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03-20
私宅供應政府懶理埋禍根對症下藥須長遠發展策略
政府悉數盡推夾屋和宣布推售居屋貨尾單位之後，稍為紓解了渴望置業市民對政府的壓力，不過，這個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對措施，本港土地和房屋供應失衡的本質，並未根本改變。我們認為，政府在政策取向、部門架構和思維模式，需有大幅度調整，才有可能長遠地解決問題，使土地和房屋供應得以處於相對均衡境。
發展局管保育活化就無關房屋局管公屋私宅就不理
目前政府涉及土地、房屋和土地使用的部門，基本上有3 個，分別是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行政長官曾蔭權於2007 年7 月其第二任任期開始，政府架構和部門職能都有所調整，發展局和環境局都是新設的政策局。本來，政府管治、部門分工，按實際情和需要調整，完全有必要，若政府未能與時俱進，施政就會出問題。
發展局負責土地供應，勾地表制度就由發展局制訂和執行，其職能兼顧發展與保育，一改過去政府側重發展之弊，尋求兩者平衡，在保育意識高漲下，這個設計可算恰當。但是發展商不勾地，發展局也無可奈何，至於保育，例如發展局確定保育荷里活道警察宿舍之後，即與局長林鄭月娥無關，如何活化就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至於房屋供應，運輸及房屋局所負責房屋事務，只及公營房屋，私人房屋部分與局長鄭汝樺無關。
政府內部運作，雖然有既定程序機制確保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不過本港土地、房屋供應及土地使用，涉及上述3 個部門，是事實，兩年多來，雖然未見政出多門之弊，但是關於長遠土地、房屋供應與需求的規劃，卻付諸闕如。近期樓價升，市民置業困難，主要因為供求失衡，這個情並非一朝一夕冒出來，而是一段時間以來，政府以勾地表制度代替定期賣地，放棄土地供應的主導權，埋下禍根，現在長出了新住宅單位嚴重不足的惡果。
回歸前，港英政府治下的房屋政策，領導部門單一，而且就供應和需求有長遠規劃。當時房屋司負責全港房屋政策，到1997 年1 月，港英政府還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規劃到2006 年本港在公營（包括公屋和居屋等）和私人房屋的需求和供應。當年港英政府預計由1995 至2006 的11 年內，每年房屋（包括公營、私人）需求量為8 萬個，其中私人房屋需求為3.4 萬個。前任特首董建華曾就「八萬五」政策辯護，表示只是執行港英留下來的政策，從事態發展而言，董建華所說基本符合事實，只是人們把他視作「推」樓市的元兇，董建華也就百辭莫辯了。此乃後話。
我們介紹港英政府當年的做法，是要對照出目前特區政府並無統攬房屋政策的部門，也無科學客觀數據掌握房屋實際需求，然後規劃土地來滿足供應。
本港目前對房屋的需求，政府僅以過去10 年一手私人住宅成交平均每年為1.91 萬個，視為市民的置業需求。較早前，我們已經指出政府這個數字乃基於片面數據，有誤導成分。因為20 年來，市民對住宅的需求，從兩個客觀數字顯示出來：（1）政府供應的居屋，由1978 年居屋計劃開始，到8 年前取消興建居屋，房委會共賣出了約30 萬個居屋單位，即平均每年約1.2 萬個；（2）發展商供應的私人住宅，1990 至2004 年間，每年由2 萬個至3萬個不等（直至2005 年以來，則持續不足2 萬個，09 年更不足1 萬個）。這兩個數字加起來，說明過去20 年，市民每年消化約3 萬至4 萬個單位。
成交量不等於需求量掌握數據要科學推算
政府把成交量當作需求量，肯定未能反映市民對房屋真實需求，而執行政策的林鄭月娥說過政府有信心每年供應約1.4 萬至1.8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以滿足需求。這個供應量真的可以滿足需求？我們要求政府提出更實際數據。因為單以每年約4 萬對新人結婚，理論上他們都需要新居所；另外，本港離婚數字每年約1 萬宗，理論上，離婚家庭都一分為二，就需要多一個居所；還有是投資移民和內地投資者來港買樓，據地產代理透露，近期本港新樓買家，內地客約佔三成。
我們粗略分析對房屋需求的族群，只為指出一點：就是房屋需求和土地供應，與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甚至政治環境等關係密切，要用科學模式推算，雖然預測不一定完全準確，但是有了基本數據，則隨情變遷而調較，也就有所本。這是真正的科學發展觀，曾蔭權對這個概念朗朗上口，在房屋政策上卻未顯現出來。
決策不能「手掌撞腦袋」單一部門統攬房屋政策
還有一事證明政府土地政策輕率之處。兩年多前，政府把10 幅酒店放入勾地表，供發展商勾地興建酒店，推動旅遊業發展，但是這10 幅酒店用地，從未被勾出拍賣。當日政府做過什麼調查研究，認為有需求？也有發展商願意投資建酒店？若無確切數據支持，只是個別長官「手掌撞腦袋」想出來的主意，則與過去被人詬病笑話的內地決策模式，有何分別。事實上，內地決策已經走過那段輕率、粗疏的日子，本港難道已經把棒子接了過來？
因此，我們認為，（1）政府應該調整架構，或重組職能分工，由單一部門統籌房屋政策；（2）應以科學方法，找出市民對房屋的真實需求，然後規劃土地供應以滿足需求；（3）恢復定期賣地和復建居屋。只有以戰略眼光長遠規劃，才可以使房屋供應和需求不致過度失衡，較好地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相關新聞刊A2】
2010年3月21日 星期日
最低工資拉鋸 商界還價20元 勞工界：1%打工仔受惠 不如不訂
明報
A02 | 要聞 2010-03-19
最低工資拉鋸 商界還價20元 勞工界：1%打工仔受惠 不如不訂
【明報專訊】統計處公布去年第二季薪酬調查結果，本港逾277 萬打工仔的時薪中位數為58.5 元，但有2.87 萬人的時薪低於20 元，低薪的行業主要是清潔保安及飲食業等（見上圖）。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有關數據後，7 月份會提出最低工資水平，工會堅持有關水平訂於33 元，但商界昨日有人甚至提出20元的低水平（涉及總僱員1％）。勞工界指出，若只有1％打工仔受惠，「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
第二輪諮詢至下月26 日
統計處的《2009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報告》，是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制訂最低工資時主要參考數據。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強調，報告只是其中一個參考數據，委員會亦會考慮勞動市場、經濟狀、競爭力、生活水平等一籃子指標。委員會昨日展開第二輪諮詢，至4 月26 日結束。當局希望立法會7 月通過立法後，讓商界有半年調整期，明年第一季落實法例。
時薪中位數58.5 元
有關報告顯示，在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政府僱員的277.66 萬僱員中，時薪由20 元以下至900元不等，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8.5 元。約13 萬人時薪為24 元以下（佔總僱員4.7％），近47 萬人時薪33 元以下（佔16.9％），約1％僱員、2.87 萬人時薪低於20 元。
2.8 萬人時薪低於20 元
若以行業分類，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時薪中位數最低只有27.6 元；其次是飲食業（32.7元）、雜項活動（包括安老院舍、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等）（33.7 元）及零售業（39.9 元）。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表示，若最低工資訂為20 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20 元以上，便會對就業、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他指一旦訂立最低工資，即使經濟轉壞亦不輕易下調，「向上調永遠較易做」。
張宇人：向上調永遠較易
但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表示，張宇人所說的不是自由黨的立場，相信張只反映行內薪酬情，他強調，報告與該黨較早前的調查不謀而合，若最低工資訂在24 元，約13 萬人受影響，24 元或以下是商界可以接受的幅度。
職工盟李卓人及工聯會王國興批評，若最低工資訂在20 元，最終只有約2.8 萬人受惠，根本無法紓緩在職貧窮問題，訂在24 元亦只有13 萬人受惠，李卓人說： 「只係得啖笑……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他們堅持33 元才可解決在職貧窮，而且「對商界影響亦有限」，強調打工仔工資上升、消費增加後，亦對本港有好處。
A02 | 要聞 2010-03-19
最低工資拉鋸 商界還價20元 勞工界：1%打工仔受惠 不如不訂
【明報專訊】統計處公布去年第二季薪酬調查結果，本港逾277 萬打工仔的時薪中位數為58.5 元，但有2.87 萬人的時薪低於20 元，低薪的行業主要是清潔保安及飲食業等（見上圖）。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有關數據後，7 月份會提出最低工資水平，工會堅持有關水平訂於33 元，但商界昨日有人甚至提出20元的低水平（涉及總僱員1％）。勞工界指出，若只有1％打工仔受惠，「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
第二輪諮詢至下月26 日
統計處的《2009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報告》，是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制訂最低工資時主要參考數據。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強調，報告只是其中一個參考數據，委員會亦會考慮勞動市場、經濟狀、競爭力、生活水平等一籃子指標。委員會昨日展開第二輪諮詢，至4 月26 日結束。當局希望立法會7 月通過立法後，讓商界有半年調整期，明年第一季落實法例。
時薪中位數58.5 元
有關報告顯示，在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政府僱員的277.66 萬僱員中，時薪由20 元以下至900元不等，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8.5 元。約13 萬人時薪為24 元以下（佔總僱員4.7％），近47 萬人時薪33 元以下（佔16.9％），約1％僱員、2.87 萬人時薪低於20 元。
2.8 萬人時薪低於20 元
若以行業分類，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時薪中位數最低只有27.6 元；其次是飲食業（32.7元）、雜項活動（包括安老院舍、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等）（33.7 元）及零售業（39.9 元）。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表示，若最低工資訂為20 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20 元以上，便會對就業、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他指一旦訂立最低工資，即使經濟轉壞亦不輕易下調，「向上調永遠較易做」。
張宇人：向上調永遠較易
但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表示，張宇人所說的不是自由黨的立場，相信張只反映行內薪酬情，他強調，報告與該黨較早前的調查不謀而合，若最低工資訂在24 元，約13 萬人受影響，24 元或以下是商界可以接受的幅度。
職工盟李卓人及工聯會王國興批評，若最低工資訂在20 元，最終只有約2.8 萬人受惠，根本無法紓緩在職貧窮問題，訂在24 元亦只有13 萬人受惠，李卓人說： 「只係得啖笑……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他們堅持33 元才可解決在職貧窮，而且「對商界影響亦有限」，強調打工仔工資上升、消費增加後，亦對本港有好處。
應對香港經濟的深層次問題——發展香港的海事法律及海事金融服務業
明報
A12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3-19
應對香港經濟的深層次問題——發展香港的海事法律及海事金融服務業
溫家寶總理在3 月14 日的記者會上指出： 「香港在經濟上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第一，就是如何發揮已有的優勢，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地位；第二，就是如何結合香港的特點發展優勢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第三，就是要利用香港毗鄰內地的優勢，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珠三角的聯繫。內地的廣闊市場、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是香港今後發展的潛力所在。」
多位香港經濟學者均認為：溫總理的言論是「敦促香港要走『高增值』的道路。」
3 月7 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全國人大代表團時也強調： 「香港要積極適應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把外來的壓力轉化為優化經濟發展的內部動力，一心一意謀發展，靈活應變創新路，特別是要深化粵港澳合作，密切和內地經濟聯繫和合作，抓住難得的發展機遇，找準香港發展的戰略地位，發展優勢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提升香港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昨日，城大的法律學院宣布成立「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提供海事、航空、運輸等專業教育、培訓和研究力量，協助推動高增值的海陸空運輸服務業，在貨櫃港的運輸業務之上，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國際航運服務中心。
航運服務業方興未艾香港應借鏡倫敦
在香港發展海事法律和海事金融服務業，完全符合溫總理和習副主席的要求，因為這兩類服務業「結合香港優勢」、「聯繫珠三角」， 「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找準香港發展的戰略地位」……
香港是世界主要的航運中心，《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有關於航運的條文，可見航運對香港的重要性。但是，過去香港的航運業，以貨櫃碼頭業務和船舶運輸業務為主。
近年，香港不少意見認為，由於內地，尤其是毗鄰香港的廣東一帶，貨櫃碼頭的競爭力愈來愈強，因此香港作為航運中心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甚至有人認為香港的航運業是夕陽行業。但我認為，我們在看到內地港口競爭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發展香港海事服務業的機遇。
過去10 年，內地的航運業確實突飛猛進，港口年輸送量增長近250 倍，達到70 億噸。現在內地的410 多個港口擁有3 萬個碼頭泊位，其中萬噸級及以上的泊位1400 餘個。在全球港口貨物輸送量排名前10 名中，中國內地佔有6 席，成為港口大國和貨櫃運輸大國，港口輸送量和貨櫃輸送量連續6 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位於世界前列的大港，除香港外，還有：上海、深圳、寧波—舟山、青島、天津、廣州等。上海港2009 年貨櫃吞吐2500 萬標準箱，位居世界第二位。洋山港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核心，預計截至2020 年，洋山港可佈置30 多個泊位，通過能力1500 萬標準箱以上。深圳港2009 年共吞吐1825 萬標標準箱，世界排名第四。目前，深圳港口的重點發展項目是大鏟灣碼頭，預計到2015 年，大鏟灣港區輸送量將達到1300 萬箱，將進入世界前10 名貨櫃碼頭行列。廣州港在全球貨櫃港排名中名列第七，該區的南沙港區二期工程也正在建設中。寧波—舟山港和青島港去年貨櫃輸送量分別位居世界第八和第九。
航運業和航運中心的內涵，遠遠超過貨櫃碼頭業。香港的貨櫃碼頭業人所共知，但航運服務業則方興未艾。倫敦是世界主要的航運中心，但倫敦沒有貨櫃碼頭，也沒有其他形式的大型碼頭。倫敦的航運業務，包括船舶登記、買賣、租賃、融資、管理服務、保險及相關的法律文件草擬服務。出現糾紛時，包括船舶本身，船上人員和貨物的糾紛時，專門的海事法律師提供訴訟、仲裁、調解和索償服務。倫敦的航運服務業有幾個特點：（一）收入比碼頭業務高得多；（二）佔地面積比碼頭業務小得多；（三）技術密集；（四）要有健全的法治和金融環境；（五）要有緊密的國際聯繫，包括世界通用的語文環境。
倫敦作為國際航運服務業中心的條件和相對優勢，香港也基本具備：香港有優良、穩定和可靠的法治和金融環境，有兩文三語的特點，也有緊密的國際聯繫。同時，香港亟需在現有的貨櫃碼頭業的基礎上，作產業調整和升級，爭取更高人均收入的航運業務。目前，跨國貨運所需的法律服務，大多由國際律師事務所及外國律師提供，通過教育和培訓，本港的律師絕對有能力擔任這些職務。
一年多前，城大邀請航運界翹楚，包括船東會主席加入顧問委員會，就開創海事法課程進行諮詢和論證。昨日，城大宣布這個構思成為事實：城大法律學院正積極籌辦海事航空法學碩士課程，希望趕及今年開課。
香港現時未有類似的碩士課程，城大將進一步考慮擴大課程範疇至海事仲裁、法律博士或法學博士。同時，城大的法律學院與商學院研究推出跨學科短期課程，供海運航空界的從業員修讀。除了學習基本的海事、航空、運輸的專科法律知識，以及有關保險、國際貿易、貨運合約的法規外，跨學科的設計將有助從業員更了解商業運作，貼近世界趨勢和市場發展，應付未來的實際工作。
在金融方面，我過去在「筆陣」分析過：香港的國際金融業務相當集中在股市相關的交易。海事金融包括海事保險，是在我國發展成為船舶大國和航運大國的今天，香港可以積極發展的新金融業務。
兩個月前，我和城大校長、法律學院院長和商學院院長拜訪保險業聯會，得該會十多位負責人接待並介紹香港海事保險的現和發展路向，雙方同意就城大如何在培訓及輸送人才方面支持海事保險業的發展，進一步共同努力。
由香港保險業聯會主辦的2010 年「國際海上保險聯盟執行及技術會議」於本周一、二在香港舉行。近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洋面保險公司的管理人員參加會議。國際海上保險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Marine Insurance，簡稱IUMI）主席Deirdre Littlefield 女士在午餐會上主講「經濟逆境下的洋面保險」，我聽後認為：香港海事保險業的發展機會，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國際海上保險聯盟創立於1874 年，秘書處設立於蘇黎世，是一個世界性組織，現由來自50 多個國家或地區的會員組成，2014 年的年會將在香港舉行。
競爭力的本質：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海事金融服務是重拾「有」和「優」的機遇
香港旭日集團董事長楊釗先生有句名言： 「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用以說明競爭力的本質。我認為這八個字，是香港經濟調整、轉型、走位、避免邊緣化的八字真言。相對內地的港口發展，香港的貨櫃碼頭業已不能說「人無我有」，至於「人有我優」，香港碼頭的相對競爭力也逐漸褪減。海事法律和海事金融服務業，是香港重拾「有」和「優」的機遇。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A12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3-19
應對香港經濟的深層次問題——發展香港的海事法律及海事金融服務業
溫家寶總理在3 月14 日的記者會上指出： 「香港在經濟上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第一，就是如何發揮已有的優勢，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地位；第二，就是如何結合香港的特點發展優勢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第三，就是要利用香港毗鄰內地的優勢，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珠三角的聯繫。內地的廣闊市場、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是香港今後發展的潛力所在。」
多位香港經濟學者均認為：溫總理的言論是「敦促香港要走『高增值』的道路。」
3 月7 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全國人大代表團時也強調： 「香港要積極適應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把外來的壓力轉化為優化經濟發展的內部動力，一心一意謀發展，靈活應變創新路，特別是要深化粵港澳合作，密切和內地經濟聯繫和合作，抓住難得的發展機遇，找準香港發展的戰略地位，發展優勢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提升香港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昨日，城大的法律學院宣布成立「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提供海事、航空、運輸等專業教育、培訓和研究力量，協助推動高增值的海陸空運輸服務業，在貨櫃港的運輸業務之上，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國際航運服務中心。
航運服務業方興未艾香港應借鏡倫敦
在香港發展海事法律和海事金融服務業，完全符合溫總理和習副主席的要求，因為這兩類服務業「結合香港優勢」、「聯繫珠三角」， 「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找準香港發展的戰略地位」……
香港是世界主要的航運中心，《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有關於航運的條文，可見航運對香港的重要性。但是，過去香港的航運業，以貨櫃碼頭業務和船舶運輸業務為主。
近年，香港不少意見認為，由於內地，尤其是毗鄰香港的廣東一帶，貨櫃碼頭的競爭力愈來愈強，因此香港作為航運中心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甚至有人認為香港的航運業是夕陽行業。但我認為，我們在看到內地港口競爭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發展香港海事服務業的機遇。
過去10 年，內地的航運業確實突飛猛進，港口年輸送量增長近250 倍，達到70 億噸。現在內地的410 多個港口擁有3 萬個碼頭泊位，其中萬噸級及以上的泊位1400 餘個。在全球港口貨物輸送量排名前10 名中，中國內地佔有6 席，成為港口大國和貨櫃運輸大國，港口輸送量和貨櫃輸送量連續6 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位於世界前列的大港，除香港外，還有：上海、深圳、寧波—舟山、青島、天津、廣州等。上海港2009 年貨櫃吞吐2500 萬標準箱，位居世界第二位。洋山港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核心，預計截至2020 年，洋山港可佈置30 多個泊位，通過能力1500 萬標準箱以上。深圳港2009 年共吞吐1825 萬標標準箱，世界排名第四。目前，深圳港口的重點發展項目是大鏟灣碼頭，預計到2015 年，大鏟灣港區輸送量將達到1300 萬箱，將進入世界前10 名貨櫃碼頭行列。廣州港在全球貨櫃港排名中名列第七，該區的南沙港區二期工程也正在建設中。寧波—舟山港和青島港去年貨櫃輸送量分別位居世界第八和第九。
航運業和航運中心的內涵，遠遠超過貨櫃碼頭業。香港的貨櫃碼頭業人所共知，但航運服務業則方興未艾。倫敦是世界主要的航運中心，但倫敦沒有貨櫃碼頭，也沒有其他形式的大型碼頭。倫敦的航運業務，包括船舶登記、買賣、租賃、融資、管理服務、保險及相關的法律文件草擬服務。出現糾紛時，包括船舶本身，船上人員和貨物的糾紛時，專門的海事法律師提供訴訟、仲裁、調解和索償服務。倫敦的航運服務業有幾個特點：（一）收入比碼頭業務高得多；（二）佔地面積比碼頭業務小得多；（三）技術密集；（四）要有健全的法治和金融環境；（五）要有緊密的國際聯繫，包括世界通用的語文環境。
倫敦作為國際航運服務業中心的條件和相對優勢，香港也基本具備：香港有優良、穩定和可靠的法治和金融環境，有兩文三語的特點，也有緊密的國際聯繫。同時，香港亟需在現有的貨櫃碼頭業的基礎上，作產業調整和升級，爭取更高人均收入的航運業務。目前，跨國貨運所需的法律服務，大多由國際律師事務所及外國律師提供，通過教育和培訓，本港的律師絕對有能力擔任這些職務。
一年多前，城大邀請航運界翹楚，包括船東會主席加入顧問委員會，就開創海事法課程進行諮詢和論證。昨日，城大宣布這個構思成為事實：城大法律學院正積極籌辦海事航空法學碩士課程，希望趕及今年開課。
香港現時未有類似的碩士課程，城大將進一步考慮擴大課程範疇至海事仲裁、法律博士或法學博士。同時，城大的法律學院與商學院研究推出跨學科短期課程，供海運航空界的從業員修讀。除了學習基本的海事、航空、運輸的專科法律知識，以及有關保險、國際貿易、貨運合約的法規外，跨學科的設計將有助從業員更了解商業運作，貼近世界趨勢和市場發展，應付未來的實際工作。
在金融方面，我過去在「筆陣」分析過：香港的國際金融業務相當集中在股市相關的交易。海事金融包括海事保險，是在我國發展成為船舶大國和航運大國的今天，香港可以積極發展的新金融業務。
兩個月前，我和城大校長、法律學院院長和商學院院長拜訪保險業聯會，得該會十多位負責人接待並介紹香港海事保險的現和發展路向，雙方同意就城大如何在培訓及輸送人才方面支持海事保險業的發展，進一步共同努力。
由香港保險業聯會主辦的2010 年「國際海上保險聯盟執行及技術會議」於本周一、二在香港舉行。近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洋面保險公司的管理人員參加會議。國際海上保險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Marine Insurance，簡稱IUMI）主席Deirdre Littlefield 女士在午餐會上主講「經濟逆境下的洋面保險」，我聽後認為：香港海事保險業的發展機會，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國際海上保險聯盟創立於1874 年，秘書處設立於蘇黎世，是一個世界性組織，現由來自50 多個國家或地區的會員組成，2014 年的年會將在香港舉行。
競爭力的本質：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海事金融服務是重拾「有」和「優」的機遇
香港旭日集團董事長楊釗先生有句名言： 「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用以說明競爭力的本質。我認為這八個字，是香港經濟調整、轉型、走位、避免邊緣化的八字真言。相對內地的港口發展，香港的貨櫃碼頭業已不能說「人無我有」，至於「人有我優」，香港碼頭的相對競爭力也逐漸褪減。海事法律和海事金融服務業，是香港重拾「有」和「優」的機遇。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危樓春曉到歲月神偷——從寫實主義到廉價感傷主義的香港社會
明報
P05 | 周日話題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10-03-21
危樓春曉到歲月神偷——從寫實主義到廉價感傷主義的香港社會
《歲月神偷》改變了瀕臨拆卸重建的永利街命運，巿建局宣布原汁原味保留這條上環小街的那天，電影的監製導演和演員趕到現場，對記者談到他們的所思所想。這是虛幻世界的光與影和政治投機主義的融合結果。我不是批評《歲月神偷》是政治投機，也不是說香港政治是光與影的燭照虛幻，恰恰相反，當羅啟銳和張婉婷從《秋天的童話》和《玻璃之城》的唯美浪漫主義漸變成為感傷主義時，大概沒有想到，本來只是悲春傷秋的《歲月神偷》，竟然在特區政府對當下香港政治和社會完全束手無策之際，成為權力階層的道德救生圈。
這一刻，我想起了一九五○年的《細路祥》和一九五三年的《危樓春曉》這兩部電影。
文安裕
《歲月神偷》拍攝手法並非新穎，然而在香港電影普遍朝北望之時，還會有人有興趣於昔日香港，並企圖通過影像突顯若干年來的「香港精神」，算是有一份心意。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等於幼稚園的剪貼作業，《歲月神偷》引領出的是脫離社會和政治背景的感傷主義，是在抽離時空框架下的刻意砌堆。香港影迷十多年前也有類似觀影經驗，不同的是，多年前的經驗來自美國電影《阿甘正傳》，湯漢斯飾演的戲中主人翁阿甘，深信個人的努力可以改變社會以及一切。《阿甘正傳》表達的正是這種盛行美國中西部的新保守主義，與儒家「修身齊家」有異曲同工之道，電影把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國的政治及社會背景一筆抹去，阿甘成為近中共六十年代形象工程「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 一個腦袋空空的傻瓜。
七十年代精英戀物心態
於香港社會發展的漫漫長路來說，《歲月神偷》實是一齣悲劇多於其他。我無意多加批判張婉婷和羅啟銳兩位，但這部電影出來之後的種種迴響，從發現新大陸式的一哄而上，到永利街因為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的投機而保留下來，這應是張婉婷和羅啟銳喊出第一聲「開麥拉」時無法預見的。如前所述，《歲月神偷》是《玻璃之城》的延續，是七十年代成長的精英對香港歷史尤其是中上環的戀物心理——置景美學的一絲不苟，花費二千元重製泛美航空公司手提包的精緻，目的不言而喻，是重塑形象上的六十年代，讓人們在歲月流聲之間浪漫地回到從前。
《歲月神偷》某些場景是人們曾經在電影或生命裏見過也經歷過的——颱風襲港下的東歪西倒，災民以一己之力重建家園，這些都是香港巿民的鮮活歷史。不過，《歲月神偷》肌理模糊，沒有通過電影點出六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真像，這是令人感到最大遺憾之處。同一樣的場景，六十年前的《危樓春曉》也有出現，一群生活在危樓的社會低下層，在殖民地政府沒有施以援手下，眾志成城胼手胝足等待黎明。我已多年沒有再看《危樓春曉》，重看之後，依然有當年的深深感動，這不僅是對吳楚帆的巴士司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長掛口邊的觸動，也不單是紫羅蓮的義氣女子的仗義執言，而是此片在五十年代的政治社會框架的有血有肉——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大批難民南逃避禍，戰後的海港小城人浮於事；從集中營回來的殖民地官員依然高高在上，社會支援在那年頭不啻是連做夢也做不上的幻想。這是《危樓春曉》的最可貴之處：不作無病呻吟，不是無的放矢，它實實在在說明，在沒有政府角色的日子，人們是怎樣互相幫助走出另一片天。
相比大膽在政治上有其暗喻的《細路祥》，《歲月神偷》沒有把矛頭對準無為而治的殖民地政府，是電影的另一大敗筆。李小龍雖在盛年以武打片享譽國際，但我依然偏執地認定，他十歲拍的《細路祥》才是李小龍電影經典。片中李小龍飾演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因戰後生活迫人，加入匪幫鋌而走險，幸而得到工人兄弟幫助重獲新生。片中最後一幕，伊秋水拖李小龍的小手走在鐵路上，長鏡頭下迤邐而去的大路漸次隱沒在崇山密林。伊秋水叮囑李小龍的一句「我返鄉下咯」，在一九五○年的冷戰甫啟日子，當然不是隱喻上水粉嶺或一山之隔的沙田，而是當時呱呱墮地僅一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姑勿論中共其後種種作為如何傷盡人心，但在西方世界圍堵中共的年代，《細路祥》是何等的勇氣，何等的不屈。
毋庸置疑，《細路祥》和《危樓春曉》有濃烈的意大利戰後新寫實主義主帥第昔加（Vittorio De Sica）的影子。與第昔加的《單車竊賊》一樣，《細路祥》和《危樓春曉》都以社會下層無助的一群為主體，通過互相幫助煥發不朽人性光輝。也許，張婉婷和羅啟銳在拍攝《歲月神偷》時，沒有給這部電影像《細路祥》和《危樓春曉》那樣的負載，他們或者只是從心坎的記憶撕下其中一頁自賞。這是創作自由，他們有絕對權力詮譯並闡明這部電影的背後理念，可是當電影贏得柏林影展獎項，回來馬上就被特區政府捧作樣板，社會的要求也會截然不同。張婉婷和羅啟銳企圖在《歲月神偷》中滲入少許新寫實主義的人文本質和不畏強權，在特區政府的外力介入下變酸，這是這兩位出身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的資深導演所無法想像的政治劇本。
《歲月神偷》是不幸的，在特區政府面對貧富懸殊惡化無法根治、政制因中共處處設限裹足不前，片中的鞋店在巨劫後默默獨自承受的中國人民善良本質，被政治掮客挪用為忍辱負重的「美德」。這種以戲喻意的手法中共最精通也最下作，文藝為政治服務是中共治術的金科玉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說得很清楚， 「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歲月神偷》兩位原作者不一定同意這一分析，但客觀的效果不容否認：《歲月神偷》得獎後特區官員的「意味深長」講話，以及明顯由此而來的永利街保育，都不由得人們不相信，特區政府是通過《歲月神偷》來「團結」及「教育」香港巿民。至於永利街突然宣布保留，恰恰在降低強制拍賣舊樓門檻前發生，人們有各種臆測，包括轉移視線和官商勾結，這些都沒有確鑿證據，但也沒有誰推翻這些論斷。
尋根究柢批判政治與社會
一部電影的價值在於能否確切反映一個時代的真像，在這一層面，《細路祥》和《危樓春曉》無疑是比《歲月神偷》多一重細膩的尋根究柢和對政治及社會的批判。這不單是一個時代的折射，更是一個時代人們的自省——參與攝製及演出《細路祥》和《危樓春曉》的是五十年代最當時得令的著名演員，他們對那時香港電影圈的沆瀣一氣看不過眼，自願把片酬捐出作為製作費用，拍出一部又一部的優秀作品，那是香港電影最輝煌的年代。當今天我們影壇期期以往北望而折殺了創作空間，或是成為助以管治的社教電影的時候，撫今追昔，內心深處那份愧歉，午夜夢迴之際，是撕心裂肺的刺痛。
這兩部電影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可以看到：
《細路祥》（23SM3M2D）
日期：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學館SM《危樓春曉》（24SM3M2D）
日期：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學館SM
P05 | 周日話題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10-03-21
危樓春曉到歲月神偷——從寫實主義到廉價感傷主義的香港社會
《歲月神偷》改變了瀕臨拆卸重建的永利街命運，巿建局宣布原汁原味保留這條上環小街的那天，電影的監製導演和演員趕到現場，對記者談到他們的所思所想。這是虛幻世界的光與影和政治投機主義的融合結果。我不是批評《歲月神偷》是政治投機，也不是說香港政治是光與影的燭照虛幻，恰恰相反，當羅啟銳和張婉婷從《秋天的童話》和《玻璃之城》的唯美浪漫主義漸變成為感傷主義時，大概沒有想到，本來只是悲春傷秋的《歲月神偷》，竟然在特區政府對當下香港政治和社會完全束手無策之際，成為權力階層的道德救生圈。
這一刻，我想起了一九五○年的《細路祥》和一九五三年的《危樓春曉》這兩部電影。
文安裕
《歲月神偷》拍攝手法並非新穎，然而在香港電影普遍朝北望之時，還會有人有興趣於昔日香港，並企圖通過影像突顯若干年來的「香港精神」，算是有一份心意。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等於幼稚園的剪貼作業，《歲月神偷》引領出的是脫離社會和政治背景的感傷主義，是在抽離時空框架下的刻意砌堆。香港影迷十多年前也有類似觀影經驗，不同的是，多年前的經驗來自美國電影《阿甘正傳》，湯漢斯飾演的戲中主人翁阿甘，深信個人的努力可以改變社會以及一切。《阿甘正傳》表達的正是這種盛行美國中西部的新保守主義，與儒家「修身齊家」有異曲同工之道，電影把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國的政治及社會背景一筆抹去，阿甘成為近中共六十年代形象工程「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 一個腦袋空空的傻瓜。
七十年代精英戀物心態
於香港社會發展的漫漫長路來說，《歲月神偷》實是一齣悲劇多於其他。我無意多加批判張婉婷和羅啟銳兩位，但這部電影出來之後的種種迴響，從發現新大陸式的一哄而上，到永利街因為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的投機而保留下來，這應是張婉婷和羅啟銳喊出第一聲「開麥拉」時無法預見的。如前所述，《歲月神偷》是《玻璃之城》的延續，是七十年代成長的精英對香港歷史尤其是中上環的戀物心理——置景美學的一絲不苟，花費二千元重製泛美航空公司手提包的精緻，目的不言而喻，是重塑形象上的六十年代，讓人們在歲月流聲之間浪漫地回到從前。
《歲月神偷》某些場景是人們曾經在電影或生命裏見過也經歷過的——颱風襲港下的東歪西倒，災民以一己之力重建家園，這些都是香港巿民的鮮活歷史。不過，《歲月神偷》肌理模糊，沒有通過電影點出六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真像，這是令人感到最大遺憾之處。同一樣的場景，六十年前的《危樓春曉》也有出現，一群生活在危樓的社會低下層，在殖民地政府沒有施以援手下，眾志成城胼手胝足等待黎明。我已多年沒有再看《危樓春曉》，重看之後，依然有當年的深深感動，這不僅是對吳楚帆的巴士司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長掛口邊的觸動，也不單是紫羅蓮的義氣女子的仗義執言，而是此片在五十年代的政治社會框架的有血有肉——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大批難民南逃避禍，戰後的海港小城人浮於事；從集中營回來的殖民地官員依然高高在上，社會支援在那年頭不啻是連做夢也做不上的幻想。這是《危樓春曉》的最可貴之處：不作無病呻吟，不是無的放矢，它實實在在說明，在沒有政府角色的日子，人們是怎樣互相幫助走出另一片天。
相比大膽在政治上有其暗喻的《細路祥》，《歲月神偷》沒有把矛頭對準無為而治的殖民地政府，是電影的另一大敗筆。李小龍雖在盛年以武打片享譽國際，但我依然偏執地認定，他十歲拍的《細路祥》才是李小龍電影經典。片中李小龍飾演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因戰後生活迫人，加入匪幫鋌而走險，幸而得到工人兄弟幫助重獲新生。片中最後一幕，伊秋水拖李小龍的小手走在鐵路上，長鏡頭下迤邐而去的大路漸次隱沒在崇山密林。伊秋水叮囑李小龍的一句「我返鄉下咯」，在一九五○年的冷戰甫啟日子，當然不是隱喻上水粉嶺或一山之隔的沙田，而是當時呱呱墮地僅一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姑勿論中共其後種種作為如何傷盡人心，但在西方世界圍堵中共的年代，《細路祥》是何等的勇氣，何等的不屈。
毋庸置疑，《細路祥》和《危樓春曉》有濃烈的意大利戰後新寫實主義主帥第昔加（Vittorio De Sica）的影子。與第昔加的《單車竊賊》一樣，《細路祥》和《危樓春曉》都以社會下層無助的一群為主體，通過互相幫助煥發不朽人性光輝。也許，張婉婷和羅啟銳在拍攝《歲月神偷》時，沒有給這部電影像《細路祥》和《危樓春曉》那樣的負載，他們或者只是從心坎的記憶撕下其中一頁自賞。這是創作自由，他們有絕對權力詮譯並闡明這部電影的背後理念，可是當電影贏得柏林影展獎項，回來馬上就被特區政府捧作樣板，社會的要求也會截然不同。張婉婷和羅啟銳企圖在《歲月神偷》中滲入少許新寫實主義的人文本質和不畏強權，在特區政府的外力介入下變酸，這是這兩位出身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的資深導演所無法想像的政治劇本。
《歲月神偷》是不幸的，在特區政府面對貧富懸殊惡化無法根治、政制因中共處處設限裹足不前，片中的鞋店在巨劫後默默獨自承受的中國人民善良本質，被政治掮客挪用為忍辱負重的「美德」。這種以戲喻意的手法中共最精通也最下作，文藝為政治服務是中共治術的金科玉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說得很清楚， 「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歲月神偷》兩位原作者不一定同意這一分析，但客觀的效果不容否認：《歲月神偷》得獎後特區官員的「意味深長」講話，以及明顯由此而來的永利街保育，都不由得人們不相信，特區政府是通過《歲月神偷》來「團結」及「教育」香港巿民。至於永利街突然宣布保留，恰恰在降低強制拍賣舊樓門檻前發生，人們有各種臆測，包括轉移視線和官商勾結，這些都沒有確鑿證據，但也沒有誰推翻這些論斷。
尋根究柢批判政治與社會
一部電影的價值在於能否確切反映一個時代的真像，在這一層面，《細路祥》和《危樓春曉》無疑是比《歲月神偷》多一重細膩的尋根究柢和對政治及社會的批判。這不單是一個時代的折射，更是一個時代人們的自省——參與攝製及演出《細路祥》和《危樓春曉》的是五十年代最當時得令的著名演員，他們對那時香港電影圈的沆瀣一氣看不過眼，自願把片酬捐出作為製作費用，拍出一部又一部的優秀作品，那是香港電影最輝煌的年代。當今天我們影壇期期以往北望而折殺了創作空間，或是成為助以管治的社教電影的時候，撫今追昔，內心深處那份愧歉，午夜夢迴之際，是撕心裂肺的刺痛。
這兩部電影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可以看到：
《細路祥》（23SM3M2D）
日期：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學館SM《危樓春曉》（24SM3M2D）
日期：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學館SM
香港足球改革的政治與世代
明報
P05 | 周日話題 | By 馬嶽 2010-03-21
香港足球改革的政治與世代
記得幾年前，我說過： 「建議如何復興香港足運，就像建議董建華如何改善施政一樣，有很重的絕望的色彩。」
這樣說，是因為我覺得很多問題都太根本、太盤根錯節、太多既得利益、太多和現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狀態有關。要改革，真的不知如何做起。
足球的政治
先從政治說起。不想「泛政治化」，但香港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政治體制和官僚體制的做事方式。我相信大部分香港球迷（如果不是全部），都歡迎改革足總的建議。但如果說把現時足總打散再來，重組一個專業、有願景、有為的足總，我立刻想到的問題是：誰來做？那批「新足總」是誰？權力來源？向誰負責？
這正如很多大學教書的人都痛恨教資會，但如果你問我取消教資會好不好，我會很猶疑：取消後，誰決定大學撥款？如果由教育局做，我沒有信心會好一點；叫他們委任另一批人，那有什麼分別？因為我深信，這個官僚政府不會讓我們普選產生足總。如果又由一批官僚委任另一批他們可接受的「專業人士」，只會重複過往的決策模式，那有什麼分別？
足球是教育事業
我一向認為，香港政府對體育運動的態度和觀點是根本錯誤的。
體育是教育範疇的事，不是「民政」。足球是教育的主要課題，不是「康樂」。
體育是「五育」之一。體育運動主要目的是強身健體、鍛煉國人體魄，以及訓練參與者的意志力和刻苦奮鬥精神。更進一步，是培養體育精神、學習面對失敗和挫折，而隊際運動可以訓練合作精神、學習投入群體，從而轉化為對社群的歸屬感。
英國人的教育從來很重視體育運動的教育功能，所以在英國的學校系統中，非常重視體育活動。正因為英國人清楚知道體育的重要，所以在殖民地沒有推廣。它清楚知道殖民地需要的只是少數買辦和專業精英，不需要大量對社群有歸屬感的良好公民，所以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忽視體育，強調的只是學術學習和準備考試。配合科舉殺人已有千年的中國文化，所向披靡。
但是香港政府只懂跟隨內地那種「尖子」體育的做法，衡量體育運動成就以國際賽事成績獎牌為標準，而不是港人以至學子的身體素質的影響，是捨本逐末。
答案當然在青訓
如果足球是教育，那答案當然是要在各級學校作有系統的訓練、用合資格的足球教練、有合規格的球場和訓練設施，然後有系統的分區作分齡比賽。現代足球強國，很多都是用這樣的方法培訓年輕球員的。我相信這在香港，需要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投資起碼十年，平均足球水平才會提高。
不是鼓吹「民主萬能論」，但很多歐洲國家的民選市議會，是不需要向選民解釋為什麼要大力撥款支援足運的，因為那是很多選民心目中的頭號大事。但在香港官僚的辦事義理中，為什麼要用很多錢支持足球而不支持羽毛球、壁球或跳水（而支援這些運動都便宜很多），是要交出「表現」、「指標」、「數字」來合理化的。於是大件事，我們看看顧問報告的指標，是提升國際排名，並且二○一四年要有二十八萬註冊球員（想來我距離成為註冊球員之路應該不遠），二○一五年要有一千五百個註冊球證。各位觀眾一係笑死、一係嚇死。
不少指標要做不太難，但不一定有意思。提升國際排名，多約國際友賽便可以了，不少國家隊和香港實力差不遠，但國際足協排名高很多。你把所有中學校隊球員都變成「註冊球員」，是不會提升本地足球質素的。香港足球現時的關鍵是水準太低，在香港安坐家中每星期有數十場直播外國頂級賽事，要吸引球迷進場愈來愈難。
第四代香港人的足球
很多方法應該都可以試，多管齊下，但是這要很大的魄力和很多的資源。一條路線是找商業贊助，像十多年前的快譯通投資一筆當宣傳費，如果有幾隊商業球隊組織強隊競爭，提高聯賽的質素和參與亞洲賽事，可以吸引一定球迷重返球場。這是首要任務，但關鍵仍是有足夠有質素的本地球員支撐。
有系統的分齡分區聯賽，以及為十八區都組織「區隊」，由政府或區議會撥款資助，在聯賽中競逐，會有助培育社區歸屬感，並且按部就班的提高年輕球員水平。這還有另一個好處，因為中小學及各區的青少年隊伍需要大量的教練人才，可以為退役球員提供出路，鼓勵多些人入行。
從世代論的角度看，這類方案的一大問題是如何吸引年輕一代有質素球員，會在年少時便以投身職業足球為志願，並且貫徹始終。第二代香港人成長的環境，父母沒時間理孩子，可以經常在球場流連提高技術；對很多低下層子弟而言，踢波為生縱使不是向上的社會流動，也應該不算毫無前景可言的事。但第四代第五代的子弟受家長嚴密監控，要說服中產家長「踢波有前途」非常困難，尤其是家長和學校今天都只將參與課外活動視為工具，小朋友學踢波最多只是爭取另一疊沙紙以方便升學，到某個階段家長便會「循循善誘」子女專注學業。這除了要改變家長觀念（如果這一環節可以成功，香港教育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還要這些有系統的青訓可以說服家長，系統訓練對小孩各方面發展都有幫助。當然最好最有效還是本地足球可以發展到有些本地球星可以搵很多錢，這會比較容易說服家長。
各位讀者看完上述分析後，會不會覺得爭取普選其實容易一點？
P05 | 周日話題 | By 馬嶽 2010-03-21
香港足球改革的政治與世代
記得幾年前，我說過： 「建議如何復興香港足運，就像建議董建華如何改善施政一樣，有很重的絕望的色彩。」
這樣說，是因為我覺得很多問題都太根本、太盤根錯節、太多既得利益、太多和現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狀態有關。要改革，真的不知如何做起。
足球的政治
先從政治說起。不想「泛政治化」，但香港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政治體制和官僚體制的做事方式。我相信大部分香港球迷（如果不是全部），都歡迎改革足總的建議。但如果說把現時足總打散再來，重組一個專業、有願景、有為的足總，我立刻想到的問題是：誰來做？那批「新足總」是誰？權力來源？向誰負責？
這正如很多大學教書的人都痛恨教資會，但如果你問我取消教資會好不好，我會很猶疑：取消後，誰決定大學撥款？如果由教育局做，我沒有信心會好一點；叫他們委任另一批人，那有什麼分別？因為我深信，這個官僚政府不會讓我們普選產生足總。如果又由一批官僚委任另一批他們可接受的「專業人士」，只會重複過往的決策模式，那有什麼分別？
足球是教育事業
我一向認為，香港政府對體育運動的態度和觀點是根本錯誤的。
體育是教育範疇的事，不是「民政」。足球是教育的主要課題，不是「康樂」。
體育是「五育」之一。體育運動主要目的是強身健體、鍛煉國人體魄，以及訓練參與者的意志力和刻苦奮鬥精神。更進一步，是培養體育精神、學習面對失敗和挫折，而隊際運動可以訓練合作精神、學習投入群體，從而轉化為對社群的歸屬感。
英國人的教育從來很重視體育運動的教育功能，所以在英國的學校系統中，非常重視體育活動。正因為英國人清楚知道體育的重要，所以在殖民地沒有推廣。它清楚知道殖民地需要的只是少數買辦和專業精英，不需要大量對社群有歸屬感的良好公民，所以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忽視體育，強調的只是學術學習和準備考試。配合科舉殺人已有千年的中國文化，所向披靡。
但是香港政府只懂跟隨內地那種「尖子」體育的做法，衡量體育運動成就以國際賽事成績獎牌為標準，而不是港人以至學子的身體素質的影響，是捨本逐末。
答案當然在青訓
如果足球是教育，那答案當然是要在各級學校作有系統的訓練、用合資格的足球教練、有合規格的球場和訓練設施，然後有系統的分區作分齡比賽。現代足球強國，很多都是用這樣的方法培訓年輕球員的。我相信這在香港，需要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投資起碼十年，平均足球水平才會提高。
不是鼓吹「民主萬能論」，但很多歐洲國家的民選市議會，是不需要向選民解釋為什麼要大力撥款支援足運的，因為那是很多選民心目中的頭號大事。但在香港官僚的辦事義理中，為什麼要用很多錢支持足球而不支持羽毛球、壁球或跳水（而支援這些運動都便宜很多），是要交出「表現」、「指標」、「數字」來合理化的。於是大件事，我們看看顧問報告的指標，是提升國際排名，並且二○一四年要有二十八萬註冊球員（想來我距離成為註冊球員之路應該不遠），二○一五年要有一千五百個註冊球證。各位觀眾一係笑死、一係嚇死。
不少指標要做不太難，但不一定有意思。提升國際排名，多約國際友賽便可以了，不少國家隊和香港實力差不遠，但國際足協排名高很多。你把所有中學校隊球員都變成「註冊球員」，是不會提升本地足球質素的。香港足球現時的關鍵是水準太低，在香港安坐家中每星期有數十場直播外國頂級賽事，要吸引球迷進場愈來愈難。
第四代香港人的足球
很多方法應該都可以試，多管齊下，但是這要很大的魄力和很多的資源。一條路線是找商業贊助，像十多年前的快譯通投資一筆當宣傳費，如果有幾隊商業球隊組織強隊競爭，提高聯賽的質素和參與亞洲賽事，可以吸引一定球迷重返球場。這是首要任務，但關鍵仍是有足夠有質素的本地球員支撐。
有系統的分齡分區聯賽，以及為十八區都組織「區隊」，由政府或區議會撥款資助，在聯賽中競逐，會有助培育社區歸屬感，並且按部就班的提高年輕球員水平。這還有另一個好處，因為中小學及各區的青少年隊伍需要大量的教練人才，可以為退役球員提供出路，鼓勵多些人入行。
從世代論的角度看，這類方案的一大問題是如何吸引年輕一代有質素球員，會在年少時便以投身職業足球為志願，並且貫徹始終。第二代香港人成長的環境，父母沒時間理孩子，可以經常在球場流連提高技術；對很多低下層子弟而言，踢波為生縱使不是向上的社會流動，也應該不算毫無前景可言的事。但第四代第五代的子弟受家長嚴密監控，要說服中產家長「踢波有前途」非常困難，尤其是家長和學校今天都只將參與課外活動視為工具，小朋友學踢波最多只是爭取另一疊沙紙以方便升學，到某個階段家長便會「循循善誘」子女專注學業。這除了要改變家長觀念（如果這一環節可以成功，香港教育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還要這些有系統的青訓可以說服家長，系統訓練對小孩各方面發展都有幫助。當然最好最有效還是本地足球可以發展到有些本地球星可以搵很多錢，這會比較容易說服家長。
