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明報專訊】香港民主運動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5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
談判需依仗
龐大群眾動員力量支持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曾經歷談判，其後才達至民主轉型，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包括群眾動員力量，以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
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南非為例，謂它藉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逼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至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廣泛被排斥、被打壓群體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逼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後者不想看到國家政治、進而經濟持續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至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以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當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逼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
事實上，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不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現任美國總統顧問McFaul，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國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至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相反，要達至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民主黨及普選聯
忽略了群眾動員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至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普選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民主黨有代表指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普選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單不符事實，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
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有何代價？
從09年11月至今年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紓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便會有較大機會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港大7月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開支是浪費公帑，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
文章的附錄，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二之二】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