政策、回應質詢是局長的份內事，不應另派副手代表。
必須從民選議會做起
退一步說，大家能預見這批副局政助在未來幾屆參選立法會，甚至區議會嗎？除了數倍的薪酬外，副局和政助更接近權力核心，他們實在沒有任何誘因轉型參選。相反，他們能在委任制中不斷游走，屆時原因必定是他們「曾任副局長，有豐富行政經驗」。總之，現時的委任制跟普選扯不上邊。
反倒是政府帶頭對政治人才「揠苗助長」。南區區議員陳岳鵬被吸納為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即時辭去議員職位。這樣對培養政治人才毫無幫助，反而使人樂於早日走入建制，在委任制中安享高薪厚職。
培養政治人才，必須從民選議會做起。自從董建華「行政主導」，借勢除去兩個市政局開始，香港政治人才便出現斷層。馬嶽教授指出，立法會選區大小平均為區議會選區的80倍（註2）！最明顯的例子，是2007區會選舉「票王」民主黨胡志偉，在立法會選舉中未能當選。如政府真誠地為普選鋪路，現行兩級議會制度必須改革，合併區會選區、縮小立會選區甚至改變選舉制度都是可行的辦法。區議員未能向上流動，如何為他們提供更多參政機會？
應加強區議會職能
最後是政府應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大眾對區議員的印象模糊，認為不離「成功爭取」及「強烈要求」，以及向官員遞交信封表達不滿。事實上，區議會職能十分有限，選區更大多只及數個屋苑。更重要的是，香港未有普選，區議員所屬政黨最多只能「成功爭取」；而不是透過選舉成為管治團隊、推行政策，還須向誰爭取呢？最後，區議員在選區向大眾宣傳該政黨推行的政策，有志挑戰的便可帶領居民質疑其理據。如此，還需要局長及其尊貴的助理們常落區「受苦」，斤斤計較落區次數嗎？
作者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碩士生
■註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10/17/P200710170211.htm
註2. Ma Ngok, 2007.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age 148（見圖）
【明報專訊】政府完成副局長與政治助理檢討，決定維持薪酬不變，惟沒有公開其考勤理據。在2007年擴大委任制、增設副局政助職位時，林瑞麟局長表示他們除了負責支援主要官員及配合公務員，長遠目標為吸納及培養政治人才，為普選鋪路（註1）。
恰恰相反，繼續實行此制度根本不能為普選增添政治人才，只是延續封閉的政制。事實上，政府委任了不少政務官，甚至退休公務員。在民主制度下，官僚系統立於政治以外，如英國中立的公僕制。政府美其名為培養政治人才，實際只為了貪一時之方便，免去局長到立法會及落區被質詢的尷尬。解釋政策、回應質詢是局長的份內事，不應另派副手代表。
必須從民選議會做起
退一步說，大家能預見這批副局政助在未來幾屆參選立法會，甚至區議會嗎？除了數倍的薪酬外，副局和政助更接近權力核心，他們實在沒有任何誘因轉型參選。相反，他們能在委任制中不斷游走，屆時原因必定是他們「曾任副局長，有豐富行政經驗」。總之，現時的委任制跟普選扯不上邊。
反倒是政府帶頭對政治人才「揠苗助長」。南區區議員陳岳鵬被吸納為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即時辭去議員職位。這樣對培養政治人才毫無幫助，反而使人樂於早日走入建制，在委任制中安享高薪厚職。
培養政治人才，必須從民選議會做起。自從董建華「行政主導」，借勢除去兩個市政局開始，香港政治人才便出現斷層。馬嶽教授指出，立法會選區大小平均為區議會選區的80倍（註2）！最明顯的例子，是2007區會選舉「票王」民主黨胡志偉，在立法會選舉中未能當選。如政府真誠地為普選鋪路，現行兩級議會制度必須改革，合併區會選區、縮小立會選區甚至改變選舉制度都是可行的辦法。區議員未能向上流動，如何為他們提供更多參政機會？
應加強區議會職能
最後是政府應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大眾對區議員的印象模糊，認為不離「成功爭取」及「強烈要求」，以及向官員遞交信封表達不滿。事實上，區議會職能十分有限，選區更大多只及數個屋苑。更重要的是，香港未有普選，區議員所屬政黨最多只能「成功爭取」；而不是透過選舉成為管治團隊、推行政策，還須向誰爭取呢？最後，區議員在選區向大眾宣傳該政黨推行的政策，有志挑戰的便可帶領居民質疑其理據。如此，還需要局長及其尊貴的助理們常落區「受苦」，斤斤計較落區次數嗎？
作者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碩士生
■註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10/17/P200710170211.htm
註2. Ma Ngok, 2007.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age 148（見圖）
王慧麟﹕重整香港經濟秩序孰好孰壞？
王慧麟﹕重整香港經濟秩序孰好孰壞？
【明報專訊】「法律與發展」（Law and Development）在香港是邊緣學科，在發展中國家卻仍方興未艾。這門研究可謂十分實用，簡而言之，是研究如何利用法律作為推動社會或經濟發展的工具。
這門學科始於1960年代。斯時，一班美國法律人士，眼見發展中國家獨立之後，需要盡快地搞好經濟。他們認為，當地政權可以利用法律作為工具，建構一個全新的社會機構及法律規範、按經濟發展策略的需要（當時流行「入口津貼」的經濟發展模式），重新分配資源及建立新經濟秩序，走向工業化。
但是，這運動開展後，成效開始受到質疑。有論者如Trubek批評，這班美國學者生硬地搬來美式法律規範，骨子裏仍是以「西方中心」的心態，前往發展中國家推動法制建設，不單不能拉動經濟，反而令執政集團借修改法律的契機，建構新的利益紐帶，重新把國家經濟分贓，令一堆腐敗的執政集團從中得益。例如一個國家把礦場或油井開發國有化後，其資源就會透過法律分配給一班親政府的親朋戚友，形成獨佔經濟的政治寡頭。其結果不言而喻：國家愈發貧窮，執政集團愈來愈富貴。
「法律與發展」與管治連結起來
於是，「法律與發展」的研究曾一度沉寂下來。但到了1980及1990年代後，在世界銀行推動下，「法律與發展」就與管治連結起來。在世銀副主席Shihata推動下，世銀要求受助國家以建立「法治」（rule of law）作為經濟援助的條件及核心價值，以達至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
這套新政策的理論旗手，就是塞德曼（Seidman）夫婦。在他倆合著的《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一書裏就指出，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利用法律推動經濟，需要重新建立法律及官僚體制，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及新的福利發展觀。
塞德曼直言，其倡議有部分是於中國講學期間得到啟發。他們的分析，亦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在1989年後，他們曾協助北京制定22條與經濟發展有關的法例。塞德曼其後更將這次經驗，結合世銀援助計劃，以及東歐共黨解體之後的法制建設經驗，輯成一書，一時把「法律與發展」的研究復蘇起來。
法律與發展的學理根據，強調法律在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作用。然而，正如肯尼迪（David Kennedy）所說，一個國家在選擇經濟發展的政策時，歸根結柢都是政治與經濟的選擇（choice）。法律要成功推動經濟發展，不能單靠什麼法治（rule of law）的建立。因為選擇建設「法治」，本身亦是一個政治抉擇。
肯尼迪的批評有助了解塞德曼的理論問題。因為假如一個政權的政治選擇，是以經濟增長（如GDP數字的增長）為其施政目標，則法律只是其施政過程的一個工具或手段。但假如一個政權把經濟增長視為過程，而最終目標是借經濟增長來鞏固政權的話，換言之，所謂建立法治、所謂建立法制，最終都是借促進經濟發展來把政權合理化。假如政權本身是專制獨裁政權的話，法律則成為了維護專政的武器，其推動經濟增長的美意，倒成為了專政工具，變成了法律愈修愈多，愈有西方法制的外衣，經濟增長愈來愈好，而政權依然穩如泰山的局面。塞德曼未必意料到，其在1990年代推動的經濟法律改革，有助奠下中國經濟法律西方化的基礎，同樣協助維護中共政權。
法律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
但無論如何，法律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重整中國經濟秩序方面，有其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中國更借法律改革，促成法律條文上，有保護弱勢族群，分享經濟成果，達到社會公平的表面效果（如勞動合同法的修訂）。
1997年後，香港前後面對金融危機及SARS打擊，元氣大傷。2003年初，董建華管治已有危機。中國政府當時認定，香港管治問題，在於經濟不振。北京特別思考，如何把香港進一步納入中國經濟體系，重整香港經濟秩序。基於中國的法律與發展經驗，他們相信，可以利用法律作為一種工具，逐步地推動上述工程。
囿於《基本法》框架，北京不在香港實施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就需要在其他法律上找出方法。WTO（世貿組織）的GATT及GATS，就提供了法律空間，因為中國及香港，均是世貿組織成員。中國遂在WTO框架內，以兩個關稅區簽署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的名義，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安排（即CEPA），向香港開放貿易門戶。CEPA選擇在7月1日大遊行之前提出，以期消解社會怨憤，但成效有限。在「七一」50萬人示威之後，9月立即再把CEPA「加料」，形成日後以CEPA向香港輸出利益的法律機制。
香港經濟方向逐步由中國政府主導
CEPA之舉，商界稱善。北京遂構思如何把香港經濟納入廣東省的地區經濟發展規劃之內。他們除了要求港府推動港粵合作之外，法改委在去年發出「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文件可謂重要的分水嶺。表面上，文件是談珠三角的發展，客觀上則透過定位廣東省，把香港（及澳門）拉入廣東的經濟發展佈局之內。現在港府更主動地要求加入中國「十二．五」規劃之中，香港的經濟方向，已逐步由中國政府主導。
至於本地立法方面，曾特首甫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兩個影響社會深遠的法律。一是最低工資立法，二是競爭法。表面上，我們沒有看到北京領導層在背後發功，但觀乎前者出乎意料地得到工商界的支持，後者的反對聲音不大，北京大抵亦同意這些法例。前者有利消除工人與商家矛盾，後者更有助拆散一些長期以來遭外資或華資寡頭壟斷的經濟行業（如石油、超級市場），對日後中資企業進一步加大香港經濟主要部門的話事權，非常有利。
北京及其代理人在香港推動法律來重整經濟秩序，提出較「左」傾的法律改革，幾乎與泛民近20年來提出的社會改革方向一致。對泛民而言，豈有不支持之理？但假如香港在重整新經濟秩序的時候，部分大型國企取代了外資及本地華資的經濟角色，製造新的利益階層，孰好孰壞呢？泛民又有什麼新的經濟或社會論述，以面對日後中國企業在香港，佔有愈來愈大的經濟話事權呢？對泛民而言，這些與政改一樣，同樣是當務之急。
■延伸閱讀
1. （美）安．塞德曼、（美）羅伯特．塞德曼著；馮玉軍、俞飛譯(2006)，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第三世界問題的解決和制度變革，北京：法律出版社（見圖1）
2. Arnscheidt, J., B. Van Rooij and J.M. Otto （ed.）, （2008）, Lawmaking for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ojects, Leiden University Press.（見圖2）
【明報專訊】「法律與發展」（Law and Development）在香港是邊緣學科，在發展中國家卻仍方興未艾。這門研究可謂十分實用，簡而言之，是研究如何利用法律作為推動社會或經濟發展的工具。
這門學科始於1960年代。斯時，一班美國法律人士，眼見發展中國家獨立之後，需要盡快地搞好經濟。他們認為，當地政權可以利用法律作為工具，建構一個全新的社會機構及法律規範、按經濟發展策略的需要（當時流行「入口津貼」的經濟發展模式），重新分配資源及建立新經濟秩序，走向工業化。
但是，這運動開展後，成效開始受到質疑。有論者如Trubek批評，這班美國學者生硬地搬來美式法律規範，骨子裏仍是以「西方中心」的心態，前往發展中國家推動法制建設，不單不能拉動經濟，反而令執政集團借修改法律的契機，建構新的利益紐帶，重新把國家經濟分贓，令一堆腐敗的執政集團從中得益。例如一個國家把礦場或油井開發國有化後，其資源就會透過法律分配給一班親政府的親朋戚友，形成獨佔經濟的政治寡頭。其結果不言而喻：國家愈發貧窮，執政集團愈來愈富貴。
「法律與發展」與管治連結起來
於是，「法律與發展」的研究曾一度沉寂下來。但到了1980及1990年代後，在世界銀行推動下，「法律與發展」就與管治連結起來。在世銀副主席Shihata推動下，世銀要求受助國家以建立「法治」（rule of law）作為經濟援助的條件及核心價值，以達至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
這套新政策的理論旗手，就是塞德曼（Seidman）夫婦。在他倆合著的《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一書裏就指出，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利用法律推動經濟，需要重新建立法律及官僚體制，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及新的福利發展觀。
塞德曼直言，其倡議有部分是於中國講學期間得到啟發。他們的分析，亦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在1989年後，他們曾協助北京制定22條與經濟發展有關的法例。塞德曼其後更將這次經驗，結合世銀援助計劃，以及東歐共黨解體之後的法制建設經驗，輯成一書，一時把「法律與發展」的研究復蘇起來。
法律與發展的學理根據，強調法律在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作用。然而，正如肯尼迪（David Kennedy）所說，一個國家在選擇經濟發展的政策時，歸根結柢都是政治與經濟的選擇（choice）。法律要成功推動經濟發展，不能單靠什麼法治（rule of law）的建立。因為選擇建設「法治」，本身亦是一個政治抉擇。
肯尼迪的批評有助了解塞德曼的理論問題。因為假如一個政權的政治選擇，是以經濟增長（如GDP數字的增長）為其施政目標，則法律只是其施政過程的一個工具或手段。但假如一個政權把經濟增長視為過程，而最終目標是借經濟增長來鞏固政權的話，換言之，所謂建立法治、所謂建立法制，最終都是借促進經濟發展來把政權合理化。假如政權本身是專制獨裁政權的話，法律則成為了維護專政的武器，其推動經濟增長的美意，倒成為了專政工具，變成了法律愈修愈多，愈有西方法制的外衣，經濟增長愈來愈好，而政權依然穩如泰山的局面。塞德曼未必意料到，其在1990年代推動的經濟法律改革，有助奠下中國經濟法律西方化的基礎，同樣協助維護中共政權。
法律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
但無論如何，法律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重整中國經濟秩序方面，有其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中國更借法律改革，促成法律條文上，有保護弱勢族群，分享經濟成果，達到社會公平的表面效果（如勞動合同法的修訂）。
1997年後，香港前後面對金融危機及SARS打擊，元氣大傷。2003年初，董建華管治已有危機。中國政府當時認定，香港管治問題，在於經濟不振。北京特別思考，如何把香港進一步納入中國經濟體系，重整香港經濟秩序。基於中國的法律與發展經驗，他們相信，可以利用法律作為一種工具，逐步地推動上述工程。
囿於《基本法》框架，北京不在香港實施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就需要在其他法律上找出方法。WTO（世貿組織）的GATT及GATS，就提供了法律空間，因為中國及香港，均是世貿組織成員。中國遂在WTO框架內，以兩個關稅區簽署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的名義，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安排（即CEPA），向香港開放貿易門戶。CEPA選擇在7月1日大遊行之前提出，以期消解社會怨憤，但成效有限。在「七一」50萬人示威之後，9月立即再把CEPA「加料」，形成日後以CEPA向香港輸出利益的法律機制。
香港經濟方向逐步由中國政府主導
CEPA之舉，商界稱善。北京遂構思如何把香港經濟納入廣東省的地區經濟發展規劃之內。他們除了要求港府推動港粵合作之外，法改委在去年發出「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文件可謂重要的分水嶺。表面上，文件是談珠三角的發展，客觀上則透過定位廣東省，把香港（及澳門）拉入廣東的經濟發展佈局之內。現在港府更主動地要求加入中國「十二．五」規劃之中，香港的經濟方向，已逐步由中國政府主導。
至於本地立法方面，曾特首甫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兩個影響社會深遠的法律。一是最低工資立法，二是競爭法。表面上，我們沒有看到北京領導層在背後發功，但觀乎前者出乎意料地得到工商界的支持，後者的反對聲音不大，北京大抵亦同意這些法例。前者有利消除工人與商家矛盾，後者更有助拆散一些長期以來遭外資或華資寡頭壟斷的經濟行業（如石油、超級市場），對日後中資企業進一步加大香港經濟主要部門的話事權，非常有利。
北京及其代理人在香港推動法律來重整經濟秩序，提出較「左」傾的法律改革，幾乎與泛民近20年來提出的社會改革方向一致。對泛民而言，豈有不支持之理？但假如香港在重整新經濟秩序的時候，部分大型國企取代了外資及本地華資的經濟角色，製造新的利益階層，孰好孰壞呢？泛民又有什麼新的經濟或社會論述，以面對日後中國企業在香港，佔有愈來愈大的經濟話事權呢？對泛民而言，這些與政改一樣，同樣是當務之急。
■延伸閱讀
1. （美）安．塞德曼、（美）羅伯特．塞德曼著；馮玉軍、俞飛譯(2006)，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第三世界問題的解決和制度變革，北京：法律出版社（見圖1）
2. Arnscheidt, J., B. Van Rooij and J.M. Otto （ed.）, （2008）, Lawmaking for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ojects, Leiden University Press.（見圖2）
民主黨135人選區會近年最多
民主黨135人選區會近年最多
單仲偕擬出戰東區
【明報專訊】政改通過後立法會新增5個區議會功能議席，令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據悉，泛民近日已完成初步協調工作，民主黨將大舉派出至少135人參選區議會，是過去兩屆以來新高，當中副主席單仲偕將再度「下海」出戰東區。另外，民主黨為部署下屆立法會選舉，已挑選出10人「種子名單」重點培訓。
泛民在今年4月及6月，就區議會進行過兩輪協調，400多個選區中有約300個已完成協調。當中以民主黨最積極，駐重兵派出至少135人參選，比上屆的109人、甚至03年有「七一效應」下的120人，都更為進取。
副主席單仲偕表示，由於民主黨目前有60個區議員、70個社區主任，加上尚有其他黨員報名，相信至今年底出選名單可能增至150人，冀望最終可取得70至80個議席。至於競選口號，民主黨初步構思了九字真言──「講道理、信得過、做到」，未來會諮詢黨員意見。
泛民餘10區未協調 蔡耀昌﹕問題不大
除民主黨以外的第二支大軍，則數社民連。上屆區議會他們因為剛成立，只派出27人參選，但明年卻準備大舉進軍區議會，派出逾百人參選，當中「鹵味男」錢偉洛會狙擊民建聯蔡素玉。至於民調顯示政改後支持度大增的公民黨，目前暫派出45人的參選，人數與上屆相若。負責泛民區議會協調的蔡耀昌表示，目前尚有10多個選區未能成功協調，若最終出現「撞區」情，泛民可輪流揀選屬意選區，故相信最終問題不大。
曾為5屆葵青區議員的單仲偕，亦不排除會再度下海參選，出戰東區區議會，而他在西灣河的辦事處近日已投入運作。至於今次出選區議會，是否為2012年出選「超級區議員」鋪路，單仲偕稱屬意由「重量級人馬」，例如何俊仁出選，自己反而有意循直選重返立法會，「若將來選立法會，在港島區的機會會較大」。他說，08年民主黨為了穩取一席，故只派出甘乃威一張名單，不過立法會議席增加了，相信在2012年該黨會派出多於一張名單。
10人種子名單培訓立選人才
另外，民主黨亦開始就2012年立法會選舉進行「揀蟀」工作，現時已挑選了10人「種子」包括單仲偕、張賢登、胡志偉等，參加「政治領導計劃」重點培訓，由民主黨「黨校校長」楊森負責執教鞭，並安排各人出任政策副發言人，讓他們熟悉全港性政策。民主黨大概在選舉前半年，會在10人中再進行甄選。
2010年8月12日 星期四
尋回實踐勇氣
明報
A28 | MP+觀點 | 思潮 | By 葉蔭聰 2010-08-02
尋回實踐勇氣
不管是2005 年還是今年的政改方案爭辯期間，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都曾引用波蘭團結工會當年與波共的圓桌會議作例，以此來支持「溝通」與「妥協」路線。說來巧合，他們是否知道，當年團結工會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波蘭知識分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剛訪問了北京，後來更路經香港？米氏在北京期間跟不少「非官方」知識分子見面對話，包括崔衛平、秦暉、徐友漁、許志永等等。
1989 年，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急速「走資」；在地球另一角，東歐及蘇聯的共黨紛紛倒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命運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20 多年後，還是說不清，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這次波蘭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對談背後有說不清的歷史聯繫。米氏自問不了解中國，只能為他的中國朋友打打氣。至於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關心的當然是政治轉型，念茲在茲的是，為什麼波蘭能，中國不能？這說法也許太簡化了，沒有人期望有簡單的答案，崔衛平較早前便很用心翻譯及編了一本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在互聯網上流通。
說來有趣，與香港民主黨學者的「拿來主義」作風很不同，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理解了米氏的波蘭經驗後，大部分反而有點悲觀。大概與會者都同意徐友漁的觀察，當今中國並不具備當年波蘭的條件，例如如團結工會、天主教會般的獨立民間組織，也沒有稍為持續而穩定的黨內改革派。因此，圓桌會談對當今的中國沒有意義。何清漣在會後撰文回應，悲觀之餘有點半開玩笑說，一切轉型問題只有專制者死掉才有可能。