各位讀者看完上述分析後，會不會覺得爭取普選其實容易一點？
後陳志雲時代的 電視想像
明報
P03 | 周日話題 | By 張志偉 2010-03-21
後陳志雲時代的 電視想像
陳志雲領導下的無電視並非一無是處。縱使無早已失去七八十年代製作黃金電視劇的地位，但近年仍交出了《金枝玉孽》、《巾幗梟雄》、《學警狙擊》等相對引人細味的劇集，而近日《美麗高解像》、《女王辦公室》的首數集亦很精彩（但可惜隨後卻流入公式化的胡鬧誇張）；就連表面意識形態甚為保守的遊戲節目如《美女廚房》，亦讓好些「硬淨」的女嘉賓（如袁詠儀）公然挑撥「女人必然要入得廚房」的想法。
我有些學生曾經訪問自己的父母，探討電視是否已死。初步證據是，年紀較大的父母們，其實覺得無近年的節目是有進步的，其中最喜愛的就是無近年開始製作高清紀錄片——如陳志雲旁白的《從世界出發》！ 「市場成分」於電視，其實可以是促進電視改革的重要動力，並不是萬惡。
但肯定「市場成分」不等於擁抱「市場完全主導」的電視模式。在上述較正面的成績表外，愈來愈多人看到「市場主導」下無電視的問題。我們看到在人口少的香港， 「市場主導」模式引至畸型的「一台獨大」；間歇性的看見製作人排除萬難地製造出精彩劇集之外，我們看到更多公式化電視劇；在保守的節目守則和市場最大化的原則底下，無節目愈來愈不敢呈現爭議性高的話題；縱使無新聞平日能相對地做到平衡客觀，但在政府敏感的題材卻令人見到「是是旦旦」；這些都不能歸咎於陳志雲，是「市場力量」過大了。
問題是：可以怎樣改良「商業電視」？我有一些在「純商業電視」角度看來匪夷所思的想法，這裏大膽提出來：（一）唱片公司的非電視台歌手不得與電視台簽約──由於香港「一台獨大」情尤其嚴重，它的「文化霸權」力量把流行音樂也吞併了。縱使互聯網興起令歌手多了宣傳渠道，但和「一台獨大」的無相比，後者的力量還很大。畸形的「一台獨大」令無電視限制了音樂品味，甚至工業的多元化發展；這是任何「你情我願」的類似解釋也不能自圓其說的明顯事實，這需要外力去打破。
（二）硬性規定增加公共事務節目及時事紀錄片的時間——公共事務及時事紀錄片有助增加呈現邊緣或弱勢群體的機會，而這亦是電視作為使用大氣電波的義務。這個想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或許難以想像，但在公民意識日漸壯大的香港社會，這個建議合情合理。
（三）硬性規定將一定比例的節目外判——商營電視史上製作與播放分離有助增加創意，已在歐美得到肯定（不過，美國電視近年卻走回頭路，引來不少批評）。香港人口少，或許養不起太多有水準的獨立公司，要求商營電視完全製播分離可能不大可行。一個折衷辦法是以小量比例（如每天半小時至一小時）或特定節目（如紀錄片）開始，酌情遞增。
（四）修改節目守則──近年太多有關節目道德的爭議來自過於保守的節目守則，現在是時間詳細研究節目守則，並給予公共及學者討論，從而考慮加入更多「豁免」情。舉例說，守則可強調節目有否幫助呈現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面貌，從而減少出現「秋天的童話」要刪掉「粗口」的情。
（五）硬性規定電視管理層不得干預新聞部運作──如果可以這樣，有關「是是旦旦」或「CCTVB」的指控便會減少發生，而這亦有助提高電視新聞的公信力。當然，此舉會引來很大的政治阻力。
上述想法，是出於一種對改良商業電視模式的想像，主要目的為向市場嚴重傾斜的商業電視注入公共性，可以說是「私營混合公共性」的電視模式。把這個模式發揮到極點的是英國的Channel 4，但其實在其未真正「開台」前，不少英國人認為此模式在實行上風險很大，其中完全製播分離的做法，就是在Channel 4 開台前在英國從未試過的。Channel4 最後還是開了台，不是基於有什麼前人的經驗，而是基於一種信念，當中堅決相信「私營加公共性」比「純私營」更能服務大眾。當然，我們不能硬套英國的獨特經驗，但不能硬套別人的具體實踐經驗，不等於其理念不可取，又或者其理念不能或不應在香港以獨特的模式開花結果。
上述建議只是拋磚引玉，在此之上還可加上另外十個甚至更多建議。這些建議，可以討論、增減，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決心跳出現有的框架，對媒介工業作出新的「想像」。傳播學者James Curran 在二○○二年發表論文Mediaand democracy: the third way， 至今看來仍未過時；論文撿視了世界各地民主國家媒介發展的經驗，繼而提出一個具公共性的媒介理型；這個理型，從來沒有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完完全全的出現過，它是一個理想，一個審視現實的框架，當中主要精神之一就是私營與公共性的協調，他稱之為媒介的第三條路，而這第三條路基於各個地方政治、社會、交化及經濟條件不同，實行起來要有創意。上面的建議，是源於這種精神，在純私營及純公營之間，思想「香港式」的第三條路、一種新的電視模式想像，並希望大膽實踐，打破悶局。
文張志偉
P03 | 周日話題 | By 張志偉 2010-03-21
後陳志雲時代的 電視想像
陳志雲領導下的無電視並非一無是處。縱使無早已失去七八十年代製作黃金電視劇的地位，但近年仍交出了《金枝玉孽》、《巾幗梟雄》、《學警狙擊》等相對引人細味的劇集，而近日《美麗高解像》、《女王辦公室》的首數集亦很精彩（但可惜隨後卻流入公式化的胡鬧誇張）；就連表面意識形態甚為保守的遊戲節目如《美女廚房》，亦讓好些「硬淨」的女嘉賓（如袁詠儀）公然挑撥「女人必然要入得廚房」的想法。
我有些學生曾經訪問自己的父母，探討電視是否已死。初步證據是，年紀較大的父母們，其實覺得無近年的節目是有進步的，其中最喜愛的就是無近年開始製作高清紀錄片——如陳志雲旁白的《從世界出發》！ 「市場成分」於電視，其實可以是促進電視改革的重要動力，並不是萬惡。
但肯定「市場成分」不等於擁抱「市場完全主導」的電視模式。在上述較正面的成績表外，愈來愈多人看到「市場主導」下無電視的問題。我們看到在人口少的香港， 「市場主導」模式引至畸型的「一台獨大」；間歇性的看見製作人排除萬難地製造出精彩劇集之外，我們看到更多公式化電視劇；在保守的節目守則和市場最大化的原則底下，無節目愈來愈不敢呈現爭議性高的話題；縱使無新聞平日能相對地做到平衡客觀，但在政府敏感的題材卻令人見到「是是旦旦」；這些都不能歸咎於陳志雲，是「市場力量」過大了。
問題是：可以怎樣改良「商業電視」？我有一些在「純商業電視」角度看來匪夷所思的想法，這裏大膽提出來：（一）唱片公司的非電視台歌手不得與電視台簽約──由於香港「一台獨大」情尤其嚴重，它的「文化霸權」力量把流行音樂也吞併了。縱使互聯網興起令歌手多了宣傳渠道，但和「一台獨大」的無相比，後者的力量還很大。畸形的「一台獨大」令無電視限制了音樂品味，甚至工業的多元化發展；這是任何「你情我願」的類似解釋也不能自圓其說的明顯事實，這需要外力去打破。
（二）硬性規定增加公共事務節目及時事紀錄片的時間——公共事務及時事紀錄片有助增加呈現邊緣或弱勢群體的機會，而這亦是電視作為使用大氣電波的義務。這個想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或許難以想像，但在公民意識日漸壯大的香港社會，這個建議合情合理。
（三）硬性規定將一定比例的節目外判——商營電視史上製作與播放分離有助增加創意，已在歐美得到肯定（不過，美國電視近年卻走回頭路，引來不少批評）。香港人口少，或許養不起太多有水準的獨立公司，要求商營電視完全製播分離可能不大可行。一個折衷辦法是以小量比例（如每天半小時至一小時）或特定節目（如紀錄片）開始，酌情遞增。
（四）修改節目守則──近年太多有關節目道德的爭議來自過於保守的節目守則，現在是時間詳細研究節目守則，並給予公共及學者討論，從而考慮加入更多「豁免」情。舉例說，守則可強調節目有否幫助呈現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面貌，從而減少出現「秋天的童話」要刪掉「粗口」的情。
（五）硬性規定電視管理層不得干預新聞部運作──如果可以這樣，有關「是是旦旦」或「CCTVB」的指控便會減少發生，而這亦有助提高電視新聞的公信力。當然，此舉會引來很大的政治阻力。
上述想法，是出於一種對改良商業電視模式的想像，主要目的為向市場嚴重傾斜的商業電視注入公共性，可以說是「私營混合公共性」的電視模式。把這個模式發揮到極點的是英國的Channel 4，但其實在其未真正「開台」前，不少英國人認為此模式在實行上風險很大，其中完全製播分離的做法，就是在Channel 4 開台前在英國從未試過的。Channel4 最後還是開了台，不是基於有什麼前人的經驗，而是基於一種信念，當中堅決相信「私營加公共性」比「純私營」更能服務大眾。當然，我們不能硬套英國的獨特經驗，但不能硬套別人的具體實踐經驗，不等於其理念不可取，又或者其理念不能或不應在香港以獨特的模式開花結果。
上述建議只是拋磚引玉，在此之上還可加上另外十個甚至更多建議。這些建議，可以討論、增減，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決心跳出現有的框架，對媒介工業作出新的「想像」。傳播學者James Curran 在二○○二年發表論文Mediaand democracy: the third way， 至今看來仍未過時；論文撿視了世界各地民主國家媒介發展的經驗，繼而提出一個具公共性的媒介理型；這個理型，從來沒有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完完全全的出現過，它是一個理想，一個審視現實的框架，當中主要精神之一就是私營與公共性的協調，他稱之為媒介的第三條路，而這第三條路基於各個地方政治、社會、交化及經濟條件不同，實行起來要有創意。上面的建議，是源於這種精神，在純私營及純公營之間，思想「香港式」的第三條路、一種新的電視模式想像，並希望大膽實踐，打破悶局。
文張志偉
請問林鄭月娥 八成強拍的方便門為誰開？
明報
P04 | 周日話題 | By 葉輝 2010-03-21
請問林鄭月娥 八成強拍的方便門為誰開？
過去一星期，接連發生了兩宗與市區重建相關的新聞，首先是市建局在發展局長林鄭月娥首肯下，突然叫停永利街重建計劃，建議全面保育；其次是事隔一日，立法會憑「保皇鐵票」強制通過「強拍」舊樓業權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4 月1 日生效。在「保育」與「強拍」之間，市民如何理解準則何在？
也許只有自稱「為民請命」的主其事者林鄭月娥，似乎並不認為這兩項決策是自相矛盾。
文葉輝
從「八萬九」到「勾地政策」
林鄭月娥不脫一貫的「巧言令色」，她總是罔顧現實與理據，只是集中於「似是而非」的辯解，說什麼「感性不能凌駕理性分析」，不應將是次「強拍」修例理解為強搶民產，官商勾結；她又辯稱政府早在2006 年提出降低強拍門檻，作為負責任官員，不應議而不決。她對自己「好打得」的形象不免沾沾自喜，強調自己對政策「上心」，而非鐵腕。但她似乎忽視了一個事實，土地與房產是本港最重要、也是最影響經濟民生的資源，在特區政府堅拒定期賣地的政策下，舊樓收購早已成為土地發展的最主要來源，任何土地決策勢必影響深遠。
回歸接近13 年，有兩項土地和房屋政策主宰了本港的經濟民生，一是引致民怨沸騰的「八萬五」，不切實際的供應量將樓市推至谷底，造成了大量「負資產」，一是官員聲稱「行之有效」的「勾地政策」，與停建、停售居屋造成「雙管齊下」所造成的效果，正是供應短缺，因而形成今日樓市升的局面。短短13 年內，這兩項背馳的政策無疑是本港經濟民生的一大「深層次矛盾」。
有為的官員的職責不在於為矛盾誇誇而談，不在於將矛盾簡化或視而不見，而在於認識矛盾與疏導矛盾。毛澤東說「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他在《矛盾論》中有此說法：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馬頭圍道舊樓倒塌乃至《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當然不宜被感性地理解為「叫停」永利街重建與降低「強拍」門檻的誘因，然而，這兩項政策一如「八萬五」與「勾地」的自相矛盾，而且是24 小時內發生的矛盾，那無疑就是任何「巧言令色」都無法圓滿解畫的「深層次矛盾」。
土地資源與「不可得元素」
《歲月神偷》得獎是一回事，是否好戲，則是另一回事，說實在的，此片只是借永利街的「殼」，說得直接而難聽一些，甚或有抽水之嫌——此片有「抽」永利街的「水」之嫌，而政府又有「抽」電影的「水」之嫌，要是如此，懷疑那只是一套「土地神偷」的劇本，似乎也不是毫無根據的「陰謀論」。
齊澤克（Slavoj ?i?ek ） 最近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土著的回歸》（Return of the natives），他在討論《阿凡達》（Avatar）這部橫掃全球票房的電影之餘，提及印度土著在北方山區抗爭的一則不為世人所注視的新聞：礦業公司覬覦當地鋁氧石（bauxite）價值4 萬億美元的礦藏，一如《阿凡達》裏的地球人入侵潘朵拉星球，但土著拒絕收購，遂掀起一場「毛派」（Maoist）抗爭， 「納薩爾派分子」（Naxalite）發動了「武裝叛亂」。
齊澤克認為，那就是現實與電影情節雷同之處：《阿凡達》的白人將軍向潘朵拉星球「野蠻的土著」發動戰爭，而印度政府將這場抗爭定性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將「納薩爾派分子」描述為極端反對發展的「赤色恐怖主義」，軍隊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圍剿「毛派大本營」。
齊澤克這個寓言指向資源掠奪，礦業公司要掠奪印度北方山區的鋁氧石，白人將領要掠奪潘朵拉星球的「不可得元素」（unobtainium，或unobtanium），香港可沒有鋁氧石或「不可得元素」之類的天然資源，最值錢的資源只有土地和房產，在小業主的私有產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強拍」門檻，何嘗不可以被理解為「官商勾結」的掠奪？
不談公義， 財產權便無法理解
休謨（David Hume）早就斷言，社會動亂的最大禍根在於人們互相爭奪財產的無限欲望。一個文明社會必須對掠奪天然資產的欲望加以制約——必須先有公義（justice）的概念，那是不以個人好惡為轉移的尺度，休謨認為， 「如果不先假設公義和非義，財產權便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社會公義是什麼呢？事實是這樣的：自1999 年政府實施九成「強拍」政策以來，共有20 宗強拍個案，只有兩宗拍賣個案超出底價（僅僅高於二至四成，與土地拍賣的成交紀錄相差甚大），其餘18 宗（即九成）都是由申請拍賣者以底價奪得，請問林鄭月娥：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實？
事不離實的是， 「強拍」與「拍賣官地」最基本的差異，就是發展商不會強搶行家口邊的「強拍」肥肉，不會像「拍地」那樣不斷「舉牌」，一口價一口價的承上去，如果沒有任何誘因可以改變這樣的事實，請問林鄭月娥：這種性質不變的「強拍」，到底誰是大贏家？進一步放寬「強拍」門檻，到底誰是最大的受惠者？
據測量行的資料顯示，現時已收集八成業權的舊樓不足500 幢，約有10 多宗個案已準備下月申請「強拍」。請問林鄭月娥：為「強拍」打開方便門，是否意味市區重建的步伐加快？答案不言而喻，正如掠奪礦藏的資本家絕對不會大量開採和大幅增加供應（ 因為那勢必令天然資源的價格大幅下降）， 「強拍」所得的土地資源只會成為發展商善價而建、而沽的「土儲」，政府根本沒有任何加以制衡的政策，林鄭月娥憑什麼說服市民，這樣做已平衡各方利益？這道方便門到底為誰而開？如何才可以保護小業主的房產，避免被發展商以低價掠奪？
林鄭月娥或可振振有詞，指出最後把關是土地審裁處，也有法官和專業測量師保障到小業主的利益。但事實是如此嗎？已陸續浮出水面的個案顯示，市區舊樓的收購呎價只是區區數千元，相比元朗樓盤呎價高達六、七千元，包裝成豪宅的市區樓盤呎價由萬多元升至逾二萬元，那麼，小業主供完一世樓，要是賣掉市區舊樓，還要補錢買元朗新樓，誰還會像林鄭月娥那樣睜眼睛說她的「良心話」，說那是照顧了各方利益（包括小業主利益）的公平交易？
要就接受現實， 要就選擇幻覺
這是最基本的公平和公義：多數人的財富欲望不能夠凌駕少數人的財產權，那是說，保護少數人的財產權（及其對財產權處理方法的意願）是一個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八成強拍」只是造成了向發展商傾斜的效果和既定事實，那就不管林鄭月娥有多「巧言令色」，也不管她的原意是否「照顧各方利益」（一如我們不管董建華推行「八萬五」的動機是什麼），她的做法無疑就是製造更多更大的社會不公義。
政府目前必須為「八成強拍」亡羊補牢，首先要設法修補「強拍」變成「強奪」的一切漏洞，其次是設法確保拍賣價能充分反映物業的重建價值，如果小業主無法分享重建的經濟效益，甚或在賣樓後無法選購價格升的新樓，那就跟《阿凡達》或印度北部的資源掠奪沒有任何分別。
齊澤克在《土著的回歸》一文指出，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抹去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他認為《阿凡達》的「救世者」並沒有改變幻覺，因為幻覺早已把他裝嵌在現實裏， 那只不過是拉康（Jacques Lacan）所說的「被幻覺所欺騙」。那麼，如果一連串的土地和房產政策都只是某些經濟指標所製造的幻覺，如果市區重建只是某些官員對政績的幻覺，林鄭月娥憑什麼說服市民：在「要就接受現實，要就選擇幻覺」之間，必須作出「咖啡或茶」的選擇？
P04 | 周日話題 | By 葉輝 2010-03-21
請問林鄭月娥 八成強拍的方便門為誰開？
過去一星期，接連發生了兩宗與市區重建相關的新聞，首先是市建局在發展局長林鄭月娥首肯下，突然叫停永利街重建計劃，建議全面保育；其次是事隔一日，立法會憑「保皇鐵票」強制通過「強拍」舊樓業權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4 月1 日生效。在「保育」與「強拍」之間，市民如何理解準則何在？
也許只有自稱「為民請命」的主其事者林鄭月娥，似乎並不認為這兩項決策是自相矛盾。
文葉輝
從「八萬九」到「勾地政策」
林鄭月娥不脫一貫的「巧言令色」，她總是罔顧現實與理據，只是集中於「似是而非」的辯解，說什麼「感性不能凌駕理性分析」，不應將是次「強拍」修例理解為強搶民產，官商勾結；她又辯稱政府早在2006 年提出降低強拍門檻，作為負責任官員，不應議而不決。她對自己「好打得」的形象不免沾沾自喜，強調自己對政策「上心」，而非鐵腕。但她似乎忽視了一個事實，土地與房產是本港最重要、也是最影響經濟民生的資源，在特區政府堅拒定期賣地的政策下，舊樓收購早已成為土地發展的最主要來源，任何土地決策勢必影響深遠。
回歸接近13 年，有兩項土地和房屋政策主宰了本港的經濟民生，一是引致民怨沸騰的「八萬五」，不切實際的供應量將樓市推至谷底，造成了大量「負資產」，一是官員聲稱「行之有效」的「勾地政策」，與停建、停售居屋造成「雙管齊下」所造成的效果，正是供應短缺，因而形成今日樓市升的局面。短短13 年內，這兩項背馳的政策無疑是本港經濟民生的一大「深層次矛盾」。
有為的官員的職責不在於為矛盾誇誇而談，不在於將矛盾簡化或視而不見，而在於認識矛盾與疏導矛盾。毛澤東說「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他在《矛盾論》中有此說法：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馬頭圍道舊樓倒塌乃至《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當然不宜被感性地理解為「叫停」永利街重建與降低「強拍」門檻的誘因，然而，這兩項政策一如「八萬五」與「勾地」的自相矛盾，而且是24 小時內發生的矛盾，那無疑就是任何「巧言令色」都無法圓滿解畫的「深層次矛盾」。
土地資源與「不可得元素」
《歲月神偷》得獎是一回事，是否好戲，則是另一回事，說實在的，此片只是借永利街的「殼」，說得直接而難聽一些，甚或有抽水之嫌——此片有「抽」永利街的「水」之嫌，而政府又有「抽」電影的「水」之嫌，要是如此，懷疑那只是一套「土地神偷」的劇本，似乎也不是毫無根據的「陰謀論」。
齊澤克（Slavoj ?i?ek ） 最近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土著的回歸》（Return of the natives），他在討論《阿凡達》（Avatar）這部橫掃全球票房的電影之餘，提及印度土著在北方山區抗爭的一則不為世人所注視的新聞：礦業公司覬覦當地鋁氧石（bauxite）價值4 萬億美元的礦藏，一如《阿凡達》裏的地球人入侵潘朵拉星球，但土著拒絕收購，遂掀起一場「毛派」（Maoist）抗爭， 「納薩爾派分子」（Naxalite）發動了「武裝叛亂」。
齊澤克認為，那就是現實與電影情節雷同之處：《阿凡達》的白人將軍向潘朵拉星球「野蠻的土著」發動戰爭，而印度政府將這場抗爭定性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將「納薩爾派分子」描述為極端反對發展的「赤色恐怖主義」，軍隊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圍剿「毛派大本營」。
齊澤克這個寓言指向資源掠奪，礦業公司要掠奪印度北方山區的鋁氧石，白人將領要掠奪潘朵拉星球的「不可得元素」（unobtainium，或unobtanium），香港可沒有鋁氧石或「不可得元素」之類的天然資源，最值錢的資源只有土地和房產，在小業主的私有產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強拍」門檻，何嘗不可以被理解為「官商勾結」的掠奪？
不談公義， 財產權便無法理解
休謨（David Hume）早就斷言，社會動亂的最大禍根在於人們互相爭奪財產的無限欲望。一個文明社會必須對掠奪天然資產的欲望加以制約——必須先有公義（justice）的概念，那是不以個人好惡為轉移的尺度，休謨認為， 「如果不先假設公義和非義，財產權便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社會公義是什麼呢？事實是這樣的：自1999 年政府實施九成「強拍」政策以來，共有20 宗強拍個案，只有兩宗拍賣個案超出底價（僅僅高於二至四成，與土地拍賣的成交紀錄相差甚大），其餘18 宗（即九成）都是由申請拍賣者以底價奪得，請問林鄭月娥：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實？
事不離實的是， 「強拍」與「拍賣官地」最基本的差異，就是發展商不會強搶行家口邊的「強拍」肥肉，不會像「拍地」那樣不斷「舉牌」，一口價一口價的承上去，如果沒有任何誘因可以改變這樣的事實，請問林鄭月娥：這種性質不變的「強拍」，到底誰是大贏家？進一步放寬「強拍」門檻，到底誰是最大的受惠者？
據測量行的資料顯示，現時已收集八成業權的舊樓不足500 幢，約有10 多宗個案已準備下月申請「強拍」。請問林鄭月娥：為「強拍」打開方便門，是否意味市區重建的步伐加快？答案不言而喻，正如掠奪礦藏的資本家絕對不會大量開採和大幅增加供應（ 因為那勢必令天然資源的價格大幅下降）， 「強拍」所得的土地資源只會成為發展商善價而建、而沽的「土儲」，政府根本沒有任何加以制衡的政策，林鄭月娥憑什麼說服市民，這樣做已平衡各方利益？這道方便門到底為誰而開？如何才可以保護小業主的房產，避免被發展商以低價掠奪？
林鄭月娥或可振振有詞，指出最後把關是土地審裁處，也有法官和專業測量師保障到小業主的利益。但事實是如此嗎？已陸續浮出水面的個案顯示，市區舊樓的收購呎價只是區區數千元，相比元朗樓盤呎價高達六、七千元，包裝成豪宅的市區樓盤呎價由萬多元升至逾二萬元，那麼，小業主供完一世樓，要是賣掉市區舊樓，還要補錢買元朗新樓，誰還會像林鄭月娥那樣睜眼睛說她的「良心話」，說那是照顧了各方利益（包括小業主利益）的公平交易？
要就接受現實， 要就選擇幻覺
這是最基本的公平和公義：多數人的財富欲望不能夠凌駕少數人的財產權，那是說，保護少數人的財產權（及其對財產權處理方法的意願）是一個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八成強拍」只是造成了向發展商傾斜的效果和既定事實，那就不管林鄭月娥有多「巧言令色」，也不管她的原意是否「照顧各方利益」（一如我們不管董建華推行「八萬五」的動機是什麼），她的做法無疑就是製造更多更大的社會不公義。
政府目前必須為「八成強拍」亡羊補牢，首先要設法修補「強拍」變成「強奪」的一切漏洞，其次是設法確保拍賣價能充分反映物業的重建價值，如果小業主無法分享重建的經濟效益，甚或在賣樓後無法選購價格升的新樓，那就跟《阿凡達》或印度北部的資源掠奪沒有任何分別。
齊澤克在《土著的回歸》一文指出，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抹去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他認為《阿凡達》的「救世者」並沒有改變幻覺，因為幻覺早已把他裝嵌在現實裏， 那只不過是拉康（Jacques Lacan）所說的「被幻覺所欺騙」。那麼，如果一連串的土地和房產政策都只是某些經濟指標所製造的幻覺，如果市區重建只是某些官員對政績的幻覺，林鄭月娥憑什麼說服市民：在「要就接受現實，要就選擇幻覺」之間，必須作出「咖啡或茶」的選擇？
誰偷走了他的衣服—— 看《歲月神偷》
明報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郭梓祺 2010-03-21
誰偷走了他的衣服—— 看《歲月神偷》
如果今日的香港真有問題，那大概在於我們平時已經連煽情的故事都講不好了。所以，最近據說才會有那麼多人會因《歲月神偷》而哭得死去活來。我也先得承認，相對而言，羅啟銳說故事的技巧圓熟，雖然我很不喜歡這部或會繼《香港製造》、《花樣年華》、《無間道》等而成為某種香港時代標記的電影。
懷舊本身沒問題，血癌或十號風球等橋段本身也沒問題，連英國旗、彩虹和另一條彩虹、給吐出來的血水染紅那一束散失在地的白玫瑰等象徵本身都沒問題，問題只在將他們反覆堆疊，直到弟弟最後把那面曾經鍾愛的米字旗拋下大海，期望最愛會因而回歸；嫌那未夠，鏡頭一轉，他還考上拔萃活出彩虹，欠的便只是爸爸和哥哥突然從死裏復活，在墓裏爬出，一家團聚和諧穩定了——當然，這樣神怪，一定又過不了內地的電檢制度，正如導演說北京那場戲的背景本有文革標語，結果卻得刪去，更古怪地讓人自行將血斑斑的時空錯配。那幾面在夜裏看不清的牆，就這樣成了兩小時裏唯一的留白，乾乾淨淨。
前人早就提點： 「不一字，盡得風流」。當一部電影這樣不相信暗場（除了最後「十年後弟弟也長大了」的墳前一幕）、這樣不相信觀眾，他結果也就好像不怎樣相信電影的魔力，連帶不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了。這也解釋了為何雖然導演調內容不少是童年經歷，但出來的感覺卻如此抽離現實。
對白用心是用心了，但除了「細佬你的發光」一句比較像人話，其餘的愈用心則愈煞有介事，正如那句有點唐突的「香港很亂」。電影裏，人的生命和時代既不可信，所以橋段和近於礙眼的象徵才會如此重要，大大小小加起來，不幸地就成了一個不斷阻止人投入的觀賞過程。
更令人鬱悶的，可能是隨電影與獎項而來的人云亦云。在香港，我們好像愈來愈害怕說出感受和直覺，生怕把宇宙打擾，結果只好相信別人都說好的東西。所以我們相信「國際」，同時覺得自己很國際，雖然我們有時不太清楚國際是什麼，包括《歲月神偷》其實得到一個怎樣的國際獎項。如果我們真對自己有點信心，也把自己算在國際之內，看過電影之後，懷疑應該是起碼的反應。畢竟世上很多獎項都是以他的得獎作品來否定自己的。
但這電影無論如何還是載譽歸來，也勢將與政府的保育政策互相輝映下去。行有餘力的人，不妨以之對照西班牙導演域陀艾里斯（Victor Erice）的《蜂巢的精靈》（The Spirit of The Beehive）。同樣關於往昔，同樣關於一家四口，同樣以喜歡看電影的小朋友做主角，你有夜光杯仙，我有科學怪人。但誰更相信電影和觀眾，誰藏誰露，孰高孰低，哪部電影將會在流變的歲月裏留下？是如陽光的檸檬茶美學加上令人憶起《初戀無限Touch》的劉天蘭側影，還是對歷史的省思與對孩童世界的認真探索？
羅啟銳最誠實的地方是他沒迴避自己的精英情結。承認自己精英的身分是件好事，最少那會比較容易讓人聯想到使得某人或群體成為精英的社會背景， 「只要努力就會成功」也總得在合適的社會脈絡才能發揮功用。刻下的社會脈絡又是如何、為何精英都不見了？據說羅啟銳的創作動力正正來自「80 後的問題、大家的迷惘」云云，我不肯定他心中那個問題和迷惘是什麼，倒是想起陳雲的舊作《民主戲一場》。8 年前一段關於中產的話，竟能借用來統括今日香港的問題，雖然問題於今尤烈：
然而最威脅中產生存的，是日益不公平的市場壟斷和氾濫失準的大專教育，前者令中小企無立錐之地，後者則令中產者就業市場紊亂，而且無法在香港安心培育下一代。中小企業主是中產者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他們目前正受到官商勾結的商場欺凌，政府從不考慮訂立公平競爭法，取締壟斷聯營的經營手法，使小商人可以掙扎求存；也不考慮開徵「物業空置稅」，令小商人面對壟斷地產商時，多點議價能力。在高等教育上，董建華去年年底表示，要在10 年內讓六成青年接受專上教育，但他不是要將六成中學畢業生培養為優秀人才，而是要提高收生學額但又削減大學資助，並且用副學士和毅進課程來生產次等貨色。（頁145）
接手的政治人物，就這樣眼巴巴看時間溜走，讓問題在面前每愈下，怎能不叫人迷惘。
回到《歲月神偷》， 「時間」當然是一大重點，弟弟的體罰是貼在黑板報時和倒數，努力收集的也是「永遠有效」的明星卡。我想起認為電影就是「時間的藝術」的前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他的電影筆記就叫做《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書中的一段話，準確回應了這電影、這時勢，實在值得我們再三思考，拙譯如下：
我們不應因觀眾的壞品味而責備他們——生命沒給予我們相同的機會去培養美感判斷。那正是困難所在。但這也不代表觀眾就是藝術家的「最高裁判」。誰是觀眾？什麼觀眾？所以負責文化政策的人更要為藝術創造一個好的氣氛，好的水平，免得虛假偽善的東西會把觀眾打發，繼而步步敗壞他們的品味。（原書頁174）
說到這裏，不期然想起近日種種關於藝發局撥款不公的報道和評論。為香港製造藝術氣氛，訂定水平？如果他可以合乎常理地運作，不以扼殺有心人為己任，我們已要額手稱慶了。然則藝術家又當如何？塔可夫斯基緊接說： 「我們只能用自己作品的水準來回應問題。藝術家要誠實地表達他關心的，而且要把他說得最好，尤其當觀眾發現所說的既重要又與自己真切相關。」讀讀觀眾寫給塔可夫斯基的書信，就會明白，他做到了，他的藝術讓人活得更好。
不是人人都有很高的欣賞能力，所以有幸知道這點的人，不論創作還是評論，尤其需要做得更好，為大家訂出一個更好的準繩和更像樣的水平，大眾才會沒那麼容易受到炫人耳目的東西欺騙。唯一令人安心的，可能是看《歲月神偷》時身旁幾個熱愛電影的中學生一直看得坐立不安。他們肯定早在暗黑裏把事情看清，然後如同《蜂巢的精靈》裏的Ana一樣，一邊看電影一邊忍不住跟人交換耳語： 「他為什麼不穿衣服？」他們將來一定會為自己、為香港說出更真實更動人的故事，等瞧。討論和寫作可以驅散鬱悶，所以就有了這篇文章。
文郭梓祺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郭梓祺 2010-03-21
誰偷走了他的衣服—— 看《歲月神偷》
如果今日的香港真有問題，那大概在於我們平時已經連煽情的故事都講不好了。所以，最近據說才會有那麼多人會因《歲月神偷》而哭得死去活來。我也先得承認，相對而言，羅啟銳說故事的技巧圓熟，雖然我很不喜歡這部或會繼《香港製造》、《花樣年華》、《無間道》等而成為某種香港時代標記的電影。
懷舊本身沒問題，血癌或十號風球等橋段本身也沒問題，連英國旗、彩虹和另一條彩虹、給吐出來的血水染紅那一束散失在地的白玫瑰等象徵本身都沒問題，問題只在將他們反覆堆疊，直到弟弟最後把那面曾經鍾愛的米字旗拋下大海，期望最愛會因而回歸；嫌那未夠，鏡頭一轉，他還考上拔萃活出彩虹，欠的便只是爸爸和哥哥突然從死裏復活，在墓裏爬出，一家團聚和諧穩定了——當然，這樣神怪，一定又過不了內地的電檢制度，正如導演說北京那場戲的背景本有文革標語，結果卻得刪去，更古怪地讓人自行將血斑斑的時空錯配。那幾面在夜裏看不清的牆，就這樣成了兩小時裏唯一的留白，乾乾淨淨。
前人早就提點： 「不一字，盡得風流」。當一部電影這樣不相信暗場（除了最後「十年後弟弟也長大了」的墳前一幕）、這樣不相信觀眾，他結果也就好像不怎樣相信電影的魔力，連帶不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了。這也解釋了為何雖然導演調內容不少是童年經歷，但出來的感覺卻如此抽離現實。
對白用心是用心了，但除了「細佬你的發光」一句比較像人話，其餘的愈用心則愈煞有介事，正如那句有點唐突的「香港很亂」。電影裏，人的生命和時代既不可信，所以橋段和近於礙眼的象徵才會如此重要，大大小小加起來，不幸地就成了一個不斷阻止人投入的觀賞過程。
更令人鬱悶的，可能是隨電影與獎項而來的人云亦云。在香港，我們好像愈來愈害怕說出感受和直覺，生怕把宇宙打擾，結果只好相信別人都說好的東西。所以我們相信「國際」，同時覺得自己很國際，雖然我們有時不太清楚國際是什麼，包括《歲月神偷》其實得到一個怎樣的國際獎項。如果我們真對自己有點信心，也把自己算在國際之內，看過電影之後，懷疑應該是起碼的反應。畢竟世上很多獎項都是以他的得獎作品來否定自己的。
但這電影無論如何還是載譽歸來，也勢將與政府的保育政策互相輝映下去。行有餘力的人，不妨以之對照西班牙導演域陀艾里斯（Victor Erice）的《蜂巢的精靈》（The Spirit of The Beehive）。同樣關於往昔，同樣關於一家四口，同樣以喜歡看電影的小朋友做主角，你有夜光杯仙，我有科學怪人。但誰更相信電影和觀眾，誰藏誰露，孰高孰低，哪部電影將會在流變的歲月裏留下？是如陽光的檸檬茶美學加上令人憶起《初戀無限Touch》的劉天蘭側影，還是對歷史的省思與對孩童世界的認真探索？
羅啟銳最誠實的地方是他沒迴避自己的精英情結。承認自己精英的身分是件好事，最少那會比較容易讓人聯想到使得某人或群體成為精英的社會背景， 「只要努力就會成功」也總得在合適的社會脈絡才能發揮功用。刻下的社會脈絡又是如何、為何精英都不見了？據說羅啟銳的創作動力正正來自「80 後的問題、大家的迷惘」云云，我不肯定他心中那個問題和迷惘是什麼，倒是想起陳雲的舊作《民主戲一場》。8 年前一段關於中產的話，竟能借用來統括今日香港的問題，雖然問題於今尤烈：
然而最威脅中產生存的，是日益不公平的市場壟斷和氾濫失準的大專教育，前者令中小企無立錐之地，後者則令中產者就業市場紊亂，而且無法在香港安心培育下一代。中小企業主是中產者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他們目前正受到官商勾結的商場欺凌，政府從不考慮訂立公平競爭法，取締壟斷聯營的經營手法，使小商人可以掙扎求存；也不考慮開徵「物業空置稅」，令小商人面對壟斷地產商時，多點議價能力。在高等教育上，董建華去年年底表示，要在10 年內讓六成青年接受專上教育，但他不是要將六成中學畢業生培養為優秀人才，而是要提高收生學額但又削減大學資助，並且用副學士和毅進課程來生產次等貨色。（頁145）
接手的政治人物，就這樣眼巴巴看時間溜走，讓問題在面前每愈下，怎能不叫人迷惘。
回到《歲月神偷》， 「時間」當然是一大重點，弟弟的體罰是貼在黑板報時和倒數，努力收集的也是「永遠有效」的明星卡。我想起認為電影就是「時間的藝術」的前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他的電影筆記就叫做《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書中的一段話，準確回應了這電影、這時勢，實在值得我們再三思考，拙譯如下：
我們不應因觀眾的壞品味而責備他們——生命沒給予我們相同的機會去培養美感判斷。那正是困難所在。但這也不代表觀眾就是藝術家的「最高裁判」。誰是觀眾？什麼觀眾？所以負責文化政策的人更要為藝術創造一個好的氣氛，好的水平，免得虛假偽善的東西會把觀眾打發，繼而步步敗壞他們的品味。（原書頁174）
說到這裏，不期然想起近日種種關於藝發局撥款不公的報道和評論。為香港製造藝術氣氛，訂定水平？如果他可以合乎常理地運作，不以扼殺有心人為己任，我們已要額手稱慶了。然則藝術家又當如何？塔可夫斯基緊接說： 「我們只能用自己作品的水準來回應問題。藝術家要誠實地表達他關心的，而且要把他說得最好，尤其當觀眾發現所說的既重要又與自己真切相關。」讀讀觀眾寫給塔可夫斯基的書信，就會明白，他做到了，他的藝術讓人活得更好。
不是人人都有很高的欣賞能力，所以有幸知道這點的人，不論創作還是評論，尤其需要做得更好，為大家訂出一個更好的準繩和更像樣的水平，大眾才會沒那麼容易受到炫人耳目的東西欺騙。唯一令人安心的，可能是看《歲月神偷》時身旁幾個熱愛電影的中學生一直看得坐立不安。他們肯定早在暗黑裏把事情看清，然後如同《蜂巢的精靈》裏的Ana一樣，一邊看電影一邊忍不住跟人交換耳語： 「他為什麼不穿衣服？」他們將來一定會為自己、為香港說出更真實更動人的故事，等瞧。討論和寫作可以驅散鬱悶，所以就有了這篇文章。
文郭梓祺
Muss Es Sein？ 民眾歷史開示的可能性——肺塵病、勞動史和政治
明報
P10 | 讀書 | By 班 2010-03-21
Muss Es Sein？ 民眾歷史開示的可能性——肺塵病、勞動史和政治
編按：《歲月神偷》施法叫人人為「香港精神」唱讚歌，更可能戲劇性扭轉強拆永利街的局面；但也有評論批評有人利用先輩「最單純不過的辛勞」為宣傳工具。辛勞莫過於「搥石仔」，這是很多肺塵病人的過去，工業傷亡權益會最近出書《在微塵中打拼》他們致敬，將歷史還原當代社會政治，字字血肉，此書副題《史上最古老的勞動疾病在香港的政治經濟軌跡》。
書四月底出版，今期先讀作者的採訪感言。文班
有一天，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的康仔打電話來，他說，工權會多年來協助的患肺塵病工人大部分都已一個個老去，一個個離世，工權會想留下這段香港工人的歷史，向這些在建設香港時付上健康的勞動者致敬，問我可不可以幫忙整理出一本書，於是，兜兜轉轉之後，就有了這本書。
不是被閹割的集體回憶
我協助書寫患病工人的勞動歷史、記錄他們的香港故事，並不為了想趁近年流行的集體回憶熱潮。事實上，近年集體回憶的熱潮，我一直投入不進去，並非因為我不喜歡歷史和知識，或對自己生長的地方沒感情。正正是因為我熱愛歷史喜歡求知、對這土地有愈來愈濃厚的感情，所以我更怕坊間流行的那種「懷緬過去常陶醉」的集體回憶。這種回憶，說白了，只是一種歷史消費——不問所以然、毫不猶豫地抱擁過去、不思考歷史的複雜和偶然性、是否只能如此發生，也不再問當年殖民主義和國際/本土的政治實踐、不考究迫使人們掙扎求存的是什麼和是否必然，於是，在時間的距離感下，過去彷彿被加了柔光鏡，從前生活的點滴即管再艱苦、黑白的照片任它再失焦再粗微粒，似乎都是美好的溫情的，歷史也就成了一幅幅風景畫。這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歷史消費品的生產/再生產其實本身就是有政治性的，就如數年前《獅子山下》這好歌曾被政客官員騎劫，以召喚淺薄狹隘的香港精神一樣。
在製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工人在訪談時對我說： 「我就係電視《獅子山下》裏面人。」於是我尋找了一些我從未看過的《獅子山下》片集，許鞍華和方育平在七十年代拍的如《橋》、《喬遷》、《元洲仔之歌》等，驚訝裏面對勞動階層生活刻劃得如此深刻細膩，徒置區的清拆問題、寮屋居民因居住設施配套的問題而與政府抗爭、漁民婦女的生活悲歌……當年的香港勞動民眾的艱苦生活是多麼複雜多樣，有各種的無奈，各種的矛盾，各種明顯或不明顯的不公義、各種的期望落空，他們遭遇無助或會沉默忍耐，或也曾嘗試掌握自己的生活，無論是那一種，片集都是那麼平實，並沒有嘗試去傳頌那種近年香港政府帶頭製造的「拼搏進取、靈活應變、香港一定得」的香港精神傳說。幾十年後，劇集歌曲卻被政府高官引唱，要市民團結齊心再造香港傳奇云云，其潛台詞就是要大家別再眾聲喧嘩指摘政府不是，如此這般，就想抹掉當中發生過的不公不義、那曾經或仍是活生生的情感和喘息，基層民眾當年的艱苦生活、面對不公義時的奮鬥爭取或是矛盾無助，都被閹割掉，而在香港精神傳說之下出爐的便是「往事只能回味」的當年情式歷史旅遊風景畫，成為襯托今天浮城繁華、把社會不滿「和諧」掉的工具。
這種集體回憶正是政府塑造「香港傳奇」論述（看昨天多麼艱苦，看今天多麼成功，相信政府，香港一定得）的文化策略，以把多年來政府的威權不民主管治繼續合理化及延續下去，又在浮誇中自我膨脹，在今天仍有百多萬貧窮人口的另一面真實香港的面前別過臉去。
香港精神： 共患難不一定共富貴
這本書裏輯錄了十位患有肺塵病的老工人的香港故事，他們喘氣說出的故事提醒我們，香港民眾的歷史並不都是溫情和諧的。這些工友有是戰前已來港的，更多是戰後來港的難民，他們或多或少地都經歷戰亂和內地的政治動盪，他們來到香港或者街，或者租睡住籠屋，又或者上山割竹自搭寮屋。這些《獅子山下》的老香港，餐搵餐食、胼手胝足、捱更抵夜，聲聲「鬼叫你窮呀頂硬上」，但在共渡時艱後，他們最終都沒有爬上香港發展神話裏的神奇階級梯子，他們現在都仍是住在當年被安置或後來再調遷的公屋中，靠肺塵病賠償金過活，不少更要24小時全天候戴氧氣喉、掛平安鐘。他們當中有人鬱結滿腔，也有人笑口常開，以不同的性格過同病的日子，他們全都沒有和香港一齊經濟起飛，這些工人以親身經驗告訴我們：共患難不一定共富貴。
這些工人當然也不是全無從香港的經濟發展中得過好處，他們大多從當年政局動盪的內地逃難而來，獲得相對安穩的生活，有些仍與內地貧困的親人一直保持聯絡，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提出有限的援助。有工人雖然在香港也是貧困的人，但因為香港和內地貧困地方的經濟差異，回鄉娶到渴望來港居住、脫離貧困農村生活的女子作妻子，之後再來往中港兩地，後來申請到妻兒來港，一起在物質豐盛的社會中過貧窮的生活，而再窮，也算是一家團聚。這些工人從來沒有身分認同的問題，也不需要什麼國民教育去建立「我是中國人」的身分。有工友在訪談後不久離世，他的遺願是回到童年的土地，回到內地成長的家鄉，也有工人說，就算今天內地發達了，歷史要是再回到昨天的話，他還是會帶一家大小偷渡來港。因為相對內地，香港是自由的。香港，對這些戰後來港的基層民眾來說，是什麼？他們的香港底層故事又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這些工人中，有些經歷過五年前未有管制、來去無阻的中港邊境，有些經歷過沒有身分證、不必靠一張卡紙來宣稱自己是誰的年代，有些偷渡了多次，後來又看抵壘政策取消。感慨時，有工人說，香港以前比較自由。我登時無言。社會發展了，政策控制愈來愈無孔不入了，人，又真的更自由了嗎？現在的社會是否就是我們想要的社會？香港是否必然是現在這樣？社會現實不以個人意志而轉移，但如果是集體意志呢？假若香港人改造社會的集體意志更強一些，香港會是同一個模樣嗎？香港的歷史是否也曾潛藏過其他的可能性？
這些工人的故事把我們帶回去那個貪污盛行、勞工命賤的殖民年代，裏面有工人看其他工友工傷沒有任何賠償，或工傷死亡；有工人參加黑社會自保，認為加入工會就像是入黑社會跟大佬一樣；有的曾罷工、有的不理罷工而繼續開工，在眼前一家大小生計和階級利益之前各走其道；有工人參與爭取肺塵病賠償，想團結工友改變自己的生活，也有工人從以前至現在都覺得，爭取權益是別人的事。他們都經歷過六七暴動，有人險被「菠蘿」炸死，也有人正因工傷在醫院治療，認為「六七暴動關我鬼事」。
還有這些工人的妻子，她們有的曾經是童養媳、工廠女工、或者自己也是肺塵病人，她們是在打風落雨時擔心寮屋被摧、一家無處容身的家庭主婦，也可能是在丈夫工傷時為孩子兩餐發愁的妻子和母親，她們也許到現在仍因丈夫患病而每天做低薪工作、打拼一家生計，又或者是每天要照顧和忍受因患病而脾氣變壞的丈夫。勞動民眾千變萬化的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再告訴我們，歷史是多麼的複雜多面，多麼的弔詭。
歷史既飄忽又弔詭
是的，歷史是飄忽而又弔詭的，如塵埃，似有若無，以為它輕飄飄微不足道，它卻原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不知不覺間已悄悄地把你控制住。它在你辛勤勞動有血有汗時，無聲的跑進身體裏，封住你的肺，奪走了它膨脹收縮的活力。漸漸地，你的呼吸愈來愈淺，說話聲音愈來愈小，直至最後你塵歸塵、土歸土，灰飛湮滅。諷刺的是，在你勞動幾十年以後患病多時了，你才知道，原來這無藥可救的不治之症是絕對可以預防的，可恨當年沒有人向你提過世上有這種病，沒有人跟你說過要預防。翻查政府當年內部文件才知道，原來六十年代政府診所就算知道病人患有肺塵病也不會告訴病人，即是說，你看醫生也不會知道自己有肺塵病，也無從考慮是否要轉行以減輕病情惡化。假如當年你對自己身體狀的基本知情權有被政府尊重，你的生命會否不一樣？可現在你已垂垂老矣，憤怒不能使歷史回頭。你說，早知就唔做行。可惜，歷史沒有綵排預演。
民眾歷史的未來開示
在和工友訪談、翻查資料製作這本書的過程裏，我了解到的香港歷史，比我接受過的二十幾年正規教育要多。工友的生活經驗，既是歷史的見證，也提供了很多線索，讓我們追尋歷史紛雜的多面。和這些老工人聊的時候，我腦中一直在問「muss es sein」？這貝多芬在樂曲中的提問，緊跟一個命定的答案， 「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我卻常把兩句前後倒轉。我常緊記，人類歷史是由不認命的民眾推前的，當有人給社會以「非如此不可」的威權安排時，我們得反問，非如此不何麼？過去的歷史是在誰的掌握中？民眾的位置在那裏？明天的歷史又該如何？認識香港歷史，要懂得如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人物問「muss es sein（非如此不可？）」和明白「es konnte auch anders sein（別樣亦可）」，要知道曾幾何時，民眾原來曾可以有不一樣的生命，那我們對昨天的歷史就可以有新的發掘和閱讀、尋獲新的啟示，而明天的歷史，亦可以展開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人，我和你，都可以有不一樣的人生，不一樣的歷史，不一樣的社會。之後我們要關心的可能會是，民眾在重奪自主性後，集體又多元的意志可以如何撰寫成另一些可能是更複雜多元、更飄忽吊詭的歷史？書寫和閱讀民眾的歷史，讓我們更清楚身處的是什麼樣的社會，更多思考我們往後要追求的又該是怎樣的社會。
（本文為書中序言節錄，書定4 月28 日出版）
P10 | 讀書 | By 班 2010-03-21
Muss Es Sein？ 民眾歷史開示的可能性——肺塵病、勞動史和政治
編按：《歲月神偷》施法叫人人為「香港精神」唱讚歌，更可能戲劇性扭轉強拆永利街的局面；但也有評論批評有人利用先輩「最單純不過的辛勞」為宣傳工具。辛勞莫過於「搥石仔」，這是很多肺塵病人的過去，工業傷亡權益會最近出書《在微塵中打拼》他們致敬，將歷史還原當代社會政治，字字血肉，此書副題《史上最古老的勞動疾病在香港的政治經濟軌跡》。
書四月底出版，今期先讀作者的採訪感言。文班
有一天，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的康仔打電話來，他說，工權會多年來協助的患肺塵病工人大部分都已一個個老去，一個個離世，工權會想留下這段香港工人的歷史，向這些在建設香港時付上健康的勞動者致敬，問我可不可以幫忙整理出一本書，於是，兜兜轉轉之後，就有了這本書。
不是被閹割的集體回憶
我協助書寫患病工人的勞動歷史、記錄他們的香港故事，並不為了想趁近年流行的集體回憶熱潮。事實上，近年集體回憶的熱潮，我一直投入不進去，並非因為我不喜歡歷史和知識，或對自己生長的地方沒感情。正正是因為我熱愛歷史喜歡求知、對這土地有愈來愈濃厚的感情，所以我更怕坊間流行的那種「懷緬過去常陶醉」的集體回憶。這種回憶，說白了，只是一種歷史消費——不問所以然、毫不猶豫地抱擁過去、不思考歷史的複雜和偶然性、是否只能如此發生，也不再問當年殖民主義和國際/本土的政治實踐、不考究迫使人們掙扎求存的是什麼和是否必然，於是，在時間的距離感下，過去彷彿被加了柔光鏡，從前生活的點滴即管再艱苦、黑白的照片任它再失焦再粗微粒，似乎都是美好的溫情的，歷史也就成了一幅幅風景畫。這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歷史消費品的生產/再生產其實本身就是有政治性的，就如數年前《獅子山下》這好歌曾被政客官員騎劫，以召喚淺薄狹隘的香港精神一樣。
在製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工人在訪談時對我說： 「我就係電視《獅子山下》裏面人。」於是我尋找了一些我從未看過的《獅子山下》片集，許鞍華和方育平在七十年代拍的如《橋》、《喬遷》、《元洲仔之歌》等，驚訝裏面對勞動階層生活刻劃得如此深刻細膩，徒置區的清拆問題、寮屋居民因居住設施配套的問題而與政府抗爭、漁民婦女的生活悲歌……當年的香港勞動民眾的艱苦生活是多麼複雜多樣，有各種的無奈，各種的矛盾，各種明顯或不明顯的不公義、各種的期望落空，他們遭遇無助或會沉默忍耐，或也曾嘗試掌握自己的生活，無論是那一種，片集都是那麼平實，並沒有嘗試去傳頌那種近年香港政府帶頭製造的「拼搏進取、靈活應變、香港一定得」的香港精神傳說。幾十年後，劇集歌曲卻被政府高官引唱，要市民團結齊心再造香港傳奇云云，其潛台詞就是要大家別再眾聲喧嘩指摘政府不是，如此這般，就想抹掉當中發生過的不公不義、那曾經或仍是活生生的情感和喘息，基層民眾當年的艱苦生活、面對不公義時的奮鬥爭取或是矛盾無助，都被閹割掉，而在香港精神傳說之下出爐的便是「往事只能回味」的當年情式歷史旅遊風景畫，成為襯托今天浮城繁華、把社會不滿「和諧」掉的工具。
這種集體回憶正是政府塑造「香港傳奇」論述（看昨天多麼艱苦，看今天多麼成功，相信政府，香港一定得）的文化策略，以把多年來政府的威權不民主管治繼續合理化及延續下去，又在浮誇中自我膨脹，在今天仍有百多萬貧窮人口的另一面真實香港的面前別過臉去。
香港精神： 共患難不一定共富貴
這本書裏輯錄了十位患有肺塵病的老工人的香港故事，他們喘氣說出的故事提醒我們，香港民眾的歷史並不都是溫情和諧的。這些工友有是戰前已來港的，更多是戰後來港的難民，他們或多或少地都經歷戰亂和內地的政治動盪，他們來到香港或者街，或者租睡住籠屋，又或者上山割竹自搭寮屋。這些《獅子山下》的老香港，餐搵餐食、胼手胝足、捱更抵夜，聲聲「鬼叫你窮呀頂硬上」，但在共渡時艱後，他們最終都沒有爬上香港發展神話裏的神奇階級梯子，他們現在都仍是住在當年被安置或後來再調遷的公屋中，靠肺塵病賠償金過活，不少更要24小時全天候戴氧氣喉、掛平安鐘。他們當中有人鬱結滿腔，也有人笑口常開，以不同的性格過同病的日子，他們全都沒有和香港一齊經濟起飛，這些工人以親身經驗告訴我們：共患難不一定共富貴。
這些工人當然也不是全無從香港的經濟發展中得過好處，他們大多從當年政局動盪的內地逃難而來，獲得相對安穩的生活，有些仍與內地貧困的親人一直保持聯絡，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提出有限的援助。有工人雖然在香港也是貧困的人，但因為香港和內地貧困地方的經濟差異，回鄉娶到渴望來港居住、脫離貧困農村生活的女子作妻子，之後再來往中港兩地，後來申請到妻兒來港，一起在物質豐盛的社會中過貧窮的生活，而再窮，也算是一家團聚。這些工人從來沒有身分認同的問題，也不需要什麼國民教育去建立「我是中國人」的身分。有工友在訪談後不久離世，他的遺願是回到童年的土地，回到內地成長的家鄉，也有工人說，就算今天內地發達了，歷史要是再回到昨天的話，他還是會帶一家大小偷渡來港。因為相對內地，香港是自由的。香港，對這些戰後來港的基層民眾來說，是什麼？他們的香港底層故事又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這些工人中，有些經歷過五年前未有管制、來去無阻的中港邊境，有些經歷過沒有身分證、不必靠一張卡紙來宣稱自己是誰的年代，有些偷渡了多次，後來又看抵壘政策取消。感慨時，有工人說，香港以前比較自由。我登時無言。社會發展了，政策控制愈來愈無孔不入了，人，又真的更自由了嗎？現在的社會是否就是我們想要的社會？香港是否必然是現在這樣？社會現實不以個人意志而轉移，但如果是集體意志呢？假若香港人改造社會的集體意志更強一些，香港會是同一個模樣嗎？香港的歷史是否也曾潛藏過其他的可能性？
這些工人的故事把我們帶回去那個貪污盛行、勞工命賤的殖民年代，裏面有工人看其他工友工傷沒有任何賠償，或工傷死亡；有工人參加黑社會自保，認為加入工會就像是入黑社會跟大佬一樣；有的曾罷工、有的不理罷工而繼續開工，在眼前一家大小生計和階級利益之前各走其道；有工人參與爭取肺塵病賠償，想團結工友改變自己的生活，也有工人從以前至現在都覺得，爭取權益是別人的事。他們都經歷過六七暴動，有人險被「菠蘿」炸死，也有人正因工傷在醫院治療，認為「六七暴動關我鬼事」。
還有這些工人的妻子，她們有的曾經是童養媳、工廠女工、或者自己也是肺塵病人，她們是在打風落雨時擔心寮屋被摧、一家無處容身的家庭主婦，也可能是在丈夫工傷時為孩子兩餐發愁的妻子和母親，她們也許到現在仍因丈夫患病而每天做低薪工作、打拼一家生計，又或者是每天要照顧和忍受因患病而脾氣變壞的丈夫。勞動民眾千變萬化的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再告訴我們，歷史是多麼的複雜多面，多麼的弔詭。
歷史既飄忽又弔詭
是的，歷史是飄忽而又弔詭的，如塵埃，似有若無，以為它輕飄飄微不足道，它卻原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不知不覺間已悄悄地把你控制住。它在你辛勤勞動有血有汗時，無聲的跑進身體裏，封住你的肺，奪走了它膨脹收縮的活力。漸漸地，你的呼吸愈來愈淺，說話聲音愈來愈小，直至最後你塵歸塵、土歸土，灰飛湮滅。諷刺的是，在你勞動幾十年以後患病多時了，你才知道，原來這無藥可救的不治之症是絕對可以預防的，可恨當年沒有人向你提過世上有這種病，沒有人跟你說過要預防。翻查政府當年內部文件才知道，原來六十年代政府診所就算知道病人患有肺塵病也不會告訴病人，即是說，你看醫生也不會知道自己有肺塵病，也無從考慮是否要轉行以減輕病情惡化。假如當年你對自己身體狀的基本知情權有被政府尊重，你的生命會否不一樣？可現在你已垂垂老矣，憤怒不能使歷史回頭。你說，早知就唔做行。可惜，歷史沒有綵排預演。
民眾歷史的未來開示
