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古道照顏色

安裕周記﹕古道照顏色


【明報專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翌日，起了個大早把所有印刷傳媒翻個底朝天。興許是早就消化獲獎消息，倒過來可以刨根究柢在周六清晨半線日光半線陰霾下把文字和圖片一點一滴吸收淨盡。有一張新聞照片是令人動容的，那是美聯社照片，七個漢子在北京街上，手裏持紙片，上面寫「慶祝劉曉波獲諾獎」。



對於應不應該在這階段慶祝劉曉波獲獎，抑或是待劉曉波出獄時再同慶功，這是階段性的不同而實質並無二樣。當然，從歷史長河的深邃視野來說應該是到胡佳譚作人都出來後慶祝也不遲。然而早報上的照片實在讓人感慨良多，清瘦的劉曉波刮光頭的劉霞還有北京街頭的七條漢子——當我們在冷氣間坐在電視機電腦前討論慶祝批評並對各種策略指指點點，劉先生和那七個人的身體力行更值得欽佩。因為在一個講幾句話不止要坐破牢底還要砍頭的國度來說，這些人真的不怕死，是的，他們真的不怕死。


中國的讀書人也許在今天的iPhone世代而言似乎迂腐了一點也過時了一點，可是當我們想起不到一百年前的今天，準確來說是九十九年前的今天，我們的祖輩仍是蓄長辮紮小腳不敢僭越犯上，就不得不感謝那些不怕死的人。一百年前，華爾街已經存在並有效運作；一百年前，英國已經君主立憲多時；也是一百年前，中國人民的頭顱可以像切菜那樣一整排一整排嚓嚓砍下來。人們以為，當推翻封建王朝共和來臨再及其後的共和國誕生，國人的腦袋可以不像切菜那樣切下。原來善良的人們搞錯了，人頭雖然保住，但身體卻給五馬車裂那樣東一塊西一塊。劉曉波沒有判死，這是中共可以振振有詞向外邊世界說的事實，可是，劉曉波的腦袋瓜呢，劉曉波的手腳呢，腦關在北京，手腳在遼寧。這便是我的祖國。


人頭關北京 手腳在遼寧


這些年，像劉曉波那樣具知名度或沒有知名度的異見人士捱打被扣坐牢不知凡幾，我手上有一份中國在獄異見者名單的其中一部分，我念幾個名字出來讓大家聽聽﹕何德普，徐偉，靳海科，陳道軍，羅勇泉，孫林，黃琦，齊崇懷，呂耿松，郭飛熊，黃金秋，鄭貽春，李國宏，許坤，毛恒鳳，張金鳳，劉永根，黃曉敏，左曉環，楊春林，張榮亮，黃相微，李建峰，李信濤，林順安，李旺陽，趙東民，唐林，黃偉，郭永豐……這些人是誰，海外根本沒幾個人認識甚至聽過。我是從在扣坐牢良心犯名錄找到的。相對於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胡佳，這些良心犯即將永遠湮沒於十三億人的汪洋大海，成為刑事犯的其中一人。直到刑滿出獄，從此找不到工作，天天被跟蹤監視直至死去。


生活在香港的大部分巿民，很難明白這些人為什麼面對如狼似虎的軍警特務還要出來示威抗議，其實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不是更好嗎。持這種犬儒態度大不乏人。到了譚作人判刑那天，香港電視觀眾看到令人熱血沸騰的一幕﹕幾個異見人士當警察面前拉開橫額示威，那是明知而作把自己送進監牢。但那些人頭也不回就做了。那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頭髮長長的漢子被塞進七座位汽車時，喉嚨有點發抖，血液往頭頂衝﹕好樣的中國人民。我想起了抗戰年代的舊照片，身上只有大刀，堆積如山的屍體。沒有前仆後繼的勇士，沒有以身殉國的氣慨，今天我們的母語大概不是德語便是日語，尋且要像李登輝那樣改一個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


