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加坡組屋政策看社會願景

明報
A28 | MP+ | By 梁錦誠 2010-05-03

從新加坡組屋政策看社會願景


近來《明報》刊登了數篇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居住現狀的報道和評論，主要圍繞兩地的樓價、居住面積和居民感受。其實新加坡組屋（簡稱組屋）在設計、管理模式和分配政策等方面也有其獨特之處，體現了政府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願景和承擔，實而不華的組屋居住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人的生活態度。這些特點正可對本港現狀提供參照，引發思考。

選樓機制營造社會融和

選樓機制營造社會融和：自1965 年獨立以來，新加坡政府一直積極嘗試建立一個穩定及具有凝聚力的國家， 「讓每個國民擁有一片新加坡」願景之下產生的組屋也擔當推動有關國策的責任，其分配制度亦充分體現了政府對社會發展策略的縱向思維，即在優先次序上鼓勵國民組織家庭、生養小孩和照顧雙親，並通過提供不同面積的組屋單元，將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容納於同一社區內，借此促進國民互助和消弭對低收入社區的標籤效應。此外，該國政府於1989 年對每個新市鎮的組屋居民種族比例設立上下限，從而避免「族群領地（ethnic enclave）」的形成，增強「新加坡人」的集體形象。反觀香港，在相對自由的公屋分配制度下，收入較低、來港時間較短以致住屋需求較殷切的家庭，不免變成了新發展區的「開荒牛」，高度集中在某些新市鎮，有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其實不難預料。

建築設計制度創新求進：公共房屋的外觀一向予人千篇一律的感覺，主因是有關政府機構需要通過標準化設計降低成本。為突顯各個地區的城市形象和個性，新加坡房屋局早於1970 年代就制定超過20 個設計樣板；及後，該局在90 年代初引進私人建築師參與新建項目，局部取締標準化設計，並於2003 年將旗下的建造和發展部轉為私營。由是，最近幾年落成的組屋在設計上不斷創新， 位處榜鵝新鎮的Treelodge@punggol 更獲得當地綠色建築標準的白金認證，為日後全國的住宅發展樹立楷模。回看香港，雖然也曾嘗試在沙田水泉澳項目通過競賽引入非標準化設計，最終並未落實；即使牛頭角上項目在環保層面取得佳績，同期的其他項目仍然沿用標準設計，可見並未從制度上得到根本的改進。

鄰里環境切合民之所需：鄰里中心也是營造社區形象的重要元素。在新加坡的組屋鄰里中心，並沒有偌大的公共交通總站和冷氣充足的私營商場，反而只見熟食中心和售賣日常用品的鄰里商店。熟食中心屬半露天的公共空間，不僅是居民解決三餐的地方，更是普羅大的社交休閒聚腳點：花相當於港幣5 元買一杯煉奶奶茶便能坐上一整個下午，叫一瓶啤酒便能與三五知己侃侃而談到夜深。雖然也有一部分熟食中心採用集團式經營，但各食檔都是「個體戶」，小老闆多是年上40 的中年人士。這種運作模式為落後於知識型經濟的一群市民提供了自力更生的機會。而在香港，不難看見失學青年在領匯商場內的茶餐廳和連鎖快餐店裏燃燒青春，失業中年則在街頭虛度時光。取締大牌檔的舉措也加速了傳統鄰里空間社會價值的流失。

組屋群裏環境的設計和管理也具有很大的發性。為適應炎熱潮濕的氣候， 各層走廊多採用單邊設計，以便住戶打開大門讓空氣對流。不少居民在走廊上擺放盆栽和小家具，並在門前掛上特色門牌或宗教裝飾，家家個性流露，沉悶的通道頓然變得生氣盎然。這與香港嚴謹的物業管理風格大相逕庭。組屋底層（void deck）沒有豪華大堂或精緻園林，這個不加藻飾的空間可以讓居民自由進行較大規模的活動。有趣的是，華人選擇在此舉行喪禮和傳統節慶，馬來人則是婚禮和派對。空間較小的位置則闢為樂齡園地和電視室等。出入組屋社區，看見的是一幅幅真實生活的寫照，而不是刻意打造出來的「風格」和「氣派」。