米奇尼克反對暴力革命奪權
我猜， 「悲觀」的中國知識分子，過來人的米氏，也應該很想聽一下香港民主黨對波蘭經驗的不一樣詮釋吧！
米氏一般被稱為「新漸進主義」代表人物， 也是團結工會「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 的構想者之一。其實，2005 年香港政改期間，陳家洛兄在回應陳健民時已介紹過他。米氏不是談判專家，強調的不是溝通與妥協，而是堅持民間獨立自主路線，反對暴力革命奪權，並致力限制波共的權力被限制在政治領域，防止它滲入到社會與經濟領域。
1989 年的圓桌會議，是經歷非常漫長的社會自主化過程。波共一直拘捕及囚禁異見人士，而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令波蘭人早就見識過共產政權的暴力鎮壓，但在戰後的20 多年裏，卻不斷出現地下活動與異見運動；1970 年代中後更有獨立工會及工人運動，造就了1980 年成立的團結工會，以及1989年的圓桌會談。
米氏的成長，見證了這段漫長過程。年少時他見證了零散的異見運動，16 歲便被波共總書記哥穆爾點名，19 歲第一次被監禁。1970 年代中後亦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KOR），後來更參與了團結工會，其間也再次遭監禁。
然而，這段歷史不應被簡化為「自由」戰勝「極權」的成功經驗，米氏與波蘭公民社會這段成長過程，發生在1953 年斯大林死後，共產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已大大削弱，也不能單靠恐怖手段進行統治，故此，稱之為「極權」也不太準確，東歐知識分子此時開始對「後極權」時代思考。「後極權」的一大特點，就是這群念馬列長大的知識人，對共產理論幻滅；同時，當權者也漸漸打造「新建制」，以提供物質生活作為政治控制，共黨不期望民眾認同官方意識形態，反而鼓勵犬儒或虛無心態，在無力感下服從其統治。
四川地震沒帶來「共同」的可能
因此，部分異見知識分子從文化甚至哲學角度，走出革命政治的暴力與權術，回到政治的道德及倫理的思考與實踐。在「後極權」的思考中， 「極權」不是一種外在的邪惡，而是滲透在個人及社會之中。這在當時東歐的文藝作品中可見一斑，除了捷克的昆德拉（Milan Kundera）外，也包括香港人熟悉的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他1987 年的《盲打誤撞》（ Blind Chance）也有不少波蘭地下社會運動的面貌，更在敘事中突出人生處境，電影中男主角分別有三段可能的故事與結果：趕上火車到了華沙後變成幹部、在車站被警察逮捕成了異見分子、在車站遇上一名女子跟她結婚。個人進入權力體制、異見抗爭還是退回安樂窩，只是一個偶然機會。
奇氏不像米氏，他對反對政治失望，不過，致力抵抗虛無想法的人還大有人在。著名的捷克哈維爾（Vaclav Havel）提出「活在真理之中」（living in truth），反對活在謊言的虛無之中；而米氏等波蘭知識分子嘗試發展一種有別於共產黨的政治及論述，在民間中醞釀一種共同語言或「共同地帶」。他在接受崔衛平的訪問中曾舉了一個例子，當一個社會發生礦難，當權者也好，反對派也好，便有機會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建立共同的議題、關注及語言。只有「共同地帶」不斷擴充，才能令政治轉型得以可能。
這讓我想起中國的四川地震，再次令我陷入悲觀。災難後的其中一個結果，竟然是譚作人被監禁，大量維權人士被打壓。他們自我克制，不想奪權或分享權力，只是要調查原因及要求政府公布資料，實踐法律賦予的公民權。類似的災難似乎都沒有為我們帶來「共同」的可能，我突然想問，民主黨諸公是否反而看到希望？
要進入「後極權」政治道德思考
米氏當然不可能給我們答案，不過，回到政治道德的訴求，似乎正切合今天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由舊日極權者轉型打造的「新建制」不是已經太明顯了嗎？以「和諧」與「務實」為本的後極權不是已太張揚了嗎？犬儒與虛無不是已經太多了嗎？
回到香港的政改之爭，我們要做的不是打造另一個道德權威，而是要進入「後極權」的政治道德思考，尋回實踐勇氣。正如安徒所言，這次政爭最為可惜的是摧了「民間社會自衛所必不可少的倫理關係」，我想，現在該是同道人重尋「共同地帶」，也是中港民間的共同任務。
延伸閱讀
1. 《崔衛平：在社會衝突中尋找共同語言——訪問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71013048.html
2. 《通往公民社會》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6/112101.pdf
A28 | MP+觀點 | 思潮 | By 葉蔭聰 2010-08-02
尋回實踐勇氣
不管是2005 年還是今年的政改方案爭辯期間，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都曾引用波蘭團結工會當年與波共的圓桌會議作例，以此來支持「溝通」與「妥協」路線。說來巧合，他們是否知道，當年團結工會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波蘭知識分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剛訪問了北京，後來更路經香港？米氏在北京期間跟不少「非官方」知識分子見面對話，包括崔衛平、秦暉、徐友漁、許志永等等。
1989 年，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急速「走資」；在地球另一角，東歐及蘇聯的共黨紛紛倒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命運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20 多年後，還是說不清，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這次波蘭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對談背後有說不清的歷史聯繫。米氏自問不了解中國，只能為他的中國朋友打打氣。至於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關心的當然是政治轉型，念茲在茲的是，為什麼波蘭能，中國不能？這說法也許太簡化了，沒有人期望有簡單的答案，崔衛平較早前便很用心翻譯及編了一本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在互聯網上流通。
說來有趣，與香港民主黨學者的「拿來主義」作風很不同，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理解了米氏的波蘭經驗後，大部分反而有點悲觀。大概與會者都同意徐友漁的觀察，當今中國並不具備當年波蘭的條件，例如如團結工會、天主教會般的獨立民間組織，也沒有稍為持續而穩定的黨內改革派。因此，圓桌會談對當今的中國沒有意義。何清漣在會後撰文回應，悲觀之餘有點半開玩笑說，一切轉型問題只有專制者死掉才有可能。
米奇尼克反對暴力革命奪權
我猜， 「悲觀」的中國知識分子，過來人的米氏，也應該很想聽一下香港民主黨對波蘭經驗的不一樣詮釋吧！
米氏一般被稱為「新漸進主義」代表人物， 也是團結工會「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 的構想者之一。其實，2005 年香港政改期間，陳家洛兄在回應陳健民時已介紹過他。米氏不是談判專家，強調的不是溝通與妥協，而是堅持民間獨立自主路線，反對暴力革命奪權，並致力限制波共的權力被限制在政治領域，防止它滲入到社會與經濟領域。
1989 年的圓桌會議，是經歷非常漫長的社會自主化過程。波共一直拘捕及囚禁異見人士，而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令波蘭人早就見識過共產政權的暴力鎮壓，但在戰後的20 多年裏，卻不斷出現地下活動與異見運動；1970 年代中後更有獨立工會及工人運動，造就了1980 年成立的團結工會，以及1989年的圓桌會談。
米氏的成長，見證了這段漫長過程。年少時他見證了零散的異見運動，16 歲便被波共總書記哥穆爾點名，19 歲第一次被監禁。1970 年代中後亦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KOR），後來更參與了團結工會，其間也再次遭監禁。
然而，這段歷史不應被簡化為「自由」戰勝「極權」的成功經驗，米氏與波蘭公民社會這段成長過程，發生在1953 年斯大林死後，共產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已大大削弱，也不能單靠恐怖手段進行統治，故此，稱之為「極權」也不太準確，東歐知識分子此時開始對「後極權」時代思考。「後極權」的一大特點，就是這群念馬列長大的知識人，對共產理論幻滅；同時，當權者也漸漸打造「新建制」，以提供物質生活作為政治控制，共黨不期望民眾認同官方意識形態，反而鼓勵犬儒或虛無心態，在無力感下服從其統治。
四川地震沒帶來「共同」的可能
因此，部分異見知識分子從文化甚至哲學角度，走出革命政治的暴力與權術，回到政治的道德及倫理的思考與實踐。在「後極權」的思考中， 「極權」不是一種外在的邪惡，而是滲透在個人及社會之中。這在當時東歐的文藝作品中可見一斑，除了捷克的昆德拉（Milan Kundera）外，也包括香港人熟悉的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他1987 年的《盲打誤撞》（ Blind Chance）也有不少波蘭地下社會運動的面貌，更在敘事中突出人生處境，電影中男主角分別有三段可能的故事與結果：趕上火車到了華沙後變成幹部、在車站被警察逮捕成了異見分子、在車站遇上一名女子跟她結婚。個人進入權力體制、異見抗爭還是退回安樂窩，只是一個偶然機會。
奇氏不像米氏，他對反對政治失望，不過，致力抵抗虛無想法的人還大有人在。著名的捷克哈維爾（Vaclav Havel）提出「活在真理之中」（living in truth），反對活在謊言的虛無之中；而米氏等波蘭知識分子嘗試發展一種有別於共產黨的政治及論述，在民間中醞釀一種共同語言或「共同地帶」。他在接受崔衛平的訪問中曾舉了一個例子，當一個社會發生礦難，當權者也好，反對派也好，便有機會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建立共同的議題、關注及語言。只有「共同地帶」不斷擴充，才能令政治轉型得以可能。
這讓我想起中國的四川地震，再次令我陷入悲觀。災難後的其中一個結果，竟然是譚作人被監禁，大量維權人士被打壓。他們自我克制，不想奪權或分享權力，只是要調查原因及要求政府公布資料，實踐法律賦予的公民權。類似的災難似乎都沒有為我們帶來「共同」的可能，我突然想問，民主黨諸公是否反而看到希望？
要進入「後極權」政治道德思考
米氏當然不可能給我們答案，不過，回到政治道德的訴求，似乎正切合今天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由舊日極權者轉型打造的「新建制」不是已經太明顯了嗎？以「和諧」與「務實」為本的後極權不是已太張揚了嗎？犬儒與虛無不是已經太多了嗎？
回到香港的政改之爭，我們要做的不是打造另一個道德權威，而是要進入「後極權」的政治道德思考，尋回實踐勇氣。正如安徒所言，這次政爭最為可惜的是摧了「民間社會自衛所必不可少的倫理關係」，我想，現在該是同道人重尋「共同地帶」，也是中港民間的共同任務。
延伸閱讀
1. 《崔衛平：在社會衝突中尋找共同語言——訪問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71013048.html
2. 《通往公民社會》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6/112101.pdf
大浪西灣不屬於我們
明報
A28 | MP+觀點 | By 羅慧茵 2010-08-02
大浪西灣不屬於我們
大浪西灣不是魯連城的，也不屬於你或我。
我們要保護大浪西灣，不是因為她屬於人類，也不是因為「貪圖」她的「美色」，而是因為人是自然的其中一員。
擁有及使用權之爭
其實，強調大浪西灣屬於香港市民，正正反映了「自然隸屬於人類」的態度，相信人處於比自然環境較高級之位，對大自然有控制及使用權，這正是一次一次出現破壞環境事件的原因。
很多人不許魯連城霸佔大浪西灣，因為她是屬於廣大的香港市民，大家也可以到那裏郊遊玩樂。說穿了，是不欲自己對大浪西灣的使用權被剝奪。
大家也在爭玩具
如此，大家視自然就如可以爭來爭去的玩具。情形就似小孩子在爭玩具洋娃娃，爭的兩方是魯先生和香港市民。兩方面都很愛洋娃娃，因為它可以為大家帶來歡樂，但兩者愛它的方式有所不同。魯先生認為先要將洋娃娃據為己有，然後將其整容隆胸，變成人工「美女」來表達愛意；被搶去玩具的市民心有不甘，一方面認為洋娃娃屬於全部人，每個人也可以抱抱洋娃娃，另一方面認為洋娃娃本身的模樣才是美，因而痛斥魯連城將洋娃娃改頭換面，喊要搶回它以便以保護及玩它。這樣，兩方也只是因為洋娃娃令他們開心，才會爭奪它的擁有及使用權。洋娃娃的價值在此只是由人類賦予給它；只要人類不再喜歡它，她就沒有被保護的必要了。
大自然絕不是玩具
自然有獨立的存在價值，不是任何人的玩具，不需要人覺得她好玩才值得保護。自然是一個包括不同生物圈的系統，人只是其中一員。我們並不擁有她，因我們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偏偏我們這位成員，愛當自然的「大佬」，以為自己擁有自然，然後肆意破壞她的運作。當然，有些人類明白保護自然系統的重要性，所以會強烈譴責任何破壞的行為。不過，我們要保護她，卻不一定要先擁有她，因為沒有人類的「擁有」，她也可以順利運作。如果大家一直持有「自然隸屬於人類」的價值觀，就會令「霸佔自然」的思想繼續滋長。魯主席固然不可以獨霸天然，而所有人也不應視自己為自然的擁有者。
只愛美麗的大浪西灣
另外，有人高呼： 「大浪西灣是香港美麗的後花園，是大眾的遠足好去處，不許被破壞！」如此看來，環境對人只有功能性，因為大浪西灣的美景令人心曠神怡，所以我們才珍愛她。
難道保護環境的理由只是基於「美麗」這個的主觀價值上嗎？有人認為大浪西灣是「美麗的海灣」，所以我們不容許破壞。要是有人主觀地覺得綠水青山的大浪西灣奇醜無比，就可以肆意破壞嗎？這樣的環保只是基於人的主觀意願，而非本於客觀事實。
我不是要否定「大自然很美」這個價值，而是想點出人們強調「大自然之美」，只能以情感角度感染別人愛上自然，但若要用以譴責破壞環境行為，卻不是強力的理據。
保護環境的真意義，是了解大自然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任何一環出現問題，也會影響圈中其他生命。因此，每位成員也有責任維持自然的平衡，不作出破壞系統運作的事。保護環境是人的責任，而不是因為大自然為我們提供美景或郊遊好去處等「利益」才高呼保護大浪西灣。只要是破壞了自然運作的事，人本身也有責任阻止破壞行為，不管大浪西灣美麗與否。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綠色天地外務副會長、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學生
A28 | MP+觀點 | By 羅慧茵 2010-08-02
大浪西灣不屬於我們
大浪西灣不是魯連城的，也不屬於你或我。
我們要保護大浪西灣，不是因為她屬於人類，也不是因為「貪圖」她的「美色」，而是因為人是自然的其中一員。
擁有及使用權之爭
其實，強調大浪西灣屬於香港市民，正正反映了「自然隸屬於人類」的態度，相信人處於比自然環境較高級之位，對大自然有控制及使用權，這正是一次一次出現破壞環境事件的原因。
很多人不許魯連城霸佔大浪西灣，因為她是屬於廣大的香港市民，大家也可以到那裏郊遊玩樂。說穿了，是不欲自己對大浪西灣的使用權被剝奪。
大家也在爭玩具
如此，大家視自然就如可以爭來爭去的玩具。情形就似小孩子在爭玩具洋娃娃，爭的兩方是魯先生和香港市民。兩方面都很愛洋娃娃，因為它可以為大家帶來歡樂，但兩者愛它的方式有所不同。魯先生認為先要將洋娃娃據為己有，然後將其整容隆胸，變成人工「美女」來表達愛意；被搶去玩具的市民心有不甘，一方面認為洋娃娃屬於全部人，每個人也可以抱抱洋娃娃，另一方面認為洋娃娃本身的模樣才是美，因而痛斥魯連城將洋娃娃改頭換面，喊要搶回它以便以保護及玩它。這樣，兩方也只是因為洋娃娃令他們開心，才會爭奪它的擁有及使用權。洋娃娃的價值在此只是由人類賦予給它；只要人類不再喜歡它，她就沒有被保護的必要了。
大自然絕不是玩具
自然有獨立的存在價值，不是任何人的玩具，不需要人覺得她好玩才值得保護。自然是一個包括不同生物圈的系統，人只是其中一員。我們並不擁有她，因我們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偏偏我們這位成員，愛當自然的「大佬」，以為自己擁有自然，然後肆意破壞她的運作。當然，有些人類明白保護自然系統的重要性，所以會強烈譴責任何破壞的行為。不過，我們要保護她，卻不一定要先擁有她，因為沒有人類的「擁有」，她也可以順利運作。如果大家一直持有「自然隸屬於人類」的價值觀，就會令「霸佔自然」的思想繼續滋長。魯主席固然不可以獨霸天然，而所有人也不應視自己為自然的擁有者。
只愛美麗的大浪西灣
另外，有人高呼： 「大浪西灣是香港美麗的後花園，是大眾的遠足好去處，不許被破壞！」如此看來，環境對人只有功能性，因為大浪西灣的美景令人心曠神怡，所以我們才珍愛她。
難道保護環境的理由只是基於「美麗」這個的主觀價值上嗎？有人認為大浪西灣是「美麗的海灣」，所以我們不容許破壞。要是有人主觀地覺得綠水青山的大浪西灣奇醜無比，就可以肆意破壞嗎？這樣的環保只是基於人的主觀意願，而非本於客觀事實。
我不是要否定「大自然很美」這個價值，而是想點出人們強調「大自然之美」，只能以情感角度感染別人愛上自然，但若要用以譴責破壞環境行為，卻不是強力的理據。
保護環境的真意義，是了解大自然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任何一環出現問題，也會影響圈中其他生命。因此，每位成員也有責任維持自然的平衡，不作出破壞系統運作的事。保護環境是人的責任，而不是因為大自然為我們提供美景或郊遊好去處等「利益」才高呼保護大浪西灣。只要是破壞了自然運作的事，人本身也有責任阻止破壞行為，不管大浪西灣美麗與否。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綠色天地外務副會長、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學生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By 田永德 2010-08-02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編按：上月初廣州市政協為迎接年底亞運而提交「建議廣州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報告，激發廣州市民多次上街遊行「撐粵語」，引起廣泛關注，昨日廣州、香港同步舉行的「省港齊撐粵大行動」亦召集了兩地合共逾千人參加。「世紀版」今明兩日刊載兩名撐粵語的外省人的看法，讓讀者更了解事件。
保護粵語的緣起
7 月25 日，在中國的歷史上會不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一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將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知道7 月25 日的「保護粵語」活動，至少是在十天以前了。朋友們聊天，談到為什麼要保護粵語時，我這個北方人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我聽不懂粵語，但是我知道它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雖然它現在不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曾經輝煌過；雖然北方人聽不懂，但是從朋友們的介紹中，我也知道了粵語有9 個音調，比起普通話來，豐富多了，也好聽多了。
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諾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套用這句話後可以這麼說：全民的才是平等的。中國官員的強權思想主宰他們的一切思維，因此那位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的提案—— 亞運會今年11 月要在廣州舉行，建議在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和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新聞播音，由粵語改為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為辦好廣州亞運會創造條件——就成了民眾反映如此強烈的主要原因之一了。這並不是我自己這麼說，而是網絡上的網民反應。我在網上看完這些留言跟帖後，只能用會心一笑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了。
此前，朋友們曾談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保護粵語活動的想法，我個人的觀點是：雖然我是個北方人，不但不會說粵語，而且還聽不懂一個字的粵語；但是我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處於很艱難的境地了。不論是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還是從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對民族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上，都能看出這種趨勢。而那位用強權思維思考問題的政協委員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不但表示出了這種習慣性強權思維，也說明了某些政府官員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漠視及忽略。我們做不了更多，但是我們能從最實際最微小處手，保護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使它的多樣性體現出來。多元，在中國是一個晦澀的詞彙，它讓我們體會到了什麼是強權，即使是為了不服從強權，我也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廣州本地朋友說：粵語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保留了很多魏晉時期的風骨、古代白話文的修飾方法、訓詁學、音韻學、語法結構等等，讓這麼有文化底蘊的語言在某一時段被強行限制出現，這是對粵語的侮辱。且，粵語並沒有損害別的語言的發展，健康的語言環境的具體體現是各地方語言的平等對待。如果此次不保護粵語，下一次被強行限制的將會是什麼？我很擔憂！
阻警抓人群情激昂