在和工友訪談、翻查資料製作這本書的過程裏，我了解到的香港歷史，比我接受過的二十幾年正規教育要多。工友的生活經驗，既是歷史的見證，也提供了很多線索，讓我們追尋歷史紛雜的多面。和這些老工人聊的時候，我腦中一直在問「muss es sein」？這貝多芬在樂曲中的提問，緊跟一個命定的答案， 「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我卻常把兩句前後倒轉。我常緊記，人類歷史是由不認命的民眾推前的，當有人給社會以「非如此不可」的威權安排時，我們得反問，非如此不何麼？過去的歷史是在誰的掌握中？民眾的位置在那裏？明天的歷史又該如何？認識香港歷史，要懂得如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人物問「muss es sein（非如此不可？）」和明白「es konnte auch anders sein（別樣亦可）」，要知道曾幾何時，民眾原來曾可以有不一樣的生命，那我們對昨天的歷史就可以有新的發掘和閱讀、尋獲新的啟示，而明天的歷史，亦可以展開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人，我和你，都可以有不一樣的人生，不一樣的歷史，不一樣的社會。之後我們要關心的可能會是，民眾在重奪自主性後，集體又多元的意志可以如何撰寫成另一些可能是更複雜多元、更飄忽吊詭的歷史？書寫和閱讀民眾的歷史，讓我們更清楚身處的是什麼樣的社會，更多思考我們往後要追求的又該是怎樣的社會。
（本文為書中序言節錄，書定4 月28 日出版）
門檻變八成500舊樓可強拍 立會通過修訂反對團體擬組織業主阻收購
明報
A06 | 港聞 2010-03-18
門檻變八成500舊樓可強拍 立會通過修訂反對團體擬組織業主阻收購
【明報專訊】立法會昨日通過把舊樓強制拍賣的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業權，4 月1 日生效，數千幢舊樓將跌入可強制拍賣的範圍，業界估計有不足500 幢舊樓已集齊八成業權，符合申請強拍資格，其中10 多宗正準備第一時間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拍。但有反對強拍的組織表示會組織小業主阻截收購，立法會內反對降門檻的議員亦要求檢討強拍法例。【相關新聞刊A8】
受新規定影響的樓宇主要有3 種︰（1）50 年以上樓齡的樓宇，現時全港約有2582 幢；（2）坐落非工業地帶的逾30 年樓齡工廈，約有580 幢；（3）一個單位業權已佔全幢業權超過10％的樓宇（例如全幢只得9 個單位）。發展局未有提供第3類樓宇的總數，現時本港約有6800 幢少於9 層高、而樓齡逾30年的樓宇。
10 多宗擬下月即提申請
第一太平戴維斯董事總經理陳超國表示，現時已收集八成業權的舊樓不足500 幢，約有10 多宗個案已準備下月申請強拍，公告獲通過不等於即將有數百幢樓宇重建，因為很多業主一向有維修，樓宇狀好，不會申請強拍。他估計新規定生效後，申請強拍個案將增加1 倍，至每年10 餘宗。
陳超國認為，新例令更多業主有較大的議價能力， 「相反釘子戶的議價能力便會因而減低……若業主不想售賣，只要集齊兩成多業權反對收購」。
不過，多名議員認為公告未能保障小業主的權益，公民黨黨魁余若薇稱強拍法例應突顯有公眾利益例如危樓等才可強拍，民建聯葉國謙則認為單靠發展商提出估值報告並不理想，應參考市建局做法，請7 名獨立測量師作估值。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質疑，當局堅持公告要下月生效，是為地產商牟利益， 「我想極都不明白，為何市區重建檢討未完，4月1 日便要通過……可能乜叔百幾億等住去拍賣，沒辦法，等唔切，要發啦」。他其後點名批評恒基主席李兆基說業主被收購業權後，可夠錢去天水圍買兩單位的說法， 「他很清楚，知道收購後的錢不能在市區買到同呎單位，所以要去天水圍買兩個新單位」。
林鄭指會修例維修狀列首要條件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表示會修訂主體法例，將現時土地審裁處考慮強拍的條件，由樓齡或維修狀，改為以維修狀作首要條件。她重申會研究適用於強拍的調解機制，屆時調解員若能處理小業主樓換樓等訴求，便不一定要強拍，又指會提高業主對自身權益的認知。
住宅業主歡迎地舖業主呻不公
上月田生集團表明已成功收購八成業權的西環大樓，或成首批隨公告獲通過而被申請強拍的舊樓，已出售單位的業主梁太早有換樓打算，田生於2008 年提出以實用面積計算，以每呎連搬運費8000 元收購，即實用面積為400 呎單位，可獲320 萬元，收購價至今不變。贊成降門檻的梁太直言： 「如果一早大家應承賣，就可以買較大的單位，現在就不可能，這小撮人又有沒有檢討自己？」
不過，西環大樓的一個地舖業主陳先生直言對收購價感不公而不肯出售，他說： 「我買入時計算建築面積，呎價比樓上業主高，收購就計實用面積，呎價又與樓上一樣，我覺得不公平所以不賣，除非肯調高價錢，最多等佢拍賣再算。」
逾50 年樓齡的大角嘴道187 號文具店業主方先生則說： 「地舖的價值一向高於樓上住宅，對方未必一開始就給我們滿意的價錢，到樓上收齊八成業權，很可能會逼我們接受低價。」
申請強制拍賣程序
3 類樓宇： ■ 50 年以上樓齡的樓宇
■ 30 年以上的工業大廈
■ 一個單位佔大廈業權超過10％的樓宇（如只有9 個單位以下大廈）
1想重建的人士或公司掌握八成或以上業權
2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拍賣，申請人須提交兩份報告，一份是現有用途價值評估，一份是地段重新發展價值
土地審裁處須作考慮，包括樓宇樓齡及維修狀。反對強拍的兩成業權人士可提出抗辯，惟如敗訴可能被判繳付申請人一定比例堂費
土地審裁處測量師決定申請人的兩份估值報告是否合理，若判申請合理*，土審處會參考地段重新發展價值決定強制拍賣底價
3拍賣
*註：若土地審裁處否決申請，申請人要繼續收購至100％業權才可重建，又或放棄重建
A06 | 港聞 2010-03-18
門檻變八成500舊樓可強拍 立會通過修訂反對團體擬組織業主阻收購
【明報專訊】立法會昨日通過把舊樓強制拍賣的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業權，4 月1 日生效，數千幢舊樓將跌入可強制拍賣的範圍，業界估計有不足500 幢舊樓已集齊八成業權，符合申請強拍資格，其中10 多宗正準備第一時間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拍。但有反對強拍的組織表示會組織小業主阻截收購，立法會內反對降門檻的議員亦要求檢討強拍法例。【相關新聞刊A8】
受新規定影響的樓宇主要有3 種︰（1）50 年以上樓齡的樓宇，現時全港約有2582 幢；（2）坐落非工業地帶的逾30 年樓齡工廈，約有580 幢；（3）一個單位業權已佔全幢業權超過10％的樓宇（例如全幢只得9 個單位）。發展局未有提供第3類樓宇的總數，現時本港約有6800 幢少於9 層高、而樓齡逾30年的樓宇。
10 多宗擬下月即提申請
第一太平戴維斯董事總經理陳超國表示，現時已收集八成業權的舊樓不足500 幢，約有10 多宗個案已準備下月申請強拍，公告獲通過不等於即將有數百幢樓宇重建，因為很多業主一向有維修，樓宇狀好，不會申請強拍。他估計新規定生效後，申請強拍個案將增加1 倍，至每年10 餘宗。
陳超國認為，新例令更多業主有較大的議價能力， 「相反釘子戶的議價能力便會因而減低……若業主不想售賣，只要集齊兩成多業權反對收購」。
不過，多名議員認為公告未能保障小業主的權益，公民黨黨魁余若薇稱強拍法例應突顯有公眾利益例如危樓等才可強拍，民建聯葉國謙則認為單靠發展商提出估值報告並不理想，應參考市建局做法，請7 名獨立測量師作估值。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質疑，當局堅持公告要下月生效，是為地產商牟利益， 「我想極都不明白，為何市區重建檢討未完，4月1 日便要通過……可能乜叔百幾億等住去拍賣，沒辦法，等唔切，要發啦」。他其後點名批評恒基主席李兆基說業主被收購業權後，可夠錢去天水圍買兩單位的說法， 「他很清楚，知道收購後的錢不能在市區買到同呎單位，所以要去天水圍買兩個新單位」。
林鄭指會修例維修狀列首要條件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表示會修訂主體法例，將現時土地審裁處考慮強拍的條件，由樓齡或維修狀，改為以維修狀作首要條件。她重申會研究適用於強拍的調解機制，屆時調解員若能處理小業主樓換樓等訴求，便不一定要強拍，又指會提高業主對自身權益的認知。
住宅業主歡迎地舖業主呻不公
上月田生集團表明已成功收購八成業權的西環大樓，或成首批隨公告獲通過而被申請強拍的舊樓，已出售單位的業主梁太早有換樓打算，田生於2008 年提出以實用面積計算，以每呎連搬運費8000 元收購，即實用面積為400 呎單位，可獲320 萬元，收購價至今不變。贊成降門檻的梁太直言： 「如果一早大家應承賣，就可以買較大的單位，現在就不可能，這小撮人又有沒有檢討自己？」
不過，西環大樓的一個地舖業主陳先生直言對收購價感不公而不肯出售，他說： 「我買入時計算建築面積，呎價比樓上業主高，收購就計實用面積，呎價又與樓上一樣，我覺得不公平所以不賣，除非肯調高價錢，最多等佢拍賣再算。」
逾50 年樓齡的大角嘴道187 號文具店業主方先生則說： 「地舖的價值一向高於樓上住宅，對方未必一開始就給我們滿意的價錢，到樓上收齊八成業權，很可能會逼我們接受低價。」
申請強制拍賣程序
3 類樓宇： ■ 50 年以上樓齡的樓宇
■ 30 年以上的工業大廈
■ 一個單位佔大廈業權超過10％的樓宇（如只有9 個單位以下大廈）
1想重建的人士或公司掌握八成或以上業權
2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拍賣，申請人須提交兩份報告，一份是現有用途價值評估，一份是地段重新發展價值
土地審裁處須作考慮，包括樓宇樓齡及維修狀。反對強拍的兩成業權人士可提出抗辯，惟如敗訴可能被判繳付申請人一定比例堂費
土地審裁處測量師決定申請人的兩份估值報告是否合理，若判申請合理*，土審處會參考地段重新發展價值決定強制拍賣底價
3拍賣
*註：若土地審裁處否決申請，申請人要繼續收購至100％業權才可重建，又或放棄重建
風險分擔利益分享重建困結迎刃而解
明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03-18
風險分擔利益分享重建困結迎刃而解
在未有完善機制保障小業主權益的情下，政府利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操作，使降低強拍門檻至八成得以強渡關山，下月1 日實施。降低強拍門檻對小業主不公平之處，顯而易見，由於這次並無任何措施使事態朝公平合理方向發展，政府在檢討市區重建策略之際，應該一併檢視有關情。我們認為，對重建後升值預期的利益分配，是重建（包括市建局和發展商）爭議焦點所在，如果政府朝「風險分擔，利益分享」方向處理此事，相信可以紓解重建困結。
小業主發展商財力懸殊法律公正性未體現出來
強拍機制最使人詬病之處，有兩點：（1）強拍並非真正拍賣，實質是強收；（2）當小業主與發展商爭持到強拍階段，實際上就是打官司，但是兩者之間實力懸殊，法律的公正難以體現出來。
關於強拍接近強收，皆因法例由1999 年生效迄今，共有20 宗強制拍賣個案，九成（18 宗）均在沒有對手下，由申請拍賣者（發展商）以底價奪得全部業權。強拍是發展商與小業主博弈走到最後一步，他們之間的損益，此消彼長，若屬真正拍賣，則業權的真實價值就會顯現出來，不過，現實上並無真正拍賣，小業主的應得權益就不能呈現出來。九成強拍門檻已經如此，當門檻降低至八成，將有更多小業主應得權益被侵奪。
小業主與發展商爭持到強拍，由土地審裁處審理，當啟動到這個機制，實際上就是小業主與發展商打官司。本港訴訟費用高昂，發展商在財力上佔絕對優勢，小業主根本難以抗衡。近期北角繼園里強拍個案，最能說明強弱懸殊實質。繼園里有小業主與發展商打強拍官司，案件去年12 月在土地審裁處審理，發展商由大律師代表出庭，並請來3 名測量師和建築師作證及提交專家報告，小業主如何反對發展商申請強拍呢？小業主並無大律師代表，也沒有測量師和建築師助拳，只是向審裁處提交自行撰寫的報告書。
在法庭上，出現這樣的專業與業餘對碰，結果可想而知，發展商大勝，小業主大敗，小業主所得賠償，基本上就是發展商提出來的數字，一個單位的一半業權和一個車位，共150 萬元。對於事件中的小業主而言，噩夢還不止此，因為法官還要小業主支付申請人有關申請訟費的八成。據紀錄，此案於去年12 月1-4、7 及18 日審理，訟費肯定不菲，那150 萬元能否足夠支付，就看發展商會否放小業主一馬了。最終位處北角優質地段的繼園里，在今年2 月底完成強拍，由新世界發展以7.09 億元底價成交，樓面呎價約3500 元，較近期將軍澳賣地的4600元呎價，遠有不如。
政府認為強拍機制有土地審裁處把關，就可以保障小業主利益，但是從上述情看來，法律的公正性在小業主與發展商角力時，根本不能體現出來。因此，政府若認為強拍是推動發展商參與重建的要件，就應該設立機制，讓公權力在審裁處階段作適度介入，例如就現用值（existing use value） 及重建值（redevelopmentvalue）等估計方面，給無能力聘請大律師和測量師、建築師的小業主，提供專業協助。
收樓增加賠償選擇可減爭拗推動重建
關於市區重建，小業主盡量叫高賠償價，乃人之常情，市建局有賠償當區7 年樓齡的準則，尚且與小業主爭拗不絕；發展商收樓重建，一方叫價，一方壓價，爭議必然更多。若單以現用值而言， 一些舊樓「溶溶爛爛」，確實不值太多錢，若加上重建值，則一些舊樓所坐落地區，升值潛力甚高，情不一樣了。小業主眼於發展潛力，事實上舊樓重建後價值狂的例子，比比皆是，小業主欲與發展商分利，也屬人之常情。發展商投資重建舊樓，無可否認存在一定風險，我們認為在收樓賠償方面，若發展商提供不同方案供小業主選擇，應可化解爭端，平衡雙方利益，加速重建進度。
例如：
方案1：是小業主可選擇一筆過賠償，自此與發展商再無轇轕；
方案2：發展商以「風險分擔利益分享」原則，供小業主選擇，具體是小業主首筆只取部分賠償，待重建完成後，按項目盈虧，與發展商分取其餘款項；
方案3： 「以樓換樓」和「以舖換舖」。
上述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市建局的重建項目。市建局重建，一向標榜不牟利，這樣的話， 「風險分擔利益分享」更有推行基礎，若市建局採納，加強了重建效率，不但為市區重建打開一個新局面，還可以起到藏富於民的邊際效果。收樓賠償增加不同選擇，操作起來會較繁複，但是若能加快推動重建，又無損社會和諧，則政府應該朝這方向思考改善。
【相關新聞刊A6、A8】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03-18
風險分擔利益分享重建困結迎刃而解
在未有完善機制保障小業主權益的情下，政府利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操作，使降低強拍門檻至八成得以強渡關山，下月1 日實施。降低強拍門檻對小業主不公平之處，顯而易見，由於這次並無任何措施使事態朝公平合理方向發展，政府在檢討市區重建策略之際，應該一併檢視有關情。我們認為，對重建後升值預期的利益分配，是重建（包括市建局和發展商）爭議焦點所在，如果政府朝「風險分擔，利益分享」方向處理此事，相信可以紓解重建困結。
小業主發展商財力懸殊法律公正性未體現出來
強拍機制最使人詬病之處，有兩點：（1）強拍並非真正拍賣，實質是強收；（2）當小業主與發展商爭持到強拍階段，實際上就是打官司，但是兩者之間實力懸殊，法律的公正難以體現出來。
關於強拍接近強收，皆因法例由1999 年生效迄今，共有20 宗強制拍賣個案，九成（18 宗）均在沒有對手下，由申請拍賣者（發展商）以底價奪得全部業權。強拍是發展商與小業主博弈走到最後一步，他們之間的損益，此消彼長，若屬真正拍賣，則業權的真實價值就會顯現出來，不過，現實上並無真正拍賣，小業主的應得權益就不能呈現出來。九成強拍門檻已經如此，當門檻降低至八成，將有更多小業主應得權益被侵奪。
小業主與發展商爭持到強拍，由土地審裁處審理，當啟動到這個機制，實際上就是小業主與發展商打官司。本港訴訟費用高昂，發展商在財力上佔絕對優勢，小業主根本難以抗衡。近期北角繼園里強拍個案，最能說明強弱懸殊實質。繼園里有小業主與發展商打強拍官司，案件去年12 月在土地審裁處審理，發展商由大律師代表出庭，並請來3 名測量師和建築師作證及提交專家報告，小業主如何反對發展商申請強拍呢？小業主並無大律師代表，也沒有測量師和建築師助拳，只是向審裁處提交自行撰寫的報告書。
在法庭上，出現這樣的專業與業餘對碰，結果可想而知，發展商大勝，小業主大敗，小業主所得賠償，基本上就是發展商提出來的數字，一個單位的一半業權和一個車位，共150 萬元。對於事件中的小業主而言，噩夢還不止此，因為法官還要小業主支付申請人有關申請訟費的八成。據紀錄，此案於去年12 月1-4、7 及18 日審理，訟費肯定不菲，那150 萬元能否足夠支付，就看發展商會否放小業主一馬了。最終位處北角優質地段的繼園里，在今年2 月底完成強拍，由新世界發展以7.09 億元底價成交，樓面呎價約3500 元，較近期將軍澳賣地的4600元呎價，遠有不如。
政府認為強拍機制有土地審裁處把關，就可以保障小業主利益，但是從上述情看來，法律的公正性在小業主與發展商角力時，根本不能體現出來。因此，政府若認為強拍是推動發展商參與重建的要件，就應該設立機制，讓公權力在審裁處階段作適度介入，例如就現用值（existing use value） 及重建值（redevelopmentvalue）等估計方面，給無能力聘請大律師和測量師、建築師的小業主，提供專業協助。
收樓增加賠償選擇可減爭拗推動重建
關於市區重建，小業主盡量叫高賠償價，乃人之常情，市建局有賠償當區7 年樓齡的準則，尚且與小業主爭拗不絕；發展商收樓重建，一方叫價，一方壓價，爭議必然更多。若單以現用值而言， 一些舊樓「溶溶爛爛」，確實不值太多錢，若加上重建值，則一些舊樓所坐落地區，升值潛力甚高，情不一樣了。小業主眼於發展潛力，事實上舊樓重建後價值狂的例子，比比皆是，小業主欲與發展商分利，也屬人之常情。發展商投資重建舊樓，無可否認存在一定風險，我們認為在收樓賠償方面，若發展商提供不同方案供小業主選擇，應可化解爭端，平衡雙方利益，加速重建進度。
例如：
方案1：是小業主可選擇一筆過賠償，自此與發展商再無轇轕；
方案2：發展商以「風險分擔利益分享」原則，供小業主選擇，具體是小業主首筆只取部分賠償，待重建完成後，按項目盈虧，與發展商分取其餘款項；
方案3： 「以樓換樓」和「以舖換舖」。
上述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市建局的重建項目。市建局重建，一向標榜不牟利，這樣的話， 「風險分擔利益分享」更有推行基礎，若市建局採納，加強了重建效率，不但為市區重建打開一個新局面，還可以起到藏富於民的邊際效果。收樓賠償增加不同選擇，操作起來會較繁複，但是若能加快推動重建，又無損社會和諧，則政府應該朝這方向思考改善。
【相關新聞刊A6、A8】
「中港關係」的思考限度
明報
A32 | MP+觀點 | By 李祖喬、黃宇軒 2010-03-18
「中港關係」的思考限度
高鐵後，不少人關注青年的政治能量會否過渡到公投，但僅分析青年的公投意向，會忽視整體社會脈絡。近年政黨接班困難、泛民新生代傾向總辭、基進又惡搞議會的社民連獲得不少青年支持；同時，城市運動人數倍增，政治主體則是進步而有機的「80 後」。可見今天港人對生活議題政治化的關注，不下於那些很「政治」的議題（政黨、議席和政制）。此似乎是對「組織」、「政治」甚至「香港」等概念，都有不同想像。這不限年齡，也不能完全參考民運和社運史，倒更似是公民回應制度的另一種政治方式。
「香港」可以是什麼
我們現今未必能把握這種政治，但筆者拋磚引玉，認為首先要反思「中港關係」思考框架的限度。這個過渡期香港的主要政治思想框架，可能僅限於議會政制的領域，未必能延伸至解釋其他問題。在政制上，固然能指建制派擁護中央，泛民則代表進步港人，但世代論、反發展主義和有機政治行動的冒起，也標誌港人對香港精神和過渡期殖民政治的反省，箇中衝突實難以用「中港關係」的框架解釋，僅歸因於「中國影響香港」或「香港管治問題」。這非指中港對立不再存在，但在高鐵事件上，那「中港關係」無法解釋的政治實踐已有可尋。不少評論依然把反高鐵者標籤成「反對中港融合」，把興建高鐵單純視為「加強中港連繫」，兩種說法都過分簡化，遮蔽了更真實的政治問題：香港要成為怎樣的城市？
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 的思考頗有啟發性：城市政治的核心，是城市的多層次定位。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在80 年代視倫敦為全球城市，在政策上將大部分資源流向倫敦打造金融之都，卻忽略了這種全球定位既破壞了城市的本土經濟和環境，又令北方城市停滯不前，在區域上跟倫敦形成緊張關係。同理，香港也身處本土、區域、國家與全球4 個層面的張力之中。在高鐵事件上，支持者只想像到全國高鐵網絡中的「香港」，反對聲音告訴我們高鐵如何侵蝕「本土」的庶民生活、意味怎樣的利益分配。區域而言，高鐵的受惠者是誰？身為全球城市的「香港」會否因為高鐵事件而提升國際形象？這四個層面，在建設香港和分配資源時都必須回應與平衡，卻似乎難以回答——因為它們是資源分配的政治問題，而我們往往只以「反大陸化」、「加強兩地經濟合作」和「管治問題」等修辭去騎劫和迴避。除了一國兩制和經濟城市，我們很少想過「香港」可以是什麼，為本土、區域、國家和全球的人帶來怎樣的價值和貢獻。
即使是「中港關係」裏的「中國」，也非鐵板一塊。內地網民在Twitter 支持港人反高鐵，港人也北上聲援維權運動，香港功能組別不僅是港英遺產，也是區域性的內地利益集團，就是北京嘗試在其他政策上不直接干預，全球資本主義及國際關係的波動，也會影響香港，例如香港跟台灣的合作關係。
「中國」跟「香港」的關係，並非平面地圖上兩個地方的迎合與抗拒，也有不同地理層次的資源分配公義問題。意識到這點，我們才明白到香港的政治，實非僅在政制成敗。公投之重心，實不在其戰略成效，而在其跟高鐵在時間上的偶合，加上泛民跟高鐵示威者曾聯手連結議會內外，令人想像這會否帶來新的政治想像。
作者是Roundtable 成員
A32 | MP+觀點 | By 李祖喬、黃宇軒 2010-03-18
「中港關係」的思考限度
高鐵後，不少人關注青年的政治能量會否過渡到公投，但僅分析青年的公投意向，會忽視整體社會脈絡。近年政黨接班困難、泛民新生代傾向總辭、基進又惡搞議會的社民連獲得不少青年支持；同時，城市運動人數倍增，政治主體則是進步而有機的「80 後」。可見今天港人對生活議題政治化的關注，不下於那些很「政治」的議題（政黨、議席和政制）。此似乎是對「組織」、「政治」甚至「香港」等概念，都有不同想像。這不限年齡，也不能完全參考民運和社運史，倒更似是公民回應制度的另一種政治方式。
「香港」可以是什麼
我們現今未必能把握這種政治，但筆者拋磚引玉，認為首先要反思「中港關係」思考框架的限度。這個過渡期香港的主要政治思想框架，可能僅限於議會政制的領域，未必能延伸至解釋其他問題。在政制上，固然能指建制派擁護中央，泛民則代表進步港人，但世代論、反發展主義和有機政治行動的冒起，也標誌港人對香港精神和過渡期殖民政治的反省，箇中衝突實難以用「中港關係」的框架解釋，僅歸因於「中國影響香港」或「香港管治問題」。這非指中港對立不再存在，但在高鐵事件上，那「中港關係」無法解釋的政治實踐已有可尋。不少評論依然把反高鐵者標籤成「反對中港融合」，把興建高鐵單純視為「加強中港連繫」，兩種說法都過分簡化，遮蔽了更真實的政治問題：香港要成為怎樣的城市？
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 的思考頗有啟發性：城市政治的核心，是城市的多層次定位。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在80 年代視倫敦為全球城市，在政策上將大部分資源流向倫敦打造金融之都，卻忽略了這種全球定位既破壞了城市的本土經濟和環境，又令北方城市停滯不前，在區域上跟倫敦形成緊張關係。同理，香港也身處本土、區域、國家與全球4 個層面的張力之中。在高鐵事件上，支持者只想像到全國高鐵網絡中的「香港」，反對聲音告訴我們高鐵如何侵蝕「本土」的庶民生活、意味怎樣的利益分配。區域而言，高鐵的受惠者是誰？身為全球城市的「香港」會否因為高鐵事件而提升國際形象？這四個層面，在建設香港和分配資源時都必須回應與平衡，卻似乎難以回答——因為它們是資源分配的政治問題，而我們往往只以「反大陸化」、「加強兩地經濟合作」和「管治問題」等修辭去騎劫和迴避。除了一國兩制和經濟城市，我們很少想過「香港」可以是什麼，為本土、區域、國家和全球的人帶來怎樣的價值和貢獻。
即使是「中港關係」裏的「中國」，也非鐵板一塊。內地網民在Twitter 支持港人反高鐵，港人也北上聲援維權運動，香港功能組別不僅是港英遺產，也是區域性的內地利益集團，就是北京嘗試在其他政策上不直接干預，全球資本主義及國際關係的波動，也會影響香港，例如香港跟台灣的合作關係。
「中國」跟「香港」的關係，並非平面地圖上兩個地方的迎合與抗拒，也有不同地理層次的資源分配公義問題。意識到這點，我們才明白到香港的政治，實非僅在政制成敗。公投之重心，實不在其戰略成效，而在其跟高鐵在時間上的偶合，加上泛民跟高鐵示威者曾聯手連結議會內外，令人想像這會否帶來新的政治想像。
作者是Roundtable 成員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明報
A32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3-18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3 月7 日，兩會期間，當湖北省長李鴻忠被記者追問到有關去年震動全國的「鄧玉嬌案」時，老羞成怒，言行失態，竟然兇神惡煞的恫嚇對方： 「你真是《人民日報》的？你還問這問題？你還是黨的喉舌？你怎麼引導輿論？……你叫什麼名字？我要找你們領導去。」（3 月8 日《蘋果日報》）後來，他更乖戾張狂到當場搶走記者的錄音筆，令輿論嘩然。
李鴻忠：你還是黨的喉舌？
近日，幾百位來自內地新聞及學術界的名人，便發起聯署公開信行動，直斥李鴻忠的言行「背離政治文明，近自我驕橫。強奪事件，受害者絕非當事記者一人。媒體權利折戟，大眾知情權受挫，國家形象受累，議會殿堂蒙羞」，更要求全國人大徹查這位省長。
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那是如何的激動人心的說話，但言猶在耳，卻發生了這次省長帶頭打壓新聞自由的事件。在周日舉行、兩會結束後的中外記者會上，也沒有記者獲得「垂青」，可以就這件萬眾矚目的事件，向總理作出提問。一向苦心經營開明形象的溫總，也難免露了點餡。
港人看了這宗新聞後，可能瞠目結舌，借用adidas的廣告名句，祖國真的是「Impossible is Nothing！」當權者打壓新聞自由，竟然可以赤裸、粗暴到這一個地步。但其實回到我們的香港，情可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曾德成：我做記者你都未出世！
前一個周六，署理特首唐英年出席青年高峰會，場內場外都抗議不絕，唐更被台下失業青年投擲皮鞋。峰會由民政事務局主辦，會後，理所當然地，記者一擁而上追問局長曾德成對事件的反應，當局有否安排失當。
你估這位曾任《大公報》總編輯的局長，會如何回應？會將心比己，予人為善？
答案完全不是，他傲慢的說： 「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言下之意是，你又怎會逼到我講？
這是哪門子的邏輯？你以前是否做過記者、報館高層，這又有何相干，只要這一刻你是官員，尤其是問責局長，你就有責任就相關公共事務接受公眾提問。
溫總說要： 「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如果政府內都是李鴻忠和曾德成這兩類人，恐怕那只是空口講白話而已。
兩會期間，另一單矚目新聞，就是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的發言，狠批： 「千篇一律的會議和生搬硬套的官樣文章，被群眾戲稱『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不單換來會場中熱烈的掌聲，亦獲輿論一致叫好。
政治上的「空廢說話」
其實，不單止在中國，即使在香港，政治上的「空廢說話」，何嘗不是一樣多的是。
當我們的政府高官，面對媒體的尖銳提問和質詢時，他們當然不會像我們的湖北省長那般兇神惡煞，但這卻並不表示，他們會開誠布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反而他們為了逃避責任，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一樣會說出大量模稜兩可、滑不溜手、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
就以兩位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為例，他們便有大家耳熟能詳的金句。
董、曾的經典金句
先說董建華，每當出現事故，又或者政府施政失誤時，記者追問某某官員是否需要問責下台時，董就會搬出：
「留低比離開，更加需要勇氣。」（筆者按：腳痛除外）當政府政策受到猛烈批評，被記者問及時，他就會搬出「董思維」（注意是「董」思維，不是「懂思維」，兩者有天壤之別）：
「愈多人批評我， 就愈代表我做得正確。」
（筆者按：當北京如此嚴厲批評「公投」時，公、社兩黨又可否如此回應呢？）再說曾蔭權，試過當民意調查顯示其民望下挫，屢創新低時，面對記者及民意代表鍥而不捨的追問和苦苦相逼時，他也曾搬出過：
「民望於我如浮雲。」（筆者按：浮雲於我如命根）（完整版本是： 「個人民望的上落，從私人的虛榮心來看，我覺得這只是浮雲，根本不值得我自己個人擔憂。」)當然兩人還有「一句頂萬句」的：
「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筆者按：但當然大家會問，政治不就是眾人的事嗎？公共事務的本質就是政治。為什麼官員行使公權力，決策獨斷獨行，那就不算是政治；但民眾質疑或批評，卻是把問題政治化呢？)
說穿了，這些也只是似是而非的「政治空廢說話」而已。
所以， 「正確的廢話」、「漂亮的空話」…… 一樣也不是祖國所獨有。還是那一句，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談何容易，那怕是在香港。
#其實早在2007 年7 月26 日，筆者便於本欄寫過一篇〈政客廢話寶鑑〉，輯錄了大量類似的政治空廢語言，有興趣認識的讀者，可以自行加以翻閱，又或者翻看以下兩本書：
Nick Webb 所編著的《The Dictionary ofBullshit》；
以及Graham Edmonds 所編著的《The Business ofBullshit》。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A32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3-18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3 月7 日，兩會期間，當湖北省長李鴻忠被記者追問到有關去年震動全國的「鄧玉嬌案」時，老羞成怒，言行失態，竟然兇神惡煞的恫嚇對方： 「你真是《人民日報》的？你還問這問題？你還是黨的喉舌？你怎麼引導輿論？……你叫什麼名字？我要找你們領導去。」（3 月8 日《蘋果日報》）後來，他更乖戾張狂到當場搶走記者的錄音筆，令輿論嘩然。
李鴻忠：你還是黨的喉舌？
近日，幾百位來自內地新聞及學術界的名人，便發起聯署公開信行動，直斥李鴻忠的言行「背離政治文明，近自我驕橫。強奪事件，受害者絕非當事記者一人。媒體權利折戟，大眾知情權受挫，國家形象受累，議會殿堂蒙羞」，更要求全國人大徹查這位省長。
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那是如何的激動人心的說話，但言猶在耳，卻發生了這次省長帶頭打壓新聞自由的事件。在周日舉行、兩會結束後的中外記者會上，也沒有記者獲得「垂青」，可以就這件萬眾矚目的事件，向總理作出提問。一向苦心經營開明形象的溫總，也難免露了點餡。
港人看了這宗新聞後，可能瞠目結舌，借用adidas的廣告名句，祖國真的是「Impossible is Nothing！」當權者打壓新聞自由，竟然可以赤裸、粗暴到這一個地步。但其實回到我們的香港，情可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曾德成：我做記者你都未出世！
前一個周六，署理特首唐英年出席青年高峰會，場內場外都抗議不絕，唐更被台下失業青年投擲皮鞋。峰會由民政事務局主辦，會後，理所當然地，記者一擁而上追問局長曾德成對事件的反應，當局有否安排失當。
你估這位曾任《大公報》總編輯的局長，會如何回應？會將心比己，予人為善？
答案完全不是，他傲慢的說： 「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言下之意是，你又怎會逼到我講？
這是哪門子的邏輯？你以前是否做過記者、報館高層，這又有何相干，只要這一刻你是官員，尤其是問責局長，你就有責任就相關公共事務接受公眾提問。
溫總說要： 「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如果政府內都是李鴻忠和曾德成這兩類人，恐怕那只是空口講白話而已。
兩會期間，另一單矚目新聞，就是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的發言，狠批： 「千篇一律的會議和生搬硬套的官樣文章，被群眾戲稱『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不單換來會場中熱烈的掌聲，亦獲輿論一致叫好。
政治上的「空廢說話」
其實，不單止在中國，即使在香港，政治上的「空廢說話」，何嘗不是一樣多的是。
當我們的政府高官，面對媒體的尖銳提問和質詢時，他們當然不會像我們的湖北省長那般兇神惡煞，但這卻並不表示，他們會開誠布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反而他們為了逃避責任，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一樣會說出大量模稜兩可、滑不溜手、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
就以兩位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為例，他們便有大家耳熟能詳的金句。
董、曾的經典金句
先說董建華，每當出現事故，又或者政府施政失誤時，記者追問某某官員是否需要問責下台時，董就會搬出：
「留低比離開，更加需要勇氣。」（筆者按：腳痛除外）當政府政策受到猛烈批評，被記者問及時，他就會搬出「董思維」（注意是「董」思維，不是「懂思維」，兩者有天壤之別）：
「愈多人批評我， 就愈代表我做得正確。」
（筆者按：當北京如此嚴厲批評「公投」時，公、社兩黨又可否如此回應呢？）再說曾蔭權，試過當民意調查顯示其民望下挫，屢創新低時，面對記者及民意代表鍥而不捨的追問和苦苦相逼時，他也曾搬出過：
「民望於我如浮雲。」（筆者按：浮雲於我如命根）（完整版本是： 「個人民望的上落，從私人的虛榮心來看，我覺得這只是浮雲，根本不值得我自己個人擔憂。」)當然兩人還有「一句頂萬句」的：
「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筆者按：但當然大家會問，政治不就是眾人的事嗎？公共事務的本質就是政治。為什麼官員行使公權力，決策獨斷獨行，那就不算是政治；但民眾質疑或批評，卻是把問題政治化呢？)
說穿了，這些也只是似是而非的「政治空廢說話」而已。
所以， 「正確的廢話」、「漂亮的空話」…… 一樣也不是祖國所獨有。還是那一句，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談何容易，那怕是在香港。
#其實早在2007 年7 月26 日，筆者便於本欄寫過一篇〈政客廢話寶鑑〉，輯錄了大量類似的政治空廢語言，有興趣認識的讀者，可以自行加以翻閱，又或者翻看以下兩本書：
Nick Webb 所編著的《The Dictionary ofBullshit》；
以及Graham Edmonds 所編著的《The Business ofBullshit》。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特區政府土地政策的失誤
明報
B14 | MP+觀點 | By 韋志堅 2010-03-17
特區政府土地政策的失誤
財政司長在剛發表的預算案中指出，政府的樓市政策是要確保樓價平穩發展。事實上，特首在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中回答選委提問時也有這樣的說明。所以，大家都很清楚，特區政府的目標是要保持樓價平穩發展。可是，回顧近年樓市的情，樓價並不是平穩發展，而是急速升。根據政府統計月刊的數字，在每年約2 至3%通脹的經濟情下，近年的平均樓價升幅分別是12%（2007）、16%（2008）和24%（2009 年11 月對比）。這反映政府的政策失敗，未能達到平穩發展的目標。
筆者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使特區政府未能達到政策目標：
第一，政府沒有適當處理由其壟斷的土地資源；
第二，政府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物業市場。
筆者更認為政府這項土地政策的失誤是做成近年貧富懸殊加劇，和出現在職貧窮的一個重要原因（ 讀者可到www.procommons.org.hk，點擊土地政策，看我們以動畫解釋）。
壟斷土地資源托市遺禍至今
政府沒有適當處理由其壟斷的土地資源：眾所周知，香港的土地由政府擁有，我們則向政府租地。改動土地的用途都要向政府補地價，而補地價的基礎是市場價格。但是政府推出土地的數量和時間又會直接影響市場價格。因此，政府最終是影響土地及物業市場價格的主要因素。要防止這個壟斷情產生極端壟斷性的市場價格，政府必須採取一種以市場為本的方式來處理其土地資源，而這個方式就是定期賣地。定期賣地能使土地價格反映當時的整體經濟情，使香港的所有土地及物業資源能以市價標示（mark-to-market）。2002 年前，香港政府都是採取定期賣地、以市場為本的政策，可是，在2002 年，由於香港不公平的政冶制度，地產界和其他既得利益者成功游說政府托市，取消了以市場為本的政策，遺禍至今。有人可能以為，托市是為了避免中產變負資產。但事實上，大部分中產的物業都是自住，根本不能將物業套現得益。托市的真正得益者是進行物業買賣的人，如地產商，而他們的股票價格亦同時被托高。他們在財務報表上的資產，並不反映其在當時經濟狀的價值。
消委會早證市場不公平
政府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物業市場：有人可能辯說，上述的因素並不能解釋1997 年前後物業升的現象。當時雖然有定期賣地，但有每年50 公頃的限制。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住宅物業市場並不是一個公平的、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市場，1996 年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已指出這個情，只是由於香港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使政府視若無睹。縮水樓的長期存在，清楚顯示住宅物業市場是一個供應一方獨大的市場。而近期地產界內出現天價樓不可盡信的爭議，也令公眾質疑地產界內是否有搭棚做價的情。正如股票市場，一個公平的市場：
（一）不應有搭棚做價；
（二）不應有內幕交易；
（三）應立即及準確公布影響價格的資訊，包括物業的真實面積和交易的真正價格。
脫離經濟美國次按教訓乍現
對於上述的分析，政府總括有3 項辯解：
第一是怕推倒樓價。其實大家也同意樓價應平穩發展，問題是現在的樓價並非平穩發展，而是有人利用不公平的市場做成人為的升。這樣最終會脫離經濟基礎而大幅上落，美國次級按揭的經驗是最好的教訓。脫離經濟基礎的市場最後必跌下來。要保持樓價平穩發展，香港必須以市場為本作定期賣地，同時要建立一個公平的、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物業市場。
第二，政府認為現在的樓價沒有脫離市民的負擔能力，因為現在的供樓款項對入息的比例是38%，比過去20 年的平均數50%為低。可是，這個50%是平均數，根據政府的數字，最高時是93%，意思是在過去的20 年間，有一段時間是要不吃不穿來供樓的，可見這50%是一個不人道的數字。不知局長在引用這個數字時，是否有研究其背後的意義。筆者認為平均30%較為合理。利息低時會低一些，而利息高時可以高一些，在現時歷史性低利率的環境下，38%是很高的水平。
第三，特首在過去的施政報告中曾說不會賤價賣地。其實拍賣是市價，不會是賤價。我想他的意思是不會在經濟不景時以市價賣地，減少收入。這是私人地主的想法。政府則要有長遠的規劃，發展土地後便要推出市場，讓其他經濟環節繼續發展。香港元朗平原還有很多土地，可作「副都市」的發展考慮。另外，政府定期賣地更能為市場建立價格指標。兩者對整個經濟有重要的影響，政府不能以自己財富的心態來處理公共土地資源，必須作整體經濟發展的考慮。
總括來說，特首未有兌現其保持樓價平穩發展的政綱。政府以私人地主的心態處理其壟斷的公共土地資源，沒有以市場為本、定期賣地的方式照顧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沒有為整體經濟建立價格指標，沒有讓土地及物業資源以市價標示。官員們更依靠極端的統計數據，對市民的供樓苦視若無睹。
由於香港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官員們對長期存在不公平的住宅物業市場情愛理不理， 想活化政策的官員則受到「壓力」。我們必須參考股票市場的做法，防止物業市場搭棚造價及進行內幕交易，並要立即及準確公布影響價格的資訊。政府如不主動建立一個公平的物業市場，而任由人為舞弄，最終市場會大幅上落，影響社會的穩定。
作者是選委、公共專業聯盟土地及多元經濟組召集人
B14 | MP+觀點 | By 韋志堅 2010-03-17
特區政府土地政策的失誤
財政司長在剛發表的預算案中指出，政府的樓市政策是要確保樓價平穩發展。事實上，特首在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中回答選委提問時也有這樣的說明。所以，大家都很清楚，特區政府的目標是要保持樓價平穩發展。可是，回顧近年樓市的情，樓價並不是平穩發展，而是急速升。根據政府統計月刊的數字，在每年約2 至3%通脹的經濟情下，近年的平均樓價升幅分別是12%（2007）、16%（2008）和24%（2009 年11 月對比）。這反映政府的政策失敗，未能達到平穩發展的目標。
筆者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使特區政府未能達到政策目標：
第一，政府沒有適當處理由其壟斷的土地資源；
第二，政府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物業市場。
筆者更認為政府這項土地政策的失誤是做成近年貧富懸殊加劇，和出現在職貧窮的一個重要原因（ 讀者可到www.procommons.org.hk，點擊土地政策，看我們以動畫解釋）。
壟斷土地資源托市遺禍至今
政府沒有適當處理由其壟斷的土地資源：眾所周知，香港的土地由政府擁有，我們則向政府租地。改動土地的用途都要向政府補地價，而補地價的基礎是市場價格。但是政府推出土地的數量和時間又會直接影響市場價格。因此，政府最終是影響土地及物業市場價格的主要因素。要防止這個壟斷情產生極端壟斷性的市場價格，政府必須採取一種以市場為本的方式來處理其土地資源，而這個方式就是定期賣地。定期賣地能使土地價格反映當時的整體經濟情，使香港的所有土地及物業資源能以市價標示（mark-to-market）。2002 年前，香港政府都是採取定期賣地、以市場為本的政策，可是，在2002 年，由於香港不公平的政冶制度，地產界和其他既得利益者成功游說政府托市，取消了以市場為本的政策，遺禍至今。有人可能以為，托市是為了避免中產變負資產。但事實上，大部分中產的物業都是自住，根本不能將物業套現得益。托市的真正得益者是進行物業買賣的人，如地產商，而他們的股票價格亦同時被托高。他們在財務報表上的資產，並不反映其在當時經濟狀的價值。
消委會早證市場不公平
政府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物業市場：有人可能辯說，上述的因素並不能解釋1997 年前後物業升的現象。當時雖然有定期賣地，但有每年50 公頃的限制。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住宅物業市場並不是一個公平的、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市場，1996 年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已指出這個情，只是由於香港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使政府視若無睹。縮水樓的長期存在，清楚顯示住宅物業市場是一個供應一方獨大的市場。而近期地產界內出現天價樓不可盡信的爭議，也令公眾質疑地產界內是否有搭棚做價的情。正如股票市場，一個公平的市場：
（一）不應有搭棚做價；
（二）不應有內幕交易；
（三）應立即及準確公布影響價格的資訊，包括物業的真實面積和交易的真正價格。
脫離經濟美國次按教訓乍現
對於上述的分析，政府總括有3 項辯解：
第一是怕推倒樓價。其實大家也同意樓價應平穩發展，問題是現在的樓價並非平穩發展，而是有人利用不公平的市場做成人為的升。這樣最終會脫離經濟基礎而大幅上落，美國次級按揭的經驗是最好的教訓。脫離經濟基礎的市場最後必跌下來。要保持樓價平穩發展，香港必須以市場為本作定期賣地，同時要建立一個公平的、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物業市場。
第二，政府認為現在的樓價沒有脫離市民的負擔能力，因為現在的供樓款項對入息的比例是38%，比過去20 年的平均數50%為低。可是，這個50%是平均數，根據政府的數字，最高時是93%，意思是在過去的20 年間，有一段時間是要不吃不穿來供樓的，可見這50%是一個不人道的數字。不知局長在引用這個數字時，是否有研究其背後的意義。筆者認為平均30%較為合理。利息低時會低一些，而利息高時可以高一些，在現時歷史性低利率的環境下，38%是很高的水平。
第三，特首在過去的施政報告中曾說不會賤價賣地。其實拍賣是市價，不會是賤價。我想他的意思是不會在經濟不景時以市價賣地，減少收入。這是私人地主的想法。政府則要有長遠的規劃，發展土地後便要推出市場，讓其他經濟環節繼續發展。香港元朗平原還有很多土地，可作「副都市」的發展考慮。另外，政府定期賣地更能為市場建立價格指標。兩者對整個經濟有重要的影響，政府不能以自己財富的心態來處理公共土地資源，必須作整體經濟發展的考慮。
總括來說，特首未有兌現其保持樓價平穩發展的政綱。政府以私人地主的心態處理其壟斷的公共土地資源，沒有以市場為本、定期賣地的方式照顧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沒有為整體經濟建立價格指標，沒有讓土地及物業資源以市價標示。官員們更依靠極端的統計數據，對市民的供樓苦視若無睹。
由於香港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官員們對長期存在不公平的住宅物業市場情愛理不理， 想活化政策的官員則受到「壓力」。我們必須參考股票市場的做法，防止物業市場搭棚造價及進行內幕交易，並要立即及準確公布影響價格的資訊。政府如不主動建立一個公平的物業市場，而任由人為舞弄，最終市場會大幅上落，影響社會的穩定。
作者是選委、公共專業聯盟土地及多元經濟組召集人
溫總明示深層次矛盾 我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明報
B14 | MP+觀點 | By 李鵬飛 2010-03-17
溫總明示深層次矛盾我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由公民黨及社民連聯合發起的「5 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特區政府發言人較早前指，這是「有議員辭職而需要進行的補選，不是公投」，但事件經中央有關官員開腔定性後， 「變相公投」已被定性為真正公投。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北京指出，搞公投是違反了《基本法》。李飛不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指「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是對法律常識性存有長期誤解，不能以民事法來理解公法。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 「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 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 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 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 周年時說， 「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 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 年10 月10 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 至101 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 「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 「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 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 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 及2020 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 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 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 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 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 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 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 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 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 年和5 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 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B14 | MP+觀點 | By 李鵬飛 2010-03-17
溫總明示深層次矛盾我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由公民黨及社民連聯合發起的「5 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特區政府發言人較早前指，這是「有議員辭職而需要進行的補選，不是公投」，但事件經中央有關官員開腔定性後， 「變相公投」已被定性為真正公投。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北京指出，搞公投是違反了《基本法》。李飛不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指「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是對法律常識性存有長期誤解，不能以民事法來理解公法。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 「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 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 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 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 周年時說， 「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 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 年10 月10 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 至101 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 「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 「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 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 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 及2020 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 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 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 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 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 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 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 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 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 年和5 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 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公私營合作 紓醫療負擔