思索香港

從以上的簡單描述可見，香港和新加坡在居住空間和房屋價格的分別只是表象，其反映的是社會發展取向和生活態度的差異。因此，在短期內出招替樓市降溫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應該反思跟社會長遠健康發展有關的幾個問題：

1. 公共房屋能否發揮更大的社會功能？它是否只是私人住宅市場以下的一層社會安全網，還是帶有提升社區凝聚力、融和新移民和少數族裔、引領房屋設計標準等多重意義的社會發展政策載體？通過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能否淡化公屋作為「廉租屋」的形象，和洗脫居屋「推樓市」的嫌疑？2. 政府和市民是否仍然依靠土地和物業價值的上升來創富，還是逐漸將精神、時間重投到創造價值的生產活動？

在此問題上，新加坡財政部長在2006 年財政年度辯論中提出對賣地收益的理解，或許對香港有反思意義：

「賣地收入超過100 億……但它們要鎖起以作儲備，不能碰，因為這不是新錢。它們不是賺回來的，不是資本增值……而只是財富形式的轉移。」

在城市發展中的階段（如80 年代的香港），地價和樓價的大幅上漲不單是經濟高速發展下的市場規律，更是城市提高整體資產價值以作更多建設性投資的策略（如家庭供子女放洋留學、政府斥資提升基建質素），其正面影響不可否定。但當樓價躍升到一定的地步，新一代無法憑藉個人努力在合理的人生階段置業安居，依靠上一代來完成「上車」大業變成常態，則隔代貧窮、隔代富貴的情將日益加深，以個人能力為基礎的社會向上動力逐漸為世襲財富所取締，違反了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3. 到底長遠解決夾心階層住屋問題的整體策略為何？

大量中產人士同時給公共房屋制度和私樓市場拒諸門外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此不再贅述。解決方法可能是將投資市場和居住市場全面分家，情類近新加坡；也可能是提供穩定的土地供應並規定有關發展的性質，情類近英美；亦可能是逐步引入建設合作社制度，由政府撥地讓非牟利或微利機構為未來自住業主發展住宅，情類近德國和瑞典。無論如何，對解決夾心階層住屋問題應有清晰和長遠的整體策略，好使發展商部署其市場定位，更讓計劃置業的市民看到未來。居住環境一向是吸引優才來港工作的一大障礙。在其他國際城市求才若渴且內地機會處處之際，若夾心階層長期受住屋問題困擾，這會否引發新一潮的人才外流也未可預計。

4. 從個人的角度看，到底置業目標和選樓標準應該是升值潛力還是物有所值？

到底是公式化的高質素物業管理還是富有變化的親切鄰里空間才為生活帶來最大的快樂？到底什麼是隨波逐流，什麼是生活品味？ 買家的集體取態將左右發展商的開發模式，其帶來的影響可以頗為深遠。倘若以上課題沒有得到徹底的解讀和回應，夾心階層的置業問題將隨市場周期每數年困擾香港一次，而「已上車族」和「待上車族」之間的拉鋸亦將把社會凝聚力慢慢磨滅。或許這個市民期望跌到底線之時，正是重新探討和建立居住環境願景的契機，並可借助德和新界北幾個新市鎮的發展改革房屋供應政策和實施策略。新加坡也曾於60 年代被認為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小國，80 年代的組屋亦因質素低劣和政府一意孤行為國民所唾棄。觀其今日成就，憑藉的或許就是一個清晰的願景和一股能夠以本土方法解決本土問題的氣魄。

後記：在廚房吃過早餐之後出門上班，見到陳宅門前新添了兩棵卓錦萬黛蘭，為原本翠綠的走廊增加了色彩。等候電梯時涼風剛好吹過，為討厭獅城濕熱天氣的我帶來了一點安慰。前往地鐵站途中發現工人正忙佈置305 座的底層，不知這回是馬來人要開派對，還是華人在提早籌備中元節的歌台。晚上在熟食中心解決晚餐，左邊坐的是一群年逾花甲的常客，看來他們又將邊喝啤酒邊聊天直到深夜了。從熟食中心旁的雜貨店買到明早的麵包。臨睡前在露台上一邊疊晾乾的衣服一邊納涼。

這，就是我去年七八月在新加坡組屋生活時典型的一天。

作者是城市規劃師、劍橋大學建築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