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中下階層的政策和香港固有的經濟理念沒有矛盾

明報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3-12


照顧中下階層的政策和香港固有的經濟理念沒有矛盾

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農曆年廿九，我在「筆陣」許了虎年三願：一願基層市民早日脫離在職貧窮；二願月入一萬，佔香港工作收入中位的「人中人」，早日過中產生活；三願社會早日達至和諧，同心同德把餅做大。這三個願望中的最後一個是生產問題；前面兩個：關乎基層和中層的生活質素，涉及分配問題。目前香港最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在生產方面，是如何看待經濟結構中各行業的關係；在分配方面，是在上下階層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層收入下跌的今天，如何看待各階層的關係。後面這個問題，是經濟問題演化成為政治問題的源頭，也是經濟發展遭受巨大政治阻力的原因，這些矛盾不可謂不深。

在討論如何應對這些矛盾的時候，社會上往往有一種輿論，認為香港既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問題就應該由市場力量解決，政府不應介入。我認為（一）過去10 多年的經驗說明，市場力量沒有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在未來的日子裏，問題可能惡化；（二）香港固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但事實說明，香港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過去和現在，都實施不同程度的分配政策？什麼是「分配」？

稅制和福利制度具分配作用稍減社會緊張

經濟理論把經濟活動的過程和成果，分成生產和分配兩個方面。這種分法，我們在香港和西方國家念西方的經濟學，都學過這些理論，不是社會主義獨有。為什麼要研究分配問題？因為市場力量往往造成貧富的高度懸殊，違反社會公義的理念，而且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過去，我們的想法有兩個誤區，一是以為只要不斷把蛋糕做大，不同行業、不同階層都會分到更大的份額，這就是「滴漏效應」的理論。二是以為中下層市民得到「滴漏效應」的照顧，因此香港至今沒有分配的意識和政策，將來也不要有。

事實是：﹙一﹚雖然戰後兩代香港人，不斷從基層到中層，從中層到上層急速爬升，但過去10 多年，由於香港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滴漏效應」已經失靈。﹙二﹚香港既是低稅率和簡單稅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基於社會需要，同時有明顯的和不同形式的分配政策，而且與時俱進。「滴漏效應」失靈，過去我在「筆陣」用數字分析過幾次，今天集中談香港固有的分配政策。

香港的稅基非常狹窄，因為（一）稅種不多；（二）納稅的人數少。香港的三大稅收是：利得稅、薪俸稅和印花稅。這三項稅收，去年共有1550 億元，佔香港全年（賣地以外）的收入的（61.8）%。這情有什麼特點？（1）利得稅是做生意，或者作為股東投資生意後，得到利潤而繳納的稅，和一般市民無關；（2）印花稅是買賣股票和房地產的交易稅，對一般市民來說，關係也不大；（3）薪俸稅對基層和中層市民來說，稅賦十分寬鬆。據統計，香港的工作人口當中，只有33.3%交納薪俸稅，每年有交納1 萬元以下薪俸稅的佔工作人口的20%。在2006 年，收入最高的10%的住戶繳交的薪俸稅佔了總數的81%，而最高收入的20%住戶承擔了94%的薪俸稅賦。香港稅制的分配作用，明顯不過。

在薪俸稅的稅率方面，和其他社會一樣，香港採取累進制，只有收入達到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口才需要繳交稅款，扣除基本及各類免稅額後，第一個4 萬元才徵2%，第二個4 萬元徵7%，第三個4 萬元徵12%，餘額則徵17%，而更高收入人士則全數繳交標準稅率15%的稅賦。稅率雖然不高，但累進的跳幅頗大，也是體現了「能者多付」的精神。

房地產買賣要繳納印花稅，但印花稅率也是累進制。2010/11 年度的印花稅率，200 萬元或以下的樓宇買賣只需繳付100 元，此後幾個階梯稅率為1.5%，3.75%，和4.25%。

香港沒有商品和服務銷售稅，對開支小的基層是一種優惠。香港有煙酒稅，過去也有化妝品稅，徵收這些稅的觀念，是這類消費不是必需品，甚至是奢侈品，因此要納稅。買汽車，也要納從價稅，車價愈高，稅賦愈重，不是因為名牌小跑車佔用路面比廉價房車大，而是車主「付得起」。

香港有龐大的公屋計劃，租金遠低於市值，而且由政府負責維修，標準也不斷提高，通過上樓、重建、再上樓，大批市民的居住條件不斷改善，這是最明顯的政府二次分配行為。

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發達，服務優良，而且費用低廉，香港永久居民到公立醫院的普通科門診求醫，收費只為45 元，專科門診也只是100 元，如要住院，入院費50 元另加每天100 元。為了確保沒有市民因為低收入而得不到醫療服務，醫院管理局就低收入人士、長期病患者及貧困年長病人，設立了公立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

在社會保障方面，香港的福利開支也不小，各類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的受益人共計28 萬人，涉及政府開支279 億元。政府也積極提供和資助各類型的社會服務，除綜援計劃之外，政府在2008/09 年度撥出16.3 億元予社會福利署提供服務，另外撥出87.4 億元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類型的社會服務，這些更是有意識的分配行為。

以收入高低組別分析，最低收入的30%住戶，獲分配到43%的公共房屋，和45%的醫療福利。根據統計處200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的數據，稅收和福利分配對於社會收入的影響有明顯的二次分配效果，除了收入最高10%住戶外，其他的住戶都從稅制和福利分配中得益，而收入愈低，稅收和福利政策對其收入的正面影響愈大。不計算稅收和福利轉移， 2006 年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3，比1996 年的0.518 要高，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字則為0.475。這個數字是要說明：如果香港沒有現行的稅收和福利制度，貧富懸殊的問題會更為嚴重，社會的張力會更大。

香港目前議論的最低工資，並非新生事物，打從香港從菲律賓輸入第一名家庭傭工開始，香港就有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不僅是為了保障海外女傭的收入，同時也為了避免影響香港基層工人的收入。

妥善解決分配問題可以減少政治困擾

幾天前，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以下一段：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過去幾十年，香港社會在周邊環境波動中相對穩定，在穩定的社會中取得發展，在發展中造就了工商界的大好營商機會，靠的不完全是市場力量，歸根究柢是在資本主義的大前提下，同時有一套合理分配的觀念和政策，而且實事求是，按需要不斷調整。

我們社會如果在分配問題上想得更開，日後的經濟發展，就可以在議會內外減少政治困擾，全面普選後的不確切因素也可以部分消除。要解決這問題，一方面要靠在自由市場中主宰分配的人的自覺和自律，另一方面要靠社會制訂出較合理的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