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怎樣過來的

明報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21


我們是怎樣過來的


“香港崇尚競爭，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討論市民住屋需要和工資水平，往往帶出一個根本問題：香港社會整體上不斷進步，而且速度不慢，我們應怎樣看待社會上競爭力較低、在市場上處於弱勢的一群人？

這一群人的生活需要，包括住屋需要，是否有了今天的水平，往後就不必隨整體社會的進步得到改善？這一群落後的弱勢人是什麼人？

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但這只是香港美好的小部分

1966 年，我12 歲，念小學六年級，那年頭升中學要考升中試，教育署按升中試成績派學位。考升中試當天，我一半同學放假在家，因為連考升中試的機會也沒有，原因很簡單：中學學位不足，根本沒有可能滿足所有小學畢業生的升學要求，因此教育署要求小學自行以校內甄別試的方式篩選學生參加升中試，篩選比例按本校上一年升中試成績決定。

這是名副其實的「一試訂終身」。這就是當時香港社會的其中一個真實寫照，今天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我念的小學，當年六年級有學生28 人，有一半沒有上中學，因為在甄別試被淘汰，或者因為升中試成績不夠好，沒有派上官中津中，而家裏沒有能力應付私立中學學費，因此輟學做小販、地盤工、送貨、跟車和車衣工人的，大有人在。不過，有一點還要說清楚：那個年頭，有機會念完小六，已經比不少同齡人幸運，因為在我們小學畢業後的5 年，即1971 年，香港才實施6 年小學義務教育，在我念中三之後9 年，即1978 年，香港才實施9 年義務教育。香港學校教育的普及率和普及速度，比其他地區落後，台灣實施9 年義務教育，就比香港早得多。我並不埋怨當時的政府，也不埋怨同學們的家長，以當時香港的發展水平和社會條件，大抵只能這樣。

1972 年，我在瑪麗醫院的擴建地盤做暑期實習，一個星期五的早上，我尾隨建築師到處巡視，在地盤一角，碰上小學六年級的兩位同班舊同學，兩人是兄弟，姓梁，念小六時同班，當時兩人蹲在地上做雜工。我和這兩兄弟此前之後都沒有再見面，我經常想，這兩位同學也許後來做了判頭，隨後自己開了家建築公司，成了小商人，也許子女成才，在家安享清福。也許在當年忽視工業安全的環境中，身體過勞受損，如今體力不繼，子女又自顧不暇，自己靠做大廈看更，或者在茶餐廳送外賣維生？二、三十元一個鐘？兩人現在家住公屋、居屋或者私樓？

當一個12 歲的香港人，因為教育經費有限，中學學位不足，因為12 歲的校內或校外考試成績，失去升學機會，因為家境，當了小販，當了低技術工人，這個人不是完全沒有翻身的機會，但機會有多大，大家可以想像。

大家都說香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這句話沒有錯，但只說出了香港社會現象美好的小部分。出身寒微，完全靠個人努力，出人頭地的，在我們的高級官員、議員、學者、商人和專業人士當中，佔的比例確實相當大，這些人的經驗和對這些人的注視，塑造了社會印象，也形成了社會政策的基礎。不過，這只是把視線集中在成功的一群的結果，當我們把視線轉向這些人在全社會的所有同輩身上，我們會發現，大部分我們的同輩，在少年時期就失去奮鬥和爬升的機會。社會政策離不開階層問題，有了這個歷史背景，我們的社會政策，是否可以對中下層的香港人多點照顧？

我輟學的小學同學，絕大部分港生港長。我當了6 年班長，同學的名字和當時的樣貌我仍記得清楚。一個人12歲就輟學，社會當時沒有能力、沒有辦法，這群人從此落後，我認為社會有責任補救。今天我們發展起來了，在房屋、福利和工資問題上照顧一下，本來就不必談什麼主義、什麼教條、什麼大道理。

近來討論最低工資問題，不少工人打電話到電台表達意見，節目主持人經常問，你是不是新移民？五、六十歲送飯盒的、騎單車送食材到酒樓的，都說不是新移民，口音口吻也不像新移民。

近年談起香港的社會問題，例如工資過低問題，或社會問題，例如天水圍問題，不少人明言或暗示這些大家不樂見的現象，都是大陸新來港人士造成。我認為大陸新來港人士不是問題成因的全部。1999 至2008 年的10年，15 歲以上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共有33 萬，如果以智經研究中心2008 年的研究報告中的勞動力參與率推算，10 年來，這33 萬人當中，進入勞動市場的約有19 萬人，對低下階層收入的下沉壓力不如想像中大，在1996 至2006 年實質工作收入下跌的110 萬人中，只佔少數。我們馬上就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香港人口的老化問題，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香港的老化人口當中，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術的人極多，裏面包括我們這一代人的小學同學。

近年大家關注80 後和90 後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的父母，有拼搏成功的一群，也有少年輟學的一群。有些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奮鬥的成果，另外的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

怎樣在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線？怎樣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崇尚競爭，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社會重視自食其力，更推崇白手興家的成功人士，這些都很有積極意義，值得探討的是我們在社會倫理和道義上如何看待落後的一群，在現實上如何看待社會發展過度不均和穩定的關係。

2010 年3 月5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有以下兩段：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年大家都希望香港人之間能夠多點凝聚力，希望700萬人和這片土地之間多點感情。這些目標都很美好，但有些問題要問：為什麼香港人要凝聚？我們憑什麼凝聚香港人？

【樓市和住房之六】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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