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開倉」投資社會發展是真扶貧 ／盧子健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提出動用政府儲備扶貧，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政治發展。如果立法會主要政黨對社會政策的看法更加接近，特區政府就有條件制訂更多既為公眾所接受、又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的社會政策。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很快便已經否定動用儲備來扶貧。有些意見亦擔心動用儲備來扶貧並非善用公帑。本報社評以「開倉派米」來形容動用儲備扶貧，含意是動用儲備總有花光的一日，並非長久之計。


其實田北俊提出動用儲備來扶貧的說法不太嚴謹，因為確會帶來「並非長久之計」的擔憂，正所謂「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


其實現實情是特區政府不斷斂財，儲備由相等於政府大約一年的開支在短短幾年間增加到相等於兩年的開支。錢放在庫房而不作有用的使用，是另一種浪費。


問題是﹕「開倉派米」是否最好的使用儲備的方法。這點確實可以討論。


「扶貧」很多時予人的直覺印象就是增加綜援，或者各種各樣的現金補助。如果真的動用政府儲備這樣做，就真的有點兒像「開倉派米」。


可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香港的貧窮狀消滅得最快的一段時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當時除了引進了公共援助（即現時綜援的前身）外，還有免費教育的大幅度擴大（包括由6年免費教育延伸至9年免費教育及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所開辦學校增加大量經費）、公共醫療制度化並大幅擴充、10年公屋計劃及興建居屋、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等。


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扶貧策略是進步的社會政策，通過投資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消除階層性的先天性不平等，為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使他們可以在不需擔憂生計的情下各展所長，努力學習和工作。社會發展是扶貧的前提。


踏入上世紀90年代，雖然有回歸後期的政治動盪，但社會發展沒有停步。因為即使已是跛腳鴨，港英政府也引進了大規模的公營醫療改革、大幅度擴充大學教育、增加投放於社會服務和保障的資源，及設立強積金制度。


遺憾的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反而放緩。大學學位沒有增加；免費教育年期到最近才增加至12年；公營醫療系統沒有新發展；房屋計劃叫停；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既無長遠規劃，亦無增加承擔。


相反，過去10多年，政府有意識地引進「市場力量」來推動社會政策，包括私營醫療、私營教育、直資學校等。這些政策不是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只會令社會上各階層原有的資源落差不至被進步的公共政策所收窄。


回歸後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並非偶然，亦不單只因為表面上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因為政府的社會政策由進步走向保守，由促進社會發展變成「鞏固」所謂自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所以，香港確實需要面對貧窮問題，包括適當地增加社會保障以令受惠人士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香港更需要一個長遠的扶貧策略，就是用公共政策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義。香港應當有系統地檢視特區政府過去10多年盲目地把醫療、教育、房屋推向市場這個錯誤方向。不扭轉這個錯誤方向，單靠「開倉派米」確實解決不了問題。


執行進步的社會政策，政府的「倉」還是要開，但並不一定用來派米，而是用來作社會投資。高鐵工程在社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音，因為造價接近700億元。政府花這個錢在基本建設的資本投資面不改容，為何投資在社會發展之上卻如此吝嗇呢？


政府也曾經說過，預留500億元作為設立醫療融資制度的起動資金，但如果醫療融資制度只是把市民推向私營醫療，我們有信心這500億元能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嗎？如果我們向正在掙扎的公營醫療系統每年增加10％的投放，亦只不過是30多億元。未來15年間500億元為香港市民的健康所帶來的額外保障是實實在在的。


政府「開倉」投資於社會發展，肯定是用得其所，不單只有助解決貧窮問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維持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在這方面，不單政府有責任，政黨也有責任。政黨要求政府「開倉」，不應只求「派米」，這是短期行為。有信念的政黨一定有一套完整的社會政策，進步的政黨會要求把公共資源投資於社會發展之上。但願有心人向這個方向努力，堅持不懈！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