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黨性的民建聯

明報
P02 | 周日話題 | 安裕周記 2010-05-02


只有黨性的民建聯


也許，民建聯到今天還是不明白：幾十萬白花花銀子給了商業電台，說好了這是個「夜青節目」，貨銀兩訖應該各不拖欠了吧，而民主黨那劉慧卿不也是付鈔買時段喚人上街，為什麼獨獨民建聯買時段卻吵翻天？

我完全相信民建聯列位搔破頭皮都沒法想通這邏輯，觀乎星期五早上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在電台的回應，更說明了他們的困惑。

表面上這是民建聯對事件的不解，然而更準確說，這是民建聯對香港民間社會蒙眛無知。

是的，秋天三蛇夏天遠足春天回鄉冬天臘味，民建聯四季都有方法關顧支持者，然而東西是吃進肚子也參加了和成本完全不相稱的旅行團，問題仍然解決不了，原因很簡單，答案就是這三個字——民建聯。文安裕

對民建聯來說，這是永遠解決不了的死結，儘管回歸快十三年，民建聯據說還是香港第一大黨，但社會上下對民建聯仍是沒法子真心喜歡。當然你可以找出大堆民意調查，說民建聯遠比其也政黨和政治組織受歡迎，但事實和數字之間的鴻溝道出了回歸以來最大弔詭——到底這些民意調查是否確切反映我們社會水波不興底下的暗湧？看來不一定，對於統計，我們不必過於把它當回事，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說過：There are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馬克吐溫有先見之明，為他身後百年香港一個叫民建聯的政黨解釋，民意調查說你是第一大黨你絕對不能當真。

緊跟中共走欠了些人性

香港社會的反中共暗湧不是始於今天，從我們父執輩走難南來伊始，這裏便是一顆顆反共種子茁壯成長的苗圃。回歸前香港是國共相爭之地，十一你有你掛五星紅旗，雙十我掛我的青天白日旗，國共內戰的遺產過了幾十年理應灰飛煙滅，就等於美國白人殺戮印第安人的恩怨，經過時光刷，早已丟到爪哇國。但香港卻不能。這裏頭不是誰和誰沒有放下歷史包袱，也不是誰和誰執意要與對方過不去，這是只有反民建聯力量才懂得的密碼；說得簡單一點，是對這個黨及其背後那股政治勢力的反彈。

民建聯說不上青面獠牙，雖然間中他們其中一些人嘴臉的確比較難看也很難要香港巿民吞得下那口氣，然而說到底這些都是皮相之談，談不上看到他們背影便討厭到他們面前。不過，以一個每年付出幾百桌蛇宴又是旅遊又是好處的政黨得到這種待遇，這無疑是政治上的大失敗（grand failure）。這一失敗混和政治酬庸呈螺旋形周而復始難以跳出巢臼，也就是說，當民建聯無法取得社會廣泛支持， 來自特區和中央的政治加持（blessing）就會加碼，但這一政治加碼又倒過來把民建聯拖。這應該能夠解釋，為什麼民建聯已是眾所周知的中央黨，特區政府政策和人事朝它傾斜，卻仍未能幫它一把上路成為名副其實大黨的關鍵。

問題出在民建聯完全緊跟中共走，把中共黨的政策代替了樸素的階級感情。對普通讀者而言，這一點無疑是有些深澀，但這正是民建聯縱有黨性卻缺了些人性、最後導致堂堂大黨變成過街老鼠的最核心原因。

中共一貫自稱農民工人政黨，知識水平不高，所以對於幹部黨員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黨的政策很掉忌。什麼是樸素的階級感情，手頭有一篇中共中央委員廖承志於一九八○年中共十二大的講稿，題目是〈不要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黨的政策〉。這篇稿不長，很有閱讀價值，反映中共對黨員要緊跟中央政策的要求。廖承志舉出兩個例子，一是中共同蔣介石武裝鬥爭幾十年，到了八十年代，忽然要和談不要打仗，有些人心理上過不了關，比如說，家人被蔣介石殺害，廖承志認為這些人對台灣的態度是樸素的階級感情，說服他們以「大局為重」，放棄恨蔣心態，走上中共的和平談判方向。為了加強說服力，廖承志以自己作例子，父親廖仲愷早年遭國民黨右派殺害，但中共卻要廖承志去統戰這些右派分子：

