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為什麼政治行動和公共爭議仍然重要？

許寶強﹕為什麼政治行動和公共爭議仍然重要？


【明報專訊】分歧在什麼地方？


政改之後，「泛民」分裂已成定局，如何理解所謂「兩條不同路線」的分歧？


根據一些流行的說法，泛民分裂主要是基於溫和vs激進的不同政治取態，表現為爭取談判妥協vs結集群眾運動的兩種相異路向。然而，我們其實很難界定，要求市民公投表達意願與禁止他人使用粗言比較，哪種做法更溫和；也不容易判定公開包圍立會相較暗地急促妥協通過影響深遠的法案，誰更激進。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治路線」僅僅以是否使用粗口、圍會、公投、妥協來劃分，恐怕仍然難以讓人理解「泛民」的基本分歧。


借用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概念，本文嘗試論證，政改爭論所呈現的兩條主要政治路線，其實就是信任公共政治與懷疑民眾行動之間的分歧。或換一種說法，雙方的矛盾在於：是否願意接受公眾參與的政治行動的不確定和不可逆轉性質，還是希望追求由政府或政黨代理製作、相對確定的管治路徑和藍圖。


政治、行動與反政治


要釐清政治路線的分歧，恐怕必須首先界定什麼是「政治」。在《阿倫特為什麼重要》一書中，作者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阿倫特的學生）指出，阿倫特把政治界定為「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討論、說服、決定具體行為並且付諸實踐」（中譯本，頁57，下只標示頁數）。循這角度，政治並非是由上而下的管治，也不只是爭取選舉的形式和議席，或等同於發起群眾運動。相反，政治是一個容讓大眾都能以不同形式參與的開放過程，而非少數人或政黨為追逐私利或尋求理想的目標（如穩定和秩序），「為民請命」地去替代公眾談判妥協。一句話，政治就是在公共領域中的言說和行動。


阿倫特所指的（政治）行動，並不等同示威或衝擊，或各種不斷重複的行為，而是「意味去創新、去開始……發動某件事」（《人的境》，頁139）。行動並不僅僅是指做一些實際的事情，也同時包含了進行思考、論述、爭議等言說行為。阿倫特指出，很多行動其實都是透過言說的方式進行的。不過，倘若我們僅以目的來肯定任何手段，那麼言說很可能會變成為政治化妝的空話（同上，頁140，142）。


行動所產生的後果往往不能預知，也無法逆轉。行動更在乎於過程，開放、對話、交流的過程，而非不可確定的後果。阿倫特認為，（政治）行動的過程，就像基礎科學家的研究一樣，參與者往往在做的時候並不知道在做些什麼，因為科學研究和行動一樣，「結局都始終是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的」（同上，頁179-181）。


對阿倫特來說，人類的複數性（human plurality）「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條件」（頁2）。所謂人類的複數性，是指人類難以完全離群獨居，因此無法避免與他人交往和一起生活。然而，複數的人群並不是同一種類的相加，而是存在無限的差異——每個人一生下來就與他人有別。因此，要生活在一起，便需要透過「行動」和「言語」互動，當中少不免出現爭議和相互批判，以至於激烈的辯論。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往往並不能預先確定，甚至會出現與預期目標相反、不可挽救的局面，但這正是複數的人類的生存基本境。


阿倫特進一步指出，面對（政治）行動的不確定和不可逆轉性質，從古希臘到當代社會的政治哲學思潮中，往往存在十分強烈的輕視行動的傾向。對確定和秩序的追求，使政治哲學逐漸轉向強調精密的計算，以尋找能最快達至政治目的或創造路徑依賴的藍圖。於是，當代的政治也就慢慢變成了重利益成敗效果的算術，相對輕視政治互動的過程，甚至把原屬於公共領域的政治行動，轉化為像市場買賣般的交易消費行為，又或變成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形象裝扮的技術權謀，以至作為謀生手段的「做好份工」。


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使以不能確定、不可逆轉的「行動」為基礎的政治的消失，令積極以言論和行動介入公共領域的民眾不再活躍，使能彰顯多元觀點的爭議、批判、對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鼓吹順從和盲信的政府管治和政黨代理，儘管這些嘗試為民請命和精心計算的路徑依賴政治藍圖，除了肯定會產生一種反公共參與的（政治）行動的效果外，結局仍然是無法確定的。正如揚—布魯爾簡潔地指出，在計算取代了判斷之時，也就意味人們正逐漸遠離公共的政治（頁109）。