明報
E01 | 通通識 | 時事?議題 | By 陳業輝、黃郁文 2010-03-18
公私營合作 紓醫療負擔
掌握新聞背景，擴闊知識基礎及看事物的角度，有助通識教與學。逢星期二及四刊登
政府在大埔和沙田區推出為期3 年的共同護理試驗計劃，為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提供資助，鼓勵他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跟進病情，以減輕政府專科門診的壓力。計劃於2010 年3 月開始登記，年中提供服務。
本港人口老化，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需求勢必愈來愈大，公私營醫療服務共同護理是減輕社會醫療負擔的方法之一。文：陳業輝、黃郁文圖：資料圖片
顧問教師：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謝萃輝
看私醫政府付差額
本港人口老化，醫療開支增長較工資及經濟增長迅速，公營醫療服務的負荷日益增加，政府2001 年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加強公私營醫療合作。08 年推出的醫療融資諮詢文件指出，若不改革，2015 年公立醫院內科（糖尿、高血壓）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會由20 星期增至76 星期，白內障手術則由3 年延長至6 年。
根據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08年7月在立法會提供的資料，私營醫療界別提供約70%非住院護理服務，當中不少屬於基層醫療服務，費用相對便宜，大部分市民有能力支付。政府力鼓勵市民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並作出承擔，因而有「共同護理計劃」的構想。
病歷互通免病人重複檢查
「共同護理計劃」旨在讓於公營醫療系統中跟進病情的長期病患者，透過政府資助，以公私營合作模式接受全面及持續的治理，減輕公營醫療服務負擔之餘，亦縮減輪候時間。東華醫院及東華東院1996 年已推行相關計劃，轉介病情穩定的病人給私家醫生或同區政府門診處理。不過，當時有病人權益組織表示，計劃令一些沒有經濟能力的非急症病人惶恐不安，若病人因為沒有經濟能力而被延遲醫治便不公平。
為增加長期病患者選擇光顧私家醫生的誘因，醫管局提供資助及配套支援。2006年，當局在新界東醫院聯網公布推出電子病歷共享先導計劃，參加計劃的私家醫生只需輸入醫生個人密碼及患者資料，便可把診症資料傳送到醫管局聯網，加強公私營醫生的病歷互通，也避免病人不必要的重複檢查。
3 年投放6 億主打長期病患者
2008年，當局在天水圍北推行3年試驗計劃，資助病情穩定、在普通科門診跟進病情的長期病患者，接受同區私家醫生照顧，病人只需繳付普通科門診診金，診金差額由醫管局支付。截至2010 年1 月底，該區已有6 名私家醫生及1128名病人參加計劃。
特首曾蔭權在《2008-09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強基層醫療護理服務，作為醫療服務改革的一部分。財政司長曾俊華在2010 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為此會在未來3個財政年度投放約6億元。
在各項加強基層護理服務中，公私營合作照顧長期病人是2010 年的重點。2010 年3月，周一嶽表示當局會實行「共同護理試驗計劃」，政府已預留2 億元推展這個3 年計劃，先在沙田和大埔推行，目標對象是1000 名合資格公立醫院病人，若成效良好會推展至其他聯網，估計最終有1 萬至2 萬名病人受惠。據悉，港島東聯網擬於2010年底參加共同護理計劃。
每年資助1400元私醫須列明收費
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陳松青表示，政府會透過電子醫療券戶口，每年資助病人1400元，包括1200元供病人到私營醫療機構診症，每年不少於4 次（一般每年診症4至6 次），每次不應相隔多於4 個月，若醫療成效好，病人可獲200元健康管理獎金；私家醫生若達到治療指標，可獲200元質素鼓勵金，但私家醫生須在網上列明收費及承諾收費不會收高於現時水平。2008 年起在醫管局專科門診求醫、病情穩定的病人可於2010 年4 月起選擇到已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覆診，6月開始可找私家醫生看病。
醫管局表示會負責支援及監察有關計劃，包括為病人作風險評估，一年後再為病人檢查，若病轉差，病人毋須重新排隊亦可返回醫管局專科門診跟進。
病人私醫支持議員斥金額小
政府公布計劃後，有議員批評資助金額太小，不足以支付專科私家醫生的診金，又質疑政府如何監察以防濫用資助。各界如何回應？
私醫：重大突破
在立法會3 月8 日的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多名議員質疑政府如何監察，防止資助被濫用。民主黨議員鄭家富更認為，計劃未能減輕公營醫療的壓力，政府應加快推行醫療融資。
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則表示，希望透過試驗計劃，測試這些治理模式和臨指引在控制病情方面的效用，並透過由公私營醫療界別共同護理長期病患者，鼓勵私營基層醫療醫生參與預防和治療慢性疾病，以及提升醫療系統為長期病患者提供更全面和持續的治理的能力。「試驗計劃亦可為在公營醫療系統接受治理的長期病患者，提供一個較靈活的私營服務選擇，並促進建立持續的醫生病人關係，達到持續全人護理的目標。」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副主席張德喜對「共同護理試驗計劃」表示歡迎，他指計劃屬自願性質，可為有經濟能力的患者提供多一個選擇，同時減少公立醫院輪候人數，令經濟能力欠佳的其他患者縮短在公立醫院輪候的時間。
在沙田執業的私家醫生兼香港醫學會會董馮宜亮表態支持計劃，認為這是公私營合作及「錢跟病人走」的重大突破。他估計沙田與大埔約有50 名醫生參加。不過他指政府資助額僅夠藥物成本，例如向他求醫的病人，扣除政府資助後，每年須自付1200 元（每次約300元）診症費。
本地醫療支援不足
2004 年，熙伯64 歲，他曾是個「大隻有型」、活躍好動的長者。2003 年中，他因糖尿病促發中風，右半身癱瘓，不能進食，暴瘦10 多磅。由於熙伯只是小腦中風，不影響思維，能聽懂旁人的說話，卻只能咿咿呀呀，亦未能執筆。
熙太承認，丈夫患病令一家「跌至谷底」，「但我從未想過放棄，當我還有能力照顧他，我不會送他去老人院」。熙太曾進修護理課程，能應付喉管餵食、護理等高難度動作。兒子中五畢業後，亦選擇暫時留家照顧爸爸，讓母親繼續上班；女兒雖超時工作，也騰時間陪父求診。
熙家月入不過1 萬，醫療開支每月達4000 元，令熙家需借貸度日。若求助於綜援，母女要辭職，或父女分居。說到這裏，夫妻忍不住淚涔涔。「政府希望我們在家裏照顧長者，支援卻十分不足夠！」熙太激憤道。
──〈子犧牲事業病妻悉心照顧借貸度日三口不棄癱瘓父〉，《明報》，2004.09.20
根據政府統計處2006 至07 年的調查結果，全港約有115 萬名長期病患者，當中近四成九報稱患有高血壓， 兩成患糖尿病， 分別佔全港人口的8.2% 及3.3%，是首兩類最普遍慢性病患。
想一想
1. 長期病患者在生活上有什麼困難？
2. 醫療費用對他們生活可能造成什麼影響？根據上述資料及就你所知，加以說明。
3. 你認為政府可以如何協助長期病患者？輔例說明。
多層思考
1. 長期病患者及其家人一般面對什麼問題？在決定使用公營或私營醫療服務時，這些問題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素質？試參考以上資料，並根據個人經驗或見解分析。
2. 「共同護理計劃」在什麼程度上能有效運用社會資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解釋你的答案。
3. 你認為公私營合作能否提高香港整體的醫療服務？從資源運用的公平性、醫療成本、及醫療服務質素等方面討論。
延伸閱讀
新聞
1. 〈政府推糖尿高血壓護理計劃2 億資助2 萬病人看私醫〉，《明報》，2010.03.09
2. 〈財案料撥逾9 億加強基層醫療糖尿病人獲1600 元資助看私醫〉，《明報》，2010.02.23
3. 〈長期病自控課程3 年內推全港港東新東試點教醫療知識生活指引〉，《明報》，2010.01.18
4. 〈不推醫療融資專科輪候長3 倍〉，《明報》，2008.03.17
5. 〈醫改諮詢家庭醫生建議公眾譽參半〉，《明報》，2005.12.07
評論
6. 周一嶽，〈醫健展新象群策創新天〉，《明報》，2009.10.16網頁
7. 立法會資料，加強基層醫療服務：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7/09/P200807090163.htm
8. 食物及衛生局， 「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網頁：www.fhb.gov.hk/beStrong
9. 醫療改革關注組：www.medical-reforms.org
相關概念
慢性病（chronic diseases）
公私營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共同護理計劃（Shared-care Programmes）
知識增益：基層護理
周一嶽於08年7月在立法會回答李國麟議員的提問時表示，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可促進市民健康，長遠來說亦有助控制整體醫療需求及開支增長。為了長遠落實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的目標，政府在推行《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中已闡述有關措施：
‧制訂基層醫療服務的模式和標準
‧設立家庭醫生名冊
‧資助市民接受預防性護理
‧向私營醫療界別購買公共資助基層醫療服務
‧加強公共衛生教育、推廣健康生活方式
教學指引
學習單元：今日香港、公共衛生
主要探討問題（根據課程指引）
1. 不同人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什麼貢獻？有什麼障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2. 處於不同文化下，健康資訊、社會期望及個人信念和價值觀，如何影響人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3. 公共衛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如用於公共衛生服務的資源及資源分配、文化、制度及經濟等因素對生活模式的影響。教學目標
◆知識：
透過分析長期病患者的需要及相關試驗計劃，了解他們在不同生活素質的層面（如環境、社會、經濟等）所面對的現。同時，透過分析不同持份者（包括病人組織、公私營醫療機構代表、議員及政府）對是次建議的回應，了解他們的需要及立場。特別期望學生明白政府在制訂公共醫療政策時的角色，政府的考慮及限制（如公帑的運用、資源的公平性及迫切性）。
◆技能：
分析長期病患者的趨勢及此趨勢與政府公共支出的關係。另外，比較不同持份者的訴求及其理據，權衡利弊，建立個人見解。
◆態度：
期望學生明白公平運用公共資源的重要，透過探討長期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故事，了解他們對生活素質所重視的價值（如家人的連繫）；多反思及感受香港弱勢社群的需要。
多層思考答題指引
1. 針對問題前半部分，學生可從資料中或個人認知分析，包括面對經濟困境、家庭成員的苦及社會上的歧視問題。
至於問題後半部分，學生宜先為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作基本定義（如收費的準則及服務對象），然後分析不同背景的病人所面對的問題，應留意不同經濟能力及病情的病人在選取服務時，可能有不同考慮因素。
2. 學生首先對「共同護理計劃」的內容及目標作基本介紹，然後按社會資源的分配原則分析，例如計劃是否把資源過分傾斜到低收入人士身上，對其他納稅人不公平？計劃可能令過多病人利用私營醫療服務，會否影響醫療質素，而對原本使用私營醫療服務的人不公平？由於問題有「在什麼程度」的字眼，學生從不同角度權衡利弊後，需要提出個人立場並重申分析原因。
3. 這問題強調個人觀點的回應，學生可從不同層面分析，如政策的公平性及有效性、政府及私人機構在提供醫療服務上扮演的角色、公私營合作對醫療服務素質帶來的後果等。最後，學生需總結各項分析，提出個人立場並以理據支持。例如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提供公營醫療服務已成為社會福利必不可少的支出，政府扮演公營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是責無旁貸。另一方面，很多國家探討推行全民醫療保障計劃，讓有能力的病人分擔部分醫療成本。對於人口日漸老化的地區，這可能更有效控制政府公帑在醫療服務的支出，同時又能保持對病人提供高質素的醫療服務。學生如能以具體例子指出世界各地的安排作分析，則更有說服力。
E01 | 通通識 | 時事?議題 | By 陳業輝、黃郁文 2010-03-18
公私營合作 紓醫療負擔
掌握新聞背景，擴闊知識基礎及看事物的角度，有助通識教與學。逢星期二及四刊登
政府在大埔和沙田區推出為期3 年的共同護理試驗計劃，為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提供資助，鼓勵他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跟進病情，以減輕政府專科門診的壓力。計劃於2010 年3 月開始登記，年中提供服務。
本港人口老化，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需求勢必愈來愈大，公私營醫療服務共同護理是減輕社會醫療負擔的方法之一。文：陳業輝、黃郁文圖：資料圖片
顧問教師：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謝萃輝
看私醫政府付差額
本港人口老化，醫療開支增長較工資及經濟增長迅速，公營醫療服務的負荷日益增加，政府2001 年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加強公私營醫療合作。08 年推出的醫療融資諮詢文件指出，若不改革，2015 年公立醫院內科（糖尿、高血壓）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會由20 星期增至76 星期，白內障手術則由3 年延長至6 年。
根據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08年7月在立法會提供的資料，私營醫療界別提供約70%非住院護理服務，當中不少屬於基層醫療服務，費用相對便宜，大部分市民有能力支付。政府力鼓勵市民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並作出承擔，因而有「共同護理計劃」的構想。
病歷互通免病人重複檢查
「共同護理計劃」旨在讓於公營醫療系統中跟進病情的長期病患者，透過政府資助，以公私營合作模式接受全面及持續的治理，減輕公營醫療服務負擔之餘，亦縮減輪候時間。東華醫院及東華東院1996 年已推行相關計劃，轉介病情穩定的病人給私家醫生或同區政府門診處理。不過，當時有病人權益組織表示，計劃令一些沒有經濟能力的非急症病人惶恐不安，若病人因為沒有經濟能力而被延遲醫治便不公平。
為增加長期病患者選擇光顧私家醫生的誘因，醫管局提供資助及配套支援。2006年，當局在新界東醫院聯網公布推出電子病歷共享先導計劃，參加計劃的私家醫生只需輸入醫生個人密碼及患者資料，便可把診症資料傳送到醫管局聯網，加強公私營醫生的病歷互通，也避免病人不必要的重複檢查。
3 年投放6 億主打長期病患者
2008年，當局在天水圍北推行3年試驗計劃，資助病情穩定、在普通科門診跟進病情的長期病患者，接受同區私家醫生照顧，病人只需繳付普通科門診診金，診金差額由醫管局支付。截至2010 年1 月底，該區已有6 名私家醫生及1128名病人參加計劃。
特首曾蔭權在《2008-09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強基層醫療護理服務，作為醫療服務改革的一部分。財政司長曾俊華在2010 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為此會在未來3個財政年度投放約6億元。
在各項加強基層護理服務中，公私營合作照顧長期病人是2010 年的重點。2010 年3月，周一嶽表示當局會實行「共同護理試驗計劃」，政府已預留2 億元推展這個3 年計劃，先在沙田和大埔推行，目標對象是1000 名合資格公立醫院病人，若成效良好會推展至其他聯網，估計最終有1 萬至2 萬名病人受惠。據悉，港島東聯網擬於2010年底參加共同護理計劃。
每年資助1400元私醫須列明收費
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陳松青表示，政府會透過電子醫療券戶口，每年資助病人1400元，包括1200元供病人到私營醫療機構診症，每年不少於4 次（一般每年診症4至6 次），每次不應相隔多於4 個月，若醫療成效好，病人可獲200元健康管理獎金；私家醫生若達到治療指標，可獲200元質素鼓勵金，但私家醫生須在網上列明收費及承諾收費不會收高於現時水平。2008 年起在醫管局專科門診求醫、病情穩定的病人可於2010 年4 月起選擇到已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覆診，6月開始可找私家醫生看病。
醫管局表示會負責支援及監察有關計劃，包括為病人作風險評估，一年後再為病人檢查，若病轉差，病人毋須重新排隊亦可返回醫管局專科門診跟進。
病人私醫支持議員斥金額小
政府公布計劃後，有議員批評資助金額太小，不足以支付專科私家醫生的診金，又質疑政府如何監察以防濫用資助。各界如何回應？
私醫：重大突破
在立法會3 月8 日的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多名議員質疑政府如何監察，防止資助被濫用。民主黨議員鄭家富更認為，計劃未能減輕公營醫療的壓力，政府應加快推行醫療融資。
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則表示，希望透過試驗計劃，測試這些治理模式和臨指引在控制病情方面的效用，並透過由公私營醫療界別共同護理長期病患者，鼓勵私營基層醫療醫生參與預防和治療慢性疾病，以及提升醫療系統為長期病患者提供更全面和持續的治理的能力。「試驗計劃亦可為在公營醫療系統接受治理的長期病患者，提供一個較靈活的私營服務選擇，並促進建立持續的醫生病人關係，達到持續全人護理的目標。」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副主席張德喜對「共同護理試驗計劃」表示歡迎，他指計劃屬自願性質，可為有經濟能力的患者提供多一個選擇，同時減少公立醫院輪候人數，令經濟能力欠佳的其他患者縮短在公立醫院輪候的時間。
在沙田執業的私家醫生兼香港醫學會會董馮宜亮表態支持計劃，認為這是公私營合作及「錢跟病人走」的重大突破。他估計沙田與大埔約有50 名醫生參加。不過他指政府資助額僅夠藥物成本，例如向他求醫的病人，扣除政府資助後，每年須自付1200 元（每次約300元）診症費。
本地醫療支援不足
2004 年，熙伯64 歲，他曾是個「大隻有型」、活躍好動的長者。2003 年中，他因糖尿病促發中風，右半身癱瘓，不能進食，暴瘦10 多磅。由於熙伯只是小腦中風，不影響思維，能聽懂旁人的說話，卻只能咿咿呀呀，亦未能執筆。
熙太承認，丈夫患病令一家「跌至谷底」，「但我從未想過放棄，當我還有能力照顧他，我不會送他去老人院」。熙太曾進修護理課程，能應付喉管餵食、護理等高難度動作。兒子中五畢業後，亦選擇暫時留家照顧爸爸，讓母親繼續上班；女兒雖超時工作，也騰時間陪父求診。
熙家月入不過1 萬，醫療開支每月達4000 元，令熙家需借貸度日。若求助於綜援，母女要辭職，或父女分居。說到這裏，夫妻忍不住淚涔涔。「政府希望我們在家裏照顧長者，支援卻十分不足夠！」熙太激憤道。
──〈子犧牲事業病妻悉心照顧借貸度日三口不棄癱瘓父〉，《明報》，2004.09.20
根據政府統計處2006 至07 年的調查結果，全港約有115 萬名長期病患者，當中近四成九報稱患有高血壓， 兩成患糖尿病， 分別佔全港人口的8.2% 及3.3%，是首兩類最普遍慢性病患。
想一想
1. 長期病患者在生活上有什麼困難？
2. 醫療費用對他們生活可能造成什麼影響？根據上述資料及就你所知，加以說明。
3. 你認為政府可以如何協助長期病患者？輔例說明。
多層思考
1. 長期病患者及其家人一般面對什麼問題？在決定使用公營或私營醫療服務時，這些問題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素質？試參考以上資料，並根據個人經驗或見解分析。
2. 「共同護理計劃」在什麼程度上能有效運用社會資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解釋你的答案。
3. 你認為公私營合作能否提高香港整體的醫療服務？從資源運用的公平性、醫療成本、及醫療服務質素等方面討論。
延伸閱讀
新聞
1. 〈政府推糖尿高血壓護理計劃2 億資助2 萬病人看私醫〉，《明報》，2010.03.09
2. 〈財案料撥逾9 億加強基層醫療糖尿病人獲1600 元資助看私醫〉，《明報》，2010.02.23
3. 〈長期病自控課程3 年內推全港港東新東試點教醫療知識生活指引〉，《明報》，2010.01.18
4. 〈不推醫療融資專科輪候長3 倍〉，《明報》，2008.03.17
5. 〈醫改諮詢家庭醫生建議公眾譽參半〉，《明報》，2005.12.07
評論
6. 周一嶽，〈醫健展新象群策創新天〉，《明報》，2009.10.16網頁
7. 立法會資料，加強基層醫療服務：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7/09/P200807090163.htm
8. 食物及衛生局， 「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網頁：www.fhb.gov.hk/beStrong
9. 醫療改革關注組：www.medical-reforms.org
相關概念
慢性病（chronic diseases）
公私營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共同護理計劃（Shared-care Programmes）
知識增益：基層護理
周一嶽於08年7月在立法會回答李國麟議員的提問時表示，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可促進市民健康，長遠來說亦有助控制整體醫療需求及開支增長。為了長遠落實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的目標，政府在推行《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中已闡述有關措施：
‧制訂基層醫療服務的模式和標準
‧設立家庭醫生名冊
‧資助市民接受預防性護理
‧向私營醫療界別購買公共資助基層醫療服務
‧加強公共衛生教育、推廣健康生活方式
教學指引
學習單元：今日香港、公共衛生
主要探討問題（根據課程指引）
1. 不同人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什麼貢獻？有什麼障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2. 處於不同文化下，健康資訊、社會期望及個人信念和價值觀，如何影響人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3. 公共衛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如用於公共衛生服務的資源及資源分配、文化、制度及經濟等因素對生活模式的影響。教學目標
◆知識：
透過分析長期病患者的需要及相關試驗計劃，了解他們在不同生活素質的層面（如環境、社會、經濟等）所面對的現。同時，透過分析不同持份者（包括病人組織、公私營醫療機構代表、議員及政府）對是次建議的回應，了解他們的需要及立場。特別期望學生明白政府在制訂公共醫療政策時的角色，政府的考慮及限制（如公帑的運用、資源的公平性及迫切性）。
◆技能：
分析長期病患者的趨勢及此趨勢與政府公共支出的關係。另外，比較不同持份者的訴求及其理據，權衡利弊，建立個人見解。
◆態度：
期望學生明白公平運用公共資源的重要，透過探討長期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故事，了解他們對生活素質所重視的價值（如家人的連繫）；多反思及感受香港弱勢社群的需要。
多層思考答題指引
1. 針對問題前半部分，學生可從資料中或個人認知分析，包括面對經濟困境、家庭成員的苦及社會上的歧視問題。
至於問題後半部分，學生宜先為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作基本定義（如收費的準則及服務對象），然後分析不同背景的病人所面對的問題，應留意不同經濟能力及病情的病人在選取服務時，可能有不同考慮因素。
2. 學生首先對「共同護理計劃」的內容及目標作基本介紹，然後按社會資源的分配原則分析，例如計劃是否把資源過分傾斜到低收入人士身上，對其他納稅人不公平？計劃可能令過多病人利用私營醫療服務，會否影響醫療質素，而對原本使用私營醫療服務的人不公平？由於問題有「在什麼程度」的字眼，學生從不同角度權衡利弊後，需要提出個人立場並重申分析原因。
3. 這問題強調個人觀點的回應，學生可從不同層面分析，如政策的公平性及有效性、政府及私人機構在提供醫療服務上扮演的角色、公私營合作對醫療服務素質帶來的後果等。最後，學生需總結各項分析，提出個人立場並以理據支持。例如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提供公營醫療服務已成為社會福利必不可少的支出，政府扮演公營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是責無旁貸。另一方面，很多國家探討推行全民醫療保障計劃，讓有能力的病人分擔部分醫療成本。對於人口日漸老化的地區，這可能更有效控制政府公帑在醫療服務的支出，同時又能保持對病人提供高質素的醫療服務。學生如能以具體例子指出世界各地的安排作分析，則更有說服力。
八成門檻的九分謬誤
明報
B09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3-16
八成門檻的九分謬誤
政府準備在4 月1 日起，將舊樓強制拍賣的門檻由九成業權降低至八成，面對愈來愈多的質疑。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為了保駕護航，向立法會議員呼籲「可不可信我，起碼這一次」，令人不禁聯想起葉劉淑儀當年硬銷23 條立法時的一句名言「你信我喇！」為什麼一項事關市區重建和私有產權的重大政策，不能用客觀數據和科學分析以理服人，而要訴諸公眾對一位官員的信心？
發展局推動這項新政的理據，在於「提高私人物業業主重新發展其樓宇的能力，以便更有效地補足市建局的工作，協助解決樓宇失修問題，並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經濟需要。」（註一）這些解釋涵蓋了兩項政策目標：解決樓宇失修問題和加快重建步伐。第一項目標毋庸置疑，但第二項目標卻不無爭議，在社會日益關注市區密度過高，基層市民在市區安居愈來愈艱難，城規會為公眾利益把關的能力下降至最低點之際，一刀切地不計地區、不分好壞地加快重建，不啻是一場城市發展的豪賭。
城市發展的豪賭
即使暫且不深究林鄭應否代市民在這場豪賭上押注，究竟八成門檻能否達成政府宣稱的兩項政策目標？
樓宇失修的根源在於「住客無權、監管無力、業主無心」這三重魔障，加上政府投放的資源沒有對症下藥，並未針對最需要支援的「四無樓宇」，即「無法團、無保安、無維修、無管理」的舊樓。
住客無權是因為租住舊樓的市民往往是議價能力最低的階層，即使樓宇殘破不堪，亦無法更無權迫令業主維修。監管無力則是特區亟待矯正的一個重大施政失誤：即使「建築物條例」早已賦予屋宇署人員很大的酌情權，只要他們對樓宇安全有合理懷疑，便可以入屋檢查，若業主不按時修葺，更可以由政府派遣?建商先進行工程，再向業主追數。可惜這種舊樓租客樂見其成的政府干預，在現實上由於「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官僚心態，絕少發生。
至於業主無心，則在於「等重建、拒維修」的心態：無論業權人是發展商或準備善價而沽的投資者，他們的興趣在於日益升值的地皮和重建發展的機會，而對於日趨殘破的上蓋物業則毫不介懷，任何維修費用均是可免則免。
顯而易見，八成門檻對於樓宇失修「三重魔障」的頭兩重於事無補，對於第三重是否有效，則視乎地產商會否主動針對失修的樓宇進行重建。誰都明白，地產商選擇重建只會擇肥而噬，而政府又拒絕議員的建議，不會把樓宇失修作為優先重建的條件。因此，新例只會加劇業主「等重建、拒維修」的現象，對樓宇安全有百害而無一利。
林鄭月娥指出，強制拍賣條例自1999 年實施以來，只有20 宗案例，平均一年不到兩宗，相對於目前約4000 幢年屆50 以上的樓宇，實在是成效不彰。市區重建步伐太慢確是事實，但只要細心一想，即使強拍門檻從九成降至八成，適用案例奇蹟般跳升10 倍，也只有每年20 宗，相對於每年新增500 幢慶祝50 歲壽辰的樓宇來說，依然是杯水車薪。事實擺在眼前，聲稱要依賴新例加快重建，無異自欺欺人。
降低門檻自欺欺人
更有甚者，政府聲稱現行條例已足以保障小業主權益，卻無法解釋一些明顯被地產商鑽破法律空子的漏洞：為什麼20 宗案例中有18 宗毫無競投、以底價成交？為什麼法庭明知地產商會合併地盤、卻無權替小業主考慮合併重建的價值？為什麼明知小業主對地產商、猶如大衛對哥利亞，無法有足夠財力聘請估價師和律師以保障自身權益，卻不設立更公平的遊戲規則？
不可忽略的是，新例會即時影響數十萬租住舊樓的弱勢社群。私人重建有別於由政府重建，租客被逼遷時毋須安置或賠償，業主更可以振振有辭拒絕維修；文化創意工作者，更是「活化工廈」的政策下，業主大幅加租的犧牲品。加劇貧富矛盾，扼殺創意空間，豈是一個聲稱渴望和諧的政府所應為？
市區重建的根本障礙，在於欠缺一個能夠公平地讓小業主分享發展成果的機制。
小業主只能被動地「等地產商」、「等市建局」，不能主動地主導發展、參與重建。因此，市區重建變成一場互相角力、互相扯皮、互相耗損的遊戲。
「重建合作社」對症下藥
要徹底打破僵局，必須引入「重建合作社」的模式，讓業主集體選定「合作重建」方案，擁有重建股權，監督項目實施，分享發展成果。市建局可以大變身，成為「市區更新局」，從發展商的角色蛻變成「促成者」，向小業主提供專業支援，按照「環境優先、公益先行」的原則擬定重建方案，使個別業主有多元化選擇，例如提前出售重建股權以套取現金、分享重建利潤、或預選樓換樓及舖換舖，同時以公共資源提供過渡性貸款和協助安置租客，作為加快重建的潤滑劑。（註二）
成敗的關鍵是讓全港小業主化被動為主動，使市區更新成為城市永續發展的火車頭，而非東歪西倒的雞肋。各項配套措施，例如完善規劃機制、提升文化保育優次、推行樓宇復修為先策略、扭轉市區與新界發展的佈局失衡等等，自然不可或缺。在未有全盤對策之前，降低強拍門檻，只會加深既得利益的壟斷，使下一步改革難上加難。
事實勝於雄辯，即使我們能為林鄭月娥局長的誠信投下一分信心票，這項千瘡百孔的新例仍然難脫九分謬誤。與其倉卒上馬，何不從長計議？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註一）《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第545 章）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DEVB（PL-UR）70/41/85），第4 段（註二）公共專業聯盟2009 年12 月發表《公平重建復修為先──市區更新策略研究報告》，詳見www.procommons.org.hk
B09 | MP+觀點 | By 黎廣德 2010-03-16
八成門檻的九分謬誤
政府準備在4 月1 日起，將舊樓強制拍賣的門檻由九成業權降低至八成，面對愈來愈多的質疑。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為了保駕護航，向立法會議員呼籲「可不可信我，起碼這一次」，令人不禁聯想起葉劉淑儀當年硬銷23 條立法時的一句名言「你信我喇！」為什麼一項事關市區重建和私有產權的重大政策，不能用客觀數據和科學分析以理服人，而要訴諸公眾對一位官員的信心？
發展局推動這項新政的理據，在於「提高私人物業業主重新發展其樓宇的能力，以便更有效地補足市建局的工作，協助解決樓宇失修問題，並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經濟需要。」（註一）這些解釋涵蓋了兩項政策目標：解決樓宇失修問題和加快重建步伐。第一項目標毋庸置疑，但第二項目標卻不無爭議，在社會日益關注市區密度過高，基層市民在市區安居愈來愈艱難，城規會為公眾利益把關的能力下降至最低點之際，一刀切地不計地區、不分好壞地加快重建，不啻是一場城市發展的豪賭。
城市發展的豪賭
即使暫且不深究林鄭應否代市民在這場豪賭上押注，究竟八成門檻能否達成政府宣稱的兩項政策目標？
樓宇失修的根源在於「住客無權、監管無力、業主無心」這三重魔障，加上政府投放的資源沒有對症下藥，並未針對最需要支援的「四無樓宇」，即「無法團、無保安、無維修、無管理」的舊樓。
住客無權是因為租住舊樓的市民往往是議價能力最低的階層，即使樓宇殘破不堪，亦無法更無權迫令業主維修。監管無力則是特區亟待矯正的一個重大施政失誤：即使「建築物條例」早已賦予屋宇署人員很大的酌情權，只要他們對樓宇安全有合理懷疑，便可以入屋檢查，若業主不按時修葺，更可以由政府派遣?建商先進行工程，再向業主追數。可惜這種舊樓租客樂見其成的政府干預，在現實上由於「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官僚心態，絕少發生。
至於業主無心，則在於「等重建、拒維修」的心態：無論業權人是發展商或準備善價而沽的投資者，他們的興趣在於日益升值的地皮和重建發展的機會，而對於日趨殘破的上蓋物業則毫不介懷，任何維修費用均是可免則免。
顯而易見，八成門檻對於樓宇失修「三重魔障」的頭兩重於事無補，對於第三重是否有效，則視乎地產商會否主動針對失修的樓宇進行重建。誰都明白，地產商選擇重建只會擇肥而噬，而政府又拒絕議員的建議，不會把樓宇失修作為優先重建的條件。因此，新例只會加劇業主「等重建、拒維修」的現象，對樓宇安全有百害而無一利。
林鄭月娥指出，強制拍賣條例自1999 年實施以來，只有20 宗案例，平均一年不到兩宗，相對於目前約4000 幢年屆50 以上的樓宇，實在是成效不彰。市區重建步伐太慢確是事實，但只要細心一想，即使強拍門檻從九成降至八成，適用案例奇蹟般跳升10 倍，也只有每年20 宗，相對於每年新增500 幢慶祝50 歲壽辰的樓宇來說，依然是杯水車薪。事實擺在眼前，聲稱要依賴新例加快重建，無異自欺欺人。
降低門檻自欺欺人
更有甚者，政府聲稱現行條例已足以保障小業主權益，卻無法解釋一些明顯被地產商鑽破法律空子的漏洞：為什麼20 宗案例中有18 宗毫無競投、以底價成交？為什麼法庭明知地產商會合併地盤、卻無權替小業主考慮合併重建的價值？為什麼明知小業主對地產商、猶如大衛對哥利亞，無法有足夠財力聘請估價師和律師以保障自身權益，卻不設立更公平的遊戲規則？
不可忽略的是，新例會即時影響數十萬租住舊樓的弱勢社群。私人重建有別於由政府重建，租客被逼遷時毋須安置或賠償，業主更可以振振有辭拒絕維修；文化創意工作者，更是「活化工廈」的政策下，業主大幅加租的犧牲品。加劇貧富矛盾，扼殺創意空間，豈是一個聲稱渴望和諧的政府所應為？
市區重建的根本障礙，在於欠缺一個能夠公平地讓小業主分享發展成果的機制。
小業主只能被動地「等地產商」、「等市建局」，不能主動地主導發展、參與重建。因此，市區重建變成一場互相角力、互相扯皮、互相耗損的遊戲。
「重建合作社」對症下藥
要徹底打破僵局，必須引入「重建合作社」的模式，讓業主集體選定「合作重建」方案，擁有重建股權，監督項目實施，分享發展成果。市建局可以大變身，成為「市區更新局」，從發展商的角色蛻變成「促成者」，向小業主提供專業支援，按照「環境優先、公益先行」的原則擬定重建方案，使個別業主有多元化選擇，例如提前出售重建股權以套取現金、分享重建利潤、或預選樓換樓及舖換舖，同時以公共資源提供過渡性貸款和協助安置租客，作為加快重建的潤滑劑。（註二）
成敗的關鍵是讓全港小業主化被動為主動，使市區更新成為城市永續發展的火車頭，而非東歪西倒的雞肋。各項配套措施，例如完善規劃機制、提升文化保育優次、推行樓宇復修為先策略、扭轉市區與新界發展的佈局失衡等等，自然不可或缺。在未有全盤對策之前，降低強拍門檻，只會加深既得利益的壟斷，使下一步改革難上加難。
事實勝於雄辯，即使我們能為林鄭月娥局長的誠信投下一分信心票，這項千瘡百孔的新例仍然難脫九分謬誤。與其倉卒上馬，何不從長計議？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註一）《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第545 章）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DEVB（PL-UR）70/41/85），第4 段（註二）公共專業聯盟2009 年12 月發表《公平重建復修為先──市區更新策略研究報告》，詳見www.procommons.org.hk
名片上的浮生
明報
P05 | 香港拼圖 | 物質生活 | By 張小康 2010-03-14
名片上的浮生
文張小康
散工達人，在社會中下層持續橫向流動，深知上流莫問，只盼不用下沉。精神生活相對豐足，物質生活絕對困乏，唯化物慾為文，畫餅充飢，討好自己，普渡眾生。
網誌：cheungsiuhong.mysinablog.com
那天，惡女在蘭開夏道下車時，主動問我拿名片。我楞了一下，她說： 「怎麼了？見你開車還可以，看樣子也沒有索K，下次要車找你。」這我明白，難道我以為妳想約我不成？問題是，我沒有名片。
我在口袋搜尋，找到一張收據，撕下一角，猶豫我該寫自己的還是傻強的電話號碼，倒後鏡中的她，看窗外，若有所思，華燈初上，把她的側臉映襯得更好看。「這歌是誰唱的？」冷不防她忽然開腔，我趕快收回目光，邊掏出了筆，答： 「FionaApple，Extraordinary Machine。」這回，輪到她楞了一下，我心念一轉，寫下了自己的號碼。
無卡片？ 點出搵食？
接過爛紙，她皺起了眉： 「卡片都無一張？你點出搵食呀？」
我立刻後悔沒把這貴客留給傻強。討厭，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邏輯呢？我現在不正在「搵食」嗎？藉這點點不忿，我又想起Nicole。
初相識時，她問我職業，我說： 「我什麼都做的，好聽點是freelancer，其實是散工。」顯然她從來沒有交過一個當散工的男朋友，對我的一切特別好奇： 「即係做咩？」那時我剛幫朋友的小公司拍了一條宣傳短片，照直跟她說，她雙眼睜得老大，小嘴名副其實O 了起來，說： 「我明喇！你係導演！」導演只會讓我想起黑澤明、塔可夫斯基等大師，我耍手擰頭，連聲否認： 「也不可以這麼說，不過是小本製作。」我歪頭想了一會，數給她聽： 「我有時幫人翻譯，有時做一點校對，偶然也幹點平面設計，跟人度橋、吹水……」愈說愈亂，愈描愈黑，這麼說下去，我不要變成達文西之類的通才？事實又完全不是那回事。她央我拿名片看，看到在我名字下那三個大字，一副心領神會的樣子，語帶惋惜地說： 「自由人，你太謙虛了。」
情人眼裏出才子，時間一久，謙虛卻變質成為不求上進的同義詞。Nicole 開始埋怨，她不知怎跟朋友介紹我的職業。「不如你正正經經找份有卡片派的工？」真正的意思是，唔該你正正經經找份有明確晉升階梯、銜頭好好睇睇的工。大學畢業那年，人人一窩蜂應徵當MT， 「Management 青衣」，前途無限好，算是最有升值潛力的職銜了，我考過，失敗了，so what？
前兩年，政府說要鼓勵創業，寬免商業登記費，Nicole 興致勃勃下載了表格，隨表格送了我一個包裝精美的小盒子。打開原來是一盒名片，公司名是「小康創意工作室」，我的職銜是CEO。我問：「是cheap executive officer 嗎？」她本來一臉期待，想看我喜極而泣，我一句爛gag，反逼出了她的眼淚，我有點慌，逗她： 「為什麼不把COO, CFO 和MD 都寫齊全？橫豎我一腳踢。」哪知笑話催淚，她無限委屈，哭得一塌糊塗。
那天晚上，我在抽屜底找出那盒名片，想到Nicole的心意，念及她的聰明和創意，又想哭又想笑，分手短訊收了足一個月，我第一次強烈意識到，我畢竟是失戀了。
低沉了幾天，傻強又找我替更。「觀音開庫呀，聽講去開就要年年去，我舊年借三億，今年要再去。」真不巧，那天有人約了我「傾新project」，但直至傻強來電那刻，我還不知道是哪門子的新計劃，只知道主催飯局的仁兄，一年到頭，有很多很多「有得傾」的新projects，即是說，那極可能是另一窩無米粥，那還不如開一晚的士，賺得三百是三百。
「咁無計啦，你借唔借呀？」我沒好氣： 「大借幾億，點還呀大佬？」傻強不以為然： 「你鋪話法要戒，觀音菩薩借錢給你，多多少少是彩頭，求個心安，佢借得多，即係話你今年個運都唔會差，咁你個人信心大，自然行運啦。」
收線後，我又拿出那盒CEO 的名片，叫自己做CEO，或者也可提升自信心，然後行運一條龍？我抽出了一小疊，放進空掉多時的名片袋裏。
飯局卡片會友
飯局前，一大幫新知舊雨、半生不熟在交換名片，起初我還有點不好意思派CEO 名片，後來陸續收到諸如「策略顧問」、「首席創意教練」、「規劃及發展總監」、「XYZ 會創辦人」的名片，我膽就開始粗了，小心翼翼地把CEO 派出去。這些場合從來不缺那些名片拉開幾呎長，銜頭水蛇春的「卡片王」，在那些乜會長物主席面前，我區區一個CEO，何足掛齒？想到這裏，忽然手風順了，心情也好起來。
入席時，左邊坐了一個名片上有十幾個銜頭的男人，其中一個是「X 報專欄作家」。寫寫專欄就是作家，我連宣傳片都拍過，怎麼就不敢認導演呢？我做人太迂腐了。我還未來得及給右邊那位遞名片，同席有人起哄，要最近極速竄紅的媒介寵兒教路，救救那些半紅不黑、在名利場載浮載沉的邊緣人。「黐線！」紅人笑不攏嘴，說： 「你唔好亂講，講紅，幾時紅得過我師兄？」哦。又來了。這些場合，師兄師妹，你儂我儂，不過是上了同一家大學，就自動入會成為情比金堅的校友。「我母校，邊個唔以佢為榮先。」大人大姐，還會把母校掛在唇邊，這所母校，肯定非同小可。果然，第一道菜未上，有人帶頭自報家門： 「我哈佛回來兩年，要勞煩各位前輩指教了。」輪到隔鄰那位，懶幽默，說： 「我也是哈佛，哈爾濱佛教大學，哈哈哈哈哈哈哈。」這個小學生程度笑話，我連冷笑都嫌費事。幽默大師察覺了全桌只我一人嘴角沒動，衝我問道： 「CEO，你又邊恕畢業咁巴閉呀？」
我呆了一下，按下了無邊的無聊感，平靜地說：「X 大x 系x 年畢業。承讓。」X 大不比牛劍，沒有人對那銜頭有遐想，眾人很快又鬧別的去。唯獨我右邊那位，興奮得有點不尋常，他轉過身，大力握我的手，說： 「你好你好，我是Sean。」
這位Sean，驟眼看像吳彥祖，細看像金城武。靚仔到離晒大譜，還需要派名片讓人記住嗎？
「你記得Sam 嗎？他跟你同年的。」他熾熱的眼神，讓我有點不安。「記得呀！」我怎會不記得Sam？他是同學最愛談論品評的對象，所有暗戀他而得不到回應的女同學都在傳說，他是孿的。
「Sam 現在怎樣了？很久沒見他了。」
Sean 呷了一口大會提供的廉價紅酒，幽幽的嘆了口氣，說： 「他去年過身了。」
P05 | 香港拼圖 | 物質生活 | By 張小康 2010-03-14
名片上的浮生
文張小康
散工達人，在社會中下層持續橫向流動，深知上流莫問，只盼不用下沉。精神生活相對豐足，物質生活絕對困乏，唯化物慾為文，畫餅充飢，討好自己，普渡眾生。
網誌：cheungsiuhong.mysinablog.com
那天，惡女在蘭開夏道下車時，主動問我拿名片。我楞了一下，她說： 「怎麼了？見你開車還可以，看樣子也沒有索K，下次要車找你。」這我明白，難道我以為妳想約我不成？問題是，我沒有名片。
我在口袋搜尋，找到一張收據，撕下一角，猶豫我該寫自己的還是傻強的電話號碼，倒後鏡中的她，看窗外，若有所思，華燈初上，把她的側臉映襯得更好看。「這歌是誰唱的？」冷不防她忽然開腔，我趕快收回目光，邊掏出了筆，答： 「FionaApple，Extraordinary Machine。」這回，輪到她楞了一下，我心念一轉，寫下了自己的號碼。
無卡片？ 點出搵食？
接過爛紙，她皺起了眉： 「卡片都無一張？你點出搵食呀？」
我立刻後悔沒把這貴客留給傻強。討厭，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邏輯呢？我現在不正在「搵食」嗎？藉這點點不忿，我又想起Nicole。
初相識時，她問我職業，我說： 「我什麼都做的，好聽點是freelancer，其實是散工。」顯然她從來沒有交過一個當散工的男朋友，對我的一切特別好奇： 「即係做咩？」那時我剛幫朋友的小公司拍了一條宣傳短片，照直跟她說，她雙眼睜得老大，小嘴名副其實O 了起來，說： 「我明喇！你係導演！」導演只會讓我想起黑澤明、塔可夫斯基等大師，我耍手擰頭，連聲否認： 「也不可以這麼說，不過是小本製作。」我歪頭想了一會，數給她聽： 「我有時幫人翻譯，有時做一點校對，偶然也幹點平面設計，跟人度橋、吹水……」愈說愈亂，愈描愈黑，這麼說下去，我不要變成達文西之類的通才？事實又完全不是那回事。她央我拿名片看，看到在我名字下那三個大字，一副心領神會的樣子，語帶惋惜地說： 「自由人，你太謙虛了。」
情人眼裏出才子，時間一久，謙虛卻變質成為不求上進的同義詞。Nicole 開始埋怨，她不知怎跟朋友介紹我的職業。「不如你正正經經找份有卡片派的工？」真正的意思是，唔該你正正經經找份有明確晉升階梯、銜頭好好睇睇的工。大學畢業那年，人人一窩蜂應徵當MT， 「Management 青衣」，前途無限好，算是最有升值潛力的職銜了，我考過，失敗了，so what？
前兩年，政府說要鼓勵創業，寬免商業登記費，Nicole 興致勃勃下載了表格，隨表格送了我一個包裝精美的小盒子。打開原來是一盒名片，公司名是「小康創意工作室」，我的職銜是CEO。我問：「是cheap executive officer 嗎？」她本來一臉期待，想看我喜極而泣，我一句爛gag，反逼出了她的眼淚，我有點慌，逗她： 「為什麼不把COO, CFO 和MD 都寫齊全？橫豎我一腳踢。」哪知笑話催淚，她無限委屈，哭得一塌糊塗。
那天晚上，我在抽屜底找出那盒名片，想到Nicole的心意，念及她的聰明和創意，又想哭又想笑，分手短訊收了足一個月，我第一次強烈意識到，我畢竟是失戀了。
低沉了幾天，傻強又找我替更。「觀音開庫呀，聽講去開就要年年去，我舊年借三億，今年要再去。」真不巧，那天有人約了我「傾新project」，但直至傻強來電那刻，我還不知道是哪門子的新計劃，只知道主催飯局的仁兄，一年到頭，有很多很多「有得傾」的新projects，即是說，那極可能是另一窩無米粥，那還不如開一晚的士，賺得三百是三百。
「咁無計啦，你借唔借呀？」我沒好氣： 「大借幾億，點還呀大佬？」傻強不以為然： 「你鋪話法要戒，觀音菩薩借錢給你，多多少少是彩頭，求個心安，佢借得多，即係話你今年個運都唔會差，咁你個人信心大，自然行運啦。」
收線後，我又拿出那盒CEO 的名片，叫自己做CEO，或者也可提升自信心，然後行運一條龍？我抽出了一小疊，放進空掉多時的名片袋裏。
飯局卡片會友
飯局前，一大幫新知舊雨、半生不熟在交換名片，起初我還有點不好意思派CEO 名片，後來陸續收到諸如「策略顧問」、「首席創意教練」、「規劃及發展總監」、「XYZ 會創辦人」的名片，我膽就開始粗了，小心翼翼地把CEO 派出去。這些場合從來不缺那些名片拉開幾呎長，銜頭水蛇春的「卡片王」，在那些乜會長物主席面前，我區區一個CEO，何足掛齒？想到這裏，忽然手風順了，心情也好起來。
入席時，左邊坐了一個名片上有十幾個銜頭的男人，其中一個是「X 報專欄作家」。寫寫專欄就是作家，我連宣傳片都拍過，怎麼就不敢認導演呢？我做人太迂腐了。我還未來得及給右邊那位遞名片，同席有人起哄，要最近極速竄紅的媒介寵兒教路，救救那些半紅不黑、在名利場載浮載沉的邊緣人。「黐線！」紅人笑不攏嘴，說： 「你唔好亂講，講紅，幾時紅得過我師兄？」哦。又來了。這些場合，師兄師妹，你儂我儂，不過是上了同一家大學，就自動入會成為情比金堅的校友。「我母校，邊個唔以佢為榮先。」大人大姐，還會把母校掛在唇邊，這所母校，肯定非同小可。果然，第一道菜未上，有人帶頭自報家門： 「我哈佛回來兩年，要勞煩各位前輩指教了。」輪到隔鄰那位，懶幽默，說： 「我也是哈佛，哈爾濱佛教大學，哈哈哈哈哈哈哈。」這個小學生程度笑話，我連冷笑都嫌費事。幽默大師察覺了全桌只我一人嘴角沒動，衝我問道： 「CEO，你又邊恕畢業咁巴閉呀？」
我呆了一下，按下了無邊的無聊感，平靜地說：「X 大x 系x 年畢業。承讓。」X 大不比牛劍，沒有人對那銜頭有遐想，眾人很快又鬧別的去。唯獨我右邊那位，興奮得有點不尋常，他轉過身，大力握我的手，說： 「你好你好，我是Sean。」
這位Sean，驟眼看像吳彥祖，細看像金城武。靚仔到離晒大譜，還需要派名片讓人記住嗎？
「你記得Sam 嗎？他跟你同年的。」他熾熱的眼神，讓我有點不安。「記得呀！」我怎會不記得Sam？他是同學最愛談論品評的對象，所有暗戀他而得不到回應的女同學都在傳說，他是孿的。
「Sam 現在怎樣了？很久沒見他了。」
Sean 呷了一口大會提供的廉價紅酒，幽幽的嘆了口氣，說： 「他去年過身了。」
陳志雲與無綫電視的公共性
明報
P02 | 周日話題 | By 張志偉 2010-03-14
陳志雲與無電視的公共性
文張志偉
陳志雲日前被捕， 「是旦男」再次出現，並拉起「志雲販局，販賣低俗；志雲正果，正常結果」的橫額，網上更出現「慶祝無陳志雲被捕」的討論區。我不認識陳總，對他的性取向其實無興趣。如果性取向有機會成為部分藝員受寵的原因，那不獨是無電視的問題，而是平機會的問題。我想說的是，縱使我不大喜歡陳總的髮型、笑容及處事作風，但我認為他其實不是近年無問題的根本原因，甚至乎不是重要原因。近年好些投訴出現一種傾向，是把陳志雲的行為，不分青紅皂白地扯上近年的無電視的各個問題；無可否認，無新聞「是是旦旦」、節目水準下降、在大量盈利下仍連番裁員、以至近期「封殺」四大唱片公司的事件中，陳志雲都極有可能是當中重要的決策者──當然，還有「志雲飯局」及「同性疑雲」。簡言之，在某些討論中，陳志雲已成為無問題的化身。
然而，與其說陳志雲在無的種種問題中擔當重要角色，不如問什麼樣的媒介環境可以孕育出像陳志雲般的「風雲人物」。換言之，如果是陳志雲有能力硬把「志雲飯局」訪問鍾欣桐的片段在新聞報道播出；如果是陳總可以「企硬」，不賣四大唱片公司的帳，甚至刪掉商台、新城音樂頒獎節目中四大唱片公司的歌手表演片段；又如果陳總真的可以對公聽會的指控無動於中，基於個人權力慾利用無把自己塑造成celebrity figure，甚至連政府也要賣無的帳，給陳志雲捧上奧運火炬── 如果上述指控都對的話，我想問的是，為何他可以有如斯大的「權力」？
答案不在陳志雲
答案不在於陳志雲本人，而是在於無電視的強烈「私有性」，大於其「公共性」。在疑似貪污案中令不少市民錯愕的，大概是各大報章中有關「無電視是公共機構所以收受利益要嚴管」的一則新聞；長年收看無電視，現在大抵會問：它的「公共性」在哪？
根據歐洲社會多年來的經驗， 「公共性」最扼要的原則，是電視台不能只是商營機構——商營電視更要負上平衡呈現社會不同聲音的功能；具體運作是，不少歐洲各國的獨立傳播或廣播委員會，都有機制定期嚴格檢視商營電視是否符合「公共性」原則，而歷年來這些機制，都對冒起中的商營電視產生極大監管作用，甚至具大變革。
英國Channel 4 的「公共混合商營」模式就是其中一例，它的「製播分離」或許不適用相對人口少的香港（養不起多元的獨立公司），但其「公共混合商營」的理念卻極有啟示作用—— 英國政府規定， 縱使Channel 4 是商營電視，但仍要嚴格滿足多項「公共性」要求，包括有否失去平衡報道原則，及其娛樂性節目有否滿足不同社會組別的喜好。
回望香港商業電視的「公共性」，多年來似乎就只是每星期履行十多小時的兒童及數小時新聞公共事務節目時間，較嚴厲的細節要求卻全部欠奉。是故在去年公聽會上，陳志雲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對各方批評時，搬上「無只是商營電視」作為「有力」的辯護。在這樣的「私有性」大於「公共性」的格局下，即使陳總下了台，第二、第三個「黃總」或「譚總」還是會出現的；新經理可能更「精明」，減少出風頭，但這只是個人公關及管理作風，和改進無的「公共性」其實無關。
P02 | 周日話題 | By 張志偉 2010-03-14
陳志雲與無電視的公共性
文張志偉