「……我的口才不夠好，可能有些講法不恰當，但是中央的基本方針就是這樣。要求大家把中央的方針、政策當作自己的生命，認真貫徹。……一九三八年黨派我到武漢，要我做統戰工作。我明明知道有些人同暗殺我父親有關，我還是去做他們的工作，要他們團結抗日……」

曾鈺成變成一部錄音機

民建聯在香港的地方工作，如果不談政治，不能否認是有他們一套，可是一觸及中共的幾條底線，比如說，政制的普選立場，或者對一些大是大非事件的立場，民建聯就不能夠用樸素的階級感情來代替黨的政策。這是失去自我的悲哀，是令民建聯無法在香港社會取得第一政黨合法性的根本因由。大是大非的例子更多，眾所周知的是，三年前馬力談到六四事件，不但否認坦克車壓死人，更叫人「搵隻豬去試係咪會變肉餅」。一九八九年那個風雨如晦的初夏，我堅信馬力是揮拳疾呼支持學生的百萬巿民中的一人，也堅信其後那些年間，天安門前的血案一直縈繞他的胸臆不去。可是，一旦中共的政策是把六四視為反政府反中共，馬力只得放下樸素的階級感情，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立場。

曾鈺成擔任立法會主席近兩年來，以民建聯創黨主席身分而因其中立得到泛民表揚，這本來足以闡明左派是講道理有人性，可是前幾天曾鈺成出來對李鵬飛說，當認定政改方案對香港好時，倘欠一票始能通過，他會辭去立法會主席一職投支持票。曾鈺成是在港台電視節目說出這話，我凝望電視畫面，他沒有一絲表情，瘦瘦臉上勾勒出來是線條分明的稜角。那一刻，我感到曾鈺成彷彿變成另一個人，他不是辯材無礙的曾鈺成議員，也不是談笑風生的曾鈺成主席，更不是港大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的曾鈺成老師，他是一部錄音機，只差沒有把那幾句話用京腔讀出來。

香港左派不乏優秀人物，幾乎所有界別都有他們的身影，人們記得在港英逼害右派打壓暗無天日的年月，香港左派堅持走出自己的路。金堯如在回憶錄說，香港左派報章六十年代初是最受歡迎的暢銷刊物；說起客觀條件，那時中共大躍進禍害未消，難民翻山越野衝過英軍封鎖線拚死逃港，但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傳媒一樣有巿場。然而，當黨的政策變成全力推動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香港左派的樸素階級感情變臉為「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工會叔叔阿姨爽朗的笑聲一夜之間成為沒有感情的機械化聲調。

黨性取代樸素階級感情

三十年來，中國變了，昔日的藍螞蟻變成今天的萬紫千紅，破舊落後經過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有點新氣象，可是黨的政策仍然對樸素的階級感情水火不容。這就是我們對中共愛恨交加之故——當沒有黨性色彩的中國以至香港運動員在奧運亞運揚威，香港巿民感到很驕傲，去年十二月十二日，香港足球隊在東亞運勇奪金牌，頒獎後奏起《義勇軍進行曲》那刻的熱血沸騰令人動容。可是當曾鈺成講到辭職投票、劉江華侃侃而談購買商台時段播放節目、譚耀宗說到普選時聲聲勿要失諸交臂，如果他們講這話時沒有民建聯這一背景，或者準確一點說，香港巿民沒有感到在他們仨後面有若隱若現的中國共產黨，這些話應不至於馬上就掀起巨大反感。

也許有人會說，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對曾先生劉先生譚先生太過苛求了些？對此，我不會同意。無疑，三位在嚥下這些苦藥丸之際或會有一絲不忿，然而當他們在中共和香港巿民之間倒向前者之時，巿民對他們的反彈是必然的；這是他們三位當年決心要跟中共走、接受黨的政策是可以代替樸素的階級感情時就應該料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