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5日 星期日

「被浪漫」的大浪西灣

「被浪漫」的大浪西灣


【明報專訊】老老實實,大浪西灣,我只去過一次。那是十年前和大學同學一起去鹹田灣看千禧年的日出,回程的時候經過。記憶所及,是海旁的村屋和士多,和通往吹風坳的小路,還有在路上相當冒失地弄失了同學的一盞火水燈。


要作這個聲明,是因為大浪西灣上村村長黎恩申訴,指村民賣地給地產商是因為迫於無奈而非見錢開眼,希望公眾不要把矛頭指向他們。他說﹕「你們一年來一次,不會明白村民在這裏謀生的苦。」換句話說,我們這些在城市人在高喊保護大浪西灣之前,得先警惕自己是否把這個地方來得過於抽象。


在許多要求保護大浪西灣的討論當中,都暗示了這兒本來是個「最後的淨土」,只是當下城市發展要張牙舞爪大肆破壞。這種想法把大浪西灣變成了城市人嚮往自然的一個符號,而非一條有歷史、有生命的村莊;而在這個把少數純潔淨化的過程中,當地人原來並沒有發言的位置。我懷疑,如果我們沒有以當地環境和歷史為基礎,則無論是倡議大興土木還是原封不動,兩者說到底都只是某種城市人的主觀願望,背後只代表另一種的壓迫。


對鄉村生活想像過於浪漫的批判,在香港的社會學界其實不新鮮。回想當年本科時代拿起「香港社會」課的必讀書《誰的城市》,讀到孔誥烽的「千年的壓迫、千年的抵抗」談蜑民歷史,感覺有如當頭捧喝。當年許多有心人為了保衛大澳的文化遺產,常常把大澳描述為一個與世無爭的傳統社區,只因忽然而來的外界干預而風起雲湧。孔誥烽認為這種說法對保護大澳不單無益,甚至有害。


把鄉土對立於都會,把傳統對立於現代,其實正正就是現代主義的「鏡像倒影」,不單無助於打破既有的宰制,更反過來為我們的思考空間設限。試想想,把大浪西灣稱之為香港的「後花園」,不就剛好認同和強化了其邊緣位置了嗎?相對於把鄉郊浪漫化,我們要更理解他們的過去,理解他們的邊緣性如何在歷史中被不斷重構。


從大浪西灣的歷史出發,村長說農村的衰落得從數十年前興建萬宜水庫說起。引水道改變了溪水的流向,影響到農業的發展;而隨年輕人遷走而來的人口下降,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也相繼撤出。學校關門了,醫療隊也不來了,剩下來的空置村屋或者能滿足城市遊人獵奇探秘的慾望,在村民的眼中卻很可能是歲月蒼茫的見證。村民為了謀生曾經私辦旅舍予背包客,結果卻換來無牌經營的政府告票。大浪西灣的邊緣位置,並不是因為堆土機的來臨而忽然出現,而是數十年來的政府政策和公眾(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忽視所做成。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還要去聲討那些村民的話,也未免涼薄。


來到今天,大浪西灣獲發展商的垂青,周邊的環境因而受破壞。按友人陳景輝的分析,這正是公共政府當中「鄉」和「郊」兩個概念被分割所致。如是者,如果我們僅僅去談保護郊野,而拒絕甚至仇視任何形式的鄉村發展,豈非同樣犯上政府「鄉郊割裂」的毛病。到了政府又如市區重建一樣拋出「要在保護郊野和鄉村發展之間取得平衡」之類的偽命題時,我們還回應得了嗎?


再想下去,「新界」這個概念之所以存在,本來就是一系列歷史巧合和政治關係的產物,當中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和權力關係處處不同。在石崗菜園村的抗爭當中,我們學會了原居民村和非原居民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大浪西灣的例子當中,我們或可開始探究在眾多「認可鄉村」之間,也不是每一條村落也如某些元朗圍村一樣受重視。可幸的是近年來以認真探求新界歷史為基礎的社會抗爭已愈來愈見模範,粉嶺北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回應就是一例。


大浪西灣的出路為何,在沒有充分理解其邊緣性之前恐怕難以解答。然而從「鄉郊結合」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設想某種以有機耕作和生態旅遊為基礎的本土經濟,一方面扶持鄉村生活的永續再生,同時達到鄉村發展與保護郊野的目的。這種思路,我想總比要求「什麼也不准發生」,強迫老婆婆住在破落的房屋裏面來讓我們每年凝視一次,應該更為合情合理吧。


後記


上面的討論是為各關心大浪西灣的朋友寫的。但我怕那些局長、副局長看不明白,這兒補上另一個版本給你們。到了二○一二年,如果你們的新上司忽發奇想要你們在新界鄉郊大興土木,你不用和他談「自然作為一種社會論述」之類的抽象東西,而只需要告訴他任何聲稱「香港郊野公園太多」的說法無論客觀來說屬實與否,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也屬政治自殺,對提升親和力與民望無助。香港的土地供應固然要增加,但在向郊野公園動手之前,何不先要求解放軍交回空置軍營。香港特首有膽量向北京告駐港部隊的狀,無論結果成功與否,支持率保證即升十點。


文 梁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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