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4日 星期二

朱凱迪﹕斷裂社會

朱凱迪﹕斷裂社會


【明報專訊】



一)


過去一年的反高鐵抗爭和民主運動,令由殖民地時期一直被包庇保護的政商特權網絡受到公眾猛烈攻擊(最近出現所謂「仇富」的講法只是特權階層用以抹黑公眾的反擊伎倆),記者近來亦多次報道「港版太子黨」繼承父業,獲委任到中央政策組和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盛」。除此之外,我們亦經常從報章中看到某某富豪的俊美兒女在美國名校畢業回港後,獲父母安排在接班前到不同的領域接受特訓的逸事。


我試圖由傳媒的零碎報道拼出富豪如何培育下一代成材的圖畫。在處處講求流動和變化的今天,我看到「緊密的家庭紐帶」、「兩代人之間師徒般的事業傳承」和「人際網絡的連接」。幾十年前的香港,無論貧富,這3點也是培育下一代成長和建立價值的重要途徑,如今這些條件卻在大眾社會不斷萎縮,幾乎只有位處資本主義社會階梯頂端的權貴才配得起。


二)


會考放榜後,兩萬多名中五生冒日曬雨淋排隊報讀學歷只相當於會考5科及格的毅進課程,佔會考報考人數差不多五分一。數以萬計為前途徬徨的青年身邊,是他們40至50多歲的同樣徬徨的父母。他們自己不是在幹「即將被淘汰的行業」(有多少是能力高超的農夫、裁縫、理髮師或打鐵匠),就是已經「轉型」了一次以上,幹保安或清潔等隨生隨滅的「服務行業」。他們覺得自己再沒有什麼「有用」的技能和經驗可以傳給下一代,也沒有能夠扶子女一把的人脈關係,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子女日曬雨淋,報讀一個費用昂貴的課程,為子女在跌進虛空的成年黑洞前換來多一點時間——這也是一家人在冷漠的日常生活中,難得一次兩代人一起共患難的機會。


當教科書仍在褒揚由漁農業變轉口港再變工業城市再再變金融中心的香港故事時,我們難道不能從中讀出每年令那麼多人徬徨的斷裂?那不就是所謂「青年問題」的肇因?一代人一代產業,無從累積,無從傳承,而傳承的斷裂也造成家庭的斷裂。在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論說的新資本主義社會中,令人喜悅、盡力做事並享受進步的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日漸稀缺,我們被迫短期和零碎地生活和工作,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確立持久清晰的身分、尊嚴與人生意義。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所謂權貴世襲和跨代貧窮。


三)


這一代人生於斷裂,但不一定甘於飄泊。反高鐵抗爭後,有年輕朋友來到新界跟隨師傅學農耕;幾個月來,他們愈耕愈起勁,快樂得像得到新生命一樣,有的更索性連原先的工作也辭掉。他們要以認真的學習,在這個城市重新創造能累積和傳承的生活(條件非常艱難:農耕的規模很小,耕地也隨時被地產商和政府徵收,可能幹一兩年就被趕走)。這不是說,到新界耕田就是數以萬計徬徨青年的出路,但那起碼是直面現時所謂「青年問題」的嘗試——他們認定問題所在,也夠膽起來,從蒼白的體制中奪回自己的「學習時代」。

2010年8月16日 星期一

任志剛﹕別再寄望美國印鈔

任志剛﹕別再寄望美國印鈔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7月中之後,環球股市上升,憧憬美國聯儲局會再次推行量化寬鬆政策(QE2),開動印鈔機創造貨幣供應,入市買債券托市。但觀察環球金融市場30多年的金管局前任總裁任志剛說,美國再印鈔已無補於事。所以他呼籲投資者一定要小心,並要多了解國際及中國的金融市場變化。



》[11:57]任志剛:別再寄望美國印鈔

》[08:41]中央不放鬆調控 內房四出撲水


任志剛說,去年聯儲局量化寬鬆,是因為在金融海嘯後,要用此手段買資產來支持金融體系,「但現在已到了一個地步,你要再搞QE2,就等如要用一條繩去『隊郁』一件物件」。因為量化寬鬆應已到了極限,再做效果只會是diminishing return(效益愈來愈小)。

量化寬鬆已到了極限

伯南克領導的聯儲局,由去年4月開始斥資1.7萬億美元,入市買美國國債及按揭證券,至今年3月才收手。其間令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規模,由海嘯前的8000億美元,大幅漲升至最多2.3萬億美元(見右圖)。

由今年4月開始,聯儲局手上的按揭證券到期後,收回來的資金已沒有再投放在市場,令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規模已在縮小,即聯儲局已緩慢地退市。但由於美國7月以來公布的經濟數據太差,至上周三,聯儲局決定停止縮減資產規模,把證券到期的資金,拿來重新入市。但聯儲局上周公布這政策改變之後,市場反而眼於美國經濟實在太差,股市連番下挫。

美銀行願意放貸 才有復蘇

任志剛說,美國經濟何時復蘇,還要看銀行何時願意再放貸。「銀行因為沒有資本,又擔心信貸風險高,所以不願借。」但他相信時間可以解決問題。「當低息環境持續,去到某個環節,銀行洗去有毒資產之後,慢慢賺回些錢,資本比較充足,便會再放貸……我不排除美國會步日本後塵。但我始終覺得美國未必會如此,美國人一向願意擁抱改變,會的起心肝去處理問題。反而歐洲就一成不變。」

經濟未回復正常 小心投資

面對這樣的經濟環境,對市民投資股市樓市,任志剛又有什麼忠告呢?「要記住全球經濟情仍有隱憂,歐美經濟未復蘇。金融體系未能好好地支持經濟。這一切要一段時間才回復正常。」要等多久,他就說難以估計。

所以他認為,投資必須留意國際金融的發展,亦要了解內地的情。「全球經濟現時只有一個光點,就是中國。」在歐美不濟時,大量資金確會流入中國等新興市場,但正因為多錢流入,波動亦難免。

去年中以後,香港、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其他地方都面對資產價格飛升的問題。任志剛說,不少亞洲國家對資金流入已有管制,他希望亞洲各地可以好好處理泡沫風險。但問到他對香港當局的對策時,他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理由不願意多談。「我當然有我自己的想法,」邊說邊指自己的腦袋,「但不會在這裏跟你們談。」

堅持宏觀審慎監管

任志剛只是重申,他一直推崇的宏觀審慎形式監管是多麼重要。「我們10多年前搞七成按揭,便是這種監管模式的演繹。你知不知道我們當年推時,有多少銀行的人罵我,說『我們自己不懂得控制風險嗎?』」

撰文:高志堅、羅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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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言起行 每天兌2萬人民幣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任志剛原來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密密兌換人民幣。他說去年10月退休之後,已有每天兌換2萬元。「以前我做金管局總裁,自己仍有影響力,當然就沒有換,退休後就沒問題了。一日兩萬,換一段日子,又停一陣。」


港搞人幣業務 市場會「旺」

因為任志剛相信,當國家仍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民幣長遠一定會升值,縱然短期內仍有波動。

自從人民銀行與金管局在上月中修訂清算協議之後,人民幣投資產品在香港如雨後春筍,港人對投資人民幣亦趨之若鶩。除了多一個投資渠道之外,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對香港經濟又有什麼實質好處呢?「金融市場應該會『旺』,例如外國投資者,以往要用外幣換成港元,再透過港股去投資內地。如果外資可以直接把外幣換成人民幣,香港有人民幣買賣的股票,可能需求會增加。」

9年前已爭取發展離岸中心

簽訂新清算協議後,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亦正式獲確立。原來任志剛9年前已為這目標爭取(見表)。「2001年,我帶銀行公會到北京,見當時的外管局長郭樹清,已向他們提出。事前我連銀行公會也沒有通知。我腦裏面想的就是要搞離岸中心。」

他說沒想到當時內地官員的反應已很正面。9年前跟他談的郭樹清,當了建行(0939)董事長,近月建行亦宣布委任任志剛為獨立非執董。

港人幣量小 毋須擔心發展過快

「我當時的想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那麼快,這麼大的經濟體,人民幣遲早會成為國際貨幣。內地價格一直在低水平,若要擁抱全球化,必定會拉近與外面的差距,為了減低通脹壓力,幣值一定會升。到時國際上必有對人民幣的需求。」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當然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首選舞台。

現在擔任人行旗下中國金融學會執行副會長的任志剛說,讓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之餘,中央要管理好風險亦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離岸中心的量是要管制的,這對香港這方面的發展確會有阻滯。」因為中央會擔心搞得太大時,倒過來會影響內地的貨幣及匯率政策。「但我們的量實在很小,只是內地的千分之一,其實中央也可以放心。」內地7月人民幣存款有67萬億元,而香港至6月底則只有89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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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任瑞銀非執董之謎
加入頂級機構 更全面看中國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去年10月退休的任志剛,已先後獲5個「兼職」性質的任命。除了與他醉心鑽研的中國金融政策相關的中國金融學會執行副會長一職,最近還接受了頂級國際投資銀行——瑞銀(UBS)的聘書,薪酬有機會高達數百萬元。他說自己接受瑞銀董事一職是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問題,抱學習心態,目的是要在分析中國金融問題時可以更全面。

多職務 也有一半時間「hea」

今年4月,任志剛獲委任為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並會為新開辦的金融行政課程執教鞭。前日,任志剛便在這座由中大斥資逾千萬元建成的教學大樓,接受本報訪問。落地玻璃外遠眺八仙嶺,吐露港的壯闊、中大校園的如茵綠草就在腳下。任志剛雖仍一頭白髮,但解下領帶、心情輕鬆的他精神奕奕,望窗外一片綠色笑說:「忙是很忙,但我用很多時間遊山玩水。」

退休前,任志剛說他會用一半時間去hea。至今已獲委5項職務,他強調工作仍只佔一半時間,但最近亦有點調整,部分hea的時間已用作「專業興趣」——包括閱讀《金融時報》、看金融書籍等,及「無收錢」的顧問工作。

他多次提到,自己對宏觀審慎監管的研究有濃厚興趣,甚至開設了顧問公司,名為「宏觀審慎顧問有限公司」,向金融監管機構提供財經金融諮詢服務。但他沒透露現時該顧問公司有何顧客。

工作中的首要任務,還是人行中國金融學會的金融政策研究,他強調工作時間很有彈性(見右表)。而在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的工作,亦與中國金融政策研究有關,有「協同效應」。至於兩家金融機構——建行和瑞銀的獨立非執董職位,他形容一年僅開4、5次會及看文件,難不倒他。他不禁讚自己:「我看paper(文件)很快,真的很快!尤其是看金融的東西。寫東西又快!」

為自己辯護:真的不是為錢

在眾多邀請中,任志剛選擇擔任瑞銀獨立非執董,原來有「hidden agenda」(另有目的)。在任志剛30多年來的監管經驗中,「一路以來,在宏觀高層次看東西,在地下(公司業務層面)看東西的經驗不多,為了內地的研究工作,要從更多方面去看」。尤其瑞銀是「全球性的高端金融機構」,料可從中學習環球金融的東西,套用至中國金融的分析上。外界不時質疑,任志剛各項「兼職」是為了「銀」?他不忘為自己辯護:「我真的不是為錢!」由於聘書眾多,他坦言盛情難卻,已推到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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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未跌夠 未撈底
2010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任志剛仍是本港「金融沙皇」之時,由於掌握本港金融命脈,不能沾手股票投資。退下火線前,本來打算「鬆綁」後每日買一些股票,但「買遲了半年」。港股去年下半年急升,任志剛被迫擱置計劃。今年以來,雖然港股回吐了8%,但原來在任志剛心目中,仍「未回夠去做我樣」,因此「計劃仍然未實行」。股市要回吐至什麼水平才應「撈底」?任志剛臉上掛神秘的笑容,三緘其口,只重申未實行計劃。


策略:摸清谷底逐日買

但他分享了其投資策略,就是在摸清股市周期的低谷時,開始「逐日買」,並視為長遠投資。「市場很波動,若剛好已到底,或接近底部(逐日買)一段時間,長遠來說是好事。」他反對一般投資者鍾情的「即日鮮」,語重心長的說﹕「那些是炒賣,短期波動可以很厲害,我亦覺得投資者不應該這樣。」

談及股民摯愛內銀股,任志剛說內地金融體系效率較低,正正提高了內銀的賺錢能力。「經過今次(金融海嘯)之後,(境外)金融機構以後賺錢不會那麼容易。」因為金融機構的私利今後不能再蓋過公利。但在內地,由於金融體系的效率不及國際市場,「NIM(淨息差)愈小,即愈有效率,NIM愈大即愈沒效率……而效率愈低賺錢就愈多」。不過他叮囑記者不要誤會,這些並非他的投資建議。至於他會否投資內銀股,他則說一來沒空閒時間處理,二來本身已是建行(0939)的獨立董事,若投資內銀有利益衝突。

黃以恆﹕如何培養政治人才

黃以恆﹕如何培養政治人才


【明報專訊】政府完成副局長與政治助理檢討,決定維持薪酬不變,惟沒有公開其考勤理據。在2007年擴大委任制、增設副局政助職位時,林瑞麟局長表示他們除了負責支援主要官員及配合公務員,長遠目標為吸納及培養政治人才,為普選鋪路(註1)。


恰恰相反,繼續實行此制度根本不能為普選增添政治人才,只是延續封閉的政制。事實上,政府委任了不少政務官,甚至退休公務員。在民主制度下,官僚系統立於政治以外,如英國中立的公僕制。政府美其名為培養政治人才,實際只為了貪一時之方便,免去局長到立法會及落區被質詢的尷尬。解釋政策、回應質詢是局長的份內事,不應另派副手代表。


必須從民選議會做起


退一步說,大家能預見這批副局政助在未來幾屆參選立法會,甚至區議會嗎?除了數倍的薪酬外,副局和政助更接近權力核心,他們實在沒有任何誘因轉型參選。相反,他們能在委任制中不斷游走,屆時原因必定是他們「曾任副局長,有豐富行政經驗」。總之,現時的委任制跟普選扯不上邊。


反倒是政府帶頭對政治人才「揠苗助長」。南區區議員陳岳鵬被吸納為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即時辭去議員職位。這樣對培養政治人才毫無幫助,反而使人樂於早日走入建制,在委任制中安享高薪厚職。


培養政治人才,必須從民選議會做起。自從董建華「行政主導」,借勢除去兩個市政局開始,香港政治人才便出現斷層。馬嶽教授指出,立法會選區大小平均為區議會選區的80倍(註2)!最明顯的例子,是2007區會選舉「票王」民主黨胡志偉,在立法會選舉中未能當選。如政府真誠地為普選鋪路,現行兩級議會制度必須改革,合併區會選區、縮小立會選區甚至改變選舉制度都是可行的辦法。區議員未能向上流動,如何為他們提供更多參政機會?


應加強區議會職能


最後是政府應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大眾對區議員的印象模糊,認為不離「成功爭取」及「強烈要求」,以及向官員遞交信封表達不滿。事實上,區議會職能十分有限,選區更大多只及數個屋苑。更重要的是,香港未有普選,區議員所屬政黨最多只能「成功爭取」;而不是透過選舉成為管治團隊、推行政策,還須向誰爭取呢?最後,區議員在選區向大眾宣傳該政黨推行的政策,有志挑戰的便可帶領居民質疑其理據。如此,還需要局長及其尊貴的助理們常落區「受苦」,斤斤計較落區次數嗎?


作者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碩士生


■註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10/17/P200710170211.htm


註2. Ma Ngok, 2007.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age 148(見圖)

王慧麟﹕重整香港經濟秩序孰好孰壞?

王慧麟﹕重整香港經濟秩序孰好孰壞?


【明報專訊】「法律與發展」(Law and Development)在香港是邊緣學科,在發展中國家卻仍方興未艾。這門研究可謂十分實用,簡而言之,是研究如何利用法律作為推動社會或經濟發展的工具。


這門學科始於1960年代。斯時,一班美國法律人士,眼見發展中國家獨立之後,需要盡快地搞好經濟。他們認為,當地政權可以利用法律作為工具,建構一個全新的社會機構及法律規範、按經濟發展策略的需要(當時流行「入口津貼」的經濟發展模式),重新分配資源及建立新經濟秩序,走向工業化。


但是,這運動開展後,成效開始受到質疑。有論者如Trubek批評,這班美國學者生硬地搬來美式法律規範,骨子裏仍是以「西方中心」的心態,前往發展中國家推動法制建設,不單不能拉動經濟,反而令執政集團借修改法律的契機,建構新的利益紐帶,重新把國家經濟分贓,令一堆腐敗的執政集團從中得益。例如一個國家把礦場或油井開發國有化後,其資源就會透過法律分配給一班親政府的親朋戚友,形成獨佔經濟的政治寡頭。其結果不言而喻:國家愈發貧窮,執政集團愈來愈富貴。


「法律與發展」與管治連結起來


於是,「法律與發展」的研究曾一度沉寂下來。但到了1980及1990年代後,在世界銀行推動下,「法律與發展」就與管治連結起來。在世銀副主席Shihata推動下,世銀要求受助國家以建立「法治」(rule of law)作為經濟援助的條件及核心價值,以達至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


這套新政策的理論旗手,就是塞德曼(Seidman)夫婦。在他倆合著的《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一書裏就指出,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利用法律推動經濟,需要重新建立法律及官僚體制,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及新的福利發展觀。


塞德曼直言,其倡議有部分是於中國講學期間得到啟發。他們的分析,亦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在1989年後,他們曾協助北京制定22條與經濟發展有關的法例。塞德曼其後更將這次經驗,結合世銀援助計劃,以及東歐共黨解體之後的法制建設經驗,輯成一書,一時把「法律與發展」的研究復蘇起來。


法律與發展的學理根據,強調法律在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作用。然而,正如肯尼迪(David Kennedy)所說,一個國家在選擇經濟發展的政策時,歸根結柢都是政治與經濟的選擇(choice)。法律要成功推動經濟發展,不能單靠什麼法治(rule of law)的建立。因為選擇建設「法治」,本身亦是一個政治抉擇。


肯尼迪的批評有助了解塞德曼的理論問題。因為假如一個政權的政治選擇,是以經濟增長(如GDP數字的增長)為其施政目標,則法律只是其施政過程的一個工具或手段。但假如一個政權把經濟增長視為過程,而最終目標是借經濟增長來鞏固政權的話,換言之,所謂建立法治、所謂建立法制,最終都是借促進經濟發展來把政權合理化。假如政權本身是專制獨裁政權的話,法律則成為了維護專政的武器,其推動經濟增長的美意,倒成為了專政工具,變成了法律愈修愈多,愈有西方法制的外衣,經濟增長愈來愈好,而政權依然穩如泰山的局面。塞德曼未必意料到,其在1990年代推動的經濟法律改革,有助奠下中國經濟法律西方化的基礎,同樣協助維護中共政權。


法律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


但無論如何,法律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重整中國經濟秩序方面,有其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中國更借法律改革,促成法律條文上,有保護弱勢族群,分享經濟成果,達到社會公平的表面效果(如勞動合同法的修訂)。


1997年後,香港前後面對金融危機及SARS打擊,元氣大傷。2003年初,董建華管治已有危機。中國政府當時認定,香港管治問題,在於經濟不振。北京特別思考,如何把香港進一步納入中國經濟體系,重整香港經濟秩序。基於中國的法律與發展經驗,他們相信,可以利用法律作為一種工具,逐步地推動上述工程。


囿於《基本法》框架,北京不在香港實施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就需要在其他法律上找出方法。WTO(世貿組織)的GATT及GATS,就提供了法律空間,因為中國及香港,均是世貿組織成員。中國遂在WTO框架內,以兩個關稅區簽署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的名義,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安排(即CEPA),向香港開放貿易門戶。CEPA選擇在7月1日大遊行之前提出,以期消解社會怨憤,但成效有限。在「七一」50萬人示威之後,9月立即再把CEPA「加料」,形成日後以CEPA向香港輸出利益的法律機制。


香港經濟方向逐步由中國政府主導


CEPA之舉,商界稱善。北京遂構思如何把香港經濟納入廣東省的地區經濟發展規劃之內。他們除了要求港府推動港粵合作之外,法改委在去年發出「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文件可謂重要的分水嶺。表面上,文件是談珠三角的發展,客觀上則透過定位廣東省,把香港(及澳門)拉入廣東的經濟發展佈局之內。現在港府更主動地要求加入中國「十二.五」規劃之中,香港的經濟方向,已逐步由中國政府主導。


至於本地立法方面,曾特首甫上任後,就積極推動兩個影響社會深遠的法律。一是最低工資立法,二是競爭法。表面上,我們沒有看到北京領導層在背後發功,但觀乎前者出乎意料地得到工商界的支持,後者的反對聲音不大,北京大抵亦同意這些法例。前者有利消除工人與商家矛盾,後者更有助拆散一些長期以來遭外資或華資寡頭壟斷的經濟行業(如石油、超級市場),對日後中資企業進一步加大香港經濟主要部門的話事權,非常有利。


北京及其代理人在香港推動法律來重整經濟秩序,提出較「左」傾的法律改革,幾乎與泛民近20年來提出的社會改革方向一致。對泛民而言,豈有不支持之理?但假如香港在重整新經濟秩序的時候,部分大型國企取代了外資及本地華資的經濟角色,製造新的利益階層,孰好孰壞呢?泛民又有什麼新的經濟或社會論述,以面對日後中國企業在香港,佔有愈來愈大的經濟話事權呢?對泛民而言,這些與政改一樣,同樣是當務之急。


■延伸閱讀


1. (美)安.塞德曼、(美)羅伯特.塞德曼著;馮玉軍、俞飛譯(2006),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第三世界問題的解決和制度變革,北京:法律出版社(見圖1)


2. Arnscheidt, J., B. Van Rooij and J.M. Otto (ed.), (2008), Lawmaking for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ojects, Leiden University Press.(見圖2)

民主黨135人選區會近年最多


民主黨135人選區會近年最多

單仲偕擬出戰東區


【明報專訊】政改通過後立法會新增5個區議會功能議席,令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據悉,泛民近日已完成初步協調工作,民主黨將大舉派出至少135人參選區議會,是過去兩屆以來新高,當中副主席單仲偕將再度「下海」出戰東區。另外,民主黨為部署下屆立法會選舉,已挑選出10人「種子名單」重點培訓。


泛民在今年4月及6月,就區議會進行過兩輪協調,400多個選區中有約300個已完成協調。當中以民主黨最積極,駐重兵派出至少135人參選,比上屆的109人、甚至03年有「七一效應」下的120人,都更為進取。


副主席單仲偕表示,由於民主黨目前有60個區議員、70個社區主任,加上尚有其他黨員報名,相信至今年底出選名單可能增至150人,冀望最終可取得70至80個議席。至於競選口號,民主黨初步構思了九字真言──「講道理、信得過、做到」,未來會諮詢黨員意見。


泛民餘10區未協調 蔡耀昌﹕問題不大


除民主黨以外的第二支大軍,則數社民連。上屆區議會他們因為剛成立,只派出27人參選,但明年卻準備大舉進軍區議會,派出逾百人參選,當中「鹵味男」錢偉洛會狙擊民建聯蔡素玉。至於民調顯示政改後支持度大增的公民黨,目前暫派出45人的參選,人數與上屆相若。負責泛民區議會協調的蔡耀昌表示,目前尚有10多個選區未能成功協調,若最終出現「撞區」情,泛民可輪流揀選屬意選區,故相信最終問題不大。


曾為5屆葵青區議員的單仲偕,亦不排除會再度下海參選,出戰東區區議會,而他在西灣河的辦事處近日已投入運作。至於今次出選區議會,是否為2012年出選「超級區議員」鋪路,單仲偕稱屬意由「重量級人馬」,例如何俊仁出選,自己反而有意循直選重返立法會,「若將來選立法會,在港島區的機會會較大」。他說,08年民主黨為了穩取一席,故只派出甘乃威一張名單,不過立法會議席增加了,相信在2012年該黨會派出多於一張名單。


10人種子名單培訓立選人才


另外,民主黨亦開始就2012年立法會選舉進行「揀蟀」工作,現時已挑選了10人「種子」包括單仲偕、張賢登、胡志偉等,參加「政治領導計劃」重點培訓,由民主黨「黨校校長」楊森負責執教鞭,並安排各人出任政策副發言人,讓他們熟悉全港性政策。民主黨大概在選舉前半年,會在10人中再進行甄選。

2010年8月12日 星期四

尋回實踐勇氣

明報
A28 | MP+觀點 | 思潮 | By 葉蔭聰 2010-08-02




尋回實踐勇氣




不管是2005 年還是今年的政改方案爭辯期間,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都曾引用波蘭團結工會當年與波共的圓桌會議作例,以此來支持「溝通」與「妥協」路線。說來巧合,他們是否知道,當年團結工會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波蘭知識分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剛訪問了北京,後來更路經香港?米氏在北京期間跟不少「非官方」知識分子見面對話,包括崔衛平、秦暉、徐友漁、許志永等等。

1989 年,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急速「走資」;在地球另一角,東歐及蘇聯的共黨紛紛倒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命運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20 多年後,還是說不清,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這次波蘭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對談背後有說不清的歷史聯繫。米氏自問不了解中國,只能為他的中國朋友打打氣。至於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關心的當然是政治轉型,念茲在茲的是,為什麼波蘭能,中國不能?這說法也許太簡化了,沒有人期望有簡單的答案,崔衛平較早前便很用心翻譯及編了一本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在互聯網上流通。

說來有趣,與香港民主黨學者的「拿來主義」作風很不同,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理解了米氏的波蘭經驗後,大部分反而有點悲觀。大概與會者都同意徐友漁的觀察,當今中國並不具備當年波蘭的條件,例如如團結工會、天主教會般的獨立民間組織,也沒有稍為持續而穩定的黨內改革派。因此,圓桌會談對當今的中國沒有意義。何清漣在會後撰文回應,悲觀之餘有點半開玩笑說,一切轉型問題只有專制者死掉才有可能。

米奇尼克反對暴力革命奪權

我猜, 「悲觀」的中國知識分子,過來人的米氏,也應該很想聽一下香港民主黨對波蘭經驗的不一樣詮釋吧!