下午5 點過幾分，我到達地鐵江南西站還沒有從A 出口出來時，給朋友鄭創添打了電話，他說： 「我現在正在被幾個便衣揪，想要拽我離開。很多圍觀的人都不讓他們把我帶走，都在推擠這些便衣，另一個朋友已經和便衣吵起來了，你快來！」我從A 口上去時，看到很多人圍著幾個人在喊什麼，於是便想要進人群的中心找到我的朋友，但是我被保安和便衣阻攔了，理由是現在正在發生突發事件，不方便我進去。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個地方鑽了進去。進去後，看到穿著「言論無罪」字樣文化衫的鄭創添正被幾個便衣揪，和他說的一模一樣。由於擔心他被帶走，我擠進了人群中心，在便衣們的身後推，同時大喊：不能讓他們把人帶走！因為我擔心他一旦被帶走，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麼多人面前，便衣們是不敢把他怎麼樣的。聽到我的聲音，人群的聲音更大了，我聽不懂人群中的廣東話在喊什麼，但是我同他們一起舉起了拳頭，自己喊：抗議，抗議！
現場，人愈聚愈多，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5000 人左右。
突然，我發現，在我周圍的人大部分是80 後90 後，他們年輕的臉龐上閃現唯有在這種場合中才會有的神采。而每當便衣們向人群邊緣移動一步，這些年輕人便將鄭創添推回人群中心，想要阻止他被帶走。那一刻，我真正被感動了。
朋友們在私下聊天時，曾對80 後90後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自私，自我，不負責任，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一刻，這些評論全部被推翻了，連一點痕都沒有。一個網民在跟帖中寫道：……當我們要保衛粵語時，應該先有自我批判。批判之一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很多東西，缺少真正來自底層的文化堅持。批判之二是，現在再也沒有能對大眾高喊一聲「頂硬上」的領導了。雖然這僅是一個人的觀點，但這也足夠說明什麼了。
也許是嗓子喊啞了、累了，也許是我被便衣強行拽離中心，我停止了抗議。但是轉眼，朋友就不見了。我急忙擠出人群，打了鄭創添的電話，看到他安全待在一個角落，被三名便衣看，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時，耳邊再次傳來民眾們的聲音，最為遺憾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伸出來中指的手勢和他們的方向。抬頭看去，江南西A 出口旁邊一座大樓至少4 層以上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名便衣和一名穿著警服的警察在用攝像機攝像。大家都用最為鄙夷的神情和手勢對這三位拍攝者，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這三位拍攝者卻一直堅持。後來朋友說，他們是帶任務的，雖然他們不像馬路對面穿便裝的拍攝者，由於看到大家對他們伸出中指抗議就躲開了，但是他們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的。我想，這不能怪這些民眾吧。
現在反思還來得及
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特定利益相關方的情下，公民權利的自我訴求與自發爭取的事件。可以看到，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自發性運動。因為，最初的所謂粵語風波，給最後實際參與的民眾並沒有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利益損害。民眾之所以在7.25 這一天自發性（這也可以從現場的無組織性、準備工作明顯不足反映出來）進行民權的主動訴求與捍衛，正是他們內心一種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我想，朋友說出了我的觀點，要不為什麼那天的主體人群是80 後90後呢？他們其實是沒有（或者很少）深厚的社會閱歷、敏銳的政治觀點、有目的的行動策略，但是他們在那一天，表現出了年輕人應該有的熱情。
如果說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一些類似的場景的話，那只能說那些已經成為了悲情的歷史。而這些悲情的歷史，並沒有導致一些事物的質的改變。而這次是否將會有質的改變，則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拭目以待。
文∕田永德
田永德，內蒙古人，近年不斷參與維權活動，2007 年成為「公民記者」，在各網站發布維權信息。09 年曾被國家安全局關押4 天，後以「監視居住半年」釋放。
明日預告從「草泥馬」到「掉哪媽」：荒謬中國的註腳文．郁翔
D04 | 副刊世紀 | By 田永德 2010-08-02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編按：上月初廣州市政協為迎接年底亞運而提交「建議廣州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報告，激發廣州市民多次上街遊行「撐粵語」，引起廣泛關注，昨日廣州、香港同步舉行的「省港齊撐粵大行動」亦召集了兩地合共逾千人參加。「世紀版」今明兩日刊載兩名撐粵語的外省人的看法，讓讀者更了解事件。
保護粵語的緣起
7 月25 日，在中國的歷史上會不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一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將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知道7 月25 日的「保護粵語」活動，至少是在十天以前了。朋友們聊天，談到為什麼要保護粵語時，我這個北方人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我聽不懂粵語，但是我知道它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雖然它現在不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曾經輝煌過；雖然北方人聽不懂，但是從朋友們的介紹中，我也知道了粵語有9 個音調，比起普通話來，豐富多了，也好聽多了。
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諾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套用這句話後可以這麼說：全民的才是平等的。中國官員的強權思想主宰他們的一切思維，因此那位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的提案—— 亞運會今年11 月要在廣州舉行，建議在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和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新聞播音，由粵語改為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為辦好廣州亞運會創造條件——就成了民眾反映如此強烈的主要原因之一了。這並不是我自己這麼說，而是網絡上的網民反應。我在網上看完這些留言跟帖後，只能用會心一笑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了。
此前，朋友們曾談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保護粵語活動的想法，我個人的觀點是：雖然我是個北方人，不但不會說粵語，而且還聽不懂一個字的粵語；但是我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處於很艱難的境地了。不論是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還是從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對民族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上，都能看出這種趨勢。而那位用強權思維思考問題的政協委員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不但表示出了這種習慣性強權思維，也說明了某些政府官員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漠視及忽略。我們做不了更多，但是我們能從最實際最微小處手，保護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使它的多樣性體現出來。多元，在中國是一個晦澀的詞彙，它讓我們體會到了什麼是強權，即使是為了不服從強權，我也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廣州本地朋友說：粵語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保留了很多魏晉時期的風骨、古代白話文的修飾方法、訓詁學、音韻學、語法結構等等，讓這麼有文化底蘊的語言在某一時段被強行限制出現，這是對粵語的侮辱。且，粵語並沒有損害別的語言的發展，健康的語言環境的具體體現是各地方語言的平等對待。如果此次不保護粵語，下一次被強行限制的將會是什麼？我很擔憂！
阻警抓人群情激昂
下午5 點過幾分，我到達地鐵江南西站還沒有從A 出口出來時，給朋友鄭創添打了電話，他說： 「我現在正在被幾個便衣揪，想要拽我離開。很多圍觀的人都不讓他們把我帶走，都在推擠這些便衣，另一個朋友已經和便衣吵起來了，你快來！」我從A 口上去時，看到很多人圍著幾個人在喊什麼，於是便想要進人群的中心找到我的朋友，但是我被保安和便衣阻攔了，理由是現在正在發生突發事件，不方便我進去。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個地方鑽了進去。進去後，看到穿著「言論無罪」字樣文化衫的鄭創添正被幾個便衣揪，和他說的一模一樣。由於擔心他被帶走，我擠進了人群中心，在便衣們的身後推，同時大喊：不能讓他們把人帶走！因為我擔心他一旦被帶走，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麼多人面前，便衣們是不敢把他怎麼樣的。聽到我的聲音，人群的聲音更大了，我聽不懂人群中的廣東話在喊什麼，但是我同他們一起舉起了拳頭，自己喊：抗議，抗議！
現場，人愈聚愈多，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5000 人左右。
突然，我發現，在我周圍的人大部分是80 後90 後，他們年輕的臉龐上閃現唯有在這種場合中才會有的神采。而每當便衣們向人群邊緣移動一步，這些年輕人便將鄭創添推回人群中心，想要阻止他被帶走。那一刻，我真正被感動了。
朋友們在私下聊天時，曾對80 後90後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自私，自我，不負責任，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一刻，這些評論全部被推翻了，連一點痕都沒有。一個網民在跟帖中寫道：……當我們要保衛粵語時，應該先有自我批判。批判之一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很多東西，缺少真正來自底層的文化堅持。批判之二是，現在再也沒有能對大眾高喊一聲「頂硬上」的領導了。雖然這僅是一個人的觀點，但這也足夠說明什麼了。
也許是嗓子喊啞了、累了，也許是我被便衣強行拽離中心，我停止了抗議。但是轉眼，朋友就不見了。我急忙擠出人群，打了鄭創添的電話，看到他安全待在一個角落，被三名便衣看，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時，耳邊再次傳來民眾們的聲音，最為遺憾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伸出來中指的手勢和他們的方向。抬頭看去，江南西A 出口旁邊一座大樓至少4 層以上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名便衣和一名穿著警服的警察在用攝像機攝像。大家都用最為鄙夷的神情和手勢對這三位拍攝者，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這三位拍攝者卻一直堅持。後來朋友說，他們是帶任務的，雖然他們不像馬路對面穿便裝的拍攝者，由於看到大家對他們伸出中指抗議就躲開了，但是他們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的。我想，這不能怪這些民眾吧。
現在反思還來得及
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特定利益相關方的情下，公民權利的自我訴求與自發爭取的事件。可以看到，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自發性運動。因為，最初的所謂粵語風波，給最後實際參與的民眾並沒有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利益損害。民眾之所以在7.25 這一天自發性（這也可以從現場的無組織性、準備工作明顯不足反映出來）進行民權的主動訴求與捍衛，正是他們內心一種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我想，朋友說出了我的觀點，要不為什麼那天的主體人群是80 後90後呢？他們其實是沒有（或者很少）深厚的社會閱歷、敏銳的政治觀點、有目的的行動策略，但是他們在那一天，表現出了年輕人應該有的熱情。
如果說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一些類似的場景的話，那只能說那些已經成為了悲情的歷史。而這些悲情的歷史，並沒有導致一些事物的質的改變。而這次是否將會有質的改變，則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拭目以待。
文∕田永德
田永德，內蒙古人，近年不斷參與維權活動，2007 年成為「公民記者」，在各網站發布維權信息。09 年曾被國家安全局關押4 天，後以「監視居住半年」釋放。
明日預告從「草泥馬」到「掉哪媽」：荒謬中國的註腳文．郁翔
從草泥馬到 掉娜媽︰荒謬中國的註腳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粵戰．2010 | By 郁翔 2010-08-03
從草泥馬到 掉娜媽︰荒謬中國的註腳
「掉哪媽」會變成新的「草泥馬」嗎？
我覺得很可能會。為什麼不呢？既然「草泥馬」這隻可愛的「馬」能讓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都心領神會， 「掉哪媽」這麼生猛威武的「媽」，也說不定很快會讓不說粵語的中國人都會心一笑，很黃很暴力的背面，可以是很潮很公民。網絡上那個楚楚動人的神獸家族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媽了。這兩個詞背後的故事，給中國年輕一代的才智勇氣、這個時代的荒誕感做了十分生動的註腳。
保衛戰階段還未到
在廣州生活了五年多，仍然沒有學會粵語，但聽起來大致都沒問題，畢竟從小到大聽過那麼多粵語歌、看過那麼多粵語電影，在卡拉OK 唱過那麼多陳百強、Beyond、黃耀明。所以，懷對粵語流行文化的親切感，我一個江南人在廣州生活，似乎也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困難和錯愕，也沒感覺到廣州人排外。雖然我從小接觸的粵語文化並不來自廣州，而是來自隔壁的香港，但還是容易愛屋及烏地喜歡廣州保護得相當不錯的老城區嶺南建築（當然是相對於其他大城市的大變臉而言）。說實話，每次跟廣州本地人說普通話還挺理直氣壯的，心想普通話這麼普通的話，你聽不懂大概是你問題。但心裏面也是平衡的，我要是跟你說江南話才是「雞同鴨講」，幸好咱們都懂點普通的話。其實，廣州人的普通話經過多年大力「推普」，水平已經相當不錯，粵普切換，跟換台一樣自然。所以這次成為導火線的政協提議說要把原來的粵語台改成普通話台，是多此一舉，全國各地的地方台都被「普通化」了，還差這一兩個也非要納入洪流嗎？這不是把本來和諧的事人為對立起來嗎？我想這一定不是那位政協委員的本意。這次廣州江南西發生的八十後集體歌頌「掉哪媽」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警察沒有打人、拉人，似乎比香港還要進步，希望這樣的事情能成為好傳統，發揚光大下去。我覺得廣州的年輕人做得還是很有創意和幽默感的。有幽默感，是因為沒有機心，我不同意認為這事是沒事找事借題發揮的陰謀論，誰看到袁大將軍「掉哪媽！頂硬上！」這麼威武鮮活的墓誌銘給刨了，小學生說家裏話就當不了班幹部了（這不是逼小朋友們連說話都要功利算計嘛），誰心裏面不想罵娘？也難以想像粵語肥皂劇都要以亞運會的崇高名義改說普通話肥皂劇。這事怎麼這麼不對勁啊，怎麼一邊說著要善待粵劇大師、保護嶺南文化， 一邊又幹著相反的事，難道提升嶺南文化的方法是鼓勵小朋友不說粵語？××，到底想幹嘛？有人在網上一提議，就呼啦一下湧去了幾千人。這事，妙就妙在大家一起光明磊落的喊「掉哪媽」，那一剎絕妙的行為藝術，就發生在廣州的鬧市街頭，大概艾未未也未必想得到，想得到也未必做得到吧？至於是否到了「粵語保衛戰」那麼嚴峻的地步，似乎有點人家還沒打你，你就先自己趴下說警察打人了的感覺，不太有品。好的行動派要有好的行動，不能無限上綱。「粵語保衛戰」的提法，也許有某種香港人對被邊緣化恐懼的折射。
另外，我也不同意這事是少數人小題大作無事生非，某種程度上，恰好印證廣州公民社會的生機與好處，這麼重要的公共決策，市民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只是這種平台太稀少，所以大家只能散散步，喊喊袁大將軍的名言。廣州的媒體發達，可以籠絡全國各地的人才競相投奔，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有一個相對寬闊的言論表達空間，有容得下這樣空間的民間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互動。此前，番禺業主戴防毒面罩遊行反對新建垃圾焚燒廠，並給政府提建議，實行垃圾分類處理解決生活垃圾激增問題，得到良性的回應，嶺南的政治文明程度與中國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相比，高低立見。
至於粵語是否優於普通話，這跟普通話是否該普及到小學、普及到老祖宗的墓誌銘，甚至跟推廣普通話與讓廣州人繼續白天黑夜的說粵語是否矛盾，完全是兩回事。有香港學者總結粵語較現代漢語的諸多語言學優點，我很理解和尊重他愛粵語的心， 不過， 這無助於阻止粗暴推廣普通話，反而也會把原本並不對立的事情對立起來，好心幫倒忙。
「普通」新方言與啞巴英語普通話和粵語如何共存共榮這事，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也很簡單，不一定非得用上語言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等的理論。小時候，大家都說母語，所謂母語，就是媽媽說的話，牙牙學語學的話，都是嬰兒的耳朵不由自主聽來的方言。等到開始上學要認字了，才學一種叫普通話的新方言。記得鎮上的小學、初中，大部分老師還是用方言上課，大概除了語文老師，大家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大問題。等到上了縣城的高中，各個鄉鎮口音有異的同學聚在一個班，大家才覺得需要說點普通話，也沒有老師要求什麼，就是現實的需要。不過大多數時候，同學之間還是喜歡說自己鎮的方言，聽起來意思都能懂，只是有些不同的聲調和個別發音奇怪的字，要好的同學還互相學幾句。後來到省會上大學，同學間出現了南北完全不同的方言系統，普通話自然而然成為溝通的必需，也用不學校要求。我想，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因為有溝通的現實需要，語言才被需要，一個大家都能懂的普通話，才成為各地方言的最大公約數。
相反的例子可以看看中國人學英語，大陸的學生經常被批評，在學校學了那麼多年的英語，仍然是不會開口的啞巴英語。原因不是很簡單嗎，就是因為沒有溝通的需要。根本不是學生不夠聰明不夠勤奮。中學歷史教科書上說，秦始皇的偉大功績之一是書同文，那也只是統一了書寫，那時候的人員流動根本沒有統一說話的需要，而且古代官話也試過按照區域劃分成好幾種。直到現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不是用湖南話宣布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大概也是因為不需要問全國人民同不同意，毋須溝通，也就不需要那個最大公約數。
繼續有趣吧：別政治化……
所以，不要讓這麼有創意的事情變得政治化（在大陸，什麼事一政治化就變得無聊，因為政治只有一種嘛，這是八十後都懂的道理），應該讓「掉哪媽」像「草泥馬」那樣，繼續成為一件有趣的事，大家茶餘飯後能調侃一下，嘲笑一下，沉思一下。幽默而快樂的反抗並不容易，但為自己心愛的東西保護好自己的脾氣和腦袋，確實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
近期因亞運舉辦、「推普」等事件引發的廣州城變遷，有網客設計了「崛起廣州」標誌，以五羊城像被搗碎為象徵。撐粵語運動亦有參與者穿著此標誌的T-shirt。
文∕郁翔
內地文化評論人，曾任南方報業編輯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粵戰．2010 | By 郁翔 2010-08-03
從草泥馬到 掉娜媽︰荒謬中國的註腳
「掉哪媽」會變成新的「草泥馬」嗎？
我覺得很可能會。為什麼不呢？既然「草泥馬」這隻可愛的「馬」能讓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都心領神會， 「掉哪媽」這麼生猛威武的「媽」，也說不定很快會讓不說粵語的中國人都會心一笑，很黃很暴力的背面，可以是很潮很公民。網絡上那個楚楚動人的神獸家族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媽了。這兩個詞背後的故事，給中國年輕一代的才智勇氣、這個時代的荒誕感做了十分生動的註腳。
保衛戰階段還未到
在廣州生活了五年多，仍然沒有學會粵語，但聽起來大致都沒問題，畢竟從小到大聽過那麼多粵語歌、看過那麼多粵語電影，在卡拉OK 唱過那麼多陳百強、Beyond、黃耀明。所以，懷對粵語流行文化的親切感，我一個江南人在廣州生活，似乎也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困難和錯愕，也沒感覺到廣州人排外。雖然我從小接觸的粵語文化並不來自廣州，而是來自隔壁的香港，但還是容易愛屋及烏地喜歡廣州保護得相當不錯的老城區嶺南建築（當然是相對於其他大城市的大變臉而言）。說實話，每次跟廣州本地人說普通話還挺理直氣壯的，心想普通話這麼普通的話，你聽不懂大概是你問題。但心裏面也是平衡的，我要是跟你說江南話才是「雞同鴨講」，幸好咱們都懂點普通的話。其實，廣州人的普通話經過多年大力「推普」，水平已經相當不錯，粵普切換，跟換台一樣自然。所以這次成為導火線的政協提議說要把原來的粵語台改成普通話台，是多此一舉，全國各地的地方台都被「普通化」了，還差這一兩個也非要納入洪流嗎？這不是把本來和諧的事人為對立起來嗎？我想這一定不是那位政協委員的本意。這次廣州江南西發生的八十後集體歌頌「掉哪媽」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警察沒有打人、拉人，似乎比香港還要進步，希望這樣的事情能成為好傳統，發揚光大下去。我覺得廣州的年輕人做得還是很有創意和幽默感的。有幽默感，是因為沒有機心，我不同意認為這事是沒事找事借題發揮的陰謀論，誰看到袁大將軍「掉哪媽！頂硬上！」這麼威武鮮活的墓誌銘給刨了，小學生說家裏話就當不了班幹部了（這不是逼小朋友們連說話都要功利算計嘛），誰心裏面不想罵娘？也難以想像粵語肥皂劇都要以亞運會的崇高名義改說普通話肥皂劇。這事怎麼這麼不對勁啊，怎麼一邊說著要善待粵劇大師、保護嶺南文化， 一邊又幹著相反的事，難道提升嶺南文化的方法是鼓勵小朋友不說粵語？××，到底想幹嘛？有人在網上一提議，就呼啦一下湧去了幾千人。這事，妙就妙在大家一起光明磊落的喊「掉哪媽」，那一剎絕妙的行為藝術，就發生在廣州的鬧市街頭，大概艾未未也未必想得到，想得到也未必做得到吧？至於是否到了「粵語保衛戰」那麼嚴峻的地步，似乎有點人家還沒打你，你就先自己趴下說警察打人了的感覺，不太有品。好的行動派要有好的行動，不能無限上綱。「粵語保衛戰」的提法，也許有某種香港人對被邊緣化恐懼的折射。