我近年發現香港與一河之隔的祖國出現同化和異化。同化，是說我們開始處處從當權者角度看問題，小焉是和諧社會，把不同聲音歸納為反對社會穩定這一塊；大焉是人格突變後的朝北望。我本來打算翻資料找例子，一眼瞥到周六報上一個再沒有更貼切的人辦﹕劉江華。劉先生敢字當頭，完全跟中央口徑，說他暫看不到劉曉波有什麼貢獻。言下之意，也就是諾貝爾和平獎送錯了人。我猜，劉江華想說的便是這些潛台詞。劉江華從港同盟轉到民建聯後官運一帆風順，如今高任行政會議成員，是特區的領導人，講起話來有大國風範，這是活生生的同化實例。至於異化，便是香港的讀書人相對於大陸上的讀書人異化，更精準地理解，是香港的讀書人變成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香港讀書人不爭氣，早些時政制爭論，一幫人為賢者諱站到當權者那邊去，還巧言令色說那是務實主義抬頭。我不知作何回應，當內地讀書人冒死推動民主，明知不可為而強行為之，香港的卻丟城棄陣自投中共懷抱。星期五晚上我邊看劉曉波的電視新聞邊在想，這些念過幾年書的人今天不會出來回應劉曉波獲得和平獎了，原因不言自明﹕他們知自己不配。


談劉曉波 他們不配


這到底是為了什麼，讀書人一河之隔竟是兩個模樣，莫非應了橘踰淮而北為枳之說，這只能起古人地下而問之了。也許是的，時日久矣，任何物質都敵不住時光沖刷，何人格。不過，話得說回來，如果這僅僅是人格的異化也還算了，畢竟現實世界金銀財帛地位飯碗缺一不可，我最怕的是對真理的意淫。那是仗知識販賣者身分對真理上下其手，中國文化裏對知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膜拜，只道是學富五車，只要張開嘴巴旁人必就心悅誠服。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這種風氣難免日益遠颺，本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可是偏有一些叫賣知識的，當街販賣這些滲水吹氣的A貨真理，還大言炎炎說這些是貨真價實的物事。讀書人的獨立人格，在這場買賣裏化成裊裊輕煙。


劉曉波的政見說不上新穎，但人們敬佩他鍥而不捨的道德勇氣。共產中國之下，某些知識分子的氣節大卸八塊，然而更多具生命力讀書人精神卻令人訝然地留傳下來。到底中國（包括香港）的讀書人出了什麼事，竟然南轅北轍得這麼令人失笑莞爾，這是一樁很有意思的事，莫非讀書人真的要到生死臨頭國破家亡才會說真話？抑或是讀書人膝關節缺鈣而不能站直？這要從歷史裏找先例。我馬上想到的是哲學家馮友蘭。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回國後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他於三十年代撰寫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和四十年代於美國編寫的《中國哲學簡史》，是東西方的中國哲學入門必讀。


新中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馮友蘭十月五日寫信給毛澤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老毛回以「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自始馮友蘭由一介讀書人變成政治掮客。此後，每次政治運動，馮友蘭必定跟風，他批過林彪也批過孔子，一九七五年，他在《論孔丘》一書中自認批孔「是最大的幸福」。不旋踵，他委身江青，四人幫失勢，他被隔離檢查。馮友蘭的道路在我們有限的記憶裏很熟悉，是的，中國的讀書人不少便是像他那樣向老毛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芳」之輩。因此，人們對今天一些港內港外讀書人所說所為感到光怪陸離不應感到奇怪，因為早已有之，只是於今尤烈。


中國讀書人的於今尤烈


或曰，有人念洋書多了，背棄了中國讀書人風骨，這是以偏概全。英語裏有一句話叫A Man for All Seasons，這也是五十年代BBC電台一齣宮幃廣播劇的名字，內容是說十六世紀亨利八世的大臣莫爾（Thomas More），公開反對亨利八世再娶，結果落得被燒死的下場。事隔四百年，莫爾獲得梵蒂岡封聖，終告平反。以今天的道德標準而論，莫爾確有一點點食古不化，但敢於犯龍顏的精神卻是極為了不起。A Man for All Seasons後來在六十年代拍成電影，當年在港上映，戲名譯為《日月精忠》，個人認為稍偏原意，精忠在中國文化裏可以理解為愚忠；但若解說是對一己原則的精忠或會說得過去，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劉曉波從判囚到獲得諾貝爾獎，中間百轉千迴千山萬水，我們從旁置喙說三道四實屬不近人情。然而，從事件析出的晨鐘暮鼓，劉先生和內地一眾異見人士的無畏無懼，那是在大悲裏面的猶喜。畢竟，中共治國六十年，我們還能保有讀書人的天地有正氣，不致被共產文化荼毒，這是一樁喜事。然而正如銀幣的另一面，我們看到另一些讀書人的人格淪喪委身強權。歷史是一面鏡子，罡烈秋風折射出來的是劉曉波的清臞面容劉霞的鎮定從容；八百年前，文天祥的「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應該就是這麼回事。


文 安 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