陳志雲日前被捕， 「是旦男」再次出現，並拉起「志雲販局，販賣低俗；志雲正果，正常結果」的橫額，網上更出現「慶祝無陳志雲被捕」的討論區。我不認識陳總，對他的性取向其實無興趣。如果性取向有機會成為部分藝員受寵的原因，那不獨是無電視的問題，而是平機會的問題。我想說的是，縱使我不大喜歡陳總的髮型、笑容及處事作風，但我認為他其實不是近年無問題的根本原因，甚至乎不是重要原因。近年好些投訴出現一種傾向，是把陳志雲的行為，不分青紅皂白地扯上近年的無電視的各個問題；無可否認，無新聞「是是旦旦」、節目水準下降、在大量盈利下仍連番裁員、以至近期「封殺」四大唱片公司的事件中，陳志雲都極有可能是當中重要的決策者──當然，還有「志雲飯局」及「同性疑雲」。簡言之，在某些討論中，陳志雲已成為無問題的化身。
然而，與其說陳志雲在無的種種問題中擔當重要角色，不如問什麼樣的媒介環境可以孕育出像陳志雲般的「風雲人物」。換言之，如果是陳志雲有能力硬把「志雲飯局」訪問鍾欣桐的片段在新聞報道播出；如果是陳總可以「企硬」，不賣四大唱片公司的帳，甚至刪掉商台、新城音樂頒獎節目中四大唱片公司的歌手表演片段；又如果陳總真的可以對公聽會的指控無動於中，基於個人權力慾利用無把自己塑造成celebrity figure，甚至連政府也要賣無的帳，給陳志雲捧上奧運火炬── 如果上述指控都對的話，我想問的是，為何他可以有如斯大的「權力」？
答案不在陳志雲
答案不在於陳志雲本人，而是在於無電視的強烈「私有性」，大於其「公共性」。在疑似貪污案中令不少市民錯愕的，大概是各大報章中有關「無電視是公共機構所以收受利益要嚴管」的一則新聞；長年收看無電視，現在大抵會問：它的「公共性」在哪？
根據歐洲社會多年來的經驗， 「公共性」最扼要的原則，是電視台不能只是商營機構——商營電視更要負上平衡呈現社會不同聲音的功能；具體運作是，不少歐洲各國的獨立傳播或廣播委員會，都有機制定期嚴格檢視商營電視是否符合「公共性」原則，而歷年來這些機制，都對冒起中的商營電視產生極大監管作用，甚至具大變革。
英國Channel 4 的「公共混合商營」模式就是其中一例，它的「製播分離」或許不適用相對人口少的香港（養不起多元的獨立公司），但其「公共混合商營」的理念卻極有啟示作用—— 英國政府規定， 縱使Channel 4 是商營電視，但仍要嚴格滿足多項「公共性」要求，包括有否失去平衡報道原則，及其娛樂性節目有否滿足不同社會組別的喜好。
回望香港商業電視的「公共性」，多年來似乎就只是每星期履行十多小時的兒童及數小時新聞公共事務節目時間，較嚴厲的細節要求卻全部欠奉。是故在去年公聽會上，陳志雲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對各方批評時，搬上「無只是商營電視」作為「有力」的辯護。在這樣的「私有性」大於「公共性」的格局下，即使陳總下了台，第二、第三個「黃總」或「譚總」還是會出現的；新經理可能更「精明」，減少出風頭，但這只是個人公關及管理作風，和改進無的「公共性」其實無關。
一場重振香港足球的綺夢
明報
P03 | 周日話題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10-03-14
一場重振香港足球的綺夢
香港說要重振足球運動，這是類近再尋找新大陸式的志氣。
說實在，對一種在香港早已死亡的體育運動投入近億公帑，我很敬佩特區政府的勇氣。
曾德成局長和曾蔭權特首真的老了，他們的記憶體盡是六七十年代的good old days，是的，那是香港足球的黃金年代，也是戰後第一代香港人的黃金年代，可是特區政府這一舉措等於電影《歲月神偷》背後的潛台詞，懷念的只是七十年代港大英文系學生聚焦中上環的世界觀——把逝去的歲月黏貼在單行筆記簿，作為個人一己的人生足還說得過去，若是以此作為政府政策，那只是對一夜綺夢的苦苦追尋。
香港足球是有輝煌歷史的，但這段早就耳熟能詳的歷史已說到了無新意：六十年代的南巴大戰，七十年代的怡和消防，八十年代的精工寶路華，其間穿插的愉園東方東昇光華加山海蜂各大中小型班，構成我們社會所謂「香港曾經是足球王國」的認識，也為今天兩位曾先生以公帑對孩提年代舊夢重溫的搭棚建架。我無意對特區的重建足球大計一盆冰水照頭淋下，但一項決意要尋回昔日榮光的政策，若無適當的社會認知和歷史觀照，肯定是笑話一場。
香港的足球運動黃金年代發源三十年代，李惠堂等廣東籍球員縱橫大江南北，為中國足球寫下至今仍然無人能繼的光輝一頁；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這批球星南下避秦，在英殖小島展開人生另一段新生活。但這都是歷史的上半部，真正的香港足球黃金時期，是在一窮二白的戰後凋敝社會茁壯成長；準確來說，足球在香港和全世界一樣，都是窮人的運動。當高級華人在舊中國銀行前的木球會打cricket 和平民謔稱「識轉彎的鬼佬碌」的草地滾球，姚卓然等第一代戰後香港人腳踏白飯魚在灣仔修頓踢出彩虹。
窮人的運動
說足球是窮人運動並不為過，一個球狀物體可以是五對五、七對七、十一對十一比賽，更可以一個球場同時上演四隊捉對廝殺，兩堆衣服往地上一放便是球門，大伙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踢他多少分鐘都行，反正其中一隊忽然呼嘯而去就是比賽結束之時。在捉襟見肘物資匱乏的南國小城，在距離電腦遊戲進入千家萬戶孩子頭六十年的遙遠日子，這是野孩子的最大娛樂。多少年後，有人說何以五十年代的姚卓然六十年代的張子岱七十年代的胡國雄腳法超群，無他，孩提時他們在完全不合規格的比賽，不僅要盤扭對手，還要盤扭不是對賽的閒雜人等。當回到大球場踢十一人對十一人，猶如從高原訓練回到平地的腳法，成就一幕幕獅子山下式的香港故事。
足球那年頭不但是娛樂也是致富之道。五十年代末，一個政府文員月薪三百元，但姚卓然在所謂業餘時代已是年薪四萬，所以姚除了有香港之寶美譽，還有外號「四萬腳」。當兩萬元可以購下彌敦道一幢唐樓時，足球是九年普及免費教育未興、窮人孩子早當家的金多寶六合彩；今天香港最出色的本地球員陳肇麒月薪連獎金約三數萬，距離買一幢樓不只是地球和月球的距離。甚至到了民智已開的七十年代，鋼門仇志強由班霸南華轉會到親中共的東昇，月薪二萬元，雖不可能買下半幢唐樓，卻足以月月購走一個灣仔駱克道八百呎單位。因此，胡國雄靠波糧開了一家又一家體育用品店，雖然間中有人提郭家明是聖芳濟中學畢業英語朗朗上口，但總是比小學程度的胡球王少一分傳奇。
名校與名將
這情在外國也一樣，比利朗拿度出身巴西貧民窟，足球是改變他們命運的根本。英格蘭右腳王碧咸初出道時那一口雞仔聲英語，和英女王的皇家英語或貝理雅戴卓爾夫人牛津口音天壤之別，只要在英國生活過的甫聽便知他是鄉下仔：短句、斷續、不住重覆的斷續短句；怯怯的語音是窮鄉僻壤大鄉里出城的膽小如鼠，背景原因是缺乏教育和自信。讀書不成，英國女孩出路是早嫁人，男孩出路是考一個工匠牌，八十年代車路士及英格蘭中鋒Kerry Dixon 便有水喉匠牌傍身。香港五十年代的四萬腳今天在英國仍然存在，英國家庭平均每周收入五百三十三鎊，但車路士的艾殊利高爾周薪達十萬鎊。這種社會上流動力令家長或兒童在機會成本之間嘗試作出抉擇，只要有天份，不妨賭命運——曼聯十年前三冠王陣中的幾個本地薑，十二三歲已是學徒球員，無法在書中找得黃金屋，綠茵場或會改變一世兼一切。
香港到了九十年代之後足球已無法make a goodliving，甚至沒有辦法make a living。核心是家庭結構變化，四孩之家斷擔挑，一孩之家大量出現，加上社會價值邃變，讀書成為家長和孩子同心同德的目標。
小朋友由呱呱墮地到大學畢業二十一年間，所有生活的餘暇和非餘暇時間都圍繞「讀書升學」這四字團團轉；所有活動俱有一個對稱的記分表，游泳可以進男拔萃和聖約瑟，田徑表現好有助入喇沙。但這些「運動成績」有其欺騙性，只要到十四歲升讀中三，公開試的壓力保證要孩子和心愛的運動說再見。踢足球和游泳更不一樣，游泳動用的肌肉群和足球的是兩碼事，前者需要的肌肉會較早發育，後者的要較遲才出現，於是，到了適合踢足球的體格來到的日子，已是公開試水浸眼眉的時刻。要學生家長及孩子在名校與名將之間博一鋪，結果誰都知道。
名將缺乏，比賽少了視線焦點，這還未了，一九八二年世界盃，無電視免費直播所有比賽，扭轉了香港球迷的口味和目光，原來巴西伊達的香蕉球可以拉開幾呎繞過人牆再飛向球門，原來法國柏天尼為首的中場可在走動之間以四邊形互傳而上，原來阿根廷馬勒當拿右腳生蟲但左腳竟然球球中門。這一個夏季是球迷的仲夏夜之夢，香港觀賞足球水平霍然提高，連街邊執波仔都識「疊瓦式助攻」和「利用球場深度」這些術語。帶來的結果是貨比貨的較量，香港和世界天王巨星的分野一清二楚，球迷眼睛雪亮，一方是免費電視，一方是二十元入場，自由巿場的圭臬是選擇的權利，球迷離棄土炮擁抱紅鬚綠眼的洋人，物競天擇，波迷統統離開球場來到電視機前，一蹲便是三十年。
足總的角色
這次足球改革，另一個重點是足球總會，其實，從管理學來說，足總早已是絕佳的反面教材，不論有沒有改革大計都得給洗刷一新。香港足總是國共內戰的延續，霍英東入主當會長的一刻，便是統戰和反統戰的開打，若無霍英東主導的香港足總，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法子在冷戰年間的七十年代驅逐台灣進入亞洲足協，從而一步一步進入國際足協和國際奧委會。今天在正紅旗下的香港當然不知當年敵我鬥爭如何慘烈，霍英東掌握了足總，再在一定程上控制乙丙組的六張票流向，香港才能邀請還未是國際足協成員的中國隊訪港。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當香港已然回歸，當霍英東高壽而去，足總的角色應該從曾經滿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蛻變成真正管理足球的總會。然而，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就等於吃了幾十年米飯不可以一夜之間改吃西餐。香港足總大變是需要的，但應該怎樣變，或者說，是不是等於足總變了後香港馬上可提升水平，這肯定不可能。因為，踢球的小孩子沒有了，球迷的眼界或口胃也提高了，公仔箱裏的是美斯法比加斯朗尼，也許對香港足球翻身期待甚殷的土產球迷會說我們有陳肇麒。我同意，陳肇麒是十年難得一見的中鋒，但他畢竟不是尹志強，且尹佬當打時還有胡國雄劉榮業蔡育瑜鄭國根陳發枝。尹志強去世，香港社會呈現了令人動容的感念，這不為別的，其實是對香港足球黃金年代背後那段艱困但多情日子的思念，make no mistake，絕對不是兩位曾先生的那種綺念。
P03 | 周日話題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10-03-14
一場重振香港足球的綺夢
香港說要重振足球運動，這是類近再尋找新大陸式的志氣。
說實在，對一種在香港早已死亡的體育運動投入近億公帑，我很敬佩特區政府的勇氣。
曾德成局長和曾蔭權特首真的老了，他們的記憶體盡是六七十年代的good old days，是的，那是香港足球的黃金年代，也是戰後第一代香港人的黃金年代，可是特區政府這一舉措等於電影《歲月神偷》背後的潛台詞，懷念的只是七十年代港大英文系學生聚焦中上環的世界觀——把逝去的歲月黏貼在單行筆記簿，作為個人一己的人生足還說得過去，若是以此作為政府政策，那只是對一夜綺夢的苦苦追尋。
香港足球是有輝煌歷史的，但這段早就耳熟能詳的歷史已說到了無新意：六十年代的南巴大戰，七十年代的怡和消防，八十年代的精工寶路華，其間穿插的愉園東方東昇光華加山海蜂各大中小型班，構成我們社會所謂「香港曾經是足球王國」的認識，也為今天兩位曾先生以公帑對孩提年代舊夢重溫的搭棚建架。我無意對特區的重建足球大計一盆冰水照頭淋下，但一項決意要尋回昔日榮光的政策，若無適當的社會認知和歷史觀照，肯定是笑話一場。
香港的足球運動黃金年代發源三十年代，李惠堂等廣東籍球員縱橫大江南北，為中國足球寫下至今仍然無人能繼的光輝一頁；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這批球星南下避秦，在英殖小島展開人生另一段新生活。但這都是歷史的上半部，真正的香港足球黃金時期，是在一窮二白的戰後凋敝社會茁壯成長；準確來說，足球在香港和全世界一樣，都是窮人的運動。當高級華人在舊中國銀行前的木球會打cricket 和平民謔稱「識轉彎的鬼佬碌」的草地滾球，姚卓然等第一代戰後香港人腳踏白飯魚在灣仔修頓踢出彩虹。
窮人的運動
說足球是窮人運動並不為過，一個球狀物體可以是五對五、七對七、十一對十一比賽，更可以一個球場同時上演四隊捉對廝殺，兩堆衣服往地上一放便是球門，大伙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踢他多少分鐘都行，反正其中一隊忽然呼嘯而去就是比賽結束之時。在捉襟見肘物資匱乏的南國小城，在距離電腦遊戲進入千家萬戶孩子頭六十年的遙遠日子，這是野孩子的最大娛樂。多少年後，有人說何以五十年代的姚卓然六十年代的張子岱七十年代的胡國雄腳法超群，無他，孩提時他們在完全不合規格的比賽，不僅要盤扭對手，還要盤扭不是對賽的閒雜人等。當回到大球場踢十一人對十一人，猶如從高原訓練回到平地的腳法，成就一幕幕獅子山下式的香港故事。
足球那年頭不但是娛樂也是致富之道。五十年代末，一個政府文員月薪三百元，但姚卓然在所謂業餘時代已是年薪四萬，所以姚除了有香港之寶美譽，還有外號「四萬腳」。當兩萬元可以購下彌敦道一幢唐樓時，足球是九年普及免費教育未興、窮人孩子早當家的金多寶六合彩；今天香港最出色的本地球員陳肇麒月薪連獎金約三數萬，距離買一幢樓不只是地球和月球的距離。甚至到了民智已開的七十年代，鋼門仇志強由班霸南華轉會到親中共的東昇，月薪二萬元，雖不可能買下半幢唐樓，卻足以月月購走一個灣仔駱克道八百呎單位。因此，胡國雄靠波糧開了一家又一家體育用品店，雖然間中有人提郭家明是聖芳濟中學畢業英語朗朗上口，但總是比小學程度的胡球王少一分傳奇。
名校與名將
這情在外國也一樣，比利朗拿度出身巴西貧民窟，足球是改變他們命運的根本。英格蘭右腳王碧咸初出道時那一口雞仔聲英語，和英女王的皇家英語或貝理雅戴卓爾夫人牛津口音天壤之別，只要在英國生活過的甫聽便知他是鄉下仔：短句、斷續、不住重覆的斷續短句；怯怯的語音是窮鄉僻壤大鄉里出城的膽小如鼠，背景原因是缺乏教育和自信。讀書不成，英國女孩出路是早嫁人，男孩出路是考一個工匠牌，八十年代車路士及英格蘭中鋒Kerry Dixon 便有水喉匠牌傍身。香港五十年代的四萬腳今天在英國仍然存在，英國家庭平均每周收入五百三十三鎊，但車路士的艾殊利高爾周薪達十萬鎊。這種社會上流動力令家長或兒童在機會成本之間嘗試作出抉擇，只要有天份，不妨賭命運——曼聯十年前三冠王陣中的幾個本地薑，十二三歲已是學徒球員，無法在書中找得黃金屋，綠茵場或會改變一世兼一切。
香港到了九十年代之後足球已無法make a goodliving，甚至沒有辦法make a living。核心是家庭結構變化，四孩之家斷擔挑，一孩之家大量出現，加上社會價值邃變，讀書成為家長和孩子同心同德的目標。
小朋友由呱呱墮地到大學畢業二十一年間，所有生活的餘暇和非餘暇時間都圍繞「讀書升學」這四字團團轉；所有活動俱有一個對稱的記分表，游泳可以進男拔萃和聖約瑟，田徑表現好有助入喇沙。但這些「運動成績」有其欺騙性，只要到十四歲升讀中三，公開試的壓力保證要孩子和心愛的運動說再見。踢足球和游泳更不一樣，游泳動用的肌肉群和足球的是兩碼事，前者需要的肌肉會較早發育，後者的要較遲才出現，於是，到了適合踢足球的體格來到的日子，已是公開試水浸眼眉的時刻。要學生家長及孩子在名校與名將之間博一鋪，結果誰都知道。
名將缺乏，比賽少了視線焦點，這還未了，一九八二年世界盃，無電視免費直播所有比賽，扭轉了香港球迷的口味和目光，原來巴西伊達的香蕉球可以拉開幾呎繞過人牆再飛向球門，原來法國柏天尼為首的中場可在走動之間以四邊形互傳而上，原來阿根廷馬勒當拿右腳生蟲但左腳竟然球球中門。這一個夏季是球迷的仲夏夜之夢，香港觀賞足球水平霍然提高，連街邊執波仔都識「疊瓦式助攻」和「利用球場深度」這些術語。帶來的結果是貨比貨的較量，香港和世界天王巨星的分野一清二楚，球迷眼睛雪亮，一方是免費電視，一方是二十元入場，自由巿場的圭臬是選擇的權利，球迷離棄土炮擁抱紅鬚綠眼的洋人，物競天擇，波迷統統離開球場來到電視機前，一蹲便是三十年。
足總的角色
這次足球改革，另一個重點是足球總會，其實，從管理學來說，足總早已是絕佳的反面教材，不論有沒有改革大計都得給洗刷一新。香港足總是國共內戰的延續，霍英東入主當會長的一刻，便是統戰和反統戰的開打，若無霍英東主導的香港足總，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法子在冷戰年間的七十年代驅逐台灣進入亞洲足協，從而一步一步進入國際足協和國際奧委會。今天在正紅旗下的香港當然不知當年敵我鬥爭如何慘烈，霍英東掌握了足總，再在一定程上控制乙丙組的六張票流向，香港才能邀請還未是國際足協成員的中國隊訪港。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當香港已然回歸，當霍英東高壽而去，足總的角色應該從曾經滿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蛻變成真正管理足球的總會。然而，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就等於吃了幾十年米飯不可以一夜之間改吃西餐。香港足總大變是需要的，但應該怎樣變，或者說，是不是等於足總變了後香港馬上可提升水平，這肯定不可能。因為，踢球的小孩子沒有了，球迷的眼界或口胃也提高了，公仔箱裏的是美斯法比加斯朗尼，也許對香港足球翻身期待甚殷的土產球迷會說我們有陳肇麒。我同意，陳肇麒是十年難得一見的中鋒，但他畢竟不是尹志強，且尹佬當打時還有胡國雄劉榮業蔡育瑜鄭國根陳發枝。尹志強去世，香港社會呈現了令人動容的感念，這不為別的，其實是對香港足球黃金年代背後那段艱困但多情日子的思念，make no mistake，絕對不是兩位曾先生的那種綺念。
一球成名——誰敢作的夢？
明報
P03 | 周日話題 | By 趙永佳 2010-03-14
一球成名——誰敢作的夢？
老實說，最近我最怕聽到的一句話，是家中老大對我說： 「老豆，我希望將來當職業足球員。」
他今年十三歲，在本地某球會青年軍受訓，雖然腳法一般，但在同齡小孩中比較長得高大，也有Malcolm Gladwell 的《異數》（Outliers）中指出成功運動員的優勢——在一月出生——所以在分齡比賽中佔盡便宜，儼然有足球小將之風範。不過，作為中產家長，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對你說，要以足球員為志向，你會如何反應？
文趙永佳
最近政府的香港足球顧問報告出爐，對發展本地足運，提出了不少建議。報告的題目是「敢於夢想」（Dare to Dream），但對香港廣大的青少年足球員，和他們的家長們看來，足球事業卻是一個不能作的夢。當然成功的例子不是沒有，長青樹李健和，東亞運英雄「陳七」陳肇麒、「鋼門」葉鴻輝、「威廉王子」李威廉都是小球員的本地偶像（當然他們心裏也有其他「真正」偶像—— 美斯、朗尼、謝拉特等等），但又有幾位家長願意孩子以他們為人生目標？
開明的中產家長往往鼓勵孩子們要敢於作夢，要尋覓理想，但足球之夢卻是異常沉重，正是有「未能忘懷，不願記起」之痛。雖然我是「利記」擁躉，但我卻不是看不起香港足球，更不是「睇死」本地足球員，在港隊勇奪東亞運冠軍時，也曾忍淚對孩子們說， 「我活了四十多歲才親眼看見港隊奪冠，你們太幸運了。」在十多年前因為視網膜問題而被迫放棄踢足球而專注「實足球」之後，我更將足球的熱愛寄託在大兒子身上。
我和老大的絆就是足球
他自小一（七歲）開始練習足球，而我在家中就是他的足球經理人。多年來我跟他不論陰天晴天、三十六度高溫還是八度刺骨寒風下、傾盆大雨中，也不知道有多少時間在球場上度過，但比自己年輕時肯定多幾倍。起初，他的年紀還小，訓練時還是左顧右盼，我會偷偷在他旁邊把教練的指示覆述一次，更會加以示範。到了八九歲開始參加比賽，我在場邊會叫得聲嘶力竭，往往完場時會比他還要累。他的表現不佳，更會以費格遜「吹風機」式痛罵一頓，但事後又要和他重修舊好，再來「心理建設」，好等他不會失去信心。
在足球高於一切的氛圍下，別人緊張的是考試成績，我緊張的卻是他比賽時有沒有站錯位，有沒有全力拼搶，有沒有和隊友互相溝通「提場」。別人的孩子看的是《金銀島》，老大看的是《足球小將》。當人家孩子的文化資本是看過Cats時，我更不顧一切地（不知道十一歲的他是否看得懂）帶他去看香港話劇團有關香港足球史的《頂頭鎚》，結果他說很感動，令我幾乎老淚縱橫。
日本漫畫強調同伴之間的絆（如《火影忍者》中鳴門與佐助），我和老大的絆就是足球了，所以眼見孩子球技球德都有進步，在球隊中也踢上了正選，本應老懷大慰，沾沾自喜，卻又何以憂心戚戚？因為眼前現實是，香港當足球員能有前途嗎？香港足球又有前途嗎？萬一兒子立志要當足球員（他七八歲時常把這件事掛在嘴邊），我應該贊同鼓勵，還是曉以大義，要他回頭是岸？
參加足總的地區幼苗訓練
香足球發展困難重重，顧問報告雖然提供了多項建議，但大多是拾人牙慧，如興建足球中心，成立獨立職業聯賽，重視青少年發展，參加內地聯賽，多建球場，改善教練、球證水平等，其實都是多年來球圈內外人士大力提倡的做法。不過報告雖然缺乏新意，但能綜合各方建議，以半官方形式演繹，也是有益有建設性，其中，我最欣賞的是報告主張足總必須進行體制改革，才能實現香港足球的願景，這點雖然在「高登」討論區及Facebook 群組以不同（更直接）形式提出，但今次也有畫龍點睛之效。
我個人最關心的當然是青少年足球員的培養，報告也花了不少篇幅提出要有充足資源，建立制度培養和發掘足球人才。這幾年來老大差不多都經歷過報告中第九十四頁提及香港青少年足球培訓的各個環節，得不少，但目睹的問題也很多，在這裏也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第一個足球班是私人教練舉辦，每節二小時約需一百五十元學費，和其他兒童興趣班相比相差不大，但問題是私人教練沒有固定球場，我們到處漂流，上山下鄉，港九新界大小球場都到過，更會常有「錯摸」球場的問題。而且一般足球班學員較小，也不穩定，更有散班危險。在一番市場淘汰下，原來學校關門，他轉到另一較有規模的足球學校，但球場問題還是未能完全解決。而且我家有三子，每人都有二至三項課外活動（在香港中產家庭並不算多），每月六百多元的學費還是一筆可大可小的負擔。
他也參加過足總舉辦的各種免費足球訓練班，其中有兩年他都參加了足總的地區幼苗（U11、U12）訓練。這項訓練歷史悠久，將全港分為十多區，每區選拔三十多名小球員參加，然後每年舉辦一項區際比賽。因為訓練比賽都分區進行，球員有代表各區的榮譽感，而且教練都重視紀律，以及基本技術的培養。但幼苗訓練人數太多，球員有球訓練的時間不足，比賽也太少，對提升球員的比賽意識作用不大。教練們雖然都充滿熱誠，往往為球員無償加操，但兩年前一位教練就向我透露，他們每次一小時半的訓練，只有三百多元，這當然無助於提升教練的地位和素質。而且地區資源不足，往往錯過參加比賽的機會，因為比賽就要有教練帶隊。
繁重課業與緊密訓練之間
這兩年在足球學校教練推薦下，他也加入了本地甲組球會的青年軍。因為甲組球會的關係，對爭取贊助有很大幫助，球員的一身球衣裝備都有商業贊助，而且球隊訓練強度，紀律要求都更強，每年的比賽次數更增至十多場。兩年下來，他的球技事實上進步不少。但對家長來說，時間精神的負擔也不少。一般青年軍每周訓練兩至三課，每月可有一場比賽，如果你的兒子有幸選上了香港隊，每周的訓練，加上一般學校校隊的訓練，可能會有六七課之多，比有些職業球員還厲害！我不是酸葡萄，老大參加過港隊選拔，未能選上，但後來知道港隊球員每周訓練次數之多，也有鬆一口氣的感覺。香港的學校課業繁重，就算中一二是「蜜月期」，每天放學後和周末都要練習足球，學業肯定受影響，就算有老爸支持，也過不了媽媽這一關！
擺在老大面前的，一邊是日漸繁重的課業，另一邊是頻密的訓練和比賽。我們一方面慶幸足球令他學到了團隊精神和刻苦訓練的毅力，但另一方面又擔心終有一天他會不能兼顧足球和學業。一方面他現在的「足球之道」漸見輪廓，但另一方面這條路卻不知道是把他帶到何處，作為家長，我們也是五內如焚。尤其是老爸心裏明白孩子雖然比同齡小孩踢得好一點，但也不是曠世奇才，能踢上英超，甚至是中超的機會微乎其微，我應該什麼時候對他坦白道來？
就是現時一般球會的青年軍制度其實也是問題多多。不少甲組球會都沒有建立梯隊制度，也沒有資源去做，甚至有甲組球會連預備組隊伍都沒有，只有以甲組球員去應付預備組賽事。顧問報告比較「離譜」的一項建議是在建設獨立聯賽的同時，規定每個球會要有各年齡組別梯隊，我真的不知道顧問公司是否進行可行性研究，有否考慮資源何來？報告提及日本J-League 的成功例子，但J-League 球會背後都有地方大企業撐腰，我們的職業球會有可能得到這樣的支持嗎？個人認為，香港足球青訓是典型「市場失效」的例子，政府的承擔不可少。
正如顧問報告劈頭指出： 「足球牽動人心」，不單是球員和球迷，在我和很多小球員家長心中，足球也是頭等大事，我只有希望在報告的帶動下，政府能投入資源，足總徹底改革，香港能真正效法日本進行有系統的青訓，到時我就可以和老大一起來作我們的「足球之夢」。
P03 | 周日話題 | By 趙永佳 2010-03-14
一球成名——誰敢作的夢？
老實說，最近我最怕聽到的一句話，是家中老大對我說： 「老豆，我希望將來當職業足球員。」
他今年十三歲，在本地某球會青年軍受訓，雖然腳法一般，但在同齡小孩中比較長得高大，也有Malcolm Gladwell 的《異數》（Outliers）中指出成功運動員的優勢——在一月出生——所以在分齡比賽中佔盡便宜，儼然有足球小將之風範。不過，作為中產家長，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對你說，要以足球員為志向，你會如何反應？
文趙永佳
最近政府的香港足球顧問報告出爐，對發展本地足運，提出了不少建議。報告的題目是「敢於夢想」（Dare to Dream），但對香港廣大的青少年足球員，和他們的家長們看來，足球事業卻是一個不能作的夢。當然成功的例子不是沒有，長青樹李健和，東亞運英雄「陳七」陳肇麒、「鋼門」葉鴻輝、「威廉王子」李威廉都是小球員的本地偶像（當然他們心裏也有其他「真正」偶像—— 美斯、朗尼、謝拉特等等），但又有幾位家長願意孩子以他們為人生目標？
開明的中產家長往往鼓勵孩子們要敢於作夢，要尋覓理想，但足球之夢卻是異常沉重，正是有「未能忘懷，不願記起」之痛。雖然我是「利記」擁躉，但我卻不是看不起香港足球，更不是「睇死」本地足球員，在港隊勇奪東亞運冠軍時，也曾忍淚對孩子們說， 「我活了四十多歲才親眼看見港隊奪冠，你們太幸運了。」在十多年前因為視網膜問題而被迫放棄踢足球而專注「實足球」之後，我更將足球的熱愛寄託在大兒子身上。
我和老大的絆就是足球
他自小一（七歲）開始練習足球，而我在家中就是他的足球經理人。多年來我跟他不論陰天晴天、三十六度高溫還是八度刺骨寒風下、傾盆大雨中，也不知道有多少時間在球場上度過，但比自己年輕時肯定多幾倍。起初，他的年紀還小，訓練時還是左顧右盼，我會偷偷在他旁邊把教練的指示覆述一次，更會加以示範。到了八九歲開始參加比賽，我在場邊會叫得聲嘶力竭，往往完場時會比他還要累。他的表現不佳，更會以費格遜「吹風機」式痛罵一頓，但事後又要和他重修舊好，再來「心理建設」，好等他不會失去信心。
在足球高於一切的氛圍下，別人緊張的是考試成績，我緊張的卻是他比賽時有沒有站錯位，有沒有全力拼搶，有沒有和隊友互相溝通「提場」。別人的孩子看的是《金銀島》，老大看的是《足球小將》。當人家孩子的文化資本是看過Cats時，我更不顧一切地（不知道十一歲的他是否看得懂）帶他去看香港話劇團有關香港足球史的《頂頭鎚》，結果他說很感動，令我幾乎老淚縱橫。
日本漫畫強調同伴之間的絆（如《火影忍者》中鳴門與佐助），我和老大的絆就是足球了，所以眼見孩子球技球德都有進步，在球隊中也踢上了正選，本應老懷大慰，沾沾自喜，卻又何以憂心戚戚？因為眼前現實是，香港當足球員能有前途嗎？香港足球又有前途嗎？萬一兒子立志要當足球員（他七八歲時常把這件事掛在嘴邊），我應該贊同鼓勵，還是曉以大義，要他回頭是岸？
參加足總的地區幼苗訓練
香足球發展困難重重，顧問報告雖然提供了多項建議，但大多是拾人牙慧，如興建足球中心，成立獨立職業聯賽，重視青少年發展，參加內地聯賽，多建球場，改善教練、球證水平等，其實都是多年來球圈內外人士大力提倡的做法。不過報告雖然缺乏新意，但能綜合各方建議，以半官方形式演繹，也是有益有建設性，其中，我最欣賞的是報告主張足總必須進行體制改革，才能實現香港足球的願景，這點雖然在「高登」討論區及Facebook 群組以不同（更直接）形式提出，但今次也有畫龍點睛之效。
我個人最關心的當然是青少年足球員的培養，報告也花了不少篇幅提出要有充足資源，建立制度培養和發掘足球人才。這幾年來老大差不多都經歷過報告中第九十四頁提及香港青少年足球培訓的各個環節，得不少，但目睹的問題也很多，在這裏也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第一個足球班是私人教練舉辦，每節二小時約需一百五十元學費，和其他兒童興趣班相比相差不大，但問題是私人教練沒有固定球場，我們到處漂流，上山下鄉，港九新界大小球場都到過，更會常有「錯摸」球場的問題。而且一般足球班學員較小，也不穩定，更有散班危險。在一番市場淘汰下，原來學校關門，他轉到另一較有規模的足球學校，但球場問題還是未能完全解決。而且我家有三子，每人都有二至三項課外活動（在香港中產家庭並不算多），每月六百多元的學費還是一筆可大可小的負擔。
他也參加過足總舉辦的各種免費足球訓練班，其中有兩年他都參加了足總的地區幼苗（U11、U12）訓練。這項訓練歷史悠久，將全港分為十多區，每區選拔三十多名小球員參加，然後每年舉辦一項區際比賽。因為訓練比賽都分區進行，球員有代表各區的榮譽感，而且教練都重視紀律，以及基本技術的培養。但幼苗訓練人數太多，球員有球訓練的時間不足，比賽也太少，對提升球員的比賽意識作用不大。教練們雖然都充滿熱誠，往往為球員無償加操，但兩年前一位教練就向我透露，他們每次一小時半的訓練，只有三百多元，這當然無助於提升教練的地位和素質。而且地區資源不足，往往錯過參加比賽的機會，因為比賽就要有教練帶隊。
繁重課業與緊密訓練之間
這兩年在足球學校教練推薦下，他也加入了本地甲組球會的青年軍。因為甲組球會的關係，對爭取贊助有很大幫助，球員的一身球衣裝備都有商業贊助，而且球隊訓練強度，紀律要求都更強，每年的比賽次數更增至十多場。兩年下來，他的球技事實上進步不少。但對家長來說，時間精神的負擔也不少。一般青年軍每周訓練兩至三課，每月可有一場比賽，如果你的兒子有幸選上了香港隊，每周的訓練，加上一般學校校隊的訓練，可能會有六七課之多，比有些職業球員還厲害！我不是酸葡萄，老大參加過港隊選拔，未能選上，但後來知道港隊球員每周訓練次數之多，也有鬆一口氣的感覺。香港的學校課業繁重，就算中一二是「蜜月期」，每天放學後和周末都要練習足球，學業肯定受影響，就算有老爸支持，也過不了媽媽這一關！
擺在老大面前的，一邊是日漸繁重的課業，另一邊是頻密的訓練和比賽。我們一方面慶幸足球令他學到了團隊精神和刻苦訓練的毅力，但另一方面又擔心終有一天他會不能兼顧足球和學業。一方面他現在的「足球之道」漸見輪廓，但另一方面這條路卻不知道是把他帶到何處，作為家長，我們也是五內如焚。尤其是老爸心裏明白孩子雖然比同齡小孩踢得好一點，但也不是曠世奇才，能踢上英超，甚至是中超的機會微乎其微，我應該什麼時候對他坦白道來？
就是現時一般球會的青年軍制度其實也是問題多多。不少甲組球會都沒有建立梯隊制度，也沒有資源去做，甚至有甲組球會連預備組隊伍都沒有，只有以甲組球員去應付預備組賽事。顧問報告比較「離譜」的一項建議是在建設獨立聯賽的同時，規定每個球會要有各年齡組別梯隊，我真的不知道顧問公司是否進行可行性研究，有否考慮資源何來？報告提及日本J-League 的成功例子，但J-League 球會背後都有地方大企業撐腰，我們的職業球會有可能得到這樣的支持嗎？個人認為，香港足球青訓是典型「市場失效」的例子，政府的承擔不可少。
正如顧問報告劈頭指出： 「足球牽動人心」，不單是球員和球迷，在我和很多小球員家長心中，足球也是頭等大事，我只有希望在報告的帶動下，政府能投入資源，足總徹底改革，香港能真正效法日本進行有系統的青訓，到時我就可以和老大一起來作我們的「足球之夢」。
板房模型展 呈現隱蔽社群
明報
A26 | MP+社會 2010-03-15
板房模型展 呈現隱蔽社群 商人生意失敗 自殺大難不死
+ 商人生意失敗自殺大難不死
站在太平山上，看到五光十色的繁華香港，但繁華光影下未被照耀的隱蔽社群，何曾讓人察覺關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推算，現時全港有10 萬人住在籠屋、板間房、天台屋等斗室，當中包括從家鄉飄洋過海來港尋求庇護的南亞人士、每晚在貨車斗「借宿」的單身漢、執紙皮幫補家計的小學生等， 57 歲的細全亦是其一。明報記者馮樂琳
從事海鮮生意的細全，曾經是身家過千萬的老闆，曾有車有樓有漁船，月入高達10 萬元，但一場雪卡毒風波令其生意大受打擊，走上結業清盤之路。妻兒離他而去，細全買了一支白蘭地和一支針筒，打算飲酒麻醉自己後打空針自殺。也許正如俗語所說「時辰未到」，他在公園醉倒3 日後，獲一名露宿者「點醒」，輾轉搬到深水板間房居住至今。
居住板間房難忍雀局噪音
細全家中只有一張、一個小櫃和小雪櫃，不但居住空間小，鄰居從早到晚開雀局，響亮的拍聲、字字鏗鏘的髒話更令他每晚「無覺好」。他坦言： 「住到人也很躁！」如今他只希望尋得工作自力更生和獲派公屋上樓。
籠民：40 人一廁所人也住到躁
比細全年長1 年的阿泉，遭遇也好不了多少，SARS 一疫令他與友人合股的食店倒閉，妻子離他而去，他由兩房一廳的自住物業搬到200 呎單位，再搬到70 呎的房間，最終搬到月租1200 元的籠屋，起居飲食就在那2 呎半乘6 呎的地方。在不見天日的籠屋生活1 年多，阿泉形容為「難民營一樣」， 「40 人爭1 個廁所，人也住到躁！」最近他搬到月租1300 元的板間房居住，最少得到一點私隱。回顧過去多年漂泊生活，他形容： 「好似在大海不斷游，卻永遠看不到岸一樣。」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表示，繼去年社協與HongKongArtWalk 在展覽中展示籠屋的面貌後，今年雙方再合辦展覽，將社會上被遺忘社群的面貌向市民呈現（展覽詳情見上表），去年活動籌得47 萬元，是全年善款的三分一。他說，本港貧窮人口增加，將板間房的租金扯高，入住率亦異常高，長此下去造成惡性循環。
HongKongArtWalk 自2005 年與社協合作，籌辦人黃煒琪希望展覽籌得更多款項，同時令更多人認識社會的隱蔽一面。
+香港artwalk 資料
展覽名稱：無形@香港隱蔽社群展覽
日期：3 月17 至27 日（星期日休息）
時間：3 月17 日（周三）晚上5 時至12 時；其他日子早上10 時半至晚上6 時半
地點：中環荷李活道27 號地下，Schoeni ArtGallery（中區警署斜對面）
收費：3 月17 日費用為成人430 元，學生100元；其他日子免費
作品：10 幅由攝影師拍攝的隱蔽社群照片；3 個由理工大學設計系學生製作的籠屋板間房模型；兩段分別由香港大學建築系及理工大學設計系學生製作的短片，展示板間房實及貧窮兒童影片
網頁：www.soco.org.hk/artwalk2010
展覽個案
8 歲的潘信誓和母親每天要行8 層樓返家，走過一道狹窄陰暗的走廊，兩旁有20 間分成上下格的板間房，再爬上一條木梯，兩母子的「家」就在廚房上面的閣樓，6 呎乘4 呎的地方僅夠他們躺下，坐起來都要彎腰，廚房的熱氣更令他們難以入眠，身形肥胖的誓仔爬木梯時更數次摔下來，忍不住整天大叫： 「消滅籠屋！」（展覽圖片，匡榮攝）
獨居的黃世榮被精神病折磨5 年多，幻聽、失眠、耳痛等病徵，每分每秒纏繞他。雖然他滿頭白髮，間中要架上老花眼鏡，牙齒掉了大半，看來已到花甲之年，但其實不過47 歲。世榮最後因未能進食餓死家中，死去一段時間才傳出屍臭被發現，未能達成「精神病遠離他」的願望。（展覽圖片，岑逸飛攝）
非洲人John 在家鄉擔任神父期間，在教會教化青少年不要參軍，遭受剛果政府的死亡威脅，他8 年前偷渡來港尋求政治庇護，但至今仍未獲港府審理其政治難民身分。他在香港改名換姓，以免被知悉真正身分。（展覽圖片，岑逸飛攝）
A26 | MP+社會 2010-03-15
板房模型展 呈現隱蔽社群 商人生意失敗 自殺大難不死
+ 商人生意失敗自殺大難不死
站在太平山上，看到五光十色的繁華香港，但繁華光影下未被照耀的隱蔽社群，何曾讓人察覺關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推算，現時全港有10 萬人住在籠屋、板間房、天台屋等斗室，當中包括從家鄉飄洋過海來港尋求庇護的南亞人士、每晚在貨車斗「借宿」的單身漢、執紙皮幫補家計的小學生等， 57 歲的細全亦是其一。明報記者馮樂琳
從事海鮮生意的細全，曾經是身家過千萬的老闆，曾有車有樓有漁船，月入高達10 萬元，但一場雪卡毒風波令其生意大受打擊，走上結業清盤之路。妻兒離他而去，細全買了一支白蘭地和一支針筒，打算飲酒麻醉自己後打空針自殺。也許正如俗語所說「時辰未到」，他在公園醉倒3 日後，獲一名露宿者「點醒」，輾轉搬到深水板間房居住至今。
居住板間房難忍雀局噪音
細全家中只有一張、一個小櫃和小雪櫃，不但居住空間小，鄰居從早到晚開雀局，響亮的拍聲、字字鏗鏘的髒話更令他每晚「無覺好」。他坦言： 「住到人也很躁！」如今他只希望尋得工作自力更生和獲派公屋上樓。
籠民：40 人一廁所人也住到躁
比細全年長1 年的阿泉，遭遇也好不了多少，SARS 一疫令他與友人合股的食店倒閉，妻子離他而去，他由兩房一廳的自住物業搬到200 呎單位，再搬到70 呎的房間，最終搬到月租1200 元的籠屋，起居飲食就在那2 呎半乘6 呎的地方。在不見天日的籠屋生活1 年多，阿泉形容為「難民營一樣」， 「40 人爭1 個廁所，人也住到躁！」最近他搬到月租1300 元的板間房居住，最少得到一點私隱。回顧過去多年漂泊生活，他形容： 「好似在大海不斷游，卻永遠看不到岸一樣。」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表示，繼去年社協與HongKongArtWalk 在展覽中展示籠屋的面貌後，今年雙方再合辦展覽，將社會上被遺忘社群的面貌向市民呈現（展覽詳情見上表），去年活動籌得47 萬元，是全年善款的三分一。他說，本港貧窮人口增加，將板間房的租金扯高，入住率亦異常高，長此下去造成惡性循環。
HongKongArtWalk 自2005 年與社協合作，籌辦人黃煒琪希望展覽籌得更多款項，同時令更多人認識社會的隱蔽一面。
+香港artwalk 資料
展覽名稱：無形@香港隱蔽社群展覽
日期：3 月17 至27 日（星期日休息）
時間：3 月17 日（周三）晚上5 時至12 時；其他日子早上10 時半至晚上6 時半
地點：中環荷李活道27 號地下，Schoeni ArtGallery（中區警署斜對面）
收費：3 月17 日費用為成人430 元，學生100元；其他日子免費
作品：10 幅由攝影師拍攝的隱蔽社群照片；3 個由理工大學設計系學生製作的籠屋板間房模型；兩段分別由香港大學建築系及理工大學設計系學生製作的短片，展示板間房實及貧窮兒童影片
網頁：www.soco.org.hk/artwalk2010
展覽個案
8 歲的潘信誓和母親每天要行8 層樓返家，走過一道狹窄陰暗的走廊，兩旁有20 間分成上下格的板間房，再爬上一條木梯，兩母子的「家」就在廚房上面的閣樓，6 呎乘4 呎的地方僅夠他們躺下，坐起來都要彎腰，廚房的熱氣更令他們難以入眠，身形肥胖的誓仔爬木梯時更數次摔下來，忍不住整天大叫： 「消滅籠屋！」（展覽圖片，匡榮攝）
獨居的黃世榮被精神病折磨5 年多，幻聽、失眠、耳痛等病徵，每分每秒纏繞他。雖然他滿頭白髮，間中要架上老花眼鏡，牙齒掉了大半，看來已到花甲之年，但其實不過47 歲。世榮最後因未能進食餓死家中，死去一段時間才傳出屍臭被發現，未能達成「精神病遠離他」的願望。（展覽圖片，岑逸飛攝）
非洲人John 在家鄉擔任神父期間，在教會教化青少年不要參軍，遭受剛果政府的死亡威脅，他8 年前偷渡來港尋求政治庇護，但至今仍未獲港府審理其政治難民身分。他在香港改名換姓，以免被知悉真正身分。（展覽圖片，岑逸飛攝）
香港影視生態百病叢生？
明報
A29 | MP+觀點 | 思潮 | By 馬傑偉 2010-03-15
香港影視生態百病叢生？
陳志雲被廉署拘補，公眾才稍為了解無藝員管理與外判問題。近年免費電視經營困難，除了裁員之外，資源控制亦緊張。缺乏競爭的局面令電視失去昔日的文化活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電視人物是港人集體認同對象，公眾對無亦有好感，電視台是港式文化的搖籃。近年群情有變。一個並無政治背景的觀眾，在無新聞直播時舉牌抗議。公眾答問會上，一群不滿無的市民高調批評座上的陳志雲。陳被拘之後，網上對他冷嘲熱諷者眾。有說《東張西望》是陳志雲私人俱樂部，更有大學教授戲言「多睇無有損智商」。以前被暱稱「三色台」的無是港人之寶，對比現在被揶揄CCTVB、陳志雲被網民圍攻，鮮明道出電視形象衰落。
亞視誰主浮沉仍是問號
港人一些流行印象認為無節目毫無新意，劇集有如方程式翻拍又翻拍，其支撐的藝人隊伍亦有壟斷性，封殺雪藏之說常有所聞。這些流行印象不一定準確。但若果管理藝員是私利重於才華，親疏與否、聽話與否，若成了機構的潛規則，更不利創新與突破。無是本地最有勢力、覆蓋最廣的資訊娛樂提供者，由過去港人身分認同的對象，蛻變為平庸又欠缺文化生氣的大機構，委實令港人惋惜。
碰巧同日亞視新貴王征在北京高調公布亞視發展大計，未見有報道指事前已通知港府官員。會上眾星拱月，國內旗艦企業承諾在亞視大買廣告，保證資金不絕。國內資金注入香港媒體並非新事。投資收購長年虧損的亞視，政治獻禮的意味頗濃。廣告投資能左右商營電視的節目傾向，更是淺白的道理。亞視到目前為止未變成一個國內電視台，調節的因素有三：
（一）新聞專業精神仍為從業員所尊重；（二）香港官民仍大致肯定多元資訊的自由流通是香港成功基石；（三）地方電視台必須留住觀眾才可有效運作；有公信力、貼近民情等，是必備條件；過分內地化會失去觀眾亦失去地方影響力。這三方面的軟力量或可調節亞視因紅色資本而迅速「走樣」。但從今次記者會可見，企業頭頭互相畀面、稱兄道弟、「感謝天地」、「一國一心」等說詞，確與香港重視程序的機構文化格格不入。王征說要給亞視20 年，但過去亞視高層如走馬燈。誰主浮沉，仍是問號。
港人期望補救影視生態惡化
電視業暮氣沉沉，電影則有零星喜訊。《歲月神偷》得獎後引起話題，不少捧場客入戲院看這部寄託香港情懷的電影，回味昔日鄰舍生活之餘，亦重新經歷「一齊睇港產片」的滋味。《麥兜噹噹》國內收得，令這隻香港「豬嘜」為更多國內觀眾認識。製作人淡化港味，但仍有香港印記。上周監製蔡仲樑訪崇基，指若單靠香港票房，基本上「找唔到數」；換句說話，沒有國內市場，《麥兜噹噹》開唔到戲。再者，此片與《歲月神偷》部分資金均來自香港政府的投資。另一部港味十足的《七十二家租客》落足笑料，演員人多勢眾，亦借無平台收宣傳之效。這幾部較成功而有港味的電影，夾在中港合拍片與荷李活大片之中，或可彌補一下港片失勢的局面。
然而，眾所周知的是香港影業已萎縮至警戒線上。每年產量大跌、缺乏新人入行、舊人或轉行或北上，合拍片港情不再。曾是強勢的影業之都，今天舉步艱難，前景暗淡。電影電視各有所專，但影視人才互動，幕前幕後同屬一個創意社群。今天香港電視業與電影業走下坡，如何在影視生態惡化至無可挽回之前作出補救、甚至創新，不單是業界、官員的難題，也是慣看香港影視作品長大的港人心底裏的期望。
政府應強而有力地介入影業
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3 位剛出版一本香港電影政策專著， 書題Policies for 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就認為香港政府必須作出果斷而快速的行動，否則香港影業衰退至出現人才斷層，就可能一沉不起、無藥可救。初看這個報告，坦白說，感覺一般。其總結出來的提議，例如投資創意製作、加強劇本質素、促進電影文化、培養影視人才等等，不都是坊間常見的濫調？但當我細讀全書，才知道這本百多頁的小冊，資料齊備，鳥瞰香港影業全貌，考察外國政策，對比參照，而提出建議背後，指向一個極重要的理念轉變——香港政府應強而有力地介入，不應採取過去放手不理、由市場定奪的政策。這種介入理念，與港人普遍的想法不同，值得深入反思、探討。
我在1990 年代初開始投入傳播研究，當年是碩士生的我，受益於前輩李金銓、陳韜文的啟發，尤其對傳媒帝國主義的理論深感興趣。理論不艱深，指歐美政治經濟的強勢，亦由強勁的傳媒所引導。荷李活電影、英美電視網絡，一方面加強經濟實力，亦散播親西方思想。當年令我更迷的是，香港影視業竟是這個理論的著名異例。香港彈丸之地、本土市場細小、政治上無權無勢、在殖民管治之下、對外來文化產品並無限額，歐美電影與電視節目長驅直入，按照理論推敲，香港必淪為歐美影視殖民地，本地作品必難抬頭。從思考分析的層面看香港，對我來說是十分刺激的案例。香港過去竟然在自由市場及政府放任不理的條件下，影視文化大放異彩，而且「征服」了內地華南一帶及東南亞各國，更在英美闖出功夫動作電影的品牌。過去的光輝成績鞏固了香港一個核心價值：政府只在邊圍訂立簡單規矩，影視人才自行舞刀弄劍打天下。
然而，過去成功有其歷史條件。香港現代化、城市化，其摩登視野及城市感性，傲視日本以外的東南亞國家；經濟短時間內突飛猛進，令製作資金充裕，容許普及文化的創意實驗。我十多年前訪問無要員，給我的信息是當年資金多，製作人員創作自由大，競爭氣氛較濃厚。但今天傳媒技術大變，全球化令競爭加劇，香港更面對大陸市場的冒起。港式城市美學與風格不再是亞洲及內地觀眾仰視的對象。全球化令美國電影更具優勢，巨額投資視覺效果，令國際大片以壓倒性的姿勢橫掃全球。3 位學者撰寫政策報告，分析英、澳、加、日、韓等各國，指出就算以前對電影不加干預的國家，近年亦大額、大手投資本國的影視產業，以對抗以美國為核心的帝國主義式入侵。
香港不應死抱「不干預」理念
新形勢之下要有新思維。香港不應死抱「不干預」理念不放。跨國組織已有默契，就是自由貿易的大前提下，電影作為特殊「商品」，必須例外處理。影業既是「商品產業」，也是集體認同的「文化事業」。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政府不作保育，既對不起本地的文化傳統，亦忽視了本土電影對人類多元文明的重要性。且政府大手筆投資文化產業，所投出的每一元，在文化推廣、旅遊業、配套服務業等，能取回有形無形的連鎖效益。3 位作者指出，英國、韓國的電影發展局，均成功地推動當地的影業走出底谷重拾機遇。
當然國情有異，不能硬套。報告中細分英、韓、港的異同。例如英國稅務優惠電影投資，就不適合本已低稅的香港。事實上，港府已參考數年前委託顧問撰寫的Olsberg Report，於2005 年12 月成立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中小型港片製作。《麥兜噹噹》與《歲月神偷》是受惠的港片之一。但3 位作者認為，發展局近似以前的諮詢委員會，功能、實力、規模遠遠不足。他們認為必須大幅投資於中小型商業片與具創意的實驗電影及短片、整合電影資料館與各電影比賽及活動、獎勵優質電影劇本、發展華南區域性廣東話市場等。建議是多種多樣的，有興趣的讀者可看該書，但我覺得公眾與官員必須認真反思的是一些想當然的舊思想，例如認為資助養懶人（只顧藝術不顧市場）、資助是浪費（政府補貼、填）、資助違反市場（市場是最佳篩選機制）……
本土電影是城市的文化大使
本土電影不是一般商品，在美國的強勢之下，需要「基建設施」給她一個用武之地。本土影業的興旺，能觸發生態系統內的轉變。市場效益往往是多層次的。本土電影不單是票房，也是城市的文化大使、視窗、資產。
政府在電視業的角色亦急須反思。香港這個700 萬人的富裕城市，只有一台獨大僵化平庸的無免費電視，實在完全不能接受。政府被動的躲在後面單單回應投訴是太不負責任了。在數碼時代應更為進取，引入競爭、提供人才流通的環境、盡快開放免費電視，是刻不容緩的！香港曾經是亞洲的影視首都啊！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A29 | MP+觀點 | 思潮 | By 馬傑偉 2010-03-15
香港影視生態百病叢生？
陳志雲被廉署拘補，公眾才稍為了解無藝員管理與外判問題。近年免費電視經營困難，除了裁員之外，資源控制亦緊張。缺乏競爭的局面令電視失去昔日的文化活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電視人物是港人集體認同對象，公眾對無亦有好感，電視台是港式文化的搖籃。近年群情有變。一個並無政治背景的觀眾，在無新聞直播時舉牌抗議。公眾答問會上，一群不滿無的市民高調批評座上的陳志雲。陳被拘之後，網上對他冷嘲熱諷者眾。有說《東張西望》是陳志雲私人俱樂部，更有大學教授戲言「多睇無有損智商」。以前被暱稱「三色台」的無是港人之寶，對比現在被揶揄CCTVB、陳志雲被網民圍攻，鮮明道出電視形象衰落。
亞視誰主浮沉仍是問號
港人一些流行印象認為無節目毫無新意，劇集有如方程式翻拍又翻拍，其支撐的藝人隊伍亦有壟斷性，封殺雪藏之說常有所聞。這些流行印象不一定準確。但若果管理藝員是私利重於才華，親疏與否、聽話與否，若成了機構的潛規則，更不利創新與突破。無是本地最有勢力、覆蓋最廣的資訊娛樂提供者，由過去港人身分認同的對象，蛻變為平庸又欠缺文化生氣的大機構，委實令港人惋惜。
碰巧同日亞視新貴王征在北京高調公布亞視發展大計，未見有報道指事前已通知港府官員。會上眾星拱月，國內旗艦企業承諾在亞視大買廣告，保證資金不絕。國內資金注入香港媒體並非新事。投資收購長年虧損的亞視，政治獻禮的意味頗濃。廣告投資能左右商營電視的節目傾向，更是淺白的道理。亞視到目前為止未變成一個國內電視台，調節的因素有三：
（一）新聞專業精神仍為從業員所尊重；（二）香港官民仍大致肯定多元資訊的自由流通是香港成功基石；（三）地方電視台必須留住觀眾才可有效運作；有公信力、貼近民情等，是必備條件；過分內地化會失去觀眾亦失去地方影響力。這三方面的軟力量或可調節亞視因紅色資本而迅速「走樣」。但從今次記者會可見，企業頭頭互相畀面、稱兄道弟、「感謝天地」、「一國一心」等說詞，確與香港重視程序的機構文化格格不入。王征說要給亞視20 年，但過去亞視高層如走馬燈。誰主浮沉，仍是問號。
港人期望補救影視生態惡化
電視業暮氣沉沉，電影則有零星喜訊。《歲月神偷》得獎後引起話題，不少捧場客入戲院看這部寄託香港情懷的電影，回味昔日鄰舍生活之餘，亦重新經歷「一齊睇港產片」的滋味。《麥兜噹噹》國內收得，令這隻香港「豬嘜」為更多國內觀眾認識。製作人淡化港味，但仍有香港印記。上周監製蔡仲樑訪崇基，指若單靠香港票房，基本上「找唔到數」；換句說話，沒有國內市場，《麥兜噹噹》開唔到戲。再者，此片與《歲月神偷》部分資金均來自香港政府的投資。另一部港味十足的《七十二家租客》落足笑料，演員人多勢眾，亦借無平台收宣傳之效。這幾部較成功而有港味的電影，夾在中港合拍片與荷李活大片之中，或可彌補一下港片失勢的局面。
然而，眾所周知的是香港影業已萎縮至警戒線上。每年產量大跌、缺乏新人入行、舊人或轉行或北上，合拍片港情不再。曾是強勢的影業之都，今天舉步艱難，前景暗淡。電影電視各有所專，但影視人才互動，幕前幕後同屬一個創意社群。今天香港電視業與電影業走下坡，如何在影視生態惡化至無可挽回之前作出補救、甚至創新，不單是業界、官員的難題，也是慣看香港影視作品長大的港人心底裏的期望。
政府應強而有力地介入影業
陳韜文、馮應謙、吳俊雄3 位剛出版一本香港電影政策專著， 書題Policies for 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就認為香港政府必須作出果斷而快速的行動，否則香港影業衰退至出現人才斷層，就可能一沉不起、無藥可救。初看這個報告，坦白說，感覺一般。其總結出來的提議，例如投資創意製作、加強劇本質素、促進電影文化、培養影視人才等等，不都是坊間常見的濫調？但當我細讀全書，才知道這本百多頁的小冊，資料齊備，鳥瞰香港影業全貌，考察外國政策，對比參照，而提出建議背後，指向一個極重要的理念轉變——香港政府應強而有力地介入，不應採取過去放手不理、由市場定奪的政策。這種介入理念，與港人普遍的想法不同，值得深入反思、探討。
我在1990 年代初開始投入傳播研究，當年是碩士生的我，受益於前輩李金銓、陳韜文的啟發，尤其對傳媒帝國主義的理論深感興趣。理論不艱深，指歐美政治經濟的強勢，亦由強勁的傳媒所引導。荷李活電影、英美電視網絡，一方面加強經濟實力，亦散播親西方思想。當年令我更迷的是，香港影視業竟是這個理論的著名異例。香港彈丸之地、本土市場細小、政治上無權無勢、在殖民管治之下、對外來文化產品並無限額，歐美電影與電視節目長驅直入，按照理論推敲，香港必淪為歐美影視殖民地，本地作品必難抬頭。從思考分析的層面看香港，對我來說是十分刺激的案例。香港過去竟然在自由市場及政府放任不理的條件下，影視文化大放異彩，而且「征服」了內地華南一帶及東南亞各國，更在英美闖出功夫動作電影的品牌。過去的光輝成績鞏固了香港一個核心價值：政府只在邊圍訂立簡單規矩，影視人才自行舞刀弄劍打天下。
然而，過去成功有其歷史條件。香港現代化、城市化，其摩登視野及城市感性，傲視日本以外的東南亞國家；經濟短時間內突飛猛進，令製作資金充裕，容許普及文化的創意實驗。我十多年前訪問無要員，給我的信息是當年資金多，製作人員創作自由大，競爭氣氛較濃厚。但今天傳媒技術大變，全球化令競爭加劇，香港更面對大陸市場的冒起。港式城市美學與風格不再是亞洲及內地觀眾仰視的對象。全球化令美國電影更具優勢，巨額投資視覺效果，令國際大片以壓倒性的姿勢橫掃全球。3 位學者撰寫政策報告，分析英、澳、加、日、韓等各國，指出就算以前對電影不加干預的國家，近年亦大額、大手投資本國的影視產業，以對抗以美國為核心的帝國主義式入侵。
香港不應死抱「不干預」理念
新形勢之下要有新思維。香港不應死抱「不干預」理念不放。跨國組織已有默契，就是自由貿易的大前提下，電影作為特殊「商品」，必須例外處理。影業既是「商品產業」，也是集體認同的「文化事業」。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政府不作保育，既對不起本地的文化傳統，亦忽視了本土電影對人類多元文明的重要性。且政府大手筆投資文化產業，所投出的每一元，在文化推廣、旅遊業、配套服務業等，能取回有形無形的連鎖效益。3 位作者指出，英國、韓國的電影發展局，均成功地推動當地的影業走出底谷重拾機遇。
當然國情有異，不能硬套。報告中細分英、韓、港的異同。例如英國稅務優惠電影投資，就不適合本已低稅的香港。事實上，港府已參考數年前委託顧問撰寫的Olsberg Report，於2005 年12 月成立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中小型港片製作。《麥兜噹噹》與《歲月神偷》是受惠的港片之一。但3 位作者認為，發展局近似以前的諮詢委員會，功能、實力、規模遠遠不足。他們認為必須大幅投資於中小型商業片與具創意的實驗電影及短片、整合電影資料館與各電影比賽及活動、獎勵優質電影劇本、發展華南區域性廣東話市場等。建議是多種多樣的，有興趣的讀者可看該書，但我覺得公眾與官員必須認真反思的是一些想當然的舊思想，例如認為資助養懶人（只顧藝術不顧市場）、資助是浪費（政府補貼、填）、資助違反市場（市場是最佳篩選機制）……
本土電影是城市的文化大使
本土電影不是一般商品，在美國的強勢之下，需要「基建設施」給她一個用武之地。本土影業的興旺，能觸發生態系統內的轉變。市場效益往往是多層次的。本土電影不單是票房，也是城市的文化大使、視窗、資產。
政府在電視業的角色亦急須反思。香港這個700 萬人的富裕城市，只有一台獨大僵化平庸的無免費電視，實在完全不能接受。政府被動的躲在後面單單回應投訴是太不負責任了。在數碼時代應更為進取，引入競爭、提供人才流通的環境、盡快開放免費電視，是刻不容緩的！香港曾經是亞洲的影視首都啊！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香港代表娛樂大家
