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他的衣服—— 看《歲月神偷》

明報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郭梓祺 2010-03-21


誰偷走了他的衣服—— 看《歲月神偷》


如果今日的香港真有問題，那大概在於我們平時已經連煽情的故事都講不好了。所以，最近據說才會有那麼多人會因《歲月神偷》而哭得死去活來。我也先得承認，相對而言，羅啟銳說故事的技巧圓熟，雖然我很不喜歡這部或會繼《香港製造》、《花樣年華》、《無間道》等而成為某種香港時代標記的電影。

懷舊本身沒問題，血癌或十號風球等橋段本身也沒問題，連英國旗、彩虹和另一條彩虹、給吐出來的血水染紅那一束散失在地的白玫瑰等象徵本身都沒問題，問題只在將他們反覆堆疊，直到弟弟最後把那面曾經鍾愛的米字旗拋下大海，期望最愛會因而回歸；嫌那未夠，鏡頭一轉，他還考上拔萃活出彩虹，欠的便只是爸爸和哥哥突然從死裏復活，在墓裏爬出，一家團聚和諧穩定了——當然，這樣神怪，一定又過不了內地的電檢制度，正如導演說北京那場戲的背景本有文革標語，結果卻得刪去，更古怪地讓人自行將血斑斑的時空錯配。那幾面在夜裏看不清的牆，就這樣成了兩小時裏唯一的留白，乾乾淨淨。

前人早就提點： 「不一字，盡得風流」。當一部電影這樣不相信暗場（除了最後「十年後弟弟也長大了」的墳前一幕）、這樣不相信觀眾，他結果也就好像不怎樣相信電影的魔力，連帶不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了。這也解釋了為何雖然導演調內容不少是童年經歷，但出來的感覺卻如此抽離現實。

對白用心是用心了，但除了「細佬你的發光」一句比較像人話，其餘的愈用心則愈煞有介事，正如那句有點唐突的「香港很亂」。電影裏，人的生命和時代既不可信，所以橋段和近於礙眼的象徵才會如此重要，大大小小加起來，不幸地就成了一個不斷阻止人投入的觀賞過程。

更令人鬱悶的，可能是隨電影與獎項而來的人云亦云。在香港，我們好像愈來愈害怕說出感受和直覺，生怕把宇宙打擾，結果只好相信別人都說好的東西。所以我們相信「國際」，同時覺得自己很國際，雖然我們有時不太清楚國際是什麼，包括《歲月神偷》其實得到一個怎樣的國際獎項。如果我們真對自己有點信心，也把自己算在國際之內，看過電影之後，懷疑應該是起碼的反應。畢竟世上很多獎項都是以他的得獎作品來否定自己的。

但這電影無論如何還是載譽歸來，也勢將與政府的保育政策互相輝映下去。行有餘力的人，不妨以之對照西班牙導演域陀艾里斯（Victor Erice）的《蜂巢的精靈》（The Spirit of The Beehive）。同樣關於往昔，同樣關於一家四口，同樣以喜歡看電影的小朋友做主角，你有夜光杯仙，我有科學怪人。但誰更相信電影和觀眾，誰藏誰露，孰高孰低，哪部電影將會在流變的歲月裏留下？是如陽光的檸檬茶美學加上令人憶起《初戀無限Touch》的劉天蘭側影，還是對歷史的省思與對孩童世界的認真探索？

羅啟銳最誠實的地方是他沒迴避自己的精英情結。承認自己精英的身分是件好事，最少那會比較容易讓人聯想到使得某人或群體成為精英的社會背景， 「只要努力就會成功」也總得在合適的社會脈絡才能發揮功用。刻下的社會脈絡又是如何、為何精英都不見了？據說羅啟銳的創作動力正正來自「80 後的問題、大家的迷惘」云云，我不肯定他心中那個問題和迷惘是什麼，倒是想起陳雲的舊作《民主戲一場》。8 年前一段關於中產的話，竟能借用來統括今日香港的問題，雖然問題於今尤烈：

然而最威脅中產生存的，是日益不公平的市場壟斷和氾濫失準的大專教育，前者令中小企無立錐之地，後者則令中產者就業市場紊亂，而且無法在香港安心培育下一代。中小企業主是中產者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他們目前正受到官商勾結的商場欺凌，政府從不考慮訂立公平競爭法，取締壟斷聯營的經營手法，使小商人可以掙扎求存；也不考慮開徵「物業空置稅」，令小商人面對壟斷地產商時，多點議價能力。在高等教育上，董建華去年年底表示，要在10 年內讓六成青年接受專上教育，但他不是要將六成中學畢業生培養為優秀人才，而是要提高收生學額但又削減大學資助，並且用副學士和毅進課程來生產次等貨色。（頁145）

接手的政治人物，就這樣眼巴巴看時間溜走，讓問題在面前每愈下，怎能不叫人迷惘。

回到《歲月神偷》， 「時間」當然是一大重點，弟弟的體罰是貼在黑板報時和倒數，努力收集的也是「永遠有效」的明星卡。我想起認為電影就是「時間的藝術」的前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他的電影筆記就叫做《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書中的一段話，準確回應了這電影、這時勢，實在值得我們再三思考，拙譯如下：

我們不應因觀眾的壞品味而責備他們——生命沒給予我們相同的機會去培養美感判斷。那正是困難所在。但這也不代表觀眾就是藝術家的「最高裁判」。誰是觀眾？什麼觀眾？所以負責文化政策的人更要為藝術創造一個好的氣氛，好的水平，免得虛假偽善的東西會把觀眾打發，繼而步步敗壞他們的品味。（原書頁174）

說到這裏，不期然想起近日種種關於藝發局撥款不公的報道和評論。為香港製造藝術氣氛，訂定水平？如果他可以合乎常理地運作，不以扼殺有心人為己任，我們已要額手稱慶了。然則藝術家又當如何？塔可夫斯基緊接說： 「我們只能用自己作品的水準來回應問題。藝術家要誠實地表達他關心的，而且要把他說得最好，尤其當觀眾發現所說的既重要又與自己真切相關。」讀讀觀眾寫給塔可夫斯基的書信，就會明白，他做到了，他的藝術讓人活得更好。

不是人人都有很高的欣賞能力，所以有幸知道這點的人，不論創作還是評論，尤其需要做得更好，為大家訂出一個更好的準繩和更像樣的水平，大眾才會沒那麼容易受到炫人耳目的東西欺騙。唯一令人安心的，可能是看《歲月神偷》時身旁幾個熱愛電影的中學生一直看得坐立不安。他們肯定早在暗黑裏把事情看清，然後如同《蜂巢的精靈》裏的Ana一樣，一邊看電影一邊忍不住跟人交換耳語： 「他為什麼不穿衣服？」他們將來一定會為自己、為香港說出更真實更動人的故事，等瞧。討論和寫作可以驅散鬱悶，所以就有了這篇文章。

文郭梓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