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攜政治一去不復返 用人「唯親」誤人誤己

明報
A03 | 港聞 | 社評 2010-08-09




提攜政治一去不復返 用人「唯親」誤人誤己




「太子黨」是內地用語，意指依仗父母輩的影響力而躋身官商要職的權貴第二代。本報今日報道，本應任人唯才的香港特區政府法定組織和諮詢架構，原來有多達103 人次的委任屬權貴第二代，港版「太子黨」已隱然成形，其中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更出現「叔去侄來」、「弟退兄來」等恍如家族式壟斷的「世襲」情。這種「近親繁殖」式委任，不單令政府偏聽，偏重權貴的意見，也反映特區的權貴在功能組別勢將淡出之際仍未夢醒，繼續迷思殖民地年代的褓抱提攜政治。

今年1 月，中央政策組委任新一批42 名非全職顧問，其中6 人的父母在親中陣營是有頭有臉人物，當時社會已響起中策組淪為「太子黨俱樂部」的質疑。本報今天的報道，發現不單中策組有權貴第二代的足，政府委任法定組織及諮詢架構亦有不少富豪二代獲邀加入，合計共有103 人次（部分人獲委任超過一個公職）。

政府在2004 年成立、與內地關係密切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時，委員會只有3 人屬於「富豪二代」，佔總人數32 名不足一成，但今年初第4 次委任時， 「富豪二代」的人數激增至10 名，佔委員會36 人近三成。更離譜的是，部分委任恍如世襲，已故「船王」董浩雲之子董建成， 「坐足」6 年委員會後，由其侄、前特首董建華之子董立新「頂替」；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其子霍震霆當過首任委員後由其兄霍震寰「頂替」，三度被委任。

「權貴二代」並非原罪重點在是否「任人唯才」

已有學者批評，這種委任模式令委員會淪為「交際委員會」，並有為大家族尋找內地商機延續家族利益之嫌。

「權貴二代」不是原罪，父母屬權貴不代表其子女一定是「二世祖」，更不代表他們一定是庸碌無能之輩。過去不少名人之後都青出於藍勝於藍，創出一番比父母輩更佳的成績。若這批「第二代」全都是才幹過人之士，佔去任命的大半數也不為過。問題是，獲委任的部分第二代，未見有何突出的才幹，便貴為特區政府的智囊，大眾便會問：其他沒有權貴父母支持的有能之士，是否也可以獲得同樣的從政或議政機會呢？

法定或諮詢組織的組成，委任程序並不透明，即使公眾對個別成員的委任存有質疑，政府總以一句「任人唯才」敷衍回應了事。若公眾對港版「太子黨」的疑慮屬實，反映特區政府的運作已出現嚴重問題。

法定或諮詢組織對社會民生有實質的影響，如大學校董肩負作育英才的重任；執法機關的諮詢委員會攸關香港的法治；有關經濟發展的組織更手握香港未來的命脈。這些組織的重任若不由有能者居之，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除了難以提升外，其對民情的掌握亦會有偏頗。我們擔心若官方組織充斥權貴二代，兼聽就變成偏聽，進而令政策易生偏差。事實上，類似失焦失準、背離社會大眾價值的政策例子近年已一再出現，例如早陣子高官竟然喊出「生果金要資產審查」，其後又弄出「超高薪委任副局長政治助理」導致民意沸騰等等。

特權階級仍未夢醒死抱殖民地舊思維

更教人憂慮的是，權貴二代相繼獲邀進入法定或諮詢組織，反映出特區政府以至特權階級，至今仍然迷信香港的政局可以憑藉殖民地年代那一套： 「官護商、商撐官」來維繫。隨議會的民選成分愈來愈大，而《基本法》又訂明了立法會將走向普選，特區政府已肯定不可以再單靠一批沒有民意基礎的特權階層來支撐局面。褓抱提攜政治早已一去不復返，公民社會的逐步壯大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潮，政府若然看不到這個事實，繼續迷思官商伙拍治港的一套，只會誤了社會的進程，自己亦不會有好日子過，因為市民會「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徒然增加社會的怨氣。

權貴二代亦應明白到，若要從政或議政，應從爭取民意授權入手，特別是他們有很多自然優勢，例如他們手握的資源實力與人脈關係均遠勝其他階層。與其想方設計去巴結權貴、等候高官的恩賜，不如盡快循正途透過參選來取得政治權力。這樣一來，沒有人能再指三道四，更能大展抱負。

1982 年5、6 月間，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先後會見了時任港大校長黃麗松及時任中大校長馬臨，並向他們查詢培養日後治港人才的方法。據前新華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憶述，馬臨回答謂， 「可在學校培養」，但鄧小平不同意，認為政治人物一定要在政治鬥爭中培養，因此提出了在香港應該組織政治團體，培養政治人才。

28 年過去了，鄧公這段話至今仍然很值得我們參考。商界若捨此正途，繼續期待政治賞賜，只會事倍功半。【相關新聞刊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