政治算術不是判斷 缺乏爭議變得無思


什麼是（政治）判斷？揚—布魯爾引述阿倫特的觀點，提出「判斷」就是意味我們能夠引用別人的視角去思考和觀察。如果我們在考察社會時，能夠考慮眾多不同的觀點立場，那麼的作出的判斷，就能夠更有代表性。因此，好的（政治）判斷除了應該確認他人的存在、關顧他們的取態，並嘗試爭取他們的支持外，也應同時不斷反思質疑自己的想法，依據新的經驗或透過參與公共的論爭，修正之前的判斷（頁115-6，123）。因此，（政治）判斷的重點，並不在於是否在實踐中證明能夠爭取更多「民選」議席，而是在過程中曾否開放地關顧和吸納社會上大多數人（包括社會運動的群眾）的不同想法和立場。換句話說，政治判斷更多是一種人與人、政府（或黨）與黨、政府（或黨）與群眾運動的倫理關係，而非現實的議席得失、黨派私利等計算考量。


缺乏（政治）判斷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變得「無思」（thoughtless）。對阿倫特來說，「無思」是指「沒頭沒腦的鹵莽、無可救藥的迷惘，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阿倫特為什麼重要》，頁4），「無思」是「內心對話的缺失」，也就是無法聽到異議的聲音，或「對關於可能產生的錯誤行為的反對之聲置若罔聞」（同上，頁131）。無思的表現，包括了繼續使用被掏空了內涵的舊概念，望文生義地的重複陳腔濫調，或以政治謊言和空話取代歷史分析和判斷，或簡單地採用不合適的歷史例子進行類比，例如看見妥協就想到曼德拉和華里沙。


脫離現實的類比無助思考現狀


脫離現實社會脈絡的類比，顯然無助我們思考香港政治的歷史與現狀。如果我們真的想了解南非曼德拉或波蘭團結工運的經驗，並作為香港政改的參照，也許需首先分析，曼德拉任總統後成立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什麼仍然要求在解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的歷史創傷的過程中，必須回顧過去、追究責任，以「披露恐怖、劣績、痛苦、墮落和真相」，從而尋求作惡者的承認和受害者的寬恕；又如果我們真的想了解團結工會在波蘭走向民主的鬥爭和妥協過程中的經驗，恐怕不能無視知識分子與工會（群眾）運動的緊密關係，以至為何聯盟會在華里沙於90年代走政黨化道路之後解體（《阿倫特為什麼重要》，頁82）。


寬恕與承諾


「無思」這個被阿倫特稱為「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徵」的狀態，自然歸因於缺乏一個能夠鼓勵人們爭辯、對話的公共領域，也和我們長久以來對不確定、不可逆的政治行動（和言說）的懷疑相關。而「要把行動從它所開啟的過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預見性中解救出來」，需要依賴同樣蘊藏於行動之內的「寬恕」和「承諾」這兩種潛能──寬恕可以抹去過去的行為，承諾則可以在「不確定的海洋上（未來）建造一些安全的島嶼」（《人的境》，頁184）。


生活於社群內的個體需要和能夠寬恕，因為我們經常會在日常生活中犯錯，作為行動者，我們往往不能預知實際上做了些什麼事情。在這不確定和無法逆轉的情下，只有寬恕才可以讓人放下重擔，從「無知狀下所做的一切中解脫出來，使生活得以繼續下去」（同上，頁187）。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承諾」，因為在嘗試走向一個共同確認的目標時，複數的人群只能靠相互間有約束力的承諾，才能夠協同地行動（act in concert）。政治過程中的突然轉或強調完全自主、反對約束的行為，往往會破壞行動必須依靠的承諾，無法為不確定的未來奠下安全的保障。阿倫特總結，寬恕與承諾都是行動的道德（倫理）守則，從中產生出對公共政治的信心和希望。


良好的政治需要一個有助澄清事實、改善判斷的公共領域，或鼓勵公眾積極參與行動的環境。儘管政治行動和思想爭議難以產生確定的保證，過程中也必然會犯錯，而且無法逆轉，但除非我們願意接受由一人或少數特權擁有者操控代理的極權社會，否則，這些不確定的言說和行動，包括群眾運動和公共爭議，恐怕都是人類的複數性境下難以避免的政治過程。由於我們無法（也不應）擺脫不確定和不可逆轉的（政治）行動，恐怕只能接受阿倫特的建議，學習以「寬恕」和「承諾」與它共處。


■延伸閱讀


書名：《阿倫特為什麼重要》（Why Arendt Matters）


作者：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書名：《人的境》（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ition）


作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