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明報
P04 | 重寫香港 | By 熊一豆 2010-06-06


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何謂「兒童」？這彷彿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作為一個於現代社會始出現的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y），

要對其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殊不容易，連慣常斬釘截鐵的法律條文，都在「兒童」的邊界線上顯得有點手忙腳亂。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 「疏忽照顧兒童」（屬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兒童」以十六歲以下來定義，

而「僱傭條例」下的「僱用兒童規例」則禁止僱用未滿十五歲的人。

換句話說，一個年滿十五歲的人可以進入職場工作謀生，但假若被發現獨自留守家中，

其家長或監護人則有可能面對「疏忽照顧兒童」的檢控。

文熊一豆

或許，兩條法例中介定兒童的年齡矛盾會被約化為技術層面的不完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此破綻正好反映了以年齡斷定「兒童」的任意性，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懷疑，十五歲（已可投身職場）與十六歲（始有自我照顧之能力），顯示了對「兒童」這個類別在想像上的落差。而事實上這種落差，仍時而以衝擊了法律的形式，於當今社會浮現。今年5 月又有家長因疏忽照顧兒童被判刑（刑期為監禁七日緩刑一年），事由被檢控的單親媽媽每月需離港公幹三周，期間留下十三歲的女兒與十一歲的兒子獨自在港生活。單親媽媽辯護時稱，十三歲女兒已長大、有能力照顧自己與弟弟，而裁判官則對她這種撫養子女的態度表示遺憾，認為其行為不容於社會。由此可見，法律背後，是裁判官與單親媽媽對一個十三歲個體的能力，在理解和想像上的差異。但其實，並不需要回溯遠古歷史，只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由十來歲的哥哥姐姐看顧弟妹仍然是很普遍的日常安排。那麼，這種家常安排，是經由怎樣的歷史軌，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不被社會所容」的行為呢？要追溯箇中變化，有必要先「回到」過去。

回到過去： 細路的生存

埋首港大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資料庫，讓我們貼近講述者的聲音，總能或多或少拼出一幅「兒童」尚未誕生的香港印象。在此，讓我於眾多類同的故事中引用一下胡先生的敘述。二戰結束，避難東莞的胡先生舉家回港，父母忙於謀生，故對九歲多的他說： 「你自己去搵學校喇，我唔得閒幫你搵。」於是，當年未滿十歲的胡先生，早上去派報紙賺錢，派完了就從荷李活道一直走到西營盤，自己找學校、自己報名去讀書。這個獨立的小身影，也使我想起李小龍飾演的細路祥。影片中，細路祥指比他高出大半個身位的工廠女工介紹道： 「呢個係我工友」。這個畫面，看在六十年後的觀眾眼裏，是引人發噱的，但於影片的語境中，卻屬常態。無論是當年不足十歲的胡先生，還是經創作再現的細路祥，都並非來自一個從成人世界劃分開去、備受保護的「兒童」族群，而是活躍於成人世界的「小大人」。彼時社會經濟環境構成的生存空間，要求他們必須學會獨立自理，學會於成人世界覓得自己的位置——儘管那可能是充斥欺負與剝削的——甚至成為家庭收入的來源之一。從現存的紀錄看，普遍而言， 「小大人」的家長不會被社會「遺憾」，而「小大人」則常被街坊稱讚為「生性」。

既然如此，把「小大人」並置當今割裂於成人世界但又處處需要成年人保護的「兒童」，即使前者並不構成一個可供回溯的起點，但不是也足以把「兒童」從想像的必然性中鬆綁？小孩（包括其被賦予的意義與能力），很大程度為特定歷史時空的內容建構而成：社會因應特定的經濟文化需要而對小孩衍生出不同的理解與想像，而這種想像亦會反過來介入現實，在小孩身上孕育或磨練出相對應的能力。那麼，為何當歷史一路走來， 「兒童」逐漸成為了當今社會唯一對小孩的想像與理解？

當然，如果我們的社會並沒有集體失憶，就不可能對上述「當代歷史」回應以無知的驚訝。只是，那個「過去」已被「現在」安穩地吸納（這又是否失憶的另一演繹？） 。「小大人」，或用更地道的方式稱為「細路」，與「兒童」之間，被連上了一條名為「發展與進步」的直線。立足於進步的今天而回望當年，「細路」自然成了懷舊無妨但回歸則免的（落後）過去。無可否認，從「細路」到「兒童」的確體現了社會對小孩權益關注度的提升；相對「細路」， 「兒童」成為獨立於成人世界的一個類別，享有專屬的各種權利，包括教育、社會福利等。用以保護「兒童」的各項條例亦愈見廣泛、細緻，童工法例被嚴格執行， 「兒童」的身體亦從體罰式管教中被拯救出來。簡言之， 「兒童」身心的各方面，從營養、個人衛生到家居安全到心理健康，都納入社會需要關注並予以保護的範疇。

港孩現象： 八成小學生不懂綁鞋帶

只不過，當這個「發展進步」一路發展下去，卻漸漸拖上了一條令人不安的尾巴——如今小孩普遍沒有自理能力，日常事務皆仰仗成人代辦解決。有論者將小孩自理能力下降與其他觀察所得的特徵，包括沒有責任感、對事情缺乏興趣等，統稱為「港孩」現象。近日亦有報章記者到九龍塘小學區訪問近二十名小四至小六（九歲至十二歲）的學生，發現當中僅約一半懂得戴表、扣鈕拉鏈及獨自睡覺，而八成不懂綁鞋帶、剪指甲及自行食有骨食物。當然，在此有必要下一個階級的註腳， 「港孩」現象於中產階層應較為普遍，但根據筆者訪問一些老師所得，類似情也同樣於基層家庭出現，分別只是程度而已。