米氏一般被稱為「新漸進主義」代表人物, 也是團結工會「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 的構想者之一。其實,2005 年香港政改期間,陳家洛兄在回應陳健民時已介紹過他。米氏不是談判專家,強調的不是溝通與妥協,而是堅持民間獨立自主路線,反對暴力革命奪權,並致力限制波共的權力被限制在政治領域,防止它滲入到社會與經濟領域。

1989 年的圓桌會議,是經歷非常漫長的社會自主化過程。波共一直拘捕及囚禁異見人士,而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令波蘭人早就見識過共產政權的暴力鎮壓,但在戰後的20 多年裏,卻不斷出現地下活動與異見運動;1970 年代中後更有獨立工會及工人運動,造就了1980 年成立的團結工會,以及1989年的圓桌會談。

米氏的成長,見證了這段漫長過程。年少時他見證了零散的異見運動,16 歲便被波共總書記哥穆爾點名,19 歲第一次被監禁。1970 年代中後亦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KOR),後來更參與了團結工會,其間也再次遭監禁。

然而,這段歷史不應被簡化為「自由」戰勝「極權」的成功經驗,米氏與波蘭公民社會這段成長過程,發生在1953 年斯大林死後,共產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已大大削弱,也不能單靠恐怖手段進行統治,故此,稱之為「極權」也不太準確,東歐知識分子此時開始對「後極權」時代思考。「後極權」的一大特點,就是這群念馬列長大的知識人,對共產理論幻滅;同時,當權者也漸漸打造「新建制」,以提供物質生活作為政治控制,共黨不期望民眾認同官方意識形態,反而鼓勵犬儒或虛無心態,在無力感下服從其統治。

四川地震沒帶來「共同」的可能

因此,部分異見知識分子從文化甚至哲學角度,走出革命政治的暴力與權術,回到政治的道德及倫理的思考與實踐。在「後極權」的思考中, 「極權」不是一種外在的邪惡,而是滲透在個人及社會之中。這在當時東歐的文藝作品中可見一斑,除了捷克的昆德拉(Milan Kundera)外,也包括香港人熟悉的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他1987 年的《盲打誤撞》( Blind Chance)也有不少波蘭地下社會運動的面貌,更在敘事中突出人生處境,電影中男主角分別有三段可能的故事與結果:趕上火車到了華沙後變成幹部、在車站被警察逮捕成了異見分子、在車站遇上一名女子跟她結婚。個人進入權力體制、異見抗爭還是退回安樂窩,只是一個偶然機會。

奇氏不像米氏,他對反對政治失望,不過,致力抵抗虛無想法的人還大有人在。著名的捷克哈維爾(Vaclav Havel)提出「活在真理之中」(living in truth),反對活在謊言的虛無之中;而米氏等波蘭知識分子嘗試發展一種有別於共產黨的政治及論述,在民間中醞釀一種共同語言或「共同地帶」。他在接受崔衛平的訪問中曾舉了一個例子,當一個社會發生礦難,當權者也好,反對派也好,便有機會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建立共同的議題、關注及語言。只有「共同地帶」不斷擴充,才能令政治轉型得以可能。

這讓我想起中國的四川地震,再次令我陷入悲觀。災難後的其中一個結果,竟然是譚作人被監禁,大量維權人士被打壓。他們自我克制,不想奪權或分享權力,只是要調查原因及要求政府公布資料,實踐法律賦予的公民權。類似的災難似乎都沒有為我們帶來「共同」的可能,我突然想問,民主黨諸公是否反而看到希望?

要進入「後極權」政治道德思考

米氏當然不可能給我們答案,不過,回到政治道德的訴求,似乎正切合今天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由舊日極權者轉型打造的「新建制」不是已經太明顯了嗎?以「和諧」與「務實」為本的後極權不是已太張揚了嗎?犬儒與虛無不是已經太多了嗎?

回到香港的政改之爭,我們要做的不是打造另一個道德權威,而是要進入「後極權」的政治道德思考,尋回實踐勇氣。正如安徒所言,這次政爭最為可惜的是摧了「民間社會自衛所必不可少的倫理關係」,我想,現在該是同道人重尋「共同地帶」,也是中港民間的共同任務。

延伸閱讀

1. 《崔衛平:在社會衝突中尋找共同語言——訪問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71013048.html

2. 《通往公民社會》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6/112101.pdf

大浪西灣不屬於我們

明報
A28 | MP+觀點 | By 羅慧茵 2010-08-02



大浪西灣不屬於我們




大浪西灣不是魯連城的,也不屬於你或我。

我們要保護大浪西灣,不是因為她屬於人類,也不是因為「貪圖」她的「美色」,而是因為人是自然的其中一員。

擁有及使用權之爭

其實,強調大浪西灣屬於香港市民,正正反映了「自然隸屬於人類」的態度,相信人處於比自然環境較高級之位,對大自然有控制及使用權,這正是一次一次出現破壞環境事件的原因。

很多人不許魯連城霸佔大浪西灣,因為她是屬於廣大的香港市民,大家也可以到那裏郊遊玩樂。說穿了,是不欲自己對大浪西灣的使用權被剝奪。

大家也在爭玩具

如此,大家視自然就如可以爭來爭去的玩具。情形就似小孩子在爭玩具洋娃娃,爭的兩方是魯先生和香港市民。兩方面都很愛洋娃娃,因為它可以為大家帶來歡樂,但兩者愛它的方式有所不同。魯先生認為先要將洋娃娃據為己有,然後將其整容隆胸,變成人工「美女」來表達愛意;被搶去玩具的市民心有不甘,一方面認為洋娃娃屬於全部人,每個人也可以抱抱洋娃娃,另一方面認為洋娃娃本身的模樣才是美,因而痛斥魯連城將洋娃娃改頭換面,喊要搶回它以便以保護及玩它。這樣,兩方也只是因為洋娃娃令他們開心,才會爭奪它的擁有及使用權。洋娃娃的價值在此只是由人類賦予給它;只要人類不再喜歡它,她就沒有被保護的必要了。

大自然絕不是玩具

自然有獨立的存在價值,不是任何人的玩具,不需要人覺得她好玩才值得保護。自然是一個包括不同生物圈的系統,人只是其中一員。我們並不擁有她,因我們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偏偏我們這位成員,愛當自然的「大佬」,以為自己擁有自然,然後肆意破壞她的運作。當然,有些人類明白保護自然系統的重要性,所以會強烈譴責任何破壞的行為。不過,我們要保護她,卻不一定要先擁有她,因為沒有人類的「擁有」,她也可以順利運作。如果大家一直持有「自然隸屬於人類」的價值觀,就會令「霸佔自然」的思想繼續滋長。魯主席固然不可以獨霸天然,而所有人也不應視自己為自然的擁有者。

只愛美麗的大浪西灣

另外,有人高呼: 「大浪西灣是香港美麗的後花園,是大眾的遠足好去處,不許被破壞!」如此看來,環境對人只有功能性,因為大浪西灣的美景令人心曠神怡,所以我們才珍愛她。

難道保護環境的理由只是基於「美麗」這個的主觀價值上嗎?有人認為大浪西灣是「美麗的海灣」,所以我們不容許破壞。要是有人主觀地覺得綠水青山的大浪西灣奇醜無比,就可以肆意破壞嗎?這樣的環保只是基於人的主觀意願,而非本於客觀事實。

我不是要否定「大自然很美」這個價值,而是想點出人們強調「大自然之美」,只能以情感角度感染別人愛上自然,但若要用以譴責破壞環境行為,卻不是強力的理據。

保護環境的真意義,是了解大自然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任何一環出現問題,也會影響圈中其他生命。因此,每位成員也有責任維持自然的平衡,不作出破壞系統運作的事。保護環境是人的責任,而不是因為大自然為我們提供美景或郊遊好去處等「利益」才高呼保護大浪西灣。只要是破壞了自然運作的事,人本身也有責任阻止破壞行為,不管大浪西灣美麗與否。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綠色天地外務副會長、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學生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By 田永德 2010-08-02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編按:上月初廣州市政協為迎接年底亞運而提交「建議廣州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報告,激發廣州市民多次上街遊行「撐粵語」,引起廣泛關注,昨日廣州、香港同步舉行的「省港齊撐粵大行動」亦召集了兩地合共逾千人參加。「世紀版」今明兩日刊載兩名撐粵語的外省人的看法,讓讀者更了解事件。

保護粵語的緣起

7 月25 日,在中國的歷史上會不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一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將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知道7 月25 日的「保護粵語」活動,至少是在十天以前了。朋友們聊天,談到為什麼要保護粵語時,我這個北方人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我聽不懂粵語,但是我知道它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雖然它現在不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曾經輝煌過;雖然北方人聽不懂,但是從朋友們的介紹中,我也知道了粵語有9 個音調,比起普通話來,豐富多了,也好聽多了。

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諾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套用這句話後可以這麼說:全民的才是平等的。中國官員的強權思想主宰他們的一切思維,因此那位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的提案—— 亞運會今年11 月要在廣州舉行,建議在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和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新聞播音,由粵語改為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為辦好廣州亞運會創造條件——就成了民眾反映如此強烈的主要原因之一了。這並不是我自己這麼說,而是網絡上的網民反應。我在網上看完這些留言跟帖後,只能用會心一笑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了。

此前,朋友們曾談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保護粵語活動的想法,我個人的觀點是:雖然我是個北方人,不但不會說粵語,而且還聽不懂一個字的粵語;但是我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處於很艱難的境地了。不論是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還是從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對民族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上,都能看出這種趨勢。而那位用強權思維思考問題的政協委員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不但表示出了這種習慣性強權思維,也說明了某些政府官員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漠視及忽略。我們做不了更多,但是我們能從最實際最微小處手,保護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使它的多樣性體現出來。多元,在中國是一個晦澀的詞彙,它讓我們體會到了什麼是強權,即使是為了不服從強權,我也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廣州本地朋友說:粵語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保留了很多魏晉時期的風骨、古代白話文的修飾方法、訓詁學、音韻學、語法結構等等,讓這麼有文化底蘊的語言在某一時段被強行限制出現,這是對粵語的侮辱。且,粵語並沒有損害別的語言的發展,健康的語言環境的具體體現是各地方語言的平等對待。如果此次不保護粵語,下一次被強行限制的將會是什麼?我很擔憂!

阻警抓人群情激昂

下午5 點過幾分,我到達地鐵江南西站還沒有從A 出口出來時,給朋友鄭創添打了電話,他說: 「我現在正在被幾個便衣揪,想要拽我離開。很多圍觀的人都不讓他們把我帶走,都在推擠這些便衣,另一個朋友已經和便衣吵起來了,你快來!」我從A 口上去時,看到很多人圍著幾個人在喊什麼,於是便想要進人群的中心找到我的朋友,但是我被保安和便衣阻攔了,理由是現在正在發生突發事件,不方便我進去。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個地方鑽了進去。進去後,看到穿著「言論無罪」字樣文化衫的鄭創添正被幾個便衣揪,和他說的一模一樣。由於擔心他被帶走,我擠進了人群中心,在便衣們的身後推,同時大喊:不能讓他們把人帶走!因為我擔心他一旦被帶走,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麼多人面前,便衣們是不敢把他怎麼樣的。聽到我的聲音,人群的聲音更大了,我聽不懂人群中的廣東話在喊什麼,但是我同他們一起舉起了拳頭,自己喊:抗議,抗議!

現場,人愈聚愈多,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5000 人左右。

突然,我發現,在我周圍的人大部分是80 後90 後,他們年輕的臉龐上閃現唯有在這種場合中才會有的神采。而每當便衣們向人群邊緣移動一步,這些年輕人便將鄭創添推回人群中心,想要阻止他被帶走。那一刻,我真正被感動了。

朋友們在私下聊天時,曾對80 後90後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自私,自我,不負責任,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一刻,這些評論全部被推翻了,連一點痕都沒有。一個網民在跟帖中寫道:……當我們要保衛粵語時,應該先有自我批判。批判之一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很多東西,缺少真正來自底層的文化堅持。批判之二是,現在再也沒有能對大眾高喊一聲「頂硬上」的領導了。雖然這僅是一個人的觀點,但這也足夠說明什麼了。

也許是嗓子喊啞了、累了,也許是我被便衣強行拽離中心,我停止了抗議。但是轉眼,朋友就不見了。我急忙擠出人群,打了鄭創添的電話,看到他安全待在一個角落,被三名便衣看,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時,耳邊再次傳來民眾們的聲音,最為遺憾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伸出來中指的手勢和他們的方向。抬頭看去,江南西A 出口旁邊一座大樓至少4 層以上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名便衣和一名穿著警服的警察在用攝像機攝像。大家都用最為鄙夷的神情和手勢對這三位拍攝者,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這三位拍攝者卻一直堅持。後來朋友說,他們是帶任務的,雖然他們不像馬路對面穿便裝的拍攝者,由於看到大家對他們伸出中指抗議就躲開了,但是他們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的。我想,這不能怪這些民眾吧。

現在反思還來得及

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特定利益相關方的情下,公民權利的自我訴求與自發爭取的事件。可以看到,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自發性運動。因為,最初的所謂粵語風波,給最後實際參與的民眾並沒有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利益損害。民眾之所以在7.25 這一天自發性(這也可以從現場的無組織性、準備工作明顯不足反映出來)進行民權的主動訴求與捍衛,正是他們內心一種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我想,朋友說出了我的觀點,要不為什麼那天的主體人群是80 後90後呢?他們其實是沒有(或者很少)深厚的社會閱歷、敏銳的政治觀點、有目的的行動策略,但是他們在那一天,表現出了年輕人應該有的熱情。

如果說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一些類似的場景的話,那只能說那些已經成為了悲情的歷史。而這些悲情的歷史,並沒有導致一些事物的質的改變。而這次是否將會有質的改變,則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拭目以待。

文∕田永德

田永德,內蒙古人,近年不斷參與維權活動,2007 年成為「公民記者」,在各網站發布維權信息。09 年曾被國家安全局關押4 天,後以「監視居住半年」釋放。

明日預告從「草泥馬」到「掉哪媽」:荒謬中國的註腳文.郁翔

從草泥馬到 掉娜媽︰荒謬中國的註腳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粵戰.2010 | By 郁翔 2010-08-03




從草泥馬到 掉娜媽︰荒謬中國的註腳




「掉哪媽」會變成新的「草泥馬」嗎?

我覺得很可能會。為什麼不呢?既然「草泥馬」這隻可愛的「馬」能讓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都心領神會, 「掉哪媽」這麼生猛威武的「媽」,也說不定很快會讓不說粵語的中國人都會心一笑,很黃很暴力的背面,可以是很潮很公民。網絡上那個楚楚動人的神獸家族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媽了。這兩個詞背後的故事,給中國年輕一代的才智勇氣、這個時代的荒誕感做了十分生動的註腳。

保衛戰階段還未到

在廣州生活了五年多,仍然沒有學會粵語,但聽起來大致都沒問題,畢竟從小到大聽過那麼多粵語歌、看過那麼多粵語電影,在卡拉OK 唱過那麼多陳百強、Beyond、黃耀明。所以,懷對粵語流行文化的親切感,我一個江南人在廣州生活,似乎也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困難和錯愕,也沒感覺到廣州人排外。雖然我從小接觸的粵語文化並不來自廣州,而是來自隔壁的香港,但還是容易愛屋及烏地喜歡廣州保護得相當不錯的老城區嶺南建築(當然是相對於其他大城市的大變臉而言)。說實話,每次跟廣州本地人說普通話還挺理直氣壯的,心想普通話這麼普通的話,你聽不懂大概是你問題。但心裏面也是平衡的,我要是跟你說江南話才是「雞同鴨講」,幸好咱們都懂點普通的話。其實,廣州人的普通話經過多年大力「推普」,水平已經相當不錯,粵普切換,跟換台一樣自然。所以這次成為導火線的政協提議說要把原來的粵語台改成普通話台,是多此一舉,全國各地的地方台都被「普通化」了,還差這一兩個也非要納入洪流嗎?這不是把本來和諧的事人為對立起來嗎?我想這一定不是那位政協委員的本意。這次廣州江南西發生的八十後集體歌頌「掉哪媽」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警察沒有打人、拉人,似乎比香港還要進步,希望這樣的事情能成為好傳統,發揚光大下去。我覺得廣州的年輕人做得還是很有創意和幽默感的。有幽默感,是因為沒有機心,我不同意認為這事是沒事找事借題發揮的陰謀論,誰看到袁大將軍「掉哪媽!頂硬上!」這麼威武鮮活的墓誌銘給刨了,小學生說家裏話就當不了班幹部了(這不是逼小朋友們連說話都要功利算計嘛),誰心裏面不想罵娘?也難以想像粵語肥皂劇都要以亞運會的崇高名義改說普通話肥皂劇。這事怎麼這麼不對勁啊,怎麼一邊說著要善待粵劇大師、保護嶺南文化, 一邊又幹著相反的事,難道提升嶺南文化的方法是鼓勵小朋友不說粵語?××,到底想幹嘛?有人在網上一提議,就呼啦一下湧去了幾千人。這事,妙就妙在大家一起光明磊落的喊「掉哪媽」,那一剎絕妙的行為藝術,就發生在廣州的鬧市街頭,大概艾未未也未必想得到,想得到也未必做得到吧?至於是否到了「粵語保衛戰」那麼嚴峻的地步,似乎有點人家還沒打你,你就先自己趴下說警察打人了的感覺,不太有品。好的行動派要有好的行動,不能無限上綱。「粵語保衛戰」的提法,也許有某種香港人對被邊緣化恐懼的折射。

另外,我也不同意這事是少數人小題大作無事生非,某種程度上,恰好印證廣州公民社會的生機與好處,這麼重要的公共決策,市民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只是這種平台太稀少,所以大家只能散散步,喊喊袁大將軍的名言。廣州的媒體發達,可以籠絡全國各地的人才競相投奔,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有一個相對寬闊的言論表達空間,有容得下這樣空間的民間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互動。此前,番禺業主戴防毒面罩遊行反對新建垃圾焚燒廠,並給政府提建議,實行垃圾分類處理解決生活垃圾激增問題,得到良性的回應,嶺南的政治文明程度與中國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相比,高低立見。

至於粵語是否優於普通話,這跟普通話是否該普及到小學、普及到老祖宗的墓誌銘,甚至跟推廣普通話與讓廣州人繼續白天黑夜的說粵語是否矛盾,完全是兩回事。有香港學者總結粵語較現代漢語的諸多語言學優點,我很理解和尊重他愛粵語的心, 不過, 這無助於阻止粗暴推廣普通話,反而也會把原本並不對立的事情對立起來,好心幫倒忙。

「普通」新方言與啞巴英語普通話和粵語如何共存共榮這事,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也很簡單,不一定非得用上語言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等的理論。小時候,大家都說母語,所謂母語,就是媽媽說的話,牙牙學語學的話,都是嬰兒的耳朵不由自主聽來的方言。等到開始上學要認字了,才學一種叫普通話的新方言。記得鎮上的小學、初中,大部分老師還是用方言上課,大概除了語文老師,大家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大問題。等到上了縣城的高中,各個鄉鎮口音有異的同學聚在一個班,大家才覺得需要說點普通話,也沒有老師要求什麼,就是現實的需要。不過大多數時候,同學之間還是喜歡說自己鎮的方言,聽起來意思都能懂,只是有些不同的聲調和個別發音奇怪的字,要好的同學還互相學幾句。後來到省會上大學,同學間出現了南北完全不同的方言系統,普通話自然而然成為溝通的必需,也用不學校要求。我想,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因為有溝通的現實需要,語言才被需要,一個大家都能懂的普通話,才成為各地方言的最大公約數。

相反的例子可以看看中國人學英語,大陸的學生經常被批評,在學校學了那麼多年的英語,仍然是不會開口的啞巴英語。原因不是很簡單嗎,就是因為沒有溝通的需要。根本不是學生不夠聰明不夠勤奮。中學歷史教科書上說,秦始皇的偉大功績之一是書同文,那也只是統一了書寫,那時候的人員流動根本沒有統一說話的需要,而且古代官話也試過按照區域劃分成好幾種。直到現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不是用湖南話宣布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大概也是因為不需要問全國人民同不同意,毋須溝通,也就不需要那個最大公約數。

繼續有趣吧:別政治化……

所以,不要讓這麼有創意的事情變得政治化(在大陸,什麼事一政治化就變得無聊,因為政治只有一種嘛,這是八十後都懂的道理),應該讓「掉哪媽」像「草泥馬」那樣,繼續成為一件有趣的事,大家茶餘飯後能調侃一下,嘲笑一下,沉思一下。幽默而快樂的反抗並不容易,但為自己心愛的東西保護好自己的脾氣和腦袋,確實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

近期因亞運舉辦、「推普」等事件引發的廣州城變遷,有網客設計了「崛起廣州」標誌,以五羊城像被搗碎為象徵。撐粵語運動亦有參與者穿著此標誌的T-shirt。

文∕郁翔

內地文化評論人,曾任南方報業編輯

旅議會被批自我監管 政府擬修例 議員促直接掌「釘牌」大權

明報
A09 | 港聞 | 特稿 | By 盧曼思 2010-08-03




旅議會被批自我監管 政府擬修例 議員促直接掌「釘牌」大權




連串內地訪港旅行團被強迫購物事故,令人關注旅遊業議會功能。據了解,旅遊事務署已決定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更明確指出旅議會在規管架構中的角色。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將趁機透過修例迫使旅行社發牌機制與旅議會脫勾,讓政府全力負起監管責任,日後再發生客事件,政府可直接掌控「釘牌」生殺大權,毋須先由旅議會決定。

明報記者盧曼思

旅社東主:旅議會強徵費違基本法

本地旅行社「綜匯旅遊」東主洪潤源,過去10 年不斷質疑《旅行代理商條例》中,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旅遊業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是違反《基本法》27 條列明的結社自由,數月前他更去信國務院港澳辦指控現有安排「不合法」。

去信不久,洪便獲旅遊事務署接見,官員在會面中向他提及修例,故洪暫擱下司法覆核。但他又質疑現行條例強制向旅行社徵費,補貼議會營運違反《基本法》。(見另文)

旅遊事務署發言人向本報證實,政府法律意見認為,要明確表述議會在規管架構中作為公共組織的角色,署方遂決定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清楚寫明其議會角色,正研究修改範圍及細節,並會在修例過程中考慮旅遊界意見,望盡提交草案。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明,旅議會權限是「監管會員」,一旦「加入旅議會」不再成為旅行社發牌的先決條件,政府要考慮如何延伸監管日後的「非會員」。

旅議會於1978 年成立,以「商會」定位保障旅行社利益。1985 年政府制訂《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出境旅行社必須領取牌照。3 年後修例,規定旅行社必須先成為議會會員,才可以申領牌照合法經營業務,至2002 年涵蓋入境團旅行社。

曾任公務員的洪潤源,60 年代末加入政府20 年,曾任司法機構檢控員,故熟悉法律條文。他87 年離開政府創辦「綜匯旅遊」。

質疑現時須入商會才發牌

洪潤源質疑: 「既然旅議會是商會,政府憑什麼理據要旅行社必先加入商會,才獲發牌?」他認為,政府以加入旅議會作為發牌條件,間接助長行業勢力,令業內既得利益者故步自封。他認為,一旦發牌與旅議會脫勾,日後若再發生客事件,政府可即時向違規旅行社釘牌,而毋須經過旅議會一班『自己人』。」

議員:成立獨立機構發牌規管

旅遊界議員謝偉俊認為,旅議會以商會身分來監管全港旅遊業,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腳,建議政府成立獨立法定機構,專責發牌及規管旅行社和導遊。民主黨張文光認為,政府應立即取消「架疊屋」式的發牌機制,交由立法會重新訂立旅遊監管法例,再由政府執行。工聯會王國興說,旅議會被批評「自己人管自己人」多時,現在是時候作徹底改變,否則難以剷除行業根深柢固的陋習。

學者:律師公會規定類似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認為,《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但是否違反《基本法》27 條結社自由則有爭議。原因是世界上很多專業團體也有類似規定,如香港大律師公會,有關規定不但保障工會進行勞資談判(collectivebargain),同時賦予一些非法定組織有足夠權力,調查成員紀律問題。他又稱,一些非法定團體如旅遊業議會,必須由會員賦予權力,以調查成員的懷疑違規行為,故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會籍的規定有一定理由。

綜匯旅遊東主洪潤源質疑

《旅行代理商條例》:

規定旅行社必須取得旅遊業議會會籍作為發牌條件——違反《基本法》第27 條列明: 「結社自由」

容許旅遊業議會向持牌旅行社徵費,以作為旅議會的營運開支——違反《基本法》第105 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

若當局拒絕承認《旅行代理商條例》抵觸上述兩條《基本法》條文,政府將違反《基本法》第160 條所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從八達通事件看「監控社會」裏的「被知道」危機

明報
A09 | 港聞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8-03




從八達通事件看「監控社會」裏的「被知道」危機




八達通扯出客戶資料買賣轉移的社會爭議,陳姓女士在立法會回答議員的質詢追問,有時候娥眉倒豎,有時候艷目圓睜,更多的時候則是支吾反覆,提出模稜兩可甚至自相矛盾的含糊答案。到底有沒有違規處理客戶資料? 她既說「有, 可是……」, 也說「無, 但係……」,顯然欲在語言迷宮的掩護下脫離出逃。

如斯反應答辯,嚴重欠缺誠信,這固跟企業領導者的操守高低有關,屬於必須問責的組織管治問題,但若往較深層次的角度看,其實也突顯了另一組更值得深究、關乎「監控社會」本質的核心概念:信任。

「監控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一詞源創於上世紀80 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大學教授Gary T. Marx 初時研究美國民權和婦運的抗爭歷史,考察警察部門如何利用新興的電腦和攝錄技術協助執法,又如何因為有新技術可用而越規濫權,嚴重影響了社運團體之間的分裂和結盟,其後他把關注範圍擴闊至監控技術與民間社會互動的宏觀層面,對監控社會之成形提出了深刻批判。Marx 之後,美國學界對監控社會的實徵研究漸成氣候,討論議題亦延伸涉及經濟、教育、文化、倫理學等不同範疇。綜觀學者之論,公權力對民間社會的監控企圖和方法,古已有之,並非鮮事,但電子技術之進步構成了「新監控」(new surveillance)之誕生,其特色包括:

一、舊監控者的身分是清晰可辨的,主要是政治權力的操縱階層,新監控者的身分則多元分殊,難以單一確認,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公商皆在,隱身幕後,更糟的是,能夠極容易地把取得的監控資料轉移交換。

二、監控技術是不可壓止或逆轉的科技生產力,高速前進,並且具備一套「自我滋長」的內在運作邏輯,監控者永遠相信必須預先取得愈多的資料愈好,否則難以判定到底是否應該監控和如何進一步監控,而電子技術恰恰可讓他們輕而易舉地達成目的。這就是說,監控技術的高速發展勢態對監控者構成了不可抗拒的自我誘惑,在其眼中,根本沒有「unnecessary information」這種東西,因為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information 都有可能幫助監控者找到真正的「必需資訊」, 換言之, 所有information 都是必需資訊,缺一不可,社會監控的程度由之必然更廣、更深。

三、社會監控的關鍵步驟之一是對被監控者進行分類(sorting),唯有如此,始能對他們各施控制,別忘了surveillance 的中文翻譯為「監」和「控」,監控者不僅意圖察看你,亦努力操控你,而把被監控者分類得愈精密,察看和操控才愈易成功。可是,任何分類行為必然意味「再分類」,因為分類的基本方法是依據某些判準把眾多殊異個體組合為不同類別,只要判準稍變,類別即可重組,而無論你採用什麼判準,肯定有某些個體不符要求而變成漏網之魚或所謂「剩餘物」(residues),難以處理,易引焦慮。因此,監控社會的終極目標必是自我轉型為「自管社會」(self-monitored society),所有個體隨時隨地按照掌權者(不一定是政治權,亦可以是商業權、教育權、文化權)把自我填塞進某些身分標籤之內,按照掌權者的期待方向工作、消費、論政、娛樂…。

如何達成「自管社會」的完美目標?最穩當的做法是令被監控者懂得遺忘、善於遺忘、喜歡遺忘,千萬別記得在眼前既定的判準和標籤以外還可以有、也應該有其他判準和標籤。也就是說,首先不要令被監控者認知到自己受到監控;然後是,讓他們在不察覺被監控的景下接受某些特定的判準和標籤,並用這些判準和標籤來掩蓋其他的可能選項和出路。

由這角度看,監控社會所侵佔的便不止是「私隱」(privacy)而更是「自主」(autonomy),現代城市居民生活在所謂資訊社會裏,長期被四方八面湧來的商業消費或公共生活灌進腦子,此等資訊看似繁複多元,但其實十居其九是經由收集我們的私隱資料並予以精準分析/分類之後( 市場學家竟美其名為「標靶行銷」,targeted-marketing!)才度身打造出來的罐頭資訊,它們透過各式各樣的宣傳手法告訴被監控者,你屬於哪類人/消費者,你當下身處什麼地方所以應該做些什麼買些什麼看些什麼,來吧,我們為你提供這些商品或服務,但請務必注意,如果你不這樣做,便是「不符類別」,便是「不合主流」,有可能被淘汰、被邊緣化。

加拿大社會學家David Lyon 在《電子眼睛:監控社會之冒起》書內特以專章探討「私隱Vs.自主」的複雜關係,精準地指出,失去私隱只是表象和初階,在消費型的監控社會裏,人民往往被「去技能化」(de-skilling)歷程,愈來愈依賴「feed」到眼前的資訊選項,被餵飼得久了,很難不失去自主的意志和能力;我們以為自己有選擇,其實有的只是被篩選出來的選項,你只能在鳥籠裏自主,而這種自主,如同香港特區的選舉形式,很難叫做真正自主。有沒有看最近大熱的電影《潛行凶間》?那就是了。把一組想法植入別人的腦海,讓對方誤以為是在自主行動,但一切只是自欺欺人。

此外,任何監控行動都意味不信任,公權力也好,商業力也罷,唯有在不信任的前提下才會對市民又監又控,但問題是,誰又可以信任監控者呢?尤其如果被監控者根本不察覺自己被監控或不明白被監控的嚴重性,誰來保護被監控者的利益和自由和生活自選權力呢?尤其我們竟有在立法會公然詭辯說謊的監控者,香港人又怎能重新相信,政府真的有意願也有能力來保障香港人的私隱和自主?尤其消費者常常在填表時看似有權決定提不提供資訊,然而一旦拒絕提供,便會被拒絕於申請門外,如此一來,消費者手裏的所謂決定權到底有多真實又有多虛幻?