另外，我也不同意這事是少數人小題大作無事生非，某種程度上，恰好印證廣州公民社會的生機與好處，這麼重要的公共決策，市民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只是這種平台太稀少，所以大家只能散散步，喊喊袁大將軍的名言。廣州的媒體發達，可以籠絡全國各地的人才競相投奔，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有一個相對寬闊的言論表達空間，有容得下這樣空間的民間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互動。此前，番禺業主戴防毒面罩遊行反對新建垃圾焚燒廠，並給政府提建議，實行垃圾分類處理解決生活垃圾激增問題，得到良性的回應，嶺南的政治文明程度與中國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相比，高低立見。
至於粵語是否優於普通話，這跟普通話是否該普及到小學、普及到老祖宗的墓誌銘，甚至跟推廣普通話與讓廣州人繼續白天黑夜的說粵語是否矛盾，完全是兩回事。有香港學者總結粵語較現代漢語的諸多語言學優點，我很理解和尊重他愛粵語的心， 不過， 這無助於阻止粗暴推廣普通話，反而也會把原本並不對立的事情對立起來，好心幫倒忙。
「普通」新方言與啞巴英語普通話和粵語如何共存共榮這事，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也很簡單，不一定非得用上語言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等的理論。小時候，大家都說母語，所謂母語，就是媽媽說的話，牙牙學語學的話，都是嬰兒的耳朵不由自主聽來的方言。等到開始上學要認字了，才學一種叫普通話的新方言。記得鎮上的小學、初中，大部分老師還是用方言上課，大概除了語文老師，大家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大問題。等到上了縣城的高中，各個鄉鎮口音有異的同學聚在一個班，大家才覺得需要說點普通話，也沒有老師要求什麼，就是現實的需要。不過大多數時候，同學之間還是喜歡說自己鎮的方言，聽起來意思都能懂，只是有些不同的聲調和個別發音奇怪的字，要好的同學還互相學幾句。後來到省會上大學，同學間出現了南北完全不同的方言系統，普通話自然而然成為溝通的必需，也用不學校要求。我想，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因為有溝通的現實需要，語言才被需要，一個大家都能懂的普通話，才成為各地方言的最大公約數。
相反的例子可以看看中國人學英語，大陸的學生經常被批評，在學校學了那麼多年的英語，仍然是不會開口的啞巴英語。原因不是很簡單嗎，就是因為沒有溝通的需要。根本不是學生不夠聰明不夠勤奮。中學歷史教科書上說，秦始皇的偉大功績之一是書同文，那也只是統一了書寫，那時候的人員流動根本沒有統一說話的需要，而且古代官話也試過按照區域劃分成好幾種。直到現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不是用湖南話宣布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大概也是因為不需要問全國人民同不同意，毋須溝通，也就不需要那個最大公約數。
繼續有趣吧：別政治化……
所以，不要讓這麼有創意的事情變得政治化（在大陸，什麼事一政治化就變得無聊，因為政治只有一種嘛，這是八十後都懂的道理），應該讓「掉哪媽」像「草泥馬」那樣，繼續成為一件有趣的事，大家茶餘飯後能調侃一下，嘲笑一下，沉思一下。幽默而快樂的反抗並不容易，但為自己心愛的東西保護好自己的脾氣和腦袋，確實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
近期因亞運舉辦、「推普」等事件引發的廣州城變遷，有網客設計了「崛起廣州」標誌，以五羊城像被搗碎為象徵。撐粵語運動亦有參與者穿著此標誌的T-shirt。
文∕郁翔
內地文化評論人，曾任南方報業編輯
旅議會被批自我監管 政府擬修例 議員促直接掌「釘牌」大權
明報
A09 | 港聞 | 特稿 | By 盧曼思 2010-08-03
旅議會被批自我監管 政府擬修例 議員促直接掌「釘牌」大權
連串內地訪港旅行團被強迫購物事故，令人關注旅遊業議會功能。據了解，旅遊事務署已決定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更明確指出旅議會在規管架構中的角色。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將趁機透過修例迫使旅行社發牌機制與旅議會脫勾，讓政府全力負起監管責任，日後再發生客事件，政府可直接掌控「釘牌」生殺大權，毋須先由旅議會決定。
明報記者盧曼思
旅社東主：旅議會強徵費違基本法
本地旅行社「綜匯旅遊」東主洪潤源，過去10 年不斷質疑《旅行代理商條例》中，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旅遊業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是違反《基本法》27 條列明的結社自由，數月前他更去信國務院港澳辦指控現有安排「不合法」。
去信不久，洪便獲旅遊事務署接見，官員在會面中向他提及修例，故洪暫擱下司法覆核。但他又質疑現行條例強制向旅行社徵費，補貼議會營運違反《基本法》。（見另文）
旅遊事務署發言人向本報證實，政府法律意見認為，要明確表述議會在規管架構中作為公共組織的角色，署方遂決定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清楚寫明其議會角色，正研究修改範圍及細節，並會在修例過程中考慮旅遊界意見，望盡提交草案。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明，旅議會權限是「監管會員」，一旦「加入旅議會」不再成為旅行社發牌的先決條件，政府要考慮如何延伸監管日後的「非會員」。
旅議會於1978 年成立，以「商會」定位保障旅行社利益。1985 年政府制訂《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出境旅行社必須領取牌照。3 年後修例，規定旅行社必須先成為議會會員，才可以申領牌照合法經營業務，至2002 年涵蓋入境團旅行社。
曾任公務員的洪潤源，60 年代末加入政府20 年，曾任司法機構檢控員，故熟悉法律條文。他87 年離開政府創辦「綜匯旅遊」。
質疑現時須入商會才發牌
洪潤源質疑： 「既然旅議會是商會，政府憑什麼理據要旅行社必先加入商會，才獲發牌？」他認為，政府以加入旅議會作為發牌條件，間接助長行業勢力，令業內既得利益者故步自封。他認為，一旦發牌與旅議會脫勾，日後若再發生客事件，政府可即時向違規旅行社釘牌，而毋須經過旅議會一班『自己人』。」
議員：成立獨立機構發牌規管
旅遊界議員謝偉俊認為，旅議會以商會身分來監管全港旅遊業，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腳，建議政府成立獨立法定機構，專責發牌及規管旅行社和導遊。民主黨張文光認為，政府應立即取消「架疊屋」式的發牌機制，交由立法會重新訂立旅遊監管法例，再由政府執行。工聯會王國興說，旅議會被批評「自己人管自己人」多時，現在是時候作徹底改變，否則難以剷除行業根深柢固的陋習。
學者：律師公會規定類似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認為，《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但是否違反《基本法》27 條結社自由則有爭議。原因是世界上很多專業團體也有類似規定，如香港大律師公會，有關規定不但保障工會進行勞資談判（collectivebargain），同時賦予一些非法定組織有足夠權力，調查成員紀律問題。他又稱，一些非法定團體如旅遊業議會，必須由會員賦予權力，以調查成員的懷疑違規行為，故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會籍的規定有一定理由。
綜匯旅遊東主洪潤源質疑
《旅行代理商條例》：
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旅遊業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違反《基本法》第27 條列明： 「結社自由」
容許旅遊業議會向持牌旅行社徵費，以作為旅議會的營運開支——違反《基本法》第105 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
若當局拒絕承認《旅行代理商條例》抵觸上述兩條《基本法》條文，政府將違反《基本法》第160 條所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A09 | 港聞 | 特稿 | By 盧曼思 2010-08-03
旅議會被批自我監管 政府擬修例 議員促直接掌「釘牌」大權
連串內地訪港旅行團被強迫購物事故，令人關注旅遊業議會功能。據了解，旅遊事務署已決定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更明確指出旅議會在規管架構中的角色。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將趁機透過修例迫使旅行社發牌機制與旅議會脫勾，讓政府全力負起監管責任，日後再發生客事件，政府可直接掌控「釘牌」生殺大權，毋須先由旅議會決定。
明報記者盧曼思
旅社東主：旅議會強徵費違基本法
本地旅行社「綜匯旅遊」東主洪潤源，過去10 年不斷質疑《旅行代理商條例》中，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旅遊業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是違反《基本法》27 條列明的結社自由，數月前他更去信國務院港澳辦指控現有安排「不合法」。
去信不久，洪便獲旅遊事務署接見，官員在會面中向他提及修例，故洪暫擱下司法覆核。但他又質疑現行條例強制向旅行社徵費，補貼議會營運違反《基本法》。（見另文）
旅遊事務署發言人向本報證實，政府法律意見認為，要明確表述議會在規管架構中作為公共組織的角色，署方遂決定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清楚寫明其議會角色，正研究修改範圍及細節，並會在修例過程中考慮旅遊界意見，望盡提交草案。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明，旅議會權限是「監管會員」，一旦「加入旅議會」不再成為旅行社發牌的先決條件，政府要考慮如何延伸監管日後的「非會員」。
旅議會於1978 年成立，以「商會」定位保障旅行社利益。1985 年政府制訂《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出境旅行社必須領取牌照。3 年後修例，規定旅行社必須先成為議會會員，才可以申領牌照合法經營業務，至2002 年涵蓋入境團旅行社。
曾任公務員的洪潤源，60 年代末加入政府20 年，曾任司法機構檢控員，故熟悉法律條文。他87 年離開政府創辦「綜匯旅遊」。
質疑現時須入商會才發牌
洪潤源質疑： 「既然旅議會是商會，政府憑什麼理據要旅行社必先加入商會，才獲發牌？」他認為，政府以加入旅議會作為發牌條件，間接助長行業勢力，令業內既得利益者故步自封。他認為，一旦發牌與旅議會脫勾，日後若再發生客事件，政府可即時向違規旅行社釘牌，而毋須經過旅議會一班『自己人』。」
議員：成立獨立機構發牌規管
旅遊界議員謝偉俊認為，旅議會以商會身分來監管全港旅遊業，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腳，建議政府成立獨立法定機構，專責發牌及規管旅行社和導遊。民主黨張文光認為，政府應立即取消「架疊屋」式的發牌機制，交由立法會重新訂立旅遊監管法例，再由政府執行。工聯會王國興說，旅議會被批評「自己人管自己人」多時，現在是時候作徹底改變，否則難以剷除行業根深柢固的陋習。
學者：律師公會規定類似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認為，《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但是否違反《基本法》27 條結社自由則有爭議。原因是世界上很多專業團體也有類似規定，如香港大律師公會，有關規定不但保障工會進行勞資談判（collectivebargain），同時賦予一些非法定組織有足夠權力，調查成員紀律問題。他又稱，一些非法定團體如旅遊業議會，必須由會員賦予權力，以調查成員的懷疑違規行為，故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會籍的規定有一定理由。
綜匯旅遊東主洪潤源質疑
《旅行代理商條例》：
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旅遊業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違反《基本法》第27 條列明： 「結社自由」
容許旅遊業議會向持牌旅行社徵費，以作為旅議會的營運開支——違反《基本法》第105 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
若當局拒絕承認《旅行代理商條例》抵觸上述兩條《基本法》條文，政府將違反《基本法》第160 條所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從八達通事件看「監控社會」裏的「被知道」危機
明報
A09 | 港聞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8-03
從八達通事件看「監控社會」裏的「被知道」危機
八達通扯出客戶資料買賣轉移的社會爭議，陳姓女士在立法會回答議員的質詢追問，有時候娥眉倒豎，有時候艷目圓睜，更多的時候則是支吾反覆，提出模稜兩可甚至自相矛盾的含糊答案。到底有沒有違規處理客戶資料？ 她既說「有， 可是……」， 也說「無， 但係……」，顯然欲在語言迷宮的掩護下脫離出逃。
如斯反應答辯，嚴重欠缺誠信，這固跟企業領導者的操守高低有關，屬於必須問責的組織管治問題，但若往較深層次的角度看，其實也突顯了另一組更值得深究、關乎「監控社會」本質的核心概念：信任。
「監控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一詞源創於上世紀80 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大學教授Gary T. Marx 初時研究美國民權和婦運的抗爭歷史，考察警察部門如何利用新興的電腦和攝錄技術協助執法，又如何因為有新技術可用而越規濫權，嚴重影響了社運團體之間的分裂和結盟，其後他把關注範圍擴闊至監控技術與民間社會互動的宏觀層面，對監控社會之成形提出了深刻批判。Marx 之後，美國學界對監控社會的實徵研究漸成氣候，討論議題亦延伸涉及經濟、教育、文化、倫理學等不同範疇。綜觀學者之論，公權力對民間社會的監控企圖和方法，古已有之，並非鮮事，但電子技術之進步構成了「新監控」（new surveillance）之誕生，其特色包括：
一、舊監控者的身分是清晰可辨的，主要是政治權力的操縱階層，新監控者的身分則多元分殊，難以單一確認，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公商皆在，隱身幕後，更糟的是，能夠極容易地把取得的監控資料轉移交換。
二、監控技術是不可壓止或逆轉的科技生產力，高速前進，並且具備一套「自我滋長」的內在運作邏輯，監控者永遠相信必須預先取得愈多的資料愈好，否則難以判定到底是否應該監控和如何進一步監控，而電子技術恰恰可讓他們輕而易舉地達成目的。這就是說，監控技術的高速發展勢態對監控者構成了不可抗拒的自我誘惑，在其眼中，根本沒有「unnecessary information」這種東西，因為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information 都有可能幫助監控者找到真正的「必需資訊」， 換言之， 所有information 都是必需資訊，缺一不可，社會監控的程度由之必然更廣、更深。
三、社會監控的關鍵步驟之一是對被監控者進行分類（sorting），唯有如此，始能對他們各施控制，別忘了surveillance 的中文翻譯為「監」和「控」，監控者不僅意圖察看你，亦努力操控你，而把被監控者分類得愈精密，察看和操控才愈易成功。可是，任何分類行為必然意味「再分類」，因為分類的基本方法是依據某些判準把眾多殊異個體組合為不同類別，只要判準稍變，類別即可重組，而無論你採用什麼判準，肯定有某些個體不符要求而變成漏網之魚或所謂「剩餘物」（residues），難以處理，易引焦慮。因此，監控社會的終極目標必是自我轉型為「自管社會」（self-monitored society），所有個體隨時隨地按照掌權者（不一定是政治權，亦可以是商業權、教育權、文化權）把自我填塞進某些身分標籤之內，按照掌權者的期待方向工作、消費、論政、娛樂…。
如何達成「自管社會」的完美目標？最穩當的做法是令被監控者懂得遺忘、善於遺忘、喜歡遺忘，千萬別記得在眼前既定的判準和標籤以外還可以有、也應該有其他判準和標籤。也就是說，首先不要令被監控者認知到自己受到監控；然後是，讓他們在不察覺被監控的景下接受某些特定的判準和標籤，並用這些判準和標籤來掩蓋其他的可能選項和出路。
由這角度看，監控社會所侵佔的便不止是「私隱」（privacy）而更是「自主」（autonomy），現代城市居民生活在所謂資訊社會裏，長期被四方八面湧來的商業消費或公共生活灌進腦子，此等資訊看似繁複多元，但其實十居其九是經由收集我們的私隱資料並予以精準分析/分類之後（ 市場學家竟美其名為「標靶行銷」，targeted-marketing！）才度身打造出來的罐頭資訊，它們透過各式各樣的宣傳手法告訴被監控者，你屬於哪類人/消費者，你當下身處什麼地方所以應該做些什麼買些什麼看些什麼，來吧，我們為你提供這些商品或服務，但請務必注意，如果你不這樣做，便是「不符類別」，便是「不合主流」，有可能被淘汰、被邊緣化。
加拿大社會學家David Lyon 在《電子眼睛：監控社會之冒起》書內特以專章探討「私隱Vs.自主」的複雜關係，精準地指出，失去私隱只是表象和初階，在消費型的監控社會裏，人民往往被「去技能化」（de-skilling）歷程，愈來愈依賴「feed」到眼前的資訊選項，被餵飼得久了，很難不失去自主的意志和能力；我們以為自己有選擇，其實有的只是被篩選出來的選項，你只能在鳥籠裏自主，而這種自主，如同香港特區的選舉形式，很難叫做真正自主。有沒有看最近大熱的電影《潛行凶間》？那就是了。把一組想法植入別人的腦海，讓對方誤以為是在自主行動，但一切只是自欺欺人。
此外，任何監控行動都意味不信任，公權力也好，商業力也罷，唯有在不信任的前提下才會對市民又監又控，但問題是，誰又可以信任監控者呢？尤其如果被監控者根本不察覺自己被監控或不明白被監控的嚴重性，誰來保護被監控者的利益和自由和生活自選權力呢？尤其我們竟有在立法會公然詭辯說謊的監控者，香港人又怎能重新相信，政府真的有意願也有能力來保障香港人的私隱和自主？尤其消費者常常在填表時看似有權決定提不提供資訊，然而一旦拒絕提供，便會被拒絕於申請門外，如此一來，消費者手裏的所謂決定權到底有多真實又有多虛幻？
或許這樣說好了：在監控社會裏，當我們「被知道」得愈多，其實我們的自主能力愈低和愈脆弱，因為一切皆遭分類操控，因為一切都被度身打造，看似體貼，其實是排除了所有尚未出現的可能性，也就等於，排除了許許多多我們不知道的美好。監控社會，監控生命，我們都是被罩在玻璃瓶裏的飛蛾，只是懵然不知，還以為過得非常快樂。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A09 | 港聞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8-03
從八達通事件看「監控社會」裏的「被知道」危機
八達通扯出客戶資料買賣轉移的社會爭議，陳姓女士在立法會回答議員的質詢追問，有時候娥眉倒豎，有時候艷目圓睜，更多的時候則是支吾反覆，提出模稜兩可甚至自相矛盾的含糊答案。到底有沒有違規處理客戶資料？ 她既說「有， 可是……」， 也說「無， 但係……」，顯然欲在語言迷宮的掩護下脫離出逃。
如斯反應答辯，嚴重欠缺誠信，這固跟企業領導者的操守高低有關，屬於必須問責的組織管治問題，但若往較深層次的角度看，其實也突顯了另一組更值得深究、關乎「監控社會」本質的核心概念：信任。
「監控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一詞源創於上世紀80 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大學教授Gary T. Marx 初時研究美國民權和婦運的抗爭歷史，考察警察部門如何利用新興的電腦和攝錄技術協助執法，又如何因為有新技術可用而越規濫權，嚴重影響了社運團體之間的分裂和結盟，其後他把關注範圍擴闊至監控技術與民間社會互動的宏觀層面，對監控社會之成形提出了深刻批判。Marx 之後，美國學界對監控社會的實徵研究漸成氣候，討論議題亦延伸涉及經濟、教育、文化、倫理學等不同範疇。綜觀學者之論，公權力對民間社會的監控企圖和方法，古已有之，並非鮮事，但電子技術之進步構成了「新監控」（new surveillance）之誕生，其特色包括：
一、舊監控者的身分是清晰可辨的，主要是政治權力的操縱階層，新監控者的身分則多元分殊，難以單一確認，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公商皆在，隱身幕後，更糟的是，能夠極容易地把取得的監控資料轉移交換。
二、監控技術是不可壓止或逆轉的科技生產力，高速前進，並且具備一套「自我滋長」的內在運作邏輯，監控者永遠相信必須預先取得愈多的資料愈好，否則難以判定到底是否應該監控和如何進一步監控，而電子技術恰恰可讓他們輕而易舉地達成目的。這就是說，監控技術的高速發展勢態對監控者構成了不可抗拒的自我誘惑，在其眼中，根本沒有「unnecessary information」這種東西，因為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information 都有可能幫助監控者找到真正的「必需資訊」， 換言之， 所有information 都是必需資訊，缺一不可，社會監控的程度由之必然更廣、更深。
三、社會監控的關鍵步驟之一是對被監控者進行分類（sorting），唯有如此，始能對他們各施控制，別忘了surveillance 的中文翻譯為「監」和「控」，監控者不僅意圖察看你，亦努力操控你，而把被監控者分類得愈精密，察看和操控才愈易成功。可是，任何分類行為必然意味「再分類」，因為分類的基本方法是依據某些判準把眾多殊異個體組合為不同類別，只要判準稍變，類別即可重組，而無論你採用什麼判準，肯定有某些個體不符要求而變成漏網之魚或所謂「剩餘物」（residues），難以處理，易引焦慮。因此，監控社會的終極目標必是自我轉型為「自管社會」（self-monitored society），所有個體隨時隨地按照掌權者（不一定是政治權，亦可以是商業權、教育權、文化權）把自我填塞進某些身分標籤之內，按照掌權者的期待方向工作、消費、論政、娛樂…。
如何達成「自管社會」的完美目標？最穩當的做法是令被監控者懂得遺忘、善於遺忘、喜歡遺忘，千萬別記得在眼前既定的判準和標籤以外還可以有、也應該有其他判準和標籤。也就是說，首先不要令被監控者認知到自己受到監控；然後是，讓他們在不察覺被監控的景下接受某些特定的判準和標籤，並用這些判準和標籤來掩蓋其他的可能選項和出路。