明報
B10 | 觀點 | By 吳志森 2010-03-09
香港代表娛樂大家
每年兩會，是了解國情的窗口，政府工作報告是重中之重。省市領導人會傳媒談大計，更可以掌握地方發展的勢頭。一般香港人，不大看得懂，但要尋找兩會好玩的東西，讀者可以將眼球集中注意香港代表們，竟有意想不到的娛樂性。
將香港代表的表現比作娛樂節目，絕無不敬之意。行行出狀元，娛樂事業帶來歡愉，也可以發人深省，品味再三。同樣道理，永遠一臉嚴肅，大義凜然的香港代表，有時更咬牙切齒，殺氣騰騰，但不少時候，卻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服務社會，無分貴賤，都是娛樂大家，不應有高低之分。
娛樂項目年年有，今年尤其爭先恐後，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的場合，特別傾力演出，將大娛樂家的角色，演得淋漓盡致。
例如一向認為普選產生暴民政治的地產政協急不及待地表忠，指香港少數人逢港必反，逢中必反，拿什麼「起義」「解放」的口號，別有用心。全都是老掉牙的觀點，逐字逐句重複愛國報紙的來論，把在座的國家領導，當成是目不明耳不聰的晚清皇帝。今上中央，個個英明神武，南來探子，多如過江之鯽，對香港情了解之徹底，不比你更清楚嗎？把早已倒背如流的觀點御前又再念一遍，不是浪費時間嗎？
又有一位做生意的港區人大，要「提案」重推23條立法，他對電視鏡頭，一副不容質疑的語氣：「你唔立法，更放肆意見都度出現，起義，解放香港，直情係衝擊國家安全……」「放肆」如何定義？ 「意見」都會犯法？那不是港人最害怕的以言入罪嗎？登時輿論嘩然，被「5 區公投」搞得暈頭轉向的曾特首急忙澄清： 「23 條立法並不是我現時首要處理的事情。」在特區政府民意低迷的今天，港區人大重提23 條立法，而溫和民主派卻急要跟官員溝通，真搞不清楚，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政府的盟友？
兩會已成宮闈鬧劇
黨和國家領導人閉門接見港區人大，談到要「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代表們個個如獲至寶，有人拿筆記本逐字逐句重複，漏掉一個標點就會褻瀆中央精神。有人解讀為「與23 條立法有關」，有人認為「衝公投而來」。各有演繹，各自精彩，人人都擺出一副專家模樣。領導人永遠不會明說，喜歡叫人上蹦下跳的揣摩，看得哈哈大笑，彷彿又回到老佛爺與小李子的年代。
告御狀告反對派「公投起義」違法違憲已新意全無，最新劇情，是告曾特首重用張炳良做教育學院院長，等於培養學生成為泛民主派。又告特區政府沒有好好維修保養香港廳……兩會已成為宮闈鬧劇，怒氣十足的深宮怨婦發泄對特區政府不滿的場所。只要不太認真不太上心，可以在閒極無聊時，當娛樂節目看一看。
samngx123@gmail.com
B10 | 觀點 | By 吳志森 2010-03-09
香港代表娛樂大家
每年兩會，是了解國情的窗口，政府工作報告是重中之重。省市領導人會傳媒談大計，更可以掌握地方發展的勢頭。一般香港人，不大看得懂，但要尋找兩會好玩的東西，讀者可以將眼球集中注意香港代表們，竟有意想不到的娛樂性。
將香港代表的表現比作娛樂節目，絕無不敬之意。行行出狀元，娛樂事業帶來歡愉，也可以發人深省，品味再三。同樣道理，永遠一臉嚴肅，大義凜然的香港代表，有時更咬牙切齒，殺氣騰騰，但不少時候，卻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服務社會，無分貴賤，都是娛樂大家，不應有高低之分。
娛樂項目年年有，今年尤其爭先恐後，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的場合，特別傾力演出，將大娛樂家的角色，演得淋漓盡致。
例如一向認為普選產生暴民政治的地產政協急不及待地表忠，指香港少數人逢港必反，逢中必反，拿什麼「起義」「解放」的口號，別有用心。全都是老掉牙的觀點，逐字逐句重複愛國報紙的來論，把在座的國家領導，當成是目不明耳不聰的晚清皇帝。今上中央，個個英明神武，南來探子，多如過江之鯽，對香港情了解之徹底，不比你更清楚嗎？把早已倒背如流的觀點御前又再念一遍，不是浪費時間嗎？
又有一位做生意的港區人大，要「提案」重推23條立法，他對電視鏡頭，一副不容質疑的語氣：「你唔立法，更放肆意見都度出現，起義，解放香港，直情係衝擊國家安全……」「放肆」如何定義？ 「意見」都會犯法？那不是港人最害怕的以言入罪嗎？登時輿論嘩然，被「5 區公投」搞得暈頭轉向的曾特首急忙澄清： 「23 條立法並不是我現時首要處理的事情。」在特區政府民意低迷的今天，港區人大重提23 條立法，而溫和民主派卻急要跟官員溝通，真搞不清楚，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政府的盟友？
兩會已成宮闈鬧劇
黨和國家領導人閉門接見港區人大，談到要「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代表們個個如獲至寶，有人拿筆記本逐字逐句重複，漏掉一個標點就會褻瀆中央精神。有人解讀為「與23 條立法有關」，有人認為「衝公投而來」。各有演繹，各自精彩，人人都擺出一副專家模樣。領導人永遠不會明說，喜歡叫人上蹦下跳的揣摩，看得哈哈大笑，彷彿又回到老佛爺與小李子的年代。
告御狀告反對派「公投起義」違法違憲已新意全無，最新劇情，是告曾特首重用張炳良做教育學院院長，等於培養學生成為泛民主派。又告特區政府沒有好好維修保養香港廳……兩會已成為宮闈鬧劇，怒氣十足的深宮怨婦發泄對特區政府不滿的場所。只要不太認真不太上心，可以在閒極無聊時，當娛樂節目看一看。
samngx123@gmail.com
居家安老＝資產審查？
明報
B10 | 觀點 | By 張超雄 2010-03-09
居家安老＝資產審查？
筆者在本報2 月26 日刊載題為〈特區版的楢山節考——從預算案再談起〉一文指出，政府將照顧體弱老人的責任卸給質素極參差的私營老人院，尤如棄老。目前，不但津助安老院舍的輪候人龍愈排愈長，去年便有4000 多位老人等到死的一天仍未獲配宿位，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增加1000 個安老宿位，對解決近3 萬人的輪候長龍，既是無濟於事，亦反映政府對長期護理服務仍是毫無規劃。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最初似乎有意面對此問題，成立了一個專責工作小組，但小組打從05年成立以來，一直交白卷。直至今年1 月，委員會終於向立法會提交一份委託香港大學撰寫的顧問報告。
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演辭上表示，認同此報告倡議的「居家安老」大方向，並為配合此項研究，預留5500萬推行試驗計劃。港大的研究明顯地受到重視。讓我們看看顧問報告為長期護理服務帶來什麼突破。
顧問報告說法倒果為因
報告由8 位博士及一位醫生排頭，訪問了4000 多人，竟然發現「香港長者的入住院舍比率（即長者入住安老院舍的百分比）較其他多個國家為高，而社區照顧服務的使用率則相當低。因此，顧問認為有空間優化及推廣社區照顧服務……」（註1）。
奇哉！體弱長者被迫入住老人院，正是因為缺乏社區照顧服務，何以說成使用率低？香港長者住院率6.8%較其他國家1%至5%高是事實，但難道這是體弱老人的意願嗎？他們寧願住質素參差的私院，下午5 時吃晚飯、早上洗澡，也不願留在家中獨立生活？社區照顧服務使用率相當低？根本是服務不足，以及服務安排未能切合老人需要的問題，報告卻說成他們不去使用，這倒果為因的說法，對體弱老人實太不公道！
報告對私院基本質素問題墨不多，反而提出以下4 項不邊際的政策建議：
（一）維持現狀，即以目前的步伐增加資助安老宿位的供應；
（二）調整「雙重選擇」的安排；
（三）引入經濟狀審查機制；
（四）附有經濟狀審查的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
最荒謬的是，報告同時指出4 項建議其實皆不可行！大概連小學生也知道，第一項維持現狀已經不大可能。第二項所謂雙重選擇，是指現時老人排隊輪候院舍或家居照顧前，必須先通過評估，而評估的結果，包括「只適合住宿照顧服務」、「只適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雙重選擇」（即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但實際上，被評為雙重選擇者，九成均會選擇輪候院舍服務。報告建議取消其選擇權，強制老人先用社區照顧服務。但報告同時指出，目前輪候日間護理平均要7 個月，家居照顧也要兩個月。對於等一天也太長的老人，這根本不是選擇。博士們也明白，第二項建議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充足和合適的社區服務，這個條件目前根本並不存在，所以這項建議也不可行。
第三項引入經濟審查，也是最被政府突顯的建議。報告指出，75%的住院老人皆已領取綜援，所以博士們「發現引入經濟狀審查只會輕微地縮短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輪候名單……」就是說，資產審查根本無甚作用。
至於第四項提供資助券的建議，報告又指： 「在世界各地為住宿照顧服務而設的現金資助則極為罕見。」所以， 「了解到資助券可能會誘發額外的需求，正如其他已發展國家一樣，我們對一個只可用於住宿照顧服務的資助券機制有所保留」。
老人更需足夠和合適社區支援
既然有保留、行不通，為什麼還要提出來？負責顧問報告的港大教授徐永德說，顧問報告沒有立場，4項建議旨在引發討論。不是吧？當數以萬計的體弱老人正在忍受不人道的對待、亟待支援時，徐教授及博士們是否在開他們的玩笑？據梁智鴻醫生說，委員會下一步要再研究如何加強社區照顧。委員會用了4 年才搞出一個沒有立場的報告，下一個還要等多久？要死多少輪候院舍的長者，我們的掌權者才會做點事？
難道這些委員、專家和博士們，真的不知問題所在嗎？老人需要的，是足夠和有質素的院舍，他們更需要足夠和合適的社區支援，讓他們可以選擇在社區獨立生活。掌權者不懂嗎？就算不增加資源，只要把目前的服務理順一下，也可造福不淺。例如長者不能同時使用日間護理中心和改善家居護理服務，但海外經驗顯示，恰恰就是把這兩種服務連結起來，才能最有效地讓體弱的老人繼續留在社區獨立生活，避免院舍成為唯一的選擇。但官僚怕老人「雙重得益」，口說居家安老，做的時候卻倒行逆施，不讓有需要的老人同時接受日間及家居服務，真是不知所謂！
在特區勞累半生的老人，到了暮年仍得惶惶不可終日，這是社會的悲哀。對於長期護理的問題，顧問博士們沒有立場，政府態度開放。結果可以預見：公眾對資產審查的建議眾說紛紜，掌權的要再行慢慢研究。有這樣一個特區政府，我們的老人還有希望嗎？
註1：立法會CB（2）668/09-10（03）號文件
作者是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B10 | 觀點 | By 張超雄 2010-03-09
居家安老＝資產審查？
筆者在本報2 月26 日刊載題為〈特區版的楢山節考——從預算案再談起〉一文指出，政府將照顧體弱老人的責任卸給質素極參差的私營老人院，尤如棄老。目前，不但津助安老院舍的輪候人龍愈排愈長，去年便有4000 多位老人等到死的一天仍未獲配宿位，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增加1000 個安老宿位，對解決近3 萬人的輪候長龍，既是無濟於事，亦反映政府對長期護理服務仍是毫無規劃。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最初似乎有意面對此問題，成立了一個專責工作小組，但小組打從05年成立以來，一直交白卷。直至今年1 月，委員會終於向立法會提交一份委託香港大學撰寫的顧問報告。
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演辭上表示，認同此報告倡議的「居家安老」大方向，並為配合此項研究，預留5500萬推行試驗計劃。港大的研究明顯地受到重視。讓我們看看顧問報告為長期護理服務帶來什麼突破。
顧問報告說法倒果為因
報告由8 位博士及一位醫生排頭，訪問了4000 多人，竟然發現「香港長者的入住院舍比率（即長者入住安老院舍的百分比）較其他多個國家為高，而社區照顧服務的使用率則相當低。因此，顧問認為有空間優化及推廣社區照顧服務……」（註1）。
奇哉！體弱長者被迫入住老人院，正是因為缺乏社區照顧服務，何以說成使用率低？香港長者住院率6.8%較其他國家1%至5%高是事實，但難道這是體弱老人的意願嗎？他們寧願住質素參差的私院，下午5 時吃晚飯、早上洗澡，也不願留在家中獨立生活？社區照顧服務使用率相當低？根本是服務不足，以及服務安排未能切合老人需要的問題，報告卻說成他們不去使用，這倒果為因的說法，對體弱老人實太不公道！
報告對私院基本質素問題墨不多，反而提出以下4 項不邊際的政策建議：
（一）維持現狀，即以目前的步伐增加資助安老宿位的供應；
（二）調整「雙重選擇」的安排；
（三）引入經濟狀審查機制；
（四）附有經濟狀審查的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
最荒謬的是，報告同時指出4 項建議其實皆不可行！大概連小學生也知道，第一項維持現狀已經不大可能。第二項所謂雙重選擇，是指現時老人排隊輪候院舍或家居照顧前，必須先通過評估，而評估的結果，包括「只適合住宿照顧服務」、「只適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雙重選擇」（即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但實際上，被評為雙重選擇者，九成均會選擇輪候院舍服務。報告建議取消其選擇權，強制老人先用社區照顧服務。但報告同時指出，目前輪候日間護理平均要7 個月，家居照顧也要兩個月。對於等一天也太長的老人，這根本不是選擇。博士們也明白，第二項建議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充足和合適的社區服務，這個條件目前根本並不存在，所以這項建議也不可行。
第三項引入經濟審查，也是最被政府突顯的建議。報告指出，75%的住院老人皆已領取綜援，所以博士們「發現引入經濟狀審查只會輕微地縮短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輪候名單……」就是說，資產審查根本無甚作用。
至於第四項提供資助券的建議，報告又指： 「在世界各地為住宿照顧服務而設的現金資助則極為罕見。」所以， 「了解到資助券可能會誘發額外的需求，正如其他已發展國家一樣，我們對一個只可用於住宿照顧服務的資助券機制有所保留」。
老人更需足夠和合適社區支援
既然有保留、行不通，為什麼還要提出來？負責顧問報告的港大教授徐永德說，顧問報告沒有立場，4項建議旨在引發討論。不是吧？當數以萬計的體弱老人正在忍受不人道的對待、亟待支援時，徐教授及博士們是否在開他們的玩笑？據梁智鴻醫生說，委員會下一步要再研究如何加強社區照顧。委員會用了4 年才搞出一個沒有立場的報告，下一個還要等多久？要死多少輪候院舍的長者，我們的掌權者才會做點事？
難道這些委員、專家和博士們，真的不知問題所在嗎？老人需要的，是足夠和有質素的院舍，他們更需要足夠和合適的社區支援，讓他們可以選擇在社區獨立生活。掌權者不懂嗎？就算不增加資源，只要把目前的服務理順一下，也可造福不淺。例如長者不能同時使用日間護理中心和改善家居護理服務，但海外經驗顯示，恰恰就是把這兩種服務連結起來，才能最有效地讓體弱的老人繼續留在社區獨立生活，避免院舍成為唯一的選擇。但官僚怕老人「雙重得益」，口說居家安老，做的時候卻倒行逆施，不讓有需要的老人同時接受日間及家居服務，真是不知所謂！
在特區勞累半生的老人，到了暮年仍得惶惶不可終日，這是社會的悲哀。對於長期護理的問題，顧問博士們沒有立場，政府態度開放。結果可以預見：公眾對資產審查的建議眾說紛紜，掌權的要再行慢慢研究。有這樣一個特區政府，我們的老人還有希望嗎？
註1：立法會CB（2）668/09-10（03）號文件
作者是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敗犬想結婚
明報
B14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健吾 2010-03-06
敗犬想結婚
《星期二檔案》的「中女告白」真夠TVB：簡單，清楚，不拐圈子。片中訪問了幾個年紀由30 至40 不等的香港女人，分析她們的被稱為「中女」的心路歷程。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看完後，都一定知道節目想營造的效果，是告訴全香港所有成年的單身女性： 「你不結婚，你就死路一條。」節目中的被訪者，皆是七八十年代TVB 劇集所吹捧的「女強人」形象。她們有事業，有學識，經濟獨立，有自己的生活，會追尋快樂。但她們都在擔心自己的婚姻。中女Ａ說她活到今天， 「都不過是希望找個男人依靠。」中女Ｂ說，事業再有成，都希望找個男人。中女Ｃ說，要保持自己的外貌，是因為要在愛情市場裏有價值。中女Ｄ說，她的男友有太太，男朋友對她說： 「我要和她一起，因為你比較堅強。」中女Ｄ就說： 「我們分手，就是因為我比較堅強？」
結婚降
所有中女都好像中了降，中的，叫結婚降。她們要結婚，而不是戀愛。
被訪者在鏡頭面前坦誠，坦白得……也許她們不知道她們公開自己膚淺和愚蠢的感情史，是何等的可憐可憫。她們開誠布公，為博人同情和憐愛嗎？我想她們不會。但在鏡頭面前，紅酒白酒香檳到肚，吐出幾句擲地有聲的sound bite，就正中記者的下懷了。
新聞節目需要收視，需要討論。香港人最愛juicy，最喜歡看別人Ｘ街。角色設定好了：一群自以為很有主見，自以為很會戀愛的人。在情路自稱跌跌撞撞，愛過痛過，以執迷證實自己愛過。我肯定，他們不會認為「戀愛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種手段」，結婚不是最後和全部。交出「我們分手，就是因為我比較堅強？」這種低級的苦澀和濫情，何苦？是希望別人會明白自己「也不過是一個普通女人」？
且，容許我理性地，冷血地去想： 「喂，你為什麼會容許一段關係變成這個地步？」為什麼兩個人在一起，一個人變心了，另一個人不知道？是因為她根本不在愛別人，而是因為她在愛一些條件嗎？是她有一張「男人的評分參考」，卻口硬不肯承認，又要間接地對鏡頭控訴： 「那個男人不要我，我也要活得很好，因為我也有我的家人愛我。」我不能明白，為什麼一些「自以為」讀很多書的女生，說的話都那麼荒謬。她們知道，她們要的不是愛情，而是依靠，而是生活伴侶。那就不要把事情收到愛情的幌子之中，因為她們根本不會愛。不會愛自己，更不會愛人。
人生的syllabus
我明白的。女人到一個年紀，都在趕進度。她們30 歲的時候被稱為「剩女」，是因為她們也許會怕自己會變成「高齡產婦」。她們認為，女人不生孩子，沒有自己的家庭， 「別人」會看她們不起的。我不知道「別人」是什麼人，但每當我看到一些女人結婚的時候，身邊的那個男人都令我想起「可憐」兩個字的時候，我更不明白為什麼人要把結婚當成人生的一套syllabus，沒有做過，就好像他們的人生不合格一樣。
這個電視節目，不在探討中女的問題，而在反覆陳述一套守舊的價值——女人再叻都好，都係要嫁人的。這句人生道理，你不用看「新聞」節目也會聽過的。只要在中午，看《真情》的重播，燒臘店內的善姨好姨容姨阿貴低Ｂ瓊高校長高雅文，她們都在說同樣的話。
最後，我有句話想說。新聞節目要引用酒井順子的《敗犬的遠吠》，說30 多歲沒有結婚的女人，就被稱為敗犬。其實，酒井順子的敗犬，說的是35 歲之後，沒有結「過」婚，也沒有生過孩子的女人，有「機會」被人家叫敗犬。而敗犬的定義，不只是一個婚姻狀態，而是一種對未來、對戀愛採取半放棄態度（如不留意時尚、不化妝打扮，沒有自己的嗜好，有一天活一天）的日本女人。粗暴地搶劫「敗犬」這兩個字，又當成是「日本發明」的社會學用語，是沒有品的。
B14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健吾 2010-03-06
敗犬想結婚
《星期二檔案》的「中女告白」真夠TVB：簡單，清楚，不拐圈子。片中訪問了幾個年紀由30 至40 不等的香港女人，分析她們的被稱為「中女」的心路歷程。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看完後，都一定知道節目想營造的效果，是告訴全香港所有成年的單身女性： 「你不結婚，你就死路一條。」節目中的被訪者，皆是七八十年代TVB 劇集所吹捧的「女強人」形象。她們有事業，有學識，經濟獨立，有自己的生活，會追尋快樂。但她們都在擔心自己的婚姻。中女Ａ說她活到今天， 「都不過是希望找個男人依靠。」中女Ｂ說，事業再有成，都希望找個男人。中女Ｃ說，要保持自己的外貌，是因為要在愛情市場裏有價值。中女Ｄ說，她的男友有太太，男朋友對她說： 「我要和她一起，因為你比較堅強。」中女Ｄ就說： 「我們分手，就是因為我比較堅強？」
結婚降
所有中女都好像中了降，中的，叫結婚降。她們要結婚，而不是戀愛。
被訪者在鏡頭面前坦誠，坦白得……也許她們不知道她們公開自己膚淺和愚蠢的感情史，是何等的可憐可憫。她們開誠布公，為博人同情和憐愛嗎？我想她們不會。但在鏡頭面前，紅酒白酒香檳到肚，吐出幾句擲地有聲的sound bite，就正中記者的下懷了。
新聞節目需要收視，需要討論。香港人最愛juicy，最喜歡看別人Ｘ街。角色設定好了：一群自以為很有主見，自以為很會戀愛的人。在情路自稱跌跌撞撞，愛過痛過，以執迷證實自己愛過。我肯定，他們不會認為「戀愛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種手段」，結婚不是最後和全部。交出「我們分手，就是因為我比較堅強？」這種低級的苦澀和濫情，何苦？是希望別人會明白自己「也不過是一個普通女人」？
且，容許我理性地，冷血地去想： 「喂，你為什麼會容許一段關係變成這個地步？」為什麼兩個人在一起，一個人變心了，另一個人不知道？是因為她根本不在愛別人，而是因為她在愛一些條件嗎？是她有一張「男人的評分參考」，卻口硬不肯承認，又要間接地對鏡頭控訴： 「那個男人不要我，我也要活得很好，因為我也有我的家人愛我。」我不能明白，為什麼一些「自以為」讀很多書的女生，說的話都那麼荒謬。她們知道，她們要的不是愛情，而是依靠，而是生活伴侶。那就不要把事情收到愛情的幌子之中，因為她們根本不會愛。不會愛自己，更不會愛人。
人生的syllabus
我明白的。女人到一個年紀，都在趕進度。她們30 歲的時候被稱為「剩女」，是因為她們也許會怕自己會變成「高齡產婦」。她們認為，女人不生孩子，沒有自己的家庭， 「別人」會看她們不起的。我不知道「別人」是什麼人，但每當我看到一些女人結婚的時候，身邊的那個男人都令我想起「可憐」兩個字的時候，我更不明白為什麼人要把結婚當成人生的一套syllabus，沒有做過，就好像他們的人生不合格一樣。
這個電視節目，不在探討中女的問題，而在反覆陳述一套守舊的價值——女人再叻都好，都係要嫁人的。這句人生道理，你不用看「新聞」節目也會聽過的。只要在中午，看《真情》的重播，燒臘店內的善姨好姨容姨阿貴低Ｂ瓊高校長高雅文，她們都在說同樣的話。
最後，我有句話想說。新聞節目要引用酒井順子的《敗犬的遠吠》，說30 多歲沒有結婚的女人，就被稱為敗犬。其實，酒井順子的敗犬，說的是35 歲之後，沒有結「過」婚，也沒有生過孩子的女人，有「機會」被人家叫敗犬。而敗犬的定義，不只是一個婚姻狀態，而是一種對未來、對戀愛採取半放棄態度（如不留意時尚、不化妝打扮，沒有自己的嗜好，有一天活一天）的日本女人。粗暴地搶劫「敗犬」這兩個字，又當成是「日本發明」的社會學用語，是沒有品的。
福州。上海。北京。香港：一個家族的四個產權故事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Hong Kong, China | By 許德音 2010-03-06
福州。上海。北京。香港：一個家族的四個產權故事
內地報章經常會提到所謂私營經濟的「原罪」問題：私營企業在創立的初期，經常是利用了政策的模糊空間，或是借用了集體或全民所有制的「紅帽子」來戴，才得以生存。這些企業發展成功後，其創始人經常與當地政府或者原先掛靠的公有制單位發生所有權的爭執，而被剝奪股權，甚至因被控盜竊公有財產而下獄。像華晨集團的仰融，江西新大地的涂景新等，都是全國知名的案例。
但是我每次看到「私企原罪」這樣的用詞，都不禁搖頭嘆息，深感國人中毒太深，忘記了「國有」的財產是從何而來，政府又是如何集聚這些財產的。也許從我這個普通人所講的故事，可以讓人認識到什麼是真正的原罪。
文╱許德音生於上海，現為港大商學院副教授。此前他在北京大學教學六年，是最早「海歸」中國的海外商科博士之一。
我祖籍福州，老家在福州倉前山槐陰裏。老一輩的當地人，可能會記得槐陰裏的「許陳醫寓」：因我曾祖母是福州有名的女西醫，故有此稱。1936年，這裏曾經有十來天成為全福州關注的焦點，只因當時新婚的影后胡蝶隨丈夫潘有聲從上海回福州省親，就住在這裏。潘有聲與我的一個叔公是同學兼好友，胡蝶還因此認了我曾祖母為乾娘。我雖然從未有機會回去探訪過，但是從手邊的一張胡蝶與我全家一起的照片，卻讓我依稀看到這幢花園洋房的面貌。
我的第一個故事，是這座祖傳的老宅，先是被進駐福州的解放軍徵用，接又遭到「社會主義改造」，被公共事業所佔用。我們在文革結束後無數次的詢問，得到的總是「按照政策不予發還」的答覆。
上海：文革後歸還後管商迫遷
我曾祖父後來移居上海，在虹口峨嵋路離外白渡橋不遠處頂下一棟石庫門房子。這裏是我自幼生長的地方。就是這幢多災多難的房子，在抗戰期間被日軍佔用，文革時期，又由我祖父被迫上交給政府。文革後雖被歸還，但是2003 年上海北外灘地區重新開發，政府的拆遷公司在談不攏拆遷補償的情下，由警察協助強行破門而入，將之夷為平地。當時我正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光華管理學院，聞訊後急飛上海，試圖阻止強拆，得到的卻是拆遷公司的冷嘲熱諷；在派出所裏，四五個警察把我圍在半個圓圈裏，用語言和肢體對我作出威脅，讓我這個書生深感國家暴力的可怕。
但我的第二個故事還未結束。我向上海市政府投訴，卻杳無回音。我只得再以加拿大公民的身分，向有過一面之緣的時任加拿大駐華大使柯傑發電郵求助，蒙其回覆說多謝我告訴他這個關於「上海式城市復興」（urban renewal， Shanghai style）的故事，但是他最多也只能請駐上海的加國領館幫忙交涉一下。接下來就是長達兩三年的外交照會往復。上海市外辦一如既往地堅持一切拆遷工作都是按照中國的法律來進行的。最後，也許是連蠻橫的拆遷公司都被領館官員的耐心堅持所折服，總算答應在原來的拆遷補償上再加了幾十萬元的補貼。
北京：貪腐．爛尾．維權
我的第三個故事，其實已經是一個公共事件的一部分。2006 年我在北京購買了位於清華大學北面「褐石」小區的期房。但是因為開發商泰躍公司捲入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海澱區區長周良洛兩級官員的貪腐案，整個小區不久就處於「爛尾」狀態。購買褐石房產的業主多是北大清華兩校的教授，其中經傳媒報道的就有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 新聞學院的名人阿憶，清華經濟系主任，原來任教於港大的白重恩等。許多業主為免畢生積蓄化為烏有，組織了維權小組向開發商和政府交涉。我本人在離開北大之前也是這個「核心組」的成員之一。業主向政府交涉，是因為政府官員接受了開發商的賄賂，而使本來並不具備條件的泰躍公司獲得房屋預售資格和銀行房貸業務，甚至在泰躍已經明顯出現問題後還允許它繼續出售期房，間接造成了業主的損失。
誰知在一次維權活動中，海澱區政府信訪辦的官員出言不遜，還向年邁的溫儒敏教授動粗，引起多家傳媒跟蹤報道「北大清華教授維權事件」。此後政府雖然有所介入，但基本上對泰躍束手無策，對業主的承諾一再落空，反而在每次業主活動時如臨大敵，派出大批警察戒備，並且對參與活動的業主發出警告。到了今年國慶前夕，為防止業主們在大日子「鬧事」，破壞和諧氣氛，乾脆連業主們自建的維權網站也被關閉。至今褐石園還是有一半已經售出的房屋沒有完工或甚至尚未開挖，處於半爛尾狀態。
薄扶林，或香港：安寧的最後歸屬？
經歷過這樣三件與自己切身相關的產權事件，我對「原罪」的看法當然會和那些新老「左派」們不同。但是更讓我感觸良多的，卻是我2007 年來港大任教之後所知道的一件事。此事緣於去年我的兩位表姐到沙灣徑港大宿舍來看我，告訴我說「你知道嗎，你的曾祖母就葬在薄扶林道的華人基督教墳場」。
我聽了十分驚訝。這是我從不曾知道的事，忙問其詳。原來中日戰爭爆發後，我們全家先是逃難到香港和新加坡，最後又輾轉到上海。但其間我曾祖母在香港患病，病逝於養和醫院，並安葬在薄扶林道的墳場。
想不到我每天開車上下班必經的華人基督教墳場內，原來埋葬我的先人。自1938 年至今，已經七十多年了，墓碑上的頭像已經模糊不清，立碑的長輩們早已逝去，其他的後輩也很少來香港。我的曾祖母就在這裏面向大海，安睡至今，沒有內戰的炮聲來驚嚇，沒有紅衛兵小將的口號來喧嚷，也沒有政府威脅要把墳場收歸國有。而同一輩其他親人在內地的墳地，包括我曾外祖父的墓穴，已經早已不存。
我想，這就是香港對於一個普通家庭的價值了。只是不知道這種價值還能維持多久？ 香港人又會不會珍惜它？
謹以此文告別香港。
福州
著名醫寓遭「社會主義改造」
右起第一人為蝴蝶丈夫潘有聲，第二人是先祖父許世良，第四人為蝴蝶。座中為先曾祖母許陳氏。
上海
派出所裏，四五個警察把我圍在半個圓圈裏，用語言和肢體對我作出威脅，讓我這個書生深感國家暴力的可怕。
北京
身為北大清華教授的業主們，網站在維權運動期間被關閉了。這些為周憶軍（阿憶）blog上相片。
香港
我想，這就是香港對於一個普通家庭的價值了。只是不知道這種價值還能維持多久？ 香港人又會不會珍惜它？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Hong Kong, China | By 許德音 2010-03-06
福州。上海。北京。香港：一個家族的四個產權故事
內地報章經常會提到所謂私營經濟的「原罪」問題：私營企業在創立的初期，經常是利用了政策的模糊空間，或是借用了集體或全民所有制的「紅帽子」來戴，才得以生存。這些企業發展成功後，其創始人經常與當地政府或者原先掛靠的公有制單位發生所有權的爭執，而被剝奪股權，甚至因被控盜竊公有財產而下獄。像華晨集團的仰融，江西新大地的涂景新等，都是全國知名的案例。
但是我每次看到「私企原罪」這樣的用詞，都不禁搖頭嘆息，深感國人中毒太深，忘記了「國有」的財產是從何而來，政府又是如何集聚這些財產的。也許從我這個普通人所講的故事，可以讓人認識到什麼是真正的原罪。
文╱許德音生於上海，現為港大商學院副教授。此前他在北京大學教學六年，是最早「海歸」中國的海外商科博士之一。
我祖籍福州，老家在福州倉前山槐陰裏。老一輩的當地人，可能會記得槐陰裏的「許陳醫寓」：因我曾祖母是福州有名的女西醫，故有此稱。1936年，這裏曾經有十來天成為全福州關注的焦點，只因當時新婚的影后胡蝶隨丈夫潘有聲從上海回福州省親，就住在這裏。潘有聲與我的一個叔公是同學兼好友，胡蝶還因此認了我曾祖母為乾娘。我雖然從未有機會回去探訪過，但是從手邊的一張胡蝶與我全家一起的照片，卻讓我依稀看到這幢花園洋房的面貌。
我的第一個故事，是這座祖傳的老宅，先是被進駐福州的解放軍徵用，接又遭到「社會主義改造」，被公共事業所佔用。我們在文革結束後無數次的詢問，得到的總是「按照政策不予發還」的答覆。
上海：文革後歸還後管商迫遷
我曾祖父後來移居上海，在虹口峨嵋路離外白渡橋不遠處頂下一棟石庫門房子。這裏是我自幼生長的地方。就是這幢多災多難的房子，在抗戰期間被日軍佔用，文革時期，又由我祖父被迫上交給政府。文革後雖被歸還，但是2003 年上海北外灘地區重新開發，政府的拆遷公司在談不攏拆遷補償的情下，由警察協助強行破門而入，將之夷為平地。當時我正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光華管理學院，聞訊後急飛上海，試圖阻止強拆，得到的卻是拆遷公司的冷嘲熱諷；在派出所裏，四五個警察把我圍在半個圓圈裏，用語言和肢體對我作出威脅，讓我這個書生深感國家暴力的可怕。
但我的第二個故事還未結束。我向上海市政府投訴，卻杳無回音。我只得再以加拿大公民的身分，向有過一面之緣的時任加拿大駐華大使柯傑發電郵求助，蒙其回覆說多謝我告訴他這個關於「上海式城市復興」（urban renewal， Shanghai style）的故事，但是他最多也只能請駐上海的加國領館幫忙交涉一下。接下來就是長達兩三年的外交照會往復。上海市外辦一如既往地堅持一切拆遷工作都是按照中國的法律來進行的。最後，也許是連蠻橫的拆遷公司都被領館官員的耐心堅持所折服，總算答應在原來的拆遷補償上再加了幾十萬元的補貼。
北京：貪腐．爛尾．維權
我的第三個故事，其實已經是一個公共事件的一部分。2006 年我在北京購買了位於清華大學北面「褐石」小區的期房。但是因為開發商泰躍公司捲入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海澱區區長周良洛兩級官員的貪腐案，整個小區不久就處於「爛尾」狀態。購買褐石房產的業主多是北大清華兩校的教授，其中經傳媒報道的就有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 新聞學院的名人阿憶，清華經濟系主任，原來任教於港大的白重恩等。許多業主為免畢生積蓄化為烏有，組織了維權小組向開發商和政府交涉。我本人在離開北大之前也是這個「核心組」的成員之一。業主向政府交涉，是因為政府官員接受了開發商的賄賂，而使本來並不具備條件的泰躍公司獲得房屋預售資格和銀行房貸業務，甚至在泰躍已經明顯出現問題後還允許它繼續出售期房，間接造成了業主的損失。
誰知在一次維權活動中，海澱區政府信訪辦的官員出言不遜，還向年邁的溫儒敏教授動粗，引起多家傳媒跟蹤報道「北大清華教授維權事件」。此後政府雖然有所介入，但基本上對泰躍束手無策，對業主的承諾一再落空，反而在每次業主活動時如臨大敵，派出大批警察戒備，並且對參與活動的業主發出警告。到了今年國慶前夕，為防止業主們在大日子「鬧事」，破壞和諧氣氛，乾脆連業主們自建的維權網站也被關閉。至今褐石園還是有一半已經售出的房屋沒有完工或甚至尚未開挖，處於半爛尾狀態。
薄扶林，或香港：安寧的最後歸屬？
經歷過這樣三件與自己切身相關的產權事件，我對「原罪」的看法當然會和那些新老「左派」們不同。但是更讓我感觸良多的，卻是我2007 年來港大任教之後所知道的一件事。此事緣於去年我的兩位表姐到沙灣徑港大宿舍來看我，告訴我說「你知道嗎，你的曾祖母就葬在薄扶林道的華人基督教墳場」。
我聽了十分驚訝。這是我從不曾知道的事，忙問其詳。原來中日戰爭爆發後，我們全家先是逃難到香港和新加坡，最後又輾轉到上海。但其間我曾祖母在香港患病，病逝於養和醫院，並安葬在薄扶林道的墳場。
想不到我每天開車上下班必經的華人基督教墳場內，原來埋葬我的先人。自1938 年至今，已經七十多年了，墓碑上的頭像已經模糊不清，立碑的長輩們早已逝去，其他的後輩也很少來香港。我的曾祖母就在這裏面向大海，安睡至今，沒有內戰的炮聲來驚嚇，沒有紅衛兵小將的口號來喧嚷，也沒有政府威脅要把墳場收歸國有。而同一輩其他親人在內地的墳地，包括我曾外祖父的墓穴，已經早已不存。
我想，這就是香港對於一個普通家庭的價值了。只是不知道這種價值還能維持多久？ 香港人又會不會珍惜它？
謹以此文告別香港。
福州
著名醫寓遭「社會主義改造」
右起第一人為蝴蝶丈夫潘有聲，第二人是先祖父許世良，第四人為蝴蝶。座中為先曾祖母許陳氏。
上海
派出所裏，四五個警察把我圍在半個圓圈裏，用語言和肢體對我作出威脅，讓我這個書生深感國家暴力的可怕。
北京
身為北大清華教授的業主們，網站在維權運動期間被關閉了。這些為周憶軍（阿憶）blog上相片。
香港
我想，這就是香港對於一個普通家庭的價值了。只是不知道這種價值還能維持多久？ 香港人又會不會珍惜它？
別讓「商界」蒙羞
明報
A31 | MP+觀點 | 讀者來函 | By 遜謙 2010-03-08
別讓「商界」蒙羞
作者：遜謙
周日《明報》專訪一名地產界巨人兼政協常委，談及不少政治問題。其中為了支持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他發表了一些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言論。我在此不想評論功能組別問題，只是從一個普通市民角度出發，指出其言論可恥之處。
他的觀點原文如下： 「舉例說，假設我們商界對社會有60%貢獻，但只有6%人口，如果全部一人一票，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有機制，讓商界擁有話事權……所以功能組別要保留，問題是怎樣成立一個機制……一人一票並非萬應靈丹！」
以經濟貢獻定人的高低？
商界不錯是過去、今天的香港經濟支柱，對社會有貢獻是毋容置疑的。只是，社會從何時開始，是以對經濟貢獻、佔GDP 的多少來定一個人的高低？職業無分貴賤，為你煮食的廚師、打掃的傭工、開車的司機，他們都不屬於商界，可是他們只要盡忠職守，便是高尚的人。他們辛勤工作幾十年，可能都比不上你在辦公室運籌帷幄、決策一剎的所佔的「經濟貢獻」，但這就使你比他們更重要、更高級、更應擁有權力嗎？
發財立品才獲尊重
發財立品，才會獲得社會尊重。立品不只是每年捐些零錢，而是學懂如何待人以誠、尊重別人。或者你認為自己有財有勢，不用我來告訴你如何為人，但我是害怕有一天你發現身邊再沒有尊重你的人，他們只是看你的財富而已。我只是為你感到可憐。
香港商界很多才德兼備之人，沒有你這種「多幾個錢，睇唔起人」的想法。不要再亂說話，令商界蒙羞。
最後，你的憂慮十分洽當：大家絕對應該害怕香港人會選出「黃大仙阿嬸」做特首，皆因她知名度高，比那些政協人大更有認受性、更代表香港利益、更貼近民意。作者為商界基層員工
A31 | MP+觀點 | 讀者來函 | By 遜謙 2010-03-08
別讓「商界」蒙羞
作者：遜謙
周日《明報》專訪一名地產界巨人兼政協常委，談及不少政治問題。其中為了支持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他發表了一些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言論。我在此不想評論功能組別問題，只是從一個普通市民角度出發，指出其言論可恥之處。
他的觀點原文如下： 「舉例說，假設我們商界對社會有60%貢獻，但只有6%人口，如果全部一人一票，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有機制，讓商界擁有話事權……所以功能組別要保留，問題是怎樣成立一個機制……一人一票並非萬應靈丹！」
以經濟貢獻定人的高低？
商界不錯是過去、今天的香港經濟支柱，對社會有貢獻是毋容置疑的。只是，社會從何時開始，是以對經濟貢獻、佔GDP 的多少來定一個人的高低？職業無分貴賤，為你煮食的廚師、打掃的傭工、開車的司機，他們都不屬於商界，可是他們只要盡忠職守，便是高尚的人。他們辛勤工作幾十年，可能都比不上你在辦公室運籌帷幄、決策一剎的所佔的「經濟貢獻」，但這就使你比他們更重要、更高級、更應擁有權力嗎？
發財立品才獲尊重
發財立品，才會獲得社會尊重。立品不只是每年捐些零錢，而是學懂如何待人以誠、尊重別人。或者你認為自己有財有勢，不用我來告訴你如何為人，但我是害怕有一天你發現身邊再沒有尊重你的人，他們只是看你的財富而已。我只是為你感到可憐。
香港商界很多才德兼備之人，沒有你這種「多幾個錢，睇唔起人」的想法。不要再亂說話，令商界蒙羞。
最後，你的憂慮十分洽當：大家絕對應該害怕香港人會選出「黃大仙阿嬸」做特首，皆因她知名度高，比那些政協人大更有認受性、更代表香港利益、更貼近民意。作者為商界基層員工
回到人的尊嚴 思考房屋權利
明報
A31 | MP+觀點 | 思潮 | By 王慧麟 2010-03-08
回到人的尊嚴 思考房屋權利
樓價又再高企了。預算案後，政府的干預機器忽然出動了。金管局上周就銀行按揭利率問題高調出手，房協「碰巧」重推夾屋，房委會突然推出賣剩的居屋，土地忽然可以非定期拍賣，誰說香港政府沒有能力插手樓市？
問題來了：為什麼過去一年，樓價升了二至三成？為什麼連元朗新樓也要每平方呎6000 元？有所謂中產的家庭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兩年前，手頭上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北角半山二手樓，現在儲存下來的首期只能住西半山的舊樓，又遭到網民口誅筆伐。樓價升，薪水不升反降，難怪有人懷念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了。
住房，是一種權利，人人應該有合適住房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 條說：「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有關「住」的部分，是指適當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國的說法，適當住屋權的意思，不是政府隨便找一處地方，鋪上地台，找個帳篷讓市民住在裏面就算了，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在可以負擔及有能力之下，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住房，不論其經濟地位、族群、年齡及階級等其他因素。
聯合國的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s） 指出，合適住屋的相關權利，一般是照顧貧窮人口，連「有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的家庭。但也指出，在一些發達國家，連失業人士和露宿者等也沒有合適的住房，而且，部分發達國家更沒有把真確的數據交給聯合國，實際情可能更嚴重。
香港又如何？根據《基本法》，《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對於合適住屋的權利，原來香港政府是有一套論述的，但政府不是為合適住屋之權利作出定義，而是倒轉來說，什麼不是合適的住屋。政府在1999 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就提到，所謂不合適住屋（inadequate housing，政府巧妙地把它譯作居住環境欠佳）的意思，是指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寮屋區、平房區、無獨立設備單位，天台搭建物以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的人士。
政府「不合適住屋」定義太窄
然而，政府把「不合適住屋」的定義，定得如此狹窄，難怪有收購舊樓的集團，可以頻頻地在電視大賣廣告，甚至在舊樓外牆上掛上巨型布條，聲稱高價收購舊樓，讓業主得益，好像做了善事一樣。因為即使那些私人舊樓滲水、石屎脫落、日久失修，只要不是共住，政府就可以辯稱是合適住屋，已經顧及了人權了，不單在政策上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且更可以惡死地立法，逼業主維修樓宇，甚至主動修例，降低地產商收購舊樓門檻，令它們日後更肆無忌憚地逼小業主交出業權了。
因此，在一個發達城市，尊重合適住屋的權利，既需要照顧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無處容身的基層市民，也要照顧其他階層的住屋需要，不能一味以市場調節來推搪。現在批評政府沒有做好房屋政策的論述有多種，一或經濟理由（如推倒樓市論、印花稅收入論、M 型社會論），一或政治理由（如官商勾結論、地產商惡晒論）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思考房屋問題時，從來沒有從人的尊嚴角度出發，令市民擁有合適住屋的權利，得不到有力的彰顯。
南非的案例
剛榮休的南非憲法法院法官Albie Sachs 最近出了一本書，談到他在南非憲法法院的判案經驗。在國際人權法學裏，南非憲法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因為裏面涵蓋的不僅是公民及政治等個人權利，而且更包括傳統法律塔利班（特別是傳統普通法專家）認為不可在法院訴訟的經濟及社會等集體權利，以至最時髦的環境權利等。Sachs 面對了好多奇難雜症，其中一宗是合適房屋權利的案子。
在Grootboom Case 之中，一班長期等候公屋，無家可歸，以至連住在臨時帳篷都給政府趕走的家庭，以人民有合適住戶的權利為理由，向法院提出訴訟。他們的要求很卑微：有一處固定的容身之所，以便輪候公屋而已。
合適住屋權利，是南非憲法內有關經濟及社會權利部分。Sachs 說，案件其實指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法院該如何解釋憲法內的社會及經濟權利？過往有不少法律專家提到，不應把經濟及社會權利放入憲法內，而且更不應讓市民把這些權利訴諸法院，因為這樣就會把法院變成行政機關，搶走了行政機關分配資源的職能，變成司法獨大。
Sachs 提到，南非憲法的深層意義，在於讓南非人回復尊嚴。其內涵既要反映人民辛苦爭取回來的自由及民主權利，同時也要反映社會需要創造物質條件，讓人們有尊嚴地生活。他也說，個人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利之間，沒有衝突。他說，南非憲法要求法官，在處理人權案子時，不是只求以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問題，又不能只是從集體權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要以人類尊嚴的角度來看問題： 「尊重人類尊嚴，是把人民渴求自主的權利，與承認我們是生活在社區的需要，聯合在一起。」（見頁173）
Sachs 說的不只是一些悶死人的憲法權利條文，而是提醒行政部門，施政時需要以人的尊嚴的角度來彰顯人民的權利。
香港買樓像去層壓式推銷公司
香港市民為求一個合適住房，可謂尊嚴盡失。
買新樓麼？除了價單不齊，更要捱通宵之外，買家更要困在售樓處為發展商造勢！他們苦等10 多小時，特別會被拖到午夜12 時，據說這樣可使買家變得心力交瘁，意志力受到衝擊，容易接受游說，貴一點的樓層也肯硬食——買家像去了層壓式推銷公司一樣。
買舊樓麼？隨時樓宇要檢查，就會「跌」數萬元的維修費，更怕「圍標」的維修公司工程爛尾。
租樓麼？一年後業主就隨時加租三成；買居屋或夾屋麼？除了貨尾，還是貨尾。
返鄉下，例如住新界耕田？一個高鐵項目，就把別人家園剷平，假如沒有大規模示威，哪有複製菜園村之可能？
我十分同意Sachs，我也是dignitarian，相信人的尊嚴。
延伸閱讀：1. Sachs, Albie (2009), 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and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Ors v Grootboom & Ors[2000] ZACC 19; 2001(1) SA 46; 2000(11) BCLR 1169.
A31 | MP+觀點 | 思潮 | By 王慧麟 2010-03-08
回到人的尊嚴 思考房屋權利
樓價又再高企了。預算案後，政府的干預機器忽然出動了。金管局上周就銀行按揭利率問題高調出手，房協「碰巧」重推夾屋，房委會突然推出賣剩的居屋，土地忽然可以非定期拍賣，誰說香港政府沒有能力插手樓市？
問題來了：為什麼過去一年，樓價升了二至三成？為什麼連元朗新樓也要每平方呎6000 元？有所謂中產的家庭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兩年前，手頭上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北角半山二手樓，現在儲存下來的首期只能住西半山的舊樓，又遭到網民口誅筆伐。樓價升，薪水不升反降，難怪有人懷念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了。
住房，是一種權利，人人應該有合適住房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 條說：「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有關「住」的部分，是指適當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國的說法，適當住屋權的意思，不是政府隨便找一處地方，鋪上地台，找個帳篷讓市民住在裏面就算了，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在可以負擔及有能力之下，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住房，不論其經濟地位、族群、年齡及階級等其他因素。
聯合國的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s） 指出，合適住屋的相關權利，一般是照顧貧窮人口，連「有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的家庭。但也指出，在一些發達國家，連失業人士和露宿者等也沒有合適的住房，而且，部分發達國家更沒有把真確的數據交給聯合國，實際情可能更嚴重。
香港又如何？根據《基本法》，《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對於合適住屋的權利，原來香港政府是有一套論述的，但政府不是為合適住屋之權利作出定義，而是倒轉來說，什麼不是合適的住屋。政府在1999 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就提到，所謂不合適住屋（inadequate housing，政府巧妙地把它譯作居住環境欠佳）的意思，是指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寮屋區、平房區、無獨立設備單位，天台搭建物以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的人士。
政府「不合適住屋」定義太窄
然而，政府把「不合適住屋」的定義，定得如此狹窄，難怪有收購舊樓的集團，可以頻頻地在電視大賣廣告，甚至在舊樓外牆上掛上巨型布條，聲稱高價收購舊樓，讓業主得益，好像做了善事一樣。因為即使那些私人舊樓滲水、石屎脫落、日久失修，只要不是共住，政府就可以辯稱是合適住屋，已經顧及了人權了，不單在政策上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且更可以惡死地立法，逼業主維修樓宇，甚至主動修例，降低地產商收購舊樓門檻，令它們日後更肆無忌憚地逼小業主交出業權了。
因此，在一個發達城市，尊重合適住屋的權利，既需要照顧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無處容身的基層市民，也要照顧其他階層的住屋需要，不能一味以市場調節來推搪。現在批評政府沒有做好房屋政策的論述有多種，一或經濟理由（如推倒樓市論、印花稅收入論、M 型社會論），一或政治理由（如官商勾結論、地產商惡晒論）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思考房屋問題時，從來沒有從人的尊嚴角度出發，令市民擁有合適住屋的權利，得不到有力的彰顯。
南非的案例
剛榮休的南非憲法法院法官Albie Sachs 最近出了一本書，談到他在南非憲法法院的判案經驗。在國際人權法學裏，南非憲法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因為裏面涵蓋的不僅是公民及政治等個人權利，而且更包括傳統法律塔利班（特別是傳統普通法專家）認為不可在法院訴訟的經濟及社會等集體權利，以至最時髦的環境權利等。Sachs 面對了好多奇難雜症，其中一宗是合適房屋權利的案子。
在Grootboom Case 之中，一班長期等候公屋，無家可歸，以至連住在臨時帳篷都給政府趕走的家庭，以人民有合適住戶的權利為理由，向法院提出訴訟。他們的要求很卑微：有一處固定的容身之所，以便輪候公屋而已。
合適住屋權利，是南非憲法內有關經濟及社會權利部分。Sachs 說，案件其實指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法院該如何解釋憲法內的社會及經濟權利？過往有不少法律專家提到，不應把經濟及社會權利放入憲法內，而且更不應讓市民把這些權利訴諸法院，因為這樣就會把法院變成行政機關，搶走了行政機關分配資源的職能，變成司法獨大。
Sachs 提到，南非憲法的深層意義，在於讓南非人回復尊嚴。其內涵既要反映人民辛苦爭取回來的自由及民主權利，同時也要反映社會需要創造物質條件，讓人們有尊嚴地生活。他也說，個人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利之間，沒有衝突。他說，南非憲法要求法官，在處理人權案子時，不是只求以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問題，又不能只是從集體權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要以人類尊嚴的角度來看問題： 「尊重人類尊嚴，是把人民渴求自主的權利，與承認我們是生活在社區的需要，聯合在一起。」（見頁173）
Sachs 說的不只是一些悶死人的憲法權利條文，而是提醒行政部門，施政時需要以人的尊嚴的角度來彰顯人民的權利。
香港買樓像去層壓式推銷公司
香港市民為求一個合適住房，可謂尊嚴盡失。
買新樓麼？除了價單不齊，更要捱通宵之外，買家更要困在售樓處為發展商造勢！他們苦等10 多小時，特別會被拖到午夜12 時，據說這樣可使買家變得心力交瘁，意志力受到衝擊，容易接受游說，貴一點的樓層也肯硬食——買家像去了層壓式推銷公司一樣。
買舊樓麼？隨時樓宇要檢查，就會「跌」數萬元的維修費，更怕「圍標」的維修公司工程爛尾。
租樓麼？一年後業主就隨時加租三成；買居屋或夾屋麼？除了貨尾，還是貨尾。
返鄉下，例如住新界耕田？一個高鐵項目，就把別人家園剷平，假如沒有大規模示威，哪有複製菜園村之可能？
我十分同意Sachs，我也是dignitarian，相信人的尊嚴。
延伸閱讀：1. Sachs, Albie (2009), 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and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Ors v Grootboom & Ors[2000] ZACC 19; 2001(1) SA 46; 2000(11) BCLR 1169.