或許這樣說好了:在監控社會裏,當我們「被知道」得愈多,其實我們的自主能力愈低和愈脆弱,因為一切皆遭分類操控,因為一切都被度身打造,看似體貼,其實是排除了所有尚未出現的可能性,也就等於,排除了許許多多我們不知道的美好。監控社會,監控生命,我們都是被罩在玻璃瓶裏的飛蛾,只是懵然不知,還以為過得非常快樂。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香港需要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

明報
A29 | MP+觀點 | By 葉兆輝 2010-08-04



香港需要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




最近訪問了澳洲墨爾本和新南威爾斯大學,與當地學者研究人口政策和促進精神健康的課題,剛碰澳洲正值舉行因工黨轉換領袖引發的選舉。8 月21 日,澳洲將選出下一屆總理,在短短30 多天的選舉期間,我看不到街上有很多橫額和有關選舉的宣傳品。澳洲人對選舉興趣不大,上周兩黨領袖在電視的辯論時段也要讓路給烹飪比賽決賽,實在令筆者大開眼界,但人口政策和精神健康卻成為兩黨爭取選票的議題,並登上新聞頭條。

澳洲政府重視家庭發展

澳洲政府對人口政策一向十分重視,早幾年前因生育率下降而提出不少鼓勵生育的方法,包括生育獎金、母親有更長的產假和幫助首次置業人士購買房屋。又因大城市人口不斷增長,所以透過政策和經濟誘因,協助偏僻地方發展,投入2 億澳元改善當地交通和環境設施,減輕城市集中發展帶來的壓力。他們注意到人口數目和質量的改變,更重要是隨國家本身發展的需要,建立可持續的人口政策。

澳洲正面對的不是人口老化,因為經過有效的政策鼓勵下,每位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回升至1.9,而香港只有1.0(總和生育率需要有2.1,人口才可健康地更替)。

現在澳洲人口發展的挑戰是政策和公共設施的改善滯後,跟不上人口流動和發展造成的交通擠塞和樓價脫離大眾購買能力的問題。他們強調,人口發展不應影響現在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所以提出減慢人口增加的速度, 由原來每年的2.0% 減至1.4%。澳洲政府設立了一個專門統籌人口發展的部長,處理人口政策的釐訂和實施。再者,父母產假(parental leave)也提升為選舉議題,鼓勵父母共同承擔照顧兒童的責任。澳洲政府對家庭發展的重視,無論從選舉的議題和政府的落實,都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 因澳洲年輕人的自殺問題嚴重。政府提出額外撥款2 億多澳元,改善防止青少年自殺計劃,反對黨自由黨更提出更大的財政承擔,反映整個國家對精神健康的重視。澳洲自殺率是每10 萬人有11 人,香港是14 人左右,但我們從未看到香港政府在這兩方面作過什麼長遠的計劃和願景。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逐漸浮現,包括經濟活動人士減少而老年人口不斷增加,老年人口的經濟和健康情也不理想,需要政府不斷資助,但政府對怎樣利用新移民幫助本地發展也是乏善足陳。引入的投資移民原來是在2003 年樓市低迷時作出的政策,但面對內地的龐大資金,樓價不斷被推高,已脫離正常的購買力,對整體本地居民的生活素質帶來的傷害比收益大。但政府不積極面對市民基本的住屋需求,住在私樓的市民為了一層四五百呎的樓宇,窮大半生之力,為發展商打工,面對長時間工作和沉重的生活壓力,那又從何說起生活素質和精神健康呢?本地市民的精神健康實在有待改善。當然,市民也應盡本分,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減少參與對精神健康有害的活動(例如賭博、濫藥等),但政府確實需要提出實質的改善方法,不要尸位素餐,今屆政府可能只有一年多時間,但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會留下來的,我們需要繼續健康和有尊嚴地活下去。

澳洲的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排行世界第二,悉尼和墨爾本都並列在世界十大滿意城市之一,澳洲政府對人口政策和精神健康的關注,都是其中的因素。港府在這兩方面實需要向澳洲多多學習!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從保護消費者權益手

明報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盧子健 2010-08-04




從保護消費者權益手




八達通出售客戶資料;導遊罵遊客;地產發展商涉嫌誤導的售樓手法。上述事宜有什麼共同點?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

向地產發展商購買物業的消費者,有權獲得有關物業面積、用料、歷史、環境等準確資料。不管有沒有政府的「9 招12 式」或者加以立法監管,發展商本來就應該主動提供全面及準確的資料。

導遊罵遊客,表面上是態度欠佳,實質問題是強迫遊客購物。想深一層,遊客即使參加廉價團,明知到香港後會被哄購物,到港後仍然可以堅持不購物,接待旅行社是有風險的。為什麼它們不做正正經經的觀光旅行團,而做這些有風險的購物團,當然是因為有機會賺取更多的利錢,而這些利錢就是建基於消費者(遊客)權益受損害之上。

八達通出售客戶資料事件,公眾關注焦點在私隱。可是有可能八達通並沒有觸犯法例,於是八達通及其管理層的誠信會是另一個關注焦點。但又想深一層,這只是一兩個管理層成員的誠信問題嗎?八達通的客戶作為消費者,有權知道所有八達通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舉措。八達通不是第一間公司(相信亦不是最後一間)用密密麻麻而又字體細小的條款來掩護他們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

雖然上述幾件公眾極為關注的事件都涉及消費者權益,但有不同的政府部門跟進。地產發展商的直接涉及政府部門是運輸及房屋局,但土地和規劃管理屬於發展局。旅遊事務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轄範疇。至於八達通涉及的政府部門就更多,私隱問題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八達通大股東港鐵的大股東是政府,庫務及財經事務局與運輸房屋局都有關係;作為電子貨幣經營者,八達通亦受金管局監管。

消費者權益牽涉面廣,上述三大事件涉及多個政府決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並不為奇。問題是:這些監管部門對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意識有多高?以八達通事件為例,真正對其平日業務會執行監管工作的其實是金管局,但該局的注意力可能只集中在金融專業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消費者權益。

香港有消費者委員會,專注維護消費者權益。理論上,消委會與各行業的監管機構攜手合作,可以起到專業監管與消費者權益並重的監管架構作用。

但在現實運作上,在有其他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監管的行業內,消委會一般會讓這些部門或機構牽頭領導監管工作。消費者權益最多只能得到「次優」的重視。消委會也是權力有限的組織。跟很多其他監管機構相比,消委會既沒有調查權,亦沒有執法權,很多時難以證實個別商家是否確實觸犯法例或者損害消費者權益,即使證實了,除了公開譴責外,消委會也沒有什麼其他可以做。

除了消委會是「無牙老虎」外,香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例亦不完備。香港的監管模式大體上是行業為本,但社會何止72 行,行業為本的監管模式容許「新興」行業避開監管。例如香港的醫療服務和藥業都有監管,但美容、保健食品等則不受監管,近年就有大量消費者受這些行業損害其利益的個案。

消委會在30 多年前成立,相對獨立於政府運作,建立了相當好的公信力。在回歸前,有一系列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新法例通過,政府亦給予消委會極大的支持。但近年並沒有與時並進的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新法例出現,政府對消委會的支持似乎亦不如前。

有些不良經營手法如不實宣傳和推廣、預繳費用的保障、以威嚇或其他壓力強迫消費者消費等是跨行業的行為,應該以含普遍監管作用的保障消費者權益法例來打擊。現在凡有消費者權益受損事件,政府通常只是撲火式回應,側重行政措施和行業為本的回應。結果是成效低、長期效用成疑,而且沒有政策延續性和連貫性,總的來說就是低質素的管治模式。

在傳媒鬧哄哄的輿論背後,政府應找出改善政策和法例框架的基本脈絡,否則只做撲火式危機回應,危機仍會不斷發生!

盧子健公共事務顧問

港去年生活質素更遜SARS 中大公布調查 學者轟政府控樓價不力

明報
A03 | 港聞 2010-08-04




港去年生活質素更遜SARS 中大公布調查 學者轟政府控樓價不力




【明報專訊】去年港人生活質素繼續下跌,由中文大學計算出來的指數只有102.19,比2003 年SARS 期間的104.2 更差,主要是新型流感肆虐,加上市民買樓能力愈來愈低,跌至7 年來新低。一個月入約1.5 至2萬元的家庭要「不吃不花」8 年多,才能夠購買九龍區一個400 呎單位,有學者認為政府控制樓價不力,預計未來一至兩年情都不會好轉。

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自2003 年起,從社會、經濟和環境三方面製訂21 個指標,量度港人生活質素,以02 年為基準年,數值設訂為100,若指數高於100,表示該年的生活質素較02 年為佳。

新流感拖低生活質素

2009 年香港整體的生活質素指數為102.19,較08 年的104.83 下跌,並跌穿03 年SARS 期間104.2 的低點,更是自有這項調查以來的新低,其中社會分類指數由前年50.5 下跌至去年46.21,經濟及環境指數則輕微上升。

雖然21 項指標中有14 項指數錄得上升,但傳染病呈報比率、報紙批評指數、負擔房屋能力比率、失業率及實質工資指數均下跌。其中因去年爆發新型流感,令傳染病呈報率急升,影響港人生活質素,令該指數由前年的6.48 勁跌至去年的0.74,跌幅逾88%。

負擔房屋能力7年新低

除了新型感流肆虐,09 年市民負擔房屋能力指數承接自03 年以來下跌趨勢,較08 年再跌逾31%,由1.72 進一步下調至1.18,亦是有紀錄以來的新低。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由於03 年SARS 時期的樓價和租金相對較低,故當年市民供樓負擔能力不像現時那麼差。

莊太量指出,現時樓市發展相當不健康,地產商買地絕不手軟,加上內地富豪在港置業亦推高樓價;他認為政府控制樓價不力,預計樓價和租金短期內仍會高企,令市民難以負擔買樓,他認為目前政府最大的挑戰在於經濟方面。他說,即使設立最低工資,負擔房屋能力指數和租金指數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改善。他指出,高地價政策令樓價高企,建議政府從買地收益撥出二至三成,協助新一代置業。

學者:社會矛盾未消

至於報紙批評指數亦由08 年3.98 跌至去年3.77,社會科學院院長、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少南指出,因08 年出現金融海嘯,令報章批評財政官員較多,而此指數僅輕微下跌,或是數據波動所造成。雖然政府表現指數較08 年上升,但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指數數字仍是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二低(見另稿)。

中大生活質素研究中心主任伍世良教授指出,社會矛盾依然存在,認為港人生活質素仍有改善空間。

誰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8-06




誰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




 上周立法會環境事務與發展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出現了多年來少見的場面:邱騰華和林鄭月娥兩位局長,面對公眾在大浪西灣被容後的怒火,或明或暗地「球來球往」,把責任推向對方。對環境局來說,隸屬發展局的規劃署不為鄉郊地區頒布法定圖則,他們便無權保護自然景觀;對發展局來說,環境局不制定清晰的自然景觀保育準則,他們便沒有頒布法定圖則的依據。雙方都有堂而皇之的藉口,總之是「你不動、我不動」,最終受益的只會是地產商,受害的卻是欲控無聲的大自然和珍愛鄉郊的市民大眾。

大浪西灣事件曝光後,鄉郊破壞的黑點愈揭愈多。10 個環保團體聯合製作了一輻巨型「生態環境破壞地圖」,展示出過去5 年間發現的個案,最少達49處之多,分佈全港(註一)。

摧殘鄉郊的形式林林總總,從砍樹、堆土、填塘、挖泥,到傾倒廢料和非法築路,不勝枚舉,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最終取得政府許可,進行一些原本是法律不允許,兼且坑害環境的發展。說來荒謬,但參照往績,這些破壞王只要假以時日,最終大部分會得償所願,以勝利者的姿態在他們一手破壞的土地上進行「發展」,說不定還有躋身「香港富豪榜」的一天。如此看來,我們豈非跟所有正在教導學生, 「香港是法治之區」的老師們,開了一個大玩笑,逼他們天天睜大眼、講大話?

病態誘因促成土地災難

仔細一看,便知道這些破壞,都是發生在毗鄰郊野公園或被郊野公園環抱,已受或未受法定圖則管制,甚至是位處郊野公園的私人土地上。與其把所有罪名歸咎於土地業權人的貪婪,倒不如看看究竟現行制度出了什麼毛病、拋出什病態誘因,促使這些土地災難一再重演。

「有法不立」——上周漁護署長在立法會上承認,郊野公園設立了35 年,至今仍然有77 幅毗鄰或被郊野公園環抱的生態敏感地段,未有利用郊野公園條例納入規管。規劃署的怠誤亦不遑多讓,城市規劃條例在20 年前修訂,賦權政府在全港頒布法定圖則,但至今在新界仍然有大片地區,包括不少高危地段,未受規劃控制,大浪西灣正是典型疏漏的例子。全港只有略多於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漁護署和規劃署各有幾百名專業人員,特區政府成立了13 年還未能全面制定圖則,政府官員還能用一句「工作安排須有優次之分」來推搪嗎?

「有權不用」——除了坐落於中環,由聖公會擁有「自主地權」(freehold)的聖約翰座堂外,所有香港土地均受政府地契約束,在已頒布法定圖則的地段,再多一層規劃管制,而位處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土地,更多一層郊野公園條例的監管,另外再加上諸如廢物管理等環保條例規管。因此,若果你是地主,一旦你使用土地的方式違背地契條款,理論上應該最少一個,最多三四個部門可以找上門來。

可是,環顧這49 處破壞黑點,認真執法的情可說是絕無僅有,最常見的「執法」方式是一如在大浪西灣所見,立告示牌,警告地主不得違規。久而久之,這種「執法告示牌」已經變成「破壞邀請函」,大受黑點地主歡迎。再加上幾個月前,城規會開創先例,批准了一位塱原河上鄉的地主,在破壞後的農地上申請建屋。這些邀請函無異變成「囤地分紅證」,黑點地主們實該邀請諸位署長局長秘書長,高高興興搞一場官商關照的慶功派對。

「有漏不堵」——政府深知,厚待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既違背當初維繫村落族群的政策原意,又逼令社會負擔高昂的土地成本,更成為地產商入侵鄉郊的工具。8 年前,審計署發表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批評丁屋政策混亂、弄虛作假、漏洞百出(註二)。

隨後,時任房屋規劃及地政局長的孫明揚,在特首董建華指令下,承諾在5 年內完成檢討報告,並開始與鄉議局進行秘密磋商。曾蔭權在2005 年接任特首,直至孫明揚在2007 年卸任局長一職時,才公開承認「冇貨交」,此後曾蔭權對此隻字不提。地產商藉收購丁權, 「先破壞、後發展」,橫行鄉郊,愈演愈烈。最近有一份地產商在西貢海下灣的計劃書曝光,準備以每個30 萬元的價格收購丁權,建屋44 間,大賺4 億元,就是最佳例證。

化城鄉對立為城鄉互補

事實俱在,政府多年來實行「有法不立」、「有權不用」和「有漏不堵」的「三不政策」,是鄉郊淪陷的罪魁禍首。過去數周,香港人已經口、手、腳並用,表達了對大自然的珍愛和對特權利益的厭惡。若果政府部門再互相扯皮,或者以為只須城規會在本周五為大浪西灣訂立「發展審批地區圖」,便可以低調過關,實在是低估了民情。

當務之急,不僅要扭轉三不政策:即全面製圖、從嚴執法、堵塞漏洞;更必須開拓一套積極的鄉郊政策,扶持合自然保育的復耕活動和民營設施,順應方興未艾的生態農業,多元探索新保育模式。

這是一場香港人為了下一代保育自然文化遺產的持久戰,既得利益的反撲必然會來勢洶洶。大浪西灣事件儼然成為鄉郊保育運動中的「天星、皇后」混合體,民心思變,正是改革良機。政府內不少有心的官員,何不因時制宜,化城鄉對立為城鄉互補,這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註一) 「全港生態環境破壞地圖」展從上周末起至8 月18 日止,在中環天星七號碼頭平台舉行

(註二)見政府審計署在2002 年10 月發表對丁屋政策的調查報告

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 和消費者心理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李寧衍 2010-08-06




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 和消費者心理




 最近由於不同的事情令香港政府開始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資訊流通問題,以及其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可能性。這意味,政府在整個房地產市場周期中的角色可能會加強,但到底房地產市場的資訊要怎樣加強?消費者在做出決定買樓的決策時是否理性?我們試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去看這個十分主觀的現實。

行為經濟學其中一個要點是:市場本質上是由無數的人、無數的行為主體構成的。所以無法要求所有的市場主體都能做完全理性的決策,進而我們無法假設整個市場的表現和行為是統一的理性、客觀的。眾所周知,由於高昂的資訊交易成本,房地產市場本身非常缺乏效率。英國就有學者做過這方面的研究,證明即使受過專業培訓並有豐富經驗的測量師,在不同的資訊環境中,對同一宗評估的結果也可能有明顯的差異。

近因效應對消費者影響最明顯

在很多情形下,不論個人的經歷和知識水平如何,消費者對市場觀點的分歧,往往源自不同群體對同樣的市場信息的不同解讀方式。學者Tversky andKahneman 於1974 年首次對這種由市場信息解讀不同導致的差異的現象進行了分析,並將其因素進行了歸類。其中,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對消費者的影響最明顯。

簡要的說,近因效應是指最新近獲得的資訊比早前獲得的資訊對消費者做決定的影響更大。而如果最新的資訊與以往的資訊有所出入,就會對人們的理解造成衝突。因此,如果兩個消費者分別接收到同一套市場信息,但資訊傳達到兩人的次序不同,在近因效應的影響下,兩個人會對這一套資訊的理解推斷出不同的結論。有學者曾在1994 年研究過近因效應對兩組測量師的影響。首先,第一組測量師接收一套由十分負面逐漸發展到十分正面的市場的資訊。同時,另一組測量師接收同一批資訊,但以相反次序發出。結果,第一組測量師(收到最後的是最正面資訊的那一組)對市場更有信心。相反,第二組測量師對市場顯得悲觀。這一結果也證明了市場信息接受的次序不同會對市場的看法造成影響,而根據近因效應理論,最新的資訊將會被消費者給予最高的置信度和對評估結果產生更大的影響。

我們都想買樓後看到樓價上升

但另一方面,在接收到正確資訊後,消費者想見到的情和他們真正會付諸行動的情亦可能很不同,這種矛盾在樓價的表現最明顯。當樓價高企時,很多人都要求政府「做點事」,把樓價下調到可以令他們「入市」的水平,但樓價下調的日子是否真的可以吸引很多買家入市?

我們看看香港樓市的歷史,在91 年到92 年第3季,樓價和成交量都上升,92 年第3 季後,樓價下跌,成交量也縮減。93 年第2 季到94 年第3 季,樓價和成交量都回升。歷史隨之發展,96 年頭到97 年底的升市和之後的跌市都是這個模式,亦即是說,一般買家只在樓價上升時才有意欲買樓,在看到樓價下跌時,即使可以負擔也寧可等到樓價有上升趨勢才入市。假如香港政府以內地的行政手段打壓樓價,是否真的可以令更多人買樓?我們現在經常都會掛在口邊的說話是, 「假如我在SARS 期間買樓便好了」,但假如不幸再有類似事件令樓價「插水」,是否會有很多人出來買樓?答案在2008 年中的金融海嘯已看到。現實是,我們都想在買了樓後看到樓價上升。所以筆者認為,政府在打算整頓市場資訊流通問題時,不應把樓價上升看成負面的情。要管理的是發展商發放資訊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應只單從發放資訊的數量眼。

作者是香港大學房地產與建設系副教授

一場沒搞清狀 的鬧劇

明報
D06 | 副刊世紀 | 世紀 .粵戰 | By 黃子桉 2010-08-06




一場沒搞清狀 的鬧劇




「推普廢粵」事件源於廣州市政協的一個建議:將普通話作為廣州電視台主要頻道的基本播音用語。理由是創造亞運會軟環境,以及滿足外地遊客的需要。可與政協所預想的不同,絕大多數市民的強烈反對這一建議,引發了廣州乃至粵港澳地區關於「保衛粵語」、「粵語存亡」、「推普廢粵」的大爭論,且該爭論越演越烈,已經通過互聯網及現代媒體傳播到了內地其他地方,乃至更廣泛的海外華人世界。

事件經過大略如下:

7 月5 日——廣州市政協以適應亞運會、打造國際都市形象為由,向當局建議將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成普通話,引發眾廣州市民強烈不滿

7 月9 日——網民爆料稱廣州越秀區的執信南路小學,要求學生任何時間都要講普通話,引起家長不滿

7 月11 日——廣州上百名80 後網民在人民公園集會, 高舉「廣府話起錨、煲冬瓜收皮」標語,並且高唱粵語流行曲《光輝歲月》表示支持

7 月14 日——東莞文化部門下令,剷除明代名將袁崇煥雕像下「掉哪媽!頂硬上!」的名言,引起各界譁然

7 月16 日——網民號召本月25 日在廣州舉行萬人集會,力撐廣州話

7 月23 日——傳出集會被定性為非法,已被取消,當中發起人被公安帶走問話

7 月25 日——民眾到江南西地鐵站集會,力撐廣州話,大批公安在場戒備

8 月1 日——香港灣仔民眾身穿白衫,進行保護粵語大行動

地方政府「擦錯鞋」

雖然粵語的確受了政府的打壓,也受到了社會發展洪流的沖擊,但粵語並不弱小,比起其他許多瀕臨消失地方語言的沉默,反而因為粵語強大,才能有如此大的民眾反應。粵語作為漢語八大方言之一,擁有著7000 多萬人的擁戴者,流行於海內外,在海外曾被看成是中國話的代表,在內地非粵語群體中也有廣泛的市場。粵語需要的不是保護,是尊重。從事件的發展來看,現時很激動的事,數年後回想可能只是場地方政府官員為「擦鞋」, 「擺烏龍」搞出來的「大頭佛」鬧劇。

要談「推普廢粵」,需從「和諧社會」談起。其實胡錦濤總書記的「和諧」本來是好提議,但在執行中卻慘變「河蟹」。「和」其實是儒家孔子針對其政治對手墨家的「同」所提出的說法。以音樂作例子,統一只發出一種聲音,謂之同;五音各異,但彼此協調,奏出天籟之曲,謂之和。《論語?子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體現了君子可以與周圍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但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要有不同的聲音,大家都發表自己的聲音才能「和諧」,否則只有一種聲音,就是同而不和,是「河蟹」了。

執政水平令人擔憂

胡總明明提倡做君子,地方官員卻偏偏要做小人,所以說這次是地方官員「擦錯鞋」, 「擺烏龍」搞出來的「大頭佛」。民眾支持政府「和諧社會」,但政府卻反對政府號召,民眾「正牌」支持政府號召,政府卻反對政府號召多年的「和諧」,執意要「尚同」,要「河蟹」, 「擦鞋」擦到與中央搞對抗,所以說,這是一場沒搞清楚狀的鬧劇。

實際上真正值得擔心不是「粵語存亡」,而是地方政府的執政水平問題。本來搞亞運是一件好事,關鍵是如何調動民眾力量,齊心把亞運搞好,亞運搞好了,有政績了,中央自然高興,政治前途就好了,而不是像如今基建沒搞好,卻只會擦鞋,可憐的是還擦錯鞋,搞到民怨載道,讓本來就因房價物價而對政府反感的廣州市民提起亞運就強烈不滿,而提出方案的政協委員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內地自然也「無運行」了。

(題為編者所加)

文.黃子桉(內地自由撰稿人)

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

明報
P04 | 安裕周記 | 重寫香港 | By 李家翹 2010-08-08




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




關於香港的供水,二三十年來有一種主流理解:香港水源短缺,因而要依賴東江水。在不同論述的強化下,這理解漸成為香港人普遍深信不疑的「常識」。不過我們都知道, 「常識」有可能是誤解。香港真的沒有東江水就不行嗎?香港供水的「常識」如何形成?只要我們重新認真審視香港的供水歷史, 「常識」是否誤解,是終能明白的。

香港供水的「常識」源於一套簡單的史觀:視香港的供水歷史為一直線的、順理成章的發展,香港供水體系由缺水危機與發展的需要促成,由草創、制度化,以至完善的進程中的關鍵一步,是香港得以「背靠祖國」,為東江水「潤澤」;東江水的穩定輸入,促進香港都市發展,並有助維持社會穩定。

英國拱手相讓供水權?