由這角度看，監控社會所侵佔的便不止是「私隱」（privacy）而更是「自主」（autonomy），現代城市居民生活在所謂資訊社會裏，長期被四方八面湧來的商業消費或公共生活灌進腦子，此等資訊看似繁複多元，但其實十居其九是經由收集我們的私隱資料並予以精準分析/分類之後（ 市場學家竟美其名為「標靶行銷」，targeted-marketing！）才度身打造出來的罐頭資訊，它們透過各式各樣的宣傳手法告訴被監控者，你屬於哪類人/消費者，你當下身處什麼地方所以應該做些什麼買些什麼看些什麼，來吧，我們為你提供這些商品或服務，但請務必注意，如果你不這樣做，便是「不符類別」，便是「不合主流」，有可能被淘汰、被邊緣化。
加拿大社會學家David Lyon 在《電子眼睛：監控社會之冒起》書內特以專章探討「私隱Vs.自主」的複雜關係，精準地指出，失去私隱只是表象和初階，在消費型的監控社會裏，人民往往被「去技能化」（de-skilling）歷程，愈來愈依賴「feed」到眼前的資訊選項，被餵飼得久了，很難不失去自主的意志和能力；我們以為自己有選擇，其實有的只是被篩選出來的選項，你只能在鳥籠裏自主，而這種自主，如同香港特區的選舉形式，很難叫做真正自主。有沒有看最近大熱的電影《潛行凶間》？那就是了。把一組想法植入別人的腦海，讓對方誤以為是在自主行動，但一切只是自欺欺人。
此外，任何監控行動都意味不信任，公權力也好，商業力也罷，唯有在不信任的前提下才會對市民又監又控，但問題是，誰又可以信任監控者呢？尤其如果被監控者根本不察覺自己被監控或不明白被監控的嚴重性，誰來保護被監控者的利益和自由和生活自選權力呢？尤其我們竟有在立法會公然詭辯說謊的監控者，香港人又怎能重新相信，政府真的有意願也有能力來保障香港人的私隱和自主？尤其消費者常常在填表時看似有權決定提不提供資訊，然而一旦拒絕提供，便會被拒絕於申請門外，如此一來，消費者手裏的所謂決定權到底有多真實又有多虛幻？
或許這樣說好了：在監控社會裏，當我們「被知道」得愈多，其實我們的自主能力愈低和愈脆弱，因為一切皆遭分類操控，因為一切都被度身打造，看似體貼，其實是排除了所有尚未出現的可能性，也就等於，排除了許許多多我們不知道的美好。監控社會，監控生命，我們都是被罩在玻璃瓶裏的飛蛾，只是懵然不知，還以為過得非常快樂。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香港需要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
明報
A29 | MP+觀點 | By 葉兆輝 2010-08-04
香港需要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
最近訪問了澳洲墨爾本和新南威爾斯大學，與當地學者研究人口政策和促進精神健康的課題，剛碰澳洲正值舉行因工黨轉換領袖引發的選舉。8 月21 日，澳洲將選出下一屆總理，在短短30 多天的選舉期間，我看不到街上有很多橫額和有關選舉的宣傳品。澳洲人對選舉興趣不大，上周兩黨領袖在電視的辯論時段也要讓路給烹飪比賽決賽，實在令筆者大開眼界，但人口政策和精神健康卻成為兩黨爭取選票的議題，並登上新聞頭條。
澳洲政府重視家庭發展
澳洲政府對人口政策一向十分重視，早幾年前因生育率下降而提出不少鼓勵生育的方法，包括生育獎金、母親有更長的產假和幫助首次置業人士購買房屋。又因大城市人口不斷增長，所以透過政策和經濟誘因，協助偏僻地方發展，投入2 億澳元改善當地交通和環境設施，減輕城市集中發展帶來的壓力。他們注意到人口數目和質量的改變，更重要是隨國家本身發展的需要，建立可持續的人口政策。
澳洲正面對的不是人口老化，因為經過有效的政策鼓勵下，每位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回升至1.9，而香港只有1.0（總和生育率需要有2.1，人口才可健康地更替）。
現在澳洲人口發展的挑戰是政策和公共設施的改善滯後，跟不上人口流動和發展造成的交通擠塞和樓價脫離大眾購買能力的問題。他們強調，人口發展不應影響現在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所以提出減慢人口增加的速度， 由原來每年的2.0% 減至1.4%。澳洲政府設立了一個專門統籌人口發展的部長，處理人口政策的釐訂和實施。再者，父母產假（parental leave）也提升為選舉議題，鼓勵父母共同承擔照顧兒童的責任。澳洲政府對家庭發展的重視，無論從選舉的議題和政府的落實，都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 因澳洲年輕人的自殺問題嚴重。政府提出額外撥款2 億多澳元，改善防止青少年自殺計劃，反對黨自由黨更提出更大的財政承擔，反映整個國家對精神健康的重視。澳洲自殺率是每10 萬人有11 人，香港是14 人左右，但我們從未看到香港政府在這兩方面作過什麼長遠的計劃和願景。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逐漸浮現，包括經濟活動人士減少而老年人口不斷增加，老年人口的經濟和健康情也不理想，需要政府不斷資助，但政府對怎樣利用新移民幫助本地發展也是乏善足陳。引入的投資移民原來是在2003 年樓市低迷時作出的政策，但面對內地的龐大資金，樓價不斷被推高，已脫離正常的購買力，對整體本地居民的生活素質帶來的傷害比收益大。但政府不積極面對市民基本的住屋需求，住在私樓的市民為了一層四五百呎的樓宇，窮大半生之力，為發展商打工，面對長時間工作和沉重的生活壓力，那又從何說起生活素質和精神健康呢？本地市民的精神健康實在有待改善。當然，市民也應盡本分，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減少參與對精神健康有害的活動（例如賭博、濫藥等），但政府確實需要提出實質的改善方法，不要尸位素餐，今屆政府可能只有一年多時間，但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會留下來的，我們需要繼續健康和有尊嚴地活下去。
澳洲的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排行世界第二，悉尼和墨爾本都並列在世界十大滿意城市之一，澳洲政府對人口政策和精神健康的關注，都是其中的因素。港府在這兩方面實需要向澳洲多多學習！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A29 | MP+觀點 | By 葉兆輝 2010-08-04
香港需要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
最近訪問了澳洲墨爾本和新南威爾斯大學，與當地學者研究人口政策和促進精神健康的課題，剛碰澳洲正值舉行因工黨轉換領袖引發的選舉。8 月21 日，澳洲將選出下一屆總理，在短短30 多天的選舉期間，我看不到街上有很多橫額和有關選舉的宣傳品。澳洲人對選舉興趣不大，上周兩黨領袖在電視的辯論時段也要讓路給烹飪比賽決賽，實在令筆者大開眼界，但人口政策和精神健康卻成為兩黨爭取選票的議題，並登上新聞頭條。
澳洲政府重視家庭發展
澳洲政府對人口政策一向十分重視，早幾年前因生育率下降而提出不少鼓勵生育的方法，包括生育獎金、母親有更長的產假和幫助首次置業人士購買房屋。又因大城市人口不斷增長，所以透過政策和經濟誘因，協助偏僻地方發展，投入2 億澳元改善當地交通和環境設施，減輕城市集中發展帶來的壓力。他們注意到人口數目和質量的改變，更重要是隨國家本身發展的需要，建立可持續的人口政策。
澳洲正面對的不是人口老化，因為經過有效的政策鼓勵下，每位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回升至1.9，而香港只有1.0（總和生育率需要有2.1，人口才可健康地更替）。
現在澳洲人口發展的挑戰是政策和公共設施的改善滯後，跟不上人口流動和發展造成的交通擠塞和樓價脫離大眾購買能力的問題。他們強調，人口發展不應影響現在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所以提出減慢人口增加的速度， 由原來每年的2.0% 減至1.4%。澳洲政府設立了一個專門統籌人口發展的部長，處理人口政策的釐訂和實施。再者，父母產假（parental leave）也提升為選舉議題，鼓勵父母共同承擔照顧兒童的責任。澳洲政府對家庭發展的重視，無論從選舉的議題和政府的落實，都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 因澳洲年輕人的自殺問題嚴重。政府提出額外撥款2 億多澳元，改善防止青少年自殺計劃，反對黨自由黨更提出更大的財政承擔，反映整個國家對精神健康的重視。澳洲自殺率是每10 萬人有11 人，香港是14 人左右，但我們從未看到香港政府在這兩方面作過什麼長遠的計劃和願景。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逐漸浮現，包括經濟活動人士減少而老年人口不斷增加，老年人口的經濟和健康情也不理想，需要政府不斷資助，但政府對怎樣利用新移民幫助本地發展也是乏善足陳。引入的投資移民原來是在2003 年樓市低迷時作出的政策，但面對內地的龐大資金，樓價不斷被推高，已脫離正常的購買力，對整體本地居民的生活素質帶來的傷害比收益大。但政府不積極面對市民基本的住屋需求，住在私樓的市民為了一層四五百呎的樓宇，窮大半生之力，為發展商打工，面對長時間工作和沉重的生活壓力，那又從何說起生活素質和精神健康呢？本地市民的精神健康實在有待改善。當然，市民也應盡本分，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減少參與對精神健康有害的活動（例如賭博、濫藥等），但政府確實需要提出實質的改善方法，不要尸位素餐，今屆政府可能只有一年多時間，但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會留下來的，我們需要繼續健康和有尊嚴地活下去。
澳洲的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排行世界第二，悉尼和墨爾本都並列在世界十大滿意城市之一，澳洲政府對人口政策和精神健康的關注，都是其中的因素。港府在這兩方面實需要向澳洲多多學習！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從保護消費者權益手
明報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盧子健 2010-08-04
從保護消費者權益手
八達通出售客戶資料；導遊罵遊客；地產發展商涉嫌誤導的售樓手法。上述事宜有什麼共同點？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
向地產發展商購買物業的消費者，有權獲得有關物業面積、用料、歷史、環境等準確資料。不管有沒有政府的「9 招12 式」或者加以立法監管，發展商本來就應該主動提供全面及準確的資料。
導遊罵遊客，表面上是態度欠佳，實質問題是強迫遊客購物。想深一層，遊客即使參加廉價團，明知到香港後會被哄購物，到港後仍然可以堅持不購物，接待旅行社是有風險的。為什麼它們不做正正經經的觀光旅行團，而做這些有風險的購物團，當然是因為有機會賺取更多的利錢，而這些利錢就是建基於消費者（遊客）權益受損害之上。
八達通出售客戶資料事件，公眾關注焦點在私隱。可是有可能八達通並沒有觸犯法例，於是八達通及其管理層的誠信會是另一個關注焦點。但又想深一層，這只是一兩個管理層成員的誠信問題嗎？八達通的客戶作為消費者，有權知道所有八達通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舉措。八達通不是第一間公司（相信亦不是最後一間）用密密麻麻而又字體細小的條款來掩護他們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
雖然上述幾件公眾極為關注的事件都涉及消費者權益，但有不同的政府部門跟進。地產發展商的直接涉及政府部門是運輸及房屋局，但土地和規劃管理屬於發展局。旅遊事務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轄範疇。至於八達通涉及的政府部門就更多，私隱問題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八達通大股東港鐵的大股東是政府，庫務及財經事務局與運輸房屋局都有關係；作為電子貨幣經營者，八達通亦受金管局監管。
消費者權益牽涉面廣，上述三大事件涉及多個政府決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並不為奇。問題是：這些監管部門對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意識有多高？以八達通事件為例，真正對其平日業務會執行監管工作的其實是金管局，但該局的注意力可能只集中在金融專業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消費者權益。
香港有消費者委員會，專注維護消費者權益。理論上，消委會與各行業的監管機構攜手合作，可以起到專業監管與消費者權益並重的監管架構作用。
但在現實運作上，在有其他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監管的行業內，消委會一般會讓這些部門或機構牽頭領導監管工作。消費者權益最多只能得到「次優」的重視。消委會也是權力有限的組織。跟很多其他監管機構相比，消委會既沒有調查權，亦沒有執法權，很多時難以證實個別商家是否確實觸犯法例或者損害消費者權益，即使證實了，除了公開譴責外，消委會也沒有什麼其他可以做。
除了消委會是「無牙老虎」外，香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例亦不完備。香港的監管模式大體上是行業為本，但社會何止72 行，行業為本的監管模式容許「新興」行業避開監管。例如香港的醫療服務和藥業都有監管，但美容、保健食品等則不受監管，近年就有大量消費者受這些行業損害其利益的個案。
消委會在30 多年前成立，相對獨立於政府運作，建立了相當好的公信力。在回歸前，有一系列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新法例通過，政府亦給予消委會極大的支持。但近年並沒有與時並進的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新法例出現，政府對消委會的支持似乎亦不如前。
有些不良經營手法如不實宣傳和推廣、預繳費用的保障、以威嚇或其他壓力強迫消費者消費等是跨行業的行為，應該以含普遍監管作用的保障消費者權益法例來打擊。現在凡有消費者權益受損事件，政府通常只是撲火式回應，側重行政措施和行業為本的回應。結果是成效低、長期效用成疑，而且沒有政策延續性和連貫性，總的來說就是低質素的管治模式。
在傳媒鬧哄哄的輿論背後，政府應找出改善政策和法例框架的基本脈絡，否則只做撲火式危機回應，危機仍會不斷發生！
盧子健公共事務顧問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盧子健 2010-08-04
從保護消費者權益手
八達通出售客戶資料；導遊罵遊客；地產發展商涉嫌誤導的售樓手法。上述事宜有什麼共同點？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
向地產發展商購買物業的消費者，有權獲得有關物業面積、用料、歷史、環境等準確資料。不管有沒有政府的「9 招12 式」或者加以立法監管，發展商本來就應該主動提供全面及準確的資料。
導遊罵遊客，表面上是態度欠佳，實質問題是強迫遊客購物。想深一層，遊客即使參加廉價團，明知到香港後會被哄購物，到港後仍然可以堅持不購物，接待旅行社是有風險的。為什麼它們不做正正經經的觀光旅行團，而做這些有風險的購物團，當然是因為有機會賺取更多的利錢，而這些利錢就是建基於消費者（遊客）權益受損害之上。
八達通出售客戶資料事件，公眾關注焦點在私隱。可是有可能八達通並沒有觸犯法例，於是八達通及其管理層的誠信會是另一個關注焦點。但又想深一層，這只是一兩個管理層成員的誠信問題嗎？八達通的客戶作為消費者，有權知道所有八達通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舉措。八達通不是第一間公司（相信亦不是最後一間）用密密麻麻而又字體細小的條款來掩護他們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
雖然上述幾件公眾極為關注的事件都涉及消費者權益，但有不同的政府部門跟進。地產發展商的直接涉及政府部門是運輸及房屋局，但土地和規劃管理屬於發展局。旅遊事務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轄範疇。至於八達通涉及的政府部門就更多，私隱問題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八達通大股東港鐵的大股東是政府，庫務及財經事務局與運輸房屋局都有關係；作為電子貨幣經營者，八達通亦受金管局監管。
消費者權益牽涉面廣，上述三大事件涉及多個政府決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並不為奇。問題是：這些監管部門對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意識有多高？以八達通事件為例，真正對其平日業務會執行監管工作的其實是金管局，但該局的注意力可能只集中在金融專業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消費者權益。
香港有消費者委員會，專注維護消費者權益。理論上，消委會與各行業的監管機構攜手合作，可以起到專業監管與消費者權益並重的監管架構作用。
但在現實運作上，在有其他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監管的行業內，消委會一般會讓這些部門或機構牽頭領導監管工作。消費者權益最多只能得到「次優」的重視。消委會也是權力有限的組織。跟很多其他監管機構相比，消委會既沒有調查權，亦沒有執法權，很多時難以證實個別商家是否確實觸犯法例或者損害消費者權益，即使證實了，除了公開譴責外，消委會也沒有什麼其他可以做。
除了消委會是「無牙老虎」外，香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例亦不完備。香港的監管模式大體上是行業為本，但社會何止72 行，行業為本的監管模式容許「新興」行業避開監管。例如香港的醫療服務和藥業都有監管，但美容、保健食品等則不受監管，近年就有大量消費者受這些行業損害其利益的個案。
消委會在30 多年前成立，相對獨立於政府運作，建立了相當好的公信力。在回歸前，有一系列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新法例通過，政府亦給予消委會極大的支持。但近年並沒有與時並進的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新法例出現，政府對消委會的支持似乎亦不如前。
有些不良經營手法如不實宣傳和推廣、預繳費用的保障、以威嚇或其他壓力強迫消費者消費等是跨行業的行為，應該以含普遍監管作用的保障消費者權益法例來打擊。現在凡有消費者權益受損事件，政府通常只是撲火式回應，側重行政措施和行業為本的回應。結果是成效低、長期效用成疑，而且沒有政策延續性和連貫性，總的來說就是低質素的管治模式。
在傳媒鬧哄哄的輿論背後，政府應找出改善政策和法例框架的基本脈絡，否則只做撲火式危機回應，危機仍會不斷發生！
盧子健公共事務顧問
港去年生活質素更遜SARS 中大公布調查 學者轟政府控樓價不力
明報
A03 | 港聞 2010-08-04
港去年生活質素更遜SARS 中大公布調查 學者轟政府控樓價不力
【明報專訊】去年港人生活質素繼續下跌，由中文大學計算出來的指數只有102.19，比2003 年SARS 期間的104.2 更差，主要是新型流感肆虐，加上市民買樓能力愈來愈低，跌至7 年來新低。一個月入約1.5 至2萬元的家庭要「不吃不花」8 年多，才能夠購買九龍區一個400 呎單位，有學者認為政府控制樓價不力，預計未來一至兩年情都不會好轉。
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自2003 年起，從社會、經濟和環境三方面製訂21 個指標，量度港人生活質素，以02 年為基準年，數值設訂為100，若指數高於100，表示該年的生活質素較02 年為佳。
新流感拖低生活質素
2009 年香港整體的生活質素指數為102.19，較08 年的104.83 下跌，並跌穿03 年SARS 期間104.2 的低點，更是自有這項調查以來的新低，其中社會分類指數由前年50.5 下跌至去年46.21，經濟及環境指數則輕微上升。
雖然21 項指標中有14 項指數錄得上升，但傳染病呈報比率、報紙批評指數、負擔房屋能力比率、失業率及實質工資指數均下跌。其中因去年爆發新型流感，令傳染病呈報率急升，影響港人生活質素，令該指數由前年的6.48 勁跌至去年的0.74，跌幅逾88%。
負擔房屋能力7年新低
除了新型感流肆虐，09 年市民負擔房屋能力指數承接自03 年以來下跌趨勢，較08 年再跌逾31%，由1.72 進一步下調至1.18，亦是有紀錄以來的新低。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由於03 年SARS 時期的樓價和租金相對較低，故當年市民供樓負擔能力不像現時那麼差。
莊太量指出，現時樓市發展相當不健康，地產商買地絕不手軟，加上內地富豪在港置業亦推高樓價；他認為政府控制樓價不力，預計樓價和租金短期內仍會高企，令市民難以負擔買樓，他認為目前政府最大的挑戰在於經濟方面。他說，即使設立最低工資，負擔房屋能力指數和租金指數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改善。他指出，高地價政策令樓價高企，建議政府從買地收益撥出二至三成，協助新一代置業。
學者：社會矛盾未消
至於報紙批評指數亦由08 年3.98 跌至去年3.77，社會科學院院長、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少南指出，因08 年出現金融海嘯，令報章批評財政官員較多，而此指數僅輕微下跌，或是數據波動所造成。雖然政府表現指數較08 年上升，但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指數數字仍是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二低（見另稿）。
中大生活質素研究中心主任伍世良教授指出，社會矛盾依然存在，認為港人生活質素仍有改善空間。
A03 | 港聞 2010-08-04
港去年生活質素更遜SARS 中大公布調查 學者轟政府控樓價不力
【明報專訊】去年港人生活質素繼續下跌，由中文大學計算出來的指數只有102.19，比2003 年SARS 期間的104.2 更差，主要是新型流感肆虐，加上市民買樓能力愈來愈低，跌至7 年來新低。一個月入約1.5 至2萬元的家庭要「不吃不花」8 年多，才能夠購買九龍區一個400 呎單位，有學者認為政府控制樓價不力，預計未來一至兩年情都不會好轉。
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自2003 年起，從社會、經濟和環境三方面製訂21 個指標，量度港人生活質素，以02 年為基準年，數值設訂為100，若指數高於100，表示該年的生活質素較02 年為佳。
新流感拖低生活質素
2009 年香港整體的生活質素指數為102.19，較08 年的104.83 下跌，並跌穿03 年SARS 期間104.2 的低點，更是自有這項調查以來的新低，其中社會分類指數由前年50.5 下跌至去年46.21，經濟及環境指數則輕微上升。
雖然21 項指標中有14 項指數錄得上升，但傳染病呈報比率、報紙批評指數、負擔房屋能力比率、失業率及實質工資指數均下跌。其中因去年爆發新型流感，令傳染病呈報率急升，影響港人生活質素，令該指數由前年的6.48 勁跌至去年的0.74，跌幅逾88%。
負擔房屋能力7年新低
除了新型感流肆虐，09 年市民負擔房屋能力指數承接自03 年以來下跌趨勢，較08 年再跌逾31%，由1.72 進一步下調至1.18，亦是有紀錄以來的新低。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由於03 年SARS 時期的樓價和租金相對較低，故當年市民供樓負擔能力不像現時那麼差。
