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之後﹕何時變天﹖如何變天﹖── 群眾運動的邏輯

政改之後﹕何時變天﹖如何變天﹖── 群眾運動的邏輯


【明報專訊】六月二十三日，在民主黨支持下，政府的政改方案通過已成定局的時候，立法會外淒風苦雨。整個晚上我最深刻的，不是政黨之間互相指罵，而是八十後反特權的青年在司令台發出的一句既絕望、但又似充滿希望的吶喊﹕「這件事已經充分證明，政黨、民意代表已經不可靠，我們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我們要直接民主，不要代議民主。」


不要代表 依靠人民


好一句「不要代表，依靠人民！」在這個時候，喊出這句話，既是憤怒和絕望中唯一的自我慰藉，但也是最堅實可靠的最後原則。馬克思早就說過，代議民主並不可靠，因為當人民放棄了自己說話的權利，選出代表替自己說話的時候，就是人民怠墮的開始，而當人民剛放下鬥爭的武器的時候，這些民意代表就會隨時出賣他們，人民又要有重新拿起武器的準備。如今在冷雨淒風的立法會外細味馬克思這些話，可謂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


然而，直接民主，談何容易？依靠人民力量，何其飄渺？固然，從反廿三條到反高鐵，人民群眾是運動的主力，政黨只能跟在後面（尤其民主黨）；然而，公投一役又告訴我們，大部分人民其實是怠墮、冷漠、無知、市儈、犬儒，真正有政治醒覺，又有抗爭意志的永遠是少數。大家也不用驚訝，也不用沮喪，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古今中外，舉世皆然，只不過搞運動的依靠人民的擁戴，才不敢說出這些得罪人民的說話而已。


這種邏輯其實好不稀奇，因為無論是民主、獨裁、法西斯，任何形式政治或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夠維繫，其實都是建立在大部分人的被動、怠惰、習慣性的服從之上，就等如我們看到公園草地上看到「不准踐踏」的標誌，我們會自動自覺不踩上去，而不會去問「為什麼？」「誰說的？」「踩上去又怎麼樣？」「他有什麼資格叫我不要踐踏？」等等，因為人在服從之中，得到個人和社會的安全感，而只有非常時期，才會有大部分人開始質疑甚至反抗既有的社會秩序。這種情一出現，就已經到了有翻天覆地的轉變的時候，或我們說的「變天」。在九十年代，台灣政治風起雲湧，每次選舉時人民情緒高漲，個個開口閉口必談政治的時候，有一位台灣朋友興奮又自豪地對我說﹕「我看台灣這種政治熱，全世界都沒有，是不是？」我說﹕「你放心，多選兩屆就不會了。」果然，如今的台灣總統選舉，已經變成爛蘋果之戰。社會和群眾不能長時期出於運動的狀態，生活終歸要恢復平靜、平庸，這也是群眾運動恆常的規律。


那麼問題就歸結到一個﹕究竟改變什麼時候回來？人民什麼時候才會從被動變成主動、從少數變成多數、從服從變成反抗？又或用一句話﹕變天什麼時候發生？當然，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但有些規律是可以摸索的。（對不起，這裏講的不是民主黨講的「民主成分」「由量變到質變」的這種機械唯物論。）


何時變天 並不知道


我這次寫的《變天》，就剛好碰上習慣政治這個充滿熱情、沮喪、憤怒、瘋狂的仲夏，該劇設定在一個假想的國度，那裏貧富懸殊、政府殘暴，但變天什麼時候會發生，大家都不知道。其中有三句台詞，表達了這個戲的核心思想﹕


若要天變，先要人變。


人心思變，勢必變天。


但要人心思變，其實難過登天。


變天的第一鐵律是﹕必須要人心思變，因為無論客觀環境如何惡劣，但如果人民沒有反抗的心，怎樣殘暴惡劣的政權都可以長期維持（如北韓）。但又正如上面說，大部分人是冷漠被動的，所以要人心思變，更是難事。其中牽涉到政權和人民的互動，如果兩者直接對立，必然是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但在這直接對立發生之前，兩者互相摩擦互動，會產生一些中介，它可以是一些政客、民意代表、政治領袖、甚至是名人、貌似中立的公眾人物，他們的取態、舉動，會左右局勢的發展，而客觀形勢，又會反過來左右他們的決定，兩者處於有趣的辨證之中，而事情的發展，就往往圍繞這些中介發生。大家看看個政改中各個議員政客的表現，這點就十分清楚。


《變天》一劇，就以一個常說自己不懂政治的藝術家，扮演這個中介的角色，探討這種運動的辯證關係，以希臘悲劇的表演方式，把歌詠團變成變化無常的人民群眾，再加上布萊希特的表演元素，讓觀眾自己思考問題的答案。


到了七月底，政改一役已經塵埃落定，在咒罵和憤怒之後，身心疲憊之時，讓我們沉澱一下，看遠一點，看看香港以後的局勢、想想中國、想想歷史、想想自己。


《變天》演出資料﹕


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將出席七月三十日的演後座談會，與觀眾對談。


「天邊外劇團」網頁﹕


http://www.theatrehorizon.com/change.html


文 黃國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