香港真的難以獨立地供水,而必要仰賴東江嗎?我的理解是:不。或可追問:為何香港當下確然依靠了東江?我只能說,這是政治的結果。沒有九七因素,香港很可能已擁有了供水的自主權,並繼續維持它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獨立自主。不錯,在其殖民時期的政治地理處境中,香港無法完全隔斷中國大陸的介入。然而,港英殖民管治者都清楚知道,水源是香港的命脈,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自主供水權,不能輕易放棄。英國治下,會讓香港完全依賴於東江水,再而把其供水權拱手委以中國共產政府嗎?答案顯然易見。

今天,多少香港人還記得起,香港的水務工程曾經領先世界?在1959 至1978 的二十年間,四項世界級的供水工程相繼為香港建成,包括在港境內的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分別於1969 及1978 年建成,是世界最早的大型海灣淡水庫,並配有先進的集水、調水與輸水系統;兩庫容量佔香港水塘總容量86%)、樂安排海水化淡廠(75 年落成投產,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化淡廠,年產淡水8300 萬立方米),及位處廣東省的跨流域東深供水工程(65 年完工,是世界其中一項最早的跨流域供水工程)。有沒有想到,四項水務工程背後隱藏的,是中英的水權政治較勁?——中方企圖透過東深工程把香港納入其東江供水網,取得其供水權,可以推想,背後目的是制約香港的自主權(巧合的是,大約同時中國也建成了由西江輸水澳門的工程);同時,港英政府又致力建設海灣淡水湖、化淡廠,強化香港的供水體系,以供水權保對香港管治的效力。

供水問題上,中港之間本來各不相干。1959 年中英就香港供水權展開爭逐,啟端於五十年代末華南的春旱。因香港同樣缺水,一些親中人士就分別建議柏立基港督及廣東政府就廣東輸水香港作協商。而在周恩來總理「各地凡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的指示下,中央政府也支持向港供水。其後,廣東提出籌建中的深圳水庫除了要應付寶安的需要外,還要輸水香港。由於深圳當時只有3 萬人口,年用水量僅73 萬立方米,所以水庫的主要供水對象,無疑是香港。1959 年9 月,廣東批准興建深圳水庫。水庫興建期間,廣東於1960 年1 月向港方提出供水香港的可能。面對缺水困境,港府的抉擇並不容易:接受廣東建議,還是拒絕?接受,能解香港水荒。然而,港英政府對於接受中方的供水,卻充滿疑慮:一、若接受供水,一旦中方停供、或藉故作政治宣傳,港府將陷於被動,最壞情是變成「跛腳鴨」。二、香港居民普遍恐共。當時港人中不少為逃避中國內戰和中共政權的難民,對中共有戒心,他們只求在港安居,不願見到香港受制於中國共產政權。三、因香港政治地理的重要性,香港的供水問題也受到美國關注——它不贊同香港由中國引水,甚至願意以財政援助香港,讓其發展海水化淡,以擺脫中國供水的制約。

面對種種內外壓力,柏立基(及繼任的戴麟趾、麥理浩)的策略是:一方面引入中國水,以解香港水荒;另方面又為香港籌建獨立的供水體系,以期它將來能不再依靠中國。由是,中港開始供水談判,並在1960 年11 月簽訂協議。1963 年,中港再就興建引水進香港的東深工程展開磋商。談判過程中,港英方面還採取了一些措施,提防中方乘供水謀取政治利益,包括:一、拒絕中方免費供水,堅持付合理價格,並把有關協訂定性為商業交易,而非政治合作。二、協議不以港府,而以「香港當局」名義簽署,以免中國供水的重要性被提高,及公眾對港府與廣東的接觸有過多聯想。三、反對協議書訂明中方供水量將會逐漸增加,以免受影響居民有口實反對政府收地興建水塘,增加水務工程的難度等等。

自主供水體系獨步全球

與此同時,香港開展了其歷史上至為觸目的水務建設:加快船灣淡水湖工程、積極探索海水化淡的可能,而核能海水化淡方案也被提出,並經英國國防部及原子能委員會研議。六七暴動的發生,更使英國明白香港供水權落入中國政府手中對香港之可能後果,香港供水體系的營建因而再有加強:比船灣淡水湖更具規模的萬宜水庫工程上馬;在英首相介入下,海水化淡廠工程正式落實,選址青山樂安排。終於,大型海灣淡水湖、海水化淡廠這些在當時獨步全球,技術難度大、投資額巨的水務工程,竟在香港這經濟尚未飛躍的遠東殖民地建成。既然這些工程是英國企圖令香港不受中共影響,以維持其管治有效性的政治工程,中方就未必樂見其成了。

另一邊廂,中方也投入建設東深工程,把香港納入其供水網。東深工程的前期為深圳水庫工程,1959 年11 月動工,經4 個月完成主、副壩,具初步集水能力。東深的主體工程是把年均集水300 億立方米、與深圳之間有分水嶺分隔的東江水引入深圳水庫。它先把東江支流石馬河築成人工運河,逆流把河水由下游抽回上游,再注入雁田水庫,然後由雁田水庫引水深圳水庫,經橫越深圳河的水管輸港。東深工程於1965年初完成,並分別於1974、1979 及1989 年進行擴建工程,逐步提高輸水能力。東深工程主體仍在建設期間,後轉為其儲水庫的深圳水庫率先於1960 年供水香港。1965 年開始,香港從東江引水。

雖然香港由1960 年始由中國大陸輸入淡水,但因船灣淡水湖、化淡廠及萬宜水庫相繼建成,香港並未對該水源有太大的依賴,充其量只是作為輔助:船灣淡水湖落成後,香港已能應付一旦發生的東江水斷供;而至萬宜水庫建成時,香港水庫的總存量為5.86 億立方米,加上化淡廠,港府當時表示香港已能滿足往後10 年用水增長所需。至此,香港的自主供水體系宣告建成。

回歸大陸靠向東江

可是,也在此刻,香港供水的自主開始步向終結。萬宜水庫落成後,香港仍未及籌劃強化其供水體系時,中英旋於1979 年就香港前途開展談判,並於1984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前途既定,它被納入東江供水網成為必然,不必也不可能保有獨立的供水體系及供水權。隨後中國的供水量逐年增加,1979 年為1.68億立方米;1995 年,則為6.9 億立方米,並遞增至2008 年的11 億立方米。1986 年中國供水佔全港用水量首次超過50%,至1991 年,比率已接近80% ……簡單一句:1979 年後香港的供水史,展現的是香港的供水權逐步為中國大陸所掌控。

隨香港靠向東江,香港水庫的功能轉為東江水的儲水庫,化淡廠也於1978 年停產,香港不得不仰賴東江的供給。失去供水權,也代表香港的相對自主權更能被制約。這角度看,東深工程不是純粹的供水工程,而是中國統一規劃的部分:它讓中國以供水香港為名,收回其供水權,成為中國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手段。因其重要性,2009 年,東深工程入選建國60 周年「重大經典工程」。

隨香港對東江水的依賴愈來愈重,在不同的論述中,香港被說成缺了東江水,便無法生存。漸漸,港人也少有對這「常識」有所反省。缺了東江水,香港真的不行嗎?殖民時代,尤其上述的1959 至1978 年間,港英政府要向公眾展示的,正是香港保有獨立供水權的可能。如果我們清醒的循下面兩個方向去想,算一算帳,答案也是顯然的:

一、東江水(過量)輸港,香港的水塘成為了東江水的儲水庫,有否削弱了其本有的集水能力?

二、如果1978 年萬宜水庫建成後,香港繼續強化(而非弱化)其供水能力——致力省下、產出、收集、循環再用更多的水,香港真的有必要依靠東江嗎?

新加坡,土地面積比香港小,長年依賴馬來西亞供水。經過幾十年不懈營建,新國在2010 年已能全不依靠馬來西亞而自主供水。香港為什麼不能?就如我篇首說,供水是政治的結果。這樣看,近年特區政府推行的「全面水資源管理」,又是個什麼東西?

文李家翹

李小龍和中國熱

明報
P04 | 安裕周記 2010-08-08



李小龍和中國熱




那年暑假,我從紐約南下阿拉巴馬州探朋友,差不多三個月都在朋友那中餐館蒙頭大睡,間中廚子放假,我捋起衣袖替班胡亂弄些碟頭飯。記得有一個黑人,幾乎天天都來吃shrimp with black bean sauce overrice,即是我們所說的豉椒蝦球飯,四塊九毛半一碟,其實我也不明白他為何吃得津津有味,大概是濃烈的豆豉和蒜頭獻汁緣故了吧。熟了,就像其他人一樣問你同一個問題:man,you know chinese kung fu?這句話我在三藩巿被問過,在紐約避不了,美國人老是覺得中國人一定懂得功夫,可是他們卻不會去問韓國人會不會跆拳道或日本人會不會空手道。

我沒有仔細考究這些文化歧異,直到有天朋友說去看電影。那是李小龍的《猛龍過江》,在當地的主流影院上映,我早就看過幾遍,那天無甚可做,也跟去了。這是我明白為何李小龍死後多年,美國錄映帶出租店仍有各式各樣Bruce X 的一天。阿拉巴馬是農業州,黑人多,戲院裏基本都是黑人,看到李小龍在羅馬鬥獸場腳踢羅禮士幾幕,全場轟然拍手。那刻我明白了一大半——把白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一個歷史上有歧視黑人傳統的南方地區,是一樁很了不起的事。文 安裕

李小龍大熱是七十年代的事,有一種說法,李小龍熱是隨西方國家與中國開始交往,尤其是尼克遜訪華破冰之旅炒熱。尼克遜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訪問中國七天,卻早在七一年秋天宣布將到紅色中國訪問。美國在任總統訪問鐵幕下的共產中國,是當時開天闢地的大事。為了這,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公開撒了一個謊,說自己拉肚子,在巴基斯坦消失了幾天,其實是坐了一架沒有標誌的專機直飛北京。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在回憶錄說,他是那次同行的少數美國官員, 「比其他人早五碼進入中國」,他引以為傲的是他坐在機頭,基辛格坐在機身中段。這次訪華秘密得連基辛格的保鑣都不知道老闆要去中國,當飛機在巴基斯坦起飛後,機艙走出幾個中國官員,洛德形容保鑣都嚇呆了,簡直像「看到外星人一樣」。

七十年代李小龍熱

六十年代的中共國門緊閉,毛澤東和蘇聯鬧翻,美國的圍堵高牆從東北亞的朝鮮南下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那時中共的好朋友是同樣一窮二白的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九年,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軍血戰一場,那是二戰之後,第一次兩個擁有核武國家間的武裝衝突。蘇軍吃了大虧,把歐洲的精銳部隊往東調,陳兵百萬中蘇邊境;蘇聯還向美國試探,倘若以核武攻擊中國東北重工業基地,華府的反應如何。中共不敢怠慢,發出「一號命令」,高級官員緊急離京疏散,全國進入備戰狀態。差不多在這一時候,美國內部開始討論和中共的交往,其中之一的觸媒是無官職在身的尼克遜,他在《外交事務》季刊寫了一篇〈越南之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nam), 「美國對亞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須急切的把握住中國的現實……大膽的新主意,若無準備是不妥當的」。

事實上,當時中共和美國一直有代辦級的接觸,即著名的華沙會談,然而巨大突破都在一九七一年來到。那是中共進入世界的歷史元年,三月是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邀請美國隊訪華,鐵幕由此打開;三個月後是基辛格秘訪北京,尼克遜宣布訪華;十月是聯合國驅逐台灣,中國進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國成為美國總統卡特年代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大三角其中一員,世界格局從此變模樣,同樣憎恨蘇聯的毛澤東和美國山姆大叔摒棄意識形態爭論,找到共同反蘇的一致價值,一場從政治到文化的中國熱於焉席捲全球。

中國人打白人的開始

李小龍的電影乘這股熱潮衝向世界,一九七一年的《唐山大兄》在華語世界揚名立萬,七二年夏天是更上層樓的《精武門》,前者故事背景在現代的泰國,後者背景則是民初中國。一九七二年,香港電影聖誕檔期是耳目一新的《猛龍過江》,李小龍把可及盈呎的背肌和虎虎生威的雙節棍帶到意大利羅馬,與美國的世界空手道冠軍羅禮士在鬥獸場激戰連連,那是中國人以拳腳痛打白人的開始。李小龍也許在拍製《猛龍過江》時沒有想到,飄泊天涯的五呎七吋唐龍,在中國熱的大潮裏回到他的飾演者出生地美國,成為政治中國以外的文化中國象徵。白衣黑褲白襪和腳上那雙當時在中國大陸稱作「革命鞋」的布鞋,迅速進入美國萬戶千家。見獵心喜的美國廣播公司(ABC)推出電視劇《功夫》,大衛卡烈甸飾演小和尚Kwai Chang Caine,這大概是少林寺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混血僧侶。香港無電視當年把這小和尚譯作金貴祥,頗為傳神。

李小龍在美國的演藝生涯,客觀上與美國的亞洲政策有切肉不離皮的關係,他六十年代在美國電視劇《青蜂俠》扮演只有姓氏而無名字的日本人加藤(Kato),我無法知道習詠春出身的李小龍如何適應這一形日實中的身分危機,然而人在美國,且在白人主流的荷李活,李小龍當年的選擇實在不多。事實上,不單是亞裔,黑人六十年代在荷李活亦是廣義上的少數族裔,搜索枯腸,也只有憑《原野遊龍》(Lilies of the Field)和《月黑風高殺人夜》(In theHeat of the Night)為人認識的黑人影帝薛尼波特,其他少數族裔演員無法在白人主流社會佔一席位,甚至在更早一段時期,亞裔演員的角色也由白人演員包辦,馬龍白蘭度的《蝴蝶夫人》裏不乏這種把眉毛畫成「八」字的不亞不歐之輩。

李小龍回到香港發展,遇上中國熱,清風送爽,毋庸置疑這是天賜良機。中共在那年代而言,國內民不聊生,但國外形象卻遠比實質好得多,不僅是因為老毛夠膽和蘇聯狠幹一架,而是歐美左派人士對北京絡繹於途,探訪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相對居於紐約上東城區說江浙官話的民國遺老,一身中山裝、出入都是集體行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無疑是在越戰危機中滿是水深火熱美國民眾的心靈清涼帖。著名演員莎莉麥蓮訪華後所寫成的《You Can Get There fromHere》,東岸知識分子人手一部;這種全程有嚮導中國之行,必然無法看到中共破四舊對中國文化的戕害,但中國熱之所在,一向冷靜的學者也無法抗拒而一面倒向北京,進而成為中共高層的最愛,哥倫比亞大學Roxane Witke 撰寫《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同志),獲江青親自面談良久,成為當時研究中共寶鑑之一。

諷剌的是,李小龍全心投入的國術,在中共建政後變成面目模糊的「武術」(Wu Shu),源自北方的門派變成長拳,硬橋硬馬的嶺南技擊則概以南拳稱之。為什麼「國術」這一合情合理的叫法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歷史,有解說是門派紛陳,叫「武術」可收大一統之效;也有從陰謀論說,盡收所有門派技擊,有收天下兵器的同一作用。到底是否如此,只有起解放後主管體育的賀龍元帥地下而問之。中國熱和中國功夫,兩者之間表面上源出一致,但實際上反映出來的卻是破壞和維持,而國術這一民間傳統在一九四九年後南下香港抽枝發葉,恰恰和這六十年間的中港關係極之相似。這一輪迴,只有太極裏相生相剋,才能說得明白。

我們都是過來人

明報
P07 | o靚字頭寫真 | 拾荒誌 | By 曾仲堅 2010-08-08




我們都是過來人




有道是︰ 「有死線的人生快如流水」。數一數,本欄開業已近一年,這是第十二篇文章。跨過一條又一條的死線後,才忽然發現炎熱多雨的八月又來了。回想起來,小時候的暑假都很和平美好。固然是因為我被回憶哄騙,因此產生懷舊的錯覺,但又真的想不起,除了一心想踢波看書打機睡午覺,上好像沒有多大用途的興趣班,看和記電訊廣告中的阿May 和嚮往還未實現的夏日傾情外,我還做過些什麼。

是在會考放榜那年開始,才發現夏天原來也可以很惱人。既潮濕悶熱,又忽然會有驟雨。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對公開考試一向深惡痛絕。一來,我不實用,在高考時的實用文寫作中並不及格;二來,會考時,我剛好得到13 分。在放榜的那天,於某學校呆坐等待通知時,留意到驟雨打在鐵皮上的聲音很吵耳,也在頻撲尋找中六學位,和失眠中渡過放榜後的數天,體會到汗流浹背那不暢快的黐笠笠。

距離中學畢業,恍惚間已過了十年。對會考與高考的記憶,仍然不斷地被每年一度的專題報道提醒。正如希望不要出現但又偏偏執拗地爆發的暗瘡般,它們持續喚起青春期時候對未來的惶恐。我坦白招認,時至今日,當在電視上看到激動的狀元和沮喪的0 分時,處於13 分的我都會既嫉妒又傷感地,拿出遙控器來轉台。

當然不只求分數

這應該早已是老掉牙的老生常談。台灣作家張大春就曾經述說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中的故事,點明考試的本質,就是要把人分類,排成不同級數以分配資源︰「考試之所以成立,本來就是為了讓有限的人成為這個社會裏的塔頂、塔尖── 一個不斷將過剩的人口從得以分配較多社會資源的場域驅逐、淘汰的遊戲。」自古以來,莘莘學子們早已明白,求學和求分數,本來就是兩回事。在考場中,要在分類中力爭上游,大家求的當然是分數。於是就流傳這麼一句說話︰ 「先考功名、再做學問。」

公開考試作為大型集體淘汰賽,在今天的香港,卻有一點不同。近來回看了一些關於學校制度的討論,大家都指出,這場淘汰賽不僅僅是求分數,教育要控制的不只是純粹的考試,一直以來還參一腳到日常生活中。年輕的陳景輝和葉綺雯說學校似要壟斷教育,要求的不僅是考試,也是一套品格的訓練,但問題卻在學校對學業和品格都只有一套考核標準,對男的要求短髮,對女的要求長裙過膝。One size fit all,不能為不同的學生設想,令他們無法發揮所長。

中年的呂大樂也說現在小朋友的童年已被家長和學校高度組織。在他成長的六、七十年代,製作「填鴨」的標準只側重於考試成績,但因此學生在考試以外的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空間自由放任。不過現在的集體大淘汰賽,既比從前力求分數,也同樣要來量度德智體群美,而家長又力勸年輕人盡早打算,每項課外活動都要為將來的前途服務,令學生在學校以外的工作量也大增。自小開始一星期五天放課後的芭蕾、小提琴、游泳、外語等練習,於是不輕易有時間和精力在日常生活中嘗試、犯錯和成長。

求分數也不只求分數

以上的故事實屬耳熟能詳,因為大家或多或少都應該曾參與其中,我能加添的,也許是細節中的一點趣味。儘管曾飽受折磨,但我仍然自以為公正地以為,公開考試既能造成分化,把每個人都拿出來互相比較,卻有時也有如海狗丸般妙不可言地強化人際關係的功效。

英國BBC Radio 4 有很多有趣的節目。曾經有段時間想學習英文,上網找到了社會學學者Laurie Taylor的《Thinking Allowed》。這是一個關於社會科學的節目,常常請不同的學者上來,和他們談談最近的研究和著作,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每星期的電郵通訊。

瀟灑地自嘲是他的風格,譬如有一次,他說,當還是社會學導師的時候,既仰慕隔鄰經濟學教授的名車,也想不透為什麼學院中人有財力購買。後來同事告訴他說,因為這教授不時被大機構邀請進行員工講座。Laurie 想,自己不如也毛遂自薦。後來,一間大型的電腦公司請了他談談管理學的理論。他臨急抱佛腳,買了一堆管理學的教科書,把術語和圖表炒成一碟。

災難令人團結

面對滿場的觀眾,他說了幾個笑話,講一些自己努力地囫圇吞棗的術語,自信表現倒也不俗。完場後,到會場的酒吧,滿心期待有人上前恭維或細問自己講座的內容,但卻好像生人勿近一般,大家對他敬而遠之。終於有一個聽眾上前搭訕。Laurie 問他說感覺如何?聽眾︰ 「非常好。」「你喜歡嗎?」「它完成了應有的功能。」「什麼意思?功能?」聽眾說︰「我們一向喜歡在早場的時候有一個像你一樣的講者。這令我們打破隔閡。散場後到酒吧,我們可以和平時有點心病的同事一起並肩大罵這不知所謂的講者,一起嘲笑︰ 『這講者都唔知搞乜?』沒有什麼比災難更能令人團結起來。」

雖然對音樂家陳蕾士和詩人黃國彬並不公平,但正如英國人會以詛咒變幻莫測的天氣來打開話匣子一樣,於2007 年前在會考考過中國語文的朋友都知道,沒有比批評《聽陳蕾士的琴箏》更安全的話題。成績欠佳者如我,也常常在迎新營的燒烤晚會中分享自己的準備有多不足,視乎需要或比併狂妄大膽的程度(我只讀了一夜就進考場),或互相吹噓自己打天才波的能耐(一晚通宵就可以死記了多少頁天書)。既責難考評局不按牌理出牌(譬如忽然改變考試方式,或不明白何謂潛水怕屈機),又咒罵試場位置僻遠,安排差勁等等,不一而足。甚或推而廣之,大談學校的制度如何「有趣」,和校長與老師們的「軼事」。最後,大家於野火中,熱熱鬧鬧地渡過新相識的歡欣一夜。

每年一度的會考報道,既由於這是最容易有共鳴的話題,也因為它是香港人的成人禮。經過災難的大家看到下一代的笑容或眼淚,都自動鑄成過來人,成為社會上的前輩,於茶餘飯後分享經驗,語重心長地鼓勵下一代要認真努力讀書,又苦口婆心地安慰說不用太重視成績。今年對末代的重視,也許亦源於這份懷舊情懷。看電視,想起他們和自己也是於同一個制度中或折騰或苦捱或忍耐出來的香港人,在安撫別人又慶幸得脫苦海的瞬間,暫時忘記原來又已掉進了一重重諸如工作結婚生子買樓等的無盡人生難關。

拾荒是定期活動,每月一次,收拾手中荒廢了的故事。關於生活,也關於生存。一九八一年生,二○○三年大學畢業。(每月第二個星期日刊出)

富豪二代獲103公職 學者:諮詢機構恐淪「交際委員會」

明報
A06 | 港聞 | 特稿 2010-08-09




富豪二代獲103公職 學者:諮詢機構恐淪「交際委員會」




年初政府委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被外界批評招攬多名名人後代,令中策組淪為政治酬庸工具。本報透過政府網頁,翻查所有政府委任的法定及諮詢組織名單,發現在約3600 項公職中,富豪二代一共被委任了103 人次。當中大興紡織陳元鉅家族及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家族最受重用,前者一對兒子共獲9 個公職,後者則有6 個,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長子李澤鉅則獲委4 項公職。

本報亦發現,有諮詢委員會出現「弟承兄業」等世襲情。有學者批評政府把諮詢機構視為「交際委員會」(見另稿)。明報記者

陳元鉅李國寶家族最受「重用」

根據民政事務局資料,全港共有384 個法定及諮詢組織,共委任了超過3600 人次擔任成員。本報翻查所有法定及諮詢組織委任名單,統計富豪二代或政壇名人之後獲委任的次數,發現一共有103 次。

當中,最受政府「重用」的家族是大興紡織創辦人陳元鉅,兩名兒子陳鎮仁及陳仲尼,合共擔任9 個公職,當中不乏具影響力的機構如生產力促進局主席、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等(見圖) 。

第二受重用家族則是東亞李國寶家族,兩子李民斌及李民橋共獲委6 項公職。

香港首富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亦擔任多項公職,除是策略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外,亦擔任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

「電梯大王」子同任城大浸大校董

若以個人計算,陳仲尼、全國政協委員「電梯大王」胡法光長子胡曉明及基本法草委黃保欣兒子黃友嘉齊膺「公職王」,三人分別獲委任6 個公職,達到政府規定個人最多委任數目的上限。其中胡曉明擔任的職位更具一定影響力,如城大及浸大校董、中策組非全職顧問及數碼港管理公司董事等。

除了胡曉明,另有多名政商界二代「進佔」各大院校校董會,如政協施子清兒子施榮懷為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慈善家蔣震女兒蔣麗婉則是科大校董會及公開大學校董會成員等。

馬嶽:行政吸納政治手段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法定及諮詢組織一直都是政府的統戰工具,過去由富貴或傳統建制派加入,現時則由後人承繼, 「這是政府一向行政吸納政治的手段」。他批評,政府委任太多工商界成員,基層代表嚴重不足,擔心他們會側重家族業界利益。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認為這批政商界第二代應向公眾交代,證明其工作能力,否則只會令諮詢組織淪為交際委員會。

侄代叔弟代兄大珠三角委員「世襲」

富豪二代進佔不少重要公職,其中在2004 年成立、主要拓展粵港經濟合作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35 個委員會職位中,近三成由富豪二代進佔,部分更出現「世襲」,即叔父退任後,由侄兒頂上。有學者質疑,這批「太子黨」加入委員會的目的,是為家族尋找內地商機,而非為大眾服務。

董建華時代產物拓粵港合作

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是前特首董建華時代的「產物」,於04 年3 月成立,目的是拓展粵港經濟合作,讓兩地商界交流,並向政府提供加強兩地合作的建議。

政府首次委任時,委員會只有3 人屬於富豪二代,包括李澤鉅、董建成及霍震霆,佔總人數32 人不足一成。但今年初第四度委任時,富豪二代增至10人,佔委員會36 人近三成(陳岳鵬出任特首辦特別助理後已離任,現剩35 人),包括商人林建岳之子林孝賢、政協施子清兒子施榮懷、信和黃志祥之子黃永光、華置劉鑾雄之子劉鳴煒,餘下委員則多是行會成員和建制派成員。

細看委任名單,更發現有「承襲」的例子,例如董建華胞弟董建成自04 年起「坐足」6 年退任後,年初其侄、董建華之子董立新便接獲委任;霍震霆在06年退任後,其弟霍震寰便獲委任至今。

學者質疑助尋內地商機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質疑,富豪二代加入委員會目的,只是代其家族到內地尋找商機,讓這班二代多結識內地官員, 「分餅仔之餘,更分享內地商機」。城大專業進修院學術統籌宋立功亦批評,委員會已淪為富豪之間、富豪與內地官員的「交際委員會」,令人難以信服是為港人服務,公眾至今亦不清楚此委員會對香港在珠三角發展中有何貢獻。

提攜政治一去不復返 用人「唯親」誤人誤己

明報
A03 | 港聞 | 社評 2010-08-09




提攜政治一去不復返 用人「唯親」誤人誤己




「太子黨」是內地用語,意指依仗父母輩的影響力而躋身官商要職的權貴第二代。本報今日報道,本應任人唯才的香港特區政府法定組織和諮詢架構,原來有多達103 人次的委任屬權貴第二代,港版「太子黨」已隱然成形,其中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更出現「叔去侄來」、「弟退兄來」等恍如家族式壟斷的「世襲」情。這種「近親繁殖」式委任,不單令政府偏聽,偏重權貴的意見,也反映特區的權貴在功能組別勢將淡出之際仍未夢醒,繼續迷思殖民地年代的褓抱提攜政治。

今年1 月,中央政策組委任新一批42 名非全職顧問,其中6 人的父母在親中陣營是有頭有臉人物,當時社會已響起中策組淪為「太子黨俱樂部」的質疑。本報今天的報道,發現不單中策組有權貴第二代的足,政府委任法定組織及諮詢架構亦有不少富豪二代獲邀加入,合計共有103 人次(部分人獲委任超過一個公職)。

政府在2004 年成立、與內地關係密切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時,委員會只有3 人屬於「富豪二代」,佔總人數32 名不足一成,但今年初第4 次委任時, 「富豪二代」的人數激增至10 名,佔委員會36 人近三成。更離譜的是,部分委任恍如世襲,已故「船王」董浩雲之子董建成, 「坐足」6 年委員會後,由其侄、前特首董建華之子董立新「頂替」;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其子霍震霆當過首任委員後由其兄霍震寰「頂替」,三度被委任。

「權貴二代」並非原罪重點在是否「任人唯才」

已有學者批評,這種委任模式令委員會淪為「交際委員會」,並有為大家族尋找內地商機延續家族利益之嫌。

「權貴二代」不是原罪,父母屬權貴不代表其子女一定是「二世祖」,更不代表他們一定是庸碌無能之輩。過去不少名人之後都青出於藍勝於藍,創出一番比父母輩更佳的成績。若這批「第二代」全都是才幹過人之士,佔去任命的大半數也不為過。問題是,獲委任的部分第二代,未見有何突出的才幹,便貴為特區政府的智囊,大眾便會問:其他沒有權貴父母支持的有能之士,是否也可以獲得同樣的從政或議政機會呢?