大學三題
明報
A10 | 港聞 | 筆陣 | By 吳康民 2010-03-06
大學三題
去年，港澳和海外有三則關乎大學的新聞，值得一議，事實上也已引起不少議論。
第一件，是香港大學一位82 歲的宿舍退休女工袁蘇妹，人稱三嫂，去年9 月被大學授予「榮譽院士」名銜。這種因服務但文化程度甚低的人士被授以「院士」銜，在外國是否已有先例，我沒有調查。但在我們祖國，卻從未出現過，港大為此「破格」，實為創舉。
第二件，去年年底，胡錦濤主席為澳門大學進入珠海橫琴島領域興建新校舍剪綵。此事的特別之處，一是澳門大學進佔珠海領土，二是規模之大，令人咋舌。
第三件，中國留美學生張磊，畢業後事業有成，捐款近900 萬美元回饋母校耶魯大學，是該校管理學院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捐款。
女工當院士祖國無先例
退休女工袁蘇妹獲得院士榮銜一事，此事在香港雖然一時引起注意，但卻未見轟動。反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觀點」版和「文化」版頭條，連續兩天，作長篇報道和議論，並進行民意調查。
先說調查，該報調查統計3543 人和2875 人，前者問袁蘇妹的人生成功嗎？答成功的有83.5%，後者問，內地會有這樣的「三嫂院士」嗎？答不會的佔69.8%。
由此可見，內地群眾（應該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肯定三嫂人生道路的成功，但對內地大學會否用這樣高的榮譽來肯定一位普通的勞動者，特別是校園中的清潔女工，卻不表樂觀，七成人持否定態度。
更精彩的是該報由此而作的評論。評論說，這個世界上生產出來的榮譽很多，可是像「三嫂院士」這樣動人的榮譽太少。為什麼，原因是某些榮譽的「含金量」太高，出錢者優勝。另一原因是「透明度」太低，有權者優勝。還有一部分是「糊裏糊塗」被榮譽的， 「不說也罷」。
這些話不是可圈可點嗎？出錢多的不僅是榮譽院士、博士之類的名銜，還有更具體而「實用」的名銜，比投出的金錢和靠攏權貴可以獲取更多的利益。
澳門大學多應該求質量
再談澳門的大學。
澳門在回歸前只有一家規模較小的私立東亞大學，回歸前由政府接管經營，改稱澳門大學。但回歸後澳門的大專院校迅速膨脹，公私立的已達十家。私立的也由政府撥地建校，但質量如何，未有調查研究。
澳門大學原址的確不敷應用，但一下子擴充到橫琴一大幅超大土地，建成後可以收容學生數萬人，澳門到哪裏去找這麼多的大學生？
澳門只有50 多萬人口，每年高中畢業生只有5000 多人，如果全部升大，平均到10 家大專院校，每家也只能分到500 人。且，澳門高中畢業生，傳統上並不局限留在澳門升大，回去大陸就學的不少。現在珠海又有多家內地著名大學的分校，香港浸會大學也在該地設校，如果你爭我奪，質量高者優勝，澳門的大專院校不是會有許多空位子嗎？
大學應該重質不重量。今天某些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平和語文水平，已為人所詬病。如果學位過濫，師資和設備質量不高，在培養人才方面，必然事倍功半。澳門當局，應該把心思花在提高大學質量方面，而不是濫加擴充，把辦大學變成「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張磊有捐款應再進一言
留美學生張磊，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到美國進入耶魯管理學院。他說在耶魯學到許多東西，改變了他的一生，特別是他在精神上的收穫。
多年前，香港也有富商捐巨款給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引來了一些批評。認為不捐款給祖國或香港的大學，反而益了富有的美國。
張磊的行動在內地反應更為劇烈，罵他是忘恩負義，崇洋媚外，甚至是「賣國賊」，這種情緒化的批評，在近年的內地「憤青」中甚為流行。
我猜測張磊捐款的動機，是對中國大學教育和美國大學教育的比較而作的。近年中國大專院校的問題叢生，辦學的意念和人文精神缺乏，作虛弄假普遍，向錢看的作風濃厚，急功近利，甚且校官勾結，出賣學位。凡此種種，令人痛心。張磊也許有鑑於此，橫下一條心，就是要把錢捐給外國。但也不能據此指摘他不愛國。他並沒有一句說祖國的不是，如何就成為「賣國賊」了？張磊應該有進一步行動，就是把他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對中美兩國大學教育的比較，用實事求是的辦法寫出一個報告，貢獻給中國的教育部門，這比捐一筆錢給祖國要有益得多。
吳康民hmng@puikiu.edu.hk
A10 | 港聞 | 筆陣 | By 吳康民 2010-03-06
大學三題
去年，港澳和海外有三則關乎大學的新聞，值得一議，事實上也已引起不少議論。
第一件，是香港大學一位82 歲的宿舍退休女工袁蘇妹，人稱三嫂，去年9 月被大學授予「榮譽院士」名銜。這種因服務但文化程度甚低的人士被授以「院士」銜，在外國是否已有先例，我沒有調查。但在我們祖國，卻從未出現過，港大為此「破格」，實為創舉。
第二件，去年年底，胡錦濤主席為澳門大學進入珠海橫琴島領域興建新校舍剪綵。此事的特別之處，一是澳門大學進佔珠海領土，二是規模之大，令人咋舌。
第三件，中國留美學生張磊，畢業後事業有成，捐款近900 萬美元回饋母校耶魯大學，是該校管理學院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捐款。
女工當院士祖國無先例
退休女工袁蘇妹獲得院士榮銜一事，此事在香港雖然一時引起注意，但卻未見轟動。反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觀點」版和「文化」版頭條，連續兩天，作長篇報道和議論，並進行民意調查。
先說調查，該報調查統計3543 人和2875 人，前者問袁蘇妹的人生成功嗎？答成功的有83.5%，後者問，內地會有這樣的「三嫂院士」嗎？答不會的佔69.8%。
由此可見，內地群眾（應該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肯定三嫂人生道路的成功，但對內地大學會否用這樣高的榮譽來肯定一位普通的勞動者，特別是校園中的清潔女工，卻不表樂觀，七成人持否定態度。
更精彩的是該報由此而作的評論。評論說，這個世界上生產出來的榮譽很多，可是像「三嫂院士」這樣動人的榮譽太少。為什麼，原因是某些榮譽的「含金量」太高，出錢者優勝。另一原因是「透明度」太低，有權者優勝。還有一部分是「糊裏糊塗」被榮譽的， 「不說也罷」。
這些話不是可圈可點嗎？出錢多的不僅是榮譽院士、博士之類的名銜，還有更具體而「實用」的名銜，比投出的金錢和靠攏權貴可以獲取更多的利益。
澳門大學多應該求質量
再談澳門的大學。
澳門在回歸前只有一家規模較小的私立東亞大學，回歸前由政府接管經營，改稱澳門大學。但回歸後澳門的大專院校迅速膨脹，公私立的已達十家。私立的也由政府撥地建校，但質量如何，未有調查研究。
澳門大學原址的確不敷應用，但一下子擴充到橫琴一大幅超大土地，建成後可以收容學生數萬人，澳門到哪裏去找這麼多的大學生？
澳門只有50 多萬人口，每年高中畢業生只有5000 多人，如果全部升大，平均到10 家大專院校，每家也只能分到500 人。且，澳門高中畢業生，傳統上並不局限留在澳門升大，回去大陸就學的不少。現在珠海又有多家內地著名大學的分校，香港浸會大學也在該地設校，如果你爭我奪，質量高者優勝，澳門的大專院校不是會有許多空位子嗎？
大學應該重質不重量。今天某些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平和語文水平，已為人所詬病。如果學位過濫，師資和設備質量不高，在培養人才方面，必然事倍功半。澳門當局，應該把心思花在提高大學質量方面，而不是濫加擴充，把辦大學變成「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張磊有捐款應再進一言
留美學生張磊，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到美國進入耶魯管理學院。他說在耶魯學到許多東西，改變了他的一生，特別是他在精神上的收穫。
多年前，香港也有富商捐巨款給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引來了一些批評。認為不捐款給祖國或香港的大學，反而益了富有的美國。
張磊的行動在內地反應更為劇烈，罵他是忘恩負義，崇洋媚外，甚至是「賣國賊」，這種情緒化的批評，在近年的內地「憤青」中甚為流行。
我猜測張磊捐款的動機，是對中國大學教育和美國大學教育的比較而作的。近年中國大專院校的問題叢生，辦學的意念和人文精神缺乏，作虛弄假普遍，向錢看的作風濃厚，急功近利，甚且校官勾結，出賣學位。凡此種種，令人痛心。張磊也許有鑑於此，橫下一條心，就是要把錢捐給外國。但也不能據此指摘他不愛國。他並沒有一句說祖國的不是，如何就成為「賣國賊」了？張磊應該有進一步行動，就是把他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對中美兩國大學教育的比較，用實事求是的辦法寫出一個報告，貢獻給中國的教育部門，這比捐一筆錢給祖國要有益得多。
吳康民hmng@puikiu.edu.hk
80後不代表……
明報
D16 | 通通識 | 論盡通識 | By 梁鎮軒、黃郁文 2010-03-05
80後不代表……
是社會塑造了「80 後」，還是「80 後」塑造出社會？2009 年底，香港社會上興起了一個新詞—— 「80後」。由明報主辦、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協辦的「論盡通識」論壇，2 月下旬找來兩名「80 後」——香港大學哲學系碩士生陳巧文、香港青年協會積極人生推廣大使主席陳小龍，以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博士，一同分析「80 後」的定位與定型。
文：梁鎮軒、黃郁文
圖：朱永倫
陳巧文
我生理上是80 後，但『80後』這個標簽已包含太多生理以外的意義。
陳巧文小檔
香港大學哲學系碩士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如2009年反高鐵大學苦行、元旦日遊行等
認為「80後」有的特質：各有自己不同的特質
葉蔭聰
媒體眼中的『80 後』與我在大學接觸的『80 後』有落差，我認為這個標簽是一個不能準確描寫事實的概念。
葉蔭聰小檔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兼本土行動成員，也是香港獨立媒體網的編輯，以民間記者、媒體行動者的身分參與社會事件，包括2005年反世貿抗爭、2006年保衛天星碼頭運動以及2009年反高鐵行動認為「80後」
有的特質：沒有固定的特質
陳小龍
我覺得其實不用理會『80後』這個標簽，反正社會上總有不同的意見。
陳小龍小檔
于2008年修畢香港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青年工作文憑，其後成為香港青年協會積極人生推廣大使主席
認為「80後」有的特質：沒有什麼特別的特質，不同年代的人都會面對困難和挑戰抗爭形象被定型
社會不住的劇變，令新世代再難因循，重複著以往的一套生活。於是，年輕的一輩有人選擇了站出來，上街發聲；有人則繼續摸索，尋找自己在社會上最適合的位置。論壇主持——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林佩儀老師形容， 「80 後」是一個身分，但社會上對這個身分各有不同意見。陳巧文和陳小龍均在1980 年代出生，但卻認為「80 後」不能代表他們。
無希望、沒有將來、缺乏競爭力、個人主義……「80 後」的概念在反高鐵事件中愈炒愈烈，負面的形容詞不絕於耳。陳巧文是社會運動的活躍分子，電視上偶爾出現她被警察抬走的畫面。這就是「80後」嗎？陳巧文反對說： 「高鐵事件中的『80 後』抗爭者並不代表全部青少年，是各大傳媒利用抗爭的形象，把『80 後』定型了。」
一代青年人有不同特質
陳巧文表示，社會各界都在壓逼，試著同化新一代青年， 「『80 後』的標簽太大了，覆蓋了太多人，但其實這一代青少年中，各有不同特質，根本不可能一概而論，就似星座運程一樣，單把世人分為12 種，根本無法代表每一個人」。她指出，總不會每個人都一樣，所有標簽都有危險。
陳小龍以工作的滿足程度去闡釋他在社會上的定位， 「我現時在青年中心當社工和辦活動，讓我能幫助青少年找到他們需要的東西，而我亦能從中得到滿足感」。他憶述自己畢業時沒工作經驗，曾當過侍應和售貨員，後來他反問自己： 「我讀了有關社工的課程，是否應該從事相關的工作？」於是他就主動搜尋，最終覓得理想的工作。
陳巧文坦言，她對自己的定位仍很「迷糊」，但覺得現時社會太側重以某些範疇去評核個人價值，「社會所謂的定位就是職業和收入的高低，但我覺得不止是這樣」。她認為，人的價值不止在於考試及格，而是在於「如何發展人生」。社會上有聲音批評青少年經常轉工，但陳巧文認為，放棄不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對抗制度和規矩的勇氣， 「要trialand error（反覆試驗），錯了才知道不適合自己」。
社會劇變青少年重新定位
討論過「80 後」的標簽及定位後，嶺大葉蔭聰博士把目光投向「80 後」被標簽與定型的原因。他認為， 「80 後」標簽某程度上投射了上一代人的期望。他表示，今天的新一代，事實上沒有固定特質，而且是跟社會互動、互為影響的，跟上一代的生活型態大有不同， 「上一代社會較穩定，人們可從既有秩序中找到社會位置。但現時的社會不斷變遷，例如『80 後』在短短10 年間經歷了兩次經濟大波動（03 年SARS 和08 年金融海嘯）」。
葉蔭聰表示，青少年面臨現實的矛盾，例如「什麼是穩定的位置？」， 「政府工也不一定穩定，青少年要重新界定位置，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同一個位置」。他形容新一代更要探索「什麼是社會責任？」等問題， 「例如夾band 是否社會責任？」這情況一方面令青少年多了空間發揮，但換句話說，也就是有更多改變需要適應。
學校家庭塑公義心
對青少年成長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家庭、學校和朋友。陳巧文活躍于社運，其父母可說是一大助力。「小時候父母已教導我要留意社會事務，促使我現在參與遊行示威等社會運動。」她又提及讀書時代看到不少欠公允的校規，而在英國留學讓她有較清閑的生活，時間多了則可以反思和抗爭。她舉例說，教師可以染發，學生卻不可以，教師就如特權階級。她又笑指自己也試過抗爭，雖然知道是徒然，但卻不能埋沒追求公義的心。
在陳小龍的成長過程中，家庭和朋友的影響頗大。他憶述小學六年級因為一再被陌生人欺負，于是決心要變強， 「我在外一而再、再而三被欺負，升中後便尋找一些有背景的社團保護，希望不再被人欺負」。他強調自己小時候很衝動， 「為了顯示自己很強，明知是錯事也會照做」。他後來因涉嫌與黑社會為伍及打架生事，被轉介至群育學校——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就讀，在該校教師及社工的輔導下，漸漸走回正途，一改以往的散漫態度及違規行為，並積極投入學業、運動及義務工作。後來在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修讀青年工作文憑，現時從事青少年工作。陳小龍認為，家人的支持「是我背後的一股大推動力，有鼓勵的作用」。
制度根本解決問題
葉蔭聰則覺得社會環境是塑造「80 後」的主要因素，1990 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生負擔較少，當時經濟向上增長，找工作不太難，但相反，現時「80 後」的經濟負擔增加了， 「不少大學生都是債仔債女（要償還大學貸款）」。他續指，大學生的薪酬近年停止增長，但物價卻不斷上升，大學生是被「無產階級化」， 「新一代遇上的困難已不是本身問題，有必要從社會制度的根本去改變」。
網上力量 培養社運新一代
陳巧文以個人經驗解釋社會環境與「80 後」參與社會事務的關係， 「不民主的制度造就我走上街抗爭」。她形容自己是因為「驚」和覺得沒有出路才會參與社會運動。「現時青少年參與社會運動比以前多了一份情感和道德力量。」葉蔭聰這樣區別現時的情況與他在學時的情況。他指出，現時青少年參與社會運動已不再單靠參與學生會的活動， 「我試過在社會運動中，看見平日上堂時對政治不太敏感的學生出現」。
葉蔭聰表示，現時社會上有更加多渠道讓青少年「走出來」，他們現時可connect to（聯繫）非工作崗位以外的事，這樣會刺激他們的思考，因而多了反思。葉蔭聰形容今天的民主運動已非由少數組織、政黨領導，互聯網成為一個重要的平台，凝聚情感力量。陳巧文認同這個「不靠大團體」的觀點， 「我們多是自發的，都是在facebook 開個群組，自己約出來搞，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反對不公義」。陳小龍則表示，政治參與比較低，但也會留意及與朋友討論，又表示「有人講是好事」。
政府上3 小時facebook 難解溝通危機
有指互聯網世界是「80 後」的溝通平台，陳巧文坦言，互聯網世界是一個好的平台： 「不過生活方式應該由自己決定，電腦只是另一種溝通方法。」陳小龍坦言，不少朋友都有溝通障礙， 「有些朋友很被動、失落、沒有自信，整天就是打機，原因是他們沒有辦法面對自己」。他認為，原因是青少年傾向自行解決問題，不會向家人、朋友、教師等求助。
對於「80 後」與政府的溝通危機，葉蔭聰認為是源於「行政機關的民選成分不足，在面對問題時，並非用公關式溝通就能化解危機。」陳巧文也認為是政府的認受性問題使然，指政府不是用3 小時facebook 與市民對話就能解決問題， 「那段時間我根本沒有上網，難道我要經常守候著局長的出現？」
多媒體教室
欲收看論壇的片段及通識教學貼士，可瀏覽明報網站
拍攝：明報多媒體
網址：life.mingpao.com/LS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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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不代表……
是社會塑造了「80 後」，還是「80 後」塑造出社會？2009 年底，香港社會上興起了一個新詞—— 「80後」。由明報主辦、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協辦的「論盡通識」論壇，2 月下旬找來兩名「80 後」——香港大學哲學系碩士生陳巧文、香港青年協會積極人生推廣大使主席陳小龍，以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博士，一同分析「80 後」的定位與定型。
文：梁鎮軒、黃郁文
圖：朱永倫
陳巧文
我生理上是80 後，但『80後』這個標簽已包含太多生理以外的意義。
陳巧文小檔
香港大學哲學系碩士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如2009年反高鐵大學苦行、元旦日遊行等
認為「80後」有的特質：各有自己不同的特質
葉蔭聰
媒體眼中的『80 後』與我在大學接觸的『80 後』有落差，我認為這個標簽是一個不能準確描寫事實的概念。
葉蔭聰小檔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兼本土行動成員，也是香港獨立媒體網的編輯，以民間記者、媒體行動者的身分參與社會事件，包括2005年反世貿抗爭、2006年保衛天星碼頭運動以及2009年反高鐵行動認為「80後」
有的特質：沒有固定的特質
陳小龍
我覺得其實不用理會『80後』這個標簽，反正社會上總有不同的意見。
陳小龍小檔
于2008年修畢香港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青年工作文憑，其後成為香港青年協會積極人生推廣大使主席
認為「80後」有的特質：沒有什麼特別的特質，不同年代的人都會面對困難和挑戰抗爭形象被定型
社會不住的劇變，令新世代再難因循，重複著以往的一套生活。於是，年輕的一輩有人選擇了站出來，上街發聲；有人則繼續摸索，尋找自己在社會上最適合的位置。論壇主持——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林佩儀老師形容， 「80 後」是一個身分，但社會上對這個身分各有不同意見。陳巧文和陳小龍均在1980 年代出生，但卻認為「80 後」不能代表他們。
無希望、沒有將來、缺乏競爭力、個人主義……「80 後」的概念在反高鐵事件中愈炒愈烈，負面的形容詞不絕於耳。陳巧文是社會運動的活躍分子，電視上偶爾出現她被警察抬走的畫面。這就是「80後」嗎？陳巧文反對說： 「高鐵事件中的『80 後』抗爭者並不代表全部青少年，是各大傳媒利用抗爭的形象，把『80 後』定型了。」
一代青年人有不同特質
陳巧文表示，社會各界都在壓逼，試著同化新一代青年， 「『80 後』的標簽太大了，覆蓋了太多人，但其實這一代青少年中，各有不同特質，根本不可能一概而論，就似星座運程一樣，單把世人分為12 種，根本無法代表每一個人」。她指出，總不會每個人都一樣，所有標簽都有危險。
陳小龍以工作的滿足程度去闡釋他在社會上的定位， 「我現時在青年中心當社工和辦活動，讓我能幫助青少年找到他們需要的東西，而我亦能從中得到滿足感」。他憶述自己畢業時沒工作經驗，曾當過侍應和售貨員，後來他反問自己： 「我讀了有關社工的課程，是否應該從事相關的工作？」於是他就主動搜尋，最終覓得理想的工作。
陳巧文坦言，她對自己的定位仍很「迷糊」，但覺得現時社會太側重以某些範疇去評核個人價值，「社會所謂的定位就是職業和收入的高低，但我覺得不止是這樣」。她認為，人的價值不止在於考試及格，而是在於「如何發展人生」。社會上有聲音批評青少年經常轉工，但陳巧文認為，放棄不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對抗制度和規矩的勇氣， 「要trialand error（反覆試驗），錯了才知道不適合自己」。
社會劇變青少年重新定位
討論過「80 後」的標簽及定位後，嶺大葉蔭聰博士把目光投向「80 後」被標簽與定型的原因。他認為， 「80 後」標簽某程度上投射了上一代人的期望。他表示，今天的新一代，事實上沒有固定特質，而且是跟社會互動、互為影響的，跟上一代的生活型態大有不同， 「上一代社會較穩定，人們可從既有秩序中找到社會位置。但現時的社會不斷變遷，例如『80 後』在短短10 年間經歷了兩次經濟大波動（03 年SARS 和08 年金融海嘯）」。
葉蔭聰表示，青少年面臨現實的矛盾，例如「什麼是穩定的位置？」， 「政府工也不一定穩定，青少年要重新界定位置，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同一個位置」。他形容新一代更要探索「什麼是社會責任？」等問題， 「例如夾band 是否社會責任？」這情況一方面令青少年多了空間發揮，但換句話說，也就是有更多改變需要適應。
學校家庭塑公義心
對青少年成長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家庭、學校和朋友。陳巧文活躍于社運，其父母可說是一大助力。「小時候父母已教導我要留意社會事務，促使我現在參與遊行示威等社會運動。」她又提及讀書時代看到不少欠公允的校規，而在英國留學讓她有較清閑的生活，時間多了則可以反思和抗爭。她舉例說，教師可以染發，學生卻不可以，教師就如特權階級。她又笑指自己也試過抗爭，雖然知道是徒然，但卻不能埋沒追求公義的心。
在陳小龍的成長過程中，家庭和朋友的影響頗大。他憶述小學六年級因為一再被陌生人欺負，于是決心要變強， 「我在外一而再、再而三被欺負，升中後便尋找一些有背景的社團保護，希望不再被人欺負」。他強調自己小時候很衝動， 「為了顯示自己很強，明知是錯事也會照做」。他後來因涉嫌與黑社會為伍及打架生事，被轉介至群育學校——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就讀，在該校教師及社工的輔導下，漸漸走回正途，一改以往的散漫態度及違規行為，並積極投入學業、運動及義務工作。後來在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修讀青年工作文憑，現時從事青少年工作。陳小龍認為，家人的支持「是我背後的一股大推動力，有鼓勵的作用」。
制度根本解決問題
葉蔭聰則覺得社會環境是塑造「80 後」的主要因素，1990 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生負擔較少，當時經濟向上增長，找工作不太難，但相反，現時「80 後」的經濟負擔增加了， 「不少大學生都是債仔債女（要償還大學貸款）」。他續指，大學生的薪酬近年停止增長，但物價卻不斷上升，大學生是被「無產階級化」， 「新一代遇上的困難已不是本身問題，有必要從社會制度的根本去改變」。
網上力量 培養社運新一代
陳巧文以個人經驗解釋社會環境與「80 後」參與社會事務的關係， 「不民主的制度造就我走上街抗爭」。她形容自己是因為「驚」和覺得沒有出路才會參與社會運動。「現時青少年參與社會運動比以前多了一份情感和道德力量。」葉蔭聰這樣區別現時的情況與他在學時的情況。他指出，現時青少年參與社會運動已不再單靠參與學生會的活動， 「我試過在社會運動中，看見平日上堂時對政治不太敏感的學生出現」。
葉蔭聰表示，現時社會上有更加多渠道讓青少年「走出來」，他們現時可connect to（聯繫）非工作崗位以外的事，這樣會刺激他們的思考，因而多了反思。葉蔭聰形容今天的民主運動已非由少數組織、政黨領導，互聯網成為一個重要的平台，凝聚情感力量。陳巧文認同這個「不靠大團體」的觀點， 「我們多是自發的，都是在facebook 開個群組，自己約出來搞，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反對不公義」。陳小龍則表示，政治參與比較低，但也會留意及與朋友討論，又表示「有人講是好事」。
政府上3 小時facebook 難解溝通危機
有指互聯網世界是「80 後」的溝通平台，陳巧文坦言，互聯網世界是一個好的平台： 「不過生活方式應該由自己決定，電腦只是另一種溝通方法。」陳小龍坦言，不少朋友都有溝通障礙， 「有些朋友很被動、失落、沒有自信，整天就是打機，原因是他們沒有辦法面對自己」。他認為，原因是青少年傾向自行解決問題，不會向家人、朋友、教師等求助。
對於「80 後」與政府的溝通危機，葉蔭聰認為是源於「行政機關的民選成分不足，在面對問題時，並非用公關式溝通就能化解危機。」陳巧文也認為是政府的認受性問題使然，指政府不是用3 小時facebook 與市民對話就能解決問題， 「那段時間我根本沒有上網，難道我要經常守候著局長的出現？」
多媒體教室
欲收看論壇的片段及通識教學貼士，可瀏覽明報網站
拍攝：明報多媒體
網址：life.mingpao.com/LS08.htm
「如果不是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明報
A11 | 法庭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3-04
「如果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去年3 月於曾德成出訪台北前夕，我在本欄撰文替他設計行程表，其中一項是建議他抽幾個鐘頭往訪台中，了解一下當地政府和民眾於過去十年來如何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突圍而出，創建了活潑的文化氣氛。
曾德成一如所料沒有去台中，台中市長胡志強倒於去年4 月應林瑞麟之邀來了香港，台港互動，開展了速度極快的勢頭。好了，差不多又過了一年，輪到林瑞麟將於本周末聯同劉吳惠蘭前往台中了，而我對於此行的期待跟去年完全相同，一方面希望特區高官能對胡志強的治市理念有以偷師，另方面冀盼胡志強能對特區高官的民主信仰有以啟蒙，短短數天行程，且看兩項心願是否皆會落空。
借鑑「台中經驗」讓香港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先談「偷師」的部分。
如去年所述，胡志強之治市理念以三個關鍵字打底：快樂、創意、特色。他透過幽默的言談作風贏取了市民的信任，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整天板面孔彷彿視市民為敵人、視權力為私產。他運用大膽的想像在台中推動建設，既支持文化藝術創造，亦開拓企業營運空間，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把文化人辱視為「另類綜援人士」，更不會縱容地產商對升斗市民施行毫無節制的巧取豪奪。他展現了寬廣的視域以對待城市的容顏，尊重本土，拓展本土，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盲目追求人有我有地務以「發展」之名把本土生活經驗塑造成一式一樣的商場豪宅。這是胡志強的自述：
「真正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我總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像管家婆，大小都管。看到市民發自內心的笑容，就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寶貝。不論是國家或城市，都具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份核心價值會轉換為清晰明確的定位，我將城市的定位稱為『城市之臉』，它所代表的，就是城市的特色、定位與格局；假如說城市沒有了定位、沒有了格局，它就會因面貌模糊、可有可無，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競爭力，也失去了在國際上競爭的舞台。現在許多跨國企業所思考的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價值為主題，於是我就決定，要為台中市找到一張真正屬於它的臉。台灣南北已定位清楚，北高優勢更讓大家質疑中部區塊何去何從？這600 萬台灣人的發展軸線在哪？我提出定位中市為『適居城市』，並以文化門戶提升城市競爭力，因為這裏天候好、大專院校密度全台最高，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業加值，中部生活圈就定型了。我們不做第一，但要成為唯一。」
在此理念下，在胡志強的強力管治下，台中市近年發展飛快，以致台北精英有所謂「逃離台北，日出台中」之說，紛視這個城市為開展未來好生活的好所在，2007年底，胡志強更曾遠赴倫敦領取由「世界領袖論壇」頒發的「文化及藝術類最佳城市」獎項，也有台灣文化人高聲呼籲「複製胡志強」，期待福爾摩莎島上的其他市長皆能向他看齊。是次訪台的兩位特區高官儘管不是台灣子民，但亦不妨見賢思齊，除了把可口美味的台中「太陽餅」帶回香港，也帶一些「台中經驗」回來，讓香港有機會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胡志強的民主信仰與實踐媒體批評可讓政府少犯錯
然而在「管治偷師」以外，如果特區高官能夠多被「民主啟蒙」，當然更妙，但後者又肯定比前者困難百倍，因為主責推動特區民主的林瑞麟如果肯聽肯學，早就不會令這個城市的政改速度牛步如斯，更不會絕頂荒謬地以政制局長之身對5 區補選大潑冷水，也不會在根本尚未開展報名程序時便莫名其妙地舉起幾隻白雪雪的手指向市民預告這將是一場「零投票」的選舉。關乎民主，即使胡志強講得再動聽再動人，幾可預料，林瑞麟亦必充耳不聞，也因此，我對港官訪台的善良許願，落空幾成定局。
對於民主的美好滋味，成長於國民黨高壓統治年代、亦在高壓年代裏做過高官的胡志強極有言說資格，因為他深明在一個權力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做官的壓抑和苦悶，人才被迫做奴才，奴才被誤作人才，政治清明難。唯有在民主普選的開放競爭下，人才奴才始易各安其位，各自心安理得，各自選擇路途，不必再錯位偽裝。三個月前，《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胡志強，他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說了不少客套恭維的場面話，但亦清楚表明了自己心底的民主信仰：
「台灣有兩個比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還激烈的東西，一是反對黨，二是媒體。民主是好是壞，總要歷練，要接受挑戰。台灣往這個方向走，總會有一些別人看起來擔心的亂象，不過，這是在民主成長當中必須付的代價。台灣也付出很多啊，我是民選的，每天忙得要死，跑來跑去很多地方，可是，這就是民主。如果沒有經過民選，我一定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對於民主，西方基本上討論的是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民主與改革；一種就是李光耀倡議過，儒教式的東方民主理念。到現在為止，我必須講，好像凡是沒有走人權至上、全面開放的，都會被開放的認為離經叛道，這你同意吧？李光耀受多少批評啊，找不到西方支持者。我也坦白跟你說，我認為台灣走的路雖然很辛苦，可到最後我認為它最堅固，如果不走這條路——人權至上、全面開放，萬一產生的領袖有了誤差，誰來制衡他？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對媒體不能說不了解。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被媒體批評，但你只能接受。為什麼？因為媒體的批評，真的可以讓你少犯錯。反對黨有時候罵我罵得沒有道理，給他罵嘛，有道理你就聽、改嘛，沒有道理不要計較，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早已是現代文明的ABC了，更是80 後特區青年的基本信仰了，但出自胡志強——一位由助紂為虐的官僚政客轉型為跑遍街頭的民選市長——之口， 特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只可惜，說服力再強，感染力再勁，恐仍對我們的「信差局長」起不了半分作用，所以我們唯有期待在5 月16 日現身投票，透過手上一票，告訴掌權的人，我們到底想要的、值得要的、應該要的是些什麼了。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A11 | 法庭 | 筆陣 | By 馬家輝 2010-03-04
「如果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去年3 月於曾德成出訪台北前夕，我在本欄撰文替他設計行程表，其中一項是建議他抽幾個鐘頭往訪台中，了解一下當地政府和民眾於過去十年來如何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突圍而出，創建了活潑的文化氣氛。
曾德成一如所料沒有去台中，台中市長胡志強倒於去年4 月應林瑞麟之邀來了香港，台港互動，開展了速度極快的勢頭。好了，差不多又過了一年，輪到林瑞麟將於本周末聯同劉吳惠蘭前往台中了，而我對於此行的期待跟去年完全相同，一方面希望特區高官能對胡志強的治市理念有以偷師，另方面冀盼胡志強能對特區高官的民主信仰有以啟蒙，短短數天行程，且看兩項心願是否皆會落空。
借鑑「台中經驗」讓香港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先談「偷師」的部分。
如去年所述，胡志強之治市理念以三個關鍵字打底：快樂、創意、特色。他透過幽默的言談作風贏取了市民的信任，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整天板面孔彷彿視市民為敵人、視權力為私產。他運用大膽的想像在台中推動建設，既支持文化藝術創造，亦開拓企業營運空間，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把文化人辱視為「另類綜援人士」，更不會縱容地產商對升斗市民施行毫無節制的巧取豪奪。他展現了寬廣的視域以對待城市的容顏，尊重本土，拓展本土，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盲目追求人有我有地務以「發展」之名把本土生活經驗塑造成一式一樣的商場豪宅。這是胡志強的自述：
「真正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我總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像管家婆，大小都管。看到市民發自內心的笑容，就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寶貝。不論是國家或城市，都具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份核心價值會轉換為清晰明確的定位，我將城市的定位稱為『城市之臉』，它所代表的，就是城市的特色、定位與格局；假如說城市沒有了定位、沒有了格局，它就會因面貌模糊、可有可無，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競爭力，也失去了在國際上競爭的舞台。現在許多跨國企業所思考的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價值為主題，於是我就決定，要為台中市找到一張真正屬於它的臉。台灣南北已定位清楚，北高優勢更讓大家質疑中部區塊何去何從？這600 萬台灣人的發展軸線在哪？我提出定位中市為『適居城市』，並以文化門戶提升城市競爭力，因為這裏天候好、大專院校密度全台最高，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業加值，中部生活圈就定型了。我們不做第一，但要成為唯一。」
在此理念下，在胡志強的強力管治下，台中市近年發展飛快，以致台北精英有所謂「逃離台北，日出台中」之說，紛視這個城市為開展未來好生活的好所在，2007年底，胡志強更曾遠赴倫敦領取由「世界領袖論壇」頒發的「文化及藝術類最佳城市」獎項，也有台灣文化人高聲呼籲「複製胡志強」，期待福爾摩莎島上的其他市長皆能向他看齊。是次訪台的兩位特區高官儘管不是台灣子民，但亦不妨見賢思齊，除了把可口美味的台中「太陽餅」帶回香港，也帶一些「台中經驗」回來，讓香港有機會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胡志強的民主信仰與實踐媒體批評可讓政府少犯錯
然而在「管治偷師」以外，如果特區高官能夠多被「民主啟蒙」，當然更妙，但後者又肯定比前者困難百倍，因為主責推動特區民主的林瑞麟如果肯聽肯學，早就不會令這個城市的政改速度牛步如斯，更不會絕頂荒謬地以政制局長之身對5 區補選大潑冷水，也不會在根本尚未開展報名程序時便莫名其妙地舉起幾隻白雪雪的手指向市民預告這將是一場「零投票」的選舉。關乎民主，即使胡志強講得再動聽再動人，幾可預料，林瑞麟亦必充耳不聞，也因此，我對港官訪台的善良許願，落空幾成定局。
對於民主的美好滋味，成長於國民黨高壓統治年代、亦在高壓年代裏做過高官的胡志強極有言說資格，因為他深明在一個權力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做官的壓抑和苦悶，人才被迫做奴才，奴才被誤作人才，政治清明難。唯有在民主普選的開放競爭下，人才奴才始易各安其位，各自心安理得，各自選擇路途，不必再錯位偽裝。三個月前，《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胡志強，他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說了不少客套恭維的場面話，但亦清楚表明了自己心底的民主信仰：
「台灣有兩個比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還激烈的東西，一是反對黨，二是媒體。民主是好是壞，總要歷練，要接受挑戰。台灣往這個方向走，總會有一些別人看起來擔心的亂象，不過，這是在民主成長當中必須付的代價。台灣也付出很多啊，我是民選的，每天忙得要死，跑來跑去很多地方，可是，這就是民主。如果沒有經過民選，我一定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對於民主，西方基本上討論的是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民主與改革；一種就是李光耀倡議過，儒教式的東方民主理念。到現在為止，我必須講，好像凡是沒有走人權至上、全面開放的，都會被開放的認為離經叛道，這你同意吧？李光耀受多少批評啊，找不到西方支持者。我也坦白跟你說，我認為台灣走的路雖然很辛苦，可到最後我認為它最堅固，如果不走這條路——人權至上、全面開放，萬一產生的領袖有了誤差，誰來制衡他？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對媒體不能說不了解。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被媒體批評，但你只能接受。為什麼？因為媒體的批評，真的可以讓你少犯錯。反對黨有時候罵我罵得沒有道理，給他罵嘛，有道理你就聽、改嘛，沒有道理不要計較，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早已是現代文明的ABC了，更是80 後特區青年的基本信仰了，但出自胡志強——一位由助紂為虐的官僚政客轉型為跑遍街頭的民選市長——之口， 特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只可惜，說服力再強，感染力再勁，恐仍對我們的「信差局長」起不了半分作用，所以我們唯有期待在5 月16 日現身投票，透過手上一票，告訴掌權的人，我們到底想要的、值得要的、應該要的是些什麼了。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關啟文 2010-03-04
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有些人是夢想家，卻不敢用行動抗爭。一些人勇於為追名逐利而作戰，卻沒有超越的夢想指引。劉曉波卻同時是夢想家和戰士，這真是罕見的結合。
劉曉波在1955 年出生，在1986 年，他只是一個研究生已在中國文壇引起「黑馬」震盪，1988 年6 月他獲北師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國進修。然而劉曉波在1989 年4 月27 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劉賓雁說： 「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果然他在6 月13 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陳軍說：
「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道德的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什麼資格談民運？……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劉曉波，《悲劇．審美．自由》，台北：風雲時代，1989，頁80-81）
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令人敬佩。
然而劉曉波的厄運沒完沒了，因為他堅持民主運動，所以他經歷長期的折磨和數次監禁。他發起《零八憲章》，再次惹禍，在2009 年聖誕日被判入獄11年。他在博士論文寫道：
「人應該在正視人生的殘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滅，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滅。」
劉曉波坐言起行的氣魄特別令人動容，在89 年6 月1 日的絕食演講中，他說： 「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對專制的批判
劉曉波勇於對不平事尖銳批判，他1996 年在獄中這樣寫道：
「20 世紀是一個大邪惡造成大苦難的世紀……極權主義對人類精神的扼殺。無視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是20 世紀最醒目的標誌。」（〈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北京之春》總第90 期，2000 年11 月，頁43）他在1988 年撰文〈混世魔王毛澤東〉，我年輕時看到這題目已感震撼！如劉曉波所言： 「中國人都沒有公開鞭屍的勇氣，在對他（毛澤東）否定時，一副羞答答的樣子。」然而劉曉波卻絕不羞答答，直斥毛澤東： 「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更沒有人能夠把自己裝扮得像紅太陽一樣光輝燦爛。」毛「把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把中國人的愚昧和軟弱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毛澤東不啻千古罪人」。
我去年到訪一個中國農民家庭，在大廳仍然看到一張這千古罪人的紅太陽海報，實在令人唏噓。劉曉波清晰指出我們追尋的應該是一種制度和文化上的徹底改革，不能「只反昏君、貪官而不反專制……尋找『明主』、『清官』是中國人做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夢……不是昏君、貪官使專制政體腐敗，而是專制政體的先天性產生昏君、貪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制政府中都將成為昏君、貪官……沒有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所以他的結論是： 「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為個人、作為昏君的毛澤東，而是否定作為整個專制政體的總代表的毛澤東。」（《悲劇．審美．自由》，頁35-45）真的是一矢中的！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有些人說劉曉波是全盤西化派，就他對西方自由人權的擁抱而言是對的，但他也對西方的「自由」社會有強烈的批判（主要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他認同要「對大眾文化持一種激進的批判態度……大眾文化所培養的受眾是一群趣味相同、粗糙、低劣的同質人。換言之，資本主義制度自發地利用大眾文化進行一體化的操縱」。這並不能產生真自由。「他們的世俗欲望使現代的消費社會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種喜氣洋洋的災難。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視圖像和大眾明星添滿了人們的閒暇……這一切都在窒息人們的反思能力、懷疑精神和反抗的衝動，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蒼白化。不願意獨立思考，不願意選擇冒險的生活，對時尚和流行的盲目順從，把現代社會變成了由可口可樂、流行音樂和肥皂劇組成的廣場……人類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質量、追求超越價值的衝動，失去了以懷疑和批判為起點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他慨嘆：「我們沒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車的渺小心願；我們不再被神的靈光照耀，只想仰望麥當娜漂亮的臉蛋和修長的大腿。」（以上引句見〈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
這些評語同樣可應用到香港社會，只是要把麥當娜換成周秀娜。
有些人認為為了追尋制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庸俗化（甚或墮落）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有些人更以自由人權之名歌頌這種趨勢。然而劉曉波一方面對自由民主制度的追尋毫不含糊，但同時卻指出自由社會仍然需要精神的提升和超越價值的指引，這樣才能避免大眾文化的「一體化操縱」。
結論
我絕不是說劉曉波的思想都對，這裏只想讓更多人明白他那種充滿熱情的批判性思考。他洞悉現實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價值和理想，無論是專制和「自由」主義都不能叫他滿意，那他如何能不悲觀？然而劉曉波說： 「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當然，這樣做是有代價的，劉曉波完全明白： 「立志於成為一個人的國人，必須有付出巨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別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過上人的生活。」（〈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明報月刊》，1989 年5 月號，頁45）
作者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A30 | MP+觀點 | By 關啟文 2010-03-04
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有些人是夢想家，卻不敢用行動抗爭。一些人勇於為追名逐利而作戰，卻沒有超越的夢想指引。劉曉波卻同時是夢想家和戰士，這真是罕見的結合。
劉曉波在1955 年出生，在1986 年，他只是一個研究生已在中國文壇引起「黑馬」震盪，1988 年6 月他獲北師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國進修。然而劉曉波在1989 年4 月27 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劉賓雁說： 「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果然他在6 月13 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陳軍說：
「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道德的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什麼資格談民運？……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劉曉波，《悲劇．審美．自由》，台北：風雲時代，1989，頁80-81）
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令人敬佩。
然而劉曉波的厄運沒完沒了，因為他堅持民主運動，所以他經歷長期的折磨和數次監禁。他發起《零八憲章》，再次惹禍，在2009 年聖誕日被判入獄11年。他在博士論文寫道：
「人應該在正視人生的殘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滅，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滅。」
劉曉波坐言起行的氣魄特別令人動容，在89 年6 月1 日的絕食演講中，他說： 「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對專制的批判
劉曉波勇於對不平事尖銳批判，他1996 年在獄中這樣寫道：
「20 世紀是一個大邪惡造成大苦難的世紀……極權主義對人類精神的扼殺。無視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是20 世紀最醒目的標誌。」（〈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北京之春》總第90 期，2000 年11 月，頁43）他在1988 年撰文〈混世魔王毛澤東〉，我年輕時看到這題目已感震撼！如劉曉波所言： 「中國人都沒有公開鞭屍的勇氣，在對他（毛澤東）否定時，一副羞答答的樣子。」然而劉曉波卻絕不羞答答，直斥毛澤東： 「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更沒有人能夠把自己裝扮得像紅太陽一樣光輝燦爛。」毛「把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把中國人的愚昧和軟弱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毛澤東不啻千古罪人」。
我去年到訪一個中國農民家庭，在大廳仍然看到一張這千古罪人的紅太陽海報，實在令人唏噓。劉曉波清晰指出我們追尋的應該是一種制度和文化上的徹底改革，不能「只反昏君、貪官而不反專制……尋找『明主』、『清官』是中國人做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夢……不是昏君、貪官使專制政體腐敗，而是專制政體的先天性產生昏君、貪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制政府中都將成為昏君、貪官……沒有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所以他的結論是： 「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為個人、作為昏君的毛澤東，而是否定作為整個專制政體的總代表的毛澤東。」（《悲劇．審美．自由》，頁35-45）真的是一矢中的！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有些人說劉曉波是全盤西化派，就他對西方自由人權的擁抱而言是對的，但他也對西方的「自由」社會有強烈的批判（主要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他認同要「對大眾文化持一種激進的批判態度……大眾文化所培養的受眾是一群趣味相同、粗糙、低劣的同質人。換言之，資本主義制度自發地利用大眾文化進行一體化的操縱」。這並不能產生真自由。「他們的世俗欲望使現代的消費社會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種喜氣洋洋的災難。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視圖像和大眾明星添滿了人們的閒暇……這一切都在窒息人們的反思能力、懷疑精神和反抗的衝動，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蒼白化。不願意獨立思考，不願意選擇冒險的生活，對時尚和流行的盲目順從，把現代社會變成了由可口可樂、流行音樂和肥皂劇組成的廣場……人類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質量、追求超越價值的衝動，失去了以懷疑和批判為起點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他慨嘆：「我們沒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車的渺小心願；我們不再被神的靈光照耀，只想仰望麥當娜漂亮的臉蛋和修長的大腿。」（以上引句見〈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
這些評語同樣可應用到香港社會，只是要把麥當娜換成周秀娜。
有些人認為為了追尋制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庸俗化（甚或墮落）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有些人更以自由人權之名歌頌這種趨勢。然而劉曉波一方面對自由民主制度的追尋毫不含糊，但同時卻指出自由社會仍然需要精神的提升和超越價值的指引，這樣才能避免大眾文化的「一體化操縱」。
結論
我絕不是說劉曉波的思想都對，這裏只想讓更多人明白他那種充滿熱情的批判性思考。他洞悉現實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價值和理想，無論是專制和「自由」主義都不能叫他滿意，那他如何能不悲觀？然而劉曉波說： 「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當然，這樣做是有代價的，劉曉波完全明白： 「立志於成為一個人的國人，必須有付出巨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別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過上人的生活。」（〈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明報月刊》，1989 年5 月號，頁45）
作者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誰不是落入「二元結論」的圈套中 —位青年人回應「第四代學者」
明報
A29 | MP+觀點 | By 楊諾恩 2010-03-13
誰不是落入「二元結論」的圈套中 —位青年人回應「第四代學者」
社會近日對「80 後」議論紛紛，連學者也加入戰團，冒起了自稱「第四代學者」及研究第四代的學者。他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青年人指指點點，活像他們才是青年人的代表， 但每一位青年人都有其獨特的個性。我雖然是「80後」，但我不需要以「80 後」自居，因為我是我，不可亦不能代表整代人的想法。我只想對近日沈旭暉的〈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作點回應。沈教授以新思維自居而大肆抨擊呂的思維守舊。他反對呂教授提出的5 個二元結論，如「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可惜的是，沈也是自相矛盾，落入「二元結論」圈套：什麼「第四代學者vs.上一代學者」、「新學術訓練vs.陳年研究框架」及「新世界vs.昔日情懷」等，充斥全文；他武斷地指出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來將整個行動定性。無可否認，互聯網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但事實是，有部分傳媒為求嘩眾取寵，會集中報道示威者較為激進的行為。若市民只接收此等媒體的信息，他們亦可能相信他們見到的是事實的全部。互聯網是新興的主流，但亦不應忽視傳統媒體的威力。學術思維也不應以新和舊去區分，引用沈所推介的「新思維」建構主義，學術典範根本也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社會科學學術框架和方法也難言應被淘汰與不應被淘汰，學者應該重研究其理論能否理解世事。以新學術思維自居，霸佔學術道德高原，並無助對社會現象的理解。沈教授過分賣弄學問沈在整篇文章援引了不少理論和例子，但既然他宣稱他的文章是「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又何必要用上大量苦澀難明的學術用語（如建構主義、後現代論述分析、民主政治中介體等）令普羅大眾看得一頭霧水？我不反對學者引經據典，但學者該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令讀者明白學者的看法。過分賣弄學問，只會強化學術霸權的印象，使讀者敬而遠之。而沈教授在提及後現代論述分析上，過分賣弄其學問，使人不知其所云。呂提到「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沈提出通過「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但他卻不解釋如何使用這個理論而「輕易」得出這個結論。筆者較為認同呂提出的觀點。我認為藉衝擊立法會而「抽水」的人的確大有人在，不過如果認為年輕人只是為了博取掌聲而進行更為激進的行為，這未免低估了年輕人對民主的追求和對政府的不滿。社會不應認為反高鐵、衝擊立法會純粹是「80 後」的問題，這樣的標籤化只會加劇「80 後」與非「80 後」的分化，這對了解社會問題沒有幫助。而社會將一部分「80 後」的行動視為整個「80 後」的普遍現象，觸動了不少青年人的神經，亦有欠公允。標籤化是對所有人的不尊重，因為這忽視了每個人的獨特性。當日的示威者其實不單只有年輕人，而是跨越不同的年齡層。衝擊立法會反映社會的深層問題。當政府抨擊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時，他們應反省究竟是什麼促使他們進行「激進」的行為。作者簡介：80 後出生，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沈旭暉所指如「恆河沙數」般多的香港大學研究助理之一，對沈的評論「百感交集」。
A29 | MP+觀點 | By 楊諾恩 2010-03-13
誰不是落入「二元結論」的圈套中 —位青年人回應「第四代學者」
社會近日對「80 後」議論紛紛，連學者也加入戰團，冒起了自稱「第四代學者」及研究第四代的學者。他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青年人指指點點，活像他們才是青年人的代表， 但每一位青年人都有其獨特的個性。我雖然是「80後」，但我不需要以「80 後」自居，因為我是我，不可亦不能代表整代人的想法。我只想對近日沈旭暉的〈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作點回應。沈教授以新思維自居而大肆抨擊呂的思維守舊。他反對呂教授提出的5 個二元結論，如「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可惜的是，沈也是自相矛盾，落入「二元結論」圈套：什麼「第四代學者vs.上一代學者」、「新學術訓練vs.陳年研究框架」及「新世界vs.昔日情懷」等，充斥全文；他武斷地指出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來將整個行動定性。無可否認，互聯網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但事實是，有部分傳媒為求嘩眾取寵，會集中報道示威者較為激進的行為。若市民只接收此等媒體的信息，他們亦可能相信他們見到的是事實的全部。互聯網是新興的主流，但亦不應忽視傳統媒體的威力。學術思維也不應以新和舊去區分，引用沈所推介的「新思維」建構主義，學術典範根本也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社會科學學術框架和方法也難言應被淘汰與不應被淘汰，學者應該重研究其理論能否理解世事。以新學術思維自居，霸佔學術道德高原，並無助對社會現象的理解。沈教授過分賣弄學問沈在整篇文章援引了不少理論和例子，但既然他宣稱他的文章是「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又何必要用上大量苦澀難明的學術用語（如建構主義、後現代論述分析、民主政治中介體等）令普羅大眾看得一頭霧水？我不反對學者引經據典，但學者該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令讀者明白學者的看法。過分賣弄學問，只會強化學術霸權的印象，使讀者敬而遠之。而沈教授在提及後現代論述分析上，過分賣弄其學問，使人不知其所云。呂提到「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沈提出通過「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但他卻不解釋如何使用這個理論而「輕易」得出這個結論。筆者較為認同呂提出的觀點。我認為藉衝擊立法會而「抽水」的人的確大有人在，不過如果認為年輕人只是為了博取掌聲而進行更為激進的行為，這未免低估了年輕人對民主的追求和對政府的不滿。社會不應認為反高鐵、衝擊立法會純粹是「80 後」的問題，這樣的標籤化只會加劇「80 後」與非「80 後」的分化，這對了解社會問題沒有幫助。而社會將一部分「80 後」的行動視為整個「80 後」的普遍現象，觸動了不少青年人的神經，亦有欠公允。標籤化是對所有人的不尊重，因為這忽視了每個人的獨特性。當日的示威者其實不單只有年輕人，而是跨越不同的年齡層。衝擊立法會反映社會的深層問題。當政府抨擊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時，他們應反省究竟是什麼促使他們進行「激進」的行為。作者簡介：80 後出生，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沈旭暉所指如「恆河沙數」般多的香港大學研究助理之一，對沈的評論「百感交集」。
民主黨何去何從？
明報
A29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方志恒 2010-03-13
民主黨何去何從？
港大最近的民調顯示，民主黨評分顯著上升，公民黨排名則插水式下跌，反映民主黨改行中間溫和路線，得到主流民意充分肯定。與此同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卻公開表示， 「對現在的民主黨感到陌生」，部分傳統民主派更提出質疑，指摘民主黨放棄原則、卑躬屈膝、投降妥協，令該黨面對極大政治壓力。
對任何政黨來說，要推行改革轉型、路線調整，都是一場艱巨漫長的政治工程：因為在改革的過程中，難免會引來傳統支持者不滿，質疑改革是放棄以往的政治原則；而轉型到底能否開拓新的發展空間、爭取更多支持者，卻往往是未知之數。因此要成功實現轉型，改革者必須具備堅定的政治信念、長遠的政治目光、過人的政治手腕，一方面要說服傳統支持者，以保住原有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則要在政治夾縫之中創造改革空間，逐步確立新的支持基礎及政治路線。
在政治夾縫之中推動轉型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改革工黨的故事，正是最佳的寫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保守黨雄霸英國政壇的時期，貝理雅明白到要重新贏得選民信任，工黨必須建立新的政治定位及路線，因此決心修訂國有化、福利主義等左翼政綱，全力向中間選民靠攏。
貝理雅的改革，自然引起傳統工會及左翼分子的猛烈攻擊，指摘他出賣工人利益、背棄工黨傳統政策。新工黨最終能夠成功轉型，貝理雅的超凡政治說服力至關重要：整個改革的過程中，貝理雅不斷向黨內反對者進行個別游說（one-on-onepersuasion），反覆向他們解釋改革的理念及必要性，以消除黨內的改革阻力；在取得大部分工會和黨員的配合後，貝理雅才能夠有足夠政治空間，逐步為工黨建立新的論述及形象，以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
貝理雅改革工黨的經驗，應該對民主黨領導層有所啟發。自創黨以來，民主黨一直處於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地位，而民主派的主流論述及定位，從來都建基於政治動員、群眾抗爭、道德表述的路線，富有反建制的浪漫色彩。這種政治定位，當然有深刻的歷史及政治背景，但亦令本地民主運動長期被道德派主導，限制了民主派的策略靈活性，結果導致民主派與取態務實的大多數中間選民逐漸脫節，令民主運動陷於「一左二窄」的困局。
今次政改之戰，主流民意不贊成「5 區公投」運動，民主黨頂公民黨及社民連的施壓，改行對話溝通路線，獲得不少中間選民的認同。雖然這種溫和路線符合主流民情，但它偏離多年來民主派的政治路線，自然激起泛民傳統支持者的不滿及猜疑，加上北京及港府仍舊處處設防，遂令民主黨變得「兩面不是人」。
成就中間路線的歷史機遇
但關鍵是，現時民主黨的中間路線，到底是為了抗衡公投的一時之計，還是長遠的政治規劃？如果向中間靠攏，是民主黨的長期定位，該黨有沒有一套完整論述，能夠說服傳統支持者，中間路線是民主黨、以至整體民主運動的最佳出路？民主黨又有沒有一套明確策略，一方面能夠盡量保住傳統「基本盤」，另一方面又能夠擴大爭取中間選民，既為該黨確立新的支持基礎、也擴大民主運動的團結面？民主黨領袖又是否有足夠決心，能夠說服黨內反對聲音，堅持新的政治路線？無論政改方案最終能否通過，民主黨都必須認真處理上述問題，因為如何抉擇不但將決定該黨的政治前途，也勢必影響香港民主運動的長遠發展。
在一國兩制的政治現實下，香港從來需要一個立足主流巿民，能夠代表港人溫和務實政治訴求，在體制內尋求改革，有理有節地與北京及港府進行互動的中間派政黨。今次民主黨強調以對話解決政改爭議，正是成就這個中間路線的歷史機遇。假如民主黨能夠落實中間路線，不但會為政改帶來突破契機，對香港的整體管治格局也有深遠影響。中央政府的取態，固然將影響中間路線能否落地生根，但更真正的決定因素，卻始終是民主黨領導層推動轉型的決心及能力。
「歷史之手」已經搭在民主黨領導層的肩膀上，他們將會帶領民主黨往何處去？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A29 | MP+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方志恒 2010-03-13
民主黨何去何從？
港大最近的民調顯示，民主黨評分顯著上升，公民黨排名則插水式下跌，反映民主黨改行中間溫和路線，得到主流民意充分肯定。與此同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卻公開表示， 「對現在的民主黨感到陌生」，部分傳統民主派更提出質疑，指摘民主黨放棄原則、卑躬屈膝、投降妥協，令該黨面對極大政治壓力。
對任何政黨來說，要推行改革轉型、路線調整，都是一場艱巨漫長的政治工程：因為在改革的過程中，難免會引來傳統支持者不滿，質疑改革是放棄以往的政治原則；而轉型到底能否開拓新的發展空間、爭取更多支持者，卻往往是未知之數。因此要成功實現轉型，改革者必須具備堅定的政治信念、長遠的政治目光、過人的政治手腕，一方面要說服傳統支持者，以保住原有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則要在政治夾縫之中創造改革空間，逐步確立新的支持基礎及政治路線。
在政治夾縫之中推動轉型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改革工黨的故事，正是最佳的寫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保守黨雄霸英國政壇的時期，貝理雅明白到要重新贏得選民信任，工黨必須建立新的政治定位及路線，因此決心修訂國有化、福利主義等左翼政綱，全力向中間選民靠攏。
貝理雅的改革，自然引起傳統工會及左翼分子的猛烈攻擊，指摘他出賣工人利益、背棄工黨傳統政策。新工黨最終能夠成功轉型，貝理雅的超凡政治說服力至關重要：整個改革的過程中，貝理雅不斷向黨內反對者進行個別游說（one-on-onepersuasion），反覆向他們解釋改革的理念及必要性，以消除黨內的改革阻力；在取得大部分工會和黨員的配合後，貝理雅才能夠有足夠政治空間，逐步為工黨建立新的論述及形象，以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
