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關啟文 2010-03-04

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有些人是夢想家，卻不敢用行動抗爭。一些人勇於為追名逐利而作戰，卻沒有超越的夢想指引。劉曉波卻同時是夢想家和戰士，這真是罕見的結合。

劉曉波在1955 年出生，在1986 年，他只是一個研究生已在中國文壇引起「黑馬」震盪，1988 年6 月他獲北師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國進修。然而劉曉波在1989 年4 月27 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劉賓雁說： 「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果然他在6 月13 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陳軍說：

「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道德的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什麼資格談民運？……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劉曉波，《悲劇．審美．自由》，台北：風雲時代，1989，頁80-81）

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令人敬佩。

然而劉曉波的厄運沒完沒了，因為他堅持民主運動，所以他經歷長期的折磨和數次監禁。他發起《零八憲章》，再次惹禍，在2009 年聖誕日被判入獄11年。他在博士論文寫道：

「人應該在正視人生的殘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滅，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滅。」

劉曉波坐言起行的氣魄特別令人動容，在89 年6 月1 日的絕食演講中，他說： 「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對專制的批判

劉曉波勇於對不平事尖銳批判，他1996 年在獄中這樣寫道：

「20 世紀是一個大邪惡造成大苦難的世紀……極權主義對人類精神的扼殺。無視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是20 世紀最醒目的標誌。」（〈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北京之春》總第90 期，2000 年11 月，頁43）他在1988 年撰文〈混世魔王毛澤東〉，我年輕時看到這題目已感震撼！如劉曉波所言： 「中國人都沒有公開鞭屍的勇氣，在對他（毛澤東）否定時，一副羞答答的樣子。」然而劉曉波卻絕不羞答答，直斥毛澤東： 「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更沒有人能夠把自己裝扮得像紅太陽一樣光輝燦爛。」毛「把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把中國人的愚昧和軟弱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毛澤東不啻千古罪人」。

我去年到訪一個中國農民家庭，在大廳仍然看到一張這千古罪人的紅太陽海報，實在令人唏噓。劉曉波清晰指出我們追尋的應該是一種制度和文化上的徹底改革，不能「只反昏君、貪官而不反專制……尋找『明主』、『清官』是中國人做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夢……不是昏君、貪官使專制政體腐敗，而是專制政體的先天性產生昏君、貪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制政府中都將成為昏君、貪官……沒有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所以他的結論是： 「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為個人、作為昏君的毛澤東，而是否定作為整個專制政體的總代表的毛澤東。」（《悲劇．審美．自由》，頁35-45）真的是一矢中的！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有些人說劉曉波是全盤西化派，就他對西方自由人權的擁抱而言是對的，但他也對西方的「自由」社會有強烈的批判（主要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他認同要「對大眾文化持一種激進的批判態度……大眾文化所培養的受眾是一群趣味相同、粗糙、低劣的同質人。換言之，資本主義制度自發地利用大眾文化進行一體化的操縱」。這並不能產生真自由。「他們的世俗欲望使現代的消費社會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種喜氣洋洋的災難。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視圖像和大眾明星添滿了人們的閒暇……這一切都在窒息人們的反思能力、懷疑精神和反抗的衝動，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蒼白化。不願意獨立思考，不願意選擇冒險的生活，對時尚和流行的盲目順從，把現代社會變成了由可口可樂、流行音樂和肥皂劇組成的廣場……人類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質量、追求超越價值的衝動，失去了以懷疑和批判為起點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他慨嘆：「我們沒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車的渺小心願；我們不再被神的靈光照耀，只想仰望麥當娜漂亮的臉蛋和修長的大腿。」（以上引句見〈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

這些評語同樣可應用到香港社會，只是要把麥當娜換成周秀娜。

有些人認為為了追尋制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庸俗化（甚或墮落）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有些人更以自由人權之名歌頌這種趨勢。然而劉曉波一方面對自由民主制度的追尋毫不含糊，但同時卻指出自由社會仍然需要精神的提升和超越價值的指引，這樣才能避免大眾文化的「一體化操縱」。

結論

我絕不是說劉曉波的思想都對，這裏只想讓更多人明白他那種充滿熱情的批判性思考。他洞悉現實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價值和理想，無論是專制和「自由」主義都不能叫他滿意，那他如何能不悲觀？然而劉曉波說： 「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當然，這樣做是有代價的，劉曉波完全明白： 「立志於成為一個人的國人，必須有付出巨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別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過上人的生活。」（〈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明報月刊》，1989 年5 月號，頁45）

作者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