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爆中國﹕廣東話之戰

潮爆中國﹕廣東話之戰


【明報專訊】提出過新廣州人主義的陳揚，


曾用「戰場」來形容新廣州的文化及社會狀。


新廣州指外來人口愈來愈多之下（市內起碼有三分之一人口為外省人），


廣州在社會、文化、語言、政策多方面變化下的新城市風貌。


新廣州的問題是﹕兩者如要融和，應是外來人迎上原廣州的腳步？


還是廣州原味將被外地人淡？


這融合問題，才是方言之爭的最重要背景。


所謂因亞運要統一廣播語言，只是廣東話戰爭的導火線。


這新廣州人的爭論，其中一個集中點即為廣州話的議題。誰是廣州人？新廣州人對此定義作什麼修正？廣州人是否要懂粵語？毫無疑問，廣州身分與廣東話息息相關，廣東話由是成為一個戰場，戰場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廣州本地新舊廣州人的融和或矛盾問題，二是京穗即中央與強勢地方的矛盾。當中有一弔詭之處﹕現在中國常常高調要保衛的，不是少數民族的瀕臨絕種弱勢方言，反而是上海廣州這種強勢方言。中央政府在實施中央統一權威時，刻意拿強勢卻間中不受管的地方勢力開刀，形成一種強烈反彈。有趣是，有對等強勢的地方（如上海廣州）才有實力抗衡，更弱勢的山上少數民族則全無招架之力。


中央打壓強勢語言惹反彈


在內地，廣東話有多個叫法，亦有稱廣州話、廣府話、粵語、白話。廣東話是泛稱，廣府話與廣州話特指廣州地道帶廣州音的方言（與香港粵語稍有出入）。粵語一般是廣東話人自己的叫法，外省人一般稱廣東話為白話（這也是我最後才知道的叫法，正如內地人說喝白酒，我是後來才知道是指米酒高粱等中國酒而非白葡萄酒）。


語言固然是流變的，要算香港廣東話跟廣州話都不一樣，我們雖共享一種發音與九聲系統，但語氣及尾音上，兩者仍有明顯分別。至於用詞，粗口的分別最明顯，因為以兩地最熱門的粗口助語詞來分析，你會很快知道兩者分別。香港人一般會說「好能煩」、「冇能用」，廣州人則用「好西煩」「冇西用」（「能」與「西」的粗口所指，請自行調整），香港愛用男性器官，廣州愛用女性器官，這是百發百中的觀察。無論「能」又好「西」也好，講起來大家都眉飛色舞，自信是無敵國罵。這就是真正母語的力量與生活感。我們慣用它，愛用它。它就在我們生活當中。很多廣東話單詞沒有普通話對應，只能意會，難以翻譯。它代表廣東文化的重要元素。雖然大江南北的挪移游走風氣正盛，有些語言會混搭外省用語，純正的廣東話會滲入不同元素，但只要這是慢滲而互動的自然發展，廣東話有所變異絕不出奇（例如香港廣東話就先後加入不少英語和日語字）。


但普通話究竟是什麼？它其實是一個溝通天下的良好意願，但往往出來卻變成一種行使霸權的武器。普通話近年的硬性普及經歷起碼兩階段，一是強調正統掃除污染口音的時代，大概是5至6年前，電視台高調掃除港台腔，禁絕節目中以香港及台灣腔的普通話。語言變成大一統的武器。掃除方言，也有減少地方主義抬頭的作用。比如十年前提出的大上海主義，強調上海的經濟發展及城市進步，生怕變成一個連中央都管不住的獨立城市。因而對大上海主義的打壓中，其中一樣便是對上海話的打壓。


電視台普通話掃除港台腔


在實際接觸的經驗中，這場打壓收到一定成效。起碼在我了解的上海地道生活圈子中，80後孩子還勉強常把上海話掛口邊，但據說他們的下一代即90後00後，上海話普通話兼用已成了常規。經常碰到的現象是日常對話中，上海話與普通話的頻密「轉台」已成常態。


可是打壓愈大，被禁制的反抗力愈大。好不容易，先兩年出了一個周立波，強調以上海話演繹笑話，迅即惹來全城轟動，他的《笑侃三十年》、《我為財狂》場場爆滿一票難求。周立波也故意挑戰北方的趙本山、郭德綱，被視為一種方言文化的上海反擊。往深度想，這場上海話戰爭已變成一種南北之戰，上海人在抗拒被北方語言的同化，誓要保留自己的文化根。


但很明顯，廣東話的保衛戰開展得不一樣，相比起上海的混雜特性，廣東地區的方言保存及運用更純正。很少操廣東話的人會在說話途中轉台，一就是講廣東話，一就是講普通話。廣州長大的孩子亦自小受雙語教育，在學校以普通話上課，在家裏或看電視都以廣東話為主（廣州人甚至慣於收看香港電視台多於廣州的）。


但對於廣東話會否被消滅，則可以說，廣東話面臨的挑戰比上海話小。因為廣東話處於一種極為活潑的生活語言狀態。有香港以往的強勢文化輸出配合，整個省的市場及文化底細，一整個持之千年的地域性生活形態。小小的電視台廣播語言的變更其實質影響不大，但象徵意味頗濃。不過，說因電視台的決策而令廣東話消亡則言之尚早。


官方有聽不懂怕造反心理


故此，更應提倡的可能是對普通話及方言的新認知。大家對普通話抗拒，無疑是一種近於對付霸權的抗爭，所謂官方語與生活語的區分，當官方聽不懂你說什麼，就形成一種潛在的怕你造反的心理（太平天國與孫中山皆為代表）。這是中央對廣東一直存在的驚恐。最好的方法，其實是雙方都釋出善意。對於廣東人而言，經常被人笑的是﹕永不能教曉一個廣東人說好普通話。問題是﹕為什麼要說標準的普通話？如果普通話只是一種溝通工具，我們要爭取的，反而是普通話的非道統化，落實它的工具化。亦即﹕大家都曉得基本用以溝通的普通話就行了，卻不要以所謂官方音中央台腔的普通話作為權威的代表，這種權威，其實就是變相的道統，被說成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正統。世界講求多元，貴族口音官方口音與邊緣口音民間口音的並存，是維護多元化尊重平權的世界趨勢，口音歧視固然存在，根源正是某種自以為道統的語言霸權。


這當然不是說大家不應學普通話，我們都學普通話，但普通話對中國人而言，其實是最沒生活感的。沒有所謂正宗的普通話，它並不源自生活，只是一種行政手段的結果。北京人也不說普通話而是帶北京腔的京片子，跟普通話差別很大。普通話應容許不同口音，更應互相尊重包容。說到底，普通話沒有文化底子，只可作為溝通工具。


承傳語言應先發揚文化影響力


滅絕語言對政權來說是天大的冒險，從來強勢及活生生的方言不可能被政策消滅。只有真正瀕絕種的部落弱勢語言才會因政策而加快消亡。如果強行禁止，後果可能是慘痛的代價與抗爭。南非1976年發生的索韋托慘案正源於其時奉行種族隔離的政府強行把中學部分教學語言硬性改為一種混合荷蘭語的Afrikaans，結果引致學生及人民暴動，軍人出手屠殺人民，並蔓延全國，正式改變了南非的黑人種族抗爭運動。


我們想像不了有朝一日，中央政府會出手禁絕所有廣東話。但廣東話的戰爭卻是一次警醒，當80年代港式文化強勢之時，大江南北都學廣東話唱香港歌，語言式微意味的往往是文化勢力的強弱。要承傳及發揚廣東話，其實就是先發揚廣東香港的文化影響力。


文 李照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