法定或諮詢組織的組成,委任程序並不透明,即使公眾對個別成員的委任存有質疑,政府總以一句「任人唯才」敷衍回應了事。若公眾對港版「太子黨」的疑慮屬實,反映特區政府的運作已出現嚴重問題。

法定或諮詢組織對社會民生有實質的影響,如大學校董肩負作育英才的重任;執法機關的諮詢委員會攸關香港的法治;有關經濟發展的組織更手握香港未來的命脈。這些組織的重任若不由有能者居之,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除了難以提升外,其對民情的掌握亦會有偏頗。我們擔心若官方組織充斥權貴二代,兼聽就變成偏聽,進而令政策易生偏差。事實上,類似失焦失準、背離社會大眾價值的政策例子近年已一再出現,例如早陣子高官竟然喊出「生果金要資產審查」,其後又弄出「超高薪委任副局長政治助理」導致民意沸騰等等。

特權階級仍未夢醒死抱殖民地舊思維

更教人憂慮的是,權貴二代相繼獲邀進入法定或諮詢組織,反映出特區政府以至特權階級,至今仍然迷信香港的政局可以憑藉殖民地年代那一套: 「官護商、商撐官」來維繫。隨議會的民選成分愈來愈大,而《基本法》又訂明了立法會將走向普選,特區政府已肯定不可以再單靠一批沒有民意基礎的特權階層來支撐局面。褓抱提攜政治早已一去不復返,公民社會的逐步壯大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潮,政府若然看不到這個事實,繼續迷思官商伙拍治港的一套,只會誤了社會的進程,自己亦不會有好日子過,因為市民會「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徒然增加社會的怨氣。

權貴二代亦應明白到,若要從政或議政,應從爭取民意授權入手,特別是他們有很多自然優勢,例如他們手握的資源實力與人脈關係均遠勝其他階層。與其想方設計去巴結權貴、等候高官的恩賜,不如盡快循正途透過參選來取得政治權力。這樣一來,沒有人能再指三道四,更能大展抱負。

1982 年5、6 月間,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先後會見了時任港大校長黃麗松及時任中大校長馬臨,並向他們查詢培養日後治港人才的方法。據前新華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憶述,馬臨回答謂, 「可在學校培養」,但鄧小平不同意,認為政治人物一定要在政治鬥爭中培養,因此提出了在香港應該組織政治團體,培養政治人才。

28 年過去了,鄧公這段話至今仍然很值得我們參考。商界若捨此正途,繼續期待政治賞賜,只會事倍功半。【相關新聞刊A6】

從已沒落「非洲國際都會」看香港

明報
A21 | 國際 | 咫尺地球 | By 沈旭暉 2010-08-09




從已沒落「非洲國際都會」看香港




外交界的朋友月前轉告了以下故事:

一天,特區政府收到來自非洲坦桑尼亞的官文,說「桑給巴爾第一夫人」路過香港,希望使用香港機場貴賓室。根據外交慣例,各國元首、副元首或政府定義的「政要」及其配偶,均可享有類似待遇。特區政府收到官文後,也許不清楚什麼是「桑給巴爾第一夫人」,大概以為是一個坦桑尼亞普通市長的妻子,認為「級別不夠」,予以拒絕;同一時間,卻准許同樣路過香港的坦桑尼亞總理使用貴賓室。

港官不識「桑給巴爾第一夫人」

這在坦桑尼亞外交部看來乃不可思議,因為坦桑尼亞是一個聯合共和國,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給巴爾(Zanzibar)兩部分組成,前者是內陸部分,後者為印度洋的沿海小島及其屬島。兩者合併出現於1963 年,此前它們都是短暫的獨立國家。坦桑尼亞成立後,桑給巴爾維持高度自治,有自己的民選總統、自己的國會,也曾派獨立代表隊參加非洲國家盃足球賽。在坦桑尼亞國內排名,桑給巴爾總統比坦桑尼亞總理更高,所以當坦桑尼亞總理成為香港VIP、桑島總統夫人被認為「級別不夠」,這對近年興起分離主義的桑給巴爾而言,可謂侮辱。結果坦國外交部直接派駐京大使寫信予香港,批評上述安排違背國際友好慣例,但也發現原來香港政府對其他國家的狀態沒有專業了解,唯有長篇大論介紹本國架構,才「成功爭取」特區政府改變決定。

「中國香港」不認「非洲香港」

這個小故事的重點,並非要苛責特區政府負責涉外關係的朋友缺乏國際視野,畢竟我們的公務員沒有相關訓練,屬於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其有趣之處,在於桑給巴爾和香港本身具有直接可比性:桑給巴爾最輝煌的時候,根本就是非洲的香港,今天「中國香港」不認「非洲香港」,難道是他朝君體也相同的黑色幽默?

中世紀開始,桑給巴爾就是印度洋貿易中轉站,亞、非、歐三大洲的航運中樞,令這小島擁有當時最國際化的身分,和非洲大陸全然不同。葡萄牙是首個對其殖民的國家,但在17 世紀末卻被阿拉伯人趕走,自此桑給巴爾成為阿拉伯半島阿曼蘇丹國一部分,今天到當地旅遊,依然可以找到不少阿拉伯皇宮遺,當地名勝石頭城最能現身說法什麼叫曾經滄海。在阿拉伯人統治下,商業在桑給巴爾蓬勃發展,他們為抗衡歐洲殖民勢力進逼,進行了不少現代商業改革,令當地富裕程度直逼歐洲大陸,上層社會來自世界各國,成為首屈一指的「非洲國際都會」。

雖「一國兩制」黃金歲月不復回

後來桑給巴爾沒落的原因有結構性的,也有人為的。首先是英國興起廢奴運動,令當地的奴隸貿易面臨重大打擊;其次是蘇彝士運河通航後,歐亞商旅毋須再繞過南非好望角,而可以直接通過埃及進行貿易,令桑給巴爾的地理優越性立時消失。後來當地淪為英國保護國,再在1963年獨立,其時本土經濟已崩潰,社會矛盾尖銳,終於爆發血腥革命,左傾領袖屠殺阿拉伯精英,率領國家併入坦桑尼亞,雖然有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但黃金歲月已一去不返。筆者在當地購下不少官方版本的歷史書,多開宗明義傳遞兩大重點:一、昔日輝煌不可能再出現,大家要面對現實,重新定位,不要別人說自己不行,就說人家歧視;二、阿拉伯管治是殖民管治,桑給巴爾屬於非洲大陸,乃坦桑尼亞不可分割的部分。

當我們擔心香港「威尼斯化」,其實比較對象已十分正面,假如說的是「桑給巴爾化」,那更能營造危機感——假如社會了解桑給巴爾的話。有沒有類似蘇彝士運河的事件正在香港周邊出現?有沒有和廢奴運動同等影響的經濟變革正改變區域經濟結構?假如桑給巴爾第一夫人還願意再來,希望特區政府能邀請她為香港精英講一課「桑給巴爾對香港的啟示」,那時候,我們會發現那個貴賓室物超所值。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上周藍籌輪流發威 買定中資金融股追落後

明報
B11 | 股市攻略 | By 曹嘉聰 張兆聰 2010-08-09




上周藍籌輪流發威 買定中資金融股追落後




港股近期持續強勢,每天均有不同領軍股份, 匯控(0005)在上周一和周二領導大市,中移動(0941)則於周三接力突破80 元大關,長和系則於周五發力,和黃(0013)單日急升9.7%。雖然中資金融股「低調」得多,但整個板塊穩步上升,同樣為大市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本文相信,近期中國保監會推出新政,對保險股有利,而內銀股下半年變數減少, 亦有助獲得重估,值得留意。

撰文:曹嘉聰、張兆聰

買股比例倍增3 險商可吼

內地保監會推出新政,提高保險資金投入股市比例的上限。經濟復蘇明顯, A 股市場看俏,有關政策值得憧憬。而且,保險股今年的保險收入增長穩定,亦可成為看好的理由,可吼中國人壽(2628)、太平洋保險(2601)及中國財險(2328)。

同時放寬資金投資房產比例

內地保監會日前公布了《保險資金運用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提高了保險資金入市的比例。《辦法》規定,保險資金投資於「股票及股票型基金」的金額,合計最高可達到該保險公司上一季總資產的20%。值得留意的是,保監之前規定險商投資於「股票」及「基金」(包括股票基金、債券基金及貨幣基金)的比例分別是10%,今次合併計算「股票及股票型基金」投資比例達到20%,這意味投資於可把更多錢投資在股票市場。

另外,《辦法》又提高了險商投資不動產的比例。根據要求,保險資金投資土地、建築物及相關房地產金融產品(包括房地產信託基金)比例,由上一季資產3%提高至10%,隨不動產長期增值,此政策是短線審慎,中長線利好。

事實上,近期A 股從低位回升,走勢轉強。上證綜合指數由2400 點低位逐步回升,至上周五升至2658 點,預期第3 季A 股仍是穩步上揚之局,對保險股投資收入有正面作用。總的來說,是次辦法為保險資金提供了更高回報投資的出路,粗略估計,單是本港上市的4 家險商,便可釋放上千億元的資金入市。在此經濟復蘇的關鍵時刻,能增加險商的回報,令投資保險股更加吸引。

保費增長佳買中壽太保

是次保險資金的開放,中線而言中國人壽(2628)會是受惠者。中壽手頭的資金多,更高比例的資產可投放在高回報投資,能令集團提升資產價值。太平洋保險(2601)上市後名聲更響,且增長快速,有力提升估值。

中壽買股限額未用盡

中壽是投資保險股的大路之選。事實上,中壽第1 季的保費收入保持穩定增長,集團公布,今年1 月至6 月錄得保費收入1836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的1727 億元有所增長。花旗指出,今年第1 季雖然透過經紀的銷售渠道較慢,但透過銀行銷售保險的收入增長44%,中壽的新保費收入有不俗的增長。

中壽現時的股票投資比例,未到達上限。翻查記錄,中壽2009 年底投資於股票的資產僅8.8%(見表),投資於基金的僅6.5%,要注意的是,基金中包括債券基金及貨幣基金成分,實際投資在股票基金的比例應低於6.5%。當然,投入市場的時間和速度,是由保險商自己決定,但當中的潛在好處卻不少。

中國太保是全國第三大保險商,集團同時經營壽險及一般保險市場生意。上市時數據顯示,太保於壽險及一般保險市場佔有率分別達到8.1%及11.6%,分別排全國第三位及第二位。太保上市後的營運數據理想,集團今年首季保費收入及純利均有理想的增長。截至3 月底為止第1 季,太保純利急升192%至28.13 億元,集團期內的資產值升6.1%至4214 億元。

太保新業務增長勝中壽平保

太保上市前規模較小,知名度亦遠遠不及中壽及平保(2318)。上市以後,知名度提升,有力增加生意。而且,保險業的市場滲透率仍低,家庭收入增長將令投保的人數增加。瑞信便指出,太保過去兩年的新業務價值增長35.6%,較平保及中壽為快,可於保歷加通道中軸30.6 港元吸納,上望35.2 港元。

財險資金豐利大手掃貨

A 股中線看升,除壽險股外,一般保險股亦可看好。中國財險(2328)是受惠的一員。皆因財險手頭上可投資的資金亦不少,A 股上升將令其資產組合水漲船高,成為推升股價的動力。財險上周五收市報8.3 港元,升1.2%,成交額達到2.76 億港元。

剛發次級債財政更健康

本欄看好財險生意的增長。花旗指出,今年第1 季,一般保險佔去稅前盈利增長的45%。財險今年上半年的原保費收入達到814.1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688.8 億元增長18%。

作為全國最大的一般保險商,財險手頭上有可觀資金投入向好的股票市場,對股價的利好作用勢必較壽險股為大。財險於6 月底時,完成發行一筆達60 億元的次級債券,應付了短期資金的需要,令財政更為健康。券商花旗便表示,次級債券的發行,令到集團的財務實力增長,並把市場的焦點重新轉移至保險業務之上,可於保歷加通道中軸7.97 港元吸納,上望9 港元大關。

調控趨中性內銀獲重估

保險新政有助提升投資回報,而內銀股大環境亦陸續向好,市場一致預期,在外圍環境仍未明朗,內地經濟增長勢頭亦有所放慢下,中央在壓制銀行放貸力度,會由收緊轉趨中性。雖然不至於鼓勵放貸,但始終內銀股估值偏低,已具備足夠空間獲得重估,考慮到中期業績理想,短線亦會對股價提供支持,料本季可望穩步上揚。內銀股今年估值持續處於吸引水平,主因是政策變數多令投資者避之則吉。首先是全年限貸7.5 萬億元,並且要嚴格按照4 個季度3:3:2:2 之比發放,導致市場憂慮生息資產增長放緩。此外,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的貸款規模和資產質素,遲遲未有一個清晰的輪廓,始終貸存業務是一門利錢微薄的生意,每放貸100元才獲利2 元至3 元,若貸款組合出現中至高單位數,甚至雙位數字的損失,對盈利和資本充足程度將帶來滅性的影響。到最後,09 年新增貸款近10 萬億元,很多內地銀行已「借得太盡」,加上監管當局要求提升撥備覆蓋率,集資陰霾成為股價的緊箍咒。

麥格理:內銀中期多賺26%

但說到底,變數還變數,只要業績能交足功課,盈利始終會為股價帶來支持。再者,上述變數已於下半年大致取消,市場對整個板塊的信心回復,將會是獲得重估的主要動力。

論上半年表現,首6 個月仍批出4.6 萬億元,貸款規模繼續增加;淨息差方面,雖然未有加息欠缺最重要的擴闊動力,但中央限貸令銀行主攻高收益的中長期貸款比重,故淨利息收入還是會向好。另外,內地負實質利率問題持續多月。近期受到水災影響,糧食漲價壓力又升溫,保值成為內地居民迫切解決的問題,銀行和保險公司的高息產品大行其道;再計及通過出售信託理財產品的方式,曲線向企業提供貸款所帶來的費用收入,預料上半年非利息收入表現相當強勁, 增長隨時可接近30%。麥格理就預期,內銀股整個板塊,中期盈利會大幅增長達26%,總額達2540 億元。

地方融資問題影響微

至於市場最憂慮的LGFV 問題,輪廓亦漸見清晰。參考德銀報告,除了民生銀行比例較高外,LGFV 貸款只佔各行貸款組合的6%至15%,當中亦僅10%至15%的項目現金流較弱須當地政府承擔,對整體資產質素的影響相當輕微。考慮到行業融資工作已大致完成,僅建設銀行(0939)、中信銀行(0998)尚未伸手,整個行業變數較上半年大幅減少,市帳率將可穩步回升至正常水平。

存款基礎大工行建行正選

選擇方面,大路之選肯定是工商銀行(1398)和建設銀行。兩行存款基礎大,貸存比率僅約60%,遠低於其他同業平均的75%水平,加上一級資本充足比率接近10%,具備增加貸款的基礎。無可否認,08 年和09 年大型銀行貸款增長僅15%和33%,跑輸中小型銀行的22%和43%,這亦是招行(3968)、交行(3328)等好炒得多的主因,但由於同業並不具備兩行快速增長的基礎,麥格理預計未來3 至4 年,大型銀行即使貸款增長仍會較慢,但幅度差距將收窄至僅數個百分點。

兩行非利息收入增長潛力大

從另一角度看,兩行客戶較多,理財產品交叉銷售的空間亦更大, 情就如過去10 年, 匯豐、恒生(0011)、中銀香港(2388)等的非利息收入表現,遠勝東亞(0023)、永亨(0302)等一樣,這方面增長潛力又勝人一籌。論資產質素,同樣因為貸存比率低,盈利對信貸成本的敏感度亦較低,抗逆能力更強。整體來說,兩行業務上的風險回報優於同業,股本回報率又達20%,同樣是行業最佳之一,絕對是中長線持有的理想對象。

同為四大行之一,中行在多個環節均遜於工行和建行,但卻有一項絕對性優勢,就是估值廉宜。如上文所述,內銀板塊獲重估,主因是不明朗因素消失,令估值重返正常水平。隨中行供股集資600 億元於短期內完成,其於LGFV 的風險亦較低,只佔總貸款組合9%,加上今後增長快速,中行低估值優勢將會相當「煞食」。以今年預測股本回報17.8%,相對應的合理市帳率應為1.9 倍至2.2 倍,而綜合市場預期的今年底市帳率則為1.63 倍,重估空間相當大,若市配合,有力重返5 港元水平。

貸息正常化 中型行受惠

至於中小型銀行方面,招行(3968)、交行(3328)及民行(1988)均受惠今年貸款利息正常化。09 年,中央實行了刺激經濟的政策,要求內銀股給基建等行業貸款的利息「打折」收取,弄得這些銀行的凈息差收窄,踏入今年打折收息的貸款個案減少,三家中型銀行貸款利率回復正常,凈息差得以回升,對盈利有正面作用。

招行盈喜交行增長前列

事實上,招行有盈喜在前,業績有保證。招行於7 月初時發出了盈利預增公告,表示按照中國會計準則,今年1 至6 月純利增長50%以上,為全年業績打了個底。而且,招行的信用卡業務向來表現理想,中央放寬消費金融領域,招行相關業務收入的增長料可加快,建議可於20.5 港元吸納,上望3.3 倍預測市帳率23.8 港元。參考花旗報告,在8 間上市內銀股之中,交行的2010年預測貸款增長達到20%,速度排第3 位,凈息差水平為第3 高、反映成本水平的成本對收入比例為第3 低,均處中上游位置,整體質素不差。還有的是,交行的供股集資已塵埃落定,不明朗因素消除,股價料可隨整體行業經營氣氛好轉而上升,可於8.8 港元吸納,參考麥格理目標價10.5 港元。

地方融資明朗化最利民行

民生銀行於集資及發行次級債券後,改善了資本不足的問題。根據德銀研究,民行借款給地方融資平台的貸款比例約為三成,較其他內銀為高,如今地方融資平台貸款明朗化,對民行的投資氣氛應有最大的刺激作用。而且,民行在爭取貸款方面亦有一定靈活性,預期中央的貸款限制並不會如上半年般緊,有利民行爭取貸款。不過,民行股價近周急升,或會出現短暫回吐,建議於7.2 港元吸納,上望1.9 倍預測市盈率8.43 港元,止蝕位於6.5 港元。


文章編號: 201008090040206

人幣離岸服務 回流非重點

明報
B10 | 專家評論 | 中國專論 | By 曹紅輝 2010-08-09




人幣離岸服務 回流非重點




近來,人行與香港金管局簽署協議,界定人民幣清算業務,再度使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成為熱議的問題。其中,不乏似是而非的種種理解。在此試論之,以做釐清。

首先,所謂離岸金融業務,其實是二戰後滯留倫敦等地的歐洲美元規避美國金融監管的產物。此後,此類業務擴大至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等地。亞洲美元、石油美元的興起則促進香港、新加坡和迪拜等新興金融中心的崛起。其次,倫敦長期作為全球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並非因為英鎊是最重要的儲備貨幣,而是因為它擁有全球最活躍的美元交易,在倫敦的美元交易量甚至高於美國本土,倫敦的隔夜拆借利率也因此成為全球美元市場的指導性利率。

離岸業務維護貨幣信心

由此可得出如下啟示:其一,所謂離岸業務並非要求貨幣發行母國批准或同意才能開展的,貨幣的自由兌換和暢通的回流機制,也是維護持有人信心所必需的,但其實大多數貨幣也不會真正地回流母國。事實上,人民幣國際化意味海外的人民幣大多數其實是不需要回流境內的,包括現鈔、現匯、債券等。當然,這不是說就不應提供支付清算等貨幣回流機制,因為貨幣跨境的雙向流動機制是實現資本流動均衡的重要條件之一。

然而,目前大多數討論都強調回流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其原因在於貸款和同業拆借業務未能展開,境外機構在港發行人民幣股票、債券等受到過多限制,無法獲得人民幣融資,也無法用於與境內交易對手方的支付需要。發展離岸業務可以說是貨幣國際化的必然過程,而貨幣國際化的制度條件之一就是實現貨幣自由兌換,而這主要是由政府主導的。

其二,歐洲美元、亞洲美元等市場形成的過程實際上也是美元逐步國際化,最終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過程,而不是待貨幣國際化之後才推行貨幣在境外的流通,開展離岸業務。換言之,貨幣國際化的市場條件,是隨各項該貨幣相關的離岸業務而展開的,各種以該貨幣計價的產品成長起而逐步擴散的市場自發的過程。

其三,離岸金融中心不必一定從債券等資產市場手,可以從大規模的同業拆借、信貸等方式入手,或者二者兼之。其經濟含義就是貨幣可以也應該長期停留在境外,而非回流境內。否則,何來貨幣的國際化和區域化?

有助推動資產市場發展

隨人民幣跨境結算的交易需求增多,在逐步提供清算安排等制度支持的條件下,在香港開創人民幣離岸業務,可以在人民幣不能完全自由兌換、資本流動仍受控制的情下,將滯留各地的龐大人民幣存量吸引至香港金融市場,創造各種人民幣需求業務,如兌換、匯款、存款、信用卡、貸款、同業拆借等。改變以往由找換店、錢莊甚至非法地下管道把持兌換和匯款的格局。開發各類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有助於推動人民幣資產市場的發展,為其逐步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資產創造條件。

第四,倫敦隔夜拆借利率的主導作用,說明離岸中心在本幣利率形成中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短期內,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利率,也能更準確地反映商業風險,從而為內地人民幣利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提供更有效的參考。跨境資本套利帶來的衝擊和香港銀行業的競爭,可能使得長期依賴利差收入的內地銀行業因此受到較大影響,促使其不得不轉向中間業務的創新。

同時,雖然內地的資本專案依然存在管制,但經常項目和金融服務業已然開放,資本跨境流動的難度減少,人民幣從內地流出後,可能用作經常性支出或資本性支出,母國已不可能對其控制。這種人民幣離岸交易可以提供匯率風險規避的工具和有效的外匯市場指標,為貨幣當局的外匯政策調整提供更有效的市場依據,還從多方面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貨幣政策有效性和金融監管造成衝擊。

發展離岸業務影響暫難評估

總之,香港作為國際性金融中心,具有貨幣自由兌換、金融體系可靠、資訊傳播高效、金融監管高效、金融人才豐富等特點。人民幣離岸業務和人民幣國際化究竟對香港和內地分別影響如何,目前還難以進行全面有效的評估。但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部門可以此展開合作,協調監管政策,交換資本流動資訊,共同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既可促進人民幣離岸業務的開展,又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逐步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紅輝

八達通「賣客」後的四組殘局問題

明報
A07 | 港聞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8-10




八達通「賣客」後的四組殘局問題




八達通「賣客事件」的最新發展是,有人下台了,有人道歉了,有人捐錢了,似乎各方人馬分別做了一些有助港鐵公司補救企業形象和平息民憤的事情,因此新聞熱度也驟然降溫,傳媒很明顯已把關注焦點轉移開去,追趕報道(用內地中宣部的批評用語便是「炒作」) 其他日日新鮮的熱爆消息,彷彿一場馬戲已經落幕,大家已把椅子移開,搬到另一個帳篷,等看另一場演出。

可是「賣客事件」的意義和重量當然不等同於馬戲表演,如本欄上周所述,它只是「監控社會」裏的其中一項癥候個案,八達通和她的所謂「工作以來工作一直非常進取」的陳姓女士很可能絕非唯一的敗德者(只不過其他個案尚未被揭發!),更絕對不會是最後的敗德者(尤其如果事件未被周延解決!),實有必要跟進它的後續發展,以防一切在下台道歉捐錢的姿態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尚有什麼問題未解決、未解決、未解決?