貝理雅改革工黨的經驗，應該對民主黨領導層有所啟發。自創黨以來，民主黨一直處於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地位，而民主派的主流論述及定位，從來都建基於政治動員、群眾抗爭、道德表述的路線，富有反建制的浪漫色彩。這種政治定位，當然有深刻的歷史及政治背景，但亦令本地民主運動長期被道德派主導，限制了民主派的策略靈活性，結果導致民主派與取態務實的大多數中間選民逐漸脫節，令民主運動陷於「一左二窄」的困局。
今次政改之戰，主流民意不贊成「5 區公投」運動，民主黨頂公民黨及社民連的施壓，改行對話溝通路線，獲得不少中間選民的認同。雖然這種溫和路線符合主流民情，但它偏離多年來民主派的政治路線，自然激起泛民傳統支持者的不滿及猜疑，加上北京及港府仍舊處處設防，遂令民主黨變得「兩面不是人」。
成就中間路線的歷史機遇
但關鍵是，現時民主黨的中間路線，到底是為了抗衡公投的一時之計，還是長遠的政治規劃？如果向中間靠攏，是民主黨的長期定位，該黨有沒有一套完整論述，能夠說服傳統支持者，中間路線是民主黨、以至整體民主運動的最佳出路？民主黨又有沒有一套明確策略，一方面能夠盡量保住傳統「基本盤」，另一方面又能夠擴大爭取中間選民，既為該黨確立新的支持基礎、也擴大民主運動的團結面？民主黨領袖又是否有足夠決心，能夠說服黨內反對聲音，堅持新的政治路線？無論政改方案最終能否通過，民主黨都必須認真處理上述問題，因為如何抉擇不但將決定該黨的政治前途，也勢必影響香港民主運動的長遠發展。
在一國兩制的政治現實下，香港從來需要一個立足主流巿民，能夠代表港人溫和務實政治訴求，在體制內尋求改革，有理有節地與北京及港府進行互動的中間派政黨。今次民主黨強調以對話解決政改爭議，正是成就這個中間路線的歷史機遇。假如民主黨能夠落實中間路線，不但會為政改帶來突破契機，對香港的整體管治格局也有深遠影響。中央政府的取態，固然將影響中間路線能否落地生根，但更真正的決定因素，卻始終是民主黨領導層推動轉型的決心及能力。
「歷史之手」已經搭在民主黨領導層的肩膀上，他們將會帶領民主黨往何處去？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照顧中下階層的政策和香港固有的經濟理念沒有矛盾
明報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3-12
照顧中下階層的政策和香港固有的經濟理念沒有矛盾
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農曆年廿九，我在「筆陣」許了虎年三願：一願基層市民早日脫離在職貧窮；二願月入一萬，佔香港工作收入中位的「人中人」，早日過中產生活；三願社會早日達至和諧，同心同德把餅做大。這三個願望中的最後一個是生產問題；前面兩個：關乎基層和中層的生活質素，涉及分配問題。目前香港最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在生產方面，是如何看待經濟結構中各行業的關係；在分配方面，是在上下階層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層收入下跌的今天，如何看待各階層的關係。後面這個問題，是經濟問題演化成為政治問題的源頭，也是經濟發展遭受巨大政治阻力的原因，這些矛盾不可謂不深。
在討論如何應對這些矛盾的時候，社會上往往有一種輿論，認為香港既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問題就應該由市場力量解決，政府不應介入。我認為（一）過去10 多年的經驗說明，市場力量沒有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在未來的日子裏，問題可能惡化；（二）香港固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但事實說明，香港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過去和現在，都實施不同程度的分配政策？什麼是「分配」？
稅制和福利制度具分配作用稍減社會緊張
經濟理論把經濟活動的過程和成果，分成生產和分配兩個方面。這種分法，我們在香港和西方國家念西方的經濟學，都學過這些理論，不是社會主義獨有。為什麼要研究分配問題？因為市場力量往往造成貧富的高度懸殊，違反社會公義的理念，而且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過去，我們的想法有兩個誤區，一是以為只要不斷把蛋糕做大，不同行業、不同階層都會分到更大的份額，這就是「滴漏效應」的理論。二是以為中下層市民得到「滴漏效應」的照顧，因此香港至今沒有分配的意識和政策，將來也不要有。
事實是：﹙一﹚雖然戰後兩代香港人，不斷從基層到中層，從中層到上層急速爬升，但過去10 多年，由於香港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滴漏效應」已經失靈。﹙二﹚香港既是低稅率和簡單稅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基於社會需要，同時有明顯的和不同形式的分配政策，而且與時俱進。「滴漏效應」失靈，過去我在「筆陣」用數字分析過幾次，今天集中談香港固有的分配政策。
香港的稅基非常狹窄，因為（一）稅種不多；（二）納稅的人數少。香港的三大稅收是：利得稅、薪俸稅和印花稅。這三項稅收，去年共有1550 億元，佔香港全年（賣地以外）的收入的（61.8）%。這情有什麼特點？（1）利得稅是做生意，或者作為股東投資生意後，得到利潤而繳納的稅，和一般市民無關；（2）印花稅是買賣股票和房地產的交易稅，對一般市民來說，關係也不大；（3）薪俸稅對基層和中層市民來說，稅賦十分寬鬆。據統計，香港的工作人口當中，只有33.3%交納薪俸稅，每年有交納1 萬元以下薪俸稅的佔工作人口的20%。在2006 年，收入最高的10%的住戶繳交的薪俸稅佔了總數的81%，而最高收入的20%住戶承擔了94%的薪俸稅賦。香港稅制的分配作用，明顯不過。
在薪俸稅的稅率方面，和其他社會一樣，香港採取累進制，只有收入達到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口才需要繳交稅款，扣除基本及各類免稅額後，第一個4 萬元才徵2%，第二個4 萬元徵7%，第三個4 萬元徵12%，餘額則徵17%，而更高收入人士則全數繳交標準稅率15%的稅賦。稅率雖然不高，但累進的跳幅頗大，也是體現了「能者多付」的精神。
房地產買賣要繳納印花稅，但印花稅率也是累進制。2010/11 年度的印花稅率，200 萬元或以下的樓宇買賣只需繳付100 元，此後幾個階梯稅率為1.5%，3.75%，和4.25%。
香港沒有商品和服務銷售稅，對開支小的基層是一種優惠。香港有煙酒稅，過去也有化妝品稅，徵收這些稅的觀念，是這類消費不是必需品，甚至是奢侈品，因此要納稅。買汽車，也要納從價稅，車價愈高，稅賦愈重，不是因為名牌小跑車佔用路面比廉價房車大，而是車主「付得起」。
香港有龐大的公屋計劃，租金遠低於市值，而且由政府負責維修，標準也不斷提高，通過上樓、重建、再上樓，大批市民的居住條件不斷改善，這是最明顯的政府二次分配行為。
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發達，服務優良，而且費用低廉，香港永久居民到公立醫院的普通科門診求醫，收費只為45 元，專科門診也只是100 元，如要住院，入院費50 元另加每天100 元。為了確保沒有市民因為低收入而得不到醫療服務，醫院管理局就低收入人士、長期病患者及貧困年長病人，設立了公立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
在社會保障方面，香港的福利開支也不小，各類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的受益人共計28 萬人，涉及政府開支279 億元。政府也積極提供和資助各類型的社會服務，除綜援計劃之外，政府在2008/09 年度撥出16.3 億元予社會福利署提供服務，另外撥出87.4 億元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類型的社會服務，這些更是有意識的分配行為。
以收入高低組別分析，最低收入的30%住戶，獲分配到43%的公共房屋，和45%的醫療福利。根據統計處200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的數據，稅收和福利分配對於社會收入的影響有明顯的二次分配效果，除了收入最高10%住戶外，其他的住戶都從稅制和福利分配中得益，而收入愈低，稅收和福利政策對其收入的正面影響愈大。不計算稅收和福利轉移， 2006 年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3，比1996 年的0.518 要高，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字則為0.475。這個數字是要說明：如果香港沒有現行的稅收和福利制度，貧富懸殊的問題會更為嚴重，社會的張力會更大。
香港目前議論的最低工資，並非新生事物，打從香港從菲律賓輸入第一名家庭傭工開始，香港就有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不僅是為了保障海外女傭的收入，同時也為了避免影響香港基層工人的收入。
妥善解決分配問題可以減少政治困擾
幾天前，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以下一段：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過去幾十年，香港社會在周邊環境波動中相對穩定，在穩定的社會中取得發展，在發展中造就了工商界的大好營商機會，靠的不完全是市場力量，歸根究柢是在資本主義的大前提下，同時有一套合理分配的觀念和政策，而且實事求是，按需要不斷調整。
我們社會如果在分配問題上想得更開，日後的經濟發展，就可以在議會內外減少政治困擾，全面普選後的不確切因素也可以部分消除。要解決這問題，一方面要靠在自由市場中主宰分配的人的自覺和自律，另一方面要靠社會制訂出較合理的遊戲規則。
A08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3-12
照顧中下階層的政策和香港固有的經濟理念沒有矛盾
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農曆年廿九，我在「筆陣」許了虎年三願：一願基層市民早日脫離在職貧窮；二願月入一萬，佔香港工作收入中位的「人中人」，早日過中產生活；三願社會早日達至和諧，同心同德把餅做大。這三個願望中的最後一個是生產問題；前面兩個：關乎基層和中層的生活質素，涉及分配問題。目前香港最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在生產方面，是如何看待經濟結構中各行業的關係；在分配方面，是在上下階層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層收入下跌的今天，如何看待各階層的關係。後面這個問題，是經濟問題演化成為政治問題的源頭，也是經濟發展遭受巨大政治阻力的原因，這些矛盾不可謂不深。
在討論如何應對這些矛盾的時候，社會上往往有一種輿論，認為香港既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問題就應該由市場力量解決，政府不應介入。我認為（一）過去10 多年的經驗說明，市場力量沒有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在未來的日子裏，問題可能惡化；（二）香港固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但事實說明，香港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過去和現在，都實施不同程度的分配政策？什麼是「分配」？
稅制和福利制度具分配作用稍減社會緊張
經濟理論把經濟活動的過程和成果，分成生產和分配兩個方面。這種分法，我們在香港和西方國家念西方的經濟學，都學過這些理論，不是社會主義獨有。為什麼要研究分配問題？因為市場力量往往造成貧富的高度懸殊，違反社會公義的理念，而且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過去，我們的想法有兩個誤區，一是以為只要不斷把蛋糕做大，不同行業、不同階層都會分到更大的份額，這就是「滴漏效應」的理論。二是以為中下層市民得到「滴漏效應」的照顧，因此香港至今沒有分配的意識和政策，將來也不要有。
事實是：﹙一﹚雖然戰後兩代香港人，不斷從基層到中層，從中層到上層急速爬升，但過去10 多年，由於香港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滴漏效應」已經失靈。﹙二﹚香港既是低稅率和簡單稅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基於社會需要，同時有明顯的和不同形式的分配政策，而且與時俱進。「滴漏效應」失靈，過去我在「筆陣」用數字分析過幾次，今天集中談香港固有的分配政策。
香港的稅基非常狹窄，因為（一）稅種不多；（二）納稅的人數少。香港的三大稅收是：利得稅、薪俸稅和印花稅。這三項稅收，去年共有1550 億元，佔香港全年（賣地以外）的收入的（61.8）%。這情有什麼特點？（1）利得稅是做生意，或者作為股東投資生意後，得到利潤而繳納的稅，和一般市民無關；（2）印花稅是買賣股票和房地產的交易稅，對一般市民來說，關係也不大；（3）薪俸稅對基層和中層市民來說，稅賦十分寬鬆。據統計，香港的工作人口當中，只有33.3%交納薪俸稅，每年有交納1 萬元以下薪俸稅的佔工作人口的20%。在2006 年，收入最高的10%的住戶繳交的薪俸稅佔了總數的81%，而最高收入的20%住戶承擔了94%的薪俸稅賦。香港稅制的分配作用，明顯不過。
在薪俸稅的稅率方面，和其他社會一樣，香港採取累進制，只有收入達到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口才需要繳交稅款，扣除基本及各類免稅額後，第一個4 萬元才徵2%，第二個4 萬元徵7%，第三個4 萬元徵12%，餘額則徵17%，而更高收入人士則全數繳交標準稅率15%的稅賦。稅率雖然不高，但累進的跳幅頗大，也是體現了「能者多付」的精神。
房地產買賣要繳納印花稅，但印花稅率也是累進制。2010/11 年度的印花稅率，200 萬元或以下的樓宇買賣只需繳付100 元，此後幾個階梯稅率為1.5%，3.75%，和4.25%。
香港沒有商品和服務銷售稅，對開支小的基層是一種優惠。香港有煙酒稅，過去也有化妝品稅，徵收這些稅的觀念，是這類消費不是必需品，甚至是奢侈品，因此要納稅。買汽車，也要納從價稅，車價愈高，稅賦愈重，不是因為名牌小跑車佔用路面比廉價房車大，而是車主「付得起」。
香港有龐大的公屋計劃，租金遠低於市值，而且由政府負責維修，標準也不斷提高，通過上樓、重建、再上樓，大批市民的居住條件不斷改善，這是最明顯的政府二次分配行為。
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發達，服務優良，而且費用低廉，香港永久居民到公立醫院的普通科門診求醫，收費只為45 元，專科門診也只是100 元，如要住院，入院費50 元另加每天100 元。為了確保沒有市民因為低收入而得不到醫療服務，醫院管理局就低收入人士、長期病患者及貧困年長病人，設立了公立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
在社會保障方面，香港的福利開支也不小，各類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的受益人共計28 萬人，涉及政府開支279 億元。政府也積極提供和資助各類型的社會服務，除綜援計劃之外，政府在2008/09 年度撥出16.3 億元予社會福利署提供服務，另外撥出87.4 億元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類型的社會服務，這些更是有意識的分配行為。
以收入高低組別分析，最低收入的30%住戶，獲分配到43%的公共房屋，和45%的醫療福利。根據統計處200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的數據，稅收和福利分配對於社會收入的影響有明顯的二次分配效果，除了收入最高10%住戶外，其他的住戶都從稅制和福利分配中得益，而收入愈低，稅收和福利政策對其收入的正面影響愈大。不計算稅收和福利轉移， 2006 年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3，比1996 年的0.518 要高，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字則為0.475。這個數字是要說明：如果香港沒有現行的稅收和福利制度，貧富懸殊的問題會更為嚴重，社會的張力會更大。
香港目前議論的最低工資，並非新生事物，打從香港從菲律賓輸入第一名家庭傭工開始，香港就有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不僅是為了保障海外女傭的收入，同時也為了避免影響香港基層工人的收入。
妥善解決分配問題可以減少政治困擾
幾天前，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以下一段：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過去幾十年，香港社會在周邊環境波動中相對穩定，在穩定的社會中取得發展，在發展中造就了工商界的大好營商機會，靠的不完全是市場力量，歸根究柢是在資本主義的大前提下，同時有一套合理分配的觀念和政策，而且實事求是，按需要不斷調整。
我們社會如果在分配問題上想得更開，日後的經濟發展，就可以在議會內外減少政治困擾，全面普選後的不確切因素也可以部分消除。要解決這問題，一方面要靠在自由市場中主宰分配的人的自覺和自律，另一方面要靠社會制訂出較合理的遊戲規則。
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 後」與社會運動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趙永佳 陳健民 2010-03-11
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 後」與社會運動
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 後」年輕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參與者對議會的衝擊提出批評。這裏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應用世代差異解釋社會運動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究竟與反高鐵運動有何相干？表面看來， 「世代論」似乎是對「80 後」年輕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度身訂做」的解釋。不少人在分析反高鐵運動時，都援引《四代香港人》中的觀點。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也是社會學家的劉兆佳就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反高鐵抗爭其實來自年輕一代的訴求得不到年長一代的認同所產生的挫折；連並非社會學家的曾俊華也引用「世代論」，指第四代人其實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應將自己的不滿以非理性手法表達。
其實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社會運動墨甚少，書中最直接涉及不同世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其實是「第三代」（P.49），他指出「倒董」運動中所謂「30 世代」扮演重要角色。至於「80 後」的第四代，他的眼點似乎是被扭曲的成年人世界及價值觀對年輕人發展的影響。到了「後記」（P.66）中，他提到有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社會行動應是「二三十世代」發聲的行動，他們自己應該將訴求講清楚。而他寫作《四代香港人》的目的卻是在重新思考第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第二代人的「原罪」不單在阻礙後來第三、第四代人的發展，也是未有好好地傳承第一代人打下的基業，把一個更開放多元、更多機會的成長環境交給下一代。
不過作者的意圖從來也只是詮釋文本的一種方法，《四代香港人》作為一本以社會學為分析架構的作品，也應該放回在社會學中思考其意義。呂大樂師承以A.H.Halsey 與John Goldthorpe 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其階級分析的背景源自戰後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兩大理論陣營的共同問題其實是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結構及客觀處境決定階級形成， 最終階級會由一個「自存」（in-itself）變成「自為」（for-itself）的集體行動者。新韋伯主義者則指出階級處境只是決定階級意識與行動的其中一種因素，也有其他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會影響階級的形成。其中，階級流動（classmobility）就是Goldthorpe 等人在戰後集中分析的階級形成的因素。他們的研究指出戰後英國的階級結構受階級流動經驗的影響，工人階級的第二代享受明顯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直接令各個階級產生階級意識變得相對困難。
在香港的研究中，呂大樂採用了這條分析進路，以了解階級分歧對香港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一方面他關注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他更看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然而，他卻不像劉兆佳等強調向上流動改善物質生活等如何帶來社會和諧，而是看到新中產階級（包括第二、第三代）是如何在各個領域（社會公義、政制民主）中挑戰原本的社會政治結構。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
詮釋和動員
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缺乏這種詮釋與動員過程，即使生在困境的第四代人，經歷職場中種種挫折，再嚥下第二代人對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的指摘，而感到無力與沮喪，大可變成宅男、濫藥、排隊買?模攬枕來打發鬱悶，卻不一定會為了社會缺乏「結構性流動」就上街抗爭。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套到這裏，可以說「自存的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不會自動變成「自為的世代」（generationfor-itself）。
相反，在同一世代動員起來的80 後，不一定就能代表那一代人普遍的不滿和訴求。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是較一般人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一些團體或社會網絡，接觸到對社會問題的「非主流」論述，進而形成集體信念、商討策略、籌集資源，進行抗爭。就以這次反高鐵運動的「核心」來說，是一群從天星、皇后、灣仔舊區保育一路走過來的學者和「本土行動」的一批年輕人，像何芝君、葉蔭聰、朱凱迪、陳景輝和參與苦行的年輕人都不是典型的80 後。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是批判以經濟發展至上、不惜摧環境、社區和其他人文價值的「發展主義」或「中環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亦批判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並未真正脫離殖民地的體制和心理狀態，政府繼續行政霸道而群眾仍然慣於犬儒和依賴，因此有需要通過抗爭來重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放在反高鐵事件上，保衛菜園村和針對功能團體都帶有這種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用神，更會引致極大反彈，因為這種「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
硬將《四代香港人》套入運動核心
那麼，《四代香港人》對80 後的分析是否對理解現時年輕人的抗爭毫無幫助？動員起來的年輕人是否就完全割離於他們所屬的一代？那倒不是。從保育運動發展出來的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看成為「新社會運動」，不單是因為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民生）之爭而轉為價值之爭，更是由於其動員方式的轉變。以往民眾要參與社會運動，往往要參與居民組織、工會、壓力團體以至政黨。一方面這些組織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即使參加了，都會跟馮檢基、劉千石、張文光的腳步走而變得有組織、有策略、有進有退。今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通過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上述那種對資本和後殖的批判得以在年輕人中快速擴散。而透過facebook 和Twitter，年輕人可以毋須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這種鬆散的、流動的網絡動員，令反高鐵運動的核心與整代相對冷漠的80 後之間，出現了一群新生的運動參與者——他們或多或少受到運動核心的一些論述的影響，但亦深感第四代人那種不安與憤怒。在反高鐵運動中，民間的「高鐵專家組」提出政府方案「浪費公帑」的論述特別觸動一些年輕人，是因為他們目睹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全民共享，政府倒不如用幾百億去解決教育和貧窮問題。這群邊緣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有更強的「即時性」和「情緒性」，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析方法。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健民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A30 | MP+觀點 | By 趙永佳 陳健民 2010-03-11
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 後」與社會運動
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 後」年輕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參與者對議會的衝擊提出批評。這裏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應用世代差異解釋社會運動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究竟與反高鐵運動有何相干？表面看來， 「世代論」似乎是對「80 後」年輕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度身訂做」的解釋。不少人在分析反高鐵運動時，都援引《四代香港人》中的觀點。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也是社會學家的劉兆佳就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反高鐵抗爭其實來自年輕一代的訴求得不到年長一代的認同所產生的挫折；連並非社會學家的曾俊華也引用「世代論」，指第四代人其實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應將自己的不滿以非理性手法表達。
其實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社會運動墨甚少，書中最直接涉及不同世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其實是「第三代」（P.49），他指出「倒董」運動中所謂「30 世代」扮演重要角色。至於「80 後」的第四代，他的眼點似乎是被扭曲的成年人世界及價值觀對年輕人發展的影響。到了「後記」（P.66）中，他提到有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社會行動應是「二三十世代」發聲的行動，他們自己應該將訴求講清楚。而他寫作《四代香港人》的目的卻是在重新思考第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第二代人的「原罪」不單在阻礙後來第三、第四代人的發展，也是未有好好地傳承第一代人打下的基業，把一個更開放多元、更多機會的成長環境交給下一代。
不過作者的意圖從來也只是詮釋文本的一種方法，《四代香港人》作為一本以社會學為分析架構的作品，也應該放回在社會學中思考其意義。呂大樂師承以A.H.Halsey 與John Goldthorpe 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其階級分析的背景源自戰後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兩大理論陣營的共同問題其實是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結構及客觀處境決定階級形成， 最終階級會由一個「自存」（in-itself）變成「自為」（for-itself）的集體行動者。新韋伯主義者則指出階級處境只是決定階級意識與行動的其中一種因素，也有其他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會影響階級的形成。其中，階級流動（classmobility）就是Goldthorpe 等人在戰後集中分析的階級形成的因素。他們的研究指出戰後英國的階級結構受階級流動經驗的影響，工人階級的第二代享受明顯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直接令各個階級產生階級意識變得相對困難。
在香港的研究中，呂大樂採用了這條分析進路，以了解階級分歧對香港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一方面他關注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他更看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然而，他卻不像劉兆佳等強調向上流動改善物質生活等如何帶來社會和諧，而是看到新中產階級（包括第二、第三代）是如何在各個領域（社會公義、政制民主）中挑戰原本的社會政治結構。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
詮釋和動員
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缺乏這種詮釋與動員過程，即使生在困境的第四代人，經歷職場中種種挫折，再嚥下第二代人對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的指摘，而感到無力與沮喪，大可變成宅男、濫藥、排隊買?模攬枕來打發鬱悶，卻不一定會為了社會缺乏「結構性流動」就上街抗爭。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套到這裏，可以說「自存的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不會自動變成「自為的世代」（generationfor-itself）。
相反，在同一世代動員起來的80 後，不一定就能代表那一代人普遍的不滿和訴求。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是較一般人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一些團體或社會網絡，接觸到對社會問題的「非主流」論述，進而形成集體信念、商討策略、籌集資源，進行抗爭。就以這次反高鐵運動的「核心」來說，是一群從天星、皇后、灣仔舊區保育一路走過來的學者和「本土行動」的一批年輕人，像何芝君、葉蔭聰、朱凱迪、陳景輝和參與苦行的年輕人都不是典型的80 後。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是批判以經濟發展至上、不惜摧環境、社區和其他人文價值的「發展主義」或「中環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亦批判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並未真正脫離殖民地的體制和心理狀態，政府繼續行政霸道而群眾仍然慣於犬儒和依賴，因此有需要通過抗爭來重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放在反高鐵事件上，保衛菜園村和針對功能團體都帶有這種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用神，更會引致極大反彈，因為這種「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
硬將《四代香港人》套入運動核心
那麼，《四代香港人》對80 後的分析是否對理解現時年輕人的抗爭毫無幫助？動員起來的年輕人是否就完全割離於他們所屬的一代？那倒不是。從保育運動發展出來的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看成為「新社會運動」，不單是因為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民生）之爭而轉為價值之爭，更是由於其動員方式的轉變。以往民眾要參與社會運動，往往要參與居民組織、工會、壓力團體以至政黨。一方面這些組織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即使參加了，都會跟馮檢基、劉千石、張文光的腳步走而變得有組織、有策略、有進有退。今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通過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上述那種對資本和後殖的批判得以在年輕人中快速擴散。而透過facebook 和Twitter，年輕人可以毋須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這種鬆散的、流動的網絡動員，令反高鐵運動的核心與整代相對冷漠的80 後之間，出現了一群新生的運動參與者——他們或多或少受到運動核心的一些論述的影響，但亦深感第四代人那種不安與憤怒。在反高鐵運動中，民間的「高鐵專家組」提出政府方案「浪費公帑」的論述特別觸動一些年輕人，是因為他們目睹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全民共享，政府倒不如用幾百億去解決教育和貧窮問題。這群邊緣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有更強的「即時性」和「情緒性」，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析方法。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健民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電影業的北望與留守
明報
A30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3-11
電影業的北望與留守
前一陣子，港產電影《歲月神偷》奪得第60 屆柏林影展中的水晶熊獎新世代最佳影片。雖然有報章專欄揶揄此乃「小兒科獎」，並「單單打打」一番，但我卻認為港人實在不應如此相輕。如果別人識得欣賞我們，反而自己人卻不識得欣賞，那委實是一大可悲。
《歲月神偷》訴說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情懷，那是完全拍給港人看的一套影片，所以尤其彌足珍貴。這樣說來好像很可笑，港產片不是理所當然的拍給港人看的嗎？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今天我們有大國崛起之後的內地市場。
國內vs.香港票房
從附表中可見，拿去年幾套港產大片為例，《赤壁（下）》、《十月圍城》（跨年總票房實為2.93 億）、《游龍戲鳳》、《大內密探零零狗》為例，它們在國內的票房由兩億多到一億不等，不可謂不驚人。
而它們的香港票房又有幾多？答案是只有約十分之一（見附表）！其實，在同一年，在國內拿到近一億票房的港產大片，還包括《竊聽風雲》（0.9 億）和《麥兜響噹噹》（0.7 億）。
如果再看遠一些，過去幾年，在國內拿到上億票房佳績的電影，還包括：《赤壁（ 上） 》（3.21 億） 、《長江七號》（2.03 億） 、《投名狀》（2.01 億） 、《功夫》（1.60 億）、《錦衣衛》（1.37億）、《大兵小將》（1.22 億）、《梅蘭芳》（1.14 億） 、《全城熱戀》（1.10億）、和《霍元甲》（1.02 億）。
國內市場的吸引力，至此不言而喻。
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北上的代價
前一陣子，曾志偉接受《壹周刊》的人物專訪，結尾為他道出如此一番心聲：
「10 幾年前，他以製片身分，勸電影人目光放遠些，不要拘泥於港產片，應該拍攝給全國人民看的華語片。估不到，本末倒置。『現在幾乎全部人都北上了，反而有大陸觀眾跟我說懷念港產片。我們太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
大家只要記起《無間道》，因為國內要邪不能勝正，所以香港、內地有兩個截然不同版本的結局； 又或者《深海尋人》，因為國內不能說鬼故事，所以結局把一切歸咎於主角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家就明白，什麼是為了「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了。
芸芸眾多周星馳的電影，我最愛的是《國產零零漆》。當中最經典的一幕，莫如是主角零零漆被冤枉而送上刑場，混上其他囚犯一起被處決，正當一眾公安準備行刑，眾犯忙不迭設法脫身，但無論如何淒厲呼冤，又或者表明自己高幹子弟背景，以至賣弄一身鐵掌水上飄武功的，都難逃被處決命運，正當大家以為主角劫數難逃之際，但最後鏡頭一轉，周星馳卻平安大吉，原來他的秘訣，就是只要用上100 元人民幣，便可以把官兵收買，更向歹角義正詞嚴的吐出「上樑不正下樑歪」7 隻字。
當年這一幕看到大家心花怒放，但大家亦知道，也是同一幕，令周星馳在內地的演藝事業，如何波折重重，良久才能「擺平」。難怪今天大家看到他的作品，便是配合主旋律，被「和諧」掉的《長江七號》，當年周星馳的稜角已經被磨平得一乾二淨，香港小民的心聲和脈搏，更加煙消雲散。
徐克便發牢騷說過： 「我最不喜歡看天氣做事，我指的是電檢天氣，和文化天氣。例如現在要談的是和諧社會的題目，便不能拍《水滸傳》；《色戒》後，不能見到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
留守要道德勇氣
我覺得杜琪的電影十分之好看，例如《鎗火》、《PTU》、《跟蹤》等，以及尤其是《文雀》，它把香港很多將會湮沒的景致，以風格化的鏡頭保存了下來，拍出了一個最美麗和有性格的香港；又例如《黑社會II 以和為貴》，當中的政治含意，更直接觸動了港人最敏感的神經，諷刺和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只能處於下風，對方手段之高超，就是連窮兇極惡的黑社會，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乖乖唯命是從。它不會把你趕盡殺絕，反而你要什麼，給你什麼，但卻抓你的把柄，要你手執龍頭，方便直接控制。
但大家都明白，拍出這樣影片的電影人，又如何可以在國內立足呢？拍這樣的一套片，是要很大之道德勇氣的。我明白電影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妻活兒，所以北望神州，完全無可厚非，否則香港電影業也只會是一條死路。
但最後還是容許我，向那些留守香港，拍片是為了給港人看的導演，致以衷心的敬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文章中有關國內的票房數字，參考自：
「時光網」：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
「新浪網」：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file/20100108/09291095251.html
至於有關香港的票房數字，則參考自2010 年2 月22 日，《信報》，頁11。
A30 | MP+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03-11
電影業的北望與留守
前一陣子，港產電影《歲月神偷》奪得第60 屆柏林影展中的水晶熊獎新世代最佳影片。雖然有報章專欄揶揄此乃「小兒科獎」，並「單單打打」一番，但我卻認為港人實在不應如此相輕。如果別人識得欣賞我們，反而自己人卻不識得欣賞，那委實是一大可悲。
《歲月神偷》訴說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情懷，那是完全拍給港人看的一套影片，所以尤其彌足珍貴。這樣說來好像很可笑，港產片不是理所當然的拍給港人看的嗎？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今天我們有大國崛起之後的內地市場。
國內vs.香港票房
從附表中可見，拿去年幾套港產大片為例，《赤壁（下）》、《十月圍城》（跨年總票房實為2.93 億）、《游龍戲鳳》、《大內密探零零狗》為例，它們在國內的票房由兩億多到一億不等，不可謂不驚人。
而它們的香港票房又有幾多？答案是只有約十分之一（見附表）！其實，在同一年，在國內拿到近一億票房的港產大片，還包括《竊聽風雲》（0.9 億）和《麥兜響噹噹》（0.7 億）。
如果再看遠一些，過去幾年，在國內拿到上億票房佳績的電影，還包括：《赤壁（ 上） 》（3.21 億） 、《長江七號》（2.03 億） 、《投名狀》（2.01 億） 、《功夫》（1.60 億）、《錦衣衛》（1.37億）、《大兵小將》（1.22 億）、《梅蘭芳》（1.14 億） 、《全城熱戀》（1.10億）、和《霍元甲》（1.02 億）。
國內市場的吸引力，至此不言而喻。
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北上的代價
前一陣子，曾志偉接受《壹周刊》的人物專訪，結尾為他道出如此一番心聲：
「10 幾年前，他以製片身分，勸電影人目光放遠些，不要拘泥於港產片，應該拍攝給全國人民看的華語片。估不到，本末倒置。『現在幾乎全部人都北上了，反而有大陸觀眾跟我說懷念港產片。我們太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
大家只要記起《無間道》，因為國內要邪不能勝正，所以香港、內地有兩個截然不同版本的結局； 又或者《深海尋人》，因為國內不能說鬼故事，所以結局把一切歸咎於主角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家就明白，什麼是為了「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了。
芸芸眾多周星馳的電影，我最愛的是《國產零零漆》。當中最經典的一幕，莫如是主角零零漆被冤枉而送上刑場，混上其他囚犯一起被處決，正當一眾公安準備行刑，眾犯忙不迭設法脫身，但無論如何淒厲呼冤，又或者表明自己高幹子弟背景，以至賣弄一身鐵掌水上飄武功的，都難逃被處決命運，正當大家以為主角劫數難逃之際，但最後鏡頭一轉，周星馳卻平安大吉，原來他的秘訣，就是只要用上100 元人民幣，便可以把官兵收買，更向歹角義正詞嚴的吐出「上樑不正下樑歪」7 隻字。
當年這一幕看到大家心花怒放，但大家亦知道，也是同一幕，令周星馳在內地的演藝事業，如何波折重重，良久才能「擺平」。難怪今天大家看到他的作品，便是配合主旋律，被「和諧」掉的《長江七號》，當年周星馳的稜角已經被磨平得一乾二淨，香港小民的心聲和脈搏，更加煙消雲散。
徐克便發牢騷說過： 「我最不喜歡看天氣做事，我指的是電檢天氣，和文化天氣。例如現在要談的是和諧社會的題目，便不能拍《水滸傳》；《色戒》後，不能見到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
留守要道德勇氣
我覺得杜琪的電影十分之好看，例如《鎗火》、《PTU》、《跟蹤》等，以及尤其是《文雀》，它把香港很多將會湮沒的景致，以風格化的鏡頭保存了下來，拍出了一個最美麗和有性格的香港；又例如《黑社會II 以和為貴》，當中的政治含意，更直接觸動了港人最敏感的神經，諷刺和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只能處於下風，對方手段之高超，就是連窮兇極惡的黑社會，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乖乖唯命是從。它不會把你趕盡殺絕，反而你要什麼，給你什麼，但卻抓你的把柄，要你手執龍頭，方便直接控制。
但大家都明白，拍出這樣影片的電影人，又如何可以在國內立足呢？拍這樣的一套片，是要很大之道德勇氣的。我明白電影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妻活兒，所以北望神州，完全無可厚非，否則香港電影業也只會是一條死路。
但最後還是容許我，向那些留守香港，拍片是為了給港人看的導演，致以衷心的敬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文章中有關國內的票房數字，參考自：
「時光網」：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
「新浪網」：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film/sinacn/file/20100108/09291095251.html
至於有關香港的票房數字，則參考自2010 年2 月22 日，《信報》，頁11。
保守落後 就爆煲——又一齣藝發局荒誕劇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政策vs.實踐 | By 鄧小樺 2010-03-11
保守落後 就爆煲——又一齣藝發局荒誕劇
文鄧小樺
“文學的死亡， 會令獅子覺醒。這不是不好的事。”——特里．伊格爾頓
今屆財政預算案裡， 「創意」和「青年」這對關鍵詞經常出場。預算案褒獎「香港的青少年頭腦靈活，緊貼世界潮流，在創意產業方面甚具競爭優勢」；在實際政策方面，既有「創意香港」支援本地創意產業，又向青少年推薦「創意智優計劃」。兼者，預算案關注文化藝術，稱為了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將在未來五個財政年度增撥4 億8600 萬元發展藝術節目、培養觀眾，以及加強藝術教育和人力培訓等。預案稱會支持藝術團體和藝術工作者發展品牌節目，以及加強推廣公共藝術和普及文化藝術活動，讓藝術融入社區；尤其強調在學校推動藝術，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鑑賞能力。事實上，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們，早在多年前已著手做著耕耘藝術土壤的工作。秉承五四時代重視青年、著眼群體未來的精神，許多文學工作者自我定位為「文學農夫」，不只在書房裡創作，更把大量的心力花在向青少年推廣文學閱讀及創作的工作上，猶如播種。筆者本身關注藝術，同時專注投入文學藝術範疇，願在此分享切身經歷，以證政策願景與現實執行的落差。
詩歌多媒體表演的學校之路
以筆者為例，二年前以《字花》名義，申請了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的多項計劃資助，策劃了一個名為「在雲上播種——中學多媒體詩歌巡迴表演」的計劃。我們先揀選本土的現代詩，然後邀請本土的年輕藝術工作者，為詩作跨媒體改編，包括音樂唱誦、戲劇、行為藝術、錄像故事，同時也邀請詩人作現場朗誦。我們在策劃方面相當嚴謹，所選的題材廣泛包納青年、老人、歷史、空間、愛情、社區、勞工、哲學：有青少年熱衷的愛情詩、西西寫晨運老人耍太極所感的《雲手》、李家昇以個人私史糅合香港本土歷史的《年譜》、李維怡思考自由觀念的辯證作品《自由的滋味》、陳滅寫旺角行人專用區《說不出的未來》以及鄧阿藍為天水圍婦女寫的詩。然後聯絡8 間中學，在週會中向學生表演，觀眾是數級以至全校的同學。。
跨媒體詩歌演繹近年大行其道。從90 年代中起，無論是日常小型的本土詩歌會，還是去年的國際詩歌之夜（華文世界最大型的國際詩歌活動），文學都不再以單向度的方式出現，而是與音樂、舞蹈、戲劇、行為藝術、攝影、錄像等媒介互動再生，營造更多的思考空間、更複雜的意義流動。在影像主導的年代，在中學以跨媒體藝術演繹文學，當能讓不熟悉純文學的同學有嶄新的藝術體驗。醞釀改編時藝術家也花了許多心思，以讓同學在觀看作品和演出的時候有可理解的起點，不致於墮五里霧中。而現場的反應也讓人滿意：滿禮堂的同學，受到藝術作品的吸引和震撼，不時發出驚歎和笑聲，一有空檔就低頭閱讀手上的詩作文本，節目後會主動舉手發問，顯示出對作品和創作的興趣，後來我們也在網上看到他們對節目的讚許。甚至老師，也是一邊看一邊點頭的。
中學的文學需求大盛
我唸大學時參與過「詩潮社」關夢南先生策劃的中學詩歌多媒體巡迴表演，擔任司儀。當年關先生已表示，此類表演極受中學歡迎，供不應求。幾年過去，我們感到中學本身對推廣文學教育的活動一直上升。這是因為中學必須定期舉辦各類型的文學閱讀及教育推廣活動，更因為教育改革，三三四學制的中國語文科規定學生要有「其他學習經驗」（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簡稱OLE），詩歌多媒體表演正切合了教育建制的需求，而其形式新穎能吸引學生，讓學校更有信心。而不少看過表演的老師也向我們表示，這種形式是同學未曾見過的，即使略感陌生，也開了眼界——對於中學生相對狹窄的生活經驗而言，多題材、有社會關懷和藝術感染力的演繹，其寶貴處不言而喻。
青年在文學範疇裡，一直是重要的動力與希望。文學藝術工作者默默耕耘，等到財政預算開口了、教育制度改革了，八面來風本應水到渠成，結果？
藝發局怎樣對我們？
最近這一屆，《字花》再向藝發局申請進行同樣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結果不獲資助。會見評審員的過程實在令人不滿，在此願付諸公聽。以下不避點名。首先是評審員欠缺跨媒體的視野，例如韋煖先生，開口質疑表演是取悅學生，懷疑其推廣文學的能力。我回應曰書面閱讀與現場觀賞確是兩種經驗，但絕對互動互補，最終目的是帶動同學對作品的興趣與理解，一如粵劇是一種表演，而優美的曲辭同時帶我們欣賞古典文學之美。對方無語。
然後韋煖先生又質疑觀眾人數、認為沒有學生會參加，原來他不知道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們花了好些時間解釋老師會把學生帶到禮堂、每班約有40 人每級約有5 班每次表演平均有3 級學生觀看，即約600 觀眾。對方無語。
而此時韋煖先生身邊的紀馥華先生，竟仍然未明白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需要韋煖先生再向他解釋一輪——而紀馥華先生聽完，還不屑地說這是因為我們強迫學生去聽，若是自願的不會有人來（我想這個觀點相當激進，否定了同學在觀看和經歷後產生興趣的可能，同時否定著許多政府及私人機構進入學校推廣藝術的成效及誠意，甚至否定了9 年強迫教育這制度，值得與大眾分享）。我回應曰《字花》在文化中心外搞六四20 週年詩歌朗誦會，有近300 巿民參加，詩歌朗誦會是大眾接受的藝術形式。對方無語。
然後不知是韋先生還是紀先生質疑，今屆關夢南先生也向藝發局申請進行類似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是否會互相搶奪巿場？我回應曰，學制規定全港中學生都需要「其他學習經驗」，全香港有400多間中學，我們申請的是表演10 次（關先生申請的也是10 次左右），還有300 多間中學有這樣的需求，巿場大得根本毋須搶奪。對方無語。
面對可疑的「競爭」挑撥，我當場指出類似活動本是關先生多年前教懂我們做的，肯定關先生的功勞；後來得知關先生面對類似挑撥時，也當場讚揚了我們。也許是因為不肯自相殘殺，結果我們和關先生的申請，雙雙不獲資助。
無語、無語、無語。辯論、理據甚至數字都贏，但評審結果卻輸。像不像立法會的議案投票結果？
獅子的覺醒
跨媒體互動本是藝術本質，也是當下藝術的大勢，藝發局近年也設立了「跨媒體藝術範疇」，甚至連民政局最近推動的「藝綻冬日」計劃，也開明地採取了跨媒體的呈現方式。財政預算裡肯定了推動文化藝術的重要性，教育制度催生了學校對文學的需求——而某些人，不但在藝術方面保守落後、欠缺跨媒體視野，不同情青年搞或面向青年的藝術計劃，連中學週會都不能理解，只是因為佔據了權力位置，就毫無理由地否定、扼殺了面向青年的良好藝術計劃，一切只以「資源有限」來搪塞。這些欠缺基本藝術常識、落後於形勢、好像連報紙都不看的人，憑什麼去審批民間創意的勞動？余生也晚，想問問這些人是經過如何的權力運作與歷史事件，才得到這樣的權力？
藝發局的審批問題，多年來都受質疑。不少有心有能力的人會去當藝發局審批員，希望公帑能更良好地運用。筆者絕無意否定藝發局的所有審批員，更不想把問題只歸咎於個別人士的水準問題、抽籤的運氣問題。我們要問的是，藝術發展局有沒有機制，去確保真正有能力的開明人士，去決定公帑的運用？當有審批員做出有違藝發局本身宗旨、甚至與政策願景相違背的事，藝發局有沒有機制去制衡、調整？藝發局現在連一般的上訴和投訴機制都沒有，評審過程和結果不透明，如何讓藝術界心服？不民主、不自求進步、不貼近民間的官方機構，到最後會受到社會輿論和藝術界的兩面炮轟，連同整個政府都拖下水，付出沉重代價。《文化現場》連番炮轟藝發局，頗獲支持；也有本土獨立音樂界的人士，為要求藝發局代表民間聲音而遊行到藝發局。明明可見，有些位高權重的人做得太過份了，正把一切迫近爆發邊緣。「文學的死亡，會令獅子覺醒。這不是不好的事。」——特里．伊格爾頓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政策vs.實踐 | By 鄧小樺 2010-03-11
保守落後 就爆煲——又一齣藝發局荒誕劇
文鄧小樺
“文學的死亡， 會令獅子覺醒。這不是不好的事。”——特里．伊格爾頓
今屆財政預算案裡， 「創意」和「青年」這對關鍵詞經常出場。預算案褒獎「香港的青少年頭腦靈活，緊貼世界潮流，在創意產業方面甚具競爭優勢」；在實際政策方面，既有「創意香港」支援本地創意產業，又向青少年推薦「創意智優計劃」。兼者，預算案關注文化藝術，稱為了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將在未來五個財政年度增撥4 億8600 萬元發展藝術節目、培養觀眾，以及加強藝術教育和人力培訓等。預案稱會支持藝術團體和藝術工作者發展品牌節目，以及加強推廣公共藝術和普及文化藝術活動，讓藝術融入社區；尤其強調在學校推動藝術，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鑑賞能力。事實上，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們，早在多年前已著手做著耕耘藝術土壤的工作。秉承五四時代重視青年、著眼群體未來的精神，許多文學工作者自我定位為「文學農夫」，不只在書房裡創作，更把大量的心力花在向青少年推廣文學閱讀及創作的工作上，猶如播種。筆者本身關注藝術，同時專注投入文學藝術範疇，願在此分享切身經歷，以證政策願景與現實執行的落差。
詩歌多媒體表演的學校之路
以筆者為例，二年前以《字花》名義，申請了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的多項計劃資助，策劃了一個名為「在雲上播種——中學多媒體詩歌巡迴表演」的計劃。我們先揀選本土的現代詩，然後邀請本土的年輕藝術工作者，為詩作跨媒體改編，包括音樂唱誦、戲劇、行為藝術、錄像故事，同時也邀請詩人作現場朗誦。我們在策劃方面相當嚴謹，所選的題材廣泛包納青年、老人、歷史、空間、愛情、社區、勞工、哲學：有青少年熱衷的愛情詩、西西寫晨運老人耍太極所感的《雲手》、李家昇以個人私史糅合香港本土歷史的《年譜》、李維怡思考自由觀念的辯證作品《自由的滋味》、陳滅寫旺角行人專用區《說不出的未來》以及鄧阿藍為天水圍婦女寫的詩。然後聯絡8 間中學，在週會中向學生表演，觀眾是數級以至全校的同學。。
跨媒體詩歌演繹近年大行其道。從90 年代中起，無論是日常小型的本土詩歌會，還是去年的國際詩歌之夜（華文世界最大型的國際詩歌活動），文學都不再以單向度的方式出現，而是與音樂、舞蹈、戲劇、行為藝術、攝影、錄像等媒介互動再生，營造更多的思考空間、更複雜的意義流動。在影像主導的年代，在中學以跨媒體藝術演繹文學，當能讓不熟悉純文學的同學有嶄新的藝術體驗。醞釀改編時藝術家也花了許多心思，以讓同學在觀看作品和演出的時候有可理解的起點，不致於墮五里霧中。而現場的反應也讓人滿意：滿禮堂的同學，受到藝術作品的吸引和震撼，不時發出驚歎和笑聲，一有空檔就低頭閱讀手上的詩作文本，節目後會主動舉手發問，顯示出對作品和創作的興趣，後來我們也在網上看到他們對節目的讚許。甚至老師，也是一邊看一邊點頭的。
中學的文學需求大盛
我唸大學時參與過「詩潮社」關夢南先生策劃的中學詩歌多媒體巡迴表演，擔任司儀。當年關先生已表示，此類表演極受中學歡迎，供不應求。幾年過去，我們感到中學本身對推廣文學教育的活動一直上升。這是因為中學必須定期舉辦各類型的文學閱讀及教育推廣活動，更因為教育改革，三三四學制的中國語文科規定學生要有「其他學習經驗」（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簡稱OLE），詩歌多媒體表演正切合了教育建制的需求，而其形式新穎能吸引學生，讓學校更有信心。而不少看過表演的老師也向我們表示，這種形式是同學未曾見過的，即使略感陌生，也開了眼界——對於中學生相對狹窄的生活經驗而言，多題材、有社會關懷和藝術感染力的演繹，其寶貴處不言而喻。
青年在文學範疇裡，一直是重要的動力與希望。文學藝術工作者默默耕耘，等到財政預算開口了、教育制度改革了，八面來風本應水到渠成，結果？
藝發局怎樣對我們？
最近這一屆，《字花》再向藝發局申請進行同樣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結果不獲資助。會見評審員的過程實在令人不滿，在此願付諸公聽。以下不避點名。首先是評審員欠缺跨媒體的視野，例如韋煖先生，開口質疑表演是取悅學生，懷疑其推廣文學的能力。我回應曰書面閱讀與現場觀賞確是兩種經驗，但絕對互動互補，最終目的是帶動同學對作品的興趣與理解，一如粵劇是一種表演，而優美的曲辭同時帶我們欣賞古典文學之美。對方無語。
然後韋煖先生又質疑觀眾人數、認為沒有學生會參加，原來他不知道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們花了好些時間解釋老師會把學生帶到禮堂、每班約有40 人每級約有5 班每次表演平均有3 級學生觀看，即約600 觀眾。對方無語。
而此時韋煖先生身邊的紀馥華先生，竟仍然未明白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需要韋煖先生再向他解釋一輪——而紀馥華先生聽完，還不屑地說這是因為我們強迫學生去聽，若是自願的不會有人來（我想這個觀點相當激進，否定了同學在觀看和經歷後產生興趣的可能，同時否定著許多政府及私人機構進入學校推廣藝術的成效及誠意，甚至否定了9 年強迫教育這制度，值得與大眾分享）。我回應曰《字花》在文化中心外搞六四20 週年詩歌朗誦會，有近300 巿民參加，詩歌朗誦會是大眾接受的藝術形式。對方無語。
然後不知是韋先生還是紀先生質疑，今屆關夢南先生也向藝發局申請進行類似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是否會互相搶奪巿場？我回應曰，學制規定全港中學生都需要「其他學習經驗」，全香港有400多間中學，我們申請的是表演10 次（關先生申請的也是10 次左右），還有300 多間中學有這樣的需求，巿場大得根本毋須搶奪。對方無語。
面對可疑的「競爭」挑撥，我當場指出類似活動本是關先生多年前教懂我們做的，肯定關先生的功勞；後來得知關先生面對類似挑撥時，也當場讚揚了我們。也許是因為不肯自相殘殺，結果我們和關先生的申請，雙雙不獲資助。
無語、無語、無語。辯論、理據甚至數字都贏，但評審結果卻輸。像不像立法會的議案投票結果？
獅子的覺醒
跨媒體互動本是藝術本質，也是當下藝術的大勢，藝發局近年也設立了「跨媒體藝術範疇」，甚至連民政局最近推動的「藝綻冬日」計劃，也開明地採取了跨媒體的呈現方式。財政預算裡肯定了推動文化藝術的重要性，教育制度催生了學校對文學的需求——而某些人，不但在藝術方面保守落後、欠缺跨媒體視野，不同情青年搞或面向青年的藝術計劃，連中學週會都不能理解，只是因為佔據了權力位置，就毫無理由地否定、扼殺了面向青年的良好藝術計劃，一切只以「資源有限」來搪塞。這些欠缺基本藝術常識、落後於形勢、好像連報紙都不看的人，憑什麼去審批民間創意的勞動？余生也晚，想問問這些人是經過如何的權力運作與歷史事件，才得到這樣的權力？
藝發局的審批問題，多年來都受質疑。不少有心有能力的人會去當藝發局審批員，希望公帑能更良好地運用。筆者絕無意否定藝發局的所有審批員，更不想把問題只歸咎於個別人士的水準問題、抽籤的運氣問題。我們要問的是，藝術發展局有沒有機制，去確保真正有能力的開明人士，去決定公帑的運用？當有審批員做出有違藝發局本身宗旨、甚至與政策願景相違背的事，藝發局有沒有機制去制衡、調整？藝發局現在連一般的上訴和投訴機制都沒有，評審過程和結果不透明，如何讓藝術界心服？不民主、不自求進步、不貼近民間的官方機構，到最後會受到社會輿論和藝術界的兩面炮轟，連同整個政府都拖下水，付出沉重代價。《文化現場》連番炮轟藝發局，頗獲支持；也有本土獨立音樂界的人士，為要求藝發局代表民間聲音而遊行到藝發局。明明可見，有些位高權重的人做得太過份了，正把一切迫近爆發邊緣。「文學的死亡，會令獅子覺醒。這不是不好的事。」——特里．伊格爾頓
「5 區公投」與談判對話應互相配合
明報
A30 | MP+觀點 | By 黃鶴鳴 2010-03-10
「5 區公投」與談判對話應互相配合
「It's not a campaign, It's a movement」（這不是選舉，這是一場運動）。這是美國影星辛潘在電影《夏菲米克的時代》的一句對白。此片真人真事改編，講述1970 年代美國三藩市的一個小鎮卡斯特羅（Castro）。當時美國仇視同性戀者的風氣普遍，很多同性戀者因而被迫流落聚居於該小鎮。影片主角Harvey Milk 便是其中一位，他有感於同性戀者以至弱勢社群得不到公平對待，於是決定參選議員，透過選舉過程，喚醒社會關注同性戀者及弱勢社群的權益，如他於片中所說，他不是選舉中的候選人，他所推的議題及所掀起的社會運動才是主角。
不是「各有各做」
公社兩黨現進行的「5 區公投」運動，理念也是一樣。於5 月進行的補選，結果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普羅大眾能否在這兩個月的過程中，更了解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弊處，經思考討論後透過投票就功能組別的存廢作一表態。本報專欄早前已有文章提及，這種透過議員辭職補選，讓國民就某單一政策議題投票表態，外國早有先例，包括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為推郵政私營化，解散國會重選，及英國在野黨議員因不滿政府修訂反恐法而辭職補選。民調顯示支持「5 區公投」的市民仍是少數，主因是大部分市民認為「公投」運動耗費公帑。這亦是建制派現時杯葛及抨擊「5 區公投」的主旋律。建制派降低層次，只抨擊「公投」運動花費公帑，不敢藉此機會與民主派正面交鋒，辯論功能組別的存廢，是「避重就輕」，亦可能因自知理虧，而寧做逃兵。
市民不認同「公投」運動，亦不足為怪，因這是香港首次出現重過程多於結果的選舉。而社會一向功利掛帥，自小讀書的目的便是求分數，而非為享受求學過程。在凡事慣以成本效益為考慮，所謂「有無數」，市民自然不易對「公投」運動背後的意義產生共鳴。相反，簡單的指出「公投」補選需1.5 億元公帑，市民就共鳴得多，可悲的是這不代表市民已明白現時政治制度的缺陷。我所認識的一些中產朋友，原來仍不知功能組別有何不妥，為何應廢除。
中央釋出善意孤立公投派
以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為首的溫和民主派，現正謀求與中央對話。現時普選聯與公投派是分道揚鑣， 「各有各做」。但我認為兩派並不互相排斥，甚至應互相合作，以向中央軟硬兼施。我認為中央現時向普選聯釋出善意，是借普選聯「過橋」，孤立公投派，以一貫共產黨「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策略。即使日後普選聯可坐上談判桌，談判終究講的是籌碼，而不是互信。中央政府與民主派根本非兩個對等單位，普選聯並無談判籌碼可言。同時，公社兩黨肯定不會獲與中央談判的入場券。唯望若「公投」投票率高，可為中央帶來一點壓力，作為一點兒的政治籌碼，在一方可能有談判的入場券但沒有籌碼，另一方可能有談判籌碼，但沒有入場券的情下，普選聯與公社兩黨則更應加緊合作，裏應外合， 而不是「各有各做」。如何把「公投」的選票，成功轉化為談判桌上的籌碼，便要考民主派的政治智慧。
我認為普選聯不應被動地等待中央開啟談判之門，因在「公投」運動曲終人散後，民主派的議價能力便更薄弱。普選聯應施壓中央於「公投」前作實質談判，及讓中央知道若它原來也只是拖字訣，只是借普選聯打壓「5 區公投」，根本沒有誠意實施真普選，溫和派也有「反離場」的可能。至於支持民主的市民，無論之前是否認同「5 區公投」的策略，現時也應團結支持這運動，補選時踴躍投票，以增加民主派與中央談判的籌碼。
作者是律師、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A30 | MP+觀點 | By 黃鶴鳴 2010-03-10
「5 區公投」與談判對話應互相配合
「It's not a campaign, It's a movement」（這不是選舉，這是一場運動）。這是美國影星辛潘在電影《夏菲米克的時代》的一句對白。此片真人真事改編，講述1970 年代美國三藩市的一個小鎮卡斯特羅（Castro）。當時美國仇視同性戀者的風氣普遍，很多同性戀者因而被迫流落聚居於該小鎮。影片主角Harvey Milk 便是其中一位，他有感於同性戀者以至弱勢社群得不到公平對待，於是決定參選議員，透過選舉過程，喚醒社會關注同性戀者及弱勢社群的權益，如他於片中所說，他不是選舉中的候選人，他所推的議題及所掀起的社會運動才是主角。
不是「各有各做」
公社兩黨現進行的「5 區公投」運動，理念也是一樣。於5 月進行的補選，結果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普羅大眾能否在這兩個月的過程中，更了解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弊處，經思考討論後透過投票就功能組別的存廢作一表態。本報專欄早前已有文章提及，這種透過議員辭職補選，讓國民就某單一政策議題投票表態，外國早有先例，包括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為推郵政私營化，解散國會重選，及英國在野黨議員因不滿政府修訂反恐法而辭職補選。民調顯示支持「5 區公投」的市民仍是少數，主因是大部分市民認為「公投」運動耗費公帑。這亦是建制派現時杯葛及抨擊「5 區公投」的主旋律。建制派降低層次，只抨擊「公投」運動花費公帑，不敢藉此機會與民主派正面交鋒，辯論功能組別的存廢，是「避重就輕」，亦可能因自知理虧，而寧做逃兵。
市民不認同「公投」運動，亦不足為怪，因這是香港首次出現重過程多於結果的選舉。而社會一向功利掛帥，自小讀書的目的便是求分數，而非為享受求學過程。在凡事慣以成本效益為考慮，所謂「有無數」，市民自然不易對「公投」運動背後的意義產生共鳴。相反，簡單的指出「公投」補選需1.5 億元公帑，市民就共鳴得多，可悲的是這不代表市民已明白現時政治制度的缺陷。我所認識的一些中產朋友，原來仍不知功能組別有何不妥，為何應廢除。
中央釋出善意孤立公投派
以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為首的溫和民主派，現正謀求與中央對話。現時普選聯與公投派是分道揚鑣， 「各有各做」。但我認為兩派並不互相排斥，甚至應互相合作，以向中央軟硬兼施。我認為中央現時向普選聯釋出善意，是借普選聯「過橋」，孤立公投派，以一貫共產黨「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策略。即使日後普選聯可坐上談判桌，談判終究講的是籌碼，而不是互信。中央政府與民主派根本非兩個對等單位，普選聯並無談判籌碼可言。同時，公社兩黨肯定不會獲與中央談判的入場券。唯望若「公投」投票率高，可為中央帶來一點壓力，作為一點兒的政治籌碼，在一方可能有談判的入場券但沒有籌碼，另一方可能有談判籌碼，但沒有入場券的情下，普選聯與公社兩黨則更應加緊合作，裏應外合， 而不是「各有各做」。如何把「公投」的選票，成功轉化為談判桌上的籌碼，便要考民主派的政治智慧。
我認為普選聯不應被動地等待中央開啟談判之門，因在「公投」運動曲終人散後，民主派的議價能力便更薄弱。普選聯應施壓中央於「公投」前作實質談判，及讓中央知道若它原來也只是拖字訣，只是借普選聯打壓「5 區公投」，根本沒有誠意實施真普選，溫和派也有「反離場」的可能。至於支持民主的市民，無論之前是否認同「5 區公投」的策略，現時也應團結支持這運動，補選時踴躍投票，以增加民主派與中央談判的籌碼。
作者是律師、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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