由此再觀乎從「細路」到「兒童」的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備受保護」與「自理能力」此長彼消的圖像。不過，將兩者並置於同一縱軸的理解，未免忽略了箇中扣連於更廣泛社會效應的變化。筆者以為，從「細路」到「兒童」，其實是現代社會由經濟與文化互為定義的競爭力，對人之潛在能力進行的一次褒抑取捨；借用韋伯經典的板道員意象（switchman），那是從一條軌道切換至另一條軌道，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1978 年香港實施九年強制免費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切換點，但剛交叉開去的時候，舊有軌道仍在視線範圍之內，所以尚覺察不出什麼大不同，但行駛了相當時日，就終於到了風景全異的地步。時至今日，實用主義掛帥下，與現代接軌後的香港社會就像是個嚴重偏食者，獨沽一味只偏重發展其年幼成員的智性面向（maximizing the mind）以及配套的文化資本技能，忽略甚至壓抑小孩的其他潛能。

臣服競爭力單向發展智能

從這個角度， 「保護兒童」的發展進步觀就顯現出了它的局限與選擇性。如果職場的體力勞動會被認為對兒童健康成長構成傷害（需要立法禁止），那麼為何日復日的不斷心智勞動不會同樣被視為過重的負荷，反而顯得理所當然？職場且有工時制度，但為何兒童做功課、溫書、補習卻沒有時間、空間的界限，無論在家在學校在興趣補習班都全天候活在「學習」的要求下？為何我們的社會斷定體罰是虐兒之一種，但卻可以容忍（若非鼓勵）書包過重對小孩腰脊造成的損害？

這一系列問題都顯示從「細路」到「兒童」是社會對其未來人力資源的重新定義， 「保護」的其中一種社會效應是資源調度，把小孩從零散、非單一的場所集中到劃一的教育制度，力發展單一面向的能力（簡言之，讀好書、考好試），並同時貶抑其他能力的發展。只不過這種選擇取捨在制度化的過程下，以進步的姿態獲得了合理性與必然性。而文章開頭引用的疏忽照顧兒童案例，也明顯反映了同樣的價值取捨。社會輿論與判辭並不會對小姐弟可以照顧自己的能力予以肯定（沒有證據顯示媽媽公幹期間，二人的生活出現了什麼問題），而只會強調弟弟的功課在媽媽離港期間大幅退步。在這種以maximizing the mind回應maximizing productivity 的文化與經濟互為因果下，毫無投資價值的自理能力自然會被擠出關注的範圍，正如一個媽媽回應前述記者訪問時答道： 「我完全唔覺得個女唔識綁鞋帶、唔識照顧自己係大問題，讀書叻咪得囉！」因此，無論是「保護兒童」的進，還是「自理能力」的退，當扣連於更廣泛的社會效應，即可見兩者並非單純的此長彼消，而是臣服於競爭力的變量因素。然而， 退的應不僅是「自理能力」，而是一整套在功利主義底下被排斥的生活知識，以及介入生活的行動能力。

長遠而言，一個嚴重「偏食」的社會是否真的能提升競爭力，實在令人存疑。不過，有一些效果卻是現在已很清楚浮現的。首先，是學校與家庭在角色上的交錯互滲。現代家庭毫無疑問是學校的延伸，小孩在家裏花費最多時間的活動就是溫書、做功課，連帶家長如今也被學校的制度吸納，忙於參加各類型的親子班、親子閱讀計劃、專題研習等等；一個不參與孩子功課的家長，往往即等同不負責任。反過來，學校則沒有選擇餘地必須承擔家庭忽略小孩自理能力的結果，肩負起照顧者的角色。筆者從與老師們的訪談得知，原來小一小二的學生需要老師或家長義工餵午飯、陪伴上廁所，並非是什麼新奇的事。這種角色交錯互滲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把家校綑綁一起成為一個超荷的壓力場。

基層孩子九年累積挫敗蒼白

另一「偏食」的社會效應，就是進一步削弱基層家庭兒童的發展可能。在一個仍然呈金字塔形篩選但卻日益強調家庭資源投入的競賽制度，基層家庭的小孩要勝出變得比以前更艱難，可是，無力玩也要玩，因為這個社會已不存在容許另一種（非讀書式）競爭力的空間，更甚者，根本連孕育其他潛能的空間就率先欠奉。印象尤深是一個任教於天水圍某小學的老師對我說： 「呢度學生，視野非常狹窄，好少有機會出九龍……呢度咩（配套設施）都冇，佢真係好鬼悶，屋企冇咩錢，就連一家人去飲茶都好少……星期六日就一家人坐梳化坐一日……（課程改革下的）做專題研習……個家長咪求其同佢剪報紙或雜誌，等佢交功課囉。」於是，在如今愈見推前的「起跑線」上，欠缺家庭資源支援的小孩，就在至少長達九年日復日的智性操練下，累積挫敗與蒼白的生活經驗。

所以，假若我們仍能輕易讚歎現在的「兒童」對比起舊時的「細路」是多幸福，那要不是把物質進步放得過大，就是無法看見寫在「兒童」身上的非物質重荷。這麼說，並不是要指向一個背反的答案，而是要指出那裏根本不存在一個可供安穩比較的時間縱軸。也只有先從直線式的進步發展觀中釋放出來，我們才有可能如實地面向小孩，所謂的，社會未來棟樑。



策劃許寶強

重新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什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