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關係」的思考限度

明報
A32 | MP+觀點 | By 李祖喬、黃宇軒 2010-03-18


「中港關係」的思考限度


高鐵後，不少人關注青年的政治能量會否過渡到公投，但僅分析青年的公投意向，會忽視整體社會脈絡。近年政黨接班困難、泛民新生代傾向總辭、基進又惡搞議會的社民連獲得不少青年支持；同時，城市運動人數倍增，政治主體則是進步而有機的「80 後」。可見今天港人對生活議題政治化的關注，不下於那些很「政治」的議題（政黨、議席和政制）。此似乎是對「組織」、「政治」甚至「香港」等概念，都有不同想像。這不限年齡，也不能完全參考民運和社運史，倒更似是公民回應制度的另一種政治方式。

「香港」可以是什麼

我們現今未必能把握這種政治，但筆者拋磚引玉，認為首先要反思「中港關係」思考框架的限度。這個過渡期香港的主要政治思想框架，可能僅限於議會政制的領域，未必能延伸至解釋其他問題。在政制上，固然能指建制派擁護中央，泛民則代表進步港人，但世代論、反發展主義和有機政治行動的冒起，也標誌港人對香港精神和過渡期殖民政治的反省，箇中衝突實難以用「中港關係」的框架解釋，僅歸因於「中國影響香港」或「香港管治問題」。這非指中港對立不再存在，但在高鐵事件上，那「中港關係」無法解釋的政治實踐已有可尋。不少評論依然把反高鐵者標籤成「反對中港融合」，把興建高鐵單純視為「加強中港連繫」，兩種說法都過分簡化，遮蔽了更真實的政治問題：香港要成為怎樣的城市？

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 的思考頗有啟發性：城市政治的核心，是城市的多層次定位。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在80 年代視倫敦為全球城市，在政策上將大部分資源流向倫敦打造金融之都，卻忽略了這種全球定位既破壞了城市的本土經濟和環境，又令北方城市停滯不前，在區域上跟倫敦形成緊張關係。同理，香港也身處本土、區域、國家與全球4 個層面的張力之中。在高鐵事件上，支持者只想像到全國高鐵網絡中的「香港」，反對聲音告訴我們高鐵如何侵蝕「本土」的庶民生活、意味怎樣的利益分配。區域而言，高鐵的受惠者是誰？身為全球城市的「香港」會否因為高鐵事件而提升國際形象？這四個層面，在建設香港和分配資源時都必須回應與平衡，卻似乎難以回答——因為它們是資源分配的政治問題，而我們往往只以「反大陸化」、「加強兩地經濟合作」和「管治問題」等修辭去騎劫和迴避。除了一國兩制和經濟城市，我們很少想過「香港」可以是什麼，為本土、區域、國家和全球的人帶來怎樣的價值和貢獻。

即使是「中港關係」裏的「中國」，也非鐵板一塊。內地網民在Twitter 支持港人反高鐵，港人也北上聲援維權運動，香港功能組別不僅是港英遺產，也是區域性的內地利益集團，就是北京嘗試在其他政策上不直接干預，全球資本主義及國際關係的波動，也會影響香港，例如香港跟台灣的合作關係。

「中國」跟「香港」的關係，並非平面地圖上兩個地方的迎合與抗拒，也有不同地理層次的資源分配公義問題。意識到這點，我們才明白到香港的政治，實非僅在政制成敗。公投之重心，實不在其戰略成效，而在其跟高鐵在時間上的偶合，加上泛民跟高鐵示威者曾聯手連結議會內外，令人想像這會否帶來新的政治想像。

作者是Roundtable 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