有的,至少有四組問題須要注意和處理。

其一是調查。

我指的是認認真真地調查、深深入入地調查、公公平平地調查,而不是只由一位私隱保護往績備受質疑的私隱專員主責調查。是的,私隱專員理應負起調查之責,然而新上任的蔣先生,不僅在過往崗位上的「私隱誠信」甚有問題,更在立法會議員三催四請五約見後才姍姍來遲地表示將會調查,很難不讓人懷疑其調也查也能夠產生多少實質成效。而且,私隱專員之權責非常有限,此事又涉及兩百多萬香港市民,背後又牽扯到政府公帑的參與角色和定位,既然問題嚴重,大可考慮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另立一個層次較高的委員會進行調查;對於重大事件的「一事兩查」,在歐美和台灣等民主社會皆屬常見,代表了政府對眼前問題之重視,並不存在架空私隱專員或無視現有制度的流弊。此外,在調查過程裏,立法會在哪個階段介入、如何介入,皆值得考慮,或可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向八達通索求詳盡資料,這既有助追究問責,更有益於修例和立法,防範類似惡事再度重演。

其二是賠償。

八達通應該主動或被要求對私隱受到侵害的「豬仔客戶」作出像樣的、合乎比例的回報和補償,而不僅僅是把錢捐給公益金即可以慈善之名模糊敗德之罪。八達通的賠償規模甚至應該是帶有懲罰重量的,只因刑事罰責未有落,民事追討更為虛妄,唯有政府以股東身分施壓,令董事局在賠償上有以進取,才算對得起市民。董事局在賣客賺錢上這麼「進取」,到了賠償,如斯溫吞了事,你說,公道嗎?

其三是防止不正常的轉賣和再利用。

八達通把客戶資料以真金白銀或所謂合作形式賣給了多間機構,資料到手了,它們到底曾經如何使用、將會如何使用,應為新聞追蹤的下一個關鍵議題,其中尤值關注的是,這個龐大的私隱資料庫是否仍然存在於買料公司的電腦內?會否被轉手賣出去?私隱流落到哪裏了?有可能刪除嗎?如果八達通賣料屬於敗德甚至不法,買料的呢?亦是敗德嗎?亦有「購買/私藏賊贓」的犯法責任嗎(或即使目前沒有,未來一旦出現類似行為,應負法律責任嗎)?

其四是未來危機的防治機制。

八達通是換馬了、道歉了、捐錢了,然而在行政和管治措施上,會有相對應的補救策略,防止歷史重演嗎?抱歉,目前仍未見有,亦未見有人承諾將會把制訂和公布策略,以安民心。若未見有和未見有人承諾,我們怎能保證新上任的行政總裁或總經理之類不會見錢眼開,過了一年半載,眼看風聲稍平,又再賣客,故技重施,只不過這回賣得特別小心和特別慎重?除了八達通公司的內部管治,就更宏觀的高層次而言,特區政府更應重新檢討對私隱保護的監管和罰責,以防像八達通這類擁有龐大私隱資料庫的企業有意或無意地賣客販密。別忘了特區政府是港鐵公司極有影響力的關鍵股東呀,而且事涉數百萬市民的私隱福祉,如果曾蔭權和唐英年的態度繼續馬虎敷衍下去,對得住香港人嗎?豈能不慎重其事,該公開譴責時公開譴責,該刑事化時刑事化,讓香港市民看得見特區政府的挺硬腰骨?

八達通是電子年代的「走私者」,其所賣之貨,乃市民隱密之「私」、電子資料之「私」,犯罪程度其實比在鴨寮街擺檔販售大陸私煙的金毛強嚴重得多,可是,金毛強一旦被控,要坐監,要有案底,八達通的高官領導卻只須道個歉(而且是笑道歉!)、下個台(而且仍有部分花紅可領!)、捐個錢(而且不是捐自己的錢!)即可脫身;這,你說,公道嗎?

「電子走私」行徑是新時代的新問題,早已引起反思和抗議,歐美民間社會和學界亦已推衍出一些理想原則以供邁向,包括: 「最低度原則」,只准向客戶收集直接相關的資料; 「最低使用原則」,對私隱資料的使用範圍設定嚴重疆界; 「反排除原則」,不可使用資料把客戶分類,然後把某些類別的客戶剔除服務名單,令其利益受損; 「共同擁有原則」,被收集資料的人,應被提供適當的權利和管道取讀自己的資料,甚至應在公平的基礎上跟企業共同分享由資料而衍生的利益; 「真正自由原則」,不可令客戶因為拒絕提供資料而享受不到服務,否則,拒絕自由將流為空談,客戶根本沒有不提供私隱或不容許企業濫用私隱的自由; 「良好時效原則」,收集回來的客戶資料,在時效上須被限制,過時者須更新或刪除,以免破壞客戶聲譽; 「賠償追討原則」,客戶利益一旦受損,應有適當渠道獲得賠償;「公共利益原則」,在適當的時候(例如過了某段時間)應以適當的方式(例如把真實身分隱去) 把資料納為公共財產,供學術研究和幫助制定公共政策…。

在不同的社會裏,種種原則能被實踐多少,其實代表了該社會對於現代文明的尊重心態和落實程度。它們是新時代的「電子資訊倫理」目標,如果既不實踐它們,也不討論它們,這樣的社會沉淪得無可救藥;如果八達通日後將被追究責任,懲罰之一不如是讓至今不承認自己有錯的陳碧鏵把所有原則罰抄一百遍,你說,好不好?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監控. 甜頭. 金手指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Consumerism Attack | By 梁以文 2010-08-11


監控. 甜頭. 金手指




「一切不過處理欠妥」

在香港,現實之荒謬常有本事令荒誕劇顯見遜色。現在街頭巷尾阿叔師奶嘲諷中帶淚的調侃是︰賣菜呃秤拉人封舖,買樓發水冇得投訴。而八達通事件把香港的謬風推上又一高峰。設若,王小明擅自拿了隔籬位陳大文的爆旋陀螺去賣錢,王小明肯定會被指控為「不問自取,是為賊也;賣贓圖利,罪加一等」,學校處罰、召見家長是定然逃不過的,若對方家長咬住不放,鬧到警司處受警誡亦非不可想像。小學生犯錯尚且如此,但八達通作為一家擁有客戶二至三百萬、於市民「衣、食、住、行」全面滲透的公司,未經授權販賣客戶私隱獲利至少四千四百萬,但此舉在有關高層的表述下,卻彷彿只是一件無傷大體、僅處理欠妥當之事。

事件被揭發至今,港鐵(八達通大股東)主席錢果豐與八達通非執行主席梁國權的所謂向公眾致歉,只不過是針對八達通行政總裁陳碧鏵的處事手法與其「前言不對後語」而已,但二人對於「不道德出售他人私隱以圖利」此一嚴重錯誤舉措卻略過不提,既沒就此認錯(董事會豈能置身事外),也沒妥善處理經由不道德手段獲取的利潤(難道日後賊人被擒只要把贓款捐作慈善用途即可脫罪?!),反而重申八達通蒐集市民資料的做法乃當今商業活動之大勢所趨、並無不妥。更令人拍案驚奇的,是陳碧鏵不道德出賣客戶資料圖利在前、大話連篇在後,但她個人仍堅稱並無犯大錯而董事會亦沒對其進行懲處,只由她自動辭職便算了結此事,而過程中更不乏對她日後另謀高就多有體恤考量。

明明屬不道德交易,卻竟然可以一臉理直氣壯彷彿「轉售資料」乃常識之一種,難道八達通管理層是外星人降臨香港賺錢來也?非也非也,都不過是實利當前(CEO 與一眾董事的分紅怎不與八達通盈利掛),力求把「出賣資料」在論說層面表述得「商業化」、「合理化」並繼而「正常化」,以測水溫。如果市民大眾容許自己被妖言所惑,被人賣了豬仔仍甘願草率放過,則八達通就可以「側側膊唔多覺」,日後賣人豬仔賣得「小心」些便是。反之,若社會大眾決不容許這種恬不知的不道德交易變得「正常化」,那麼要求政府修例把「出售個人資料(私隱)」列作刑事即為當下要務。

資料在手,消費者還往哪裏走

不過,八達通事件揭露的「資料庫世界」,其實已超越「私隱」此一概念的範疇。

我們時代的資本主義邏輯,就好比神話故事裏那根「點物成金」的金手指,正以不可逆轉之強勢,把一切可觸及的物事點化成「金」——變成可投入市場進行交易的商品。乘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之勢,此金手指把原先非單純以經濟邏輯主導的領域,一一點化為「市場」,首先是既有公營機構(教育、醫療等)被陸續私有化,再來是把天然資源私有化、把原住民的傳統知識私有為「專利」。然而,進取的金手指又怎會滿足於此,不停開發「新商品」、「新市場」是它的驅動程式;例如,金手指從女性的身體點出了「事業線」,亦從個體身上點出了「資料庫」,而後者對於競爭只會更趨劇烈的消費市場,更屬商家必爭之寶庫。

在香港,八達通相信應為特區政府以外唯一擁有最多市民個人資料的機構,而在掌握市民生活細節的資料方面(如乘車、泊車、購物、進出屋苑等),政府數據庫較諸八達通恐怕猶有不及。八達通擁有的資料庫除了龐大,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它蒐集個人資料的途徑,與過往商業機構通過做問卷等市場調查方式有重要分別。首先,有別於街頭或電話形式的市場調查,八達通是在市民毫不知情的情下進行資料蒐集與累積。儘管八達通管理層辯稱已於「日日賞」申請表的私隱條款細則列明會轉移獲取的個人資料,但那堆列於主頁以外的密麻麻小字,明顯只是為八達通公司買個法例上的保險,而非為保障申請者的知情權。

其二,有別於以匿名或選擇性提供資料進行的市場調查,八達通透過信用卡自動增值服務與「日日賞」等計劃所蒐集得的個人資料,均為有名有姓、有電話有家居與工作住址的,而獲得這些資料的人,若想的話,是真真確確可以依循資料去追蹤資料持有人。明顯,現在的所謂cold call,打來都是喊得出X 先生Y 小姐的,而誰又能夠保證,若市場競爭更趨白熱化,不會真的來一個人守在你家門口劈頭便來一句「黃先生∕陳小姐,你好!我係……」

「日日嫖」搖錢樹

其三,八達通所蒐集的資料並非一次性,而是可以經年累積的。時間愈長,你所提供予八達通的資料就愈豐富,八達通以及從他處購得資料的公司,透過數據分析便可以對你的生活與消費模式有更深更廣(分分鐘詳細過你本人)的掌握,以達至他們的各種銷售目的。例如,每到交稅的月份,銀行與財務公司均會寄貸款申請表予現有客戶,但這是大家都會做的指定動作,於是也就難以佔取全面優勢。但假若購得八達通的資料庫,則可以根據每個資料持有人不同的財政周期狀與消費模式,進行擊中率更高的「個人化」貸款銷售。事實上,根據雜誌報道,陳碧鏵的其中一個「願景」,乃八達通將來可開拓貸款與信用卡業務。

這種架空事主而進行的蒐集、分析與出售私隱的手法,簡直儼如拐帶幼童開妓寨的老鴇,在當事人不明所以、毫無選擇的情下,將之當作賣完可再賣的「日日嫖」搖錢樹。八達通之所以能夠有恃無恐地出賣其用戶的資料,重點原因,固在鑽私隱條例非刑事的空子。不過,如果我們把問題再推進一步,假如說,日後修訂法例,未經當事人授權而出售其個人資料當屬刑事罪行,但是,若當事人同意呢,又該當何論?可以想像,若法例收緊,資料蒐集公司很可能會把事主納入其體系,提出例如每賣出多少資料便作出若干現金回贈之類的建議。事情如果真發展到這一步的話,那麼作為消費者的市民,將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充滿弔詭的處境︰我們參與販賣自己的私隱,目的在於讓各大商戶可以更全面地掌握我們的生活習慣與消費模式,繼而能更有效地對我們進行營銷——換句話說,使我們更難逃出消費的巨網。如此,我們是在主動參與、容許別人對我們加緊綑綁嗎,噢,無可否認,我們的嘴裏確實因而含了一塊糖。

自由有價優惠行開!

無論以上推論日後會否成真,但八達通事件向我們揭露的,是電子化時代下個體與無形但巨大網絡的懸殊角力。這已是一個從私隱引伸至監控與自由的問題。作為現代人,我們的出生與死亡、教育與工作,都無可避免成為政府數據庫當中的必然項目,並同時自動成為其管治與政策研究的對象。那麼,在這些基本掌控以外,我們是否可以保留多少空間,不讓自己的行為被記錄、分析,繼而變成別人的生財工具?更進一步說,銷售與消費是相互建構的關係,數據分析既可對我們的消費行為進行預測,而根據預測進行的銷售介入亦會回過頭來強化我們的某種消費。那麼,我們有否可能從這個被「策買」的巨網中脫逃?很不幸,這個空間變得愈來愈狹窄與難以維持。一方面,就八達通提供的服務而言,很多是根本沒有提供其他選擇的餘地。例如泊車、進出某些屋苑與學校、部份大學圖書館的影印等,若不使用八達通,根本無從使用這些服務或設施。另一方面,八達通是看準了普羅市民於「追求方便」上難以逆轉的傾向,以及不可能拒絕諸如「日日賞」優惠的習性。

不過,正所謂「邊有咁大隻蛤隨街跳」,甜頭當然是有代價的。若我們認同自由價更高、不容自己成為銷售巨網的「策買」對象,那麼,是時候練就與經濟邏輯對幹的逆向思維︰偏要挑戰方便,就是抗拒優惠。不要怕煩,多備一些硬幣上街,讓我們從資料庫的牢籠中盡可能漸次淡出,至於優惠……《老夫子》不是從小就告訴我們,從來都只有抬價後的減價,而沒有真正的「豪畀你」。

2010年8月1日 星期日

周日小說﹕《金錢師》 - 第二十二回 不需要英雄的時代

周日小說﹕《金錢師》

第二十二回 不需要英雄的時代


【明報專訊】只有悲哀的時代,才需要英雄,我們不需要英雄。


不曉得走了多遠的路,三巨頭與一眾統治者,跟隨金錢師,走到監獄外的山腰之上。


在這裏,剛好遙遙看到北區的風景,一片新市鎮的風貌。


「你們以為,到了這個地步,還會是一個我說了算的狀嗎?」葉森:「你們搞錯談判對象了。」


巢安:「你肯定有什麼後,才敢弄出這個亂子來!」


葉森與陳浩揚相視一笑。


「你們太習慣既有的權力系統了,你以為這個狀,只要跟領導人談攏,就一切好辦嗎?」陳浩揚道:「抱歉,根本沒有所謂的領導人啊。」


巢安咬牙道:「別故作高論了,你們搞垮整個系統又如何?還不是一樣,結果一樣是要鬥垮現有的領導層,之後又如何?就算一切推倒重來又如何?一樣會有新的統治者上場,到頭來根本一樣。要是你們讓我奪權成功,我一樣可以來改變,而且根本不用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你們偏偏卻要用上一個損害最大的方法……」


「你到現在還是只看到權柄,這一役還沒能讓你改變嗎?可是其他人已經改變了。」


人心在改變了。


「為什麼這幾個老傢伙可以輕易統治這個城市,是因為市民大眾認定被統治是應份的。多年來的意識污染,他們盲目認同這些老頭們灌輸的價值,以為追逐樓房價格就是生活指標,不知不覺間成了樓房的附屬物,他們被奴化,同時也被物化了,忘記作為一個人,有樓房以外的生存目標。」


陳浩揚:「但現在大家醒來了,他們終於記起,當大家半生追逐的樓房,瞬間變得一文不值,他們終於記起,一所房子不過是讓他們住進去的地方。應該是房子因人入住而變得有價值,而不是因為住進了房子,人才變得有價值。」


巢安:「少跟我談哲學,眼下的結果,就是樓價崩潰,全民財富也跟蒸發掉。」


葉森失笑:「才不會呢,起碼你背後幾個老頭,不會讓這種情發生。」


陳浩揚:「之前大家都不敢反抗,因為大家都是樓市的共犯嘛,狀真的發生了又如何?難道你們真的能把所有斷供的房子都沒收?你要知道,現在樓市股市都崩了,接下來出現的斷供潮,可不是我們策動的,而是實際無法償還供款的人,將陸續出現。這個斷供潮規模有多大,可不是我們預計得到。」


葉森:「塑造必須置業的迷信,讓全民加入供樓行列,利用債務去控制全民,這個點子實在很壞。你以為當債主的,必須掌權柄嗎?當欠債的人數與數款,遠超過債主所能負荷時,債仔才是真正主人呢!」


陳浩揚:「要我告訴你接下來應該怎麼辦嗎?大家都心知肚明吧!真正斷供潮湧現帶來的信貸危機,首當其衝的當然是銀行體系,這時候你們唯一可以幹的,就只有放寬銀根,不斷向銀行體系注入資金。此外,你們還要巧立大量名目,成立什麼應急基金之類的,資助無力償還貸款的供樓者。當然這些都只是數字上的遊戲,你們好好合作,應該不難做到的。」


葉森:「簡單來說,就是要無條件借錢給無力供樓的斷供者,無論你們立什麼名目,結果就是如此。也就是說,但凡無力還錢的人,你們都必須去救助,只有這樣才可以保住銀行系統,保住整個經濟體系。」


陳浩揚:「所以啊,到頭來大家就會發現,斷供不還錢的人,根本沒什麼後果可言,因為只要斷供的人夠多,真正頭大的人,是你們啊。你說到最後,誰人掌握權柄?放債的還是欠債的?到底誰怕誰啊?」


金錢師的行動,就是要所有人搞清楚,到底誰怕誰?


葉森:「你終於明白了,你一直想坐上去的那個位子,根本就是一個毫不穩固的爛椅子。經此一役,愚昧如你也明白到,這個統治體系是何其脆弱,何其不堪一擊,只要一場斷供浪,就可以把整個體系推倒了。讓大家明白這一點,就是整個行動的關鍵所在。」


葉森指巢安身後的一眾老人,利老等三巨頭,不知何時已累得無法跟上來,坐在路旁歇息了。


他們一邊喘氣,一邊望向葉森與巢安這邊,還以為談判正在進行,他們連走上前來參與談判的力氣都沒有了。


真正的以下犯上,要做的不是奪權,也不是要把奴役者與權力者之間的關係對調,而是讓大眾自權力關係中得以解放。金錢師讓大家明白到,當權者之所以當權,並非理所當然,他們之所以一直處身統治者的位置,是「大家一直讓他們坐在那位置上」罷了,要拖他們下來,實在是輕鬆得過分的一件事。


巢安:「可是,整個城市的經濟,也被你們這一搞搞垮了……就算斷供者得到援助,他們還要面對一蹶不振的經濟局面……」


葉森:「只不過是推倒一座建築在浮沙之上的惡俗豪宅,沒什麼好可惜的。」


陳浩揚:「而且讓全民一起去摔這一跤,也是有必要的。大家之前都被奴役慣了,一直不敢反抗,就是不願承擔後果,默默參與其中,成為共犯,作為城市的主人,當然要承擔變革所帶來的苦楚。」


大家既然同為共謀,打破這權力系統的責任,當然要共同承擔。身為這個城市的主人,就要有這份自覺。


一如當初葉森對阿奴所做的事,要他們自覺成長,必須以悔恨來灌溉。


巢安:「那麼接下來……」


葉森長長一嘆:「說了半天你還是沒弄明白,接下來什麼的,不是由你我去決定。」


巢安:「可是,你丟下這個爛攤子,就打算撒手不管了?」


「當然!接下的路要怎樣走,當然不是由我說了算,我只是負責砸碎枷鎖!」葉森:「這個爛攤子,當然要由他們自己來收拾,不是由我,也不是由你們!他們已經放任自在得太長時間了,被奴役成了習慣,甚至養成了惰性。盲從權威,把大半生投資在虛妄之上,現在當然要付上代價。」


任由極權者把自己的人生管束,是不負責任的。等待英雄出現,把自己的生命解放,其實等同期待另一個極權者的管束,是另一種形態的不負責任。


尋找出路這個責任,當然要由身為城市主人的所有市民,共同負責,無人可以置身事外。


陳浩揚故作吃驚:「原來你不打算當摩西?」


葉森:「當教主當上了癮的人是你,不是我。」


葉森與陳浩揚離開了,什麼結論都沒有留下。


只有爛攤子。


利老等人還是頹然坐,他們似乎自巢安的神色中讀出,談判沒有半點收成。


巢安看這群無法再走動的老頭,他猛然一醒,眼前的頹敗身影,差點就成了自己的未來。


「這樣啊,我們看到的地方,在很早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巢安長長一嘆,沒跟利老或呂比君等人說上半句話,自顧自的離開了,他知道留下來已沒意思,他也是時候思考自己接下來的路……


他知道自己的路還沒走完,起碼這一刻他仍然站。


葉森與陳浩揚,回到酒店,阿滿與叮噹已經收拾好行李。


葉森一笑:「上次看到你們的時候,也是在收拾行裝啊。」


阿滿:「這次連你的份,都收拾好了。」


這時,甘倩怡自房中步出。這是葉森首次與甘倩怡碰面。


陳浩揚:「她是新加入的伙伴啊。」


葉森伸手與甘倩怡相握:「第一次看到真人呢,難怪利潤康也被你治得貼貼服服。」


甘倩怡聳聳肩:「可惜,還是有我收服不了的人呢。」


叮噹聞言,故意裝作沒反應,可惜演技太差,突兀左顧右盼的動作,反而顯出了她的不安。


葉森:「利潤康那小子呢?」


甘倩怡:「在日本等我們,當然,連同在股災發生前已套現並調到海外去的大筆資金。」


阿滿:「他大抵以為全靠我們,才逃過這場股災,下一局的行動,我們不愁資金呢。」


葉森望向浩揚:「已經想好下一局嗎?」


陳浩揚聳聳肩:「才沒有想過,不過有一個地方,我相信你會感興趣。」


金錢師一行人來機場時,曉陽已經在等他們。


她等待的,當然只是其中一人。


「留下一個爛攤子,就撒手不管了嗎?」


葉森一嘆:「為什麼大家總愛問這個問題?」


接觸到曉陽的眼神,葉森馬上明白,曉陽口中的爛攤子,與巢安口中說的並不一樣。


葉森深深的吸一口氣,走到曉陽的面前,他不再逃避了。


葉森看曉陽良久,講出一番早就應該說出口的話:「抱歉,花了好些年的時間,這句話……我一直說不出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裏。」


阿滿等人識趣退到一旁。


曉陽只是默默聽……


「我現在也不曉得,自己最終要走到哪裏,可是……我想,也許到哪裏,其實沒太大關係吧。」葉森終於說出當年未有說的一句話:「跟我走吧。」


曉陽聽罷,沒有即時反應,她好像要讓這句話所帶來的震動,由耳膜直傳至腳底,好好感受其中的每個震動細節。


過了良久,她才鬆了口氣似的一笑:「多少年了?我等了這這麼多年,終於等到你跟我說出這句話。我一直在等你問我,因為如果你不問我,我就無法說出我的答案。」


葉森笑期待曉陽的回答,一個他早已預計到的答案。


「不!」


曉陽說了聲「不」,然後便轉身離去,頭也不回走出葉森的視線範圍。直至曉陽消失,葉森還是無法反應過來,曉陽的答案完全出乎葉森預期。他想像不了,曉陽等他這麼多年,等他提問,為的就是要親口拒絕他?


看見葉森頓失方寸的模樣,陳浩揚大笑起來!


陳浩揚:「玩這套啊!要追嗎?」


葉森:「你好像在這方面相當權威,有意見給我嗎?」


陳浩揚:「你還有得學呢,走吧!上機才慢慢教你。」


金錢師離開後三天,股市復市,股民的信心未因此回復。復市後出現連續十三日的跌市。


各大財團聯手托市,同時推出一系列緊急穩定經濟措施。


斷供潮持續,政府唯有大開庫房,全力支援銀行,應付壞帳。政府與各大龍頭財團聯手,不斷向銀行體系注資,讓息口回順。同時,政府又成立特別援助基金,幫無法供款的業主償還欠款。


市終於在三個月後,回復平靜。


政府再度出手,推出一系列刺激樓市方案,但樓市恍如經歷一場大病,任政府與財團如何出手刺激,始終了無起色。


市民的信仰改變了,樓市不倒的神話,經此一役,經已破滅。


及後兩年,經濟持續低迷,金錢師的確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這兩年間,股市沒有再出現大幅波動,持續於低位徘徊。有分析家指出,市場也許正步入多底衰退,甚至可能出現「迷失的十年」。


樓市低迷,股市淡靜。


金錢師依然是其中一個熱門的都市傳說,但在他們口中,金錢師只是純粹掠奪者的代名詞,金錢師只是一群擾亂社會秩序的流寇,一群金融海盜,傳說他們在兩年前那一浪世紀金融危機中,掠去了近千億之數,掏空了這個城市半數財富。


當金錢師成了破壞者的代名詞,破敗之中,大家開始思考自身的未來,這個城市的未來,並開始明白到,要為迷失的經濟找尋出路。沒有了樓市,這個城市還剩下什麼?


大家都有各自的答案,或者大家都沒答案……又或者,大家都未留意,其實答案正慢慢浮現。


在這個淡靜的股市中,數隻無懼樓市風暴的優質股,開始顯出其強韌,悄悄的逆市而上。


十數家在樓市經濟中,不甚顯眼的企業,或憑產品的創新、驚人的創意,或服務的卓越、卓越的管理,在怒濤般的金融巨浪下,依然保持過人業績。


在樓市經濟的經濟假象下,這些企業的實力,淹沒在浮沙之下,當風暴過去、退去,大家慢慢看清浮沙下,真正讓人踏足向前的基石,到底在哪兒。


破敗之後,新的經濟體系,新的社會秩序,慢慢重新建立,隨經濟系統的改變,政治體系也慢慢改變。


金錢師離開後五年,在極權者或英雄的身影都變得淡薄的同時,這個城市的管治權,終於悄悄回到市民手上。


文 黃洋達


圖 國志鳴


編輯 楊泳森

物質生活﹕告別肝鬱

物質生活﹕告別肝鬱


【明報專訊】早上起來上網,發現有人在facebook tag了我,一看,原來是最近尋回的小學同學哥頓,新貼了一張我們十歲時的舊照。我挺抗拒人家沒問過我就在facebook上擺我的照片,我真的會有私隱被侵犯的感覺,尤其是照片拍得我樣衰核突的時候,就會生起強烈的「嬲你唔知,話你唔好意思」的感受。不過十歲的我幾靚仔,笑容燦爛到令現在的我看了想哭,I like it.