莊太量指出，現時樓市發展相當不健康，地產商買地絕不手軟，加上內地富豪在港置業亦推高樓價；他認為政府控制樓價不力，預計樓價和租金短期內仍會高企，令市民難以負擔買樓，他認為目前政府最大的挑戰在於經濟方面。他說，即使設立最低工資，負擔房屋能力指數和租金指數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改善。他指出，高地價政策令樓價高企，建議政府從買地收益撥出二至三成，協助新一代置業。
學者：社會矛盾未消
至於報紙批評指數亦由08 年3.98 跌至去年3.77，社會科學院院長、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少南指出，因08 年出現金融海嘯，令報章批評財政官員較多，而此指數僅輕微下跌，或是數據波動所造成。雖然政府表現指數較08 年上升，但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指數數字仍是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二低（見另稿）。
中大生活質素研究中心主任伍世良教授指出，社會矛盾依然存在，認為港人生活質素仍有改善空間。
誰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8-06
誰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
上周立法會環境事務與發展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出現了多年來少見的場面：邱騰華和林鄭月娥兩位局長，面對公眾在大浪西灣被容後的怒火，或明或暗地「球來球往」，把責任推向對方。對環境局來說，隸屬發展局的規劃署不為鄉郊地區頒布法定圖則，他們便無權保護自然景觀；對發展局來說，環境局不制定清晰的自然景觀保育準則，他們便沒有頒布法定圖則的依據。雙方都有堂而皇之的藉口，總之是「你不動、我不動」，最終受益的只會是地產商，受害的卻是欲控無聲的大自然和珍愛鄉郊的市民大眾。
大浪西灣事件曝光後，鄉郊破壞的黑點愈揭愈多。10 個環保團體聯合製作了一輻巨型「生態環境破壞地圖」，展示出過去5 年間發現的個案，最少達49處之多，分佈全港（註一）。
摧殘鄉郊的形式林林總總，從砍樹、堆土、填塘、挖泥，到傾倒廢料和非法築路，不勝枚舉，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最終取得政府許可，進行一些原本是法律不允許，兼且坑害環境的發展。說來荒謬，但參照往績，這些破壞王只要假以時日，最終大部分會得償所願，以勝利者的姿態在他們一手破壞的土地上進行「發展」，說不定還有躋身「香港富豪榜」的一天。如此看來，我們豈非跟所有正在教導學生， 「香港是法治之區」的老師們，開了一個大玩笑，逼他們天天睜大眼、講大話？
病態誘因促成土地災難
仔細一看，便知道這些破壞，都是發生在毗鄰郊野公園或被郊野公園環抱，已受或未受法定圖則管制，甚至是位處郊野公園的私人土地上。與其把所有罪名歸咎於土地業權人的貪婪，倒不如看看究竟現行制度出了什麼毛病、拋出什病態誘因，促使這些土地災難一再重演。
「有法不立」——上周漁護署長在立法會上承認，郊野公園設立了35 年，至今仍然有77 幅毗鄰或被郊野公園環抱的生態敏感地段，未有利用郊野公園條例納入規管。規劃署的怠誤亦不遑多讓，城市規劃條例在20 年前修訂，賦權政府在全港頒布法定圖則，但至今在新界仍然有大片地區，包括不少高危地段，未受規劃控制，大浪西灣正是典型疏漏的例子。全港只有略多於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漁護署和規劃署各有幾百名專業人員，特區政府成立了13 年還未能全面制定圖則，政府官員還能用一句「工作安排須有優次之分」來推搪嗎？
「有權不用」——除了坐落於中環，由聖公會擁有「自主地權」（freehold）的聖約翰座堂外，所有香港土地均受政府地契約束，在已頒布法定圖則的地段，再多一層規劃管制，而位處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土地，更多一層郊野公園條例的監管，另外再加上諸如廢物管理等環保條例規管。因此，若果你是地主，一旦你使用土地的方式違背地契條款，理論上應該最少一個，最多三四個部門可以找上門來。
可是，環顧這49 處破壞黑點，認真執法的情可說是絕無僅有，最常見的「執法」方式是一如在大浪西灣所見，立告示牌，警告地主不得違規。久而久之，這種「執法告示牌」已經變成「破壞邀請函」，大受黑點地主歡迎。再加上幾個月前，城規會開創先例，批准了一位塱原河上鄉的地主，在破壞後的農地上申請建屋。這些邀請函無異變成「囤地分紅證」，黑點地主們實該邀請諸位署長局長秘書長，高高興興搞一場官商關照的慶功派對。
「有漏不堵」——政府深知，厚待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既違背當初維繫村落族群的政策原意，又逼令社會負擔高昂的土地成本，更成為地產商入侵鄉郊的工具。8 年前，審計署發表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批評丁屋政策混亂、弄虛作假、漏洞百出（註二）。
隨後，時任房屋規劃及地政局長的孫明揚，在特首董建華指令下，承諾在5 年內完成檢討報告，並開始與鄉議局進行秘密磋商。曾蔭權在2005 年接任特首，直至孫明揚在2007 年卸任局長一職時，才公開承認「冇貨交」，此後曾蔭權對此隻字不提。地產商藉收購丁權， 「先破壞、後發展」，橫行鄉郊，愈演愈烈。最近有一份地產商在西貢海下灣的計劃書曝光，準備以每個30 萬元的價格收購丁權，建屋44 間，大賺4 億元，就是最佳例證。
化城鄉對立為城鄉互補
事實俱在，政府多年來實行「有法不立」、「有權不用」和「有漏不堵」的「三不政策」，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過去數周，香港人已經口、手、腳並用，表達了對大自然的珍愛和對特權利益的厭惡。若果政府部門再互相扯皮，或者以為只須城規會在本周五為大浪西灣訂立「發展審批地區圖」，便可以低調過關，實在是低估了民情。
當務之急，不僅要扭轉三不政策：即全面製圖、從嚴執法、堵塞漏洞；更必須開拓一套積極的鄉郊政策，扶持合自然保育的復耕活動和民營設施，順應方興未艾的生態農業，多元探索新保育模式。
這是一場香港人為了下一代保育自然文化遺產的持久戰，既得利益的反撲必然會來勢洶洶。大浪西灣事件儼然成為鄉郊保育運動中的「天星、皇后」混合體，民心思變，正是改革良機。政府內不少有心的官員，何不因時制宜，化城鄉對立為城鄉互補，這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註一） 「全港生態環境破壞地圖」展從上周末起至8 月18 日止，在中環天星七號碼頭平台舉行
（註二）見政府審計署在2002 年10 月發表對丁屋政策的調查報告
A30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8-06
誰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
上周立法會環境事務與發展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出現了多年來少見的場面：邱騰華和林鄭月娥兩位局長，面對公眾在大浪西灣被容後的怒火，或明或暗地「球來球往」，把責任推向對方。對環境局來說，隸屬發展局的規劃署不為鄉郊地區頒布法定圖則，他們便無權保護自然景觀；對發展局來說，環境局不制定清晰的自然景觀保育準則，他們便沒有頒布法定圖則的依據。雙方都有堂而皇之的藉口，總之是「你不動、我不動」，最終受益的只會是地產商，受害的卻是欲控無聲的大自然和珍愛鄉郊的市民大眾。
大浪西灣事件曝光後，鄉郊破壞的黑點愈揭愈多。10 個環保團體聯合製作了一輻巨型「生態環境破壞地圖」，展示出過去5 年間發現的個案，最少達49處之多，分佈全港（註一）。
摧殘鄉郊的形式林林總總，從砍樹、堆土、填塘、挖泥，到傾倒廢料和非法築路，不勝枚舉，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最終取得政府許可，進行一些原本是法律不允許，兼且坑害環境的發展。說來荒謬，但參照往績，這些破壞王只要假以時日，最終大部分會得償所願，以勝利者的姿態在他們一手破壞的土地上進行「發展」，說不定還有躋身「香港富豪榜」的一天。如此看來，我們豈非跟所有正在教導學生， 「香港是法治之區」的老師們，開了一個大玩笑，逼他們天天睜大眼、講大話？
病態誘因促成土地災難
仔細一看，便知道這些破壞，都是發生在毗鄰郊野公園或被郊野公園環抱，已受或未受法定圖則管制，甚至是位處郊野公園的私人土地上。與其把所有罪名歸咎於土地業權人的貪婪，倒不如看看究竟現行制度出了什麼毛病、拋出什病態誘因，促使這些土地災難一再重演。
「有法不立」——上周漁護署長在立法會上承認，郊野公園設立了35 年，至今仍然有77 幅毗鄰或被郊野公園環抱的生態敏感地段，未有利用郊野公園條例納入規管。規劃署的怠誤亦不遑多讓，城市規劃條例在20 年前修訂，賦權政府在全港頒布法定圖則，但至今在新界仍然有大片地區，包括不少高危地段，未受規劃控制，大浪西灣正是典型疏漏的例子。全港只有略多於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漁護署和規劃署各有幾百名專業人員，特區政府成立了13 年還未能全面制定圖則，政府官員還能用一句「工作安排須有優次之分」來推搪嗎？
「有權不用」——除了坐落於中環，由聖公會擁有「自主地權」（freehold）的聖約翰座堂外，所有香港土地均受政府地契約束，在已頒布法定圖則的地段，再多一層規劃管制，而位處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土地，更多一層郊野公園條例的監管，另外再加上諸如廢物管理等環保條例規管。因此，若果你是地主，一旦你使用土地的方式違背地契條款，理論上應該最少一個，最多三四個部門可以找上門來。
可是，環顧這49 處破壞黑點，認真執法的情可說是絕無僅有，最常見的「執法」方式是一如在大浪西灣所見，立告示牌，警告地主不得違規。久而久之，這種「執法告示牌」已經變成「破壞邀請函」，大受黑點地主歡迎。再加上幾個月前，城規會開創先例，批准了一位塱原河上鄉的地主，在破壞後的農地上申請建屋。這些邀請函無異變成「囤地分紅證」，黑點地主們實該邀請諸位署長局長秘書長，高高興興搞一場官商關照的慶功派對。
「有漏不堵」——政府深知，厚待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既違背當初維繫村落族群的政策原意，又逼令社會負擔高昂的土地成本，更成為地產商入侵鄉郊的工具。8 年前，審計署發表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批評丁屋政策混亂、弄虛作假、漏洞百出（註二）。
隨後，時任房屋規劃及地政局長的孫明揚，在特首董建華指令下，承諾在5 年內完成檢討報告，並開始與鄉議局進行秘密磋商。曾蔭權在2005 年接任特首，直至孫明揚在2007 年卸任局長一職時，才公開承認「冇貨交」，此後曾蔭權對此隻字不提。地產商藉收購丁權， 「先破壞、後發展」，橫行鄉郊，愈演愈烈。最近有一份地產商在西貢海下灣的計劃書曝光，準備以每個30 萬元的價格收購丁權，建屋44 間，大賺4 億元，就是最佳例證。
化城鄉對立為城鄉互補
事實俱在，政府多年來實行「有法不立」、「有權不用」和「有漏不堵」的「三不政策」，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過去數周，香港人已經口、手、腳並用，表達了對大自然的珍愛和對特權利益的厭惡。若果政府部門再互相扯皮，或者以為只須城規會在本周五為大浪西灣訂立「發展審批地區圖」，便可以低調過關，實在是低估了民情。
當務之急，不僅要扭轉三不政策：即全面製圖、從嚴執法、堵塞漏洞；更必須開拓一套積極的鄉郊政策，扶持合自然保育的復耕活動和民營設施，順應方興未艾的生態農業，多元探索新保育模式。
這是一場香港人為了下一代保育自然文化遺產的持久戰，既得利益的反撲必然會來勢洶洶。大浪西灣事件儼然成為鄉郊保育運動中的「天星、皇后」混合體，民心思變，正是改革良機。政府內不少有心的官員，何不因時制宜，化城鄉對立為城鄉互補，這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註一） 「全港生態環境破壞地圖」展從上周末起至8 月18 日止，在中環天星七號碼頭平台舉行
（註二）見政府審計署在2002 年10 月發表對丁屋政策的調查報告
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 和消費者心理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李寧衍 2010-08-06
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 和消費者心理
最近由於不同的事情令香港政府開始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以及其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可能性。這意味，政府在整個房地產市場周期中的角色可能會加強，但到底房地產市場的資訊要怎樣加強？消費者在做出決定買樓的決策時是否理性？我們試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去看這個十分主觀的現實。
行為經濟學其中一個要點是：市場本質上是由無數的人、無數的行為主體構成的。所以無法要求所有的市場主體都能做完全理性的決策，進而我們無法假設整個市場的表現和行為是統一的理性、客觀的。眾所周知，由於高昂的資訊交易成本，房地產市場本身非常缺乏效率。英國就有學者做過這方面的研究，證明即使受過專業培訓並有豐富經驗的測量師，在不同的資訊環境中，對同一宗評估的結果也可能有明顯的差異。
近因效應對消費者影響最明顯
在很多情形下，不論個人的經歷和知識水平如何，消費者對市場觀點的分歧，往往源自不同群體對同樣的市場信息的不同解讀方式。學者Tversky andKahneman 於1974 年首次對這種由市場信息解讀不同導致的差異的現象進行了分析，並將其因素進行了歸類。其中，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對消費者的影響最明顯。
簡要的說，近因效應是指最新近獲得的資訊比早前獲得的資訊對消費者做決定的影響更大。而如果最新的資訊與以往的資訊有所出入，就會對人們的理解造成衝突。因此，如果兩個消費者分別接收到同一套市場信息，但資訊傳達到兩人的次序不同，在近因效應的影響下，兩個人會對這一套資訊的理解推斷出不同的結論。有學者曾在1994 年研究過近因效應對兩組測量師的影響。首先，第一組測量師接收一套由十分負面逐漸發展到十分正面的市場的資訊。同時，另一組測量師接收同一批資訊，但以相反次序發出。結果，第一組測量師（收到最後的是最正面資訊的那一組）對市場更有信心。相反，第二組測量師對市場顯得悲觀。這一結果也證明了市場信息接受的次序不同會對市場的看法造成影響，而根據近因效應理論，最新的資訊將會被消費者給予最高的置信度和對評估結果產生更大的影響。
我們都想買樓後看到樓價上升
但另一方面，在接收到正確資訊後，消費者想見到的情和他們真正會付諸行動的情亦可能很不同，這種矛盾在樓價的表現最明顯。當樓價高企時，很多人都要求政府「做點事」，把樓價下調到可以令他們「入市」的水平，但樓價下調的日子是否真的可以吸引很多買家入市？
我們看看香港樓市的歷史，在91 年到92 年第3季，樓價和成交量都上升，92 年第3 季後，樓價下跌，成交量也縮減。93 年第2 季到94 年第3 季，樓價和成交量都回升。歷史隨之發展，96 年頭到97 年底的升市和之後的跌市都是這個模式，亦即是說，一般買家只在樓價上升時才有意欲買樓，在看到樓價下跌時，即使可以負擔也寧可等到樓價有上升趨勢才入市。假如香港政府以內地的行政手段打壓樓價，是否真的可以令更多人買樓？我們現在經常都會掛在口邊的說話是， 「假如我在SARS 期間買樓便好了」，但假如不幸再有類似事件令樓價「插水」，是否會有很多人出來買樓？答案在2008 年中的金融海嘯已看到。現實是，我們都想在買了樓後看到樓價上升。所以筆者認為，政府在打算整頓市場資訊流通問題時，不應把樓價上升看成負面的情。要管理的是發展商發放資訊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應只單從發放資訊的數量眼。
作者是香港大學房地產與建設系副教授
A30 | MP+觀點 | By 李寧衍 2010-08-06
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 和消費者心理
最近由於不同的事情令香港政府開始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以及其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可能性。這意味，政府在整個房地產市場周期中的角色可能會加強，但到底房地產市場的資訊要怎樣加強？消費者在做出決定買樓的決策時是否理性？我們試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去看這個十分主觀的現實。
行為經濟學其中一個要點是：市場本質上是由無數的人、無數的行為主體構成的。所以無法要求所有的市場主體都能做完全理性的決策，進而我們無法假設整個市場的表現和行為是統一的理性、客觀的。眾所周知，由於高昂的資訊交易成本，房地產市場本身非常缺乏效率。英國就有學者做過這方面的研究，證明即使受過專業培訓並有豐富經驗的測量師，在不同的資訊環境中，對同一宗評估的結果也可能有明顯的差異。
近因效應對消費者影響最明顯
在很多情形下，不論個人的經歷和知識水平如何，消費者對市場觀點的分歧，往往源自不同群體對同樣的市場信息的不同解讀方式。學者Tversky andKahneman 於1974 年首次對這種由市場信息解讀不同導致的差異的現象進行了分析，並將其因素進行了歸類。其中，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對消費者的影響最明顯。
簡要的說，近因效應是指最新近獲得的資訊比早前獲得的資訊對消費者做決定的影響更大。而如果最新的資訊與以往的資訊有所出入，就會對人們的理解造成衝突。因此，如果兩個消費者分別接收到同一套市場信息，但資訊傳達到兩人的次序不同，在近因效應的影響下，兩個人會對這一套資訊的理解推斷出不同的結論。有學者曾在1994 年研究過近因效應對兩組測量師的影響。首先，第一組測量師接收一套由十分負面逐漸發展到十分正面的市場的資訊。同時，另一組測量師接收同一批資訊，但以相反次序發出。結果，第一組測量師（收到最後的是最正面資訊的那一組）對市場更有信心。相反，第二組測量師對市場顯得悲觀。這一結果也證明了市場信息接受的次序不同會對市場的看法造成影響，而根據近因效應理論，最新的資訊將會被消費者給予最高的置信度和對評估結果產生更大的影響。
我們都想買樓後看到樓價上升
但另一方面，在接收到正確資訊後，消費者想見到的情和他們真正會付諸行動的情亦可能很不同，這種矛盾在樓價的表現最明顯。當樓價高企時，很多人都要求政府「做點事」，把樓價下調到可以令他們「入市」的水平，但樓價下調的日子是否真的可以吸引很多買家入市？
我們看看香港樓市的歷史，在91 年到92 年第3季，樓價和成交量都上升，92 年第3 季後，樓價下跌，成交量也縮減。93 年第2 季到94 年第3 季，樓價和成交量都回升。歷史隨之發展，96 年頭到97 年底的升市和之後的跌市都是這個模式，亦即是說，一般買家只在樓價上升時才有意欲買樓，在看到樓價下跌時，即使可以負擔也寧可等到樓價有上升趨勢才入市。假如香港政府以內地的行政手段打壓樓價，是否真的可以令更多人買樓？我們現在經常都會掛在口邊的說話是， 「假如我在SARS 期間買樓便好了」，但假如不幸再有類似事件令樓價「插水」，是否會有很多人出來買樓？答案在2008 年中的金融海嘯已看到。現實是，我們都想在買了樓後看到樓價上升。所以筆者認為，政府在打算整頓市場資訊流通問題時，不應把樓價上升看成負面的情。要管理的是發展商發放資訊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應只單從發放資訊的數量眼。
作者是香港大學房地產與建設系副教授
一場沒搞清狀 的鬧劇
明報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 ．粵戰 | By 黃子桉 2010-08-06
一場沒搞清狀 的鬧劇
「推普廢粵」事件源於廣州市政協的一個建議：將普通話作為廣州電視台主要頻道的基本播音用語。理由是創造亞運會軟環境，以及滿足外地遊客的需要。可與政協所預想的不同，絕大多數市民的強烈反對這一建議，引發了廣州乃至粵港澳地區關於「保衛粵語」、「粵語存亡」、「推普廢粵」的大爭論，且該爭論越演越烈，已經通過互聯網及現代媒體傳播到了內地其他地方，乃至更廣泛的海外華人世界。
事件經過大略如下：
7 月5 日——廣州市政協以適應亞運會、打造國際都市形象為由，向當局建議將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成普通話，引發眾廣州市民強烈不滿
7 月9 日——網民爆料稱廣州越秀區的執信南路小學，要求學生任何時間都要講普通話，引起家長不滿
7 月11 日——廣州上百名80 後網民在人民公園集會， 高舉「廣府話起錨、煲冬瓜收皮」標語，並且高唱粵語流行曲《光輝歲月》表示支持
7 月14 日——東莞文化部門下令，剷除明代名將袁崇煥雕像下「掉哪媽！頂硬上！」的名言，引起各界譁然
7 月16 日——網民號召本月25 日在廣州舉行萬人集會，力撐廣州話
7 月23 日——傳出集會被定性為非法，已被取消，當中發起人被公安帶走問話
7 月25 日——民眾到江南西地鐵站集會，力撐廣州話，大批公安在場戒備
8 月1 日——香港灣仔民眾身穿白衫，進行保護粵語大行動
地方政府「擦錯鞋」
雖然粵語的確受了政府的打壓，也受到了社會發展洪流的沖擊，但粵語並不弱小，比起其他許多瀕臨消失地方語言的沉默，反而因為粵語強大，才能有如此大的民眾反應。粵語作為漢語八大方言之一，擁有著7000 多萬人的擁戴者，流行於海內外，在海外曾被看成是中國話的代表，在內地非粵語群體中也有廣泛的市場。粵語需要的不是保護，是尊重。從事件的發展來看，現時很激動的事，數年後回想可能只是場地方政府官員為「擦鞋」， 「擺烏龍」搞出來的「大頭佛」鬧劇。
要談「推普廢粵」，需從「和諧社會」談起。其實胡錦濤總書記的「和諧」本來是好提議，但在執行中卻慘變「河蟹」。「和」其實是儒家孔子針對其政治對手墨家的「同」所提出的說法。以音樂作例子，統一只發出一種聲音，謂之同；五音各異，但彼此協調，奏出天籟之曲，謂之和。《論語?子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體現了君子可以與周圍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但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要有不同的聲音，大家都發表自己的聲音才能「和諧」，否則只有一種聲音，就是同而不和，是「河蟹」了。
執政水平令人擔憂
胡總明明提倡做君子，地方官員卻偏偏要做小人，所以說這次是地方官員「擦錯鞋」， 「擺烏龍」搞出來的「大頭佛」。民眾支持政府「和諧社會」，但政府卻反對政府號召，民眾「正牌」支持政府號召，政府卻反對政府號召多年的「和諧」，執意要「尚同」，要「河蟹」， 「擦鞋」擦到與中央搞對抗，所以說，這是一場沒搞清楚狀的鬧劇。
實際上真正值得擔心不是「粵語存亡」，而是地方政府的執政水平問題。本來搞亞運是一件好事，關鍵是如何調動民眾力量，齊心把亞運搞好，亞運搞好了，有政績了，中央自然高興，政治前途就好了，而不是像如今基建沒搞好，卻只會擦鞋，可憐的是還擦錯鞋，搞到民怨載道，讓本來就因房價物價而對政府反感的廣州市民提起亞運就強烈不滿，而提出方案的政協委員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內地自然也「無運行」了。
（題為編者所加）
文．黃子桉（內地自由撰稿人）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 ．粵戰 | By 黃子桉 2010-08-06