哥頓跟我曾經是好兄弟,上山下海都在一起,後來是怎樣疏遠的呢?因為升了不同中學?因為搬了幾次家失了聯絡?都忘記了。只記得對上一次在人海重遇他,是十多年前——那時我剛上大學,有天打電話call一個同學(是的,那是傳呼機苟延殘喘的年代),接線生聽到我留名「小康」時,沒來由問了一句:「是不是張小康?」我當時還真糊塗了,答了句「是」,對方輕聲說:「小康,係我!哥頓!」我還沒回過神,他又變回接線腔,說:「係,小康call 8699,留幾號電話?」我說完,他又悄聲說:「放工我call你。」


那晚他帶我去尖沙嘴亞士厘道一家酒吧喝酒(很難忘,那是我第一次落bar),哥頓不絕口誇我讀書了得,考上大學,他會考失敗後也沒多想,什麼工作都試做,那時在傳呼台工作剛滿一年,感受到山雨欲來:「無得做啦,第日人人都帶個電話出街,使鬼call台。」轉念他卻說:「不過好難講,始終有人唔like直接畀人搵到,傳呼台有生存價值。你學生哥,唔知咁多喇,呢個世界好多蠱惑,好似明明機主係男人,但就經常有女人打上覆call,擺明就係check住啦。抵死咯,男人笨唔晒,留個指令,『逢女子不覆』,搞掂。男人要有私隱,大家識做。」我跟他哈哈大笑,那時怎麼知道,十年八載之間,世界天翻地覆到不但人人有電話,男女相互監視的內容由電郵到短訊,加上facebook上的眉來眼去和蛛絲馬,情網織得更複雜,也許也更扭曲吧。


搵食艱難


十年不見,哥頓轉了不下十次工,沒變的是仍然靠把口搵食。近年他做電話推銷,這我也多少有點認識,畢竟對專業散工來說,每一通電話都可能是生意,不能怠慢,結果是不管有沒有來電顯示,電話響起時,我還是要用一把殷勤得來又不失低調的聲音接聽。「喂。」「你好,請問你係唔係90xxxxxx的機主?恭喜你!我係代表XYZ銀行打畀你,想通知番你我準備好廿萬現金貸款……」我打斷他:「多謝晒,使唔使還?」對方像機械人念對白:「我為你安排一個超低息優惠,利息折合起來,只不過係每日一杯奶茶價錢,真係好抵借。」我忍住笑:「但我好有錢,係唔使借。」碰到叫我買東西的,我大條道理發窮惡,對同樣搵食艱難的sell屎狂呻搵食艱難。叫我開course做男士美容的,我的標準回應是:「好多人話我靚仔過梁朝偉,咁都仲要做facial?」心情好時,我不介意跟電話那端的陌生人開小玩笑。有次給Audrey聽到了,罵我:「你唔係幫襯就唔好搞搞震啦,人地做sales好慘架,快收線畀人搵多個客啦好心。」香港地,骨子裏誰人不是sell屎?物傷其類,我明,但換了是我,我寧願間中有人跟我講人才會講的笑話,而不是粗口和晦氣說話。我係人,唔係機器,give us all a good break, okay?


說給哥頓聽,他照例哈哈大笑,說:「我又未試過咁正有人同我講笑喎大哥!睇下幾時又cold call中你,你要度段好gag先得!」


莫非真箇是三歲定八十?小學時的哥頓,到了如今三十有幾,仍是那個樂觀爽快的性格,最神奇的是,這幾年他四出拜師學習各種自然療法,香薰、穴位、打坐、冥想……遲些時他會正式讀中醫課程。「咁積極,你有病?」我聽得有點擔心。


「你就有病,哈哈。無呃你,你肝鬱氣滯,情志不舒。」見他說得頭頭是道,我答應跟他去看他的相熟中醫。


望聞問切,中醫端詳了我良久,說:「後生仔,係咪成日忍唔住嘆氣,或者大氣?」有時我覺得看中醫像看相,特別是當他說中了,你會不由自主叫出來:「係呀!真係好準呀!」比較尷尬的是中醫診所的隔音屏障聊勝於無,看病的無甚私隱。「有時你會覺得心口鬱悶,唔多舒展。你做盛行?」


醫生,我係freelancer,真係唔多知屬盛行。我忽然想起了上次跟林慧時提過的問題:我們這些唔知點歸類的,算不算是losers?做得losers,好難唔肝鬱?


哥頓在旁聽,一直沒作聲,聽到我自稱losers,他反應卻大了:「有無搞錯?Losers?你都算?唔好玩啦。」我苦笑,說:「你睇我好,我睇你好,我以前就係懶有理想,畢業之後唔肯打死一份工,搞到而家半天吊。想搞點生意,租個舖,賺埋唔夠交租,搞食腦,又怕畀人抄橋,又無財力守,資本唔夠厚,根本無得同人撼,總之又煩又難。」


話說出口,最感奇怪的或許是我——為什麼我會對一個十年無見的小學同學,和一個素未謀面的老中醫和盤托出我的心底話?這些話,Nicole沒聽過,傻強沒想過,Audrey可能是最明白那個,但大家選擇秘而不宣。


中醫邊處方,邊笑笑口說:「我睇你,一係想得太多,一係就想得太簡單。邊個話理想同麵包一定有衝突?又賺到錢又有滿足感,點解唔得?而家響香港創業係難,之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心闖,咪即管去闖,睇你都無乜輸唔起,本錢少有本錢少做法。計我話,你點會係losers,你只不過係行第二條路,表面係lagging behind,但事實你見識過,人又無。」


我不是losers,頂多是「laggers」


我見識少,沒想過中醫會說lagging behind——我不是losers,我頂多是「laggers」!


「有無呢個字,哈哈!咁我都係lagger,你咪睇我唔識字,扮博士,我真係好鍾意學唔同養生理論,又可以幫自己,希望以後可以幫到好多人。」


我們頂住三十五度的驕陽,像十歲時無畏一切的少年,並肩走在人來人往的街上。我這個失而復得的好同學不知道,他已經幫助了我。


文 張小康


散工達人,在社會中下層持續橫向流動,深知上流莫問,只盼不用下沉。精神生活相對豐足,物質生活絕對困乏,唯化物慾為文,畫餅充飢,討好自己,普渡眾生。


網誌:http://cheungsiuhong.mysinablog.com


編輯 徐志堅

科學態度﹕防愛滋 請讓美沙酮活下去

科學態度﹕防愛滋 請讓美沙酮活下去


【明報專訊】文章刊登時,今年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愛滋病大會已經曲終人散。我本來沒有計劃參加大會,但事有湊巧,聯合國禁毒機構「毒品及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在大會開幕日召開「衛星(satellite)會議」(衛星會議指大會期間舉行的相關主題會議,和衛星沒有關係),邀請我和另外五個國際專家主講。衛星會議在周日舉行,前後不過三小時,我於是決定多留一天,重新感受愛滋病運動的全球脈搏。


還記得二十年前第一次參加國際愛滋病大會,地點是美國三藩市。八十年代的三藩市,男同性戀社群受愛滋病影響很大,就地討論問題自然最適合不過,由於問題嚴重以致出色專家特別多,我輩取經者亦感方便。可見愛滋病大會選址極其策略性,多年來舉辦國家幾乎完全沒有重複過,政治味道也十分濃厚。


十年前在南非召開大會是由於該國愛滋病問題嚴重,政府視若無睹,大有公告天下的意味。上屆二○○八年探討拉丁美洲愛滋病情,選址墨西哥是順理成章。今年大會地點有少許不尋常,事緣維也納並非愛滋重災區,為何要在音樂之都舉行?究其原因,東歐是靜脈注射毒品散播愛滋病毒的地區,並接壤中亞情嚴峻的國家,在此開愛滋大會有其象徵意義。奧地利是歐盟國家,地理上靠近東歐。大會關注的重點國家由於設施不足和政治考慮,選在較國際化的維也納舉行亦未可厚非。


堪稱大會的大會


談到愛滋病大會,很多人會將它和其他醫學會議比較。愛滋病大會自開始已有不少非醫學界的持份者(stakeholders)參與,包括受感染者、邊緣人群、社區組織等。過去十多年,純醫學內容比重漸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人權等議題已成主體。參加人數有增無減,動輒萬人以上。今次的維也納大會登記參加人數是二萬五千,非一般醫學會議可比。新世代的愛滋病大會內容極其豐富,它是典型的多媒體展銷會,只不過營銷的不是商品,而是愛滋病知識、策略、方案、經驗等。


維也納愛滋病大會為期五天,時間關係我只參與了開幕後首天活動。會場維也納會展中心頗大,可從一個地鐵站進場,再由下一個站離場。場館十分整齊,指示英德文並列,禮貌的義工不厭其煩地幫助與會人士尋找地方。大會和醫學研討會一樣,聽演講、參加研討、看展覽是主要活動。由於內容廣博,部分以版報形式展示,故此看展覽其實是重點活動。至於演講,某些時段有十多個講座同步進行,課題之多反映了愛滋病涉獵範疇的廣泛程度。


記得多年前參加大會,講者盡是醫學精英。愛滋病大都發生在年輕人身上,早年肩負重任照顧病者探討疫情的都是年輕的醫生科學家,他們憑幹勁知識熱誠在大會上與參加者和病人交流,氣氛和傳統高雅的醫學會議有別。我輩粉絲就像今天的八十後(當年的五十後!),帶朝聖般心情,聽這些師兄師姐傳授秘笈。遇到星級講者,一個上佳意念便夠我思考幾個月,擔保不會空手而回。


然而過去十年的大會有點失色,人數多連帶範圍更闊,講者不少但內容往往空泛。大會已不再是星級學者辯證的論壇,而是群眾和決策者推銷政策的擂台!


今年維也納大會的重量級講者不是偶像級學者,而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深居簡出的香港人可能摸不頭腦,不理解克林頓如何和愛滋病扯上關係。事實上美國兩「標」(Bill)——克林頓和微軟的蓋玆——對防治愛滋病的貢獻可能比什麼專家還要高。他們認定世界有足夠財富治療所有愛滋病毒感染者,就連貧窮國家也不例外。十多年前抗病毒藥物(即雞尾酒療法)只屬西方國家的富有病人,我當年也不敢相信今時今日全球有幾百萬感染者定時用藥。當媒體還在渴望新突破的同時,眼前高覆蓋抗病毒治療不就是公共衛生突破嗎?克林頓的演講充分說明什麼叫愛滋病的突破,解釋藥物怎樣改變了病者生活,他亦闡述非洲國家防控愛滋病的挑戰,深度不比任何學者為低。


克林頓非只很多人心目中「講叻」的政客,而是下過苦功深入了解愛滋病的專家。他絕對是很好的演說家,當總統時每年的國情咨文比我們特首的施政報告不知精彩多幾百倍!我絕對相信,好的演講建基於廣博的知識和經驗,而世上是沒有什麼有效的口才培訓班!


時至今日,抗病毒治療的威力已是毋庸置疑。今年大會另一課題是用藥預防擴散,兩者息息相關。研究發現,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感染者病毒量大幅下降,性傳播機會亦因此減少。以往抗病毒治療純為病人設計,這想法開始受到挑戰。現時向病者提供治療與否,完全視乎病者個人的免疫狀。假設反映免疫功能的淋巴細胞減低,病者便應開始接受治療。如抗病毒藥有效控制傳播,治療起點便要重新定位,最佳莫如由發現受感染那刻開始!這想法是個突破,但要考慮﹕資源和配套、在個人和社會需要之間取平衡?還有藥物長期安全性、測試和治療的普及程度等。


香港的紫砂茶壺


今次我到維也納主要目的是出席一個聯合國禁毒機構的衛星會議,主題是推廣代用治療。吸毒者是愛滋病毒感染高危族群,美沙酮代用治療可減少病毒傳播,有助改善社會治安。不可不知的是,香港的成績是國際公認的。被視為香港專家的我,更有幸獲邀在大會期間出席這個特別會議,分享香港的成就。每逢這些國際場合,我都會盡力解說香港的美沙酮代用治療運作模式,並且試圖解答一些剛開始推動美沙酮治療的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十分慚愧,我們的美沙酮診所只有在香港以外的國家城市才受到應有的尊重。我在會上提到﹕香港有評估報告批評美沙酮診所成效低,也有指某些診所人數少而致平均支出上升現象。這些近似愚昧的批評,幾乎使香港成為笑柄!


截至去年底,內地已經開了六百八十間美沙酮診所,治療人數超過二十四萬。中國和很多東南亞國家一樣,到了愛滋病毒在吸毒者廣泛散播後才引進美沙酮,幸好當年還有香港可參考。今天內地的美沙酮診所大都美輪美奐,所需資源遠比香港高但覆蓋面仍然強差人意。過去十多年,取經香港的國家或地區還有澳門、台灣、馬來西亞、越南等。對於那些嫌棄美沙酮診所的香港人,特別是高官、議員,社會賢達,我有一個由衷要求﹕請讓我們的美沙酮服務好好活下去。它們不單是香港用舊了的紫砂茶壺,更積極充當「示範單位」的角色。


聯合國禁毒機構的總部在維也納,香港禁毒官員肯定不陌生。過去十年這機構十分重視愛滋病在吸毒者傳播的現象,更是確認美沙酮成效的國際權威。可惜我沒有見到香港禁毒官員出席,恐怕是他們忙於校園驗毒罷,或許是我走漏眼。那邊廂,大會發表了維也納宣言Vienna Declaration,呼籲各國以科學態度處理毒品政策,歡迎支持者網上簽署,網址是http://www.viennadeclaration.com。十分遺憾,儘管社會鼓吹以實證精神推動政策,現實世界往往是英雄主義掛帥,科學不知所蹤。


文 李瑞山

安裕周記﹕紐約時報的那一場官司

安裕周記﹕紐約時報的那一場官司


【明報專訊】白宮記者團團長海倫托馬斯(Helen Thomas)因為說了幾句反猶太言論被迫退休的第二天,白宮舉行記者會。CNN的電視鏡頭無聲道出了美國記者同行對海倫托馬斯的憶念——鏡頭對記者席前排十幾秒,空鏡頭下是擠得不能再擠的小房間裏的一張空出來的椅子,它左旁是美聯社記者,它右旁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唯獨這個本來屬於海倫托馬斯的位子空無一人。


美國傳媒是驕傲的,不容別人踐踏他們的尊嚴,同一個白宮同一個大廳,海倫托馬斯和哥倫比亞電視台的丹拉瑟(Dan Rather)在不同年代都展示了他們拒絕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低頭。海倫托馬斯是追問得奧巴馬小布殊克林頓老布殊列根近咄咄逼人,丹拉瑟則和尼克遜唇槍舌劍後,老尼回到辦公室大發雷霆「以後再也別把消息給這狗娘養」。


《紐約時報》登出阿富汗美軍機密文件那天,我想到的是這些人和事。


美國傳媒也不是從呱呱墮地就是這樣,上世紀初美國傳媒以作大馳名。是的,作大、誇大,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芝加哥一份報紙派了戰地記者到歐洲前線採訪。有幾天,戰事沉寂下來,記者回報上司今天發不了新聞,西線無戰事。美國那邊的上級說了一句send me some rumors(給我來些謠言),所有在美國念新聞的都聽過這故事。當然,他們都會聽過丹拉瑟在全國電視直播記者會公開質疑尼克遜的人格,更知道丹拉瑟的前輩莫羅(Ed Murrow)一個節目打垮極右翼參議員麥卡錫。我手上有一部幾年前佐治古尼導演的電影《Good night,and good luck》,黑白影片講的便是那個寒風澈骨的五十年代晚上,美國從瀕臨與魔鬼同行的邊緣被一個記者拉回來的故事。


上世紀初 作大誇大


我這個星期想談的是《紐約時報》。講述古巴導彈危機的電影《十三天》裏有這一幕﹕《紐約時報》老闆深夜在家裏收到白宮電話,另一端是總統甘迺迪。這個電話的由來,是《紐約時報》記者摸到內幕,說美蘇劍拔弩張,準備為古巴部署導彈大幹一仗,這才有甘迺迪這通電話。電影中,《紐約時報》老闆是這樣回答的,「上次豬灣事件我們好慘啊。這次不能再這樣了……,唉,好吧,我再看看吧」。掛了電話之後,影片沒有交代《紐約時報》如何處理這通半夜來電;鏡頭一轉,是甘迺迪到芝加哥演說,記者追到活動地點,頂電梯門不讓關上,質問白宮幕僚 Kenny O'Donnell美軍是不是有作戰任務。 O'Donnell火冒三千,揪記者衣領說「我說沒有便是沒有」,記者沒有示弱,「你放心,我一定找到」。


這是電影,但這也是美國歷史和美國新聞史——《紐約時報》得悉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的反古巴力量將在豬灣登陸,企圖推翻卡斯特羅政權,可是卻由於白宮的一通電話,新聞沒有見報。那批反古巴志願軍其後在豬灣灘頭全軍覆沒,《紐約時報》百年英名那天全數賠上。所以,當甘迺迪再打電話給《紐約時報》老闆時,電話那邊縱然是總統,他也沒法子答應。


《紐約時報》對豬灣事件視為奇恥大辱,一家把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格言放在第一頁右上角的大報,淪落到變成白宮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傳聲筒,社內編採人員無法抬頭,胸中鬱悶幾年都未能清除,直到八年後五角大樓文件到手那一回。


五角大樓文件是美國國防部有關越南戰爭的機密,幾萬頁紙盡是美國政府如何蒙敝和欺騙美國人民,把越戰勾勒成一場公義之戰,藉以遏抑當時已經蔓延全國的反戰怒潮。就在此時,《紐約時報》找到這一大堆東西,由記者Neil Sheehan帶一批同僚,在外邊租了一層樓,埋頭把文件理成新聞。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在美國反戰聲音最盛的一天,《紐約時報》以通欄十七吋標題報道了美國國防部的陽謀。對於這批文件,《紐約時報》是曾經有過忐忑的,他們問過報社外的顧問律師,報道這批文件內容會不會觸犯國家安全法例,律師反對刊出。他們再問報社內律師James Goodale,得到的答案是﹕美國憲法修訂案第一條便是保護言論自由,建議刊出。


文件面世,尼克遜大怒,要起訴泄密者間諜罪,全力阻止日復一日在《紐約時報》頭版刊登的文件。尼克遜和司法部長米切爾從聯邦法院取得禁制令,不准《紐約時報》及其他報章刊印文件。第二天,紐約時報發行人(其實就是老闆)Ochs Sulzberger發表擲地有聲的聲明﹕


”Newspapers , as our editorial said this morning , were really a part of history that should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 considerably longer ago. I just didn't feel there was any breach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ense that we were giving secrets to the enemy.”


美國政府沒有退卻,官司一級一級打上去,不准刊登文件的禁制令生效了十五天,最後打到美國最高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以六對三裁定禁制出版的法令違憲。Thomas Tedford和Dale Herbeck在他們的書《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記述,最高法院定讞的一天,美國傳媒尤其是涉案的兩份大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是怎樣過的——「禁制令撤銷的時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編採部開始活躍起來。美國的新聞工作者深切關注到,在一個新聞自由國家,一份關係重大的文件遭到禁刊十五天的事實……在美國新聞記者和廣播傳媒的工作間,那是噓一口氣,但絕不是極大的興奮……」


掙回第一大報榮譽


《紐約時報》在這仗把全球第一大報的榮譽和實質都掙回來,從此精益求精,成為不朽。六十年代從台灣移民美國的李子堅是《紐約時報》編輯,他在《紐約時報的風格》一書提到《紐約時報》的報格,也許可以作為這份創刊於一八五一年,即清宣宗咸豐元年、洪秀全豎起太平天國旗號那年的美國報業奇芭的註腳。李子堅指出,《紐約時報》中興的關鍵人物是羅森索(A.M.Rosenthal),他是紅褲子出身,曾任駐日特派員,又擔任過紐約新聞版主管,最後位居執行總編輯,一九八六年退休。李子堅對脾氣極大、報社中人見之如見鬼的羅森索推崇備至,原因之一是羅森索「發明」了全球傳媒至今照抄不誤的分制度,即是按新聞內容功能安排分,要聞國際、紐約、財經、生活和體育,《紐約時報》促銷廣告令人一見傾心——一報紙放在一個家庭的早餐桌上,父親出門前抄去一財經,兒子拿走的是體育,母親要的是紐約新聞,各自各滿足。


不過,這都是報業營運之談,核心的編採政策,據李子堅說,羅森索通過以備忘錄(memo)的方式,向同事提出編採心得,而且始終把握大原則大方向,實踐公正無私的新聞政策。李子堅特別提出,羅森索有些地方乍看似乎並不太重要,像隱名消息來源之類,羅森紹就嚴格要求,明令如非必要,不得妄用,以保持對讀者負責。但羅森索行軍之嚴,惹得報內同人吃不消,結果到後來竟是出動大老闆要他提早半年退休。之後羅森索身體不大如前,香港有傳媒也曾約他寫稿,但不旋踵因健康問題輟筆,四年前去世。


美軍阿富汗文件泄露,令人不期然憶及四十年前的五角大樓文件,也想到新聞自由的實踐。《紐約時報》從甘迺迪總統一通電話打來便自行了斷殺了豬灣事件的獨家新聞,到不畏尼克遜總統打壓硬是捅出國家機密,四十年間儘管道路曲折,但到底是修成正果,世界第一大報絕對不是蓋的。也許會有人說,外國的月亮特別圓,我不同意,其實月亮在哪裏都一樣圓,關鍵在於你能不能夠看到月亮。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我愛日本漫畫﹕全球化浪潮下 再閱讀日本動漫

我愛日本漫畫﹕全球化浪潮下 再閱讀日本動漫


【明報專訊】過去幾十年,日本動漫對香港讀者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很「通識」,難答,但要急切處理。



通識,是因為多年來,日本動漫在香港累積過百萬讀者,經典動漫如《小甜甜》、《機動戰士》、《美少女戰士》及《鋼之鍊金術師》等亦製造了幾代人的集體回憶;換句話說,日本動漫已紮根港人生活,問動漫對香港讀者的影響,其實自然不過,很「通識」。難答——主流論述動輒把動漫的色情及暴力成分,看成年輕人越軌行為的主因(有媒體就把近日的家庭慘劇和《多啦A夢》掛),而近年亦常把動漫迷等同電車男。這些答案,稍有批判力的人都知道扭曲事實;然而沒有更適切的角度,要另外提供有說服力的答案又很困難。急切——如此「通識」的問題還未有答案,其實要急切處理。


要擺脫多年主流論述對日本動漫的忽略及偏見,需要一些適切的文化理論工具。近年日本動漫全球化,促進了動漫研究熱,有助思考「動漫在香港」這個難答的通識問題。


日本性、無味論、文化親近性及西方亞洲化


日本動漫在西方由小眾趣味成為主流,只是近十多年的現象。六七○年代日本動漫在歐美全無地位,但九○年代中《寵物小精靈》及《超級戰隊》在西方卻非常流行;今天,日本動漫已佔歐美各國的漫畫市場約三至七成,英國更出版漫畫聖經。近日漫畫《火影忍者》、《生肖奇緣》及《鋼之鍊金術師》在歐美流行,打入USA Today書榜頭二十名。


日本動漫急速全球化,各地學者紛紛追問:日本動漫有什麼魔力行銷全球?有認為是日本刻意輸出文化侵略:一,動漫刻意繪畫西方身形及髮式取悅西方讀者;二,日本動漫公司不斷在歐美擴張發行勢力;三,近年日本政府強調「動漫外交」可令其他國家了解日本的優點(如把《足球小將》播放權送給伊拉克)。


以上觀點是文化帝國主義變種,但解釋力有限。不少動漫作者如押井守也說過,繪畫西方人身形及髮式,是希望角色更美麗,其實是崇洋多過取悅西方;現時西方流行的動漫,經當地發行商篩選,是商業考慮多於其他,而東洋味太重的動漫亦會被修改。至於動漫在亞洲流行,要歸功最初翻版商主動引入漫畫二三十年,而不是日本主動輸出。要解釋日本動漫全球化,理解讀者的接收面似乎更重要。


所以更多學者偏向用文化角度看日本動漫全球化。對於動漫輸入西方,有兩派理論﹕「日本化論」認為動漫充滿日本特色,讀者喜歡是因為其異地情調;有論者認為日本動漫中出現的勇氣、忠誠及熱血,其實是武士精神的現代版。另一派則認為日本刻意製造「無國族色彩」或「去日本化」動漫,是「無味」文化,故能廣泛流通西方,甚至亞洲,如全球大熱的《寵物小精靈》就無明顯日本元素。對於動漫輸入亞洲,有學者認為香港、台灣、韓國及新加坡等中華文化傳統較強的地方,動漫流行是因為「文化親近性」,擁有相近的價值、信念及社會組成模式,如《多啦A夢》中常被父母責罵成績太差的大雄,在強調考試成績的亞洲就較有共鳴。但另有論點指出,「文化親近性」不適用於東南亞如菲律賓及印尼,日本動漫在東南亞流行,是因為其「西方亞洲化」元素——日本擅長把西方文化和亞洲價值融合於其文化產品,令亞洲國家能較容易吸收西方文化。


這幾個理論各有道理,與其硬要只選一個解釋日本動漫輸入各國的情,不如彈性地將它們視為動漫全球化的不同流通層次。如在美國大熱的《火影忍者》,描繪的忍者文化雖不忠史實,但很難說它完全「去日本」;但此動漫又的確加了很多「無味」的打鬥及魔幻元素,故《火影忍者》對美國人而言,既不是完全「去日本」或「無味」,而是混種漫畫。


當然,全球化下有些文化會趨同,如《變形金剛》就是日本玩具經美國本土化成果。全球化把科技的國族性模糊化,但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歷史的領域,國界分野還明顯。如加州出現牛油果壽司,但正統日式壽司還存在。故談論文化國族性,要留意其流動性,卻又不要墮入「全球文化已大同」的陷阱。


國族文化光譜的多層接收


上述四個理論對香港有何啟發?用彈性方法處理,會觀察到幾個國族面向,都是日本動漫在香港流通的其中一個層次:


(一)日本性:動漫其實是港人選擇性認識日本的其中一個窗口。涉及日常生活的當然較易受歡迎,如《將太的壽司》、《劍道好小子》或《柔之道》等,是不少香港讀者初步認識料理、劍道及柔道的一個重要渠道;我一個學生說因為要看懂《天才麻將少女》,學了日本麻將。足球的起源不是日本,但《足球小將》令很多港人對日本足球產生興趣,在世界盃支持日本隊。無疑,傳統日本歷史、政治或宗教元素較強的漫畫如《佛陀》或《政治最前線》,較難受香港讀者歡迎(描寫日本原爆的《赤足小子》從未在港出版),但近日受電玩影響,不少本土動漫迷會看橫山光輝的《織田信長》、池上遼一的《信長》、原哲夫的《影武者德川家康》。動漫的影響會連結其他日本文化,如cosplay及御宅,令不少港人往日旅行必到秋葉原朝聖;主流傳媒把御宅等同電車男,但好些本土動漫迷仍堅持御宅的原來精神,熱情研究動漫。


(二)西方亞洲化:有不少起源於西方的科技、知識及文化,經日本本土化及減少西方色彩,香港讀者就較易接受。《男兒當入樽》就令當年很多年輕人愛上NBA ;日本把西方搖滾作不同程度馴化,很受港人歡迎;同一邏輯,動漫《Nana》捨棄「搖滾、毒品、性」的典型西方搖滾故事,改談深情搖擺少女的成長,大受香港年輕人歡迎。《神之水滴》把西方紅酒知識連結品味消費,很「亞洲」,比英文紅酒書籍易入口。《鋼之鍊金術師》藉鍊金術說人生及政治,網上卻出現「想問有無人對真正的鍊金術有認識?」等西方鍊金術的討論。《交響情人夢》談蕭邦及維也納,除紅了上野樹里,最大貢獻是令部分港人愛上古典音樂。近期西式殭屍成為少女漫畫必要元素,我很好奇這對女性讀者的西方經驗有何影響。漫畫《異能者》大量引用佛洛伊德理論探討都市人心靈,比英語版《圖解佛洛伊德》好看。


(三)文化親近性及「無味論」:日本味太濃的動漫,暫時在歐美較難流行,如《GTO》在港大熱,在美國銷路只是一般。美國網上討論區有讀者認為此漫畫令他們理解到日本教育問題,但這對香港讀者其實很「親近」,很有共鳴,不用理解已投入故事中。同樣情適用於《東大特訓班》、《櫻桃小丸子》、《我們這一家》、《多啦A夢》(四者皆未在美國發行)及《蠟筆小新》(美國有發行但改為Simpson式對白 )。當然,很多動漫有日式學校生活甚至歷史,卻同時在香港及歐美流行,是因為這些日本元素只是背景,其主要內容其實非常「無味」。觀眾不知《幽靈公主》的日本室町時代背景,仍可讀懂其「環境與人的鬥爭」這普遍性信息;《亂馬1/2》主角是日本高中生,惟故事主要關乎兩性鬥爭及愛情,故在亞洲及歐美都受歡迎。機械人及以打鬥為主的動漫就全球很多人都看得懂,如《龍珠》便熱爆香港及全球。


挑撥港人意識


所以日本動漫是一個國族文化光譜。動漫在港比歐美早流行數十年,部分原因是上述四個層次較暢通無礙——「文化親近性」和「日本性」在歐美卻較大阻力。當然,隨西方媒體推動日本文化(如BBC紀錄片Japanarama),日本味較多的動漫也會愈來愈受歡迎。


上述分析有助了解動漫在港流行的部分原因,但對理解動漫對香港讀者的影響有何幫助?一個較明顯的影響,是動漫成為港人認識日本甚至西方的一個渠道及觸發點。如前述,追看日本歷史漫畫令部分本土動漫迷認識日本歷史、玩cosplay、甚至變成研究派的御宅;《交響情人夢》亦令好些港人接觸古典音樂,甚至變為興趣。


但更有趣的影響,我認為是日本動漫會挑撥港人意識。童年時我熱愛《機動戰士》,令我產生很多問題:為什麼日本卡通那麼厲害?為什麼大人眼中的無聊卡通在日本可出版過百本資料集?為什麼日本會舉辦嚴肅的《機動戰士》講座?我去日本百貨購買《機動戰士》模型,看到美侖美奐的家電,我問過自己,為什麼香港好像沒有什麼尖端科技?有研究顯示,有港人即使知道二次大戰的日本軍國主義,但還會不同程度仰慕現今的日本。近年香港本土意識的故事已成常識,如這故事加上動畫及日本文化對幾代香港人影響的討論,會更有趣。其實不論朋友交談,或網上討論,日本動漫文化都時會觸發種種「很常識」的問題:「香港點解冇秋葉原?」、「乜解究日本人整件壽司都咁認真?」、「日本的機械人文化好勁,香港點解得個數碼港?」。有說日本御宅是電車男,但有動漫迷卻將御宅本來精神(熱情與專業)付諸實行,自覺抗拒港式Hea文化。想移居日本的日本迷(Japanophiles)是少數,把日本經驗有意識地連上香港身分宏觀論述的,也是少數,但說動漫迷只是感性消費又似乎簡化事實。日本動漫,我認為多年來其實暗地裏在生活方式及常識層次挑撥港人意識;這兩個層次如何影響宏觀身分論述,在日本普及文化全球化進一步加強下,是個重要的課題。


挑撥保守意識形態


但純國族分析,並不完全。日本動漫不是國家地理雜誌,很多時就算個別動漫融入各地元素,主要說的其實是愛情、辦公室、學校,甚至是戰爭的故事。簡言之,在國族以外,動漫還有其他非國族信息,而這些信息亦是動漫對香港讀者吸引的地方。


問題是:這些非國族信息是否有害?有本地論者認為,日本動漫骨子裏都是宣揚民族主義、崇拜科技、男權主義及貶低女性。這觀點只說了事情的一半。日本漫畫類型及題材之多元,意識形態光譜之廣闊,不可能用一兩個主義去概括。有人認為只有宮崎駿或手塚治虫等大師的作品才是有益的動漫,但近年較精細的動漫研究就指出,很多主流日本動漫即使有保守僵化的意識形態成分,其實亦同時承載挑戰這些保守意識的元素。這裏舉三個較流行的動漫類型做例子:


少女戰士:《美少女戰士》主角愛哭、貪靚、要白馬王子;她不是變身超人救地球,而是變成身戴珠寶的水手服戰士,為愛情及朋友而戰,但戰鬥中又常要夢中情人相救;如此種種,可看成是男權主義,強調女性怎樣也是仰慕男性的弱者。新一輪分析強調很多少女的早年社教化只強調女性溫柔,很難突然接受變身為所向無敵的女超人。《美少女戰士》在中間路線墨,給受到傳統社教化,但又想突破的少女一個較「前進」的幻想空間;所以女主角有極傳統的女性特質,但每集亦要變身鼓起勇氣對付敵人。近日例子有《光之美少女》。


少男愛情動漫:當年流行的《電影少女》, 故事開始時有很多女性性感場面,曾被批評為色情,但它其實融合少女漫畫柔和的風格(如加入「星星背景」來描寫男女主角的內心獨白),而隨故事發展,性感場面愈來愈少,後來說的更是「愛情不要重外表」及「愛需要犧牲」的信息。少男愛情動漫有利用性感場面吸引讀者之嫌,但和風格陽剛、只講行動不談兩性內心世界的某些體育動漫相比,此類漫畫其實是一個更人性化的兩性世界。對於早年只看《超級戰隊》的男性讀者,這是一個進步的閱讀空間。近日例子有《下北澤Glory Days》。


機械人:六七十年代機械人動漫如《鐵甲萬能俠》等有幾個特點:男生操縱機械人所向無敵,沒有操作帶來的身心疲累或異化,殺外來生物從沒悔意;下午摧恐龍,黃昏可以和朋友慶祝世界和平。但《機動戰士》開闢了「真實機械人」路線,轉為描寫人類戰爭,駕駛員受傷會感到痛楚,甚至死亡,也不斷追問戰爭意義。《強殖裝甲》動畫版主角變身為機械人的過程痛苦,主角想做回人類多過飛天遁地機械人。《新世紀福音戰士》幾個駕駛員有心理創傷,駕駛福音戰士會精神崩潰、厭倦作戰、恐懼死亡,「暴走」顯示的是科技可怕,多過崇拜科技。但《攻殼機動隊》卻又從哲學層次提出機械及網絡可長生及超越人類肉身限制。機械人動漫發展至今,其實對科技的態度非常多元及曖昧。


說主流動漫有「進步」元素,並不排斥藝術性較強的動漫,如宮崎駿製作的《龍貓》及《幽靈公主》等就藝術與流行兼備,呈現人文的環境關懷。但藝術性強的動漫可取,不等於通俗動漫一定有害。手塚治虫大部分作品在通俗故事中說道理,令不同程度的讀者都看得懂;流行動漫因不拘泥於藝術性題材及形式,亦往往更貼近讀者的生活或關注,如《GTO》通俗非常,卻反映很多中學教育問題。日本動漫類型太多,不可能在此全部細述,但用較細緻全面的角度評價流行動漫,自當會有新發現,而這亦是現今西方動漫研究的基本態度。


日本動漫:推動香港社會進步的軟力量


回到文首的「通識」問題:日本動漫對香港讀者有什麼影響?動漫研究熱的啟迪是:日本動漫信息複雜,多年來,都在挑撥香港讀者有關國族、性別、學校、家庭、科技及環境問題的一些保守想法;可以說,整體而言,日本動漫是推動香港社會進步的一股軟力量。這個答案,有人可能認為樂觀過頭,無視主流動漫中有害的保守意識——讀者看《電影少女》時會不會只看性感場面?《機動戰士》的讀者會不會只看機械人大戰,對其反戰意識無動於中?


有一個邏輯可回答這問題:上文談及的各齣動漫,對只想看色情、打鬥、或簡單愛情故事的讀者來說,信息其實太複雜,是一種阻礙而不是享受。若要看色情,網上找尋色情資訊很易,沒必要看《電影少女》那些長篇大論的心理描寫。有人可能只對《機動戰士》模型有興趣,但他們只是模型迷,要享受並有耐性看完不同的《機動戰士》系列,很難會對動畫內複雜的人性及戰爭信息無動於中。簡言之,前述的種種動漫,能在現今娛樂資訊早已爆炸的環境仍受歡迎,是因為香港讀者主動選擇閱讀這些有額外「進步」信息的動漫。這種刻意的動機,足夠說明香港動漫讀者看到的不單是色情、打鬥、或傻瓜愛情故事,而是更多。問題是,非動漫讀者能否撇棄偏見,接受「日本動漫是推動香港社會進步的軟力量」這個違背主流論述的答案而已。


文 張志偉


編輯 梁詠璋

我愛日本漫畫﹕感動的方式——(最少)5個看動漫的理由

我愛日本漫畫﹕感動的方式——(最少)5個看動漫的理由


【明報專訊】看了40多年動漫,


有時也會自問為何已過不惑之年,還是樂此不疲呢?


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社會學式因素,就是畢業後我一直留在學院,


有一班互相支持的朋輩


(呂大樂、吳偉明、蔡子等和一眾系內研究生),


令我不致變成異類。


而且以我作為社會學者的身分,也容許我公開「研究」動漫,


並以此設計教學課程。


日本動漫本身究竟有什麼吸引我的地方?


撫心自問之後,方明白對我來說,


欣賞動漫並不只是慣性行為,或是沒有選擇之下的結果,


而是時至今天,日本動漫還是對我有幾點「致命吸引力」。


以下綜合為幾個關鍵詞。


羈絆


在日本漫畫中,人與人的聯繫——所謂「羈絆」,是故事發展的重要元素,正如現實中日本人的集團意識,羈絆或小團體中的互信、互助行為同樣非常重要。沒有羈絆或仲間(同伴)之間的情誼,大部分的少年格鬥漫畫,就會淪為官能發泄的工具。


缺羈絆淪官能發泄工具


你能想像《幽遊白書》中沒有浦飯幽助與朋友們的關係、《火影忍者》沒有鳴門與第七小隊——尤其是與佐助難捨難離的關係、《海賊王》沒有路飛與草帽海賊團的伙伴的關係嗎?最好的反面例子是後期的《七龍珠》,沒有了早期悟空與無閒、奘子等人友情的描寫(尤其是在動畫版中),變成純粹的格鬥漫畫,個人看來實失色不少。


羈絆意識延伸出來就是敵人也可以是同伴。經典例子當然是笛子魔童、比達和悟空化敵為友的故事。體育運動漫畫由於沒有明顯忠奸之分,如《足球小將》中戴次偉與小志強、和後來的辛坦拿般亦敵亦友、惺惺相惜的關係,就更是故事高潮所在。早前介紹過的動畫《閃電十一人》,也盡量應用同伴之間的羈絆來製造戲劇效果,借主角(圓堂守)之口直接指出「有了同伴,力量就增加一千倍,一萬倍」。


最近有一部動畫《夏娃的時間》,其中的羈絆令我印象深刻。故事講述在不久的未來,有高度人工智能而外表與人類無異的家傭機械人被大量應用,一名高中生陸夫與他的機械人薩米(被設定為女性)的關係。他發現家裏的機械人會瞞他偷偷光顧一家名為「夏娃之時間」的咖啡店,原來在店中,人類和機械人會被一視同仁,可以享受無拘束的時間。通過與店內其他顧客機械人的交往,陸夫終於明白彼此其實無甚分別,而且也會互相關心。當然這類人與機械人相處的情節其實屢見不鮮(手塚漫畫中常有此類題材),但動畫中家傭機械人與主人由存在隔膜到互相了解,卻令我想起在香港我們家中其實也有一個我們往往認為是「異類」的外籍家傭——又有幾個香港家庭能好好認識和關心他們家中的「機械人」呢?


在現實中的我其實是半個「御宅族」,不善——也不喜交際,對於身邊的朋友,特別珍惜,看動漫的時候,自然會為其中對同伴的描寫而感動不已。


熱血


日本動漫另一個長青的元素,就是「熱血」——努力就會有回報——的主導思想。描寫一個一無是處的小人物,如何通過艱苦奮鬥而成功幹下一番大事情,也是我被日本動漫吸引的地方。


最近的作品中,《閃電十一人》是很好的例子,圓堂守和雷門中學的一眾球員,一天到晚就是要苦練新的必殺技,甚至要坐大巴環遊全國以加強實力。漫畫不可缺少天才,如戴次偉、小志強,但天才潢溢的他們,也要通過熱血苦練,才能練成「衝力射球」和「雷獸射球」。在棒球漫畫中,主角不顧一切在手臂(如主角是投手)或腿(如主角是打擊手)受傷的情下堅持打/投完全場,也是令我大受感動的時候。


熱血的題材在很多不同類型漫畫中都會出現,例如在美食漫畫中,主角苦心鑽研不同材料和烹飪技術往往是推進劇情的重心。熱血校園漫畫也是一例。近年在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森田真法的《Rookies》(台譯﹕菜鳥總動員),漫畫(和改編後的日劇)非常成功結合熱血老師與不良少年的羈絆,把熱血加校園加棒球變成一部十分受歡迎的漫畫。


Crossover


在九○年代之後,日本動漫有一個新趨勢,就是跨媒體協作。輕小說、漫畫、動畫、連續劇、電影、遊戲之間的界限已不復存在。受歡迎的小說會被改編成動漫畫,如《無頭騎士異聞錄》、《涼宮春日的憂鬱》;反過來人氣漫畫也會有小說版本(如《鋼之鍊金術師》)。人氣漫畫動畫化在九○年代之後已是指定動作,而漫畫改編成連續劇,更是多不勝數。


Crossover的威力在於某些動漫作品,只要有一種媒體能打動觀眾,就會令人追看其他形式的作品,如人氣輕小說就會改編成萬眾期待的動漫。有些漫畫可能不為人知(例如沒有中譯),但改編成動畫或日劇之後聲名大噪。最好的例子是《東大特訓班》,在香港本來無人問津,但改編成日劇上映後就人氣起來,《交響情人夢》也是由日劇帶旺漫畫的另一例子。BL少女漫畫《西洋骨董洋子店》就更厲害,只有4卷,但改編成動畫和日劇之後,更由韓國拍成電影。其中劇場版的BL色彩只是輕輕帶過,如有人因為劇集好看(有多名帥哥,包括瀧澤秀明)而追看漫畫就有可能「中毒」而不能自拔。


也有些漫畫其實是馬馬虎虎的,但改編成日劇之後非常好看,例子菊池正太的《料理仙姬》。原作漫畫的故事不錯,但和《東大特訓班》一樣,畫風特別不是人人欣賞(包括小弟),改編成日劇後卻由很有氣質的蒼井優(注意不是蒼井空)出演,在中港台引起不少注目。總而言之,在不同媒體上張開的動漫「天羅地網」,總有一款能令你感動。


創意無限、百無禁忌


過去幾年可能因為港台出版商選書偏重少年漫畫,加上很多少年漫畫(尤其格鬥冒險類)都未能走出長青作品的老路,所以我常常投訴日漫沒有新意,但最近卻有幾本令我眼界一開,老懷大慰,高興看到日本動漫還是百無禁忌,創意無限!其中兩套漫畫更令我感到日本動漫的創意是如何豐富,而且在百無禁忌的精神下是如何以一些社會上可能視為禁忌的題材或人物來寫出趣味盎然的故事。挑戰權威,顛覆常識,可能才是漫畫的創意泉源。


首先是《義呆利Axis Powers》。作者日丸屋秀和現正就讀於美國著名帕森設計學院,世界視野顯然和一般漫畫作者不同水平,所以義呆利是將世界多個國家以擬人化變成人物描寫,以各國歷史、民族性、風土人情為骨幹,寫成喜劇的短篇及四格漫畫。漫畫另一特別地方也是crossover,原來為網上連載漫畫,後來衍生出漫畫及動畫版。


國家擬人化變漫畫主角


漫畫特色除了以國家擬人之外,角色設計也非常可愛,主角是一迷迷糊糊的意大利,設定是「少根筋,愛情表現豐富又有點愛撒嬌」,「興趣是下廚,西班牙式午睡、繪畫以及設計」。他的好朋友就是同是軸心國的德意志(個性認真死板)和日本(勤奮努力又認真,雙手靈巧)。在漫畫中,除了軸心國外,很多國家都被擬人化為兄弟或朋友關係,如美國和英國,俄羅斯與前蘇聯加盟國(俄羅斯是帥哥,烏克蘭是對他冷淡的美女)。作者非常聰明地把歷史事件以很「萌」的方式寫進漫畫,如各國的小時候造型都超kawaii,「北義大利」就曾以女僕造型在奧地利家中打工。


民族定型(national stereotype)是漫畫的重要材料,如德意志要日本按照潛艇的設計圖照做,日本不但把它微型化,並且可以變形成巨大機械人。順帶一提,漫畫中的中國(外表看似年輕,但已經是蠻大年紀的老爺爺),台灣(個性強悍,打扮時髦的女孩)和香港(說話中英夾雜,外表中性)都有設定,但台灣和香港在兩集漫畫中還未有出場機會。


比這更異想天開的是《Saint Young Men》(暫譯《聖哥傳》)是女漫畫家中村光繼《荒川爆笑團》之後的另一大熱作品。在漫畫中,耶穌及佛祖因為平安渡過千禧世紀末而相約來人間度假,化成年輕人在東京立川一廉價公寓中居住,過平凡年輕人的生活。日文原版已出版了5集,還未有中文版,不過網上已有少許章節被漢化及英譯。


借耶穌佛祖搞笑展現宗教信仰


兩個「聖哥」都非常有個性,佛祖被設定為個性保守、內向,而且節儉,生氣時表情可怕,最厲害的武器是佛光普照,此招一出耶穌就必定投降。耶穌個性則比較外向,好奇心強,喜歡買東西,用8000圓買了一套新撰組的cosplay裝,令佛祖大怒,因為擔心沒錢交房租。佛祖最愛手塚治虫的《佛祖傳》,買了一整套回家,卻因為耶穌不由第一集開始看而大怒。耶穌則有自己的部落品評連續劇,並大受歡迎,又與黑道中人成為朋友,被誤認為黑道老大。


有人可能因為漫畫以兩名宗教聖人來搞笑而視之為不敬,但漫畫中兩個聖哥確實可親可愛,他們的宗教信仰也會在漫畫中表現出來,如耶穌在福音中要求信徒不要歧視身分低微之人,所以他可以與黑道做朋友;佛祖則慈悲為懷,在夜班電車中因為大醉白領以他的長耳垂為扶手,不忍叫醒他們,所以就乘車到總站,並要在漫畫茶座過夜。


《聖哥傳》是去年日本十大賣座漫畫,還沒有中譯本。這大概反映港、台書商的膽小與短視。漫畫在女孩子當中尤其受歡迎,因為她們覺得兩個聖哥的關係有點「腐」(佛祖有時看到耶穌會面紅,兩人更手牽手在夜色下的迪士尼樂園漫步)。然而,作者能將宗教人物如此成功入畫,變成可親的喜劇人物,實在說明了「百無禁忌」的日本動漫是如何「創意無限」,實在令我五體投地!Orz!


我相信每名動漫同好都有他們欣賞動漫的角度與理由,會令一個中年大叔感動的原因當然和一般人不同,好像80後小友Johnny就以畫功為先決條件,我則是內容至上,張彧暋也會取笑我不懂欣賞「空氣系」的佳作。所以我在這裏只是把一些個人感受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不斷找到感動的動漫作品,也希望書商選書時不要只看到少年漫畫,其實口袋有錢又會買漫畫的是中年動漫迷居多。


文 趙永佳


編輯 楊泳森

我愛漫畫

我愛漫畫


【明報專訊】執筆之時兒子剛好一歲,如果你是過來人,或許你已急不及待向我提出善意的忠告:「是時候想想要讀什麼幼稚園了。」多謝提點,謝謝關心。對我來說,我想我較為緊的問題其實是:「是時候想想給他讀什麼漫畫了。」可不是嗎?幼稚園老師最多騙你三數年,一本好的漫畫卻可以影響你一生。


前陣子跟一名記者朋友談到自己小時候「刨」漫畫書的經歷,被問及漫畫是否算得上自己藝術上的啟蒙老師。想了一想,這話也不無道理。多年來,兒時偶像馬榮成確實教曉了我不少素描的基本技法、人體結構以及塑膠彩的特性;上官小強和甘小文則向我展示了幽默感在故事裏的重要性;中國書法也是透過書中的「!」「哼!」「叱!」學回來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它們雖長期佔據我整個童年的溫習時間,同時卻為我提供了一個十分遼闊的想像空間(例如早期《中華英雄》裏所描述的美國唐人街,以及粉紅色皮膚的外國人,都是當時的我難以想像的)。這些點滴的學習過程對我日後創作實在有莫大影響。


雖然近年傳統港漫飽受批評,自己也已放棄閱讀多年,但回想起來,兒時讀漫畫那種感覺仍在——躺在上,捧薄薄的小書, 目光由縱橫交錯的風位和速度線帶動下在步驚雲的麒麟臂上游走。 一格一格地逐頁爬下去,口裏不時吐出「嘿」「哈」「呀」之聲。絕對是閱讀圖像和文字的雙重享受。當然,最深刻的,還要算每星期跑去報攤等待漫畫出版的那種心情。


或許正是曾經有過這種心情,我才勉強明白為何今天到動漫節的朋友總要衝衝衝,跑跑跑!老實說,自「動漫」這個概念出現之後,我就開始覺得自己落伍了。因為從我小時候的認知之中,動畫和漫畫,不論從故事的呈現方式和接收的途徑來說,根本就是兩碼子的事。 我心目中從來就只有「卡通片」,沒有「動畫」。更遑論現在的「動漫」其實也包括遊戲、網絡、模型、玩具等不同元素。總結一句, 現在的「動漫」,對我這個只喜歡簡簡單單刨公仔書的人來說,是太複雜了!


然而,最令我感陌生的,是我小時候到報攤等待漫畫出版的心情,原來已變成通宵排隊一星期購買限量版水晶模型的炒賣行為;以往每星期只花費三數元便可獲得的閱讀樂趣,現在則要靠大量價值數百至千元的周邊玩具來填補。這個情,作為一個吃港漫奶水大,現在仍決定在漫畫行業打滾的我,也不得不去反思究竟「我們的漫畫」跑到哪裏了?


兩年前決定到大學任教漫畫,也許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想去看看現在的年輕人究竟看什麼漫畫。作為一個創作人,我們應創作什麼漫畫?然而,這兩年的教學經驗中,恰恰讓我體會到香港漫畫這條路,要走下去,實在困難重重。悲觀的說,如果我們還在黑暗之中,黎明離我們還很遠。


我這樣說,並不代表同學的水準不高,事實上他們很多都擁有很好的繪畫技巧。尤其當他們嘗試模仿那些動漫角色時,更可以一句「栩栩如生」來形容。然而,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在那些日漫角色那雙水汪汪的眼睛背後,很多時我都看不到漫畫的靈魂——故事。


漫畫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說故事形式。整個內容傳遞,由作者編碼(encoding),即把故事情節壓縮至不同大小的格(panel),以至讀者對作品的解碼(decoding),即透過想像力把格與格之間的「留白」自行填上,配合圖像和文字的交替閱讀,讀者的想像力得到很大的釋放。這亦是漫畫最引人入勝的地方,也解釋了為何一些畫功不大吸引的作品也可以令人讀得津津有味。可惜的是,眼前看到的作品,大多故事薄弱,題材貧乏,或根本沒有故事可說。創作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滿足「畫公仔」的欲望。對作品好壞的評價,亦只流於批評公仔是否「畫得靚」的層次而已。更令人擔心的是,同學大都怯於創造個人風格,而不斷模仿大家認為是漂亮的繪畫格式 (大多是日漫),以致課堂內不時充斥一個個肌肉賁張,眼晴亮麗卻沒有生命的漫畫人物。


我了解到,這已經不是我熟悉的漫畫了。


當然,我總不能說這是同學本身的問題,課程的設計本就是要去提升同學說故事的技巧,建立自己作為漫畫家的獨特語言。更重要的是提高同學的鑑賞能力,並嘗試以較為學術的角度去豐富自己對漫畫的認識。我知道這過程是艱辛的,但我深信能把漫畫創作納入大學課程其實已是對整個行業的一個遲來的肯定,我亦深信一個有系統和持續的漫畫教育對香港漫畫發展更是必須的。


話雖如此, 最終我們還是要問那一句「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漫畫?」


在約三個月前我曾向兒子許下諾言,要為他親自繪製一本漫畫書作為一歲的生日禮物,企圖讓它成為兒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漫畫書。可惜這個誠信早已破產的老竇最終還是要讓阿仔失望。算了吧,反正一歲人仔怎樣也看不明。這時候,想起在書展時買回來的牛仔漫畫結集……


我就知道我已為他找到最合適的漫畫了。


不錯,我們最需要,同時也是我們現在失去了的,我想,就是那種看漫畫的情懷。


要強調,是漫畫,不是動漫。


文 黃照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