一場沒搞清狀 的鬧劇
「推普廢粵」事件源於廣州市政協的一個建議：將普通話作為廣州電視台主要頻道的基本播音用語。理由是創造亞運會軟環境，以及滿足外地遊客的需要。可與政協所預想的不同，絕大多數市民的強烈反對這一建議，引發了廣州乃至粵港澳地區關於「保衛粵語」、「粵語存亡」、「推普廢粵」的大爭論，且該爭論越演越烈，已經通過互聯網及現代媒體傳播到了內地其他地方，乃至更廣泛的海外華人世界。
事件經過大略如下：
7 月5 日——廣州市政協以適應亞運會、打造國際都市形象為由，向當局建議將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成普通話，引發眾廣州市民強烈不滿
7 月9 日——網民爆料稱廣州越秀區的執信南路小學，要求學生任何時間都要講普通話，引起家長不滿
7 月11 日——廣州上百名80 後網民在人民公園集會， 高舉「廣府話起錨、煲冬瓜收皮」標語，並且高唱粵語流行曲《光輝歲月》表示支持
7 月14 日——東莞文化部門下令，剷除明代名將袁崇煥雕像下「掉哪媽！頂硬上！」的名言，引起各界譁然
7 月16 日——網民號召本月25 日在廣州舉行萬人集會，力撐廣州話
7 月23 日——傳出集會被定性為非法，已被取消，當中發起人被公安帶走問話
7 月25 日——民眾到江南西地鐵站集會，力撐廣州話，大批公安在場戒備
8 月1 日——香港灣仔民眾身穿白衫，進行保護粵語大行動
地方政府「擦錯鞋」
雖然粵語的確受了政府的打壓，也受到了社會發展洪流的沖擊，但粵語並不弱小，比起其他許多瀕臨消失地方語言的沉默，反而因為粵語強大，才能有如此大的民眾反應。粵語作為漢語八大方言之一，擁有著7000 多萬人的擁戴者，流行於海內外，在海外曾被看成是中國話的代表，在內地非粵語群體中也有廣泛的市場。粵語需要的不是保護，是尊重。從事件的發展來看，現時很激動的事，數年後回想可能只是場地方政府官員為「擦鞋」， 「擺烏龍」搞出來的「大頭佛」鬧劇。
要談「推普廢粵」，需從「和諧社會」談起。其實胡錦濤總書記的「和諧」本來是好提議，但在執行中卻慘變「河蟹」。「和」其實是儒家孔子針對其政治對手墨家的「同」所提出的說法。以音樂作例子，統一只發出一種聲音，謂之同；五音各異，但彼此協調，奏出天籟之曲，謂之和。《論語?子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體現了君子可以與周圍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但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要有不同的聲音，大家都發表自己的聲音才能「和諧」，否則只有一種聲音，就是同而不和，是「河蟹」了。
執政水平令人擔憂
胡總明明提倡做君子，地方官員卻偏偏要做小人，所以說這次是地方官員「擦錯鞋」， 「擺烏龍」搞出來的「大頭佛」。民眾支持政府「和諧社會」，但政府卻反對政府號召，民眾「正牌」支持政府號召，政府卻反對政府號召多年的「和諧」，執意要「尚同」，要「河蟹」， 「擦鞋」擦到與中央搞對抗，所以說，這是一場沒搞清楚狀的鬧劇。
實際上真正值得擔心不是「粵語存亡」，而是地方政府的執政水平問題。本來搞亞運是一件好事，關鍵是如何調動民眾力量，齊心把亞運搞好，亞運搞好了，有政績了，中央自然高興，政治前途就好了，而不是像如今基建沒搞好，卻只會擦鞋，可憐的是還擦錯鞋，搞到民怨載道，讓本來就因房價物價而對政府反感的廣州市民提起亞運就強烈不滿，而提出方案的政協委員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內地自然也「無運行」了。
（題為編者所加）
文．黃子桉（內地自由撰稿人）
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
明報
P04 | 安裕周記 | 重寫香港 | By 李家翹 2010-08-08
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
關於香港的供水，二三十年來有一種主流理解：香港水源短缺，因而要依賴東江水。在不同論述的強化下，這理解漸成為香港人普遍深信不疑的「常識」。不過我們都知道， 「常識」有可能是誤解。香港真的沒有東江水就不行嗎？香港供水的「常識」如何形成？只要我們重新認真審視香港的供水歷史， 「常識」是否誤解，是終能明白的。
香港供水的「常識」源於一套簡單的史觀：視香港的供水歷史為一直線的、順理成章的發展，香港供水體系由缺水危機與發展的需要促成，由草創、制度化，以至完善的進程中的關鍵一步，是香港得以「背靠祖國」，為東江水「潤澤」；東江水的穩定輸入，促進香港都市發展，並有助維持社會穩定。
英國拱手相讓供水權？
香港真的難以獨立地供水，而必要仰賴東江嗎？我的理解是：不。或可追問：為何香港當下確然依靠了東江？我只能說，這是政治的結果。沒有九七因素，香港很可能已擁有了供水的自主權，並繼續維持它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獨立自主。不錯，在其殖民時期的政治地理處境中，香港無法完全隔斷中國大陸的介入。然而，港英殖民管治者都清楚知道，水源是香港的命脈，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自主供水權，不能輕易放棄。英國治下，會讓香港完全依賴於東江水，再而把其供水權拱手委以中國共產政府嗎？答案顯然易見。
今天，多少香港人還記得起，香港的水務工程曾經領先世界？在1959 至1978 的二十年間，四項世界級的供水工程相繼為香港建成，包括在港境內的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分別於1969 及1978 年建成，是世界最早的大型海灣淡水庫，並配有先進的集水、調水與輸水系統；兩庫容量佔香港水塘總容量86%）、樂安排海水化淡廠（75 年落成投產，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化淡廠，年產淡水8300 萬立方米），及位處廣東省的跨流域東深供水工程（65 年完工，是世界其中一項最早的跨流域供水工程）。有沒有想到，四項水務工程背後隱藏的，是中英的水權政治較勁？——中方企圖透過東深工程把香港納入其東江供水網，取得其供水權，可以推想，背後目的是制約香港的自主權（巧合的是，大約同時中國也建成了由西江輸水澳門的工程）；同時，港英政府又致力建設海灣淡水湖、化淡廠，強化香港的供水體系，以供水權保對香港管治的效力。
供水問題上，中港之間本來各不相干。1959 年中英就香港供水權展開爭逐，啟端於五十年代末華南的春旱。因香港同樣缺水，一些親中人士就分別建議柏立基港督及廣東政府就廣東輸水香港作協商。而在周恩來總理「各地凡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的指示下，中央政府也支持向港供水。其後，廣東提出籌建中的深圳水庫除了要應付寶安的需要外，還要輸水香港。由於深圳當時只有3 萬人口，年用水量僅73 萬立方米，所以水庫的主要供水對象，無疑是香港。1959 年9 月，廣東批准興建深圳水庫。水庫興建期間，廣東於1960 年1 月向港方提出供水香港的可能。面對缺水困境，港府的抉擇並不容易：接受廣東建議，還是拒絕？接受，能解香港水荒。然而，港英政府對於接受中方的供水，卻充滿疑慮：一、若接受供水，一旦中方停供、或藉故作政治宣傳，港府將陷於被動，最壞情是變成「跛腳鴨」。二、香港居民普遍恐共。當時港人中不少為逃避中國內戰和中共政權的難民，對中共有戒心，他們只求在港安居，不願見到香港受制於中國共產政權。三、因香港政治地理的重要性，香港的供水問題也受到美國關注——它不贊同香港由中國引水，甚至願意以財政援助香港，讓其發展海水化淡，以擺脫中國供水的制約。
面對種種內外壓力，柏立基（及繼任的戴麟趾、麥理浩）的策略是：一方面引入中國水，以解香港水荒；另方面又為香港籌建獨立的供水體系，以期它將來能不再依靠中國。由是，中港開始供水談判，並在1960 年11 月簽訂協議。1963 年，中港再就興建引水進香港的東深工程展開磋商。談判過程中，港英方面還採取了一些措施，提防中方乘供水謀取政治利益，包括：一、拒絕中方免費供水，堅持付合理價格，並把有關協訂定性為商業交易，而非政治合作。二、協議不以港府，而以「香港當局」名義簽署，以免中國供水的重要性被提高，及公眾對港府與廣東的接觸有過多聯想。三、反對協議書訂明中方供水量將會逐漸增加，以免受影響居民有口實反對政府收地興建水塘，增加水務工程的難度等等。
自主供水體系獨步全球
與此同時，香港開展了其歷史上至為觸目的水務建設：加快船灣淡水湖工程、積極探索海水化淡的可能，而核能海水化淡方案也被提出，並經英國國防部及原子能委員會研議。六七暴動的發生，更使英國明白香港供水權落入中國政府手中對香港之可能後果，香港供水體系的營建因而再有加強：比船灣淡水湖更具規模的萬宜水庫工程上馬；在英首相介入下，海水化淡廠工程正式落實，選址青山樂安排。終於，大型海灣淡水湖、海水化淡廠這些在當時獨步全球，技術難度大、投資額巨的水務工程，竟在香港這經濟尚未飛躍的遠東殖民地建成。既然這些工程是英國企圖令香港不受中共影響，以維持其管治有效性的政治工程，中方就未必樂見其成了。
另一邊廂，中方也投入建設東深工程，把香港納入其供水網。東深工程的前期為深圳水庫工程，1959 年11 月動工，經4 個月完成主、副壩，具初步集水能力。東深的主體工程是把年均集水300 億立方米、與深圳之間有分水嶺分隔的東江水引入深圳水庫。它先把東江支流石馬河築成人工運河，逆流把河水由下游抽回上游，再注入雁田水庫，然後由雁田水庫引水深圳水庫，經橫越深圳河的水管輸港。東深工程於1965年初完成，並分別於1974、1979 及1989 年進行擴建工程，逐步提高輸水能力。東深工程主體仍在建設期間，後轉為其儲水庫的深圳水庫率先於1960 年供水香港。1965 年開始，香港從東江引水。
雖然香港由1960 年始由中國大陸輸入淡水，但因船灣淡水湖、化淡廠及萬宜水庫相繼建成，香港並未對該水源有太大的依賴，充其量只是作為輔助：船灣淡水湖落成後，香港已能應付一旦發生的東江水斷供；而至萬宜水庫建成時，香港水庫的總存量為5.86 億立方米，加上化淡廠，港府當時表示香港已能滿足往後10 年用水增長所需。至此，香港的自主供水體系宣告建成。
回歸大陸靠向東江
可是，也在此刻，香港供水的自主開始步向終結。萬宜水庫落成後，香港仍未及籌劃強化其供水體系時，中英旋於1979 年就香港前途開展談判，並於1984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前途既定，它被納入東江供水網成為必然，不必也不可能保有獨立的供水體系及供水權。隨後中國的供水量逐年增加，1979 年為1.68億立方米；1995 年，則為6.9 億立方米，並遞增至2008 年的11 億立方米。1986 年中國供水佔全港用水量首次超過50%，至1991 年，比率已接近80% ……簡單一句：1979 年後香港的供水史，展現的是香港的供水權逐步為中國大陸所掌控。
隨香港靠向東江，香港水庫的功能轉為東江水的儲水庫，化淡廠也於1978 年停產，香港不得不仰賴東江的供給。失去供水權，也代表香港的相對自主權更能被制約。這角度看，東深工程不是純粹的供水工程，而是中國統一規劃的部分：它讓中國以供水香港為名，收回其供水權，成為中國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手段。因其重要性，2009 年，東深工程入選建國60 周年「重大經典工程」。
隨香港對東江水的依賴愈來愈重，在不同的論述中，香港被說成缺了東江水，便無法生存。漸漸，港人也少有對這「常識」有所反省。缺了東江水，香港真的不行嗎？殖民時代，尤其上述的1959 至1978 年間，港英政府要向公眾展示的，正是香港保有獨立供水權的可能。如果我們清醒的循下面兩個方向去想，算一算帳，答案也是顯然的：
一、東江水（過量）輸港，香港的水塘成為了東江水的儲水庫，有否削弱了其本有的集水能力？
二、如果1978 年萬宜水庫建成後，香港繼續強化（而非弱化）其供水能力——致力省下、產出、收集、循環再用更多的水，香港真的有必要依靠東江嗎？
新加坡，土地面積比香港小，長年依賴馬來西亞供水。經過幾十年不懈營建，新國在2010 年已能全不依靠馬來西亞而自主供水。香港為什麼不能？就如我篇首說，供水是政治的結果。這樣看，近年特區政府推行的「全面水資源管理」，又是個什麼東西？
文李家翹
P04 | 安裕周記 | 重寫香港 | By 李家翹 2010-08-08
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
關於香港的供水，二三十年來有一種主流理解：香港水源短缺，因而要依賴東江水。在不同論述的強化下，這理解漸成為香港人普遍深信不疑的「常識」。不過我們都知道， 「常識」有可能是誤解。香港真的沒有東江水就不行嗎？香港供水的「常識」如何形成？只要我們重新認真審視香港的供水歷史， 「常識」是否誤解，是終能明白的。
香港供水的「常識」源於一套簡單的史觀：視香港的供水歷史為一直線的、順理成章的發展，香港供水體系由缺水危機與發展的需要促成，由草創、制度化，以至完善的進程中的關鍵一步，是香港得以「背靠祖國」，為東江水「潤澤」；東江水的穩定輸入，促進香港都市發展，並有助維持社會穩定。
英國拱手相讓供水權？
香港真的難以獨立地供水，而必要仰賴東江嗎？我的理解是：不。或可追問：為何香港當下確然依靠了東江？我只能說，這是政治的結果。沒有九七因素，香港很可能已擁有了供水的自主權，並繼續維持它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獨立自主。不錯，在其殖民時期的政治地理處境中，香港無法完全隔斷中國大陸的介入。然而，港英殖民管治者都清楚知道，水源是香港的命脈，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自主供水權，不能輕易放棄。英國治下，會讓香港完全依賴於東江水，再而把其供水權拱手委以中國共產政府嗎？答案顯然易見。
今天，多少香港人還記得起，香港的水務工程曾經領先世界？在1959 至1978 的二十年間，四項世界級的供水工程相繼為香港建成，包括在港境內的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分別於1969 及1978 年建成，是世界最早的大型海灣淡水庫，並配有先進的集水、調水與輸水系統；兩庫容量佔香港水塘總容量86%）、樂安排海水化淡廠（75 年落成投產，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化淡廠，年產淡水8300 萬立方米），及位處廣東省的跨流域東深供水工程（65 年完工，是世界其中一項最早的跨流域供水工程）。有沒有想到，四項水務工程背後隱藏的，是中英的水權政治較勁？——中方企圖透過東深工程把香港納入其東江供水網，取得其供水權，可以推想，背後目的是制約香港的自主權（巧合的是，大約同時中國也建成了由西江輸水澳門的工程）；同時，港英政府又致力建設海灣淡水湖、化淡廠，強化香港的供水體系，以供水權保對香港管治的效力。
供水問題上，中港之間本來各不相干。1959 年中英就香港供水權展開爭逐，啟端於五十年代末華南的春旱。因香港同樣缺水，一些親中人士就分別建議柏立基港督及廣東政府就廣東輸水香港作協商。而在周恩來總理「各地凡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的指示下，中央政府也支持向港供水。其後，廣東提出籌建中的深圳水庫除了要應付寶安的需要外，還要輸水香港。由於深圳當時只有3 萬人口，年用水量僅73 萬立方米，所以水庫的主要供水對象，無疑是香港。1959 年9 月，廣東批准興建深圳水庫。水庫興建期間，廣東於1960 年1 月向港方提出供水香港的可能。面對缺水困境，港府的抉擇並不容易：接受廣東建議，還是拒絕？接受，能解香港水荒。然而，港英政府對於接受中方的供水，卻充滿疑慮：一、若接受供水，一旦中方停供、或藉故作政治宣傳，港府將陷於被動，最壞情是變成「跛腳鴨」。二、香港居民普遍恐共。當時港人中不少為逃避中國內戰和中共政權的難民，對中共有戒心，他們只求在港安居，不願見到香港受制於中國共產政權。三、因香港政治地理的重要性，香港的供水問題也受到美國關注——它不贊同香港由中國引水，甚至願意以財政援助香港，讓其發展海水化淡，以擺脫中國供水的制約。
面對種種內外壓力，柏立基（及繼任的戴麟趾、麥理浩）的策略是：一方面引入中國水，以解香港水荒；另方面又為香港籌建獨立的供水體系，以期它將來能不再依靠中國。由是，中港開始供水談判，並在1960 年11 月簽訂協議。1963 年，中港再就興建引水進香港的東深工程展開磋商。談判過程中，港英方面還採取了一些措施，提防中方乘供水謀取政治利益，包括：一、拒絕中方免費供水，堅持付合理價格，並把有關協訂定性為商業交易，而非政治合作。二、協議不以港府，而以「香港當局」名義簽署，以免中國供水的重要性被提高，及公眾對港府與廣東的接觸有過多聯想。三、反對協議書訂明中方供水量將會逐漸增加，以免受影響居民有口實反對政府收地興建水塘，增加水務工程的難度等等。
自主供水體系獨步全球
與此同時，香港開展了其歷史上至為觸目的水務建設：加快船灣淡水湖工程、積極探索海水化淡的可能，而核能海水化淡方案也被提出，並經英國國防部及原子能委員會研議。六七暴動的發生，更使英國明白香港供水權落入中國政府手中對香港之可能後果，香港供水體系的營建因而再有加強：比船灣淡水湖更具規模的萬宜水庫工程上馬；在英首相介入下，海水化淡廠工程正式落實，選址青山樂安排。終於，大型海灣淡水湖、海水化淡廠這些在當時獨步全球，技術難度大、投資額巨的水務工程，竟在香港這經濟尚未飛躍的遠東殖民地建成。既然這些工程是英國企圖令香港不受中共影響，以維持其管治有效性的政治工程，中方就未必樂見其成了。
另一邊廂，中方也投入建設東深工程，把香港納入其供水網。東深工程的前期為深圳水庫工程，1959 年11 月動工，經4 個月完成主、副壩，具初步集水能力。東深的主體工程是把年均集水300 億立方米、與深圳之間有分水嶺分隔的東江水引入深圳水庫。它先把東江支流石馬河築成人工運河，逆流把河水由下游抽回上游，再注入雁田水庫，然後由雁田水庫引水深圳水庫，經橫越深圳河的水管輸港。東深工程於1965年初完成，並分別於1974、1979 及1989 年進行擴建工程，逐步提高輸水能力。東深工程主體仍在建設期間，後轉為其儲水庫的深圳水庫率先於1960 年供水香港。1965 年開始，香港從東江引水。
雖然香港由1960 年始由中國大陸輸入淡水，但因船灣淡水湖、化淡廠及萬宜水庫相繼建成，香港並未對該水源有太大的依賴，充其量只是作為輔助：船灣淡水湖落成後，香港已能應付一旦發生的東江水斷供；而至萬宜水庫建成時，香港水庫的總存量為5.86 億立方米，加上化淡廠，港府當時表示香港已能滿足往後10 年用水增長所需。至此，香港的自主供水體系宣告建成。
回歸大陸靠向東江
可是，也在此刻，香港供水的自主開始步向終結。萬宜水庫落成後，香港仍未及籌劃強化其供水體系時，中英旋於1979 年就香港前途開展談判，並於1984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前途既定，它被納入東江供水網成為必然，不必也不可能保有獨立的供水體系及供水權。隨後中國的供水量逐年增加，1979 年為1.68億立方米；1995 年，則為6.9 億立方米，並遞增至2008 年的11 億立方米。1986 年中國供水佔全港用水量首次超過50%，至1991 年，比率已接近80% ……簡單一句：1979 年後香港的供水史，展現的是香港的供水權逐步為中國大陸所掌控。
隨香港靠向東江，香港水庫的功能轉為東江水的儲水庫，化淡廠也於1978 年停產，香港不得不仰賴東江的供給。失去供水權，也代表香港的相對自主權更能被制約。這角度看，東深工程不是純粹的供水工程，而是中國統一規劃的部分：它讓中國以供水香港為名，收回其供水權，成為中國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手段。因其重要性，2009 年，東深工程入選建國60 周年「重大經典工程」。
隨香港對東江水的依賴愈來愈重，在不同的論述中，香港被說成缺了東江水，便無法生存。漸漸，港人也少有對這「常識」有所反省。缺了東江水，香港真的不行嗎？殖民時代，尤其上述的1959 至1978 年間，港英政府要向公眾展示的，正是香港保有獨立供水權的可能。如果我們清醒的循下面兩個方向去想，算一算帳，答案也是顯然的：
一、東江水（過量）輸港，香港的水塘成為了東江水的儲水庫，有否削弱了其本有的集水能力？
二、如果1978 年萬宜水庫建成後，香港繼續強化（而非弱化）其供水能力——致力省下、產出、收集、循環再用更多的水，香港真的有必要依靠東江嗎？
新加坡，土地面積比香港小，長年依賴馬來西亞供水。經過幾十年不懈營建，新國在2010 年已能全不依靠馬來西亞而自主供水。香港為什麼不能？就如我篇首說，供水是政治的結果。這樣看，近年特區政府推行的「全面水資源管理」，又是個什麼東西？
文李家翹
李小龍和中國熱
明報
P04 | 安裕周記 2010-08-08
李小龍和中國熱
那年暑假，我從紐約南下阿拉巴馬州探朋友，差不多三個月都在朋友那中餐館蒙頭大睡，間中廚子放假，我捋起衣袖替班胡亂弄些碟頭飯。記得有一個黑人，幾乎天天都來吃shrimp with black bean sauce overrice，即是我們所說的豉椒蝦球飯，四塊九毛半一碟，其實我也不明白他為何吃得津津有味，大概是濃烈的豆豉和蒜頭獻汁緣故了吧。熟了，就像其他人一樣問你同一個問題：man，you know chinese kung fu？這句話我在三藩巿被問過，在紐約避不了，美國人老是覺得中國人一定懂得功夫，可是他們卻不會去問韓國人會不會跆拳道或日本人會不會空手道。
我沒有仔細考究這些文化歧異，直到有天朋友說去看電影。那是李小龍的《猛龍過江》，在當地的主流影院上映，我早就看過幾遍，那天無甚可做，也跟去了。這是我明白為何李小龍死後多年，美國錄映帶出租店仍有各式各樣Bruce X 的一天。阿拉巴馬是農業州，黑人多，戲院裏基本都是黑人，看到李小龍在羅馬鬥獸場腳踢羅禮士幾幕，全場轟然拍手。那刻我明白了一大半——把白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一個歷史上有歧視黑人傳統的南方地區，是一樁很了不起的事。文 安裕
李小龍大熱是七十年代的事，有一種說法，李小龍熱是隨西方國家與中國開始交往，尤其是尼克遜訪華破冰之旅炒熱。尼克遜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訪問中國七天，卻早在七一年秋天宣布將到紅色中國訪問。美國在任總統訪問鐵幕下的共產中國，是當時開天闢地的大事。為了這，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公開撒了一個謊，說自己拉肚子，在巴基斯坦消失了幾天，其實是坐了一架沒有標誌的專機直飛北京。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在回憶錄說，他是那次同行的少數美國官員， 「比其他人早五碼進入中國」，他引以為傲的是他坐在機頭，基辛格坐在機身中段。這次訪華秘密得連基辛格的保鑣都不知道老闆要去中國，當飛機在巴基斯坦起飛後，機艙走出幾個中國官員，洛德形容保鑣都嚇呆了，簡直像「看到外星人一樣」。
七十年代李小龍熱
六十年代的中共國門緊閉，毛澤東和蘇聯鬧翻，美國的圍堵高牆從東北亞的朝鮮南下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那時中共的好朋友是同樣一窮二白的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九年，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軍血戰一場，那是二戰之後，第一次兩個擁有核武國家間的武裝衝突。蘇軍吃了大虧，把歐洲的精銳部隊往東調，陳兵百萬中蘇邊境；蘇聯還向美國試探，倘若以核武攻擊中國東北重工業基地，華府的反應如何。中共不敢怠慢，發出「一號命令」，高級官員緊急離京疏散，全國進入備戰狀態。差不多在這一時候，美國內部開始討論和中共的交往，其中之一的觸媒是無官職在身的尼克遜，他在《外交事務》季刊寫了一篇〈越南之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nam）， 「美國對亞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須急切的把握住中國的現實……大膽的新主意，若無準備是不妥當的」。
事實上，當時中共和美國一直有代辦級的接觸，即著名的華沙會談，然而巨大突破都在一九七一年來到。那是中共進入世界的歷史元年，三月是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邀請美國隊訪華，鐵幕由此打開；三個月後是基辛格秘訪北京，尼克遜宣布訪華；十月是聯合國驅逐台灣，中國進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國成為美國總統卡特年代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大三角其中一員，世界格局從此變模樣，同樣憎恨蘇聯的毛澤東和美國山姆大叔摒棄意識形態爭論，找到共同反蘇的一致價值，一場從政治到文化的中國熱於焉席捲全球。
中國人打白人的開始
李小龍的電影乘這股熱潮衝向世界，一九七一年的《唐山大兄》在華語世界揚名立萬，七二年夏天是更上層樓的《精武門》，前者故事背景在現代的泰國，後者背景則是民初中國。一九七二年，香港電影聖誕檔期是耳目一新的《猛龍過江》，李小龍把可及盈呎的背肌和虎虎生威的雙節棍帶到意大利羅馬，與美國的世界空手道冠軍羅禮士在鬥獸場激戰連連，那是中國人以拳腳痛打白人的開始。李小龍也許在拍製《猛龍過江》時沒有想到，飄泊天涯的五呎七吋唐龍，在中國熱的大潮裏回到他的飾演者出生地美國，成為政治中國以外的文化中國象徵。白衣黑褲白襪和腳上那雙當時在中國大陸稱作「革命鞋」的布鞋，迅速進入美國萬戶千家。見獵心喜的美國廣播公司（ABC）推出電視劇《功夫》，大衛卡烈甸飾演小和尚Kwai Chang Caine，這大概是少林寺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混血僧侶。香港無電視當年把這小和尚譯作金貴祥，頗為傳神。
李小龍在美國的演藝生涯，客觀上與美國的亞洲政策有切肉不離皮的關係，他六十年代在美國電視劇《青蜂俠》扮演只有姓氏而無名字的日本人加藤（Kato），我無法知道習詠春出身的李小龍如何適應這一形日實中的身分危機，然而人在美國，且在白人主流的荷李活，李小龍當年的選擇實在不多。事實上，不單是亞裔，黑人六十年代在荷李活亦是廣義上的少數族裔，搜索枯腸，也只有憑《原野遊龍》（Lilies of the Field）和《月黑風高殺人夜》（In theHeat of the Night）為人認識的黑人影帝薛尼波特，其他少數族裔演員無法在白人主流社會佔一席位，甚至在更早一段時期，亞裔演員的角色也由白人演員包辦，馬龍白蘭度的《蝴蝶夫人》裏不乏這種把眉毛畫成「八」字的不亞不歐之輩。
李小龍回到香港發展，遇上中國熱，清風送爽，毋庸置疑這是天賜良機。中共在那年代而言，國內民不聊生，但國外形象卻遠比實質好得多，不僅是因為老毛夠膽和蘇聯狠幹一架，而是歐美左派人士對北京絡繹於途，探訪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相對居於紐約上東城區說江浙官話的民國遺老，一身中山裝、出入都是集體行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無疑是在越戰危機中滿是水深火熱美國民眾的心靈清涼帖。著名演員莎莉麥蓮訪華後所寫成的《You Can Get There fromHere》，東岸知識分子人手一部；這種全程有嚮導中國之行，必然無法看到中共破四舊對中國文化的戕害，但中國熱之所在，一向冷靜的學者也無法抗拒而一面倒向北京，進而成為中共高層的最愛，哥倫比亞大學Roxane Witke 撰寫《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同志），獲江青親自面談良久，成為當時研究中共寶鑑之一。
諷剌的是，李小龍全心投入的國術，在中共建政後變成面目模糊的「武術」（Wu Shu），源自北方的門派變成長拳，硬橋硬馬的嶺南技擊則概以南拳稱之。為什麼「國術」這一合情合理的叫法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歷史，有解說是門派紛陳，叫「武術」可收大一統之效；也有從陰謀論說，盡收所有門派技擊，有收天下兵器的同一作用。到底是否如此，只有起解放後主管體育的賀龍元帥地下而問之。中國熱和中國功夫，兩者之間表面上源出一致，但實際上反映出來的卻是破壞和維持，而國術這一民間傳統在一九四九年後南下香港抽枝發葉，恰恰和這六十年間的中港關係極之相似。這一輪迴，只有太極裏相生相剋，才能說得明白。
P04 | 安裕周記 2010-08-08
李小龍和中國熱
那年暑假，我從紐約南下阿拉巴馬州探朋友，差不多三個月都在朋友那中餐館蒙頭大睡，間中廚子放假，我捋起衣袖替班胡亂弄些碟頭飯。記得有一個黑人，幾乎天天都來吃shrimp with black bean sauce overrice，即是我們所說的豉椒蝦球飯，四塊九毛半一碟，其實我也不明白他為何吃得津津有味，大概是濃烈的豆豉和蒜頭獻汁緣故了吧。熟了，就像其他人一樣問你同一個問題：man，you know chinese kung fu？這句話我在三藩巿被問過，在紐約避不了，美國人老是覺得中國人一定懂得功夫，可是他們卻不會去問韓國人會不會跆拳道或日本人會不會空手道。
我沒有仔細考究這些文化歧異，直到有天朋友說去看電影。那是李小龍的《猛龍過江》，在當地的主流影院上映，我早就看過幾遍，那天無甚可做，也跟去了。這是我明白為何李小龍死後多年，美國錄映帶出租店仍有各式各樣Bruce X 的一天。阿拉巴馬是農業州，黑人多，戲院裏基本都是黑人，看到李小龍在羅馬鬥獸場腳踢羅禮士幾幕，全場轟然拍手。那刻我明白了一大半——把白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一個歷史上有歧視黑人傳統的南方地區，是一樁很了不起的事。文 安裕
李小龍大熱是七十年代的事，有一種說法，李小龍熱是隨西方國家與中國開始交往，尤其是尼克遜訪華破冰之旅炒熱。尼克遜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訪問中國七天，卻早在七一年秋天宣布將到紅色中國訪問。美國在任總統訪問鐵幕下的共產中國，是當時開天闢地的大事。為了這，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公開撒了一個謊，說自己拉肚子，在巴基斯坦消失了幾天，其實是坐了一架沒有標誌的專機直飛北京。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在回憶錄說，他是那次同行的少數美國官員， 「比其他人早五碼進入中國」，他引以為傲的是他坐在機頭，基辛格坐在機身中段。這次訪華秘密得連基辛格的保鑣都不知道老闆要去中國，當飛機在巴基斯坦起飛後，機艙走出幾個中國官員，洛德形容保鑣都嚇呆了，簡直像「看到外星人一樣」。
七十年代李小龍熱
六十年代的中共國門緊閉，毛澤東和蘇聯鬧翻，美國的圍堵高牆從東北亞的朝鮮南下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那時中共的好朋友是同樣一窮二白的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九年，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軍血戰一場，那是二戰之後，第一次兩個擁有核武國家間的武裝衝突。蘇軍吃了大虧，把歐洲的精銳部隊往東調，陳兵百萬中蘇邊境；蘇聯還向美國試探，倘若以核武攻擊中國東北重工業基地，華府的反應如何。中共不敢怠慢，發出「一號命令」，高級官員緊急離京疏散，全國進入備戰狀態。差不多在這一時候，美國內部開始討論和中共的交往，其中之一的觸媒是無官職在身的尼克遜，他在《外交事務》季刊寫了一篇〈越南之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nam）， 「美國對亞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須急切的把握住中國的現實……大膽的新主意，若無準備是不妥當的」。
事實上，當時中共和美國一直有代辦級的接觸，即著名的華沙會談，然而巨大突破都在一九七一年來到。那是中共進入世界的歷史元年，三月是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邀請美國隊訪華，鐵幕由此打開；三個月後是基辛格秘訪北京，尼克遜宣布訪華；十月是聯合國驅逐台灣，中國進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國成為美國總統卡特年代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大三角其中一員，世界格局從此變模樣，同樣憎恨蘇聯的毛澤東和美國山姆大叔摒棄意識形態爭論，找到共同反蘇的一致價值，一場從政治到文化的中國熱於焉席捲全球。
中國人打白人的開始
李小龍的電影乘這股熱潮衝向世界，一九七一年的《唐山大兄》在華語世界揚名立萬，七二年夏天是更上層樓的《精武門》，前者故事背景在現代的泰國，後者背景則是民初中國。一九七二年，香港電影聖誕檔期是耳目一新的《猛龍過江》，李小龍把可及盈呎的背肌和虎虎生威的雙節棍帶到意大利羅馬，與美國的世界空手道冠軍羅禮士在鬥獸場激戰連連，那是中國人以拳腳痛打白人的開始。李小龍也許在拍製《猛龍過江》時沒有想到，飄泊天涯的五呎七吋唐龍，在中國熱的大潮裏回到他的飾演者出生地美國，成為政治中國以外的文化中國象徵。白衣黑褲白襪和腳上那雙當時在中國大陸稱作「革命鞋」的布鞋，迅速進入美國萬戶千家。見獵心喜的美國廣播公司（ABC）推出電視劇《功夫》，大衛卡烈甸飾演小和尚Kwai Chang Caine，這大概是少林寺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混血僧侶。香港無電視當年把這小和尚譯作金貴祥，頗為傳神。
李小龍在美國的演藝生涯，客觀上與美國的亞洲政策有切肉不離皮的關係，他六十年代在美國電視劇《青蜂俠》扮演只有姓氏而無名字的日本人加藤（Kato），我無法知道習詠春出身的李小龍如何適應這一形日實中的身分危機，然而人在美國，且在白人主流的荷李活，李小龍當年的選擇實在不多。事實上，不單是亞裔，黑人六十年代在荷李活亦是廣義上的少數族裔，搜索枯腸，也只有憑《原野遊龍》（Lilies of the Field）和《月黑風高殺人夜》（In theHeat of the Night）為人認識的黑人影帝薛尼波特，其他少數族裔演員無法在白人主流社會佔一席位，甚至在更早一段時期，亞裔演員的角色也由白人演員包辦，馬龍白蘭度的《蝴蝶夫人》裏不乏這種把眉毛畫成「八」字的不亞不歐之輩。
李小龍回到香港發展，遇上中國熱，清風送爽，毋庸置疑這是天賜良機。中共在那年代而言，國內民不聊生，但國外形象卻遠比實質好得多，不僅是因為老毛夠膽和蘇聯狠幹一架，而是歐美左派人士對北京絡繹於途，探訪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相對居於紐約上東城區說江浙官話的民國遺老，一身中山裝、出入都是集體行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無疑是在越戰危機中滿是水深火熱美國民眾的心靈清涼帖。著名演員莎莉麥蓮訪華後所寫成的《You Can Get There fromHere》，東岸知識分子人手一部；這種全程有嚮導中國之行，必然無法看到中共破四舊對中國文化的戕害，但中國熱之所在，一向冷靜的學者也無法抗拒而一面倒向北京，進而成為中共高層的最愛，哥倫比亞大學Roxane Witke 撰寫《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同志），獲江青親自面談良久，成為當時研究中共寶鑑之一。
諷剌的是，李小龍全心投入的國術，在中共建政後變成面目模糊的「武術」（Wu Shu），源自北方的門派變成長拳，硬橋硬馬的嶺南技擊則概以南拳稱之。為什麼「國術」這一合情合理的叫法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歷史，有解說是門派紛陳，叫「武術」可收大一統之效；也有從陰謀論說，盡收所有門派技擊，有收天下兵器的同一作用。到底是否如此，只有起解放後主管體育的賀龍元帥地下而問之。中國熱和中國功夫，兩者之間表面上源出一致，但實際上反映出來的卻是破壞和維持，而國術這一民間傳統在一九四九年後南下香港抽枝發葉，恰恰和這六十年間的中港關係極之相似。這一輪迴，只有太極裏相生相剋，才能說得明白。
我們都是過來人
明報
P07 | o靚字頭寫真 | 拾荒誌 | By 曾仲堅 2010-08-08
我們都是過來人
有道是︰ 「有死線的人生快如流水」。數一數，本欄開業已近一年，這是第十二篇文章。跨過一條又一條的死線後，才忽然發現炎熱多雨的八月又來了。回想起來，小時候的暑假都很和平美好。固然是因為我被回憶哄騙，因此產生懷舊的錯覺，但又真的想不起，除了一心想踢波看書打機睡午覺，上好像沒有多大用途的興趣班，看和記電訊廣告中的阿May 和嚮往還未實現的夏日傾情外，我還做過些什麼。
是在會考放榜那年開始，才發現夏天原來也可以很惱人。既潮濕悶熱，又忽然會有驟雨。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對公開考試一向深惡痛絕。一來，我不實用，在高考時的實用文寫作中並不及格；二來，會考時，我剛好得到13 分。在放榜的那天，於某學校呆坐等待通知時，留意到驟雨打在鐵皮上的聲音很吵耳，也在頻撲尋找中六學位，和失眠中渡過放榜後的數天，體會到汗流浹背那不暢快的黐笠笠。
距離中學畢業，恍惚間已過了十年。對會考與高考的記憶，仍然不斷地被每年一度的專題報道提醒。正如希望不要出現但又偏偏執拗地爆發的暗瘡般，它們持續喚起青春期時候對未來的惶恐。我坦白招認，時至今日，當在電視上看到激動的狀元和沮喪的0 分時，處於13 分的我都會既嫉妒又傷感地，拿出遙控器來轉台。
當然不只求分數
這應該早已是老掉牙的老生常談。台灣作家張大春就曾經述說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中的故事，點明考試的本質，就是要把人分類，排成不同級數以分配資源︰「考試之所以成立，本來就是為了讓有限的人成為這個社會裏的塔頂、塔尖── 一個不斷將過剩的人口從得以分配較多社會資源的場域驅逐、淘汰的遊戲。」自古以來，莘莘學子們早已明白，求學和求分數，本來就是兩回事。在考場中，要在分類中力爭上游，大家求的當然是分數。於是就流傳這麼一句說話︰ 「先考功名、再做學問。」
公開考試作為大型集體淘汰賽，在今天的香港，卻有一點不同。近來回看了一些關於學校制度的討論，大家都指出，這場淘汰賽不僅僅是求分數，教育要控制的不只是純粹的考試，一直以來還參一腳到日常生活中。年輕的陳景輝和葉綺雯說學校似要壟斷教育，要求的不僅是考試，也是一套品格的訓練，但問題卻在學校對學業和品格都只有一套考核標準，對男的要求短髮，對女的要求長裙過膝。One size fit all，不能為不同的學生設想，令他們無法發揮所長。
中年的呂大樂也說現在小朋友的童年已被家長和學校高度組織。在他成長的六、七十年代，製作「填鴨」的標準只側重於考試成績，但因此學生在考試以外的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空間自由放任。不過現在的集體大淘汰賽，既比從前力求分數，也同樣要來量度德智體群美，而家長又力勸年輕人盡早打算，每項課外活動都要為將來的前途服務，令學生在學校以外的工作量也大增。自小開始一星期五天放課後的芭蕾、小提琴、游泳、外語等練習，於是不輕易有時間和精力在日常生活中嘗試、犯錯和成長。
求分數也不只求分數
以上的故事實屬耳熟能詳，因為大家或多或少都應該曾參與其中，我能加添的，也許是細節中的一點趣味。儘管曾飽受折磨，但我仍然自以為公正地以為，公開考試既能造成分化，把每個人都拿出來互相比較，卻有時也有如海狗丸般妙不可言地強化人際關係的功效。
英國BBC Radio 4 有很多有趣的節目。曾經有段時間想學習英文，上網找到了社會學學者Laurie Taylor的《Thinking Allowed》。這是一個關於社會科學的節目，常常請不同的學者上來，和他們談談最近的研究和著作，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每星期的電郵通訊。
瀟灑地自嘲是他的風格，譬如有一次，他說，當還是社會學導師的時候，既仰慕隔鄰經濟學教授的名車，也想不透為什麼學院中人有財力購買。後來同事告訴他說，因為這教授不時被大機構邀請進行員工講座。Laurie 想，自己不如也毛遂自薦。後來，一間大型的電腦公司請了他談談管理學的理論。他臨急抱佛腳，買了一堆管理學的教科書，把術語和圖表炒成一碟。
災難令人團結
面對滿場的觀眾，他說了幾個笑話，講一些自己努力地囫圇吞棗的術語，自信表現倒也不俗。完場後，到會場的酒吧，滿心期待有人上前恭維或細問自己講座的內容，但卻好像生人勿近一般，大家對他敬而遠之。終於有一個聽眾上前搭訕。Laurie 問他說感覺如何？聽眾︰ 「非常好。」「你喜歡嗎？」「它完成了應有的功能。」「什麼意思？功能？」聽眾說︰「我們一向喜歡在早場的時候有一個像你一樣的講者。這令我們打破隔閡。散場後到酒吧，我們可以和平時有點心病的同事一起並肩大罵這不知所謂的講者，一起嘲笑︰ 『這講者都唔知搞乜？』沒有什麼比災難更能令人團結起來。」
雖然對音樂家陳蕾士和詩人黃國彬並不公平，但正如英國人會以詛咒變幻莫測的天氣來打開話匣子一樣，於2007 年前在會考考過中國語文的朋友都知道，沒有比批評《聽陳蕾士的琴箏》更安全的話題。成績欠佳者如我，也常常在迎新營的燒烤晚會中分享自己的準備有多不足，視乎需要或比併狂妄大膽的程度（我只讀了一夜就進考場），或互相吹噓自己打天才波的能耐（一晚通宵就可以死記了多少頁天書）。既責難考評局不按牌理出牌（譬如忽然改變考試方式，或不明白何謂潛水怕屈機），又咒罵試場位置僻遠，安排差勁等等，不一而足。甚或推而廣之，大談學校的制度如何「有趣」，和校長與老師們的「軼事」。最後，大家於野火中，熱熱鬧鬧地渡過新相識的歡欣一夜。
每年一度的會考報道，既由於這是最容易有共鳴的話題，也因為它是香港人的成人禮。經過災難的大家看到下一代的笑容或眼淚，都自動鑄成過來人，成為社會上的前輩，於茶餘飯後分享經驗，語重心長地鼓勵下一代要認真努力讀書，又苦口婆心地安慰說不用太重視成績。今年對末代的重視，也許亦源於這份懷舊情懷。看電視，想起他們和自己也是於同一個制度中或折騰或苦捱或忍耐出來的香港人，在安撫別人又慶幸得脫苦海的瞬間，暫時忘記原來又已掉進了一重重諸如工作結婚生子買樓等的無盡人生難關。
拾荒是定期活動，每月一次，收拾手中荒廢了的故事。關於生活，也關於生存。一九八一年生，二○○三年大學畢業。（每月第二個星期日刊出）
P07 | o靚字頭寫真 | 拾荒誌 | By 曾仲堅 2010-08-08
我們都是過來人
有道是︰ 「有死線的人生快如流水」。數一數，本欄開業已近一年，這是第十二篇文章。跨過一條又一條的死線後，才忽然發現炎熱多雨的八月又來了。回想起來，小時候的暑假都很和平美好。固然是因為我被回憶哄騙，因此產生懷舊的錯覺，但又真的想不起，除了一心想踢波看書打機睡午覺，上好像沒有多大用途的興趣班，看和記電訊廣告中的阿May 和嚮往還未實現的夏日傾情外，我還做過些什麼。
是在會考放榜那年開始，才發現夏天原來也可以很惱人。既潮濕悶熱，又忽然會有驟雨。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對公開考試一向深惡痛絕。一來，我不實用，在高考時的實用文寫作中並不及格；二來，會考時，我剛好得到13 分。在放榜的那天，於某學校呆坐等待通知時，留意到驟雨打在鐵皮上的聲音很吵耳，也在頻撲尋找中六學位，和失眠中渡過放榜後的數天，體會到汗流浹背那不暢快的黐笠笠。
距離中學畢業，恍惚間已過了十年。對會考與高考的記憶，仍然不斷地被每年一度的專題報道提醒。正如希望不要出現但又偏偏執拗地爆發的暗瘡般，它們持續喚起青春期時候對未來的惶恐。我坦白招認，時至今日，當在電視上看到激動的狀元和沮喪的0 分時，處於13 分的我都會既嫉妒又傷感地，拿出遙控器來轉台。
當然不只求分數
這應該早已是老掉牙的老生常談。台灣作家張大春就曾經述說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中的故事，點明考試的本質，就是要把人分類，排成不同級數以分配資源︰「考試之所以成立，本來就是為了讓有限的人成為這個社會裏的塔頂、塔尖── 一個不斷將過剩的人口從得以分配較多社會資源的場域驅逐、淘汰的遊戲。」自古以來，莘莘學子們早已明白，求學和求分數，本來就是兩回事。在考場中，要在分類中力爭上游，大家求的當然是分數。於是就流傳這麼一句說話︰ 「先考功名、再做學問。」
公開考試作為大型集體淘汰賽，在今天的香港，卻有一點不同。近來回看了一些關於學校制度的討論，大家都指出，這場淘汰賽不僅僅是求分數，教育要控制的不只是純粹的考試，一直以來還參一腳到日常生活中。年輕的陳景輝和葉綺雯說學校似要壟斷教育，要求的不僅是考試，也是一套品格的訓練，但問題卻在學校對學業和品格都只有一套考核標準，對男的要求短髮，對女的要求長裙過膝。One size fit all，不能為不同的學生設想，令他們無法發揮所長。
中年的呂大樂也說現在小朋友的童年已被家長和學校高度組織。在他成長的六、七十年代，製作「填鴨」的標準只側重於考試成績，但因此學生在考試以外的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空間自由放任。不過現在的集體大淘汰賽，既比從前力求分數，也同樣要來量度德智體群美，而家長又力勸年輕人盡早打算，每項課外活動都要為將來的前途服務，令學生在學校以外的工作量也大增。自小開始一星期五天放課後的芭蕾、小提琴、游泳、外語等練習，於是不輕易有時間和精力在日常生活中嘗試、犯錯和成長。
求分數也不只求分數
以上的故事實屬耳熟能詳，因為大家或多或少都應該曾參與其中，我能加添的，也許是細節中的一點趣味。儘管曾飽受折磨，但我仍然自以為公正地以為，公開考試既能造成分化，把每個人都拿出來互相比較，卻有時也有如海狗丸般妙不可言地強化人際關係的功效。
英國BBC Radio 4 有很多有趣的節目。曾經有段時間想學習英文，上網找到了社會學學者Laurie Taylor的《Thinking Allowed》。這是一個關於社會科學的節目，常常請不同的學者上來，和他們談談最近的研究和著作，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每星期的電郵通訊。
瀟灑地自嘲是他的風格，譬如有一次，他說，當還是社會學導師的時候，既仰慕隔鄰經濟學教授的名車，也想不透為什麼學院中人有財力購買。後來同事告訴他說，因為這教授不時被大機構邀請進行員工講座。Laurie 想，自己不如也毛遂自薦。後來，一間大型的電腦公司請了他談談管理學的理論。他臨急抱佛腳，買了一堆管理學的教科書，把術語和圖表炒成一碟。
災難令人團結
面對滿場的觀眾，他說了幾個笑話，講一些自己努力地囫圇吞棗的術語，自信表現倒也不俗。完場後，到會場的酒吧，滿心期待有人上前恭維或細問自己講座的內容，但卻好像生人勿近一般，大家對他敬而遠之。終於有一個聽眾上前搭訕。Laurie 問他說感覺如何？聽眾︰ 「非常好。」「你喜歡嗎？」「它完成了應有的功能。」「什麼意思？功能？」聽眾說︰「我們一向喜歡在早場的時候有一個像你一樣的講者。這令我們打破隔閡。散場後到酒吧，我們可以和平時有點心病的同事一起並肩大罵這不知所謂的講者，一起嘲笑︰ 『這講者都唔知搞乜？』沒有什麼比災難更能令人團結起來。」
雖然對音樂家陳蕾士和詩人黃國彬並不公平，但正如英國人會以詛咒變幻莫測的天氣來打開話匣子一樣，於2007 年前在會考考過中國語文的朋友都知道，沒有比批評《聽陳蕾士的琴箏》更安全的話題。成績欠佳者如我，也常常在迎新營的燒烤晚會中分享自己的準備有多不足，視乎需要或比併狂妄大膽的程度（我只讀了一夜就進考場），或互相吹噓自己打天才波的能耐（一晚通宵就可以死記了多少頁天書）。既責難考評局不按牌理出牌（譬如忽然改變考試方式，或不明白何謂潛水怕屈機），又咒罵試場位置僻遠，安排差勁等等，不一而足。甚或推而廣之，大談學校的制度如何「有趣」，和校長與老師們的「軼事」。最後，大家於野火中，熱熱鬧鬧地渡過新相識的歡欣一夜。
每年一度的會考報道，既由於這是最容易有共鳴的話題，也因為它是香港人的成人禮。經過災難的大家看到下一代的笑容或眼淚，都自動鑄成過來人，成為社會上的前輩，於茶餘飯後分享經驗，語重心長地鼓勵下一代要認真努力讀書，又苦口婆心地安慰說不用太重視成績。今年對末代的重視，也許亦源於這份懷舊情懷。看電視，想起他們和自己也是於同一個制度中或折騰或苦捱或忍耐出來的香港人，在安撫別人又慶幸得脫苦海的瞬間，暫時忘記原來又已掉進了一重重諸如工作結婚生子買樓等的無盡人生難關。
拾荒是定期活動，每月一次，收拾手中荒廢了的故事。關於生活，也關於生存。一九八一年生，二○○三年大學畢業。（每月第二個星期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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